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
《维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是歌德用他在1777~1785年间写的一部小说稿《维廉·麦斯特的戏剧使命》为基础，加以改编和扩充写成的。
德国资产阶级建立民族剧院，企图通过戏剧教育群众，以求得在精神上统一德国，莱辛、席勒以及当时一些民族剧院的创办者，都对此作过很大的努力。《维廉·麦斯特的戏剧使命》也反映了这种资产阶级的愿望和企图。出身于商人家庭的维廉·麦斯特不满意他身边的狭隘庸俗的环境，投身于他认为具有广阔天地的戏剧事业，想建立一所民族剧院。他幼年就爱好傀儡戏，到了青年时期，他经常到剧院看戏，爱上了女演员马利亚娜，不久由于误会和她分开了，随后加入了一个流动剧团。这个剧团到处流浪，有时也受雇到贵族府邸去表演。但剧团的实际情况和他对戏剧的理想有很大距离，他感到非常失望，最后发现了莎士比亚，在莎士比亚的著作中看到了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他亲自串演哈姆莱特，想成为德国的莎士比亚。
《维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把一部原来主要是描述戏剧生活的小说发展成“教育小说”，作者在其中树立了“古典”主义的人生理想，即不断地克制自己，培养自己的个性，成为一个所谓完整的人投入现实生活。所以他在《维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里，维廉的戏剧事业只是他成长中的一个阶段，在这阶段里他接触到各阶层的人物，经历了许多迷津和错误，最后被接纳加入一个秘密团体，为改造社会而努力。
《维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描绘了德国18世纪80年代前后的社会情况。小说前半部通过演员和贵族这两种人的活动，反映出德国社会的鄙陋而可怜的状态，小说最后两篇写到的秘密团体，使人想起当时欧洲盛极一时的“共济会”一类的组织。但小说里秘密团体的首脑罗塔利奥以及他周围的人物都是些理想化的贵族。罗塔利奥解放农奴，实际上是迫于时势，同时也是为了个人利益。歌德希望在肯定现存社会制度的前提下，通过贵族的道德改善，来改变现实。全书对于贵族所具有的优越条件经常加以歌颂和赞叹。维廉厌弃商人家庭追求利益的庸俗环境，同处于下层地位的演员们生活在一起，这些人物描绘得很生动，有血有肉；等到他脱离剧团，加入秘密团体，发展到一个所谓较高的生活阶段，这时人物的活动却使人感到空虚了。这说明秘密团体所追求的不过是一种不能实现的空想。
在描述个人发展和成长的教育小说中，《维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在德国文学史上居于重要的地位，对于19世纪不少作家的长篇小说如凯勒的《绿衣亨利》等发生了很大的影响。
破瓮记
《破瓮记》是德国作家克莱斯特于1811年完成的喜剧作品。
故事发生在尼德兰（即荷兰）的某个村庄。村法官亚当是个仗势欺人、为非作歹的坏家伙。他看上了漂亮、淳朴的姑娘夏娃，起了歹心，诈称她的未婚夫鲁普雷希特倘若得不到他为之提供的一张假的疾病证明书，就必定会被抓去荷属东印度服兵役，而且一定会在那里染上热病死去。夏娃为了拯救情人，便假意与亚当周旋。在一个漆黑的夜晚，亚当以送疾病证明书为借口，溜到夏娃家里，图谋不轨。不料这时鲁普雷希特闯了进来，亚当吓得仓皇跳窗逃跑。他在逃奔时无意中碰翻并打碎了夏娃母亲玛尔特·鲁尔太太珍爱的酒罐，假发也给挂在了窗外的葡萄架上，脑袋被鲁普雷希特用门把手打破了，脚受了伤。亏他在黑暗中向追赶自己的鲁普雷希特撒了一把沙子，才得以逃走。夏娃母亲认定酒罐是鲁普雷希特打碎的，要他赔偿，而鲁普雷希特又认定夏娃对他不忠实，要解除婚约。于是第二天大家都到村法院起诉。
这一天，碰巧城里的司法检察官瓦尔特突然赶来视察工作，也要出庭陪审，弄得亚当狼狈不堪。但是亚当善于弄虚作假，巧舌如簧，因此真相一时没有败露。对他头部和腿上的创伤，他巧妙地加以解释。当找不到假发时，他马上推托说：“今天早晨猫在我的假发里生了小猫，这畜生！”在审判过程中，亚当见机行事，随时变换策略。他时而威胁利诱，时而顺水推舟，把祸水泼向他人。当夏娃母亲对鲁普雷希特提出起诉时，亚当毫不迟疑地为她帮腔，而当鲁普雷希特在答辩时认定案犯是一个老早就觊觎着夏娃的皮匠时，村法官当即表示赞同：“除了他以外还有谁！”尽管亚当诡计多端，但局面对他愈来愈不利。
当鲁普雷希特的姑妈拿着亚当丢失的假发赶来出庭作证，人证物证足以使亚当的真实面目暴露无遗的时候，司法检察官从维护法院的尊严出发，公然站到亚当一边，为他辩护，并为他出谋划策。亚当有了检察官撑腰，更是狐假虎威，当即宣判无辜的鲁普雷希特为罪犯。夏娃原先害怕亚当报复，不肯说出真情，这时眼看情人面临危险，终于忍无可忍，说出了事情的原委。亚当吓得狼狈不堪地逃出法庭。这一对发生了误解的情侣重新言归于好。
旅行札记
《旅行札记》是德国著名小说家海涅于1826~1831年创作的著名作品。
他的散文作品《旅行札记》分为4部。
第1部《哈尔茨山游记》写于1826，是19世纪20年代德国社会现实面貌的一幅速写。作者辛辣地讽刺了特权阶级，淋漓尽致地刻画了市侩的庸俗和市民阶层的浅薄和褊狭。另一方面，他也抒发了对祖国自然景色的热爱和对劳动人民的同情。在艺术手法上，海涅把抒情和政论自由地结合在一起，把作者主观的印象、思想情感和对事实的客观报道融汇在一起。他以讽刺、幽默、活泼的笔调，写出了令人窒息的德国现状。这部作品标志着海涅已开始走上反映现实的创作道路。
第2部《观念——勒格朗特文集》写于1827年，用回忆的方式颂扬了拿破仑在德国推翻封建制度的进步作用，海涅把统一的法国和分裂的德国作了鲜明的对照。这本书一出版就遭到普鲁士反动政府的查禁。
第3部包括写于1828年的《从慕尼黑到热内亚的旅行》和写于1829年的《璐珈浴场》等篇，描绘了意大利的风景和社会政治生活，揭露了贵族、天主教的反动性，并对当时贵族作家一味模仿古典文学的形式、脱离现实的倾向进行了批判。
游记的第4部是《英国片段》，写于1831年。1827年，海涅曾到英国旅行。他以尖锐的目光，观察了当时欧洲资本主义最发达的英国社会中的阶级矛盾。他从繁华的大都市的背后，看到一贫如洗的劳苦大众的生活。《伦敦》一章深刻地描绘了他在伦敦街头目睹的下层人民的悲惨景象，指出在大多数人挨饿的同时，却有少数人沉湎在宴乐中，他们就是贵族和大资产阶级。这些人给下层人民制造了贫困，他们是剥削者和压迫者。海涅痛骂他们是“趾高气扬的盗贼”。作品结束时，海涅预言了爆发革命的必然性。
丹东之死
《丹东之死》是德国著名小说家格奥尔格·毕希纳尔于1835年创作的作品。
作者肯定罗伯斯庇尔的革命坚定性，虽然对丹东之死抱有一定同情，但还是谴责了丹东放弃革命，沉湎于个人的生活享受。在丹东要求罗伯斯庇尔放弃革命政策的一段对白中，罗伯斯庇尔回答丹东说：“社会革命没有结束；谁要是半途停止革命，那就是给自己掘坟墓。”但作者又认为罗伯斯庇尔的革命政策并不能解决广大劳苦人民的生活问题，正如丹东在煽动群众时所说的：“你们要面包，他们把头颅扔给你们！你们渴，他们叫你们喝断头台上的血！”
剧本表达了作者要求推翻封建制度和改善人民生活的德国革命民主主义的观点，但是他仅仅站在人道主义立场上反对社会贫富不均的现象，对于怎样才能解决人民的“胃”的问题，消除贫富不均，毕希纳尔自己也是模糊不清的。
《沃伊采克》是一部未完成的社会悲剧，取材于当时在来比锡发生的一起大案件。戏剧的矛盾建筑在阶级对立的基础上，主人公来自穷苦的下层人民，他为生计所迫，给一个医生充当试验品，过着动物般的生活。因为他所爱的女子被有权势的人利诱、勾引，他就杀死了她。这部作品反映了作者对劳苦人民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所受的苦难和剥削的同情。
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
《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是德国著名小说家海涅于1843年10月回汉堡看望母亲时写的知名作品。
海涅回到日夜眷念的祖国，而祖国依然处于昏睡与停滞状态，到处弥漫着中世纪、天主教和封建制度的霉烂气味。但德国的反动政府还企图利用假象、伪善与诡辩来掩盖自己的腐朽，企图将德国的封建制度长期保存下去。这正如诗篇中的红胡子大帝一样，他早已被历史所抛弃，对现实一无所知，竟然还幻想重新醒来利用君主的威权来统一与解放德国。这是违反历史规律的，是不可能变为现实的，只能是童话故事中一个幽灵的梦幻，而梦幻是一定要破灭的。这就是长诗题目的寓意所在。
对德国腐朽的封建专制制度，海涅怀有深深的憎恶与仇恨。在长诗中，他以深刻的敌意，无情的揶揄普鲁士的书报检查制度；在戏谑与调侃中暴露普鲁士军队、宪兵的愚蠢和顽固；普鲁士国徽上的鹰是反动普鲁士的象征，诗人发誓，这鸟一旦落入他的手中，他就揪去它的羽毛，切断它的利爪，并号召受到过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思想影响的莱茵人民对准它射击。
海涅深刻认识到宗教和教会是封建专制统治的精神支柱与有力工具，在长诗中一再出现对宗教教会的尖锐批判。第一章中女孩弹唱的古老的宗教歌曲，就是要人们忍受尘世上的苦难与牺牲以企求天国的幸福，与之相对立，诗人唱出一支宣传早期社会主义思想的“新的歌”。这支歌号召人们实现现实的幸福以打破关于自己处境的幻想。第四章中，诗人抨击科隆大教堂是禁锢人民精神的牢狱；回顾教会摧残理性、焚人烧书的罪恶，揭露僧侣的伪善；对宗教与教会表示极度的轻蔑。
红胡子大帝——中世纪封建帝王的幽灵的传说，在当时的德国广为流传。封建统治者利用它来美化封建君主制，并借以表达出他们妄想通过普鲁士王朝战争统一德国的反动企图。民族主义者希望古代日耳曼精神再现，把红胡子大帝的觉醒作为祖国复兴的象征，他们企图以“中古的妄想与现代的骗局”的混合物来欺骗人民。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激进派也梦想德国人民可以通过一个君主来得到统一和解放。在长诗中，海涅以极其尖锐刻薄的讽刺形式，戳破这个浪漫主义梦幻的童话传说，使它露出君主复辟的反动内容，狠狠地抨击德国社会中的倒退逆流。诗人宣告：“我们根本用不着皇帝”，“没有你我们也将解放自己。”
汉堡是个自由城，资本主义发达，但它的资产阶级并没有进行革命的勇气和毅力。长诗通过汉堡守护女神汉莫尼亚的形象，讽刺德国资产阶级的怯懦、平庸以及对封建势力的妥协。汉莫尼亚美化德国的过去，对现状感到满足，这正是德国社会进步的巨大障碍，是社会停滞的根本原因，同时也反映德国资产阶级的特征。“德国的资产者知道，德国只不过是一个粪堆。但他们处在这个粪堆中却很舒服，因为他们本身就是粪，周围的粪使他们感到很温暖。”按女神的指引，在女神祖传的椅子下，诗人看到德国可怕的将来，嗅到从36个粪坑——德意志的36个邦散发出来的令人窒息的臭气。诗人指出治疗德国的“重病沉疴”，“不能用玫瑰油和麝香”，只能运用革命的手段才能彻底变革腐朽的现实，才能彻底清除36个粪坑。长诗抒发了诗人盼望德国革命早日到来的迫切心情。
在第六七两章中，诗人讽刺德国人只满足于在思想领域中要求自由，而不能将思想化为行动。通过“黑衣乔装的伴侣”，深刻地表达了思想必须见诸行动以及通过暴力推翻反动统治者的革命思想。在最后一章，诗人锐敏地指出旧时代正在消逝，新时代已露端倪。但在某些章节中，透过阴沉的色调，也流露出诗人思想中的矛盾与忧伤。
和长诗的题目相呼应，海涅在诗中采用了许多来自民间传说、童话乃至圣经故事中的形象。比如弹着竖琴唱着古老宗教歌曲的女孩子，圣经传说中的三个圣者，黑衣乔装的神秘伴侣，红胡子大帝的幽灵，汉堡守护女神的幻影，老保姆的形象……诗人从德国社会现实生活出发，赋予这些形象以新的色彩与政治意义，这样，诗人通过浪漫主义的幻想与象征的形式表现出异常深刻的现实主义内容。在长诗中，诗人在描写现实时，突然飞腾到幻想的高空去描绘虚幻的形象；在描绘虚幻的境界时，又迅速降落到世俗的生活中来。在诗人所描绘的虚幻形象中包含着他对现实极端清醒的认识和巨大的批判力，也包含着他深情的内心感受。另外，在抒发柔情时，会突然出现尖酸刻薄的讽刺，在庄严的场景中又插进喜剧性的狂放。从温柔转向讽刺调侃；又从讽刺转入感伤忧郁。不管是场景还是情调，不论是情绪还是色彩，时时都在变幻闪烁，五彩斑斓而又完整精妙，充分显示出海涅的诗才。
长诗是海涅讽刺诗的顶峰。由于讽刺的对象不同，倾注的内涵不同，诗人表现出来的色彩与情调也不相同。但不论表现为幽默诙谐也好，戏谑调侃也好，挖苦嘲弄也好，目的都是要把这些社会现象或事物的腐朽反动本质揭露出来并加以嘲讽鞭挞。由于他成功地运用不同色调的讽刺，大大增强了作品的批判力量。
骑白马的人
《骑白马的人》是德国著名作家史托姆于1888年发表的中篇小说。作品的故事梗概如下：
在德国北部北海边上的一个村庄里，自18世纪以来，流传着骑白马的幽灵：堤长霍克·海因的故事，一个声称亲眼见过白马骑士的年老的小学校长讲述了堤长的事迹。
霍克·海因生在农民家庭，自幼聪明好学，但因家贫不能上学。他靠自学学会了计算、测量等本领。他常常整天坐在海边观察海堤，幻想征服大海，为人民造福。他看到现有的海堤仍有缺点，立志将来当堤长改造海堤。他在堤长家当小工，帮助堤长管理堤坝和水闸。由于他技术高超，热情，不知疲倦地劳动，把事情办得井井有条，所以受到大家的重视，被看作堤长的接班人。然而他的才能和在堤长家的地位引起了工头奥勒·彼得斯的嫉妒。不久，奥勒辞去职务，和一个地主的女儿结了婚，成了富有的专员。霍克接替了奥勒的职位，堤长死后，他和堤长的女儿爱尔凯结了婚。
霍克被任命为新堤长，他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工作，不论炎夏寒冬，他天天在堤上巡逻。但是，他的对头奥勒散布流言诽谤他，说他能当上堤长完全是靠老婆。他十分恼怒，更加努力工作，并且为了子孙后代的幸福和安宁，提出了修筑一道新堤以围海造田的宏伟计划。计划遭到许多保守愚昧的地主和专员们的反对，居民中的落后迷信思想也造成很大阻力。附近荒岛上有一堆死马的骷髅，两个工人常常看见月光下有匹白马在荒岛上吃草。正巧这时霍克从市场上买回一匹瘦弱的白马，从此荒岛上的白马不见了。于是又传开了霍克的白马就是鬼马的化身的流言。他骑马到处巡视，总是受到人们的嘲笑。他忍受着人们的耻笑和轻视，以极大的毅力坚持工作。尽管不少人反对，工程还是开始了。霍克不分昼夜地工作。严冬，他亲自跳到冰水中测量，在施工过程中不断和封建迷信思想作斗争。两年后，新堤终于筑成，在围垦的沃土上长出了肥壮的燕麦。
霍克的妻子生了一个女儿，他们过着幸福的生活。一天，他发现新旧堤衔接处有一个洞，就提出改变水道，加固旧堤的方案。但是吝啬的奥勒和其他地主们都不肯多花钱，只草草修补一下了事。有一天，海上起了狂风恶浪，洪水冲毁了堤坝，堤内的村庄立即被洪水吞没，霍克的妻女乘车逃命，也被洪水卷走。霍克眼看多少人的生命财产被这头野兽吞噬，他策马冲向洪水，高喊：“上帝，把我带去，宽恕其他人吧！”奋不顾身跳进水中。
日出之前
《日出之前》是德国作家盖尔哈特·霍普特曼第一部成功的剧本，它发表于1889年。
作品里的青年洛特是个空想者，他抱着改良社会的意图，到一个矿区去了解生活，在矿区，他爱上了矿主克劳塞的女儿海伦娜，但当他知道海伦娜的家庭几代都是酒徒以后，便离开了她。剧本以海伦娜自杀告终。这是一部自然主义作品，作者认为是酒精中毒的遗传导致了洛特和海伦娜的爱情悲剧。
当时德国舞台上演出的多半是外国戏或历史剧，《日出之前》反映了德国的现实生活，在初次上演后，引起观众的热烈反应，震撼了沉闷的社会空气，轰动一时。特别是在第二幕中，作者通过洛特和海伦娜的谈话，对社会作了大胆的批评：“比如这样的事就是荒谬绝伦的，汗流满面的劳动者在挨饿，而懒汉倒可以生活得很富足。在和平时期，杀人要受惩罚，而在战争的时候，杀人却受到赞扬。刽子手遭人轻视，而那些士兵身边挂着佩刀和宝剑这种杀人的工具，却趾高气扬地走来走去。”这里，作者不仅批评了社会上贫富不均的现象，还对德意志帝国穷兵黩武的军国主义进行了谴责。
艾菲·卜利斯特
《艾菲·卜利斯特》是德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台奥多尔·冯达诺于1895年发表的代表作品。
该作品描写了贵族小姐艾菲·卜利斯特的婚姻悲剧。她母亲婚前曾和男爵殷士台顿相爱，艾菲长大后，母亲做主把她嫁给殷士台顿。殷士台顿在海滨小城凯辛当行政长官，只顾往上爬，不关心妻子。艾菲在年龄和感情上同丈夫有很大距离，感到生活空虚。不久，她认识了丈夫的朋友克兰巴斯少校，克兰巴斯是个玩弄女性的花花公子，他引诱了艾菲。后来殷士台顿调职柏林，艾菲就此摆脱了克兰巴斯。
6年后，殷士台顿偶然发现克兰巴斯和艾菲过去的通信，知道了他们间的关系。他为了贵族的名誉，就和克兰巴斯决斗，把对方打死，又和艾菲离婚。最后艾菲病死在娘家。
布登勃洛克一家
《布登勃洛克一家》是德国作家托马斯·曼于1901年发表的第一部长篇小说。
《布登勃洛克一家》的副标题是《一个家庭的没落》，它通过一个资产阶级大家族由盛至衰的历史，揭示了德国资产阶级的颓败和资本主义社会由自由资本向垄断资本的过渡，以及资产阶级内部各集团之间的矛盾所显现的资本主义没落。
小说写了布登勃洛克一家4代人，由他们的鼎盛时代落笔，逐层揭开其一代不如一代的没落趋势与结果。小说一开头写老约翰·布登勃洛克率儿孙搬进宽敞、华丽的大房子，显出一派红火景象。这位靠拿破仑战争中向普鲁士军队供应粮食而发大财的资本家，是吕贝克城的一代天骄。他的“约翰·布登勃洛克公司”有地产、车船、粮栈，资产雄厚、生意兴隆。他一家三代，人丁兴旺，宾客如云，气势不凡。
