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日内瓦会议

    1．会议的召开

    《关于朝鲜军事停战的协定》签字后，美国并不甘心它在亚洲的失败，继续采取向亚洲人民进攻的政策。仅就在东北亚两个地区来讲，一方面在朝鲜板门店破坏关于召开政治会议的会谈，另一方面积极参与和力图扩大法国殖民者侵略印度支那的战争，以便染指这一地区。美国的所作所为无疑加剧了东亚的紧张局势，使战争有重新扩大的趋势。

    中国、朝鲜和印度支那的越南、老挝、柬埔寨五国人民是迫切要求和平的，他们希望通过国际会议来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和平问题。这一正当要求直到1954年才有了实现的可能。首先是印度支那抗法战争的胜利。印支三国长期以来是法国殖民地，二战中法殖民地当局拱手向日本侵略者投降，而二战结束后，法国又卷土重来，把殖民枷锁重新套在三国人民头上，激起了三国人民的极大的愤恨，迫使他们重新进行反对殖民者的战争，并不断取得胜利。从1946年到1954年3月，越南人民军歼灭法伪军38100余人，解放了四分之三以上国土，寮国和高棉人民也取得重大胜利。法国总兵力的四分之一被牵制在印度支那，兵员损失达32万人以上。庞大的战争负担压得法国沉重不堪，1947年到1953年军费开支增加了11倍。国内人民反战运动高涨，法军士气低落。第二，法、英与美矛盾有所增加，绑在美国的战车上，跟着美国侵朝有什么好处？这些问题迫使法国政府考虑如何结束战争。朝鲜停战后，法国统治者被迫屡次表示同意通过和谈解决印度支那问题。

    其次，英国这时也不愿意战争扩大。因为，美国企图使印支战争“国际化”，这有可能危及它在这一地区的殖民利益。在这一点上，英、法是一致的。

    第三，社会主义国家和世界爱好和平人民要求和平解决朝鲜和印度支那问题的正义呼声具有相当大的威力，这迫使美国在世界舆论面前有所收敛，也希望打起和平的招牌来欺骗本国人民和世界舆论。

    给印支人民抗法战争巨大支持的中国人民十分关心印支问题的和平解决。1954年1月9日，周恩来外长声明，对苏联提出的关于召开法、英、美、苏、中五大国会议以审查、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措施的建议，表示完全的支持。并认为，“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的五大国会议，来促进迫切的国际问题的解决，将会有利于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及保障国际和平与安全”。2月18日，美、苏、英、法四国外长在柏林达成协议，建议于1954年4月26日在日内瓦召开五大国及有关国家参加的会议，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支和平问题。

    这在战后国际关系中也是一个先例，表明帝国主义不得不与被侵略国家坐下来进行政治谈判，解决他们之间存在的问题。

    1954年4月24日，周恩来总理兼外长率领包括陈毅副总理、章汉夫副外长参加的中国代表团抵达日内瓦。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参加的第一次大型国际会议。

    4月26日，日内瓦会议开幕。参加国除五大国外，还有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南朝鲜以及追随美国侵略朝鲜的澳大利亚、比利时、加拿大、哥伦比亚、阿比西尼亚（埃塞俄比亚）、希腊、卢森堡、荷兰、新西兰、菲律宾、泰国、土耳其。会议事先商定由泰国、苏联、英国代表轮流担任会议主席。会议议题主要分朝鲜问题和印支和平问题这两项。

    2．关于朝鲜问题的讨论

    27日的会议上，朝鲜的南日外务相首先发言，提出了“关于恢复朝鲜的国家统一和举行朝鲜自由选举”的方案。

    28日，周恩来发言，完全支持南日外务相的方案，希望以此作为解决问题的基础。周恩来在发言中阐明了中国的和平外交政策，列举了美国在亚洲的侵略行径，并指出这是造成亚洲局势紧张和不安的根源，应该制止。要求各国尊重亚洲的独立和主权，保障亚洲人民的民主权利和自由，撤除外国军事基地、撤出外国军队，防止日本军国主义复活。他主张，亚洲国家应彼此协商，以共同维护亚洲的和平与安全。周恩来还提出了美李集团扣留48000名朝中方面战俘的事实，认为会议不能回避这一问题。

