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中几乎处处可闻女主人公的笑声，作者用意何在？郢书燕说的理解虽无悖于接受美学的原则，但毕竟不是作者的本意。蒲松龄作为旧时代的一位下层文人，其妇女观固然与现代隔膜，而常年的乡村坐馆生涯，也令他与明中叶以来有所发展的个性解放思潮有一定的距离。他的女性理想究竟如何？宽泛言之，未免茫无头绪，而从《婴宁》一篇的命名入手，则为我们提供了解决问题事半功倍的契机。
一
诚如众多研究者所共同指出的那样，作者蒲松龄对于他笔下这位性格鲜明的女性倾注了无比炽热的情感，篇末“异史氏曰”以“我婴宁”称之，即可见一斑。
“婴宁”作为《聊斋志异》中聪慧少女的命名，是有其特点的。这一命名没有“嫦娥”、“云翠仙”般的神话色彩，也不像“娇娜”、“翩翩”那样轻巧艳丽，更不具“莲香”、“胭脂”的世俗风情，的确耐人寻味。有论者在探讨《聊斋》人物的命名规律时，曾以《韩非子·说难》中的“婴鳞”说加以诠解，所谓“婴鳞”即触及龙之喉下逆鳞，常用来比喻人臣犯颜直谏；用于人名，当是敢于触犯封建伦理与道德之意。这与一般所论认为该作品具有反封建礼教的意义的观点同调，体现出艺术接受中的某些时代色彩。实则“婴宁”二字取材于《庄子》。
《庄子·大宗师》中有一段专论学道历程之语，其中阐释“道”之内涵有云：“其为物，无不将也，无不迎也，无不毁也，无不成也。其名为撄宁。撄宁也者，撄而后成者也。”究竟“撄宁”何谓？唐成玄英疏云：“撄，扰动也。宁，寂静也。夫圣人慈惠，道济苍生，妙本无名，随物立称，动而常寂，虽撄而宁者也。”[1]宋林希逸《庄子口义》：“撄者拂也。虽撄扰汩乱之中而其定者常在。宁，定也。撄扰而后见其宁定，故曰撄宁。”明释德清说：“撄者，尘劳杂乱，困横拂郁，挠动其心曰‘撄’。言学道之人，全从逆顺境界中做出，只到一切境界不动其心，宁定湛然，故曰‘撄宁’。”[2]综合上述各家之说，以“扰乱中保持内心安宁”诠释“撄宁”，大致不差。
在古代文献中，“婴”与“撄”为通假字。《孟子·尽心下》有“虎负嵎，莫之敢撄”之语，意即老虎以背靠山角，没有人敢于迫近它。[3]《后汉书·马融传》引《广成颂》运用同一比喻作“负隅依阻，莫敢婴御”。[4]可见“撄”与“婴”皆有触犯之义。蒲松龄以“婴宁”两字为其心目中之理想女性取名，显然本于《庄子》，这与他的个人的读书爱好也有关联。
蒲松龄对于《庄子》一书极为喜好，他58岁时有《庄列选略》之作，其《庄列选略小引》一文中称《庄子》为“千古之奇文”，并加赞叹地说：“其文洸洋恣肆，诚足沾溉后学。时文家窃其唾馀，便觉改现。”[5]他喜读《庄子》，并非倾向于其间“无为”的哲学思想，而是为其论说形式、语言文采所折服。他说：“余素嗜其书，遂猎狐而取其白，间或率凭管见，以为臆说，但求其顺理而便于诵，其虚无之奥义，固余所不甚解，即有所能使余解者，余亦不乐听也。”[6]可见，作者以《庄子》中的词语为自己笔下的女性命名，虽无深沉的哲学蕴涵，却也是深思熟虑后的选择。不同于《聊斋志异》其他篇章的人物命名，“婴宁”二字已不完全是人物姓名的符号或标记，而是凝聚有作者理想女性之内蕴，质而言之，即“扰动外表下的内心安宁”。这从小说的人物形象中也可以分析出来。
二
爱花与善笑是小说《婴宁》中女主人公的两大性格特征。
以花写美人或美人与花两相映衬，相得益彰，是古人文学创作的习见手法。唐李白《清平调词三首》将牡丹花与杨贵妃交相辉映而写，人花合一，所谓“名花倾国两相欢”之吟，千百年来脍炙人口。唐玄宗也将杨贵妃视为“解语花”，[7]属于以花喻人而人胜于花。唐罗隐《牡丹》诗：“若教解语应倾国，任是无情亦动人。”[8]则是以人喻花，风神毕肖。“情所最先，莫如男女”，[9]清代性灵派诗人袁枚如是说。花与美人的合二而一无非是古人男女之情的自然流露。唐无名氏《菩萨蛮》：“牡丹含露真珠颗，美人折向庭前过。含笑问檀郎，花强妾貌强？檀郎故相恼，须道花枝好。一面发娇嗔，碎挼花打人。”这集中反映了古人的一种审美情趣，而在文人中更为显著。