老约翰死后，他儿子小约翰继承父业，为人严谨、办事精干。虽不能进取以成更大事业，但守住已得家业，也还维持得可以。但此时德国已由自由资本主义开始步入垄断资本时代，吕贝克城出现另一位大资本家哈根施特罗姆。这位暴发户比狐狸还狡猾，他在竞争中略高一筹，常常挖走布登勃洛克公司的生意而自肥。在这位不顾死活排挤他人的强敌面前，小约翰显得一筹莫展。别人在蒸蒸日上，而布登勃洛克家的事业却停滞不前。也由于他女婿破产，他受不来梅案件牵连，再加时局动荡、战乱困扰，于是他家江河日下。小约翰只好乞求上帝保佑，陷于宗教迷信之中。
小说重点写布登勃洛克家族的第三代。小约翰有两儿一女。小儿子克利斯蒂安好逸恶劳，放荡不羁，他精神空虚，思想颓废，既不能读书上进，又对事业毫无兴趣。只是饱食终日，向女演员献花，把金钱挥霍在妓女身上。这位纸醉金迷、花天酒地的败家子，到头来成为阴谋的牺牲品，在精神病院中度过余年。女儿安冬妮爱慕虚荣，总回顾祖父时代的显赫。她又傲慢之极，对哈根施特罗姆家不屑一顾，她哥哥托马斯当了市议员，她更是趾高气扬。她幻想同富贵人家结亲，但却命运多舛，在家庭包办下，嫁给了市侩商人格仑利希。丈夫买空卖空，彻底破产，安冬妮离开他回到娘家长期寄住。嫁了第二个丈夫是个卑劣家伙，又回到娘家，本寄希望于女儿，但女婿又因商业欺骗下狱。连连打击使安冬妮在空虚绝望中了此残生。
第三代托马斯是布登勃洛克家中兴的台柱。他自幼聪明伶俐，是个商人材料。父亲死后，他挑起大梁。强力振兴家业，积极参加议政活动。他爱上花店姑娘安娜，但为门第而断绝感情，同富家女盖达尔结婚以增加资本。这位强人也难脱厄运，他受到竞争者排挤，政治失败，事业不振，家庭分崩离析，陷于绝境。他的儿子汉诺，自小无能，体弱怯懦，沉于幻想。全家寄希望于他，他却怕上学，怕约束，厌恶商业，只陶醉于音乐之中，不久也夭折。
小说以一个家庭的兴衰为线索，展示了广阔的社会生活图画。又以哈根施特罗姆的上升对比着揭示垄断资本的得势。作者学习托尔斯泰手法，刻画了诸多人物的内心世界，使人物形象栩栩如生。
《布登勃洛克一家》的衰落，内中含有作者自己家族的影子，行文之中不免对资产阶级家庭的没落流露出惋惜之情。作者既然看不到工人阶级力量，在小说中表现出悲观主义情绪，也是自然的。但从展示真实社会生活图画讲，它确是德国的一部杰出批判现实主义力作。
车轮下
《车轮下》是德国著名作家海赛于1906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小说的主要内容如下：
汉斯·吉贝拉得是个天资聪颖的少年，他的父母、老师都对他寄予了殷切的期望，他进入了神学院学习后被迫放弃了自己的业余娱乐，这使他万分苦恼。
汉斯在学校期间与具有反抗精神的赫曼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汉斯在赫曼退学后学习成绩急剧下降，精神压力也增大了，不久辍学回家，他爱上了一位少女但却没有结果，后来在散步时跌入河中溺死，没人知道他是自杀还是不小心失足。
一次大战前的德国社会动荡不安，各种各样的矛盾和危机充斥于社会生活的每个角落，就连平静的校园也不例外。要求变革的新思想在校园里广为传播。小说就是以此为背景，采用对比的方法，塑造了具有反叛精神的赫曼和模范少年汉斯两个截然不同的人物形象、小说结尾处意味深长地让汉斯溺水死亡，含蓄地表达了渴望打破旧的制度，建立新的世界梦想而无法实现后的苦闷、消沉、茫然的心情。小说风格明净朴实，用笔细腻，心理描写刻画入微，语言清新。
从清晨到午夜
《从清晨到午夜》是德国表现主义最优秀作家之一格奥尔格·凯泽的代表作品，它发表于1906年。
剧中人是一位银行出纳，无数金钱在他手上像水一样流过，他始终无动于衷，只当例行公事，好像一架不会动感情的机器。直到有一天，面对一位急等用钱的美丽女性，他的人性冲动被唤起，于是一厢情愿为了她携带巨款潜逃。一路逃去，无论在哪里，只要是有人的地方，金钱的力量就足以激起疯狂。其间的例外，只是一个始终默默跟着他，却一直不为金钱所动的女孩。
出纳以为毕竟有人重人性胜过金钱，可惜最终恰恰是这个女孩叫来了警察，原来，她只是想要合法的收入。至此出纳明白过来，把人性冲动置于金钱秩序之上的，或许只有他一人。人性的空间就是孤独。终其一生，他只有一次听从了人性的呼唤，从清晨到午夜，“一直脚步不停地兜圈子”，结果导致自己在人世间走投无路。最后，他用手枪把答案射进了自己的胸膛，离开了这个只认金钱，排斥人性的世界。凯泽主张面对戏剧，观众需要的是“思考”而非“观看”。他的剧作体现对新人的渴望，然而新人不得不经历种种罪恶、暴力和心灵的苦难才能诞生，但他们最终会给世界带来安宁。
魔山
《魔山》是德国杰出的现实主义小说家托马斯·曼于1924出版的一部极受文坛重视的长篇小说。
这部作品描写发生在瑞士阿尔卑斯山达沃斯村一所肺结核病疗养院里的故事，这所疗养院也就是人们所说的“魔山”。主人公汉斯·卡斯托普刚刚大学毕业，从汉堡到疗养院来探望他的表兄约阿希姆·齐姆森。他打算只在山上逗留三星期，但医生诊断他有肺结核病，于是就在山上住了下来，从1907年呆到1914年，一住就是7年。
小说通过汉斯的所见所闻，揭露了住在疗养院的国际资产阶级分子空虚腐朽的寄生生活。他们没有工作，没有职业，没有婚姻，没有孩子，没有任何政治、经济活动，只靠股息和年金度日，百无聊赖，无所事事。托马斯·曼用细腻的笔触，描绘了疗养院的病态环境，以及住在这里的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醉生梦死的病态心理，谁要是落进这个世界，就会被病魔所侵袭，很难摆脱。这是一部德国传统的教育小说，主人公汉斯后来领悟到“人为了善和爱就不应该让死亡统治自己”。终于抛弃了等待死亡的思想，离开了疗养院。但这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炮声已经打响，汉斯和其他青年一起，被驱赶上硝烟弥漫的战场。在这部作品中，那些养病的人在茶余饭后进行的范围广泛的辩论，反映了托马斯·曼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时代的分析，因此它也是一部“时代小说”。
1929年，欧美爆发了世界性经济危机，墨索里尼和希特勒法西斯党徒开始嚣张起来。就在这一年，托马斯·曼完成了中篇小说《马里奥和魔术师》，描写意大利某海滨浴场来了个名叫奇波拉的魔术师，他利用催眠术来愚弄和取悦观众。奇波拉只要一施展魔术，就能使观众随着他鞭子的呼啸跳起舞来，或与他接吻，或跟他出走，不少人成了他任意摆弄的工具。但最后还是被一个受其侮辱的青年马里奥开枪打死。托马斯·曼通过这个故事，隐喻人民可能暂时被法西斯势力迷惑、欺骗，但一旦觉醒，就要致敌人于死命，法西斯的精神统治终究是要崩溃的。
荒原狼
《荒原狼》是德国著名作家海尔曼·黑塞于1927年创作的、一部深受西方青年喜爱的作品。
小说主人公是一位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的作家，他终日沉湎于一个神不知鬼不觉的自我无意识王国中，被社会视为不正常的人，所以被取名为“荒原狼”。有人将他比作卡夫卡笔下的变形人，资本主义的受害者。但是，“荒原狼”哈里·哈勒尔并不等于《变形记》中的葛利高尔，他在不合理的资本主义社会里，表示了一种无声的反抗，他到处转悠，有时甚至是能吃人的“狼”，而不是只会忧闷、毫无反抗能力的“甲虫”。
小说的结尾写哈勒尔在一个幻想的境界中“变成任意一种动物”，他在那里一会儿谋杀，一会儿开枪打翻仇人的汽车，甚至还可以感觉到自杀的乐趣……通过哈勒尔身上“狼性”和“人性”的对立，曲折地反映了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普通知识分子的孤独、彷徨和苦闷。
黑塞的作品侧重从精神和心理领域来描写和分析他所处的社会。在他看来，现实世界虽然黑暗、腐朽，人与世界的关系虽然对立，但人并不畏惧这个世界，人完全可以在经过痛苦的探索和磨炼后寻找到自己的精神乐园。对现实世界的这种主观感受与认识，决定了黑塞的作品大都以抨击现实和追求理想为侧重点。黑塞的作品也常用象征等现代派作家惯用的手法，所以也有人称黑塞为新浪漫主义作家。黑塞曾获1946年诺贝尔文学奖。
第七个十字架
《第七个十字架》是德国女作家西格斯的长篇小说，这部著作写于1937~1939年，并于1942年在英国出版。
小说描写了法西斯统治时期一个集中营7个囚犯越狱逃跑的故事。法西斯在营内竖起7个十字架，发誓要在7天内把全部逃犯缉拿归案，并在7棵梧桐树上当众处死。其中6人先后遇难，只有格奥尔格·海斯勒得以在反法西斯战士们掩护下，成功地逃出国境，使第7个十字架永远空竖着。
作品广泛生动地反映了处于法西斯统治下的德国人民生活，表现了德国无产阶级战士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揭示了纳粹残酷统治的虚弱和不可避免的灭亡。作品有高度的艺术技巧，尽善尽美的语言素养和别具匠心的情节结构，作家还恰当运用了叙述、回忆、倒叙、独白、梦幻等意识流手法，使现实和历史交融在一起，过去和现在交错有序地出现。半个世纪以来，小说已译成世界各国文字，成为反法西斯文学中一朵永不凋谢的奇葩。
凯旋门
《凯旋门》是德国作家雷马克于1946年发表的长篇小说。小说描写了在纳粹统治下一个外科医生的不幸遭遇。
德国外科医生拉维克由于不堪忍受纳粹的迫害、折磨，千方百计逃出了俘虏营到了巴黎，因为属无护照入境的非法移民，终日过着提心吊胆的生活。他曾经丧失了生活的信心和生存的欲望，但为了复仇，坚强地和多舛的命运做着斗争。有一天，他救了投河自尽的女演员乔安，两人很快成为恋人。正当热恋时，拉维克为了帮助别人渡过难关而泄露出自己的身份，当局终于知道他是非法入境者，将他驱逐出境。
小说语言生动，情节曲折紧张，扣人心弦，人物性格、形象刻画得饱满、鲜明。作品视角独特，并未直接写二次大战纳粹德国在战场上犯下的累累罪行，而是借助于流亡巴黎的德国知识分子的经历和遭遇，将知识分子在二次大战中的恐慌、疑惧、迷惘及对德国法西斯的痛恨的心态描绘得淋漓尽致。控诉了战争对人性的扭曲，同时也歌颂了在丑恶中愈加难能可贵的真、善、美。这部小说使作者在《西线无战事》后再度引起世界文坛轰动。
浮士德博士
《浮士德博士》是20世纪前德国杰出的现实主义小说家托马斯·曼于1947年创作的长篇小说。
这部作品有一个很长的副标题：《由一位友人讲述的德国作曲家阿德里安·莱弗金的一生》。它通过哲学博士塞雷努斯·察特布洛姆撰写的回忆录，描述了作曲家阿德里安·莱弗金的一生经历。
阿德里安有音乐天赋，中学毕业后，先在哈勒大学读了两年神学，后来转到莱比锡音乐学院学习作曲。在学生时代，他就创作了有独特风格的作品，同时也染上了缠绵终生的疾病。旅行意大利归国后，阿德里安定居在慕尼黑乡间，埋头创作，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写出了一部又一部音乐作品。
最后一部大型清唱剧《浮士德博士的哀歌》完成后，阿德里安邀集30多个相识与不相识的人到他居住的乡间，准备介绍这部音乐的片断。但是在演奏前，他作了一个非常奇特的自白。他诉说自己曾经与魔鬼订了24年的契约，只是在魔鬼的帮助下，他才写出许多作品来。最后当阿德里安坐在钢琴前准备演奏时，忽然晕倒在地，从此一直没有恢复清醒的理智，变成了痴呆。这时人们才了解到，原来是阿德里安因不满于当代音乐的墨守成规，试图创新，才与魔鬼订约，以弃绝人类爱为条件，换取魔鬼不断供给他创作灵感，到第25年他的灵魂就归魔鬼所有。现在他虽然觉悟到，艺术不能单纯追求形式，应该有益于人类，但为时已晚。
在作品中，作曲家阿德里安的悲剧和德意志民族悲剧两条线索交织在一起，托马斯·曼不仅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和资产阶级艺术家，而且描绘了20世纪德国人民的前进和失误，同时也清算了资产阶级文化和哲学思想对作家自己的影响，象征性地反映了帝国主义时代德意志民族的命运和灾难。所以作者称这部小说为“痛苦之书”，它不单是“一部音乐小说”，首先“是一部文化和时代小说”。至于作品主人公的形象，托马斯·曼曾经说过，阿德里安·莱弗金的思想、气质、经历以及他变成痴呆等细节均取材于尼采的真人实事。
惊马奔逃
《惊马奔逃》是德国作家马丁·瓦尔泽发表于1978年春的中篇小说。该作品一举跻入当年十大畅销书之列，赢得了评论界众口一词的赞扬。
马丁·瓦尔泽在西方文坛和另一位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齐名。他的主要文学成就在小说和戏剧方面，作品曾获黑塞奖、毕希纳奖、席勒促进奖等多种重要文学奖项。比起外部世界来，作者更关注人的内心世界，作品中人物的不断自我内省，表明了作者对人类精神的终极关怀。
《惊马奔逃》是一部反映“人到中年的人生危机”的作品。中学和大学时代的同窗好友赫尔穆特和克劳斯分别与妻子在博登湖畔度假。昔日的优等生赫尔穆特如今成绩平平，而当年的调皮鬼克劳斯今天则已功成名就。克劳斯向赫尔穆特倾吐了苦闷遁世的心态，为自己的社会地位感到忧虑，更担心失去年轻漂亮的妻子。后来，克劳斯掉入了波涛汹涌的博登湖、赫尔穆特死里逃生，向克劳斯的妻子报丧。谁知克劳斯的妻子在悲痛之余又向赫尔穆特夫妇叙述了心中的苦闷，并庆幸自己终于摆脱了克劳斯的羁绊……这部小说注意人的内在精神的表达，而且通过散文化的语言把那种生活的危机和失落展示得细腻而又微妙。
马丁·瓦尔泽创造了一种马丁·瓦尔泽式的“角色散文”。他以刻画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心理为主，像他的前辈托马斯·曼一样，笔底汇集了哲学、诗学、批评等不同门类的思想精髓，有时也流露出沉静的嘲讽和悲伤。
《惊马奔逃》似乎特别适宜于这样的一种笔调，对死亡始终有着浓厚的嫌疑。他不愿去描摹常态，而是让角色保持对生活的辨味。他的格言是：“对于小说家来说，观点犹如短路。”或许，他的写作正是由此而得以避熟就生。
第二节波兰现代文学作品
先人祭
《先人祭》是波兰最伟大的诗人亚当·密茨凯维支的著名作品。他用这同一题目于1823年和1832年分别写了两个互不相同、只有表面联系的作品。
1823年，诗人发表了他诗剧的第2部和第4部。在其中的前一部里，诗人似乎是力求在诗剧中体现人民对生活的见解，他利用民间创作的幻想形象，再现了民间的招魂仪式。一个残忍的老爷在生前折磨过自己的农奴，现在他得不到人民的宽恕，这个情节充满了对农民的同情。第四部是诗人根据亲身体验过的悲剧写成的一个令人激动的故事，叙述青年人古斯塔夫的悲剧性的爱情，同时也包含了对社会不平以及对有钱有势的人胡作非为的抗议。
差不多过了10年，密茨凯维支发表了《先人祭》的第3部，这部包含着新问题的作品乃是波兰起义的反响。为了极力描写波兰爱国志士们的英雄气概和苦难，诗人利用了1823~1824年沙皇当局迫害青年组织“菲拉列特”的史实。诗剧成了对沙皇暴政的愤怒的、讥刺的揭发和对波兰青年们的爱国功勋的赞扬。在《先人祭》的一个场面中还出现了几位俄国军官——反对专制制度的斗士。
在诗剧中，关于各个事件的现实主义的、符合历史真相的叙述跟浪漫主义的幻想形象结合在一起；善和恶两种力量充满激情的斗争跟本族救世论者的神秘理论的宣传交相穿插。曾经出现在《维尔诺—考夫诺的先人祭》中的自传性主人公现在改名为康拉德，以爱国诗人的身份与读者见面。在密茨凯维支这个具有宗教卫道性质的“即兴作品”中，充满了诗人和他的人民血肉相连的感情和反对充斥于人间的邪恶与不义的抗议。在诗剧的各个场面之后，密茨凯维文添上了所谓《断章》——一首关于专制俄国的长诗，这是声讨俄国专制制度的愤怒的檄文，同时也是对俄国先进人士怀着友好感情的表示。
康拉德·华伦洛德
《康拉德·华伦洛德》是波兰诗人、浪漫主义的创始人和杰出代表密茨凯维支1828年的又一部名著。
密茨凯维支这首浪漫主义长诗的中心是一个自我牺牲的爱国英雄的形象，他为了和祖国的敌人进行斗争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主人公有着悲剧性的命运。他小时候做了十字军的俘虏，后来他逃到立陶宛，成了公爵的亲信，并且和公爵的女儿结了婚。但是他看到立陶宛无力和敌人进行强弱悬殊的斗争，因此他离开了祖国，化名康拉德·华伦洛德，混进了十字军的队伍，以便从内部破坏强大的条顿骑士团。康拉德实现了自己的计划，但是他被发觉了，而且牺牲了性命。
在长诗中颂扬了主人公的功绩，诗人在他的事迹中看到了他为后代子孙做下的成仁取义的榜样，但是诗人也指出了他孤身奋斗的悲剧性、他的动摇和怀疑，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和密茨凯维支同代的贵族革命者们的一些特色。诗人的同胞们把这首诗看作是对民族起义的号召。
《康拉德·华伦洛德》以它在艺术上的优点、形象和诗格的丰富多样、情节的浪漫主义的魅力博得了读者的好评。
柯尔迪安
《柯尔迪安》是波兰作家斯沃瓦茨基于1833年创作的诗剧。作品的故事梗概如下：
柯尔迪安是个郁郁寡欢的少年，他像19世纪初期许多害“世纪病”的青年那样，对社会充满了怀疑和失望。他虽然住在风光优美的庄园里，但他感到苦闷空虚，百无聊赖，老仆人格里哥什给他讲战斗故事不能使他精神振奋，年纪较大的拉乌娜小姐带他去骑马散心，也不能使他摆脱烦恼。最后他一人留在外面，到11点钟还没有回来，使拉乌娜很是担心，她找到了柯尔迪安写的一首充满感伤情调的诗。当她还没有读完这首诗，就听得外面一声枪响，柯尔迪安自杀了。
但柯尔迪安并没有死，他后来像个纨绔子弟那样漫游西欧。他先到了英国。一天晚上，他坐在伦敦詹姆斯公园一棵大树下的椅子上，引起了守园人的怀疑，以为他是个白天躲债、晚上才敢出来散散心的人，但他付椅子费的慷慨大方又像个爵士。接着柯尔迪安又出现在意大利的豪华富丽的别墅里，身旁有一位年轻貌美的意大利姑娘维奥列塔。这位姑娘拒绝了权贵富豪的追求而甘愿委身于柯尔迪安，可是柯尔迪安却把她的全部首饰输光了，使她陷入了贫困，只好忍痛把他赶走。然后，柯尔迪安到罗马去晋见教皇，教皇接见了他，并谕示“波兰人要祈祷，要尊敬和信任沙皇”。柯尔迪安大失所望，只好离开了罗马教廷。后来他登上了瑞士的白头峰，他立志要为苦难的祖国而战斗，于是云彩轻轻地托起了他，并把他送回了波兰。
1828年的波兰华沙，宪警密布，戒备森严，绞架竖立在广场上。而皇宫和华沙大教堂张灯结彩，金碧辉煌，这是俄国沙皇前来华沙举行他兼任波兰国王的加冕典礼。群众只能从远处观看加冕盛典，不时有人加以讥讽和挖苦，而波兰的豪门贵族则趋炎附势，阿谀献媚，丑态百出。