    周恩来的发言影响很大，国际舆论认为这是亚洲最大的国家的代表第一次在西方为亚洲讲话。

    苏联代表团团长莫洛托夫在29日发言中，表示完全同意中朝人民的意见和建议。

    对西方的16个代表团来说，主要分三种态度，坚决破坏朝鲜问题合理解决的是美国和李承晚集团。他们在会前就散布会议不会成功，李承晚甚至扬言，如果会议失败，将要求美国武力帮助统一朝鲜。因此，李承晚集团在会上坚持要把朝鲜问题交由同朝鲜人民作战的联合国来解决的无理主张。

    英、法从各自利益出发，不愿意支持美国的无理主张，在会议初期一直保持缄默，虽经美方多次催促，才在5月13日发言，但也没有完全使美国满意，引起美国不满。为破坏会议，杜勒斯于5月3日离开日内瓦，由副国务卿史密斯任代表团团长。

    至于澳大利亚、比利时等国则是由于美国的威胁，才被迫采取支持美国的立场的。

    为了在朝鲜问题上取得进展，合理解决战俘问题，朝、中方面在5月3日的发言中，着重驳斥了美国企图以联合国来干涉朝鲜内政的观点（联合国剥夺中国合法权利，在苏联缺席的情况下通过非法决议，联合国是交战一方，失去处理朝鲜问题的资格），指出这个会议同联合国毫无关系。并提出处理战俘的三点建议：（1）采取措施保证战俘回国；（2）五大国和北、南朝鲜组成委员会协助；（3）上述委员会未处理前，由朝鲜停战缔约双方有关国家红十字会组成联合小组前往战俘所在地视察。5月22日，中国代表团又提出成立中立国检查委员会协助全朝鲜选举的提案。

    中、朝建议引起舆论的好评，英、法在会外表示值得认真考虑。美、李为搪塞，直到5月22日才由南朝鲜代表提出“14点建议”，坚持在联合国监督与美军占领下举行所谓“自由选举”，实质上并不打算使会议有任何进展。

    为进一步揭露美国及其追随者的阴谋，朝、中、苏主张将能够取得一致和接近一致的意见肯定下来，然后进一步讨论分歧点，以便对各项问题达成协议。6月5日，莫洛托夫综合各方意见，提出了5点草案，但由于美国的阻挠而毫无结果。

    6月15日的最后会议上，朝、中、苏提出了一系列和解性建议，如南日外务相建议从朝鲜撤退一切外国军队，一年内双方缩减军队不超过10万人，日内瓦会议参加国保证朝鲜主权平等；中国提出七国（五大国加南、北朝鲜）参加的限制性会议，讨论巩固朝鲜和平的有关措施；苏联也提出了一个共同宣言草案。

    朝、中、苏的这些合理建议，使美国非常紧张。虽然在这天的会议之前已油印出美国等16国的宣言，拒绝和平建议。但美国仍怕乱了阵脚，指使菲律宾代表建议休会。在经过40分钟休会后，由史密斯首先发言，拒绝莫洛托夫关于共同宣言的建议；接着泰国代表宣读16国共同宣言，宣布他们要结束会议。

    就在会议即将结束时，中国方面再次作出努力，周恩来建议与会国取得一项协议，表示愿意继续努力和平解决朝鲜问题，至于恢复谈判适当的时间和地点另行商讨决定。面对中国代表团希望达成最低限度协议的和解精神，比利时代表表示赞成。会议主席艾登发言说，如果大家同意，即为会议普遍接受。当时短时间内无人反对，会场一阵骚乱，美国自二战后在国际政治会议上陷入空前孤立和狼狈的境地。史密斯害怕会议通过周恩来的这个建议，仓皇站起来发言表示拒绝。这样，关于朝鲜问题的讨论在美国的破坏下，毫无结果地结束了。

