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远东慕尼黑”策动后的蒋日谋和

    1938年10月下旬，广州、武汉相继沦陷，抗战局势更加恶化，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围绕着中国抗日战争有关的各方都在进行政策的探讨和改变。

    日本侵略者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占领了中国大部分的大城市和沿海地区，但已感到兵力不足，战线过长。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坚持抗战，建立起了多个抗日根据地，牵制住大部分侵华日军，迫使日本难以摆脱敌后战场的困境。从当时的国际形势看，欧洲局势日益紧张，欧战面临一触即发的危险，第二次世界大战就要全面爆发。而日本被陷在中国战场无法进行其他方向的军事冒险，对日本的亚太侵略战略显然也是不利的。

    于是，日军在攻陷广州、武汉之后已难以在军事上继续进攻，以此压迫蒋介石政权投降，因而一改战略进攻阶段的军事进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的策略为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策略。日本在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改变策略的明显标志是日本首相近卫文磨的第二次对华声明。

    1938年11月3日，日本政府发表关于建立东亚新秩序的简短声明。同一天，日本首相近卫发表他在中日战争中的第二次声明，以广播讲话的形式播出。其中除宣扬日军的赫赫战果外，重点宣传中、日、“满”应紧密团结，共同承担保卫东亚的任务，“日本决心根除隐藏在蒋政权长期抗战后面之共产主义影响”。“至于国民政府，只要它恢复真正的中国精神，放弃其以往的政策，改造它们组成人员，作为一个彻底新生的政权愿望参加这项工作，吾人亦将不予拒绝。”这表明日本政府已改变了1938年1月16日“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强硬态度，但对蒋介石本人仍在坚持要其下野的态度。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一直在执行对日绥靖政策的英、法、美各国对近卫第二次声明的发表自然持欢迎态度，在幕后鼓动蒋日谋和，企图牺牲中国求得和日本在远东妥协，引日本北攻苏联，把祸水引过去，以达到保全英、美、法在远东殖民利益的目的，这就是“远东慕尼黑”阴谋。隐藏在国民政府中的汪精卫、周佛海为首的亲日派也极力主张“以外交方式，结束战争”，力主不能断绝和日本的和谈之路。汪精卫派的这些想法得到蒋介石的默许，在一面高唱抗日的调子下，一面和日本政府保持着秘密的外交接触。

    1938年4月16日，国民政府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在香港将蒋介石的谋和条件转告日方代表西义显。5月17日，两人又在香港见面，西义显转告了东京政府拒绝和谈的意思，高宗武迅即去武汉向蒋介石作了报告，但蒋介石指示不要中断和日本的秘密接触。汪精卫、周佛海又单独指示高宗武要与日本沟通联系。这样，在日本情报人员西义显的安排下，高宗武见到了日本首相近卫和陆相板垣征四郎，并传达了汪精卫要近卫写亲笔信“保证日本政府愿以汪精卫为和平运动中心”的意思。近卫答应由板垣来写这封信，表示欢迎汪精卫投降。另外，汪精卫又派亲信梅思平在上海、香港两地和日本侵华军情报机关负责人今井武夫密商汪精卫投敌条件。10月22日，梅思平到了重庆，转告汪精卫“日本希望汪精卫脱离重庆，另组政府，谈判和平条件”。接到日方的最后答复后，汪精卫召集周佛海、陈公博等亲信决定叛国投敌。11月19日—20日，梅思平、高宗武和日方特务今井武夫、影佐祯昭在上海签订《日华协议记录》及《日华协议记录注解事项》等秘密卖国文件。11月30日，日本御前会议决定《日华新调整方针》，主要内容取自《日华协议记录》。

    1938年12月18日，按照商定的汪精卫集团投日的秘密计划，汪精卫先飞到昆明然后又飞到河内。22日，日本首相近卫发表第三次声明。汪精卫在河内发表声明响应（史称艳电）。内称，日本政府11月3日之声明已改变了1月16日声明之态度，如国民政府根据以上三点，为和平之谈判，则交涉之途径已开。公开亮出了叛国的旗号。