在一个教堂的地下墓室里，华沙秘密组织的成员在举行会议，部分人主张杀死沙皇，而以主席为首的大部分成员则反对暴力手段，主张宽恕。表决结果后者占绝对优势，赞成暴力的只有五人，其中最坚决的是柯尔迪安。他已是华沙士官学校的学员，准备乘晚上在皇宫站岗之机去暗杀沙皇。当柯尔迪安来到沙皇的卧房门前，由于胆怯而昏倒在地，沙皇被响声惊醒，一看是刺客便召来卫士，把柯尔迪安押走，关进了疯人院。但柯尔迪安并非精神失常，沙皇便决定处以绞刑。次日，沙皇和康斯坦丁亲王都来到了广场上，康斯坦丁亲王虽是沙皇的兄弟，但与沙皇有矛盾。柯尔迪安是他的士官生，亲王有意要成全他，让他骑马跳越由刺刀竖起的高墙，如果跳过了就免他一死，柯尔迪安后来一跃而过，康斯坦丁亲王还拥抱了他，派人把他带走了。
但沙皇一定要把他处死。老仆人格里哥什来到牢房，为小主人的不幸而悲痛欲绝。不久柯尔迪安被俄国军官带出牢房，押赴刑场。与此同时，康斯坦丁亲王也来到沙皇处替柯尔迪安求情赦免，但沙皇拒绝了他的要求。康斯坦丁亲王十分不满，指责沙皇薄情寡义，同时还揭露了沙皇弑父篡位之罪。沙皇暴跳如雷，指责康斯坦丁亲王之母毫无仁义以及他自己暗害英国女人的罪行。两人互相责骂，剑拔弩张。最后，康斯坦丁亲王先软了下来，沙皇也签署了赦令。等到副官拿着赦令赶到刑场时，俄国军官正在举手下令开枪。
塔杜施先生
《塔杜施先生》是波兰伟大的诗人密茨凯维支于1834年创作的一部长诗。它对波兰小贵族的生活作了鲜明的现实主义的描绘，同时也充满了解放斗争的浪漫主义的激情。
长诗的事件发生在1811~1812年。小贵族们因为一座古老城堡的崩塌而发生争吵，穿插在这一事件当中，诗人叙述了主人公之间的私人关系，叙述了爱国密使洛巴克教士自我牺牲的活动。长诗以加入拿破仑军队的波兰士兵来到立陶宛作结。
密茨凯维支在描写波兰小贵族的日常生活和风俗习惯时，或者带着毫不掩饰的讥讽意味，或者采取悲悯的宽容态度，或者对小贵族阶级的古风旧习怀着几分留恋之情，但他总是把那些习俗描绘成正在一去不返的东西。密茨凯维支同情波兰生活中的各种新思想，例如：作品中的主要人物解放农奴这个情节就是他同情民主思想的证明。这部被果戈理称为“绝妙好诗”的长诗具有许多值得注意的艺术特点：诗的音节悦耳和形容尽致，叙述的史诗性质和现实意义，热情洋溢的抒情风格和含蓄隽永的幽默感。
复仇
《复仇》是波兰现实主义剧作家亚历山大·弗列德罗于1834年发表的。
弗列德罗在这个剧本中描写偏僻地方的小贵族社会，它在很多方面保存着18世纪的风俗习惯。喜剧的情节梗概是：剧中的主人公——“公证人”米里切克和“酒库看守人”拉普士谢维奇每人都继承到同一个城堡的一半，于是彼此间开始了不断的争吵。
开头是因为一堵墙引起了纠纷，这墙在两家地产的交界处，是公证人建筑的；可是被酒库看守人毁坏了，这就使两个主人公和他们的家属之间的关系趋于恶化。错综复杂的纠纷最后是这样解决的：酒库看守人力求向他的仇人报复，设法使公证人的儿子瓦茨拉夫跟自己的女儿克拉拉结婚，而这恰好实现了两个年轻人的心愿。剧中包括许多可笑的情节和描写得淋漓尽致的人物，把过去的小贵族社会表现成一个正在衰亡的、骄傲的和陈腐顽固到荒谬可笑的世界。例如：吹牛家、无赖汉和懦夫帕普金穷得不名一文，靠别人的施舍过活，可是他仍然想摆出小贵族的臭架子，这个形象就其滑稽性来说是十分出色的。
涅曼河上
《涅曼河上》是波兰著名作家艾丽查·奥吉什科娃于1887年创作的、被公认为是最好的长篇小说之一。
它的情节是在1864年农民改革以后的波兰小贵族阶层中展开的，女作家怀着巨大的热情回忆1863年的波兰起义，那时候在地主柯尔钦斯基和小自耕农包加狄罗维奇之间开始建立了友谊。他们两人在起义中牺牲了，现在安息在共同的墓穴里。
奥若什科娃在探索柯尔钦斯基和包加狄罗维奇两家主人公的命运时，表达了小贵族必须与人民结合的思想。这种思想体现在出身于小贵族家庭的姑娘尤斯青娜·奥若里斯卡这一形象中，她拒绝了一个贵族的求婚，嫁给了农民扬·包加狄罗维奇。奥若什科娃对阶级调和的可能性抱有幻想，但同时她也创作出真正的劳动赞歌、有血有肉的现实主义作品，书中对于自然景色和农事劳动所作的描绘就艺术表现力来说，是十分出色的。
玩偶
《玩偶》是波兰作家普鲁斯于1890年完成的长篇小说。
故事是以19世纪70年代已资本主义化的华沙城市生活为背景，围绕主人公沃库里斯基与贵妇人伊莎蓓拉的不幸爱情而展开的。书中叙述了主人公沃库里斯基如何从一个艰苦的劳动者变成一个大学生，又因参加波兰起义而被捕并流放到西伯利亚。后来由于他和伊莎蓓拉的爱情使他改变了自己的生活方式和志向，他梦寐以求能变成富翁。但当他真正成为资本家以后，仍然同情劳动人民，深知资本主义社会所面临的危机和贵族生活的寄生性。终因自身思想的矛盾和混乱看不到出路而自杀。
小说还不断插入许多从1848年匈牙利革命到1863年波兰起义之间发生的许多事件，使故事的历史背景更鲜明。显示了作者的非凡创作技巧。
没有信仰
《没有信仰》是波兰卓越的散文大师显克微支于1891年发表的长篇小说。
这部长篇小说的主人公是正在没落中的贵族的代表。他觉得，正在兴起的、小贵族注定要倒霉的资本主义世界乃是人类文化的末日。但是在显克微支身上，艺术家到底战胜了思想家，他把自己的主人公描写成不配有更好命运的人。
这个主人公是受过欧洲文化熏陶的人，有着对美好事物敏感的心灵和精明而善于观察的头脑，然而他的知识没有用武之地，他一心沉湎在自己的感受之中，过着无所事事的生活。“没有信仰的人”是厌倦了生活的怀疑论者，他没有坚定的道德信念，对未来缺乏信心，不爱祖国，成了一个多余的人——或者用他的话说，“无所作为的人”——鲜明的典型。主人公和他的表妹安涅里卡的复杂的爱情、她丈夫的自杀、在幸福之神似乎对主人公微笑的时候安涅里卡的突然死去，使他感到精神上的彻底空虚，于是他决定以自裁来结束自己的生命。
这个性格被显克微支描写得那样丰满、深刻和细腻，高尔基认为他是19世纪欧洲文学中最突出的一个年轻人的典型。
巴尔采先生在巴西
《巴尔采尔先生在巴西》是波兰天才女诗人和散文作家玛丽亚·柯诺普尼茨卡于1892~1910年创作的。
这部史诗式的作品柯诺普尼茨卡写了将近20年，长诗反映了1905年俄国革命以后女诗人在创作中的转变。原先的构思扩大成了巨大的现实主义的概括，诗中表现了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人民群众解放运动不断增长的力量。
长诗的高潮是描写美洲一个港口城市的工人们举行示威游行，参加这次示威游行的也有侨居在那里的波兰农民。在题为《我们走吧！》的第6章里流露了胜利的、乐观的情绪——这是对于意识到自己不可摧毁的力量、起来反对压迫者的人民大众的颂歌。
柯诺普尼茨卡在长诗中创造了许多富有表现力的形象。首先巴尔采尔先生就是其中之一，他是农村里的铁匠，一群侨居国外的农民的首领。巴尔采尔在生活中历尽艰辛以后，逐渐意识到必须为争取自己的权利和劳动人民的团结而斗争。
在长诗的风格中，作者把密茨凯维支、斯洛伐茨基的革命浪漫主义的诗歌传统和对于柯诺普尼茨卡说来是那样独特的民间创作的因素巧妙地融合在了一起。
你往何处去
《你往何处去》又译《君往何方》，是波兰作家显克维奇写于1896年的长篇历史小说。
作品以主要描写尼禄统治时期古罗马帝国的盛衰和基督教徒早期受迫害为背景。尼禄是罗马帝国的一个暴君，当政初期还能纠正前朝遗留的一些弊端。后来由于与元老之间矛盾加深，残酷多疑的尼禄杀死了母亲、妻子、兄弟和老师，并下令焚毁罗马城。高卢和西班牙反抗，元老院废黜尼禄。他逃出罗马最后自杀。小说还穿插描写了皇族维尼裘斯与蛮族人质黎吉亚的爱情纠葛，在此过程中，维尼裘斯改变了信仰，站到基督教一边。
作品揭露和抨击了古罗马统治者的专制残暴，反映了信仰基督教的广大下层人民的悲惨命运，情节跌宕，语言生动，作者因此书而获得1905年的诺贝尔文学奖。
十字军
《十字军》又译《十字军骑士》，是波兰卓越的散文大师显克微支1897年发表的作品。《十字军》是显克微支最好的一部历史小说，也是波兰历史叙事作品发展方面最重要的成就之一。
作品全景似地展示了波兰人和德国侵略者进行正义斗争的壮观场面。小说的情节以波兰和条顿骑士团的冲突为基础，在著名的1410年格吕沃尔德大战中，条顿骑士团的军队被斯拉夫人的联军击溃了。艺术家把许多虚构的和历史上实有的人物引进长篇小说，综合起来，丰富多彩地表现了他们那个时代。
从长篇小说里我们不仅知道了年轻的兹贝什柯对丹努莎的爱情，波格丹涅茨人马茨柯和斯培霍夫人尤兰的侠义事迹，波兰人与十字军的战斗，而且还知道人们是怎样和靠什么生活的，他们怎样管理自己的产业，他们的风俗、习惯和信仰如何，农业、贸易和城市是个什么样子，条顿骑士团是怎样建立起来的，在波兰国王雅格洛的宫廷中存在过哪些制度等等。《十字军》在培养波兰人民的民族自觉和加强他们的爱国主义情感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灰烬
《灰烬》是波兰作家热罗姆斯基于1902~1903年创作的长篇小说。
故事发生在1807年华沙公国建立前后。拉法尔出身于基埃茨省散多梅希县农村里一个贵族地主家庭，他年轻时是个浪荡公子，终日游玩作乐，无所事事。他的叔父拉尔哲夫斯基过去参加过反普鲁士的民族解放斗争，是巴尔同盟的盟员。一次，他和拉法尔出外打猎，遇见了一个德国人，要求他们向新驻克拉科夫的普鲁士军队献礼，他拒绝了；这个德国人又说，普鲁士政府要宣布限制地主对农奴的剥削，减少农奴服封建劳役的天数，拉尔哲夫斯基说：“我是地主，我有权利，地是我的，人也是我的。”
拉法尔的哥哥彼得年轻时就有激进思想，他认为他的父亲是个老顽固，他站在他父亲所痛恨的人一边。彼得和家庭决裂后，参加了1894年科希秋什科领导的民族起义，在战斗中负了伤，亏得一个农奴出身的战士密赫奇克的救护，才幸免于难。起义失败后，他父亲不许他回家，于是他便和密赫奇克住在一起，靠种地放牧为生。
密赫奇克过去是拉法尔和彼得都认识的朋友金杜尔特公爵领地里的农奴，彼得要求金杜尔特恢复密赫奇克和领地里所有农奴的人身自由，可是金杜尔特拒绝彼得的要求，讽刺彼得的行动和立场是“令人作呕的感伤主义”。彼得后来病死，由于他的激进思想在社会上影响很大，贫苦农民为他送葬的很多。他死后，密赫奇克拒服封建劳役，鼓动农民造反，因而遭到一顿毒打，后被送去服兵役。
1895年，波兰被沙皇俄国、普鲁士、奥地利三国瓜分后，许多爱国志士在国内外为波兰民族独立奔走奋斗，他们都把祖国独立的希望寄托在拿破仑身上。拉法尔和他的表兄车得罗也决定去寻求出路，参加战争。一次，他们在斯托克沃索夫遇见了车得罗的朋友特列普卡，特列普卡过去是一个政治活动家，是波兰爱国将领东布罗夫斯基1897年在意大利建立的“波兰志愿兵团”的战士，在意大利参加过法、奥战争。现在他认为政治不能解决任何问题，还不如在家种田，发展农业经济，拉法尔和车得罗没有听他的一套鼓吹。
1807年初，波兰各地爱国将领带领军队来到沃维奇，又成立了“兵团”，东布罗夫斯基任“兵团”首领。他对由拿破仑直接任命的指挥部的全体将领说，1807年是我们新生活开始的一年，今天，我们分别了12年后又汇聚一堂了。他要求将士们保持波兰人的勇敢精神。拉法尔直接跟着东布罗夫斯基，在革坦斯克比得哥煦同普鲁士、奥地利军打过几仗，取得了胜利。后来东布罗夫斯基的部队想渡过维斯瓦河去萨克森州找拿破仑皇帝。拉法尔在战斗中也负了伤，并且还遇见了密赫奇克，他原来是从奥国军队里逃出来的。拉法尔的叔父纳尔哲夫斯基为了护卫自己的庄园，也和奥地利人打过仗，后来战死了。1809年底，国内战争结束，纳尔哲夫斯基的一个庄园，根据遗嘱由拉法尔继承，密赫奇克也在他那里做工，但他已不是农奴，而成了一个雇佣劳动者。
车得罗所在的“兵团”所属部队后来跟随拿破仑去了西班牙。拿破仑在西班牙进行的是一场侵略战争，激起了西班牙人民的强烈反抗，他们几乎全民皆兵，斗争十分英勇，尽管侵略者在萨拉戈萨对当地居民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大屠杀，但也未能使他们屈服。车得罗忠于拿破仑，他在西班牙不顾一切地为拿破仑卖命，杀害了许多西班牙人。最后，车得罗在进攻马德里的战斗中负了伤，他听见有人在马德里街上宣读拿破仑的宣言，说要取消封建贵族的特权，取消宗教的严刑，释放政治犯，限制修道院等等，他激动地高喊“拿破仑万岁！”后来他见到了拿破仑，他想起了自己沦亡的祖国，便对拿破仑说，我是不顾父亲的阻止从家里跑出来的，我相信我是在为我们的土地而战，但我们会不会徒劳无功呢？拿破仑没有回答。一个和他一起在拿破仑军队中服役的波兰人维格洛夫斯基对他诚恳地说，我参加军队不是为了把西班牙的农民烧死，不是为了消灭城市和乡村，杀害儿童和妇女。维格洛夫斯基表示要解甲归田，可是车得罗却以他在马德里听到的拿破仑的宣言作为根据，反对维格洛夫斯基这样做。战后，车得罗虽然从西班牙回来，但是他仍以为只有跟随拿破仑打仗，才能使自己的民族获得解放，所以他又邀拉法尔继续参加拿破仑对俄国的战争。
第三节捷克、斯洛伐克现代文学作品
荣誉之神的女儿
《荣誉之神的女儿》是捷克斯洛伐克19世纪杰出的诗人杨·柯拉尔于1832年发表的长诗。
柯拉尔的长诗《荣誉之神的女儿》的出版，是当时捷克文学界和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捷克著名历史学家帕拉茨基写给柯拉尔的信中说，“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了《荣誉之神的女儿》问世，她的声音响彻了整个捷克，萦回在一切真正的爱国者的心里。”
《荣誉之神的女儿》包括序言和5支歌。第一支歌中，在读者面前出现了荣誉之神的女儿的诗一般优美的形象。这一形象是作家对于被压迫的斯拉夫各民族的深切热爱的象征。在这支歌里，柯拉尔对斯拉夫各民族的历史命运的忧虑和诗人对自己的恋人来娜的爱的抒情主题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在第二、三两支歌里，他让读者看到他的灾难深重的祖国，被残酷的征服者几乎完全灭绝了的拉布河沿岸斯拉夫人的悲惨命运和胡斯的伟大思想。诗人向他那被压迫的斯拉夫弟兄们呼吁，热情地号召他们团结起来，为争取自己的自由与独立而其同努力。在最后的两支歌里，作者讽喻地描绘了斯拉夫的天堂与地狱的画面，他使用这种艺术手法来赞颂斯拉夫人民的优秀儿子，痛斥他们的敌人和奴役者。这部作品充满了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
吹风笛的人
《吹风笛的人》是捷克著名戏剧家、批评家和记者狄尔于1847年发表的剧作。
这个剧本描写一个天才的音乐家的故事。捷克波希米亚的一个小镇斯特拉考尼采出现过许多民间音乐家。施万达就是这个镇上的著名风笛手。他爱上了守林人的女儿——机智、美丽的道罗特卡，但守林人嫌贫爱富，把他撵出镇去。施万达带着风笛到世界各地流浪，靠吹笛谋生，准备日后同道罗特卡结婚。
途中，施万达得到他的母亲和森林众仙女的帮助，将他的风笛施以魔法，使它吹起来美妙动听。一天，施万达来到了东方某王国，国王将他召进宫，用笛声治疗公主的忧郁症。公主恢复健康，同施万达建立了感情，道罗特卡虽赶到王宫，却被他撵出宫去。公主的未婚夫带领人马前来报复，施万达被捕入狱。风笛也失去了魔法。这时，施万达的母亲来到狱中，向他启示说：风笛的威力，潜藏在那些歌颂祖国、歌颂故乡的歌曲中，一旦背叛了祖国，风笛也就沉默了。施万达最后醒悟，返回祖国。
剧中人物所生活的世界，在作家的笔下表现得既富有神话色彩，又极其真实。剧里洋溢着作者对祖国的热爱。同时，主人公的魔笛也是捷克人民丰富多彩的音乐天才的象征。
狗头军
《狗头军》又译作《还我自由》，是捷克和斯洛伐克19世纪末、20世纪初著名的现实主义作家阿洛依斯·伊拉塞克于1884年发表的作品。
捷克舒马卫边区一向由边区农民荷特人警卫，防止德国人入侵。他们执行警戒任务时打着有狗头徽号的旗帜，故名“狗头军”。17世纪初，皇帝任命的总督把自由的荷特人“抵押给”枢密顾问官兰敏盖尔男爵；随后，又将茶特边区卖给了男爵，成为他的世袭领地。
荷特人从而沦为兰敏盖尔的奴隶。为了自由和特权，荷特人进行了顽强的斗争，但都被镇压下去了。17世纪末，荷特人终于不能忍受男爵苛政而又进行了英勇的抗争。
年轻的荷特人柯济纳，为了保护自家地头的菩提树不被砍掉，和贵族地主兰敏盖尔的管家争斗，陷入重围。幸亏荷特人的旗手玛泰依赶来，把他救出。可是兰敏盖尔调来了军队，逮捕了柯济纳和玛泰依，焚烧了藏在柯济纳老大娘处的特权文书。
不久，柯济纳和玛泰依被释放，柯济纳老大娘还藏着两份顶要紧的文书，柯济纳主张带着这两份文书到维也纳向朝廷告状。玛泰依不同意，他说：“你们要去告老爷，就别告到老爷跟前去。”但柯济纳不听，坚持派人去告。结果皇帝宣判“荷特人早被褫夺其各项法权及种种特权，并饬令其保持‘永远的缄默’”。荷特人怒不可遏。但柯济纳劝他们暂且忍耐，他再去布拉格最高法院上诉。
柯济纳带着仅存的两份文书到布拉格最高法院。但最高法官把文书当场撕碎，反诬柯济纳不服劳役，聚众闹事，把他抓进了监狱。
当柯济纳在布拉格最高法院上诉的时候，兰敏盖尔派人去抄荷特人的家。荷特人在玛泰依的率领下，奋起赶走了他们，皇帝又派军队前来镇压。玛泰依带领荷特人退入森林进行抵抗。但终因寡不敌众，起义被镇压下去，玛泰依壮烈牺牲。官军开进荷特边区，地方上一片白色恐怖。
在最高法庭上，只有柯济纳和他的舅舅拒不在圣命上签字，他义正词严地说：“你们可以逼着我们去服劳役。可是我怎么能够说我们的法权无效呢？我们当初为什么告状、为什么打官司、上维也纳，一直告到朝廷里，为什么在这儿坐牢，我们又为什么流血呢？你们想要我说：这都是胡闹，这都只是痴心妄想么？不对，我想得很周到，一开始就衡量过了。我们的法权有效，就是让老天爷来给我们断案也得说是有效……”
阴险的兰敏盖尔施尽了种种卑鄙伎俩，把此项诉讼案引渡到刑事法庭去，最后以叛乱罪宣判柯济纳绞刑。为了杀一儆百，兰敏盖尔坚持把柯济纳押回边区正法，使荷特人记住：不服从贵族地主的荷特人会得到什么下场。
行刑的日子到了，柯济纳大义凛然，向绞刑架走去。他眼见大多数乡亲紧握拳头，满含泪水。他看到妻子、儿女和母亲哭得死去活来。他掉过头去，看到了兰敏盖尔，柯济纳挺直身子，盯着兰敏盖尔那张煞白而冷酷的脸，在寂静中响起了洪亮的声音。“兰敏盖尔！过不了一年零一天，咱们就要一块儿站到上界法庭的公案桌面前了，那时候再瞧咱们谁……”刑场指挥官猛然醒悟过来，指挥刀一闪，柯济纳便不在人间了。
