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编 书评

    清初继钱谦益之后，王士禛执清初诗坛牛耳近五十年，因倡神韵说而使“天下遂翕然应之”，[1]然而纵观清初文坛，诗家林立，各有千秋，绝非定于一尊。吴伟业才华丰赡，以“梅村体”七言歌行独步一时，与钱谦益、龚鼎孳素有“江左三大家”的美誉。明遗民诗人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屈大均、钱澄之、吴嘉纪、归庄、傅山等人，诗风或有不同，但皆慷慨高歌，以冰节雪操光耀后世。朱彝尊开浙派诗风，与王士禛有“南朱北王”之号。论诗人以南北对举，除体现当时诗坛五音繁会的热闹景象而外，亦是一时风气使然，比朱、王二人略早的施闰章、宋琬二人，也有“南施北宋”之誉。清沈德潜《清诗别裁集》卷三谓：“南施北宋，故应抗行。今就两家论之，宋以雄健磊落胜，施以温柔敦厚胜，又各自擅场。”[2]此外，又有人合“南施北宋”、“南朱北王”四家，又南取海宁查慎行、北取益都赵执信二人，号“六大家”，而有《六家诗选》之刻，[3]可见清初诗坛标榜之一斑。

    上述几位清初诗人，在当时并非都有蜚声诗坛的遭际。王夫之誓不与清统治者合作，常年隐居于深山之中著书立说，默默无闻。道光以后，在他去世将近一个半世纪以后才渐为国人知晓，并成为近世哲学、文学研究者大为瞩目的热门人选。施闰章生前诗名早著，王士禛《池北偶谈》卷一一曾有云：“康熙已来，诗人无出南施北宋之右，宣城施闰章愚山，莱阳宋琬荔裳也。”[4]在施闰章身后相当一段时间，其名声仍然不减当年。晚于他百年之久，生活于嘉庆、道光间的文人陈文述甚至说：“国朝人诗，当以施愚山为第一，为其神骨俱清，气息穆静，非寻常嘲风弄月比也。”[5]然而清亡以后将近九十年的岁月中，有关研究者对于南施北宋似乎丧失了应有的热情，几部文学史提到二人，多因袭旧说缺少深入的探讨；有关文章寥寥，读后也难得要领。这与二人曾驰声清代的巨大诗名很不相称。何以如此？固然有清诗研究一向不受近现代研究者重视的具体原因，但若与钱谦益、吴伟业、王士禛、顾炎武、朱彝尊等清初诗人的有关研究相比，毕竟有失平衡。这是值得今天的文学史家深入思考的一个问题。

    一

    作为《安徽古籍丛书》之一种，由何庆善、杨应芹二位先生点校整理的《施愚山集》的问世，对于清诗研究自是功德无量，至少也为有心探索有关施闰章研究状况“何以如此”的论者提供了极其便利的条件。

    施闰章的诗文集初刻于康熙四十七年（1708），包括文二十八卷、诗五十卷，总名《学馀堂集》，由曹寅梓于扬州，故称楝亭刻本。此本问世距施氏辞世已二十五年。此后雍、乾间又有施氏别集《蠖斋诗话》二卷、《矩斋杂记》二卷之刻，外集《砚林拾遗》、《试院冰渊》各一卷之刻。据《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著录，施集另有“乾隆十二年刊全集九十六卷”本，此即汇印本《施愚山先生全集》，除包括上述所列内容八十四卷外，尚有《家风述略》补刻本一卷、闰章子施彦恪《施氏家风述略续编》一卷、其孙施瑮《随村遗集》六卷以及施念曾《愚山先生年谱》四卷，共成九十六卷。四库抄本《学馀堂集》只收文二十八卷、诗五十卷与外集二卷。1911年，上海国学扶轮社又石印了乾隆间的《全集》本。这次何、杨二人整理施氏全集，即以乾隆间的《全集》本为工作底本，以四库本、扶轮本为校本，又参校了作者传世的稿本《学馀集》三册、《愚山残稿》一册，以及作者改订本《使粤纪行》、《越游草》各一册。作者长孙施琮撰有《客问随述》，指出楝亭刻本的多处错讹，虽有意气用事之嫌，但其价值不容低估。整理者据以参校各本，系从北京图书馆发现，为提高新整理本《施愚山集》的质量打下了基础。整理者在该书《后记》中不无感慨地说：