    3．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谈判和协议达成

    日内瓦会议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讨论是在1954年5月8日开始的，会议历时75天，开了8次全体会议，23次限制性会议和多次会外会谈。参加国有：中、苏、英、美、法、越南民主共和国、南越、柬埔寨、老挝9国。根据事前协议，由苏、英两国首席代表轮流担任主席。

    讨论开始之前，发生了一件对谈判有决定性意义的大事。这就是越南人民军在中国支持下解放了越北高原战略据点奠边府，全歼法军13000余人，打掉了法国在战场上为谈判讨价还价的资本。

    5月8日举行首次会议，越南民主共和国首席代表范文同提出邀请寮国、高棉两个抗战政府代表参加会议。但被西方国家搁置起来。5月10日，范文同提出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的八项具体建议，包括：法国承认越南在整个领土上的主权和独立，并承认高棉与寮国的主权与独立；自印支三国撤退一切外国军队；举行自由普选，建立统一政府，不允许外来干涉，交换战俘等。5月17日起进行限制性会议。

    会议争论的主要焦点是：越、中、苏三国主张印支全境停火；军事与政治问题不可分，按5月10日越南代表团的建议，保证在承认印度支那的民族权利的基础上恢复和平。法、美等国坚持政治与军事分开，只讨论军事停火问题，并不讨论政治问题；而关于军事停火则只讨论越南停火问题，并且拒绝承认印支三国的民族权利。

    为推动会议进展，5月27日，中国代表团提出“关于在印度支那停止敌对行动”的建议，一是在印支全境同时实现完全的停火；二是双方就占领区和军事集结区等问题开始谈判；三是停止自境外进入部队及武器；四是双方代表成立联合委员会，成员问题须另行考虑；五是与会各国负责保证协定的履行；六是交战双方释放战俘和被拘的平民。中国代表团强调印支不分哪一个国家，都必须同时停火而没有例外，而双方军事集结区，三国情况不完全相同，因而在双方地区调整的原则确定之后，要根据三国的具体情况加以实施、解决的办法会有所不同。由于中国的建议合情合理，切合实际，对会议进展有促进。5月29日，9国代表团通过了英国代表团提出的关于双方军事代表会晤的建议，研究在停止敌对行动后军队的部署问题，并以越南的重新集结地区问题开始。

    5月31日起会议转入停战监督问题的讨论，6月2日起越、法军事代表团也在日内瓦举行正式会谈。关于停战监督问题，主要焦点在于，法、英、美硬说在柬埔寨、老挝不存在国内战争，也不存在停火问题，因而关于停火后军队集结地区问题，禁止外国军事增援问题，都不存在于柬、老两国。并坚持先讨论军事问题。

    到这时，国际形势出现了两个新的变化。一是6月12日在日内瓦会议上持拖延政策的法国拉尼埃内阁倒台。17日上台的孟戴斯·弗朗斯声称要在4周内谋求印支和平成功。二是6月15日美国破坏了日内瓦会议关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讨论，并阴谋破坏印度支那和平的讨论。美向法许诺，如果会谈破裂，美将出兵3个师去参加印支战争。6月15日，艾森豪威尔又指示美国代表团的史密斯尽一切努力，结束关于印支问题的讨论。因此，如何在老、柬问题上突破，成了会议的焦点。周恩来抓住时机，作出决策。6月16日，中国代表团提出关于老、柬问题的六点建议，主张老、柬与越南同时宣布停火，交战双方代表就停止敌对行动问题在日内瓦和当地开始直接谈判。并指出：停止敌对行动问题，是研究交战双方军队的部署问题的出发点，一方面研究老挝和柬埔寨两国的敌对力量的军事部署问题，另一方面是研究一切外国军队撤军的问题。任何外国军队不应在印支三国任何一国国内建军事基地。中国的这一建议为达成老、柬两国停止敌对行动的协议提供了基础，并使一切外国军队都必须从印支三国撤退的问题进一步得到了澄清，对会议起了推动的作用，除美国外，各国都赞扬中国代表团的建议。6月19日就通过了法国代表提出并经苏联代表修正的关于柬、老停止敌对行动的协议。关于柬、老问题达成协议后，使日内瓦会议又向前进了一步。中国代表继续为会议成功奔忙。6月22日和7月13日，周恩来与法国总理兼外长孟戴斯·弗朗斯二次会晤，商谈印支和平问题。会议休会期间，7月3日—5日，周恩来与在柳州休养的越南胡志明主席就印支和平问题充分交换意见。中国代表团还同英国、柬埔寨、老挝代表进行个别会谈，交换意见，还邀请柬、老代表同范文同进行直接接触，协调各方面关系，使各方面意见逐步接近起来。这些都为会议成功作出了贡献。

