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教授马振方先生辑校的《聊斋遗文七种》一书，已由北京大学出版社于1998年8月出版，甫问世，即得到蒲学同仁的好评。辑校者审慎的辨伪、精细考证以及悉心的校注，令这部本属资料辑集范畴的图书，发出学术研究的辉光。笔者于70年代末就读北大中文系时，曾与众多同学共同选修了马先生的小说艺术课，受益良多。毕业之后又拜读到马先生所著《聊斋艺术论》一书，更为作者鞭辟入里、细腻入微之议论所折服。马先生过去曾写过小说，有创作经验，因而剖析《聊斋》的艺术特色往往能有真知灼见，而非隔靴搔痒的泛泛之论，其“表意说”就极准确地抓住了蒲松龄小说的主要特征。此后，笔者又陆续读到马先生《蒲松龄辛卯岁贡考》、《〈陈淑卿小像题辞〉考辨》等一系列显示深厚考证功底的论文，方知马先生不仅仅是探讨小说艺术的行家里手，也是擅长考据的学者，而后者正是《聊斋遗文七种》一书具有相当学术价值的保证。
蒲松龄集的全面整理辑集，始于1936年上海世界书局出版的路大荒所编《聊斋全集》，限于当时条件与其他因素，此全集并不完备。上世纪60年代初，路先生又整理出《蒲松龄集》，包括蒲氏的诗词、文赋、俚曲、戏曲、杂著等，交由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出版。198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又据该集旧纸型挖改若干处后重印出版。《蒲松龄集》的整理出版，耗费了路先生的巨大精力，推动了海内外有关《聊斋志异》的研究。然而限于时代因素，《蒲松龄集》并非蒲集之全帙。1986年，齐鲁书社出版蒲松龄纪念馆编、盛伟辑注之《聊斋佚文辑注》一书，辑集散佚于国内的蒲氏之序、论、书启、呈稿、碑祭文、挽联、拟表、俚曲（《琴瑟乐》）、诗赋、八股制艺及杂著多种，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蒲松龄集》的不足之处。
蒲学界学人久闻日本庆应义塾大学图书馆聊斋文库收有有关蒲氏遗著的抄本二百馀种，日本学者虽有介绍，但毕竟一鳞半爪、真伪莫辨，国内学人每以难窥全豹为憾。庆应义塾大学的这批聊斋材料是由日本医生平井雅尾于20世纪30年代在蒲氏家乡淄川一带多方搜集的。他将这批材料带回日本，50年代初以重价转卖于某企业家，该企业家又转赠庆应大学，终于令这批材料有了公之于世的可能。
1992年春，马振方先生应邀赴日本九州大学任教，得便两访庆应大学聊斋文库，在日本友人的协助下，得将这批材料复印，于1994年3月携回北京。为考辨其真伪，马先生又进行了一番爬梳抉剔的研究，对携归的十六种庆大抄本复制件细心校证芟夷，写有《真伪考议》一文，整理出《聊斋佚文六种》（即《省身语录》、《历日文》、《作文管见》、《对联集萃》、《历字文》、《聊斋小曲》）。前者发表于《蒲松龄研究》纪念专号1995年第3、第4期合刊，后者分刊于《蒲松龄研究》1996年第1、第2两期，限于篇幅，其中《历字文》与《聊斋小曲》只是选录发表。《聊斋遗文七种》所录者为以上所列佚文六种的全文，并分别附录有若干参考资料。其中《对联集萃》是作为“附一种”处理的，而另辑“诗三首”（系辑自庆大所藏两种蒲氏遗著抄本）则作为遗文之一种。所云“七种”，系再加上俚曲《琴瑟乐》而言。对此，辑校者于“前言”中云：
《琴瑟乐》与《聊斋佚文辑注》收载的《闺艳琴声》是同一作品。但后者原本即有缺失，加之删削，非复全貌。庆大本之复制件由藤田佑贤先生于十年前携来中国，并经刘宣先生整理，发表于《蒲松龄研究》（总第二辑）。盛伟先生又将它与两种国内存本即蒲松龄纪念馆藏《琴瑟乐》和博山田氏抄本《闺艳琴声》对照校释，其文载于同期《蒲松龄研究》。由于抄本讹误甚多，甚而至于“难于卒读”（庆大本后附颇长的高珩跋文更是如此），为整理工作带来较多的难题。笔者此次整理，以庆大抄本（复制件）为底本，意校之外，有刘本、盛文作参考，参校以《辑注》之《闺艳琴声》，择善而从，力求近其庐山面目。