    我们从一九八二年开始整理《施愚山集》以来，时间已过去了整整十个年头。其间最大的收获莫过于：我们终于看到了施闰章的亲笔手稿和手订本，看到了沉睡近三百年的施琮《客问随述》及其他材料。我们把稿本、手改本与底本中相同的篇目，逐一进行认真的对照比较；对《客问随述》所列楝亭刻本与原本定本的每条“同异”都进行了认真的分析考订，从而据以改正了流传了几百年的楝亭刻本的讹误。

    精心认真标点校勘而外，整理者又勤于搜辑，除楝亭本所收诗3264首、文460篇之外，共辑得佚诗190首，佚文38篇，从而使该书成为目前最完备的施闰章全集。

    全书共包括文集、诗集、《蠖斋诗话》、《矩斋杂记》、《砚林拾遗》、《试院冰渊》、《施氏家风述略》、补遗、附录等九大部分。其中“附录”又分为传志表铭、序跋、杂评摘录、年谱书目四小部分，年谱为整理者新编，《寄云楼书目》系施琮所辑。为方便读者查阅，另由童晓岚编有四角号码检字《施愚山集篇名索引》，附于书后。如此整理清人别集，不可谓不细。尤为细致者，又明显体现于集中有关文字的校勘上。

    文集卷一九有《袁胜之进士墓志铭》一文，中有云：“君讳继梓，胜之其字。生明万历庚申五月十一日，登本朝顺治甲辰进士。”[6]文通字顺，似无讹误。而整理者偏能从中发现问题，故于“顺治甲辰”下出校记云：“顺治似为康熙之误。顺治朝无甲辰年。施闰章于顺治朝最后一年辛丑（1661）年始守湖西，康熙丁未（1667）年裁缺去，据本文‘余尝参守湖西；胜之举进士，来从余游者数年’云云，袁胜之举进士当为康熙初年事。康熙甲辰，即康熙三年（1664）。”此属理校，因无版本依据，故未改原文，仅出校勘记。考《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袁继梓为江西宜春人，考中康熙三年三甲第五十八名进士，与整理者之理校正合。

    文集如是，诗集也有理校之处。如诗集卷三一《宗鹤问见过长干客寓》颈联“避俗且官阁，藏身谁钓竿”，整理者于“谁”字下出校云：“疑为‘唯’之误。”形讹的判断出于联语虚字相对的规律，可见整理者心细，因无版本依据，亦不改字而仅出校记。又如诗集卷三四《九华山中寄顾池州澹叟》一诗，整理者于诗题下出校云：“顾，疑为‘颜’之误。按颜敏号澹叟，顺治时池州知府。”考清代顺、康间有两位中过进士的颜敏，一位字乃来，号澹叟，寄籍顺天宛平，中顺治六年二甲第三十四名进士；一位字不敏，号铸葊，江南盐城人，中康熙四十八年三甲第十三名进士。整理者所指谓者当系前者，而二人于《清史列传》、《清史稿》中皆无传，需要辗转查考其他相关资料。可见一字之讹，发现不易，查考也颇费力气。点校清人别集能够做到这一步，绝非易事。

    上述二例虽仅属个别情况，却颇可表明该书的整理质量。诗集中的大多数校记是与稿本或《客问随述》对校、参校后的异文记录，对于读者阅读与研究皆大有助益，并非率尔操觚。

    此书整理工作的认真还体现于《蠖斋诗话》的校点。《蠖斋诗话》在施氏全集中原为二卷，与《矩斋杂记》二卷同入别集。该诗话另有《昭代丛书》本，仅一卷，内容全同，丁福保辑《清诗话》即据此一卷本，对于文中错讹多未加校改。这次校点《施愚山集》，整理者订正了原诗话中的部分遗漏或错讹。如诗话卷上有“禁捕放生鱼”一则，首云：“唐元相国□□廉察江东，修龟山寺鱼池为放生之所。”整理者于二缺字句下出校云：“缺字当是‘微之’。元微之曾任浙东观察使，修龟山寺。”如果说此理校尚不难查考，那么“月诗”一则，校出引诗作者之讹，就非轻而易举之事了。该则有“右丞‘松际露微月，清光犹为君’”一句，整理者于此句下出校云：“‘松际露微月’为常建诗，此谓右丞，误。”考《全唐诗》卷一四四，引诗二句为《宿王昌龄隐居》一诗中的颔联，的确为常建所作。此讹为整理者发现是不容易的。

