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世纪，风云变幻，甲申之变，天崩地解。虽治乱相仍，事有必至，而铜驼荆棘，百姓涂炭，亦云悲矣！文学盛衰，固关乎国运，其间妍媸消息，又何与于政事？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者，未必尽然也。文人士夫，于天下板荡之际，或义无反顾，致命成仁；或随波逐流，与世浮沉；或特立孤行，冰操雪节；或腼颜更仕，名标贰臣。行藏出处，人各相异，毁誉荣辱，总成寂寞身后之事。然身当鼎革之世，苍黄反覆，皆有难言之隐者，则人人尽同，不必以群分也。华表归鹤，服饰尽易；江头燕子，旧垒都非。昔日“顾误”之癖，转为“黍离”之歌；旗亭较胜，翻成泽畔之吟矣。加之圈地迁海，奏销文网，科场纷纭，三藩乱作，文人顾影自怜，何暇兼济？修齐治平，总成虚幻。于是感慨万端，形诸文字，或作变徵之声，或作和平之音，滔滔汩汩，言有尽而意无穷，差可为写心胜筹，此则渔洋神韵之所由兴也。将此百年文学，赓续编年，丛书体例俱在，雷池有界，不敢妄越。然时世有别，质文代变；资料参差，迥然相异。划一求之，难免胶柱鼓瑟，寿陵失步，何如会通规矩，我用我法，统一之下，不避变通，庶几春兰秋菊，各极其妍。

    分百年为两段，以永历之亡为限，而不以建州定鼎中原划界，盖一代文学与文人心态如影随形：桂王之死，已绝遗民重见汉官威仪之望；而康熙登极，清廷渐趋盛世，人心思安，文风自有别于胜朝矣。

    文学编年，以人为纲，则作品、形迹皆可集中，脉络清晰，纲举目张。举事略于生年，详于卒年，则尊盖棺定论之传统。若卒年不详或在十七世纪之后，则视其人之文学地位与文学活动年代距康熙三十九年之远近，而于生年或多或寡胪列事实，以俾本书自成体系又能与前后文学编年相继有序。

    编年以人为纲，并非执一而求。无作者或作者生卒年不详者，自当以作品或事迹为纲，按时间胪列。总之，以有限之篇幅提供读者尽可能多之信息为最终目的。

    古人以帝王年号纪年，所遵者农历（或曰夏历），其岁末之若干日，或已交公历年分之翌年。本套丛书纪年概以公历为首，而以帝王年号纪年为括注，年下之月分又从农历，不无龃龉之处。为解决此矛盾，若遇文学家之生卒年在农历之岁末者，本书皆括注其公历之年月，并作为判定作家生卒公历纪年之依据。

    本书选取明清文学家共三百馀人，另有极少数与作家、作品两相关涉之人如柳敬亭、朱方旦等，亦在选中，共达三百三十三人（不计引文中所涉及者）。未知可否概括百年之文学风貌？

    腹笥有限，益信书囊无底，绠短汲深，成此资料之书，总赖主编陈君文新之青睐与湖南人民出版社诸君子之大度，敢不黾勉以求？虽然，挂一漏万，混淆错讹亦在所难免，使读者阅后不作“扣槃扪烛”、“隔靴搔痒”之评，于愿已足，遑论其他！

    是为记。

    乙酉仲夏赵伯陶记于京北天通楼

    （原载《中国文学编年史·明末清初卷》，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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