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到了那家有公用电话的水果店借打电话。天热，一些腐烂水果的气味充斥空气间。他拨了通孚印刷公司的电话，听到电话通了，有铃声，一会儿有人接电话，问：“谁？你找谁？”是苏州口音，很陌生。
松涛问：“老吴在吗？”
“不在！贵姓？”
“鄙姓张，联系印刷的事！”
“你来吧！他马上就回来！”
松涛感觉通孚印刷公司已经出事，这个陌生的苏州人说不定就是在那里“张网捕鱼”的特务。他马上挂上电话，略一思索，又重新拨号打通了通孚印刷公司，接电话的仍是那个苏州人。松涛变了嗓音操着浙江杭州话说：“我是警备司令部，你们那里的行动结束了没有？”
苏州口音问：“你是谁？”
松涛说：“我姓陈！你们那里的行动结束没有？”
对方不答，挂上了电话。
松涛得到证实：通孚印刷公司确是出事了！他立刻拨号，给工委的老郑，只简单说了一句：“我是小濮！通孚出毛病了！详细情况明天早上谈。”挂上电话，他急匆匆又过马路到江边找夏强和小妹商量。
夏强和小妹正并肩坐在江边的石块上，见松涛回来了，夏强问：“怎么了？”
松涛叹息：“迟了！看来已经出事了！”就把刚才情况一讲。
夏强说：“那怎么办？你有危险吗？”
松涛说：“我已经搬了家！我是秘密编《工商通讯》的，对外公开身份是《新联晚报》记者，人都弄不清我的来龙去脉。《工商通讯》已经停办，善后也处理了。现在的问题是，通孚印刷公司出了事，我估计特务会在那儿张网捕鱼，谁去了都会被抓起来，应当发个消息发出警报引起注意！免得人去上当！”
夏强说：“对！那你马上写了明天在你们晚报上发一条消息，不行吗？”
松涛摇头：“不行！一是通孚印刷公司的情况弄不清，没法写；二是我们的晚报要明天才出报，来不及，而且我在本报工作，不能引火烧身！”
夏强点头：“是啊！那怎么办？”
松涛说：“我马上先到通孚印刷公司附近看一看！那儿附近有些包饭作和面摊，都同通孚有关系，常去送面送饭。我去打听打听，然后我写了消息今夜就送到那附近的苏商《时代日报》编辑部去。他们恰巧明晨出报。我有熟朋友在那里，发消息没问题！特务也不能拿苏商报纸怎么的！”说完，他掏手帕拭汗，说：“你们回去吧！我立即去一趟。”
夏强和小妹看松涛向电车站跑去。一直沉默着的小妹，这时说：“我真担心他！小阿哥，你说他有危险吗？”夏强安慰妹妹说：“他很机敏，办事也有步骤，不要紧的！”
第二天，夏强上午看到了小妹一早买来的一张《时代日报》，上面醒目地登上了一条短短的消息：
通孚印刷公司多人遭逮捕
〔本报讯〕二十日晚威海卫路慕尔鸣路口通孚印刷公司突遭便衣人员搜查，且将该所一批职员捕去，另有前往接洽印刷事宜之顾客多人亦被带走。现该处仍在看守中。
夏强和小妹明白，这警报是松涛发出的。
（五）“嘉乐宜年”
改名林森中路的霞飞路上，常有穿得肮肮脏脏的白俄酗酒后躺在路边醉醺醺地打鼾。这些白俄，如今算是苏侨，但多数还没有回国。夏强进D.D.S咖啡馆时，正好看到一个白俄在门口酒醒了坐起来，见夏强要进咖啡馆，他伸出手来，用上海话说：“酒！做做好事！……”夏强下意识地摸了点钱给他，但说：“回去吧！不要喝酒了！……”
夏强午后接到东方的电话，知道他从苏北回来了，才匆匆赶到D.D.S同东方见面的。这咖啡馆不大，但很出名。轻轻播放着外国乐曲。咖啡并不比别处贵，香味却浓。靠边有些座位之间用隔板遮起，像火车座似的，谈话方便。夏强在咖啡里加了牛奶和方糖，用小匙调匀，东方却不要牛奶和糖，爱喝点苦味。空气中弥漫着咖啡香，使人开胃提神。
夏强问：“你怎么不到家里来呢？”
东方说：“要去的！我要看看伯母，还有小妹。我还带了些苏北的土产给她们呢！有虾米、紫菜，有鱼干和麻饼。先同你见见面，是想听你谈谈这一段我们别后的种种情况。这地方好！适宜长谈。”
夏强说：“有些事我是要告诉你呢！”就把钟声失踪、白旮来上海，把通孚印刷公司和松涛的事，都一一讲给东方听。东方听了，脸上有那种兄长式的关心，赞许地笑着说：“夏强，我一直未问过你，你在国民党里有很多社会关系，依靠这些关系，完全可以爬到社会上层去。而你却不这样做，这是为什么？”