    7月21日，签订了《越南、老挝、柬埔寨三国交战双方停止敌对行动协定》《日内瓦会议最后宣言》以及一些附件。日内瓦会议的主要内容有：在北纬17度线以南，以90号公路稍北贤良河为界划一条临时军事分界线，线北为越南人民军集结地区，线南为法国军队集结地区，双方部队将从对方集结区撤退；在临时军事分界线的两侧各不超过5公里的距离划定非军事区；协定生效后，禁止运人一切增援的部队和军事辅助人员进入越南，并禁止运入一切增援的各种武器弹药和其他作战物资，但高棉和寮国为自己所需要的武器不在此限；由印度、波兰和加拿大三国组成国际委员会，负责“执行与实施停止敌对行动协定中各项规定有关的监督、视察和调查”；三国将分别举行自由普选，以实现各国在民主基础上的统一；三国将禁止任何外国在其领土上建立军事基地，并承担义务不参加任何军事同盟；与会各方保证尊重三国主权、独立、统一和领土完整，不干涉其内政。

    对这个协定，美国很不满意，便声明不参加恢复印支和平的共同工作。虽然宣称“美国将不使用威胁或武力去妨碍这些协定和条款”，但又威胁美国将充分地注视任何侵略再起，表明了它企图破坏这个协议的真实意图。

    日内瓦会议达成的协议，使国际形势进一步缓和，结束了法国在这一地区的长期殖民战争，这是印度支那三国人民、中国人民、世界人民艰苦斗争的结果。美国扩大侵略的企图受到沉重打击，美与法、英矛盾扩大。

    但是，这个协议并没有根本解决印度支那问题，没有阻止外来帝国主义主要是美国的干涉和插手，协议的条款没有得到认真地遵守和执行，以致几年之后这一地区再次成为战火连天之地。

    日内瓦会议对中国外交来说有重要意义，这是新中国首次参加的重大国际会议，标志着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影响的扩大和国际地位的提高。中国坚定的反帝、维护和平的立场，和平的外交路线，直接给西方人民和舆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中国通过这次会议广交朋友，并导致了中英关系改善，建立了代办级外交关系（1954年6月17日）。这也表明，美国抵制中国参加重大国际活动的图谋遭到失败。

    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西藏地方和平解放。对旧中国时期，印度继承英国在西藏的殖民特权（如经营邮政、电报、电话，设有12个驿站，在亚东和江孜等交通要道驻有印度军队，派驻代表和贸易站等），中国政府原则上主张坚决废除。对不损害中国主权而合乎西藏实际需要的惯例，则在平等互惠基础上允许其保留。

    1950年11月16日，中国外交部致印度驻华大使馆的备忘录中指出“中印在西藏的外交、商业和文化关系，也可以循着正常的外交途径获得适当的、互利的解决”。印度方面表示愿意和中国政府进行谈判。经过双方商定，印度政府代表团从1953年12月31日至1954年4月29日到北京和中国政府代表团进行了两国在中国西藏地方关系问题上的谈判。

