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下”是个形象的说法，其实，就是在府上找个混饭吃的角色，或者说谋个差事。有的做门下食客、门客、幕僚，有的做权贵之家供使唤的人；后世在含义上，也包括了门生、弟子、门下晚生。在旧时代，有没有这样一层关系，可是非同小可的。那些弄权者，往往把它作为后日派系的基础、发迹的阶梯、党争的凭借。
公元1100年，宋哲宗赵煦死去，徽宗赵佶继位。此后的六年中，政局曾发生过两次很大的波动：徽宗即位伊始，由皇太后向氏听政，新派代表人物、宰相章惇被免，而一班被章惇派系所贬斥的官吏逐渐被召回，因而旧派出现了复苏的势头。但向太后听政只有七个月，徽宗亲政之后，变质的新派人物蔡京独掌大权，目旧派人物为奸党，大起党祸，这样，旧派势力重又衰落下去。他们闹来闹去，无非是凭借那些派系人物。
诗人黄庭坚目睹这种政海波澜，看到新派、旧派“走马灯”般地轮番排斥异己，大闹党争，心下有很深的感触。他在组诗《病起荆江亭即事》中，对于当时的政局得失，做出了比较客观、正确的判断。组诗共十首，其中第五首是：
成王小心似文武，周召何妨略不同？不须要出我门下，实用人材即至公。
他的意思是说：周成王继承了大统之后，十分谨慎小心，和前代的周文王、周武王有些相像；而辅政大臣周公和召公，他们的意见与举措却略有不同，其实，这又何妨？只要大家都能像周公、召公那样公忠体国，从国家大计出发引荐人才，立身行事，也就算得上至公至正了。何必一定要出自我的门下，成为我的派系，才算人才呢？这首诗主要是针对当时激烈的党争而作，但它提出的问题，却有普遍而深远的意义。
在我们民族的历史上，从来就有两条对立的路线：一条是任人唯贤的路线，一条是任人唯亲的路线。
唐太宗李世民曾公开声明：“我为官择人，唯才是与。苟或不才，虽亲不用；如其有才，虽仇不弃。”以其选才、用才的实践来检验，他还是说到做到的。有个庞相寿，早年曾在李世民的秦王府当过幕僚，后来出任濮州刺史，在任上犯了贪污罪，被革职为民。他跑到唐太宗那里叙旧、拉关系，企图求得宽恕，重新留用。唐太宗听了魏徵的劝告，认识到用人要公道正派，“不得独私故人”，便给了一点钱财，打发他回老家去，庞相寿只好“流涕而去”。
而项羽则是任人唯亲的一个典型。正如陈平所说，项王所任用之人，不是他们姓项的一家，就是他妻子的兄弟。大批智能之士被排斥，受压抑，就连他身边的几个突出的奇才也未能信用，最后导致了别姬、自刎的悲惨下场。东汉时期这个问题更为严重，公卿将相多数都是名门望族。特别是刘秀故乡南阳的人拔擢、重用的过多，甚至儿女婚嫁都要在这个特权范围内选择。以致一些名门望族门生故吏满天下，形成了许多大大小小的派别与私人集团。六朝时的梁朝对士族尤为尊崇，完全按照东晋时编的《百家谱》来选官取士。有的士族由于与非士族的人家通婚，竟被视为大逆不道，禁锢终身。武则天时的夏官尚书吴之恩公开宣称：“凡与我为善者，即为善人；与我为恶者，即为恶人。”这可以说是“以我画线”的…典型。
明代的政治家刘基，针对“任人唯亲”的门阀制度，写过一篇寓言，予以辛辣的抨击。他说：郁离子的马生了一匹好马驹，别人对他说，这是一匹千里马，应该把它送到皇帝那里去。于是，他把马驹送到京城。皇帝看到后，首先叫管马的太仆查阅《方贡》——一部专门记载各地进贡特产的书籍。太仆查阅一番，禀告说：“马，确实是良马。只是它并非冀北所产。”这样，这匹千里马就被放置在外面了。
“不须要出我门下，实用人材即至公。”黄庭坚的诗从正面阐述，一语破的；而刘基的寓言，则是运用曲笔，进行旁敲侧击。一个直截了当，一个含蓄隐晦，二者殊途同归，用意都是一样的。
（198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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