兰敏盖尔受此一惊后，整天忧愁烦恼、心神不定，害怕一年零一天的到来。还没有到这一天，兰敏盖尔突然大声嚷叫：“一年零一天……他们的头目……好骄傲，那种乡下佬的犟脾气真是少有。已经站到绞刑架上……绞索都套上了脖子，还竟敢叫到阴间打官司去！不行，柯济纳你的话不灵！已经满一年了，你在阴间，我可还在阳间……”他忽然不言语了，往椅子背上一仰，眼珠子动也不动，瞳孔放得老大，悠悠地缓了几口气，嗓子眼里喀啦一声，断了气。
男爵就这样死了，而柯济纳仍然活在人间，几个世纪后的荷特人仍不停地传说着柯济纳死后变神的故事。
追随先辈们的爱国主义遗训，英勇无畏地与敌斗争，捍卫自己的权利和理想——这些就是长篇小说《狗头军》的主要思想。作者运用高度的写作技巧，塑造了起义领袖扬·柯济纳、他的母亲及其他人物的形象，从他们的口里表达了捷克人民内心的思想和感情。虽然荷特人的起义被镇压了，然而，他们的精神就像火焰——对祖国美好未来的期望——永远在捷克人民的心里燃烧。
外祖母
《外祖母》是鲍日娜·聂姆曹娃根据自己童年的回忆于1885年写成的长篇小说。
鲍日娜·聂姆曹娃是19世纪捷克著名小说家，是捷克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者。聂姆曹娃的故事、中短篇小说、她的个别短文和有关人文的著作，揭示了捷克普通人民丰富的精神生活，表达了民族的风俗习惯的特色和语言的优美。
《外祖母》以捷克劳动人们的生活和他们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等画面为背景，叙述了外祖母的故事。小说刻画了外祖母这一普通妇女丰富的内心世界，表现出她那远远高尚的道德品质。
书中描写了外祖母一方面乐观地想念人的本质美，相信人民的力量，另一方面却又不切实际地幻想通过说服富者和教育穷者，从而达到社会的和谐。这反映了小说的局限性。
由于作者广泛使用了民歌和童话的题材，并采用生动活泼的口语，使小说富于民族色彩。
艾若·弗尔科林斯基
《艾若·弗尔科林斯基》是保尔·格雅兹多斯拉夫的代表作之一。
保尔·格维兹多斯拉夫是捷克和斯洛伐克著名的大诗人。格维兹多斯拉夫的两部最伟大的诗作——《艾若·弗尔科林斯基》和《加勃·弗尔科林斯基》，写于1897~1899年，作品揭示了农村中封建关系瓦解时期贵族与农民之间的关系。
《艾若·弗尔科林斯基》的主要内容是：主人公——青年贵族艾若爱上了农村姑娘若夫卡。艾若不顾母亲的反对，决定跟若夫卡结婚，母亲因此将他从家里赶了出去。母子之间的这种冲突，在当时是很典型的。小贵族阶层尽管经受到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衰落，还是不愿放弃自己的特权，依旧瞧不起农民。艾若的舅父艾里阿施虽然同意帮助外甥，但对外甥的民主观点却不以为然。艾若的婚礼是在客人们——农民和贵族——的激烈争论中进行的，对贵族们来说，单是“平等”这个词儿就会气得他们发疯。
格维兹多斯拉夫对农民表示极大的同情。作者力图表明艾若的正义性，并指出保守的贵族阶层的顽固不化。
好兵帅克
《好兵帅克》全称《好兵帅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遭遇》，是捷克斯洛伐克杰出的讽刺小说作家雅洛斯拉夫·哈谢克写的一部讽刺性的长篇历史小说。作品于1920年开始创作，完成于1923年。
主人公帅克是捷克的和平小市民，被召入伍，去保卫同他毫不相干的奥匈帝国和“最尊敬的”皇帝陛下。帅克只能用他唯一能用的办法来反对奥匈帝国的军事机器，他夸张地准确无误地完成上司的所有命令，使这些命令变得荒唐可笑。
凡看过本书的读者一定会为爱好和平的帅克的奇特经历而忍俊不禁的。小说社会意义在于它的批判、揭露倾向，反映了普通人自发地反对战争、反对暴力的斗争。好兵帅克以其鲜明的喜剧形象揭示了深刻的社会内容。通过帅克与军官显贵的斗争，揭示了行将崩溃的半封建帝国的腐朽性。帅克这一人物形象深受广大读者喜爱。
未耕耘的土地
《未耕耘的土地》是捷克、斯洛伐克著名作家彼得·伊廉姆尼茨基的著名作品，写于1932年。
长篇小说《未耕耘的土地》再现了20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时期斯洛伐克的农村生活，写出了劳动农民日益贫困以及贫农认识到必须同工人阶级一道进行有组织的斗争的过程。
这部作品的主人公，年轻的庄稼汉古察瓦离乡背井去找工作，他来到一个工厂的大集体中，在共产党员的影响下，他开始懂得无产阶级必须团结一致，进行有组织的革命斗争。后来他自己就成为斗争中的领袖，农民示威游行的组织者。
伊廉姆尼茨基这部作品揭露了为统治阶级服务的银行、教会、法院的作用，撕下了统治阶级代表人物道貌岸然的假面具，并且指出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自由主义教育活动的无济于事。
大战蝾螈
《大战蝾螈》是卡里尔·恰彼克以幻想小说体裁写成的一部长篇小说。卡里尔·恰彼克是20世纪著名的捷克斯洛伐克作家之一，1890年生于一个医生家庭，一生阅历颇丰，当过学者，舞台监督，20世纪30年代初即开始了反法西斯的斗争。
故事的开始是一艘荷兰商船驶向印度尼西亚群岛。当船长旺·托赫得悉附近“鬼湾”盛产珍珠时，即下令停泊。他发现大量的珍珠和许多后来人们暂称作“蝾螈”的动物，这种动物，善于模仿人的许多特点。托赫于是专程到布拉格，取得了大资本家的支持。他返回“鬼湾”，训练蝾螈干活、说话，并开办学校，对它们进行教育，以便利用这种最廉价的劳动大军开采水产资源。同时，英、法、德、意等世界列强也争相利用蝾螈向海上扩张，彼此之间冲突日益加剧，酝酿着一场世界大战。蝾螈与人之间也矛盾重重，不时发生流血事件。人们因此掀起了反蝾螈的斗争。
这里，恰彼克创造了一群披着人皮的蝾螈的幻想故事，借以无情地讽刺了资本主义社会。蝾螈加入文明世界的故事，是对殖民地化的讽刺性揭露。恰彼克在描述蝾螈在“精神领域”中“异常成就”时，以嬉笑怒骂的笔锋讥讽了资产阶级文化。但是作家最辛辣的嘲笑，还是对准了那体现在侵略成性的、愚蠢的“蝾螈本质”中的德国法西斯。然而在这里恰彼克却作了悲观的结论，认为人类在给文明带来毁灭的“蝾螈”面前无能为力。
民主主义者
《民主主义者》是捷克和斯洛伐克著名讽刺作家杨柯·叶森斯基写于1934~1937年的长篇小说。在杨柯·叶林斯早期的短篇小说里，他嘲笑的对象是个别人物，而在以后的短篇小说和这部长篇中，他的讽刺日趋于深刻——暴露整个资产阶级社会。
小说《民主主义者》的书名本身，就包含了讽刺意味。它揭示了民主、平等、繁荣等口号和资产阶级的捷克斯洛伐克现实之间的矛盾。小官吏兰吉克是一个还没有丧失平等、正义这些为青年所崇奉的幻想的人。兰吉克对淳朴的姑娘——女佣人嘉娜的爱情的故事这条主线，贯穿着一幅幅表现地方和首都的官吏、小资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以及知识分子的生活的画面。
小说中，叶森斯基对于大大小小的官吏、地主杜别茨、银行经理罗兹瓦里德，以及统治阶级的许多其他代表人物，都作了出色的、深刻的描绘。
母亲
《母亲》是捷克和斯洛伐克作家恰彼克于1938年写的剧本。剧本作为反法西斯文学的力作之一，在二战前的最后几年里，在世界各地的舞台上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作者对作品中革命者彼得的形象赋予了极大的同情。
17年前，瑞哈尔德少校在一次远征非洲殖民地的战斗中，不幸受伤被俘，遭土人折磨死去。上级给他妻子写信说：少校主动要求到最危险的岗位上去，英勇牺牲。妻子保持着丈夫生前房间里的摆设。她靠着微薄的抚恤金，千辛万苦地把5个儿子拉扯成人。孩子们经常在亡父的房间里读书、玩耍，缅怀他们英雄的父亲。
一天，东尼、彼得和高奈尔在亡父旧日的房间里争论和打闹，母亲进来，把他们打发走了。她站在丈夫遗像前，暗自埋怨少校不该老是把孩子们吸引住。这时，她的丈夫的幽灵出现了，她对他诉说17年来苦难的生活经历，她不让儿子们步父亲的后尘，进军官学校，而是让他们学医、学技术，将来不至于去送死。
但不幸，当医生的安得列首先死去。这时安得列的幽灵上场，说他为了拯救成千上万疟疾患者，在寻找病源的时候，传染上疟疾病，死在赤道非洲。他认为这是医生应尽的责任。
接着，次子易瑞的幽灵又进来了。他向母亲讲述他在一次高空飞行试验中，飞机失事摔死的经过。母亲极为伤心难过。听到敲门声，幽灵隐去。高奈尔推门进来，告诉母亲易瑞出事的消息。
若干年过去了。高奈尔和彼得一向不和，后来发展到政治观点上的分歧和对立。在内战中，高奈尔当上白党军官，彼得则参加红党。彼得被白党作为人质逮捕。母亲得知后要去营救他，高奈尔表示不同意。当高奈尔拿起父亲遗留的步枪离开时，彼得悄悄地走进房间，对母亲说他是在半个钟头以前被白党枪毙的。母亲听到这不幸消息，昏倒在地。
这时候，穿着军装的父亲、穿着白大褂的医生安得列和穿着飞行服的易瑞又出现了。他们把母亲安顿好后，彼此谈论起死的经过和感受。父亲为了皇上和祖国的荣誉战死沙场，安得列为了拯救人类、易瑞为了科学、彼得为了信仰而死，可是他们都希望最好还是能够活着。这时候，外面的战斗还在激烈地进行着。母亲苏醒过来了。鬼魂在一片漆黑中隐去。东尼在门口出现，当母亲向他打听高奈尔的下落时，他说高奈尔要他转告：“叫妈妈别生气，我不得不离开她……”后来，高奈尔也在一场混战中死去。
一天，母亲把房间里的武器从墙上和枪架上拿走，将最后一对手枪锁到抽屉里，认为这样东尼就不会被引诱。她打开收音机。女播音员严肃地播送外国军队背信弃义，对祖国进行野蛮的武装侵略的消息。广播说，民族正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号召男人都上前线。母亲不愿让东尼去参加战斗，随手关上收音机。这时候，东尼在门口出现了，他请求母亲让他参加志愿军，母亲坚决不答应，东尼只好留下。母亲扶着东尼的肩头走出房门。
鬼魂又在房间里显现。他们在收听广播，议论战事。母亲推门进来，发现丈夫和四个儿子都在房里，此外，她那早已故去的老父亲也在座。他们从不同角度，提出诸如父亲战死疆塌，儿子应该保持光荣传统，保家卫国，责无旁贷，劝说母亲让东尼上前线。母亲一直不为所动，认为留下最后一个儿子是做母亲的权利。鬼魂没有气馁，继续说服母亲。当他们正在争论不休时，广播又以国家和民族的名义，号召全民族拿起武器，并报告“高尔干那”号船在返航时，被敌方鱼雷击沉，400名海军士兵殉难。前方战斗白热化，敌人投入新兵团。这时候，东尼进来，打开灯，房内只有母亲一人，桌上还留下摊开的地图。播音员又报告敌机轰炸城市医院和小学，用机枪扫射逃跑的儿童。
这个时候敌人的惨无人道血淋淋的摆在母亲面前，终于使伟大的母亲觉悟了：国家和民族的大义面前，作为个人的母亲的那点权利是多么的渺小。母亲毅然地从墙上取下步枪，双手递给东尼，以一个手势鼓励他奋勇杀敌，保家卫国。
绞刑架下的报告
《绞刑架下的报告》这部不朽著作，是伏契克于1945年在盖世太保监狱里屡遭刑讯、备受折磨、随时都有上绞刑架的处境中，得到两个看守的主动帮助，用铅笔头在碎纸片上写成的。这是用鲜血凝成的一部最壮丽的诗篇。
尤利乌斯·伏契克是捷克一位优秀的共产主义者、英勇的反法西斯战士、革命的新闻工作者、作家和马克思主义文艺评论家。
它描写了1942年初夏的夜晚，伏契克乔装成跛足的老教员，快步去叶林涅克家与他的“助手”——后成为叛徒的克列仓碰头。汇报近况和布置任务后，两人正准备离开，忽听得急促的敲门声，盖世太保来了。伏契克躲在门后，本来他能够毫无阻碍地开枪自卫，使自己脱险。但想到枪声会引起敌人还击，结果会使4位同志白白牺牲，他不能这样做，只能从隐蔽处走出。他被捕了，在监狱里，他受尽了苦刑，奄奄一息，但他活过来了。
他在267号牢房关了411天。在“老爹”——一位老教师的耐心护理下，他恢复了健康，领导狱中斗争。1943年伏契克被送往柏林受审，后惨遭法西斯杀害。
《绞刑架下的报告》这部作品深刻地揭示了人的伟大与渺小——雕像与木偶的根本区别。伏契克冒着生命危险，以火一般的热情，忠实地记录下这些肝胆照人的英雄。他笔下的英雄人物朴实无华，个个都表现出真金不怕火炼的坚强性格。他们的英雄主义是无私的，谦逊的。他们真正当得起大写字母的“人”的称号。
出没在枪林弹雨的人，后来却在盖世太保的皮鞭下丧失了勇气，于是用出卖组织、同志以及自己的恋人来保全自己的生命，最后连卑鄙的敌人都瞧不起他。伏契克还痛斥了那些不配做捷克人的刽子手，这些把灵魂出卖给魔鬼的人，变得比魔鬼更可恨。
《绞刑架下的报告》不仅是捷克无产阶级文学中的经典著作，也是全世界进步人民的共同的精神财富。此书自1945年在捷克出版以来，已被译成包括中文在内的89种文字，出版300多次，印数达数百万册，在世界各国人民中广为流传。它教育了一代又一代的新人，特别对那些不曾经历过反法西斯战争的青年一代，起了极大的教育和鼓舞作用。所有读过或将要读到《报告》的正直人们，都会永远记住伏契克用鲜血和生命在书的末尾发出的谆谆嘱咐：“人们，我是爱你们的！你们可要警惕啊！”是的，一切为人类进步事业献身的人们，都无不感谢伏契克真诚地提醒：无论何时何地，都要警惕那些公开的和隐藏的、残忍的和阴险的、形形色色的木偶！
沉默的防御工事
《沉默的防御工事》是捷克作家德尔达发表于1946年的短篇小说集。
《沉默的防御工事》共收短篇小说11篇，描写1939~1945年间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在反法西斯斗争中的一些平凡而伟大的英雄人物，包括电车工人、中学教员、保管员、家庭妇女、锁匠、军人等等。现介绍其中的两篇。
《更高原则》
穿着乡下式样的衣服，皮包里经常装满古典著作，这就是七年级班主任、古希腊文和拉丁文教员——“更高原则”的肖像。他到校还只第3天，听他热心讲解几次课后，大家就这样称呼他了。不久，这个外号就完全代替了他的姓名。
“道德的……嗯……更高原则……你们学生所应该留意的，就是不要让自己有那些可笑行为，例如抄袭别人的作业。”他专心致志，对外面发生的事件，充耳不闻。一天，他正上课，校长跑来叫走了3位优秀学生。“更高原则”提出抗议，愤怒地跟了去，5分钟后，他回到教室呜咽着说，他们被捕了。晚上广播里宣布，由于同情暗杀秘密警察头子的海德里希而被枪决者的名单，其中就有这3位学生。第二天清晨，全体教员默默聚集一堂，校长险些儿晕倒。历史教员首先开口，他说应该给法西斯当局送效忠信。接着他朗读一份令人作呕的卖身誓言，让大家签名，遭到全体教员拒绝。70岁的老教员说，“在我死之前，我不说谎了。”大家决定向不幸的七年级学生们发一个通告，谴责他们中的告密者，并将这通告记入班日志中。
“更高原则”推开教室门。学生们肃然静坐。“同学们，老师们委托我……要我……对于昨天的不幸事件……恰当地按照道德的更高原则的观点，说一说。”20对眼睛都望着他，“根据道德的更高原则的观点，我只能向你们说一句话：杀死暴君不算犯罪……就是我自己，也赞成……杀死海德里希！”他觉得要说的话都说出来了。于是他坐下来要往班日志里写上这一切。他的笔刚落到纸上，课堂里发出一阵非常熟悉的骚动声。“更高原则”慢慢地抬起头，看了看全班的学生，只见20个学生肃然起立，向他致意。
《炸药保管员》
60岁的矿场火药库保管员弗朗基塞克，性格软弱，从幼年起就不断受老爷们的欺凌。当他第一次接受地下工作组交给的偷炸药的任务时，吓得要命。但同志们出生入死的勇敢行为，感染了他，增强了他的勇气。他每天从矿井里带出两三斤炸药，暗中转交他人。列车越轨、铁路炸毁的事件连连发生。气急败坏的秘密警察把这个地区闹得鸡犬不宁，敌人开始怀疑弗朗基塞克。矿场场长保证说，“他是一条老实和胆怯的小牛，绝对不问政治。”但是军用列车继续越轨，到处一片白色恐怖。一天，弗朗基塞克未能将炸药转交出去，只好藏在家里。敌人得知后跟踪追来，弗朗基塞克想抢先跑回家去安排。他一进家门就上气不接下气地说“糟啦……”，他原以为妻子会吓得大哭起来的。可她却安静地说：“我知道这件事。你藏在哪里？”“在柜子里。”他吃惊地望着她拿起一把煮衣服用的大铁壶，把炸药装进去，然后把一条旧裙子塞到壶里，双手捧着大铁壶准备出门，但敌人赶来了。弗朗基塞克回答敌人：“炸药是我偷的，我偷了！列车还要炸，一切都要炸飞！”他妻子说：“你做得对！做得好！”突然弗朗基塞克感到一种奇异的安静，也不再感到气喘吁吁了，他看到老婆安详、果断地把大铁壶放在火热的炉子上：这就是判决。她那被敌人打得流血的嘴说出了最后的一句话：“如果我们把这些畜生……杀死，上帝是不会怪罪我们的！”
进攻
《进攻》是捷克和斯洛伐克作家雷扎奇的作品，写于1951年。小说主要反映捷克和斯洛伐克解放初期边区的一些社会问会问题，曾获国家一等奖。
故事发生在二战结束后的捷德边境苏台德区的一个小城——白笃溪。在布拉格起义中认识的4个年轻人——行政委员会主席巴加尔和委员安托舒、德尔涅茨、列依谢克——为了接管小城并逮捕旧市长，进行了街垒战斗。但被抓获的旧市长·赖里克却乘纳粹分子袭击逃跑。幸亏共产党巴里美及时真赶到卡达尼才搬来救兵。在苏军的营救下把纳粹打得落花流水，四窜逃走，4个年轻人得以脱离险境。
巴加尔等4人对目前的形势和任务各持不同看法。巴加尔是老共产党员，参加过1938年西班牙内战，后来在国内从事地下工作，他懂得他们的根本任务就是通过接管，在这块土地上建立新的人民民主制度。战前曾当过某纺织公司推销员的德尔涅茨，实际上是一个投机分子，想凭借革命名义，趁机大捞一把。混血儿列依谢克关心的只是一到白笃溪就接收应该由他合法继承的旅馆。
第二天，巴加尔通过本地的广播电台，向德国居民宣布：白笃溪重归捷克所有，它的行政机构是行政委员会，并正式开始工作。兼任人民经理的德尔涅茨到纺织厂去了，列依谢克也回家了，剩下汽车修理技工安托舒协助巴加尔工作。他们协同苏军战士，收缴德国人的武器，登记面包铺的存粮，没收敌产等。