    1953年12月31日，中印谈判的当天，周恩来总理接见印度代表团时，在讲话中首次提出按照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处理两国关系的原则。印度方面同意以这五项原则为谈判基础。（注：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裴坚章主编，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第107—108页）经过12次会谈，双方在1954年4月29日达成协议并签署了《中印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并互换了照会。

    在这个协定的序言中，把中国提出的并经印度同意的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互等互利、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定为指导两国关系的准则，这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首次被载入国际文件之中。这个协定和照会中还规定印度驻亚东和江孜的军队撤出西藏，印度在西藏经营的邮电企业和几个驿站交与中国。中国和印度各在对方三城市互设商务代表处，规定了互相朝圣和通商贸易的方法。（注：详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第三集，世界知识出版社1958年版）

    中印协定的签订具有积极意义和深远影响。它标志着印度正式承认中国对西藏行使主权，消除了中印关系中的殖民主义影响，废除了印度在西藏的特权。它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整体载人国际文件并作为处理国际关系的原则之一对以后国际关系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中印协定签订前后，适逢日内瓦会议召开。在日内瓦会议休会期间，周恩来总理在6月25至29日访问印度和缅甸。26日在印度尼赫鲁总理举行的欢迎宴会上，周总理说：“中印两国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的签订，不仅进一步加强了中印之间的友谊，而且体现了两国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平共处的原则。这就提供了国际间以协商方式解决问题的一个良好的范例。（注：《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第三集，第109页）在第二天周总理给新闻记者的书面讲话稿中又写道：这些原则，不仅对我们两国适用，而且对于亚洲的其他国家以及对世界一切国家都能适用。如果这些原则在亚洲更大的范围内适用了，那么战争的危险便会减少，亚洲国家合作的可能便会扩大。在28日发表的“中印两国总理联合声明”和29日发表的“中缅两国总理联合声明”中，三国领导人共同重申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此后，就把1954年6月28日定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纪念日。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一经提出，首先获得许多亚洲国家领导人和人民的广泛支持。例如越国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老挝首相克特、尼泊尔政府都表示支持。

    1955年4月在印度新德里召开的亚洲国家领导人会议，共有16个国家的225名代表出席，在会议通过的决议声明中就表示“完全支持中印两国总理宣布并得到其他许多国家支持的五项原则”，“这五项原则构成了各国互相了解和和平共处的坚实基础。”（见《新华日报》1955年第5号，第54页）

    在此之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传播到世界各大洲，特别是亚非拉各个刚独立的民族主义国家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非常推崇，都表示对当代国际关系有重大的指导作用，从60年代以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更被许多正式的国际文件和公约所采用。时至今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其广泛的被采用而成为当代国际法的基本内容之一，成为处理国与国之间相互关系的基本原则。

    1．会议召开前的形势

    万隆会议又称为第一次亚非会议，是在战后世界帝国主义遭到严重削弱、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发展的形势下促成的。战后10年间，一大批亚非国家摆脱了长期的殖民统治，赢得了政治独立。中朝人民抗美战争和印度支那人民抗法斗争的胜利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大大鼓舞了当时仍处于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压迫和剥削下的国家和人民。在非洲大陆出现民族解放运动兴起的形势，北非的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和突尼斯爆发了反帝武装斗争，影响很大。撒哈拉大沙漠以南的非洲很多国家中也出现了争取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奴役的群众运动。战后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正在到来。

    另一方面，帝国主义并不甘心侵朝战争的失败和在印度支那殖民战争的失败。美国为实现其称霸全球的战略计划，积极策划在亚非和太平洋地区建立军事集团，搞反华包围圈。美国并以武力侵占中国领土台湾，在台湾海峡地区制造紧张局势。英国仍在亚非保有、控制着新加坡等战略据点。法国派大军镇压北非的民族解放运动。甚至一些小的殖民国家，如比利时、荷兰也在控制前殖民地，干涉刚刚获得民族解放国家的内政。