    限于《安徽古籍丛书》的统一体例，《施愚山集》只能以竖排简体字付印，这给整理者带来了诸多不便。众所周知，某些繁体字、异体字出现于古诗文中，若径直简化，往往容易产生歧义或发生误解，如“夥”与“伙”、“釐”与“厘”、“蒐”与“搜”等等，不一而足。针对这些情况，整理者分别作出处理，煞费苦心。其实整理古籍，若非普及性的选本、注本，自当以繁体字付印为佳，可以避免诸多不必要的麻烦。标点古书采用专名线，甚便于阅读，但于诗中使用，特别是出现于近体诗的对偶句中时，往往上下句难以对应，就要牺牲一些形式美。如诗集卷三七《别纪孽子》一诗颈联“贵游每结王生袜，诗品群推记室篇”，整理者仅标“记室”以专名线，而漏标“王生”与“诗品”，似有未妥。王生乃人名，事见《史记·张释之传》；记室即指代钟嵘，他曾官宁朔记室，撰有《诗品》一书。“王生”当标人名线，“诗品”当标书名线。然而如此一标，又使对偶句中的平衡遭到破坏，实为两难之事。当然，诗集中的一些专名线漏标或位置有讹，可能是排印中发生的。如“蓼莪”本为《诗经·小雅》中的篇名，诗中出现多彰扬孝道，自应加书名线。《施愚山集》的诗集部分多处出现“蓼莪”，有时加线，有时未标，或是排印与校对中的疏失。标点古籍使用专名线，就有了对古籍“半注释”的性质，却又往往费力不讨好。上述疏漏即使是整理者一时失考，也属白璧微瑕，丝毫不能抵消整理者对于此书的良苦用心。正是由于两位整理者的精心工作，才为我们讨论施闰章其人其诗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二

    施闰章的诗驰名当世，与其人品不无关系。诗人极其注重个人修养，具有儒家传统的“慎独”精神，他将被传统文人视为名山事业的精神财富始终置于物质财富之上。施闰章于卷四《曹氏一家言序》曾说：“夫家挟猗顿之富，不若藏名山之书；岁有九迁之官，不如成一家之言。子桓氏之论文也，以为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文章为不朽盛事，传之无穷。”出于对财利的淡薄，施闰章对于仕宦也有独到的见解：“吾岂恶秩之崇，所惧者官高一级即人品减一等耳！”[7]

    自律甚严，持身唯谨，不仅凸显于施闰章洁身自好、不随波逐流的人生价值取向中；对于家中子弟的教诲，他也以品行为重。补遗《试鸿博后家书十四通》之十四云：“我前书屡言要极意收敛，只当我家不曾作官，地方不觉有此乡绅，乃是好消息。汝辈书绅志之，不是爱此一官，正爱一生品行也。”语重心长，正直坦荡，正是这种积极的人生价值观左右了他的诗风。施闰章在卷七《阳坡草堂诗序》中夫子自道般地说：“诗言志，观其性情；苟非其人，虽学弗工也。”反映于诗中，就有“鹊巢须着稳，莫占最高枝”（《坐独树轩》）的吟哦，很见性格，正可印证他对儒家“诗言志”以及“温柔敦厚”之旨的执著追求。在卷五《曾子学陶诗序》中，施闰章曾说：“古之诗人，代相祖述，人不相袭，亦各其志也。士各有志，故言不苟同。”他已自觉地认识到“诗如其人，不可不慎”（《蠖斋诗话》卷上“诗有本”），因而极力加强道德的自我完善。施肇元《越游草序》说：“余始重尚白之诗，兹乃益重尚白之人矣。气逸而神淡，骨峻而守严，本是以为诗，何曹、刘、沈、宋之不足以肩随欤？”[8]

    为了提高诗艺，施闰章除道德的自我修养以外，就是深治经史，以学力为本，孜孜以求。在卷四《顾赤方诗序》中他说：“诗之工者，作者或不自知，有非学所能至，而非空疏不学者所能倖也。”所谓“非学所能至”无非是宋严羽“夫诗有别材，非关书也”[9]那段话的翻版，而施氏所强调的却是诗人不可“空疏不学”！显然他所追求的是“学人之诗”，却又不同于后世“肌理说”所倡导的学问诗。王士禛《渔洋诗话》卷中有云：