巴加尔等人的处境非常复杂，首先面对的是异常尖锐剧烈的对敌斗争。残余的法西斯分子在旧邮政局长、希特勒青年团女子队长玛盖尔等人的指挥下，进行各种阴谋破坏活动。鉴于玛盖尔一贯作恶，证据确凿，巴加尔下令将她逮捕。押解途中，由于安托舒、克林涅克粗心大意，纳粹分子从背后开枪把克林涅克打伤，劫走玛盖尔。同时，敌人因季采供出赖里克的地址，把他打伤，后来又改变主意，让伤愈后的季采去骗取巴加尔的信任，继续留在行政委员会供职，并把玛盖尔窝藏在季采家。使她得以暗中操纵敌特的破坏活动。
捷克农民包斯塔伐一家自愿来到边区，被安置在白笃溪所属的小谷庄落户。他的生产搞得不错，但受到满怀敌意的德国移民的仇视，连续毒死了他的两头牛犊和四头母牛。包斯塔伐及时向行政委员会报告，巴加尔采取了果断措施。与此同时，玛盖尔也来到小谷庄，煽动德国移民把所有牲口乘黑夜赶过边界，但被巴加尔及时发现，揭穿了敌人的阴谋。最后，巴加尔不顾列依谢克等人反对，呈报上级并经苏联当局批准，依照波茨坦公告，在苏军协助下，首先遣返小谷庄的德国移民。大批捷克农民来到之前，新任邮政局长、纺织厂工人等利用工作余暇，志愿来帮助干农活。在行政委员会当上职员的克林涅克爱上包斯塔伐的女儿伊尔齐娜，也自愿到小谷庄安家落户。
到城里落户的一批捷克工人，如杰依梅克父女被分配在德尔涅茨领导的纺织厂工作，杰依梅克当工长，他的女儿任会计兼文牍员。他们都是共产党员。德尔涅茨一心想把工厂攫为己有，早日当上老板。他住进赖里克的高级别墅，想方设法把它修饰得更漂亮，为此，他不惜用厂里的高级布料同投机分子委玛舍交换建筑材料。后来，他同资产阶级分子罗斯满斯等人勾结，并打算跟逃到国外的赖里克合作，对抗和破坏工厂的国有化，妄图走资本主义道路，希望在国外压力和选举问题上挤垮无产阶级。杰依梅克等人根据党中央指示，发动工人群众，组织工厂委员会，挫败了德尔涅茨的阴谋。
巴里美发现玛盖尔藏在季采家里，转告了巴加尔。巴加尔经过严密布置，以安排新来的邮政局职员罗斯到季采家借住为由，终于把顽固不化的纳粹分子玛盖尔辑拿归案。
经过几个月激动人心的战斗生活，巴加尔同琴娜之间的爱情加深了，共同的理想使他们结合在一起。安托舒在巴加尔的培育下，经过实际工作锻炼，也走上真正的革命道路，他将妻子接来，成为白笃溪的正式住户。
生与死的搏斗
《生与死的搏斗》是普伊曼诺娜的作品，是长篇小说三部曲《十字路的人们》、《玩火》、《生与死的搏斗》中的最后一部，写于1952年。
作者玛丽·普伊曼娃是捷克和斯洛伐克著名的小说家和诗人，长篇小说三部曲是她的代表作。
故事发生在德国法西斯占领捷克和斯洛伐克的1938秋天。当捷克和斯洛伐克的共产党员和爱国人士一遭受疯狂屠杀时律师哈姆查因为保护了莱比锡案件中的季米特洛夫而被迫入狱。共产党员哈姆查在狱中与纳粹坚持斗争，最终被拷打致死，他的妻子涅拉还在痛苦地期盼老人可以归来。
不久，一位从狱中回来的青年告诉她哈姆查已英勇牺牲，这给年迈的涅拉很大打击，同时也激起了他们的子女对法西斯的无比仇恨。哈姆查的女儿叶琳卡是个医生，她默默地为革命工作着，经常秘密地把维他命送给“政治犯”，为地下工作者治病，帮助翻译和传播苏联报纸。叶琳卡的丈夫托尼克则以赴美国为名转入地下，开展游击战。他俩表面上离婚，暗中秘密联络，并肩作战。这一切，叶琳卡均未告诉母亲，她怕引起老人的痛苦和担心。有一天，叶琳卡通宵未归，家里的人十分焦急。第二天，一位姑娘来到叶琳卡的弟弟史塔尼亚工作的图书馆借书，悄悄地通知史塔尼亚说，叶琳卡已被捕，让史塔尼亚和叶琳卡的儿子米嘉迅速转移到农村。说完后，那位姑娘就匆匆离去，也未留下姓名。史塔尼亚随即将母亲和外甥转移到农村。有一天，史塔尼亚从农村探望母亲回到布拉格，偶然碰到那位送信的姑娘。这时他才知道这位姑娘是姐夫托尼克派来的联络员安杰拉。他对安杰拉说，由于父亲和姐姐的牺牲，他十分痛苦，而且感到恐怖和孤单。安杰拉说，许多爱国的工农都在战斗，我们并不孤单，“治疗恐惧症只有一种药——作一些事情反法西斯”，她让他拿起笔，写些诗文和传单，以唤起人们的希望。从此史塔尼亚也投入反法西斯的战斗。有一天，一个密探向米嘉打听他父亲托尼克的行踪，米嘉机警地说，他父亲抛弃他们去美国了，迄今杳无音讯。米嘉回到家中当即向舅舅史塔尼亚要路费，打算搭车去通知他父亲提高警惕。史塔尼亚对米嘉说，敌人整天监视着我们，你这样做会暴露目标的，必须通过联络员才行。后来，史塔尼亚通过联络员知道托尼克早已转移。
正当捷克斯洛伐克国内的广大革命者同法西斯斗争的时候，希特勒在苏联战场上节节败退，哥德瓦尔特的军队配合红军正在进行反攻，打回捷克斯洛伐克。当苏军攻克柏林回师解放布拉格时，米嘉和史塔尼亚正在前线战斗。在这次战斗中，米嘉机警地拿着一支空枪看押着一群德国战俘，直至红军的到来。
终于战争结束了，涅拉、米嘉、托尼克、史塔尼亚和他的妻子安杰拉一家团聚了。因为家里少了两个人，哈姆查和叶琳卡，而一度陷入沉痛。最后老人涅拉和儿子托尼克提出期望和平与保卫和平的愿望。
公民布里赫
《公民布里赫》是捷克作家奥青纳雪克发表于1955年的长篇小说。作品的故事梗概如下：
布里赫幼年丧父，靠母亲为人浆洗衣服度日。他学习用功，但因家境贫苦一直处于受歧视受屈辱的地位。这在他幼小的心灵中埋下了憎恨有钱人的种子，他逐渐成长为自命清高、富有正义感的人。
德国占领捷克后，封闭了所有大学，布里赫通过读书出人头地的美梦破灭了。他被抓到德国，纳粹分子的凶残暴虐加深了他对法西斯的仇恨。不久，他设法逃回布拉格，胆小自私的舅舅米静纳，因怕受连累竟把他赶出家门。这时，碰巧遇到幼年的同学、靠走私发了财的拉兹，经济上给了他一些帮助。共产党地下工作者英德拉收留了他，帮他隐蔽下来，并分配他干一些工作。这时，布里赫结识了女工伊莲娜，他俩满怀喜悦迎来了1945年捷克的解放。
解放后，布里赫重新进大学。英德拉想争取他入党，竟遭他拒绝，他说：“纳粹已打倒，还要政治干吗？”这时，拉兹已成了工厂主，并夺去了他的未婚妻伊莲娜。布里赫受到很大的刺激，他愈加埋头读书，终于获得法学博士的学位。但毕业后他未找到合适的工作，只在布拉格化学公司会计科当个小职员。
1948年著名的二月事件爆发了。反动资产阶级在联合政府中的代表人物利用捷克严重的经济困难企图压共产党下台。12个反动部长向哥德瓦尔特总理提出要挟性辞呈。共产党抓住这个时机领导全国人民举行武装游行，示威罢工，迫使资产阶级总统批准了反动部长的辞呈，并授权哥德瓦尔特组阁。布里赫也被卷入这场斗争的漩涡。开始，他认为这是党派之间“无聊的争论”，他表示，不管哪个党，谁占上风他就反对谁。后来，各单位成立了行动委员会，夺了资产阶级的权，资产阶级的负责人被“不懂业务”的共产党员所取代，曾经答应提升他为法律顾问的出口部主任也被赶下了台。资本家的财产被没收了。这一切都使他很恼火，他认为，暴力代替了自由、民主和人道。连他那个沾满市侩习气、投机取巧的舅舅也入了党，这使他对新政权越来越反感。同时，拉兹又不断向他灌输反动思想。
因此，当新的出口部主任调他当法律顾问时，他拒绝了；他的同事、行动委员会主席巴尔多什对他的劝导被视为“宣传”，对他的关怀被当作“监视”；甚至当他收到一份宣传“打倒极权主义”的反动传单并叫他抄写5份散发时，他也答应了。但他对祖国毕竟还是有感情的，一些正直的共产党员的言行对他也是有影响的。因此，尽管拉兹千方百计要挟他叛国外逃，他都拒绝了。他苦恼犹豫、徘徊、彷徨。就在这时候，他抄写的传单被他舅舅发现，并拿去告发，他感到恐惧绝望，于是横下心来，决定随拉兹出逃。
在偷越国境的前夕，逃亡者们聚集在边境一个偏僻的小木屋里，等待来人带他们越境。这伙人中除拉兹和伊莲娜外，还有反动的皮货商、刺杀共产党员的逃犯、反动的美国律师等等。他们的谈话暴露出他们根本不是在追求什么自由民主，而是盼望第三次世界大战能帮助他们恢复失去的天堂，他们甚至公然怀念希特勒。原来，接他们越境的人以前也是纳粹分子。这一切擦亮了他的眼睛，他回想起在旧社会和法西斯德国所遭受的屈辱和苦难，正直的共产党员的形象浮现在他眼前，他决心同这些叛逃分子决裂，返回布拉格。
拉兹一伙不肯放他走。先是辱骂，后又用枪威胁他。在这危急时刻，接他们越境的人到了。趁大家正忙自己的事时，他逃离了木屋。在黑夜里他遇到同样不愿叛国的伊莲娜，他俩一起回到了布拉格，开始重新安排自己的生活。回到工作岗位，见到巴尔多什时，他说，这段经历终于使他明白了“哪里是光明，哪里是黑暗；哪条是生路，哪条是死路”。
当他被问今后该怎么办时，巴尔多什回答说：“做一个真正的公民！”
第四节匈牙利现代文学作品
黑钻石
《黑钻石》是匈牙利作家约卡伊·莫尔写于1870年的长篇小说。
小说主人公白伦德·伊凡经营着一个中型煤矿，他一心想振兴民族工业，但却遇到了来自银行家菲利克斯的挑战。菲利克斯先设计拐走了白伦德·伊凡的恋人叶维拉，又勾结国际金融集团、宗教势力和封建贵族对煤矿步步侵蚀。为了保住煤矿，伊凡步入一向鄙视的上层社会，并争取颇有势力的伯爵小姐的支持。没想到伯爵小姐真爱上了伊凡，然而伊凡却念念不忘叶维拉。最后终因不能忍受上流社会的生活方式，而毅然返回煤矿，他挽救了煤矿，并得到了真正的爱情。
小说反映了匈牙利新兴民族资产阶级初露头角时，对内反对封建贵族和教会统治，对外抵制国际金融资本入侵的艰难历史。故事情节离奇曲折，动人心弦，是一部寓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为一体的佳作。
黄蔷薇
《黄蔷薇》是匈牙利作家约卡伊于1893年创作的长篇小说。其故事梗概如下：
在霍尔图巴吉平原，有一家旅店，园子里有一棵黄蔷薇。旅店老板的养女克拉莉常去采摘蔷薇花送给情人，因此，人们就把这个漂亮的姑娘叫做“黄蔷薇”。草原上有两个牧场，一是牧牛的，一是牧马的。牧牛场有一位出色的青年牧人叫拉扎·弗尔科，牧马场也有一位能干的青年牧人叫德奇·山陀尔。他们的教父彼此熟悉，两个青年原来也是好朋友。
牧马青年山陀尔同克拉莉热恋着，他的帽檐上经常插着少女送的黄蔷薇，他也送给她一双银耳环。牧牛青年弗尔科也追求克拉莉。应征入伍时，弗尔科装聋留下，山陀尔却当兵去了。半年后，山陀尔回到草原牧场，急忙去看望恋人克拉莉。清晨，山陀尔在路上跟弗尔科相遇，弗尔科帽子上也插有一朵黄蔷薇，夸耀是情人送的。
山陀尔窝着一肚子气，来到旅店找见克拉莉，责备她不该在他当兵期间对他不忠实。克拉莉百般解释，并一再向他申明；“我爱的只有你一个人。”根据习惯，她还特意用山陀尔送的黄玳瑁梳子把辫子盘起来，表明已经订婚，有了爱人。但山陀尔发现他送给她的耳环已经由弗尔科镀上了金，心里更加忌妒，一直不肯原谅克拉莉。克拉莉为了使山陀尔改变态度，用从前一个吉卜赛女人告诉她的办法，将草药浸在山陀尔要喝的酒里，想叫他依然像从前那样爱她。不料吉卜赛女人告诉她使用的竟是一种致人死命的毒药。山陀尔喝酒后离去，途中毒发倒下，幸得兽医救助，脱离险境，又在克拉莉精心照料下很快康复。在法官面前，克拉莉承认误毒山陀尔，准备服刑。但山陀尔却矢口否认克拉莉毒害他，说是喝了流浪吉卜赛人的酒中毒的。因此，克拉莉无事释放，但山陀尔对她表示决裂，不等克拉莉说话，纵身上马，朝草原飞奔而去。
牧牛场工头看出弗尔科也热恋着山陀尔的情人克拉莉，担心他俩碰在一块会像发怒的公牛那样凶斗，因而就让弗尔科赶着牛群随买牛人一同到莫拉维亚去，让他忘掉“黄蔷薇”。
在波加尔渡口，因蒂萨河发大水，牛群过不去。困留渡口的人们讹传着克拉莉的事情；有说克拉莉在情人的授意下毒死山陀尔后已双双逃走；有说克拉莉被判死刑，关在牢房，马上就要行刑，等等。弗尔科听在心里，默不作声。在看管牲口时，他随手捡起一块泥煤。
三天后，河水退了，人和牲口上渡船过河。弗尔科借故燃着泥煤，牛群闻到气味，相继跳进河里，弗尔科也趁机乘牧马跃进水中，干脆把牛群赶回草原。
当山陀尔听到弗尔科因迷恋“黄蔷薇”又回到草原时，就决意找他进行决斗。山陀尔把弗尔科击落马下，并按照当地风俗，对倒下的敌人要从头到脚抽打一顿，然后叫克拉莉去护理。克拉莉说，她是真心爱他的。但山陀尔不听，跃马飞奔而去，冲进了暴风雨中，人影在急雨中闪现了一两次，她从此永远看不见他了。
喀尔巴阡山狂想曲
《喀尔巴阡山狂想曲》是匈牙利著名作家伊雷什·贝拉的长篇小说三部曲，创作于1937~1939年，作者因此作品而获得科苏特奖金。
第1部《新葡萄酒》描写格查·巴林特的一家。他生长在驰名世界的葡萄酒产地贝雷萨斯。到他父亲时，他家经营的葡萄园越来越小，最后全部被高利贷者吞食，一家人背井离乡。
第2部《林中人》描写巴林特一家搬到边界山区，看到少数民族人民过着与世隔绝的贫苦生活。林业工人有组织地开展了一系列反剥削反迫害的斗争。
第3部《格杰里·萨科维支的王国》描写巴林特大学毕业后应征入伍，走上了为革命奋斗的艰难历程。
这部宏大的作品是一轴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从小镇到山林，从穷乡僻壤到首都布达佩斯，上及国会内阁和外军司令部，下涉山村茅舍和贫民窟，作者笔下有民族败类的丑行、资本家的贪婪、反动势力的凶狠，也有小资产者的彷徨，知识分子走向革命，革命者的视死如归……匈牙利人民的解放斗争尽显现在这部长篇巨作中。
考验
《考验》是匈牙利作家彼得于1950年发表的短篇小说。作品的故事梗概如下：
新成立的巴洛赛格农业生产合作社有三个领导人。主席梭什·米哈依，虽懂得农事，但为人谨小慎微，遇事拿不定主意，对社队的情况又不大了解。社委乔波·安德拉什，原是赶大车的，嘴很甜，专讲好听的，但爱说谎和占小便宜，干活挑肥拣瘦，净磨洋工。社委基什·戛波尔，长工出身，工作认真，头脑清醒，办事公道，群众关系好。
麦收到了，社员对何时开镰众口不一，梭什自己拿不定主意；乔波老盘算着如何把社里的东西往自己大车上装；基什经过认真考虑，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意见，使当主席的梭什感到面上很难堪。
割麦时，三人各带领一队人干活。社员之间发生口角，梭什因怕得罪人不敢去管，乔波队里也因喝水事吵个不休，只有基什队里平安无事，群众齐心协力，干劲很大，收割进展顺利。
在运麦子的问题上社员们又七嘴八舌，众说纷纭。乔波只考虑让自己的大车参加运输，好让马儿猛吃集体的庄稼。梭什讲话也无人理睬。基什在反复琢磨后吸取了大伙儿几种方案的优点，提出个合情合理的办法，大家心悦诚服地照办了。
小麦脱粒的过程中也发生一些纠纷，偷懒、吵嘴、打架呀，闹男女关系呀，梭什对此都不甚了解，睁只眼闭只眼；基什则及时了解情况，作出恰当的处理。
一天突然大雨倾盆，梭什因事先缺乏安排，临时又瞎指挥一气，集体粮食遭受很大损失，自己也弄得十分被动。基什带领群众紧张地抢救粮食和机器，在抢救的过程中发现了一袋藏在一边的麦子，经查明是乔波偷队里的。雨后基什揭发了这一偷盗事件，对乔波作了处置。
暴雨造成的损失和偷盗事件的发生都说明了梭什的官僚主义作风。群众主张撤换梭什，由基什当主席，梭什羞愧地流下了悔恨的眼泪。
经过这场暴风雨的考验，新的合作社在基什的领导下团结一致，积极愉快地进行着劳动。
第五节奥地利现代文学作品
变形记
《变形记》是奥地利著名作家弗朗茨·卡夫卡于1912年创作的，它给读者的第一个突出印象，就是荒诞不经。
小说主人公格里高尔·萨姆沙，是个旅行推销员。一天早晨，他从噩梦中醒来，发现自己突然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公司秘书主任为他没上班找上门来，父母和妹妹也急来询问情由，都见状大吃一惊。从此，他成了家庭的一个沉重包袱，甚至被认为是一家人“一切不幸的根源”，终于受尽亲人的冷遇和折磨而死。
作者用精细的写实手法，逼真地描绘了格里高尔变形后，在言行习惯、饮食起居和生理器官等各方面发生的具体变化，活画出一只巨大的甲虫——“老屎蜣螂”的丑恶形象。
人，突然变成了甲虫，这够荒唐的了，更荒唐的是，他还保留着人的一切思想感情。这是一只地道的甲虫，却具有美好的人性。外形丑恶，内心善良，如同《巴黎圣母院》中的怪人加西莫多。虫形而人心，这是比加西莫多还要奇特的一个艺术形象，小说就是以格里高尔这样一个“怪物”为中心人物，写他变形后的不幸境遇和悲惨结局，基本情节神秘而离奇。
但是，作者并不是为荒诞而荒诞，其中存有深意。这就是深刻地表现了资本主义社会里“人的异化”。所谓“异化”，原是德国古典哲学的术语，其意指主体在一定的发展阶段，分裂出其对立面，变成外在的异己的力量。在《变形记》里所表现的“人的异化”，可从两方面来看：一是从人本身来看，“人”变成了“物”，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私有制和现代化的大生产，“物”，也就是财富、机器、生产方式，在生产者眼中具有它自身的、不可理解的、神秘的内容，异化为统治人的、与之敌对的异己力量，把“人”变成“物”的奴隶，最终使人也变成了“物”，或者说“非人”。这是资本主义社会通常可见的现象。卓别林的《摩登时代》就生动地表现了这一点。这也是卡夫卡在《变形记》中所要表现的。小说主人公格里高尔，在生活的重担与职业的习惯势力的压迫下，从“人”变成了一只甲虫。这似乎是荒谬绝伦，不可思议。但是，如果他不是变成一只甲虫，而是患了重病，如精神分裂症，瘫痪，或出了事故，成了残废，或染上不良嗜好，不可救药，或有了什么过失，出了问题，等等，那我们就一点不感到奇怪了，作品的主旨也就一清二楚了。因为在那样的社会条件下，一个人要负担一家四口的生活，还要给父亲还债，设法送妹妹上学，不得不“挑上这么一个累人的差使”，“长年累月到处奔波”，什么样的事情不会发生呢？在小说中，人变成了一只甲虫，不过是一种象征手法。既然人可以变成一只甲虫，当然也可以变为别的什么。这如同一种代数公式，可以代入不同的数字。甲虫式的人，可以说是人的“异化”或“物化”的一种象形符号，是对这种现象的一种独特的典型概括，也是一切倒霉人孤独和悲哀的象征。这样看，才更能见出其深刻的普遍意义。人物变形，这在文艺作品中并不罕见。奥维德的《变形记》，其中一些人物最后不是变成兽类，便是变成鸟形，或者花、草、木、石。卡夫卡的《变形记》不能说没从此得到启示。但奥维德的《变形记》的变幻，纯出于偶然，缺乏社会的必然性内容；而卡夫卡《变形记》的人物变形，则有其特定的忧愤深广的社会底蕴。