    在这样的形势下，广大亚非拉国家如何团结起来，互相支持，共同对付帝国主义的进攻就成了紧迫问题。亚非会议正是在广大亚非国家迫切要求掌握自己的命运，团结起来反帝、反殖、支援正在争取民族独立的国家和人民，保卫世界和平的愿望推动下召开的，反映了亚非人民维护民族独立和发展民族经济，在国际事务中独立地发挥自己的作用的坚强决心。这是战后国际关系中出现的带有历史性影响的倾向。

    2．会议的召开

    亚非会议的发起是在1954年4月28日至5月2日举行的科伦坡会议上首次提出的。最早的倡议国是印度尼西亚。但由于印度政府的消极观望态度，这次会议未提出具体建议，只表示了意向。但亚非国家对召开亚非会议的建议表示了广泛的欢迎。9月，印尼总理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访问印度，印度总理尼赫鲁才表示支持亚非会议，但从他的狭隘心理出发又提出不邀请新中国参加。10月下旬，尼赫鲁到中国访问，得到友好接待，他的态度有了变化。12月28日，在印尼茂物举行的南亚五国总理会议上，讨论了召开亚非会议的问题，在关于是否邀请中国问题上，印尼、缅甸主张邀请，印度也改变了态度，只有巴基斯坦和锡兰（斯里兰卡）反对，但印尼和缅甸坚持自己的意见，缅甸总理吴努甚至表示，如果不邀请中国，缅甸就不出席会议。最后，巴基斯坦、锡兰（斯里兰卡）以邀请日本为条件同意邀请中国。这样，在1955年1月15日，印尼总理就致电中国等25个国家邀请出席4月18—25日的万隆会议。并在备忘录中指出：会议的目的是讨论对亚非人民具有特别厉害关系的有关民族主权、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问题，就增进亚非各国间友好睦邻关系和社会、经济与文化等方面的关系问题。

    对亚非会议，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开始就采取敌视态度，进行破坏。在舆论上，他们诋毁会议的意义和影响，制造混乱，散布会议不可能达成任何协议的论调。美国派了一个70多人组成的所谓记者团参加会议。美国众议院议员鲍威尔也挂上记者的徽章。他曾要求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向亚非会议送一个贺词，但国务院答复：我们并不认为美国政府同万隆会议的关系值得送这样的贺词。鲍威尔评论：“美国政府在外交上做了一桩‘愚蠢的事情’。”另一方面美国又挑拨离间，唆使受美国影响的国家背离会议宗旨，制造社会主义国家和民族独立国家的矛盾，使会议不欢而散。在经济上用援助作为手段，压某些国家听从美国的旨意。艾森豪威尔表示将向国会提交新的“援助”计划，企图以此来影响参加国的立场。尤其恶劣的是，美国利用蒋介石集团的特务进行暗杀活动，制造“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1955年4月11日，参加亚非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工作人员石志昂等3人，中国记者沈建国等5人，越南代表团工作人员王明芳、波兰记者塔列茨、奥地利记者严斐德等11人自香港乘印度航空公司的客机“克什米尔公主号”前往雅加达，当飞机飞至印尼沙捞越西北海面时，由于美蒋特务事先放在飞机上的定时炸弹爆炸起火，飞机坠海失事。除3名机务人员外，乘客全部遇难。但这吓不倒与会代表，反而更加激起了亚非人民要开好大会的决心。虽然西方国家一再阻挠，但由于这是亚非国家的共同愿望，会议于4月18日如期召开，除中非联邦一个代表团外，其它29个代表团全部出席了大会。其中，亚洲有23个国家，非洲有6个国家。各国都派出高规格代表团。中国派去的代表团团长是周恩来总理兼外长，成员有陈毅副总理、章汉夫副外长，驻印尼大使黄镇等外交部精英齐集。不光中国如此，其他国家也是如此。美国记者鲍大可说：“主要角色的名单堪称不同凡响。”29个代表团的团长有13个是总理或者级别相当的人物，其他代表团团长有3位副总理和4位外交部长。