“以爱花之心爱美人，则领略自饶别趣；以爱美人之心爱花，则护惜倍有深情。”[10]稍后于蒲松龄的清初文人张潮如是说。“国色乃人中之花，名花乃花中之人，二物可称同调。”[11]略早于蒲松龄的清初词曲家李渔也如是说。《婴宁》中写花写人杂错纷呈，拈梅花，执杏花，种海棠，探碧桃，以至爱花成癖；典金钗，购佳种，攀木香，惩恶人，无一不与花为伴。这恰如《西厢记》中“他那里侭人调戏軃着香肩，只将花笑撚”[12]的意境渲染一样，蒲松龄以花映衬婴宁，从写作技巧来看，属于侧写法的妙用。
蒲松龄在《与诸侄书》中谈自家写作经验时曾说：“意乘间则巧，笔翻空则奇，局逆振则险，词旁搜曲引则畅。虽古今名作如林，亦断无攻坚摭实、硬铺直写而其文得佳者。”[13]他深知“意态由来画不成”的规律，同时也为了适应文言行文的特点，《聊斋》中众多女性的形象往往不具有肖像式的精雕细琢，而多以“娇波流慧，细柳生姿”或“姿容秀美”一类的朦胧线条勾勒。这种“乘间”、“翻空”的艺术手法，避免了可能是费力不讨好的具体形容描绘，既可以使作者幻想中的女性形象常新，也扩大了读者的想象空间。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较模糊的女性形象，也易令读者产生千篇一律的枯燥感，难以与作者发生情感的共鸣。为了弥补这有一利必有一弊的缺憾，蒲松龄对于笔下女性的性格特征多作夸张的描写，即不妨超脱于生活的逻辑，以自己的独到理念塑造女性形象。婴宁的笑无疑是夸张的，但却是可爱的，这源于人类追求审美愉悦的天性。
《诗经·卫风·硕人》以“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形容齐庄公之女庄姜的美丽容姿。战国楚宋玉《登徒子好色赋》以“嫣然一笑，惑阳城，迷下蔡”夸饰其东邻之女。晋陶渊明《闲情赋》以“瞬美目以流盻，含言笑而不分”刻画自己心目中的理想女性。至于“回头一笑百媚生”（唐白居易《长恨歌》）、“笑渐不闻声渐悄”（宋苏轼《蝶恋花》）等有关女性笑的文学描写更是车载斗量，更仆难数。笑作为描写女性美丽的一种手段，是动态的，受到历代文人的青睐也就不足为奇了。趋乐避苦是人类的普遍心理祈向，笑即是人情愉悦的一种显而易见的自然属性。尽管《庄子·天运》中“西施病心而颦其里”也会引来观者的赞赏，甚至得到同里丑人的效法，然而这毕竟是以西施过人之美为基础的。离开了“美”，“颦”也就失去了动人的魅力，所谓“东施效颦”之所以令人生厌，其原因正在于此。
在以男性为中心的封建社会中，女性许多美的自然属性被压抑，而代之以“三从四德”的伦理规范。东汉班昭撰有《女诫》，鼓吹女子要有四行：“一曰妇德，二曰妇言，三曰妇容，四曰妇功。”其中所谓“妇功”的内容即是“专心纺绩，不好戏笑，洁齐酒食，以奉宾客”[14]。要求女子“不好戏笑”，并非因男子厌恶所致，恰恰是视女子为私有财产者不令妻女投其他男子所好的举措。在桎梏女子的同时，男子也丧失了部分追求美的自由，于是作为一种畸形的补充，追欢逐乐于青楼北里就成了部分男子的嗜好。人们称这种行为为“买笑”，这也可反证“笑”的魅力所在。清来集之《倘湖樵书》卷一一有专论《妇人之笑》一篇，认为“妇人之美多在于笑”，然而“诸美人以一笑而倾人城，杞梁妻又以一哭而崩圮长城，是妇人者笑又不得，哭又不得，笑既不得，而不笑又不得。”[15]旧时代妇女的这种两难抉择，也反映出古代男性对这一问题的矛盾心态。