    洪升昉思问诗法于施愚山，先述余夙昔言诗大指，愚山曰：“子师言诗，如华严楼阁，弹指即现；又如仙人五城十二楼，缥缈俱在天际。余即不然，譬作室者，瓴甓木石，一一须就平地筑起。”[10]

    施闰章之语有自谦以誉人之意，但却是他崇尚学力的明证。“诗品出于人品，人品悃歀朴忠者最上”，[11]施闰章追求道与艺的合一，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时有古今，风有正变，体虽则古，言必由衷”（卷四《西江游草序》）。对此，汪琬有更为通透的评论：“顾后之诗人，从未有贯道与艺而一之者，惟其饾饤以为富，剽窃模拟以为工，不饮酒而乐，不疾痛而呻吟，是虽曰无诗，可也。是故学者之通患，而非诗之本教然也。愚山先生道孔孟之道，而学朱陆之学者也；及其为诗，则又命词简切，立意澹远。其体盖近汉魏，而发源则骎骎乎《三百篇》之间，庶几乎能贯道艺者欤！”[12]施闰章的诗如是，文亦如是，全以道德、学力为依归。而他奖掖后进的蔼蔼长者之风，如大力汲引蒲松龄事即一例，也是他声名远播的一个重要原因，此不赘言。

    古人评诗家的诗风，往往朦胧言之，或曰哀感顽艳，或曰纤巧侧丽，或曰清真雅正，或曰温柔敦厚。一言蔽之固难准确概括出一个人的诗风特色，却也大致可窥见诗人的艺术价值取向。若以上述词语概括施闰章的诗，即可以“清真雅正”与“温柔敦厚”形容之。如此风格正符合封建士大夫的文人雅致，但过分追求又极易丧失艺术上的自我。施闰章的诗受到同代人赞誉，诗中见人品与学力是一重要因素。而当道德自我过多地侵占了诗中艺术自我的位置时，同代人也许并不觉得是一种缺失，但随着时代的前行，那些非艺术因素逐渐隐退于诗歌之外以后，就缺少了感人的艺术魅力。这或许是清亡后研究者于施氏的诗没有过多瞩目的原因之一。

    在清初诗人中，钱谦益力排明人拟古诗风，倡导真情，其诗歌创作也有很强的艺术个性；王士禛通过品评古今人诗倡导神韵说，虽缺乏一定的理论深度，却能适应时代的要求，从而引来后世论者的兴趣；吴伟业没有突出的诗歌理论传世，但能以华丽典雅的梅村体歌行倾倒世人，也能光耀后代。与上述三位诗人相比，施闰章的诗歌创作就显得工稳有馀而才华稍逊了，其诗歌理论也因多沿袭旧说而失去光彩。他在卷五《闵子游草序》中曾说：“诗以道性情，其次言事物、资赠答，盖犹有四始六义之遗。”在同卷《适馀堂诗序》中他又说：“必不得已而后言，其言于是乎至。古之诗人皆然，而得之行役羁旅者为多。”这些议论很正确，却缺少超越古人的建树。他的《蠖斋诗话》本当有独到之论，却也因“直录旧文”过多而不见精到诗论。《四库全书总目》认为这部诗话“殆偶然札记，不甚经意之作”，[13]极有见地。

    《蠖斋诗话》上、下二卷各有“诗有本”一则，前者有“一落宋贤，便多笨伯”之论，后者批评“不得其意而专求之体制、风调、音响”的诗风。这些都不过是换个说法的人云亦云。卷下“唐人绝句”一则评崔护、刘禹锡等唐人的七绝“自然入妙”，认为：“所谓诗家三昧，直让唐人独步；宋贤要入议论，着见解，力可拔山，去之弥远。”这似乎显示，施闰章是清初的尊唐派，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第二十九章即认为施氏论诗尊唐抑宋。中国诗坛分唐界宋，肇始于南宋，历经元、明而壁垒森严，至清初，宗唐祧宋或独喜宋调者更各执一词。然而也有转益多师，取向不甚明显者，施闰章即是其人，将他划入尊唐派，有失公允。