辑校者认为《琴瑟乐》曲系在当时流行的民间小曲《闺女思嫁》的基础上扩大、生发创作的，另从《善本戏曲丛刊》所载《万花小曲》中录下《闺女思嫁》作为附录，以资比较，甚便研究者明其渊源。辑校者于此俚曲的校勘工作亦堪称精审，如该俚曲第一支曲【西江月】，原作【清江引】，辑校者改正之后出校云：“按：曲牌‘清江引’，蒲松龄在其所作《钟妹庆寿》、《快曲》、《磨难曲》中多次应用，字句格律大体一致，与‘西江月’相去甚远，此处显系‘西江月’之误。又，‘西’字潦草，形近草体之‘清’；‘月’字由内起笔，一笔连书，形体似‘引’，故此牌应为传抄讹误。”原抄本诸如此类的因形近、音近而讹之处，比比皆是，辑校者细加理校，可称是目前所见《琴瑟乐》最佳善之本。
雍正三年（1725）张元所撰《柳泉蒲先生墓表》碑阴所刻杂著五种，其第一种即为《省身语录》。路大荒编蒲集，只收《省身语录》序一篇，以为正文早佚。庆大有《省身语录》之抄本，但内容仅是“名词典故的解说和各种知识的汇述。其目不仅有‘文事’、‘朝廷’、‘祖孙’、‘父子’，还有‘饮食’、‘器用’、‘珍宝’、‘鸟兽’、‘时岁’、‘技艺’、‘花木’之类。”（见《聊斋遗文七种·是否蒲松龄所作——庆应大学所藏十五种抄本真伪考议》。此文曾于《蒲松龄研究》1995年专刊即第3、第4期合刊发表）这显然与《省身语录》序中所称“敬书格言，用以自省，用以示后”的宗旨不同。据此及其他有关证据，辑校者认为此非碑阴所提及的《省身语录》，且非蒲松龄之作；而庆大所藏另一抄本《聊斋编处世格言百全》，恰恰正是相传久佚的《省身语录》。辑校者对于这一认定有详细的考辨，颇有说服力，读者可参看，恕不赘言。这一发现廓清了蒲学界一个长久的谜团，功不可没。
所谓“省身语录”，就是明末清初坊间曾经广泛流行的“清言”一类小品之作。古人对之还有清语、杂著、杂语、戏书、冰言、韵语、冷语、隽语、警语、嘉言、法语、格言、语录、清话等不同的称谓，也有径呼之为“小品”者。至今仍较著名者如明洪应明的《菜根谭》、屠隆的《娑罗馆清言》、陈继儒的《岩栖幽事》，清代申涵光的《荆园小语》、张潮的《幽梦影》等等，皆属这一类作品。它们皆以言简意赅之语，调和儒、释、道三家之论，作醒世之内容。或淡泊明志，自甘贫贱；或当头棒喝，冷语醒人；或辩证谈艺，另有寄寓；或机锋侧出，妙语惊人。往往三言两语，即收颊上三毫之效。其渊源当与战国间韩非著作中已具雏形的“连珠”这一文体有联系，其形式也受到唐以后语录体盛行的影响。清言之所以在明末清初能够大行其道，无非是社会剧烈变革下的产物，它于平衡文人士大夫倾斜的心理天平功莫大焉，因而极受士人欢迎。蒲松龄《省身语录》的被发现，对于蒲氏诸多著述研究的深入大有裨益。如《菜根谭》有“评议”一则云：
富贵是无情之物，看得他重，他害你越大；贫贱是耐久之交，处得他好，他益你反深。故贪商於而恋金谷者，竟被一时之显戮；乐箪瓢而甘敝缊者，终享千载之令名。[1]
无独有偶，蒲松龄《省身语录》也有一则云：
富贵是无情之物，你看得他重，他害你越大；贫穷乃耐久之交，你处得他好，他益你反深。
对两者作一番比较，可见《语录》此则与《菜根谭》的渊源关系。对此，《真伪考议》在承认《省身语录》“抄本中的联对格言大多还是作者自作”的同时，也指出：“但格言不同于文章，不必句句自作。古之名言、时人隽语，乃至成语、俗谚，均可抄录。”从中可见辑校者对考辨一事的审慎态度。
《历字文》抄本系残本，为蒲松龄汇集有关历史、星相、占卜等知识的杂纂，于了解蒲氏一生思想很有帮助。为考辨此抄本之真伪，辑校者“查阅一部分历象数术之书尚未发现《历字文》残本内容之所由来”，这也是辑校者对蒲氏遗文态度认真负责的体现。值得一提的是，其中《六十年花甲子日年月表》所录明嘉靖四十三年（1564）至万历二十八年（1600）不足三十七年的年干支，与陈垣《二十史朔闰表》全合，但月大、月小与置闰之法与陈《表》皆有不同，这是值得研究的。
《历日文》以四字之韵文概述从远古直至明末数千年的历史演变，辑校者认为：“从内容和形式来看，它显然是受李翰《蒙求》一类书的影响而产生的启蒙读物，但不似《蒙求》及其拟作《十七史蒙求》那样打乱时序，广罗人物，而是由远及近地衍述史迹。”又经细致的考证，辑校者判定：“这本以往未见著录的《历日文》是蒲松龄所作。大约由于是给学童写的启蒙读物，未予重视，便未被记入碑阴和有关著述。”