我国的《西游记》极写孙悟空等神怪之多变，他们可以自由地变来变去；而卡夫卡笔下的格里高尔则不然，他之变形乃身不由己，突兀莫名。它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异化”的图景。这是其独特处，也是其深刻处。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一般人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谁也料不到有什么无妄之灾哪天落到自己头上。这种灾祸之来如同一场噩梦，等你清醒过来，人事已非，身同隔世。格里高尔之变形就是如此。这变化唯其如此突然，如此不可索解，如此无法改变，从而更加表明这种灾难之深重，和难以抗拒。正如卡夫卡自己所说：“不断运动的生活纽带把我们拖向某个地方，至于拖向哪里，我们自己是不得而知的。我们就象物品、物件而不像活人。”作者只变格里高尔之形，而不改其受压抑的小职员的身份与性格，正是为了强调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普通人掌握不了自己命运的悲惨。
再从与人的社会关系来看，人成了陌生人，和一个敌视他的陌生世界处于对立地位。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人与人之间是赤裸裸的利害关系，冷酷无情的金钱关系，连家庭成员之间也是如此。小说借主人公格里高尔的境遇深刻地揭示了这一点。格里高尔变形前，维持着一家宁静温饱的小康生活，家庭同他的关系挺热火的；一旦变形，这种热度就急剧下降，以至冰结。格里高尔还是那个格里高尔，心还是那颗心，只是因为一具甲虫的躯壳，就被一家人视作异类。昨天他们还是那样相知的亲人，今天已是另一番眼光和面孔，彼此之间如此隔膜，言语不通，思想不通，感情不通，中间隔着一道无法打通的玻璃墙。生活在亲人之中却举目无亲，孤苦无合，这该是一种多可怕的孤寂！小说从格里高尔的角度展开故事的叙述，一切从他的眼中见出，通过他的心理活动的折光来反映周围环境的变化，写出了资本主义社会里人的孤独感。诚然格里高尔的亲人也曾为他着急，希望他能够好转，但这主要还是怕他丢了差使，影响一家人的生活；也怕他成了“家丑”，有损他们的名声地位。及至好转无望，则视为祸祟，唯恐其不死。
由此可见资本主义社会的人情冷暖、世态炎凉。格里高尔之所以被从家庭关系中孤立出来，备受冷淡、折磨以至摧残而死，与其说是因为他成了一只甲虫，倒不如说是因为他已失去了使用价值，损害了一家的私利。格里高尔不死于车祸，不死于疾病，不死于战争，亦非死于他人的迫害打击，而竟死于自己亲人之手，死于他所全心爱着的人们之手，这难道不是惨绝人寰的大悲剧吗？作者以犀利的笔力，透彻地解剖了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撕开了笼罩在家庭之上的温情脉脉的纱幔，露出其血肉淋漓的现实本相。骨肉至亲尚且冷酷如此，其他关系可想而知，作者愤世嫉俗之情不言而喻。
《变形记》所提出的问题，在卓别林的《摩登时代》，以及巴尔扎克的《高老头》和《欧也妮·葛朗台》等作品中也有所反映。这些作品有的也极尽夸张之能事，但都采取了比较接近现实生活的形式，而卡夫卡为什么偏要用如此荒诞不经的方式，来表达这样严肃的问题呢？我想至少有这样的作用：其一，是便于充分有力地揭露矛盾，撕破一切假面，把问题暴露得淋漓尽致。生活中种种社会弊病，由于被粉饰着，人们往往视为正常。直至有大跌宕，把涂在生活表层的粉饰剥落，才现出其全部荒谬性来。让人物变形，就是卡夫卡用以去粉饰、揭矛盾、表示自己对生活的理解与态度的一种特殊手法。试想，如果不是因为格里高尔变成了甲虫，怎能暴露出资本主义社会家庭关系的极端虚伪性及其利己主义本质。这种虚伪性是随着格里高尔的不幸的加重而逐层深入地揭露出来的。其次也是为了强调，使问题显得特别尖锐突出，惊心动魄，发人深省。人的异化尽管在生活中是普遍存在，但人们往往并不理解它，注意它。在《变形记》中，由于这种不无怪诞的象征手法的运用，异化世界被置于使人们能够理解它的新奇光芒之下。人变成了甲虫，这是对人的“异化”的最形象、最通俗的表述，再也没有比这更骇人听闻的了。唯其如此荒诞，才特别引人注意，而不会漠然置之。唯其荒诞之中有真实，涵深义，才能使读者如此震惊，久久沉思。
由于作者力图寓严肃于荒诞之中，《变形记》在艺术上相应地具有这样一些特点：（1）现实与虚幻的结合。人变成了甲虫，这是虚妄而不可能的。甲虫而具有人的思想感情，这更是不可思议。然而就构成这样一个特殊甲虫的材料而言，又无一不是现实的，写得真实生动，活灵活现。就格里高尔这个甲虫式的人而言，总的说来是超自然、超现实的人物，但就他所生活的环境而言，就他周围的社会关系而言，则又都是现实的，是一定社会生活的真实再现。用写实的手法叙述反现实的事件，让非现实的人物生活在现实的环境之中，现实的因素与虚幻的因素如此紧密地粘合在一起，构成《变形记》新奇怪诞的风格。（2）借虚妄写真实，于“正常”见反常。格里高尔不幸变甲虫而死，这看似荒诞，却真实地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普通人的悲惨命运。格里高尔死于自己亲人之手，这并不是因为他们特别坏。这些人都是普普通通的人，善良的人，他们对格里高尔的态度各有不同，但随着格里高尔的病态发展和他们的社会生活条件的改变，逐渐变得一致起来。这说明，不论什么人，在那样的情况下也会这样的，问题的严峻性就在这里。作者把这种冷酷的利害关系写得这么平平淡淡，合情合理，正是为了揭露人们都已习惯了的“正常”关系的反常性，以引起人们的觉悟和思考。（3）叙而不议，含而不露。《变形记》是一个悲剧。可是作者在叙述格里高尔的不幸时，却采用了四平八稳的笔调，不动声色，不带感情，不发议论，也不作任何评价，这种客观冷静，含而不露的表现手法，却使这篇小说收到了深刻地震撼读者心灵的效果。由是我想起高尔基致契诃夫的一封信，高尔基说：“您可知道，在您的戏中，我觉得您处理人物比魔鬼还要冷酷，您对待他们像风雪一样的冷。”可就是《万尼亚舅舅》这个戏却使高尔基感动得哭了。卡夫卡并不像有些作者那样重视作品的共鸣作用，他首先考虑的是要唤起读者的思考，但这并不等于说他在作品中不倾注自己的感情。卡夫卡把自己的爱憎溶入人物自身的血液中，如水银泻地，不露痕迹。他竭力隐蔽在自己所描绘的图画后面，用自己所创造的形象体系给读者造成一种悲惨压抑的总印象。难怪我们读后就像心头压着一块石头似的。（4）鲜明强烈的对比。一是爱与憎的对比。格里高尔变形后，总是为家庭着急、分忧，充满着对亲人关怀、体贴之情，直至死前还“怀着温柔和爱意想着自己的一家人”，并且愿意为自己的亲人而死。这同他父母和妹妹对他的态度截然相反。再是变与不变的对比。格里高尔形变而心未变，他的亲人们未变形却变了心。一是虫形而人心，一是人形而“虫”心，这也是一种对比。通过这些对比，表达了作者对生活的理解和评析。由于以上特点，使得《变形记》具有自己鲜明的艺术特色。
当然，《变形记》也有不足之处。作者尖锐地反映了人的异化问题，然而他所注重的只是“结果”，却没有正面展示这种异化的过程和原因，更没能指出摆脱异化的出路。这与卡夫卡在创作上强调写“瞬间”的直觉，以及他世界观中悲观厌世的思想分不开的。他说：“我着重的只是进行写作的那些瞬间”，因此，“凡是落入我的眼帘的东西，都只是从半腰的某个地方而不是原原本本地落入我的视野的”。他对冷酷无情的资本主义社会感到厌恶，看到了社会的荒谬和丑恶，但又认为无力加以改变。他说：“目的虽有，却无路可循；我们称作路的东西，不过是彷徨而已。”这些思想上的弱点，使他的作品蒙上阴沉灰暗的色调和神秘晦涩的迷雾。但是，卡夫卡毕竟让我们如实地看到了那个奇形怪状的社会现实，为被损害的孤苦无告的受难者呼唤着同情、怜悯和援助，提醒人们重视这些问题。
判决
《判决》是卡夫卡于1913年创作的一部小说，它是卡夫卡早期公开发表的代表作，也是卡夫卡自己喜爱的作品之一。
小说一开始，主人公格奥尔格·本德曼正在房间里给一位多年前迁居俄国的朋友写信，告诉他自己订婚的消息。格奥尔格是个商人，自从几年前母亲去世后就和父亲一起生活，现在生意日益兴隆。他写完信来到父亲的房间，父亲对他态度非常不好，怀疑他根本就没有什么迁居到俄国的朋友，还指责他背着自己做生意，盼着自己早死。突然父亲又转了话题，嘲笑格奥尔格在欺骗他的朋友，而父亲自己倒是一直跟那位朋友通信，并早已把格奥尔格订婚的消息告诉他了。格奥尔格忍不住，顶撞了父亲一句，父亲便判儿子去投河自杀。于是，格奥尔格冲下楼梯，真的去投河了。临死前，他低声喊道：“亲爱的父母亲，我可一直是爱着你们的。”这篇小说也可以看作是卡夫卡的一篇传记。
卡夫卡的父亲是一个白手起家的商人，精力充沛，性情无常；由于事业的成功，为人傲慢，对儿子管教颇严，尤其是对卡夫卡不切实际的幻想和志趣经常加以嘲笑。因此，卡夫卡从小对父亲既敬仰又畏惧。当他拿起笔来创作时，就写了这篇以父子冲突为主题的短篇。小说不仅表现了对“原父”的恐惧感，也表现了对家长制的奥匈帝国的不满；与此同时，卡夫卡通过这个奇怪的故事，还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生活的荒诞、非理性。
审判
《审判》是卡夫卡于1914年~1918年创作的作品。
《审判》常被看作卡夫卡的重要作品，并已拍成电影。小说写的是一个具有表现意味的荒诞故事，开头很富悬念：“一定有人诬告约瑟夫.K，因为他没做坏事，却在一天清晨被捕。”人们自然会问：谁是诬告者？K为什么受审判？值得注意的是，作品叙事线索扑朔迷离，具体描写犹如梦幻，悬念始终悬而未决。读者由此被吸引进入了一个虚构艺术的迷宫，发现主人公K不明不白被捕后，一方面确信自己无罪，一方面又在接受抽象法庭的抽象审判，同时还在巨大的心理压力下，继续从事银行职员的工作，直到一年后引颈受戮。问题是，K至死也不明白自己犯了什么罪。
作品的主人公是个小人物。他想通过自己的努力与命运抗争。他四处奔走，寻求帮助，竭力为自己申诉。然而律师对他讲了实话：所谓法院其实是个“藏污纳垢的地方”。法庭根本不看状子，“定罪往往是由于某一个不相干的人说了一句不相干的话。”然而法院一经起诉，“它就坚信被告有罪”。他为自己的案子上诉了20年，到头来倾家荡产，徒劳无功。K终于省悟了：“这个法庭的种种作为有强大的机构作背景。它所干的就是把无罪的人抓起来，进行莫名其妙的审判。”
值得注意的是，“这审判之所以是审判，只是因为我对它的承认”。就是说，“审判”能否成立要取决于K，以K的自愿为前提。于是，荒谬绝伦的审判在一定意义上反而成为K对法庭这一体现类似父权力量的社会存在的审判。事情正如卡夫卡在别处所说：“您高高在上”，好像是法官：“其实是我坐在法官的位置上并且至今仍未离开”。K四面出击，处处表现出对法庭这一庞然大物的蔑视和厌恶。他称法警是“乌合之众”，法官是“腐化堕落的黑帮”，说法庭的唯一意义“在于它毫无意义”。国家机器作为类父权力量的扩展和延伸，在这里成为卡夫卡清算审判的主要对象。
K在小说结尾束手待毙，只是表明了人物既不能也不愿在这种类父权力量占统治地位的世界里继续生存的事实。K为自己曾活在这样一个根本谈不上公理与正义的世界而感到羞愧，为自己曾萌生贪生怕死留恋人世的念头而无地自容。
事实上直到死刑执行，K仍然不知道“他从未见过的法官在何处？他从来没有能够进入的最高法院又在哪里？”对这个法律形同虚设，迫害却如影随形的世界，K没有眷恋只有厌恶，甘愿引颈受戮。他临死前唯一的遗嘱，只是感觉不好，因为他觉得自己“真像条狗”。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一种对于荒谬异己的世界欲哭无泪、欲笑无声的独特审判。
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小说中“法律的序文”里有一个怪诞的故事：乡下人一生试图进入法律大门，却始终为“看门人”所阻。弥留之际，看门人告诉他：此门专为你而设，现在我要关上它并离开这里了。小说人物对这一故事展开了讨论，并尝试做出种种可能的解释。他们最后认定，所有解释实际上都不成立。因为能够作为依据的，只有处在解释之外又决定着所有解释的一个事实：并不是“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到法那儿去”。一切都要得到许可。法的本质就是颁发许可的权力。乡下人、看门人看来都不过是诚实、职责之类传统观念的受骗者。他们无冤无仇，却在毕生对峙中耗费了宝贵的生命，成为法的骗局的牺牲品。悲剧或许在于，谁都在等待来自外部的许可。谁也不敢去尝试许可范围之外的事情，哪怕它属于自己的内心。
城堡
《城堡》是卡夫卡于1922年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也是他的最大的一部作品。堪称为典型的“卡夫卡式”小说。
小说写的是主人公K为了进入城堡谒见威斯特——威斯伯爵而徒然势力的故事。一个冬夜，K来到城堡所辖的一个村子，投宿在一个乡村客栈里。按照这里的规矩，没有伯爵的许可证，是不准在村子里过夜的。K虽然自称“我就是伯爵大人正在等待着的那位土地测量员”，但又拿不出证件，于是就遭到了客栈的严厉的盘查。幸亏客栈电话询问城堡“中央局”，得到了似是而非的答复，K才被允许留宿。
第二天早晨，K走出客栈向山上眺望，城堡的轮廓清晰分明。于是就向城堡走去。他走啊走的，虽然方向对着城堡，可是“一步也没有靠近它”。当他疲乏地转回客栈时，已是暮色降临了。
在客栈里，有两个自称是他的助手的人向他报到。据助手谈，“没有许可证，外乡人是进不了城堡的”。他派他们去给城堡打电话，电话里回答道：“任何时候都不能来”。K正在纳闷，一个叫巴纳巴斯的信使闯进来，并且递给他一封来自城堡的信。信的落款是“X部部长”，据来使谈，这个部长名叫克拉姆。信上指出，“你的直属上司是本村村长”，并指出，巴纳巴斯将负责城堡同K之间的联络通讯工作。
K以送信为名，来到巴纳巴斯家里，结识了巴纳巴斯的两个妹妹奥尔咖和阿玛丽亚。K陪同奥尔珈到旅馆里去买啤酒，并打算在旅馆里过夜，不料却遭到旅馆老板的拒绝，因为据说，“这儿是专为城堡里的先生们保留的旅馆”。在旅馆酒吧间里，K遇到了一个叫弗丽达的年轻姑娘。据姑娘自称，她是克拉姆的情妇，而克拉姆就在旅馆房间内。K同弗丽达一见钟情，当晚就在酒吧间里私订了终身。
第二天，弗丽达同K回到乡村客栈，客栈老板娘以弗丽达的保护人的身份训斥和劝诫K。两人话不投机，K愤然出走，去找村长，K向村长展示了克拉姆给他的信件，对于这个信件，村长作了模棱两可的解释，并坚持说村里不需要一个土地测量员，K感到十分失望，但当他回到客栈之后却接到了村长的任命，要他去当乡村学校的看门人。由于处境尴尬，K不得不屈就此职，决定同弗丽达离开客栈，住进学校。
在搬进学校之前，K到旅馆去谒见克拉姆，但等着他的是克拉姆在乡村的秘书摩麦斯。据老板娘谈，由于K打搅了克拉姆的生活，想会见克拉姆是很渺茫的，唯一可能的途径是摩麦斯的审查式的“会谈记录”。然而，K不愿意接受秘书的“审查”就扬长而去。
K在回学校的路上又遇见巴纳巴斯，后者送来克拉姆的第二封信。信中对K的土地测量工作加以赞许。K认为这是一个误会，因为迄今为止还没有开始测量工作。他托来使带口信回去，要求克拉姆给他私人会见的机会。
在学校里，K结识了一个名叫汉斯的小孩。由于孩子的母亲在城堡里呆过，就引起了K的兴趣，表示愿意去见孩子的母亲。这件事引起了弗丽达的猜忌，她对K抓住一切机会向上爬的行为十分不满，并揭露说，K同她订婚和同居，也无非是想利用一度是克拉姆的情妇这一点，来同克拉姆进行交易。
K一直在等待着巴纳巴斯的消息。为了打听情况，他再度去到巴纳巴斯家。奥尔珈告诉他，不要在巴纳巴斯身上寄托太多的希望。因为巴纳巴斯在城堡里的处境也是很难堪的。巴纳巴斯送给他的那两封信，也不是直接从克拉姆手里拿到的，而是从一个录事手里拿到的。接着，奥尔咖向K诉说了他们家所遭遇的不幸。
K从巴纳巴斯家出来，在路上碰到了巴纳巴斯。后者通知他，克拉姆的主要秘书之一艾朗格在旅馆等着接见他。K好不容易见到了艾朗格，得到的指令却是让他立刻将克拉姆的情妇弗丽达送回来。其实，此时弗丽达已经回到旅馆里来了。当K同奥尔珈攀谈的时候，弗丽达出于忌妒就同她往日的情人私奔同居了，而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近日来同K朝夕相处的两个助手中的一个。
……
小说只写到20章。根据卡夫卡的知友布洛德回忆说：“卡夫卡从未写出结尾的章节，但有一次我问起他这部小说如何结尾时，他曾告诉过我。那个名义上的土地测量员将得到部分的满足，他将不懈地进行斗争，斗争至精疲力竭而死。村民们将围集在死者的床边，这时城堡当局传谕：虽然K提出在村中居住的要求缺乏合法的根据，但考虑到其他某些情况，准许他在村中居住和工作。”
就创作方法而论，《城堡》整体上是典型的表现主义小说。“城堡”既不是具体的城市，又不是具体的国家，而只是一个抽象的象征物，它象征着虚幻的、混乱的世界，象征着给人们带来灾难的、不可捉摸的现实，象征着可望而不可即的目标，也是整个国家统治机器的缩影。作家所着力描写的，不是这个象征物本身，而是主人公K对它的精神体验，即虚幻感和无能为力感。
虚幻感。主人公K来到城堡领地，好像进入了一个魔幻世界，又像处在梦境之中，出现在他面前的一切，都是朦胧的、突如其来的、不合逻辑的。主人公传达给我们的，是一种空灵飘逸的虚幻感。
为了造成虚幻感，作者将主人公活动的时间大都安排在夜晚，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朦胧的夜的世界。小说一开始就从夜景写起。K深更半夜进入城堡疆界，他站在桥头眺望，映入他的眼帘的是“一片空洞虚无的幻景”。此后，他在客栈受到盘问，在旅馆结识弗丽达，在学校安家落户，以及在旅馆会见部长秘书，都是在夜间进行的。此时，烛光人影，影影绰绰，往往闻其声不见其人，呈现出来的多是人与物的轮廓。在夜的笼罩下，人们的精神状态，不是睡意蒙眬，便是歇斯底里，不大像现实中的人物。有时，主人公也在白天活动，但作者总不会忘记给他的周围罩上一层帷幕。在室外就衬以雪景和暮色，在室内就蒙以蒸汽和烛光，把主人公活动的环境绘上童话般的色彩。除了时空上的装饰之外，作者还很注意人物的视角。比如，主人公观察城堡，视角是翘首远望窥视克里姆，视角是透过门上小孔。这样，奇特的视角下出现的是奇特的世界。作者进行时空装饰和视角选择的目的，无非是要制造出一种气氛，这种气氛所表达的乃是作者的笼统的主观印象，这种气氛带给读者的，是朦胧的情绪色彩。我们读卡夫卡的作品，始终有一种朦胧感，症结就在于此。