    会议首先由苏加诺总统致开幕词，他表达了会议参加国对于第一次没有西方国家参加而开成这个盛会的激动心情。此后的22个国家代表进行一般性发言，绝大多数都表达了加强团结、谴责殖民主义的愿望。会议选举印尼总理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为会议主席。

    3．中国代表团的杰出贡献

    与会国家尽管都是刚刚取得民族独立的国家，但其中有几个国家和美国关系较为密切，受其影响较深。在18日的一般性发言中，就有伊拉克代表法迪尔·贾马利用很长的篇幅来诬蔑共产主义，并毫无根据地说这是一种“新式的殖民主义”，号召加以反对。他的发言使会议气氛顿时紧张，有些人担心中国的反映。而美国派来的庞大的70人记者团，更是到处煽风点火，希望扭转会议的方向。出席会议的社会主义国家只有中国和朝鲜。美国想以此制造社会主义国家和民族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

    当会议面临危险时，4月19日上午，菲律宾的罗慕洛又出来美化美国，诽谤共产主义，表示西方殖民主义时代早已过去等等。泰国代表说中国使泰国受到了“颠覆活动的威胁”，锡兰代表甚至说：“中国若真有共处的诚意，就应要求共产党情报局命令各国共产党全部撤退。”他们还攻击中国没有宗教自由，中国利用华侨的双重国籍进行颠覆活动。这些代表当着中国代表的面如此的指责使会议更加紧张，很多人担心中国一反驳就可能转移会议反殖民主义的主题，并使得会议不欢而散，而这正是西方国家所期待的。此时，中国代表团的反映对会议的发展就显得格外重要了。下午，中国代表周恩来发言，首先声明把发言稿散发给大家，不再宣读了，仅补充几句。他指出：“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的，而不是来吵架的。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我们并不要求别人放弃自己的见解，因为这是实际存在的反映。但是不应该使他妨碍我们在主要问题上达成共同的协议。亚非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自近代以来都曾经受过并且现在仍然在受着殖民主义所造成的灾难和痛苦。从解除殖民主义痛苦和灾难中寻找共同基础，我们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而不是互相疑虑和恐惧、互相排斥和对立。我们应该承认，在亚非国家中是存在有不同的思想意识和社会制度的，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求同和团结。”他还就某些代表针对中国提出的不同的思想意识和社会制度问题、宗教信仰问题和所谓“颠覆活动”问题逐一进行解释，阐明了中国政府的立场和政策。为了节约时间，除第一段外，其余都是由中国代表团的译员浦寿昌（哈佛大学毕业）直接宣读。周恩来的讲话十分精彩，得封了雷鸣般的掌声，受到普遍赞扬，使会议向成功方向变化。就连菲律宾代表罗慕洛也说：“这个演说是出色的、和解的，表现了民主精神。”

    4月20—22日，大会进入小组讨论。但在21日上午11时，锡兰总理科特拉瓦拉举行记者招待会，提出台湾“历史上是一个独立国家”，建议“把台湾托管4年或者5年”，然后建立“台湾独立国”的荒谬主张，他的这种破坏团结的讲话受到了大多数与会国的反对，缅甸、埃及等国都表示反对在亚非会议上讨论台湾问题。但下午会议接近尾声时，科特拉瓦拉又宣读了一篇打好了的发言稿，提出反对新的苏联殖民主义问题。对此，周恩来马上声明，保留发表讲话的权利。会后，周恩来马上和科特拉瓦拉进行了会面，恳切长谈，消除了分歧。

    4月2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在西爪哇省长官邸签字了。这对亚非会议也起到了良好的影响，它表明亚非国家之间任何繁难复杂的问题如通过和平协议、平等谈判都是可以解决的。