    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云：“钱、吴而后，朱、王、施、宋继之。朱、王学钱，若闰章者，庶几足以继响娄东也。宣城诗教，倡自梅尧臣，闰章由之加以变化，章法意境，遂臻绝诣，愁苦之事，皆温柔敦厚以出之。”[14]所谓“娄东”，即指吴伟业，他是尊唐派，邓之诚认为施闰章继响吴伟业，以诗风而论，并不中肯。宋代梅尧臣则是施闰章的乡先贤，他诗风平淡，不尚铅华，这一点倒有些像施闰章的诗风；但他的诗又有议论化、散文化的倾向，因而被刘克庄《后村诗话》誉为宋诗的“开山祖师”。邓之诚认为施闰章有继承宣城诗教之处，有一定的根据。

    施闰章有《柏山祠堂行》一诗，中有句云：“嗟公以诗冠有宋，自许言皆媲雅颂。希声古调知者谁？推倒欧阳天下重。”对梅尧臣可谓推崇备至。施闰章《哭梅雨吉》一诗题下原有小序云：“壬辰春，舟过楚中，读圣俞先生集。”可见他对梅氏的诗是喜欢的。然而王士禛《池北偶谈》卷一八似乎又说施闰章并不尊梅。总之，对于施闰章诗风趋向何在的不同甚至对立的见解，恰可表明其诗无意唐宋藩篱的事实。从他的诗歌创作来看，也难分出唐诗宋调的畛域，而这又是他诗歌艺术特色不够鲜明的表现。

    三

    施闰章的诗诸体皆备，但最擅长的是五言律诗，他自己曾说：“平生诗五言律较多。”（见补遗一《五言律诗自注》）王士禛《池北偶谈》卷一三“摘句图”一则云：“予读施愚山侍读五言诗，爱其温柔敦厚，一唱三叹，有风人之旨。其章法之妙，如天衣无缝，如园客独茧。”[15]实则施闰章的五律章法之妙倒在其次，而联语每见巧思却很常见，这或许就是王士禛为他作“摘句图”，一口气列举了八十二联之多的原因。可以句摘而难以全诗见佳，显示了施闰章诗的一个特色。诗集卷二九有《赠登封叶明府井叔》一诗云：

    吏隐名山窟，高斋云气重。翠屏横少室，明月正中峰。苔绿前朝碣，秋清远寺钟。兴来飞舄得，何处有仙踪？

    通览全诗并不觉如何精彩，但中二联却极精警，景中寓情，恬淡清雅，大有王维、孟浩然山水诗的味道。特别是颔联，王士禛极其欣赏，有“十字令人揽结不尽”[16]的赞叹。其他如“野店寒烟外，山城夕照中”（《偕刘润伯舟发东溪》），句中不用动词而意境清远。“风帆争落日，佛火乱寒星”（《金山寺》），写景中暗寓时间进程，耐人寻味。“江路多春雨，山村易夕阳”（《怀蔡大美江行戏柬》），平易中透露出野趣无限，令人神往。至于“皎月故人远，离情秋水多”（《次韵胡智果秣陵见寄》），“长歌花落径，独步鸟随人”（《春暮》），“乱山成野戍，黄叶自江村”（《泊樵舍》），这些联语，也各有逸趣，不减唐人风调。《寄芝麓先生》有“思苦易成梦，情多难寄书”之句，言情中不乏理趣，又见宋诗意味。

    施闰章近体五律颇多佳联，七律中也时见警句，如“眼穿烽火三秋日，头白关河隔岁心”（《邺侯南村谷公》），“青山不改六朝色，斑鬓重惊千里回”（《乱后归至白门》），“春草迷离弦诵地，夕阳凭吊古今心”（《陶桓公读书台用韵》）等等，皆情景双绘，浑然天成，可见诗人造语功力。康发祥《伯山诗话》云：“施愚山闰章诗气味渊雅，而才力不甚雄富。”所谓“渊雅”正是诗人胸中书多所致，体现了其学人之诗的特征；“才力不甚雄富”则是其诗只宜句摘的原因。从佳联警句中，我们也可以观察到诗人努力追步前人的足迹。