蒲松龄笔下的婴宁天真活泼、无所拘束，任性而笑，显然是为写其美与可爱而设计的。笑作为女主人公的一个突出性格特征，已超脱于时代与社会的禁锢，而有了“这种美是永恒的，无始无终，不生不灭，不增不减”[16]的品格。王子服郊游初遇，婴宁即以“容华绝代，笑容可掬”[17]出场，此后山中探访，二遇心上人，婴宁则“含笑拈花而入”。几乎何处有婴宁在，何处就有笑声伴随。从“户外隐有笑声”、“户外嗤嗤笑不已”至“犹掩其口，笑不可遏”，是由远及近写婴宁的笑声。从“以袖掩口”到“至门外笑声始纵”，又由里而外写婴宁的笑声。写婴宁的笑态与笑貌，作者更是点厾成画，情趣盎然。如“女复笑，不可仰视”，“见生来，狂笑欲堕”，“女笑又作，倚树不能行，良久乃罢”，“才一展拜，翻然遽入，放声大笑”，“孜孜憨笑而已”。所有这些有关笑的描写，皆涉笔成趣，惟妙惟肖。作者对婴宁的笑倾注了极大的情感，不惜以牺牲生活的部分真实去实现幻想世界的自由驰骋。婴宁的形象已凌驾于社会与时代之上，成为作者对女性美的纯粹的理想，因而在这一层面上，作者崇尚自然的心理早已压抑了他可能具有的如上所论的矛盾心态。如此而论，一些论者赋予婴宁的所谓“个性解放”、反封建礼教色彩也就不那么鲜明了。“然笑外嫣然，狂而不损其媚，人皆乐之”，“房中植此一株，则合欢、忘忧并无颜色矣”，从作者的这些评价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他的真切向往。就某种意义而言，婴宁深藏于作者的内心，打有强烈的个体审美意识的印迹，只不过以“笑”写人符合了一般人对美的追求，因而又获得了普遍的意义。
从心理学角度考察：“每一个男子，至少每一个文明社会里的男子，在相当限度以内，总独自有一个女性美的理想。这理想往往有两个根据，一是他个人的机体和此种机体的需要，二是他有生以来一些偶然机遇而有性的吸引力的经验。”[18]蒲松龄有《山花子》一词，上片有云：“十五憨生未解愁，终朝顾影弄娇柔。尽日全无个事，笑不休。”[19]词中的这位天真少女，整日间“笑不休”，很有些像婴宁，虽未必是小说女主人公的原型，却也表明了作家生活经验的可贵。蒲松龄31岁时，曾因生计关系应友人、宝应知县孙蕙之邀请到江南作幕，官场应酬的生涯使他有机会接触到如顾青霞等能歌善舞、才艺双绝的年轻女性。这对于孙蕙而言，可能是“司空见惯浑闲事”，而对常年生活于乡村的蒲松龄来讲，就是一次大开眼界，并留有难以忘怀印象的机遇了。《聊斋志异》中众多可爱女性，如花姑子、香玉、小谢、阿霞、素秋、聂小倩、辛十四娘等等，都或多或少地染有作者自身理想女性色彩，这与其宝应经验密不可分，《聊斋》中一个色彩斑斓的女性世界即由此产生。
李渔说：“想当然之妙境，较身醉温柔乡者倍觉有情……幻境之妙，十倍于真。”[20]人类的幻想本不受时空的限制，而辅以鬼狐的云来雾去，更易将自己的理想和盘托出。蒲松龄笔下的女性常带有作者偶像崇拜的迹象，他所追求的不是现实生活中的情爱自由，而是幻想世界中的男女之恋，当其笔力又足以将这种心理祈向淋漓尽致地渲染而出时，就获得了能够超越时代的隽永魅力。
盛行于明末清初的才子佳人小说，也多是青云无路的封建文人的幻想产物，但集众美于一身的白日梦，毫无生活的可信度，反而大多丧失了审美价值。《聊斋志异》则将关于理想女性的想象分散于众多的篇章之中，每篇小说只突出写作者心目中理想女性的一种性格或形象的一个侧面，于是就获取了游刃有馀的自如从容。无论是《珊瑚》篇中的逆来顺受，《妾击贼》篇中甘于卑贱的命运认知，还是《侠女》篇中“艳如桃李，而冷如霜雪”的写照，《荷花三娘子》篇中或怪石玲珑、或纱帔一袭的女性柔姿，无一不是作者女性审美理想的体现。作者刻画婴宁最着力之处是深藏于笑貌之下的聪慧与痴情，篇末“异史氏曰”中“我婴宁殆隐于笑者矣”一语已透露出几许消息，而这与婴宁的命名又是遥相呼应的：扰动外表下的内心安宁！
三