轻轻的乐曲播的是影片《翠堤春晓》里那支著名的插曲One day when we were young，一个女高音在唱，缠绵而略有哀伤……
夏强觉得东方这样问，是推心置腹了，爽朗地说：“我有爱国心，对现实不满，对进步的人有好感。国民党祸国殃民，我不想走靠它向上爬的那条路，而想走一条正确的路，就做出了这种选择。我希望中国好！人民好！如果一个人只为自己考虑，就太渺小了！”
东方笑得很像方之，说：“你的复仇和报恩的事办得差不多了吧？”从他的笑容中，夏强看到一种善意的不肯定。
夏强说：“是的！我那本笔记本上写了仇人的名单。但自从周佛海死刑减为无期徒刑，丁默村枪毙后，我在一天晚上，将那本本子焚化了。一是祭我死去的父亲和大哥，二是表示我要与这些个人恩仇诀别了！”
东方朴实诚恳地说：“啊！分别了一段，夏强，你起了很大变化呢！”
“有一次，你对我说过，个人的恩仇终究是小事，整个中国的事才是大事，你记得吗？说真的，当时这话我并不全能接受，但后来我对个人的报仇，逐渐由热衷变得淡而无味了。甚至看到枪毙仇人也不感到激动和高兴了。为什么？是时局、形势、国家的前途这一切使我牵肠挂肚吧！我感到这环境、这时局太需要改变了！我常问：我能改变这环境这令人苦闷的时局吗？这成了我最关心的事了！”
“是啊！我也这样！”东方说，“那是多年之前了。当我读大学时，是个非常用功的学生，甚至有过科学救国的思想。那时，我就是同你一样有这种苦恼的。”
“你后来怎么解决的？”
“我后来觉得如果我不能改变这环境、这种苦恼，我就应该改变我自己！”
夏强将东方的话在心里复述了一遍，忽然觉得有所悟地说：“啊，你说得好！真的说得好！你后来改变了自己，走了一条进步的道路！”
东方未置可否，但问：“夏强，我肝胆相照地问，你不觉得走进步的道路有荆棘、有危险吗？你看特务横行，抓人、杀人，你没有顾虑吗？”
“我不怕！”夏强经过思考地说。
“为什么？”
“坦率地说，我不是共产党，不怕人扣红帽子！万一有麻烦，我相信会有人救我的。就是你说的那些社会关系，会救我的。所以我不怕！”
东方笑了：“你说得很真诚，事实确是如此！”他又问：“但倘若你的好朋友，比如我，比如……出了事，你会救我们吗？”
“当然会！”夏强声调透着严肃，“我会拼命救的！”
东方吁了口气，说：“谢谢你！夏强！”又问：“你想办的杂志怎么渺无动静呢？是不是仍想办？”
夏强诚实地说：“杂志当然想办。我现在写文章常常很不如意，被丁一凡扣掉不发的不少。台湾的施剑平被捕后，我也少了个阵地。自己有个杂志寄托抱负方便得多。丹丹在南京办登记，但卡得紧，等批了才能开张。此外——”他把想赴美国留学的事和到复兴大学做助教的事都讲了，说：“东方，我一直把你当兄长待，今天这种形势下来谈这些事，你觉得我是否太自私了？”
东方听了，说：“我对你是有认识的。你不是一个自私的人……”但说到这里就不说下去了。
夏强不满足，说：“东方，继续说吧！我对你真诚，希望你也对我坦率！”
外边马路上，有“飞行堡垒”发疯地吼叫着飞驰过去。这些日子，法商电车公司的职工常常罢工，上电、英电工人和百货业的国货公司职工都曾局部罢工。这一向，外边也正在大逮捕，除工人、店员、教员外，还在逮捕大学生。所以“飞行堡垒”老是狂鸣警号奔驰在大街上，动人心魄。
东方听着“飞行堡垒”过去，喝一口咖啡，有分寸地说：“当中国在苦难中，工人、学生、农民都在动，那么多人正在为中国的前途作战献出生命，你并不是对这一切无动于衷，你本来是在参与的。现在，却突然想去留学镀金，置中国于不顾。当然，你也说了，将来得来学位，你仍是要回来报效中国的。但现在你打算离去，那即使不是逃避，也是一种消极！你说不是吗？”
夏强心里踌躇而又难受。东方说的是实话，也是正确的话。他听了却像面临十字路口，不知立刻应何去何从。他喝一口咖啡，听着那支不知名的乐曲，神奇的旋律使他感到一种悲壮。他默默无语。
东方端起咖啡杯说：“像喝咖啡一样。你爱咖啡香，但喜欢加上糖，我的咖啡虽香但是苦涩。追求不同，这是选择，有时难以勉强。我不是劝阻你不去，只是把我的看法想法如实告诉你。”