我们还可以看到，小说中的情节和人物的行为，大都没有轨迹可寻，一切都是突如其来的和不可捉摸的。K同弗丽达的爱情，是唯一贯串始终的线索，可是，他们在旅馆中邂逅相遇，立刻就互相投入对方的怀抱，胡乱滚在地板上，当着老板娘的面挑逗，在克拉姆的门前睡觉，第二天就建立家庭，夫唱妇随。而在第三天，双方就发生分歧，弗丽达就不辞而别。他们的爱情像做梦一样，来去匆匆，忽即忽离。自始至终跟K在一起的，除了弗丽达以外，就是那两个助手。他们的来临是突然的，行动是诡谲的。K无论在何时何地都摆脱不了他们，甚至在同弗丽达缠绵温存时也会发现他们凝视的目光。他们像幽灵一样忽隐忽现，像影子一样忽前忽后。主人公K个人的行动也时常出乎意外和适得其反。他去谒见克拉姆，却碰到了摩麦斯；他去会见艾朗格，却走错了房间，在布吉尔的床边睡了一觉；他解雇了助手杰里米亚，却给了后者以勾引弗丽达的自由；他接近奥尔珈，却失去了弗丽达；他寄希望于巴纳巴斯，而后者的境遇却更其不佳；他企图通过弗丽达的关系谒见克拉姆，却恰恰因此而永远见不到他。这一切偶然的事件，突现的事物，不可捉摸的遭遇，无不给作品涂上虚幻的色调。
小说中出现了许多不合逻辑的事情，一些前后矛盾的现象常常使主人公啼笑皆非。K的“土地测量员”的身份乃是他自己杜撰的，却竟然得到了城堡当局的认可；城堡给土地测量员派来两个助手，但他们既没有带来测量的工具，也压根儿不懂测量技术；K根本没有进行测量工作，但却得到了城堡当局的来文嘉奖，村里根本不需要测量土地，上司却派来了测量员，学校里根本不需要人看守大门，村长却派去了守门人……这一切都告诉人们，城堡生活是何等的荒谬混乱。这种荒谬和混乱状态，越发增强了主人公和读者的虚幻感。
虚幻感是主人公对于城堡生活的内心体验，也是作者对于其时其地的资本主义世界的内心体验。此书写于1922年，其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不久，经济和政治危机威胁着战败国的德国和奥国。人们好像从一场大梦中醒来，回味不义战争，感到幻灭；观察战后社会，感到虚无；展望未来形势，感到渺茫。《城堡》作者所表达的正是这种普遍的社会情绪。
无能为力感。为了进入城堡，K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着顽强的斗争，但是，他无论使用什么办法都徒劳无益，永远也达不到预期的目的。小说有两处象征性的描写，把这种无能为力的体验表现得惟妙惟肖。一处发生在早晨，在光明闪耀的天空下，K看见城堡坐落在山上，轮廓分明，于是他迈开大步向城堡走去。可是当他走近城堡的时候，不禁大失所望，原来它不过是一座形状寒碜的市镇而已。他鼓起劲头，继续往前走，路长得仿佛没有个尽头。这条路只是向着城堡，可根本通不到城堡，仿佛是经过匠心设计似的，走着走着就巧妙地转到另一个方向去了。每转一个弯，他就指望大路又会靠近城堡，也就因为这个缘故，他才继续向前走着。他虽然没有背离城堡，可是一步也没有靠近它。另一处发生的黄昏，城堡的轮廓已经渐渐隐去，但是仍然静悄悄地耸立在那儿。K观察着它，“觉得自己好像在看一个坐在他面前凝视着他的人，这个人不是出神，也不是忘却一切，而是旁若无人，无所顾虑，好像并没有人在观察他……可是一定知道有人在观察他”，结果，却是“观察者的目光往往无法集中在他身上，只能悄悄地转移到别处去”。由于暮色已经降临，因此，“你看得越久，就越看不清楚”。这两处象征性的描写，表现了K对城堡的无可奈何的心理。他的一切活动都不过是使他一再重复地体验这种心理。他到旅馆去寻找克拉姆，为了能见到这位部长，他像一个守住阵地的人那样守在门外套好的雪橇上，满以为只要克拉姆出来坐雪橇，就准能见到他。可是，一个下级官员走过来命令车夫把马卸下来，把他一个人丢在那儿，这就使他下决心走进旅馆里去径直进见。而当他出现在旅馆内时，那个下级官员却出乎他意料之外地告诉他：“只要你一撤退，克拉姆就脱身了”，“就连他在雪地里的脚印也让马车夫给扣掉了。”老板娘劝他把谒见克拉姆的希望寄托在和乡村秘书会谈的记录上，但是，秘书却告诉他，克拉姆根本不可能去看这份会谈记录。他幻想利用弗丽达同克拉姆的关系去接近克拉姆，但老板娘却告诉他：“在你打搅了克拉姆的私生活以后，走通这条路的希望就很渺茫了。”他抱着最后的希望寄托在信使巴纳巴斯身上，可是后者又告诉他：“克拉姆实际上并不在等着听你的消息，每逢我到他那儿去，他就发脾气……拒绝接见我”。而当他从奥尔珈那里得知巴纳巴斯自身难保的处境之后，他简直是看不见希望了。的确，巴纳巴斯曾经给他带回过克拉姆的两封信，一度在他的眼前展现过一线光明。不过这两封信并没有给他带来任何好处，反而使他从城堡的客人降为村长的下属，从土地测量员降为看门人。更其使他失意的是，信件并非出自克拉姆之手。
K的确是焦灼地企待着，但等到的消息却是：必须立刻把弗丽达交出来。
最使主人公难堪的是，他来到城堡辖地，好像踩在海绵上，落在无形的蛛网上，根本无从展施自己的手足。因为，在这里一切都是滑腻腻和模糊不清的。城堡像是镜中之物，似乎很近，却又很遥远；官员们的态度好像雾中之花，含含糊糊，仿仿佛佛；公文函件像是水中之月，似是而非，难以捉摸。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之中，迈出一步都是困难的，达到一个简单的目的都是不可能的，人们被解除了武装，陷入了一筹莫展的悲剧局面。一个社会，如果生活于其中的人感到极端无能为力，感到丧失了起码的自由意志，那么，这个社会是多么沉闷和寂寞啊！是多么不适于人居住啊！作者对于戕杀人性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控诉，虽不能说有力，然而却痛切。
卡夫卡青年时代受传统现实主义文学熏陶颇深，因而，在他的作品中不难发现传统现实主义的艺术方法影响的痕迹。在《城堡》一书里，我们便可以看到果戈理和狄更斯式的漫画、塞万提斯式的插曲。
漫画。每当作者的笔锋转向对腐败的官僚政治的揭露的时候，展现在读者面前的便是一幅幅讽刺性的漫画。作者使用漫画式的夸张的艺术手法，比之传统现实主义大师，并不逊色。所不同的是，在现实主义大师笔下，讽刺性的漫画常常是大幅的、集中在一起的，而在卡夫卡那里，则是小幅的、分散在各处的。如果把这些分散的、小型的漫画拣出来放在一张平面上，我们将会惊奇地发现，作者几乎讽刺了官僚政治的各个方面，而且讽刺得是那么泼辣大胆。
我们不妨从村长数起。“村长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要是没有他那个老婆，他这个村长一天也当不下去，他什么事情都靠老婆给他办理。”村长老婆像保管自己的衣物一样保管着公文和档案。她用捆柴火的方式将文件都捆成圆圆的一束，然后一古脑儿塞到柜子里，每当打开柜门，文件捆就纷纷掉在地上，散开的文件铺满一地，人们在上面走来走去。为了寻找一张村长也记不起是多久以前下达的关于招聘土地测量员的公文，忙坏了村长老婆。虽然在K的两个助手的帮助下，将柜子背朝天搬倒，把文件全部倒出来，还是根本不可能找到它。村长将这种混乱状态归罪于文件太多。据他说，索尔提尼的文件还要多，多到房间四面墙壁都堆满了一卷卷摞在一起的文件，那些成卷的公文总是往地板上掉，“人们也正是从这些公文不断地倒在地上的一阵紧接着一阵的声音才能认出这是索尔提尼的工作室。”这些文件是从哪里来的呢？有一次，K碰巧在旅馆里看到分送档案的闹剧，侍从们用小车把档案推到各个老爷的房间，有些老爷为了向同僚显示自己接到的档案之多，就故意不开门，让档案堆在门口。有时，老爷们常常因为分配档案而发生争吵，致使“分送档案工作越来越不顺利”，不是名单不大对头，就是侍从对档案老是对不上号，再不就是那帮老爷为了其他原因提出抗议，到最后不得不把分错的档案收回来。一些老爷，明明拿错了档案，却赖着不退或者在一气之下把档案全扔到外面走廊上，扔得纸头乱飞，害得侍从要费好一番手脚才能重新整理好，而经过重新整理的档案，不免错乱百出。在这些小幅漫画里，官场的混乱和无能，文牍主义的恶习，被刻画得入木三分。
城堡官员们的工作方式也是很奇特的。他们拥挤在一张长桌上，桌上并排放着一本本翻开的大书，但他们并不用心看书，只是不停地交换位置。他们从不明确地发布命令，也不高声口授指示，有时只是低声说些什么，录事们就把这悄声细语记下来发出去。有些声音实在太低了，录事们就得跳起来，听清了口授内容以后，又马上坐下去写下来，然后又跳起来听，再坐下去写，就这样跳起坐下忙个不停。如此听到的指示，当然是不准确或者不确定的，“就像大姑娘一样羞羞答答”，因此也无法付诸执行。这就使城堡办事总是拖拖拉拉，下面也根本搞不清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如果下边要打电话询问点什么，那也不可能问出什么名堂。因为任何人打电话给城堡的时候，所有附属部门的电话机全都响起来，而电话里不是传来歌声，便是不知什么人的开玩笑式的一声回答。官僚机器腐朽到这般田地，还有什么理由继续存在下去呢？作者在描写这些怪现状时，他的胸中是燃烧着愤怒的火焰的。
插曲。小说第十五章用明显的现实主义手法写了关于阿玛丽亚的插曲，成为一个独立的故事。这个插曲寄托着作者对于人民的同情和对于当权者的控诉。在一次“救火会”举办的庆祝会上，克拉姆的秘书索尔蒂尼对穿着节日盛装的年轻姑娘阿玛丽亚产生了邪念。晚上，他派人给阿玛丽亚送来了下流的书信，信中威胁道：“你得给我马上来，要不然，我就……”。刚强的阿玛丽亚当场把信撕得粉碎，扔到送信人的脸上。残酷的惩罚就落到阿玛丽亚和她的家庭成员的头上。在城堡的操纵和影响下，所有的亲戚朋友都同她的家庭断绝了来往，顾客们都前来向她的补鞋匠的爸爸要走各自的皮鞋，救火会也吊销了父亲的会员证件。接着到来的是生活贫困和人们的鄙视。为了改变这种局面，他们开始用各自的方式恳求城堡的宽恕。他们把能卖出去的东西全卖光，让父亲拿了钱去到处奔走。为了在路上拦住过路的官员，父亲整日守在雪地里，因而成了瘫痪。为了找到那个秘书和信使，妹妹奥尔珈到旅馆里充当官员们的听差的玩物，甘愿忍受他们的摧残。为了养家糊口和寻找赎罪的机会，哥哥巴纳巴斯则到城堡充任差役，仰人鼻息。但是，到头来他们的悲惨状况注定是无法改变的。阿玛丽亚一家的厄运不过是由于触犯了官僚们的特权。他们得罪的仅仅是一个小小的秘书。至于部长克拉姆，那更是不能触犯的，因为他比索尔蒂尼还要凶恶。“克拉姆是以粗野出名的，他能够一连几个钟头像哑巴似的坐着一声不响，然后猛地冒出那粗野的话，吓得你禁不住发抖。”克拉姆是凌驾在女人之上的暴君，他开头传召这个到他那儿去，接着又传召另一个上他那儿去，他跟谁都搞不长，他撵走她们就跟找她们来一样随便。没有一个女人敢于拒绝他。卡夫卡在揭露现代封建统治者的凶恶嘴脸的同时，也没有忘记给那些奴性十足的市侩庸人捎带一笔。客栈老板娘垂涎欲滴地说：“当克拉姆的情妇是一个永恒的荣誉”，只这一句话就把一个女奴才的面目活画出来了。
卡夫卡生活在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奥匈帝国。恩格斯指出：“在家长大棒保护下的封建主义、宗法制度和奴颜婢膝的庸俗气味在任何国家里都不像在奥地利那样完整无损。”到了20世纪，奥匈帝国虽然已经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但其封建主义的劣根性并未革除。卡夫卡真实地揭示了这个带着中世纪野蛮气味的国家和社会中存在的封建特权和奴才思想，应当说，他同传统现实主义不是背道而驰的。
迷惘
《迷惘》是奥地利作家卡奈蒂的长篇小说。出版于1935年，是当代著名的德语文学作品之一，作者因此而获得1981年诺贝尔文学奖。
作品以20世纪20~30年代之交的维也纳为背景，主人公是一位学识渊博的汉学家彼得·基思。他为与这腐败的世界隔绝而离群索居。基思爱书成癖，收藏了数万册珍贵的典籍，为此他雇佣了贪婪、狠毒的女人苔莱泽做管家。苔莱泽引诱基思同她结婚，霸占了他的全部财产，并把他打伤后赶出家门。基思流落街头后，又遇骗子菲舍尔勒，菲舍尔勒设下圈套，把基思的钱财掠夺一空。随后基思又落入残暴的普法夫之手，被折磨得几乎神经错乱。最后，基思在弟弟的帮助下夺回了失去的一切，但他对这个过去令他迷惘，现在使他绝望的世界已不存任何幻想，他放了一把大火，与他心爱的书籍同归于尽。
作品思想丰富，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爱与同情
《爱与同情》又译《心灵的焦灼》或《永不安定的心》，是奥地利作家斯蒂芬·茨威格的长篇小说，发表于1938年。
小说主人公骑兵少尉霍夫米勒偶然认识了贵族地主的女儿艾迪特。艾迪特是个下肢瘫痪的残疾姑娘。霍夫米勒对姑娘的不幸遭遇深表同情。艾迪特接受了这种同情，并误认为是爱情，使自己也爱上了少尉。霍夫米勒发现艾迪特对自己的想法后，惊慌失措，因为他这种同情弱者的侠义中，丝毫没有爱情。烈性、刚强的艾迪特为了自己心爱的人，开始接受治疗。
霍夫米勒面临艰难的选择，要么做出牺牲，与艾迪特结婚，要么拒绝姑娘的爱情，但这无疑是宣判了艾迪特的死刑。少尉在矛盾中起初答应同艾迪特订婚，后又十分后悔、艾迪特知道少尉悔约，自己又无康复之望时，痛不欲生，跳楼自杀，少尉亦抱恨终生。
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
《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是斯蒂芬·茨威格的代表作之一。
斯蒂芬·茨威格是享有世界声誉的奥地利作家，他善于从心理角度再现人物的性格和生活遭遇，特别擅长刻画女性心理，塑造女性形象。
《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讲述的是一个陌生的女人，在她生命的最后时刻，饱蘸着一生的痴情，写下了一封凄婉动人的长信，向一位著名的作家袒露了自己绝望的爱慕之情。
小说以一名女子最痛苦经历，写出了爱的深沉与奉献。高尔基曾由衷地赞赏这篇小说“真是一篇惊人的杰作。”
在这部茨威格脍炙人口的心理分析小说集中，一段段哀婉动人的故事、在作者笔下娓娓道来，一个个人物的喜乐、苦痛、迷惘和绝望都能悄悄渗入你的心灵，触动那最深处的一隅，而人类细腻的千百种情感，都带着独有的美丽，化成了似幻似真的现实。
象棋的故事
《象棋的故事》是驰名世界文坛的奥地利作家斯蒂芬·茨威格于1941创作的小说。
作品沉痛地诉说了纳粹对人的心灵与才智的残酷折磨，情调抑郁而富有魅力。
纳粹为了击破人在精神上的防范，获得所需要的口供，采用了比肉体折磨更加阴险、更为狠毒的酷刑——将犯人关进一个与外界严密隔绝的空无一物的房间里，制造一个仿佛没有时间、空间的虚无之境，企图利用虚无的折磨，使人精神崩溃，迫使犯人开口。
《象棋的故事》就描写了维也纳的B博士，在德国纳粹所制造的这种处境中，如何忍受心灵上的摧残和精神上的折磨。在他渐渐支持不住时，用偶然获得的一本棋谱来填补精神上的饥荒，抵御那透不过气来的空间与时间的挤压，以保持精神力量，战胜法西斯阴谋。3个月后，棋局失去魅力，于是不得不发明一种新的棋局——自己与自己对垒。这种双重的思维，造成了精神上的分裂，下棋变成了一种病态的疯狂。
茨威格擅长探索人物的内心世界，通过细腻的心理分析，淋漓尽致地表现人物的思想感情。作家致力于人物的灵魂的开掘，着力展示蕴含在人物心灵中巨大的激情和感情的风暴，并且巧妙地通过人物精神活动，透露人的生活境遇和命运。相对而言，作家对客观现实的描写不太注重，这使得人物悲剧命运的社会因素模糊空泛，人物的心理状态也就缺乏坚实的社会基础，于是人物的感情与命运就往往超越了时间与空间，笼罩着一种神秘的色彩。
天晓得
《天晓得》是奥地利当代作家西默尔的长篇小说。发表于1977年。
小说的中心事件是联邦德国保险公司职员卢卡斯前去调查“月光号”游艇在海上爆炸的真相。在调查过程中，他接触到控制国家财经命脉、左右国家法律权益的当权者，他们或尔虞我诈、明争暗斗，或相互勾结、投机倒把，为非作歹，灭绝人性，制造一起又一起的谋杀案，法律却对他们无能为力，道德几乎成为一句空话。
卢卡斯尽管竭尽全力与之进行生死搏斗，历经百般周折，查清事实真相。但凶手受到各国政府的包庇纵容，证人一个个被害，案件得不到处理。卢卡斯找到公证人，将证据锁进保险柜，要公证人在他死后将一切公之于众。不久，卢卡斯遇刺，女友被谋杀，他被逼上死路。他决定以写自传的形式把只有“天晓得”的奥秘传诸人世，而后便自杀。
小说以第一人称的形式，通过主人公的回忆和见闻，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种种丑恶，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钢琴教师
《钢琴教师》是奥地利著名女作家埃尔夫丽德·那利内克在1983在自传背景下创作的。
埃尔夫丽德·那利内克于2004年度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在她的小说和戏剧中，声音和与之相对抗的声音构成一条音乐的河流，以独特的语言激情揭露了社会庸常中的荒谬与强权。
那利内克在所提出的疑问的框架之内，描写了一个无情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读者面对的是强权与压抑，是猎者与猎物之间的根深蒂固的秩序。
作品的主人公——那位钢琴教师艾丽卡——关于性的种种基本可以用“受虐狂”这个心理医学名词概括。很奇特的是，艾丽卡却呈现出一种完全自给自足的安祥状态。她熟练地在浴缸自残，神情自若地在成人音像店租带。甚至在拣起别人遗留下的沾有秽物的纸巾放在鼻下细闻时，她的神情也是安定自然，丝毫不见羞愧或仓皇。
她已人到中年，尽管因为严苛的母亲，她可能没有恋爱过，但她在性方面却是一个已经寻找到平衡的女人，而这一切在年轻的学生到来后就完全被打破。像一个踩在钢丝上向前用力伸出手的人，她所有的平衡都被失去了。接下去她开始像所有陷入恋爱的人一样变得张惶失措，进退失据。
这场恋爱其实是一场恋战。就像有论者论及本书时引述的名言：“爱只不过是两个人之间权力互动的关系。”失败的一方自然是艾丽卡，因为她在向一个正常的年轻男人要求一场变态的爱情。这是整个作品最令人哀伤的部分。