通过男女恋情描写女性形象，话本小说“三言”、“二拍”也有其显赫的文学史地位。不可否认，“三言”、“二拍”也由文人改编或创作，但为了适应市井大众的需要，以获取商业利益，其间的女性形象大多染有一层市民色彩。这些小说在表现男女情爱的题材中，多反映情对理的冲突与斗争，具有一定的现实性与广泛的社会性，唯其如此，方能博得市井细民的青睐。就文化品格而论，“三言”、“二拍”是属于市井文化范畴的。《聊斋志异》的创作，用作者《聊斋自志》中的话说就是：“集腋为裘，妄续《幽冥》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这并非是“稻粱谋”的追求，其书因而带有强烈的自娱倾向。大体上讲，《聊斋志异》虽也取材广泛，接触到社会的各个角落，但却多是封建正统知识分子自我心灵的写照，特别是小说中有关女性形象的刻画，士林文化品格非常明显。在婴宁“笑”的背后，我们可以寻觅出这种品格的印迹。
从小说的情节分析，婴宁的笑固然因其性格而定，但也有不得已而为之的一面。婴宁本是狐产，在未取得王子服一家人的充分信任之前，暴露自家的身世是不明智的，而“狂而不损其媚”的笑是她自我保护的最有效武器。她的笑迥异常人，从而给未来的婆母留下了“此女亦太憨生”的印象，为自己留于王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人们怀疑她是鬼，又侦察到她的母家已然“庐舍全无”，在如此不利于她的境况中，婴宁正是以“众莫之测”的“孜孜憨笑”，巧妙掩饰住内心的凄凉与悲伤并获得了一家人的信任与爱戴。
《聊斋志异》中有《花姑子》一篇，反映了与《婴宁》略同的女性审美理想。花姑子替父为安生温酒，因贪玩致令“酒沸火腾”，貌似性憨；安生入室勾引花姑子，花姑子疾呼父至，却又以“酒复涌沸，非郎君来，壶子融化矣”为辞，为愧惧万分的安生巧作掩饰，无情中又似多情。在“异史氏曰”中，作者就此评价道：“至于花姑，始而寄慧于憨，终而寄情于恝，乃知憨者慧之极，恝者情之至也。仙乎，仙乎！”花姑子的女性形象在作者心目中也占有重要的地位，可见其好尚所在。由此而论，婴宁正是寄慧于笑，寄情于憨的，作者极写其笑，是在夸张女性形美、态美的前提下，又加强其内在美的渲染，可谓一箭双雕。作品所以感人，重要原因或在于此。
王子服以珍惜保存多日的婴宁上元日所遗梅花相示，向女方表示相思之深，婴宁却故作不解之态，并将“大哥欲我共寝”之语，故意当王生之面说给有些耳聋的母亲听。这些耐人寻味的细节，是女子试探男方的手段，符合作者“寄情于憨”的女性审美理想。至于婴宁以笑严惩西邻之子，尽管有论者认为有损于婴宁可爱形象的蛇足，但从作者的写作用心考察，未始不是表现其寄慧于笑的笔墨。“异史氏曰”中“观其孜孜憨笑，似全无心肝者；而墙下恶作剧，其黠孰甚焉”，道出了这一用心。严惩西邻之后，婴宁“竟不复笑”，似乎是婆母劝阻的结果，实则是“寄情于憨”的目的已然达到，因而“凄恋鬼母，反笑为哭”，向王子服道出自己的凄凉身世，流露出无限真情。
作者并非为写婴宁之笑而写笑，这同话本小说《快嘴李翠莲记》写女主人公心直口快、不通世故人情的主旨不同。如前所述，婴宁的笑表现出女性的魅力，却不具有反封建礼教的社会意义。婴宁的性格不是反抗性的，而是近似于大智若愚的韬晦。作者极写婴宁之笑，在笑与凄凉意绪的感情强烈反差中，映现出女性美的理想色彩，这也是封建社会知识分子的审美积淀，有其传统性。
《霍小玉传》、《莺莺传》等唐人传奇中，女主人公即使在两情相悦的场合，也常常带有淡淡的哀愁，就是传统文人审美理想的体现。《红楼梦》中的贾府富贵荣华，偏偏是多愁善感的林黛玉引来贾宝玉的钟情。历代诗词中描摹这类情态的句子也不罕见，唐刘禹锡《三阁辞四首》：“不应有恨事，娇甚却成愁。”宋欧阳修《诉衷情》（眉意）：“拟歌先敛，欲笑还颦，最断人肠。”宋王寀《浣溪沙》（扇影轻摇一线香）：“斜红匀过晚来妆，娇多无事做凄凉。”清人史震林在其笔记《西青散记》中甚至用小说笔法塑造了一位怨而不怒的理想女子贺双卿，并替她写了许多意绪凄凉的诗词，引来后人的兴趣。