夏强点头，陷入思索。他沉思时，严肃中隐约透出内心的不安与彷徨。
东方忽然说：“夏强，我希望我的话没有使你觉得不愉快。我同丹丹接触，觉得她不但聪明美丽，而且也富于正义感。她不像那种一般意义上的‘小姐’。我在南京时，多次注意看过她用丹丹笔名写的文章和报道。有些是写得很好的。你们的事，可以自己多商量、多考虑。”
夏强说：“坦率地讲，我现在并没有完全拿定主意。你一说，我更是这样。我打算助教的事照样干，杂志也照样办，出国的事照样进行，至于办不办得成，将来去不去，我自己将再慎重考虑，以后再说。你说呢？”
东方点头。夏强又问：“你这次去苏北时间这么长，是为了什么？那边情况怎么样？”
“我去是为了做生意！”东方眼镜片下两只大眼看着夏强，显得诚实坦率，“苏北在去年七月到八月，曾七战七捷，进攻的国军被歼灭五万多人。你在上海不一定知道，报上是不会登载的！”
夏强说：“说不知道也知道一点，说知道并不清楚。报上没有正面报道，只偶尔从一些报刊的地方通讯栏里看到一些反映。”
东方说：“后来，从战略上考虑，主力转移山东，余下的部队坚持原地斗争。这一年多来，随着山东战场形势好转，苏北形势也在改善。这个月初，盐城、东台一带打了一仗，情势很好。我这次回去联系生意，熟悉情况和路途，了解那边急需什么，回来准备同方先生一起商议。我在沙逊大厦租了一间写字间，开了个笙记行，已在公会里挂上号了！没有写字间，没有个正经的商行，没有方国华这种在上海生意场上兜得转的人，生意是做不成的！”
夏强心里不禁想，原以为东方不过是小本生意，现在看来不是这么回事……后来，两人分别，东方将有沙逊大厦地址笙记行房间号码及电话号码的名片给了夏强，说：“明晚，我去看妈妈和小妹。以后，你要找我，十分必要时可以打电话给我。我本来老是漂来漂去像个流浪汉，现在就住在笙记行，要开始固定在生意场上了！”他讲这些话时，那“十分必要”四个字很用力。
《申报》那位有风采的女记者“花生米”裘珍珠老是打电话找夏强。她笑盈盈地飘着走路，气质优雅，常娇艳地站在夏强面前。她总是约夏强一同采访，有时又约夏强坐咖啡馆、看电影。夏强有一种感觉，这位富家出身的女记者似乎在追求他。
裘珍珠有一次甚至露骨地说：“现在的年轻人，许多芸芸众生都是牛皮鼓，腹内空空却自吹自擂，一切都‘懂！懂！’，其实却不学无术，我很讨厌！”又说：“现在的潮流，左的基本都是有头脑有学问的人，但他们热衷于政治，我不喜欢。一些倾向于党团的人多数是打手、公子哥儿，是些吃喝玩乐醉生梦死的家伙，我更讨厌。像你这样，既有学识和见解，思想有点进步，又洁身自好把心放在新闻事业上的人，确实不多。我很欣赏你的才华和为人……”珍珠这样表白，使夏强更不愿意常同她一起采访或活动了。他总是找点借口委婉地谢绝了她。
夏强在暑假里提前到复兴大学新闻系上班做助教了。助教其实没有多少事要做。每年假期结束开学时，在系里管管学生选课的事。有的架子大的资深教授偶尔请助教帮着批改一点卷子，或者要助教陪同上课，干点发讲义、点名、记录一类的事。一般教授并不麻烦助教，倒是系主任向教授，他正在修改增订他的一本著作，希望夏强帮助他收集例子。学校有校车每天固定时间停在外滩驶往江湾，夏强每周在星期一和星期三花两个半天坐校车去学校办公，其他时间都是自己支配，并不觉得增加多少负担。由于新来乍到，他没有立刻就让向先生和学校出函向美国哥伦比亚新闻学院申请奖学金。他决定干上两个月再办。
他曾给丹丹写信，询问《新闻窗》登记的事。这天，他刚从学校回来，丹丹凑巧打来了长途电话。一听是丹丹那欢快好听的声音，夏强就高兴地说：“星星，你好吗？”
“还好！告诉你两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丹丹幽默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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