虽然自觉心理尚算健康，可是大部分读者竟然不能抽身事外来旁观这个变态的女人的变态的爱情。她自给自足凌驾于那场恋战之上时，让读者看到的是一个变态的女人。而她开始仓皇失措，“降尊纡贵”，屈膝求爱时，却看到了一个正常的疼痛的女人。
哪一场爱情不变态？爱如陷阱，一旦陷入，便万劫不覆。于是辗转反侧，于是奴颜媚骨，于是把自己的梦也奉献给他的黑夜，可是接着便有可能不是受虐而是真正的受伤。《钢琴教师》里学生强奸老师之前的那一记耳光，作为一个受虐狂，艾丽卡一定多少次幻想过这记耳光。可她怎么能想到原来事到临头，一切真的只是一厢情愿。她被爱人强奸后的那个深夜，当她抱着母亲恸哭时，终于明白了：爱如此艰难，竟然只能回到不会离开但却一直在伤害自己的亲人那里找回爱情。
结尾，艾丽卡一脸止水，扎了自己一刀，然后平静地离开我们的视线。爱竟成死灰，绕了一圈之后，她重新回到自己的平衡之中去。从此没有波澜，没有跌倒，没有悲伤，没有爱情，没有生命。
我们过得还行
《我们过得还行》出自奥地利作家阿尔诺·盖格尔的笔下，是一部清朗明晰的家庭叙事小说。其故事梗概如下：
35岁的菲利普·埃尔拉赫，以当自由作家为生，成就平平，很早就因“不幸的情况”，而与“亲戚之间通常的或者至少是并非不通常的代与代之间的信息传递断割”。对于前辈人的经历，他不想知道多少，更无什么刨根问底的愿望。直到那一天，他作为继承人继承了93岁去世的祖母的一幢别墅，于是同请来的帮工一起前去打扫。
屋顶的阁楼上放满了纸盒、纸箱、木柜、木箱和皮箱，几层厚的鸽子屎、羽毛、碎壳、尘土、吃剩下的或吐出来的昆虫残余、蠕动的蛆、爬行的蟑螂、跑动的老鼠、病原体满眼都是——经过几辈人积攒遗留下来的，不让人产生任何“怀旧”情感，而是种种需要穿上保护服才敢去清理的废物、垃圾和负担。害怕沾染上细菌的菲利普，缩着头从这个房间走到那个房间，从这里或那里拿起一张发黄的照片，或是将一捆当年信件抛进废纸装箱。笨重书柜的抽屉里满放着文书和照片，整个别墅里弥漫着“一种说不清楚的悲哀的家具漆味、箱壁纸味和老人味”，厚厚浊浊的，不是打开门窗就能消散。
菲利普越是叫帮工清理，读者越是随之深入其家庭往事。
祖父理查德·施德尔克博士，上个世纪30年代的电站副站长，基督教社会党人，纳粹得势后被禁止从事政治；战后50年代当上了政府部长，在与苏联代表事关奥地利前途未来的谈判中曾扮演关键角色；60年代又被自己党派冷落在家，是个固执的主宰。祖母阿尔玛·施德尔克，其父追随纳粹，与丈夫恰恰是在奥地利与希特勒德国“合并”那年结婚生子，婚姻给外人看上去和谐美满，实际是冷清无语无情感交流，官员夫人的意识禁止她去想丈夫与其他女人的关系，她只能以读施蒂弗特小说来求得排遣和心宁。
祖父与祖母的婚姻有两个孩子：儿子奥托——菲利普的叔叔——希特勒青年团团员，1945年初还刚刚是个14岁的孩子的时候，在抵抗苏军进攻的战斗中死亡；女儿英格莉特——菲利普的母亲——学医的大学生，几年后爱上彼得·埃尔拉赫这个当年的希特勒青年团团员，祖父这时政治生涯上正春风得意，因嫌这门婚姻门不当户不对而与之闹翻。母亲与父亲的婚姻也带来两个孩子，菲利普和他的妹妹西茜，处在进入福利社会的年代，家庭生活却开始变得不再温情和幸福，父亲耽于发明梦想，承受职业和家庭主妇双重负担的母亲不幸游泳淹死在多瑙河中。菲利普和妹妹也多争吵，西茜移居纽约。
祖父、祖母、叔叔、母亲、父亲的故事构成板块，或按照历史时间顺序呈现，或跳跳跃跃联缀起来，成为家庭叙事。家庭故事布满瘢痕，1938年的奥地利“合并”德国，1945年的维也纳成为战场，1955年的奥地利成立，1989年的欧洲剧变——上个世纪70年代左右的奥地利民族命运和国家侧影，蹭蹬波折折射其间。“生活在于妥协，与父母妥协，与苏联人妥协，与彼得妥协，与某个时候自己与彼得拥有的孩子妥协”，英格莉特的这段预感，道出了70年代左右的历史是对奥地利人道路的磨淬史。
对历史侧影的展示，在《我们过得还行》中是通过从1938年8月6日至1989年10月9日期间的其中八天事由为契机，以家庭成员的视角来回望的。历史回望非常重要，因为谁不知道历史，谁就不懂得今天生活。同样，以八天事由折射的历史侧影构成角度，组成来龙去脉，让读者去认识在逝去年代中在时代背景下奥地利人的日常家庭生活，并以2001年4月16日起至2001年6月21日止这个时间段中的数天事由来展示当前，也是小说的核心内容。
祖母阿尔玛，从年轻母亲到耄耋老人，先是丈夫不忠，后是儿女死于非命，再就是丈夫患上老年痴呆甚至想不起妻子姓名，孙儿们不问不管。面对种种世事困厄和人生负荷，她始终从容、泰然、坚强，散发着内心温暖，是作家笔下一个可感可思的形象。孙子菲利普，生活中的关系黯然，与女邮递员上床不知对方姓氏，有个女友已经成家结婚，没有朋友，不与邻居往来，想改善关系方法却幼稚，做事犹豫不决优柔寡断，是“过去”的受伤者，却不想接受“过去”，但“过去”总找上门来。他的形象不仅是新一代奥地利人观念的代表，在一定层面上还是对奥地利特别状况的隐喻。
这样，历史与当前交融，配以透明、简净、朴素、有一定奥地利方言文化语言的《我们过得还行》，以其有别于当前德语文学中其它家庭叙事小说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成为奥地利为纪念二战后国家成立50周年发起的“思考年”在文学上的最大收获。
第六节瑞士现代文学作品
海蒂
《海蒂》是瑞士著名作家斯比丽夫人的著名小说，出版至今已过百年，先后被译成几十种文字，发行量不计其数，对青少年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在世界各地广为传播。
约翰娜·斯比丽出生在瑞士苏黎世附近的一个村庄里，父亲是一名医生，母亲则是一个诗人，她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25岁那年同约翰·伯恩哈德·斯比丽结婚。从1879年起，她写了大量的故事，这些作品冠以总书名《献给孩子以及那些热爱孩子的人们的故事》。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海蒂的学习和漫游岁月》和《海蒂学以致用》。除了这些故事外，斯比丽夫人的重要作品还有《在弗里尼坎上的一片叶子》、《没有故乡》、《格里特利的孩子们》等。
《海蒂》分为第一部“海蒂的学习和漫游岁月”和第二部“海蒂学以致用”。小说以风景如画的阿尔卑斯山为背景，第一部描写了小海蒂童年时期的成长历程，第二部描写了成长起来的海蒂帮助瘫痪姑娘克拉拉重新站立起来的故事。海蒂是一个天真活泼、善良淳朴的小姑娘，她热爱生活，热爱自然，助人为乐，年纪不大却有着感人的人格魅力。正是在她纯真的感情感染下，饱经沧桑、心情抑郁的爷爷变得开朗起来。
也正是在她的爱心帮助下，瘫痪姑娘克拉拉又有了生活的勇气，重新站立起来。在这部作品里，作者通过许多真实感人的生活场景和恰到好处的艺术细节，逐步描绘出海蒂真挚感人的艺术形象。作品中其他人物，如外表冷漠、内心善良的爷爷，喜欢放羊玩耍而不爱学习的彼得，以及懂得孩子心理、善于启发和引导孩子的克拉拉的奶奶等，也都栩栩如生、跃然纸上。这也是这部作品深受欢迎的原因所在。
这部作品另外一个特点，就是作者以深厚的感情，用极其生动的笔触描绘了阿尔卑斯山多姿多彩的自然风光、朴实淳厚的风土民情以及海蒂对美好家园的热爱，向读者展示了一幅美好的阿尔卑斯山画卷。现在，小说中描绘的海蒂的家乡已经成为一个著名旅游景点，世界各地的读者，尤其是青少年读者前往那里，去参观海蒂曾经居住过的茅屋、呼吸那里的清新空气、饱览那些美丽如画的景色。由此可见，《海蒂》这部小说和“海蒂”这个形象具有多么大的艺术魅力和感人力量。
能干的法贝尔
《能干的法贝尔》是瑞士作家马克斯·弗里施发表于1957年的代表作品，其译本多达24种文字之多，我国于1983年也出版了中文译本。
马克斯·弗里施是瑞士在国际文坛上享有盛名的作家，人们通常将他与另一位瑞士作家弗里德里希·迪伦马特称为“当代最重要的德语剧作家”。弗里施生于苏黎世一建筑师家庭，早年在苏黎世大学攻读日耳曼语言文学，后因其父亲去世，中途辍学，为《苏黎世报》、《法兰克福日报》和《科隆日报》撰写稿件，开始记者生涯。1936年得到朋友资助，进入苏黎世联邦工学院学习建筑学。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度应征入伍，经历坎坷，在当建筑师的同时从事文学创作。1955年成为职业作家，马克斯·弗里施既写小说，又写戏剧，是个多产作家，他的作品远远超出德语国家的范围。1976年联邦德国苏尔坎普出版社出版了他的十二卷全集，其中很大一部分作品已被译成许多文字。
弗里施代表剧作有：《他们又在唱了》、《中国长城》、《战争结束的时候》、《毕德尔曼和纵火犯们》和《安多拉》等；代表小说有：《施蒂勒》、《能干的法贝尔》、《我就用甘腾拜因这个名字吧》、《蒙陶克》和《人类出现在新生世》等。弗里施无论是他的剧作，还是小说都深刻地揭示了西方社会人的精神危机问题。作者自己曾说过：“恐惧，恐惧，到处是恐惧”，“我是出于恐惧而写”，而他的作品里也确实表现了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不安全感，而这种不安全感的根源，就在于西方社会精神文明的堕落。弗里施很欣赏易卜生的名言：“我在这儿是提出问题，而不是解决问题。”所以，西方文学评论家认为他是个诊断学家，而不是治疗学家，是有一定道理的。
《能干的法贝尔》书名原系拉丁文，意思是《认为技术决定一切的人》，顾名思义是对资本主义社会中这种典型人物的写照。《能干的法贝尔》小说中的主人公瓦尔特·法贝尔，是一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工程师。故事情节是以第一人称叙述而展开：一天，法贝尔在美国纽约拉爪迪亚机场乘坐飞机，出差旅行，由于暴风雪，飞机整整晚点三小时起飞。在机上法贝尔结识了一位德国杜塞尔多夫年轻人亨凯·赫伯特，他去危地马拉看望哥哥。两人一见如故，侃侃而谈。法贝尔偶然发现这位年轻人就是昔日好友约阿西姆·亨凯的弟弟。
20多年前，约阿西姆曾是法贝尔青年时期的挚友，分手后，结了婚。随后发生战争，当了俘虏，后返回杜塞尔多夫家乡，光阴流逝，他已上了年纪。法贝尔还了解到，约阿西姆的妻子竟是法贝尔年轻时的情人汉娜。汉娜是慕尼黑人，半犹太人血统。法贝尔曾热恋过汉娜，两人情投意合，当他们正要结婚时，德国纳粹开始了排犹和大规模迫害犹太人。汉娜的父亲当时在慕尼黑任教授。
1933年2月27日，即希特勒在制造了国会纵火案后，次日促使当时任总统的兴登堡签署了一项“保护人民和国家”的法令，停止执行宪法中保障人民自由的七项条款。在那个恐怖的时代，德国纳粹分子据此法令可以“保护性看管”名义任意逮捕人，汉娜的父亲因是犹太人，也被打入另册，列入“保护性看管”的行列。法贝尔正准备与汉娜喜结良缘时，听到“汉娜必须在14天之内离开瑞士……”法贝尔立即从图恩赶到苏黎世，偕同汉娜去外侨警察局，申述结婚理由，请求恢复汉娜居留许可权。尽管法贝尔已是瑞士一名军官，但也无济于事，因为“瑞士是个小国，没有地方容纳无数的逃亡者，给予政治避难庇护权”。
当时，法贝尔“发誓绝不抛弃汉娜，并且信守誓言”要与汉娜结婚，而且汉娜也已怀孕。即使在汉娜被撤销居住许可的情况下，法贝尔正是向主管局递交了申请书，并在报上登了他们结婚启事，而且准备在市政厅举行结婚登记。可是在接待室，汉娜不辞而别。结婚的愿望未能实现，也许是“汉娜一直十分过敏，变幻不定，具有一种难以捉摸的气质……亢奋与消沉无常”；或许汉娜因为法贝尔有一位德国朋友约阿西姆，她“不想跟德国人交往”，顾虑重重之缘故。两人分手后，一晃20余年过去了，汉娜也一直杳无音讯。
后来得知，汉娜与约阿西姆结了婚，战争爆发了，“她逃往英国，独自抚养她的孩子。当时约阿西姆是医生，在俄国，因而经济上无力负担母女俩。汉娜在英国广播公司担任德语广播员。”汉娜与约阿西姆分手之后，嫁给了流亡期间结识的皮佩尔。皮佩尔“是从一个集中营逃出来的，汉娜跟他结婚并未多加考虑，只由于她早先对于共产党的偏爱”。后来，皮佩尔“使她失望，因为他不是共产党员，而是个机会主义者”，因而，汉娜很快与他分道扬镳。
在这漫长的20余年的坎坷人生中，汉娜“在巴黎工作，后去伦敦、东柏林和雅典，她带着孩子到处奔波，在没有德语学校的地方，她就自己教孩子功课；为了能给孩子伴奏，她四十多岁学琴”。汉娜一方面含辛茹苦地养育着孩子，把“全部身心放在孩子身上”；另一方面孜孜不倦地学习、自我奋斗、终于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她是个性格坚强的女性。
战后，约阿西姆从俄国遣返回德国，在种植场工作，后来在原始森林里自缢身亡。法贝尔第一次经历飞机旅行时，因飞机发生故障，幸免于难，强行降落在墨西哥境内，在“塔毛帕斯沙漠中滞留了四个白天和三个夜晚。”
由于经历了第一次风险，法贝尔第二次由纽约出差到法国，改乘轮船。在船上邂逅一个名叫伊丽莎白的年轻姑娘，她是耶鲁大学的学生，暑假回希腊探亲，妈妈住在雅典，并想在此前搭便车去意大利游览。法贝尔发现她有点像汉娜，便产生了兴趣，仿佛“汉娜当真在甲板上”出现。到巴黎后，两人又意外相逢，也许是一种巧合，或许是上帝精心安排的。在巴黎期间。两人一同参观罗浮宫，双双进歌剧院看戏，形影不离，很快成了难分难舍的好朋友。后来，法贝尔决定陪伊丽莎白去意大利。途中两人萌发了爱恋之情。甚至当法贝尔了解到伊丽莎白就是汉娜的女儿时，竟用数学来“不住默默地计算……一直算出想要的结果：她只能是约阿西姆的孩子！”不久，他们回到希腊后，伊丽莎白在海滨被毒蛇咬伤，被送进医院抢救，不幸不治身亡。年轻姑娘住院时，汉娜闻讯赶来，法贝尔这才知道，他自己所钟爱的姑娘竟是自己的女儿。此时，他原有的观念彻底发生了剧变，在不堪忍受的震惊中，身患胃癌，怀着悔恨之心，辞去工作，来到希腊，在医院里写下了这一段经历。法贝尔生命弥留之际，不再感到孤独，因为汉娜伴随在他身边，仿佛“自己是在普照金雀花、沥青和海洋的光明中逐渐熄灭的，在时间，即在瞬间的永恒面前坚持下来。永恒就是已成为过去。”
《能干的法贝尔》小说中的主人公法贝尔是个工程师、认为人类的活动只是生理和物理的反应，相信数学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伊丽莎白是自己的女儿，他竟用理想的日期来推算，希望他自己不是她的生身父亲，从而获得一种心灵上的平衡。作为精通技术的法贝尔“习惯使用概率公式来进行计算”和解释、分析问题：法贝尔的妻子艾维用手相学预测丈夫命短，是由于生命线不长。伊丽莎白遭毒蛇咬伤，法贝尔用毒蛇咬人的死亡率测算，只有3％~10％，以侥幸的心理去保佑女儿的生命，法贝尔身患绝症，而他认为手术成功率可达94.6％，来自慰自己。特别是几次“巧合”和“偶然”事件，法贝尔认为“不需要任何神秘学的帮助，有数学就够了”，言下之意技术可以决定一切，什么问题都可从中得到合理的答案。
弗里施在《能干的法贝尔》中，通过一系列“巧合”“偶然事件”，表现了生活中某种必然性，正如法国作家巴尔扎克所说：“偶然是世上最伟大的小说家，若想文思不竭，只要研究偶然就行。”因而通过小说中一系列“巧合”、“偶然”，使读者深刻理解到人物构成的矛盾关系：法贝尔与汉娜间的悲欢离合，是因为3月26日在墨西哥的强行降落，通过机上邻座的偶然相识，了解到汉娜的下落，由于剃须刀突然坏了，在他准备离开旅馆而来离开时，接到法国工会来的电话，订上了去欧洲的船票，否则“就不会乘船去了，无论如何不会乘伊丽莎白搭乘的那艘船……也就不会在这个世界遇到自己的女儿”；不在巴黎又遇上伊丽莎白，也不会一同前往意大利，回到希腊。伊丽莎白不被毒蛇咬伤，也不会躺进医院，法贝尔就不会与昔日的情人汉娜再次相逢。这所发生的一切情况，不止是一次偶然事件，而是一连串的偶然事件。
法贝尔、汉娜、伊丽莎白等人物命运的转机，许多是通过偶然事件来体现的。弗里施笔下的“无巧不成书”，万无重复，各有特性。小说中的法贝尔是那个社会的悲剧性人物，他染上了美国生活方式，玩世不恭，他不是生活在万物生长的世界，而是生活在那种到处充满“异化”的世界。“技术世界”成了他“自然世界”，他的一生是没有“婚姻”、没有“孩子”、没有任何“义务”甚至没有任何“价值”的。
尽管法贝尔受过高等教育，掌握科学技术、聪明能干，但精神空虚、无明确的人生目的，到头来主宰不了自己的命运。弗里施描写自然景色，不仅以景物启情、寓情，而且以景物渲染主题的情调。书中的空气、太阳、月亮、女人等描写无不交织着主人公的恐惧和求生的欲望：
“火是一种洁净的东西，而土壤则在一阵暴风雨以后就是泥浆……满是病菌的腐土，像凡士林一样滑溜，朝霞下的小水坑像是污血坑，月经血坑，坑内水蜥麇集，黑压压的小脑袋带着急速扭动着的细尾巴，像是一摊攒动着的精子，一模一样……可怕”
“阳光像早先一样黏糊糊的……我们周身是湿淋淋的汗水、雨水和油腻，像刚生的婴儿一样污秽。”
读罢这段文字，如果不用主人公那心情阴郁的眼光，如果不在自然景色的情调渲染中领略它的主题，几乎是别无门径的。主人公面对太阳下落，“已经沉到绿色的烟叶丛中去了”联想到“它像膨胀变大了，在弥漫的雾气中有如一只充满鲜血的泡泡，又像一只腰子或是别的什么玩意儿，叫人看了讨厌，”看到嶙峋山岩会联想到“太古动物”，心中油然产生不可名状的恐惧；把雨水比喻成“洪水”，把月亮下的人影看成“幽灵”等等，从而可感到法贝尔一种无法排遣的恐惧和渗透一切物色之中愁绪难释。
法贝尔最后一次返抵阿尔卑斯山的那段描写：
“这毕竟是一次平稳的飞行，仅仅在阿尔卑斯山上空碰到微弱的燥热风，我在年轻时就对阿尔卑斯山有所了解，但这是首次飞跃它的上空，一个天色湛蓝的下午，一堵常见的燥热风的风墙……”
“傍晚斜照的山谷，阴暗的山坡，阴暗的峡谷，谷中的白色溪流，斜照中的草地，阳光染红的草料房，一下看到森林开阔区、满是乱石的盆地里的畜群……”面对大自然景色，法贝尔“期望嗅到干草的气味！”“期望在大地上行走……在夕阳照射到最后几棵树下，闻松香的气味，听流水的声音，”“期望接触大地……”
弗里施的这段成功的景色描绘，渗透着主人公思乡之情和复杂的心理活动：试图摆脱恐惧，期望接触大地——回到现实，心里充满着对未来的憧憬。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