    纯从艺术上讲，施闰章的古诗也自有特点。如七古《为乔石林舍人题扁舟看花图》的前四句：“无数青山天际起，白云横曳山松里。花满东风云欲飞，扁舟谁坐看春水。”写景切合画中情韵，与后几句叙事抒情相映生辉。七古《竹亭短歌赠王贻上》流露一片疏闲散淡情怀，很见性情。然而人们评说施闰章的乐府、古诗，大多从其关心民瘼、慨叹时艰的内容着眼。乐府《浮萍兔丝篇》有小序云：“李将军言：部曲尝掠人妻，既数年，携之南征，值其故夫，一见恸绝。问其夫，已纳新妇，则兵之故妻也。四人皆大哭，各反其妻而去。”清沈德潜《清诗别裁集》卷三评此诗云：“状古来未有情事，以比兴体出之，作汉人乐府读可也，无书无笔人不敢道一字。”[17]诗中充满了诗人对战乱中人民苦难的同情，虽事属巧合，恰从特殊反映出一般。王士禛《香祖笔记》卷四记顺治初年京师卖水人赵逊的遭遇，也很离奇。赵无妻，同辈人为他醵金买妻，得一老妪，赵逊发善心以母事之，感动了老妪，老妪又出藏珠为赵买妇，入门则正是老妪的女儿。原来母女皆被清兵所掠而相失，至是得以团圆。稍晚于施闰章的文言小说家蒲松龄撰《聊斋志异》，其中有《乱离二则》，其一则也写某班役贫不能娶妻，其上官为他出资从清兵所俘获妇口中买妻，结果却接连为这位好心的上官找到了母亲与夫人。三事都有巧合成分，却异曲同工，真实地反映了清初社会混乱之一斑。由此而论，施闰章有关诗歌的认识价值就很高了。乐府《上留田行》：“里中有啼儿，声声呼阿母。母死血濡衣，犹衔怀中乳。”诗中所叙惨状与明吕坤《实政录》卷二所记万历十四年灾荒时期一家四口惨死路上的情景略同，也有很高的认识价值。此外如《鸡鸣曲》、《皇天篇》、《大坑叹》、《竹源坑》、《弹子岭歌》、《棕毛行》等诗，以时事入诗，或为民请命，或太息民艰，都是诗人正直性格的体现。因论者已经多有论及，此不详析。

    总之，施闰章的诗论与诗歌创作都体现了他作为封建时代一位正直文人的胸襟，受重于当世，理所当然。他的诗歌创作数量很多，却由于在继承中缺少创新的成分，没有鲜明的艺术特色，难以令今天的研究者从中找到深入探讨的切入角度，这或许也是施闰章的诗得不到更多研究的一个原因。文学的生命只有在创新中才能延续不断，读《施愚山集》，或许正可给我们以这祥的启示。

    （原载《江淮论坛》1995年第3期）

    注释：

    [1]（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三著录《精华录》十卷，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522页。

    [2]（清）沈德潜：《清诗别裁集》卷三，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3页。

    [3]（清）朱庭珍：《筱园诗话》卷二，郭绍虞编选：《清诗话续编》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2357页。

    [4]（清）王士禛：《池北偶谈》卷一一，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53页。

    [5]（清）陈文述：《书愚山诗抄后》，《施愚山集》第4册附录三，黄山书社1993年版，第288页。

    [6]本文所引用施闰章的诗文，皆源自《施愚山集》，黄山书社1993年版，以下不再出注。

    [7]（清）梅文鼎：《施氏家风述略续编书后》，《施愚山集》附录三，黄山书社1993年版，第4册，第281页。

    [8]（清）施肇元：《越游草序》，《施愚山集》第4册附录三，黄山书社1993年版，第266页。

    [9]郭绍虞：《沧浪诗话校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第26页。

    [10]（清）王士禛：《渔洋诗话》卷中，《清诗话》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63年版，第199页。

    [11]（清）刘熙载：《诗概》，郭绍虞编选：《清诗话续编》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2445页。

    [12]（清）汪琬：《施愚山诗集序》，《施愚山集》第4册附录三，黄山书社1993年版，第249页。

    [13]（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七著录《蠖斋诗话》二卷，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805页。

    [14]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65年版，第580页。

    [15]（清）王士禛：《池北偶谈》卷一三，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03页。

    [16]（清）王士禛：《渔洋诗话》卷上，《清诗话》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63年版，第182页。

    [17]（清）沈德潜：《清诗别裁集》卷三，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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