    这期间，周恩来总理和日本代表团团长高琦达之助进行了一次会谈，还商定举行第二次会谈，但因日本外务省顾忌美国对华立场而给日本代表团一个急电取消了。

    23日，针对缓和台湾紧张局势问题，周恩来总理在和印度、缅甸、锡兰、巴基斯坦、菲律宾、泰国代表团团长参加了印尼总理的午宴后，发表了如下声明：“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这个声明震动了万隆，震动了世界，打破了美国造成的中美隔绝状态，直接导致了中美大使级会谈。

    周恩来的外交活动所表现出来的和解、维护和平的精神在会上已经得到了体现。23日上午，周恩来再次进行了一个半小时发言。他说：“有人说‘和平共处是共产党用的名词’，那么可以换一个词，可以采用联合国宪章中所用的‘和平相处’，而没有必要把讨论引到意识形态上去。因为，那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既然谈合作，亚非29国就首先在亚非地区合作起来，求得集体和平。”周恩来的发言对于会议公报的起草工作起了推动作用。中国代表团在会内、会外所作的巨大努力促成了万隆会议的最后成功。

    4．万隆会议的成果和历史影响

    1955年4月24日，亚非会议通过最后公报，宣告闭幕。亚非会议最后公报包括“经济合作”、“文化合作”、“人权和自决”、“属地人民问题”、“其他问题”、“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以及“关于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的宣言”7部分，这是亚非会议取得的巨大成就的总结。公报谴责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殖民主义制度，反对种族压迫，宣布“殖民主义在其一切表现中是一种应当迅速予以根除的祸害”；“确认人民遭受外国的征服、统治和剥削是对基本人权的否定，是对联合国宪章的违反，是对于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的一种障碍”；公报强调：“促进亚非区域的经济发展的迫切性”，认为“发展文化合作是促进各国之间的了解的最有力的方法之一”。公报在“关于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的宣言”中提出了作为各国和平相处和友好合作的“十项原则”，这同中国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精神是一致的，并且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引申和具体化。万隆会议所体现的反帝、反殖，要求友好、团结、合作，维护世界和平而进行斗争的精神被称之为“万隆精神”。

    万隆会议的成功具有深远影响和伟大意义。

    1．这是战后世界民族解放运动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二战之后10年的民族解放运动到亚非会议时既是一个总结，又是一个推动。在“万隆精神”的影响下，亚非各国人民争取和平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开展得更加广泛和深入，越来越多的国家奉行和平中立的外交政策。长期遭受帝国主义奴役和掠夺的非洲人民迅速觉醒，非洲国家的民族主义政党和群众团体相继成立，推动了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形成了60年代非洲国家独立的高潮。

    2．会议的成功是对美国等新老殖民主义者的沉重打击。战后初期，英、法、比、荷等老殖民主义卷土重来，发动了一场又一场殖民战争，美国新殖民主义胃口更大，妄图称霸全世界。在这种倒退潮流面前，29个前殖民地国家（除日本外）能团结起来，坚持反帝、反殖的斗争方向，这对企图采用各种手段破坏这次会议的美国当然是一个沉重打击，是新老殖民主义复辟企图的严重挫折。

    3．亚非会议代表了战后世界民主化潮流。这是历史上第一个没有西方国家参加的大型国际会议。它反映了亚非拉人民摆脱大国控制，自己管理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愿望和要求。并且初次实现了这种愿望。这是战后世界历史反奴役、反压迫、反干涉，民族主义国家要求在国际社会中取得民主、平等地位的强烈心声。亚非会议作为初次尝试即取得巨大成功，大大增强了被压迫民族和人民在国际舞台上斗争的信心和勇气。

    4．亚非会议的成功包含着中国代表团的巨大努力，也是中国外交的胜利。亚非会议是中国参加的第二次大型国际会议，是发挥中国外交独自影响的第一次大型国际会议。通过这次会议，使世界再一次认识了中国的和平外交路线，宣传了新中国的和平愿望，加强了中国和亚非国家的联系，并迫使美国不得不开通和中国谈判的渠道，表明中国的国际威望进一步提高，国家地位进一步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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