最能总结这一文人心态的则非辛弃疾莫属，他的《青玉案·元夕》词写了“一夜鱼龙舞”的节日热闹景象，也写了“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的众多观灯妇女，然而词人“众里寻他千百度”的理想所在，却是“灯火阑珊处”一位独立不群的女子。蒲松龄为写婴宁的笑费了许多笔墨，但其最终理想所在却是思报鬼母的人情美与“隐于笑”的聪慧与痴情。情感色彩前后对比的强烈，更加重了女主人公“反笑为哭”的情感震撼力，王夫之所谓“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一倍增其哀乐”，[21]用来评价人物形象的塑造，也是非常适宜的。
南村《聊斋志异跋》：“聊斋少负艳才，牢落名场无所遇，胸填气结，不得已为是书。余观其寓意之言，十固八九，何其悲以深也。”[22]所谓“十固八九”的比例，未免过甚其辞，然而《聊斋志异》中有些小说可寻绎出深层次的潜在意识，也并非穿凿附会之谈。如《邵女》一篇，邵女甘为人妾，受大妇凌辱，“以命自安，以分自守”是其人生信条，最终云开日出，且生贵子，皆大欢喜。将一切委之于命，显然是作者科场蹭蹬而不乏等待勇气的表征。《素秋》一篇在主考“衡命不衡文”的背景下，写了一位聪慧灵巧而又恬淡自守的女性，透露出作者因英雄气短而导致儿女情长的心路历程。至于《婴宁》一篇，则有作者自身虽处纷扰世间而终有别于芸芸众生的优越心理潜存于婴宁形象的背后，简言之，即《庄子》中“撄宁”两字的蕴涵。
四
古代文人士大夫于风云气少之际往往产生强烈的知己之求，“一字褒疑华衮赐，千秋业付后人猜”，[23]是蒲松龄对身居上位的知己的感激涕零之情，而更多的情况则是他通过男女之情的摹写来宣泄心中的不平。《连城》中“异史氏曰”解释这一现象说：“此知希之贵，贤豪所以感结而不能自已也。顾茫茫海内，遂使锦绣才人，仅倾心于蛾眉之一笑也，悲夫！”在《聊斋志异》中，婴宁的笑声、青凤的啜泣、娇娜的医术、小翠的聪慧，都辉映出作者的理想与追求，但那不是人世间爱情的憧憬，却是想象中感情的避风港。
清代尚未跻入仕途的朱彝尊写有《解佩令》一词，内云：“落拓江湖，且分付歌筵红粉，料封侯、白头无分。”正是以潦倒颓唐向命运抗击。蒲松龄没有流连歌筵红粉的机会和条件，更不具备这样的性格。就后者而言，他很像唐代的李商隐。李商隐为后人留下了不少有关艳情的《无题》诗，朦胧迷离中自有绵绵不尽的情思。然而诗人本身并非登徒子一流人物，他39岁时妻子亡故，府主柳仲郢欲将能歌善舞、才貌双全的张懿仙嫁与他，他却以“至于南国妖姬、丛台妙妓，虽有涉于篇什，实不接于风流”[24]为辞，谢绝了这桩婚事，内向的性格使他更愿意在想象的世界中满足对“情”的渴望。李商隐的想象天地是诗，蒲松龄的想象世界则是小说。《聊斋志异》中许多小说都是作者自我观照下的性格体现，他愿在凝思默想中完成对理想的实现或升华。自称“生忧患之中，处落魄之境”的李渔，毫不隐讳自己以制曲填词为“作两间最乐之人”的手段，他说：“我欲娶绝代佳人，即作王嫱、西施之元配；我欲成仙作佛，则西天蓬岛即在砚池笔架之前……”[25]同《娇娜》、《青梅》、《瑞云》等篇一样。《婴宁》也是蒲松龄想象中的理想女性的传记，美丽的容貌、动人的仪态又辅之以略带伤感的柔情，其形象都具有很大的非现实性，然而她又不是作者神游八极的想入非非，其原因就在于作者情感的真挚。
《毛狐》篇末“异史氏曰”中作者自谓：“非祖宗数世之修行，不可以博高官；非本人数世之修行，不可以得佳人。信因果者，必不以我言为河汉也。”这可视为是作者的心里话。奋志青云与佳人作妇，在作者看来都是命中注定，除了表明“风云气”与“儿女情”在作者心目中的紧密联系外，也表明作者笔下有关男女恋情的描写绝非婚姻问题所能涵盖。“我有佳人，不羡贵官；我有佳妇，不羡绮纨。”（《翩翩》）“闭户相对，君读妾织，暇则诗酒可遣，千户侯何足贵！”（《细侯》）“得远山芙蓉与共四壁，与以南面王岂易哉！”（《云翠仙》）“作一日仙人，而死亦无憾！”（《嫦娥》）这些“宣言”表明“风云气”与“儿女情”两者联系的牢固，这也正是作者“孤愤”之所在。值得注意的是，我们不当由此认为作者对现实婚姻极为不满或与他的刘氏夫人关系不好，因为现实与理想本来就是隔膜的，何况作者的“儿女情”有相当的“风云气”成分呢！
