寸寸河山寸寸金，【亻瓜】离分裂力谁任？杜鹃再拜忧天泪，精卫无穷填海心。
由于这个“亻瓜”字十分罕见，加上又是篆书，一时读不出来，卡了壳，结果引发了人们的议论。作为中国最高学府的掌门人，这已经比较难堪的了。岂料，事情竟然无独有偶，纰漏接连出现：当晚，清华大学一位知名教授、国际问题研究专家，在应邀做客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时，又郑重其事地把清华大学这幅书法赠品的“小篆”体说成是“小隶”，大出洋相，再次掀起了舆论的波澜。
其实，就这件事情本身而言，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媒体上犯不上大动干戈。应该说，作为一位自然科学家，或者那位“日本通”——国际问题专家，缺乏某些古代文化方面的素养，原无足大惊小怪。即便是专业文史工作者，读个错字，有时也难免；君不见那些“口力劳动”专家——播音员、主持人，把人家的爸爸说成“家父”，把“晝”读作“畫”吗？何况那位校长，“不知为不知”，态度是比较老实的。只是由于他们是清华大学的校长和知名教授，在这种举世注目的场合表现如何，关系至大，就不能不引起各种各样的评说，自然也会超出事件本身而连带引发出一些感慨。
比如，有人就慨乎其言地说，当前新的一代自然科学家的人文素养，要比老一辈的相差很远。钱学森、华罗庚、竺可桢、梁思成、苏步青、杨振宁……都是学贯中西、文理兼擅的大学者，他们不仅在本专业方面高张胜帜，卓有建树，而且都是一代人文之翘楚。可是，现时一些自然科学家，能够步其后尘者又有多少呢？有人甚至断言，当代之所以不能产生大师，其症结即在于此。而从事外交工作与国际问题研究，可能比自然科学家更需要文史知识、人文素养。周总理、陈毅元帅，博学多文，堪称这方面的典范，自不待言；就说前面提到的那位外交家黄遵宪，他的诗写得多好啊，不然，怎能成为晚清诗界革命的魁首呢！
事实上，掌握多方面知识，特别是对于人文科学的作用，许多自然科学家都有深切体会。1979年诺贝尔物理学奖金获得者S.格拉肖说过：
往往许多物理问题的解答，并不在物理学范畴之内。涉猎多方面的学问，可以提供开阔的思路，比如多看看小说，有空去逛逛动物园，也会有好处的。这可以帮助提高想象力。
他还谈到，“对世界或人类活动中的事物形象掌握得越多，就越有助于发展抽象思维”。
也有论者认为，要求一般科学家都能达到大师一级的“通识”，并不现实，也不需要；但以之要求国内首屈一指的名牌大学的一校之长，则并非苛求，否则，就不足以当此重任。这还不仅仅是有碍观瞻之类的场面上的事，它直接关系着国内一流人才的培养，也代表了中国最高学府的学术水平。
从“吃一堑长一智”的角度来看问题，这次尴尬的出现，也许是一件好事。它暴露了当前社会发展、智力开发、人才培养中的一些偏颇，应该引起当权者和上层人士的一些反思。从一定意义上说，这种令人尴尬局面的出现带有一定的必然性，——它是我国长期以来忽视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直接后果。近些年来，人们普遍叫喊国民素质低下，传统文化断层，究其根源，片面强调技术理性、工具理性，长期忽视人文科学，该是一个重要原因。针对近期发生的一些事件，著名学者王向峰有诗云：
分工精细不趋同，器使因材运始通。已是天人成一体，两科融汇始从容。
我觉得，当下起码应该反思这样几个问题：
其一，从发展战略来说，在从科学转化为技术、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整个过程中，人文社会科学起着导向与支撑作用。所谓“科学兴国”就应该体现这一点。因为科学里同时包含着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双重内涵。可是，由于许多人把科学兴国等同于技术兴国，结果只重视技术的作用，而忽略了科学，特别是人文科学的极端重要性。上个世纪以来，在西方许多国家，杜威的工具主义（否定思想、理论的客观性与价值）曾经产生过很大的冲击力，致使工具理性、技术理性大行其时，而价值理性却遭受不应有的忽视。今天，我们应该以此为戒。
其二，从实际工作来说，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片面理解，加上干部考核中出现的唯GDP马首是瞻的弊端，致使许多人只重视眼前看得见的效果，修马路、建厂房、抓项目，而对需要较长时间才能见效的科学、教育、文化则不肯投入足够的力量。
其三，从用人来说，有个因材器使、用其所长问题。像清华这样的名校，请出一位大科学家来当校长，是绝对必要的；当然，又不是任何一位大科学家都能当此重任。
当年，美国制造原子弹原是爱因斯坦提议的，由他来担任“曼哈顿工程”的总负责人，似乎是天经地义。但是，美国政府却偏偏选中了奥本·海默这个二流物理学家来担任这个要职。原因在于，奥本·海默具有知识面广、善于团结人、组织能力强等特点，——这是这项巨大工程的组织领导者所必须具备的素质。几年后原子弹成功地爆炸了，证明这个人选非常合适。
这一切，都说明知人善任、因材器使是何等重要！
（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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