《作文管见》仅六百馀字，是探讨八股文章写法的，辑校者认为是高珩（为《聊斋志异》作序之第一人）的曾孙辈高传绪录乡先贤蒲松龄之作，以向子弟传授制艺经验的。这一论断辅以有关考证，当是可信的。《作文管见》所论八股文题，“截止”、“截下”、“截上下”题，属于所谓“小题”；“二扇”、“三扇”、“二扇分轻重”则属所谓“大题”。另讲到“其法莫备于今文”的“搭题”，即截搭题，则属于花样翻新的八股文题中的“另类”。小题多用于小考，乡、会试方用大题或截搭题。如此而言，则蒲氏作文原意似非专为蒙学而写。
此外，书中所录《聊斋小曲》、“诗三首”等文字，辑校者也都有一番去伪存真的考证过程，此亦不赘言。辑校者最后下结论说：
以上考议的十五种抄本，除《聊斋小曲》外，可分为三类。第一类，蒲氏所作：《聊斋编处世格言百全》即《省身语录》、《历字文》、《历日文》、《作文管见》。第二类，很可能为蒲氏所作：《聊斋随笔录》（《对联集萃》）。此外九种都属第三类：非蒲氏所作，亦即伪作。至于《聊斋小曲》，只有《尼姑思俗曲》、《新婚宴曲》等七首能确定为蒲作，其馀均难确断，有俟方家考定。便是拙文考定之论，亦孔见刍议，谬误恐多，谨俟厘正。
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实事求是，正是考据者应持的态度，这也是《聊斋遗文七种》一书的特色所在。
蒲松龄著述宏富，尽管《聊斋志异》是人们的重点研究对象，但也不能忽视对其杂著、俚曲与戏曲的探讨，因为后者对于挖掘作者的内心世界以及讨论《聊斋》某些篇章的写作过程，都是不可或缺的。简言之，《聊斋志异》是作者不满现实而向虚幻世界去寻觅理想净土的一种寄托，体现了蒲松龄儒家理念的自觉性，作品反映了他的士林文化品格。而他的俚曲、戏曲及某些杂著，则是作者关注现实而向真实人生寻求公道人心的反映，体现了蒲松龄积极入世的坚定性，作品反映了他的乡村文化品格。两种文化品格的交融，才使其《聊斋志异》达到文言短篇小说的顶峰，有了百看不厌的艺术魅力。《聊斋遗文七种》为蒲学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可信的材料，这正是该书的价值所在。
学术乃天下之公器，马振方先生从日本携回这批庆大珍贵材料以后，能于研读考证辨伪的同时，于1995年3月将这批抄本的复制件指赠给蒲松龄纪念馆，诚为难能可贵之举。这批材料与有关考证公诸世后，极大地推动了蒲学研究。在蒲学研究于我为前辈又是友人、现任《蒲松龄研究》杂志主编的盛伟先生，80年代中即着手辑校《蒲松龄全集》，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该书三大册已于1998年12月由学林出版社出版，是目前辑集蒲氏之作最为完备之本，体现出“前修未密，后出转精”的规律。编者于该书“编订后记”中多次提及马振方先生对蒲学的贡献，文中有云：“《全集》的辑校出版，我是托福于国内外诸专家、学者、师友、同仁的帮助与无私的支持。我自己的力量是微薄的，若没有他们的帮助与支持，我的工作不可能进展得如此顺利。”该文之末，编者又表示：“对于北京大学马振方教授热情、无私的支持与帮助，特表谢意。”[2]引述这些虽是题外话，但也可从侧面看出马振方先生辑校的《聊斋遗文七种》一书的重要价值。
（原载《古籍研究》2000年第3期）
注释：
[1]王同策：《菜根谭注释》，浙江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48页。
[2]盛伟：《蒲松龄全集·编订后记》，学林出版社1998年版，第3451、34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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