在理想世界，作者的男女之情不是心猿意马式的胡思乱想，因而极少淫滥之笔，也非《红楼梦》中警幻仙姑所谓的“意淫”。作者对科举考试的执著（他所反对的仅是科举的弊端而非制度），令他对研习八股文必须的孔孟儒家思想及传统道德深信不疑，这一价值取向与其文人自恋心理结合在一起，并投射于笔下的女性，就有了理想化的恋情与婚姻。作者认为“情之至者，鬼神可通”（《香玉》），因而时刻有自警式的评论：“卿防物议，我畏人言。略一失足，廉耻道丧。”（《聂小倩》）“绝世佳人，求一而难之，何遽得两哉！事千古而一见，唯不私奔女者能遘之也。”（《小谢》）“然爱人之色而渔之，妻亦将食人之唾而甘之矣。天道好还，但愚而迷者不悟耳，可哀也夫！”（《画皮》）尽管作者不乏男子家室以外的绮思（如《竹青》），也不乏一男兼拥双美的幻想（如《小谢》、《莲香》等），但这是古今性心理的常态，无足深论。作者的道德自我约束是以文人的自恋心理为依据的。“君子固风雅士，妾乃多所畏避”（《连琐》），“君汹汹似强寇，使人恐怖；不知君乃骚雅士，无妨相见”（《香玉》）。至于温姬知公子无才而断然离去（《嘉平公子》），更是文人自恋心理的真实反映。
对女性的寄托辅之以自律和自恋，就必然于缱绻旖旎中伴以怜香惜玉的柔肠，从而对感情上的男女平等作出肯定的回答。这种平等追求与现代所提倡者不尽相同，因为前者仅是因自身不遇而寻求异性知己过程中的反应。《乔女》中作者赞女主人公：“知己之感，许之以身，此烈男子之所为也。”此语同《瑞云》中作者赞誉贺生之语是相同的：“天下唯真才人为能多情，不以妍媸易念也。”至于《阿宝》中男子“得近芳泽，于愿已足”的期望，《连城》中男子“诚恐连城未必真知我，但得真知我，不谐何害”的感叹，都是男女平等基础上萌生出的生死之情。这极易为现代接受者理解为对封建婚姻制度的否定，作出与作者心态不相吻合的阐释。
联系《聊斋志异》的有关篇章，令我们更易发现《婴宁》一篇的底蕴并不具有所谓“资本主义萌芽”下个性解放的色彩，而是如其为女主人公命名那样，代表了作者的某种人生理想——尽管这种理想没有作者其他篇章表现得那么印迹明显。这并非贬低该作品的价值，从时代氛围观照，作者的理想契合于他这一时代的读书人；从历史角度考察，他的理想又与人类进步的方向一致。
只有超越时代的文学作品，才具有无限的生命力。
（原载《明清小说研究》1995年第1期）
注释：
[1]（清）郭庆藩：《庄子集释》卷三上《大宗师》，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253—255页。
[2]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86页。
[3]杨伯峻：《孟子译注》，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332页。
[4]（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六〇上，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962页。
[5]（清）蒲松龄著、路大荒整理：《蒲松龄集·聊斋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54页。
[6]同上。
[7]（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卷下，《开元天宝遗事十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96页。
[8]（唐）罗隐：《牡丹花》，《全唐诗》卷六五五，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7532页。本文为小说论文，故以下引用古人名诗句，借为旁证而已，不再出注。
[9]（清）袁枚：《答蕺园论诗书》，王运熙等主编：《清代文论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27页。
[10]（清）张潮著、黄庆来等注释：《幽梦影》，江西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31页。
[11]（清）李渔：《闲情偶寄·声容部·治服》，作家出版社1995年版，第140页。
[12]（元）王实甫著、王季思校注：《西厢记》一本一折，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7页。
[13]（清）蒲松龄：《与诸侄书》，盛伟辑注：《聊斋佚文辑注》，齐鲁书社1986年版，第5页。
[14]（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八四，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789页。
[15]（清）来集之：《倘湖樵书》卷一一，《续修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196册，第380页。
[16]（古希腊）柏拉图：《文艺对话集》，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272页。
[17]本文引用《聊斋志异》原文，系用张友鹤辑校《聊斋志异会校会注会评》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63年版。以下不再出注。
[18]（英）霭理士：《性心理学》第二章第九节，潘光旦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73页。
[19]（清）蒲松龄著、路大荒整理：《蒲松龄集·聊斋词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717页。
[20]（清）李渔：《闲情偶寄·声容部·选姿》，作家出版社1995年版，第119页。
[21]戴鸿森：《薑斋诗话笺注》卷一《诗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0页。
[22]（清）南村：《聊斋志异跋》，张友鹤辑校：《聊斋志异会校会注会评》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63年版，卷首第31页。
[23]（清）蒲松龄：《偶感》，路大荒整理：《蒲松龄集·聊斋诗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539页。
[24]（唐）李商隐：《上河东公启》，周振甫选注：《李商隐选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413页。
[25]（清）李渔：《闲情偶寄·词曲部·宾白》，作家出版社1995年版，第55—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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