    汪精卫集团公开叛国后，蒋介石在12月26日发表演讲，题目是“揭发敌国阴谋，阐明抗战国策”，批驳了近卫第三次对华声明，并表示“中国只要守定立场，认定目标，立定决心……全国一心，必获最后胜利”。1939年元旦，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召开临时会议，通过开除汪精卫国民党党籍的决议，并公开发文指斥汪精卫“就其行为而言，实为通敌求降，充其影响所及，直欲振动国本”。

    汪精卫集团投敌后，日、汪之间就如何完成勾结进行了一系列讨价还价活动。1939年1月，日本近卫内阁倒台，平沼骐一郎接任首相，有田八郎和板垣留任外相和陆相。2月21日，高宗武带着汪精卫拟定的《时局收拾之具体办法》到了东京，见到了平沼和有田，谈妥投降基本条件。4月25日，在日本的具体安排下，汪精卫进入上海，公开卖身投靠日本人。

    但日本政治诱降的重心放在蒋介石身上。因此，并不急于扶汪精卫上马组织伪政权，而虚位以设诱蒋介石人笼。所以日、汪之间的勾结进展由日本方面控制，显得很慢。

    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后，平沼内阁倒台，阿部信行组阁，力图尽早结束中日战争以便能腾出手来配合德国，对付英、美，确定援助汪精卫组织伪政府和加强对重庆政府进行的诱降活动，即所谓“和平工作”。

    从11月1日起，日、汪在上海正式进行所谓“调整国交”的谈判，日本方面提出了全面的侵略要求，双方进行长达两个月之久的谈判，在12月31日签署了《日华调整新关系调整要纲》及其秘密事项等，日本取得如下权利：军事上治安驻屯权，驻屯区内的军事上的要求权和监督权，日本顾问对中国军队的指导权；经济上日本掌握全中国航空支配权，特定资源之企业权，华北、蒙疆的经济指导权和参与权，给予日本以优惠关税；承认伪满洲国等。由此日本实现了几十年梦寐以求的侵华愿望。由于这个文件卖国如此彻底，日、汪约定“永不公布”。但3天后叛汪而去的高宗武、陶希圣即在香港以《汪的卖国秘约》为题公开进行披露。

    在日本操纵下，汪精卫加快了组建伪中央政府的速度，1940年1月下旬，汪精卫和日本扶植的伪华北临时政府首领王克敏、华中维新首脑梁鸿志在青岛举行会议，协商“统一”有关问题，3月20日，汪伪中央政治会议在南京举行。30日，伪中央政府在南京成立，由汪精卫任代主席兼行政院长。根据日、汪密约，在伪中央政府内设置日本最高军事顾问部和最高经济顾问部，全面控制着汪精卫这个傀儡政权的大小事务。

    从汪精卫叛国到汪伪政权成立，时间经过了一年多，而且在汪伪政权成立后，日本政府并未马上予以外交承认。这其中奥妙，就是日本始终希望能动摇蒋介石的抗战决心，把他拉过来。事实上，日、蒋之间保持着多条秘密议和的渠道，时间长达几年之久。

    从日本方面讲，在使用战争征服中国无法奏效的情况下，能策反汪精卫，再促使蒋汪合流就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唯一出路了。1939年10月30日，日本政府通过《以树立新中央政府为中心的事变处理最高指导方针》，设想了三种模式，一为“事前合流模式”，即先与重庆方面停战，再实现“蒋汪合流”，成立新中央政府；二为“事后合流模式”，即先成立汪伪政府，再实现日本和重庆政府之间的停战。然后实现“蒋汪合流”；三为“大持久战模式”，即宁、渝两中央政府对立，进入“大持久战”，等待世界形势变化后再解决中国问题。从日本政府考虑看，争取全力实现第一种模式，不成功再依次实现二、三模式。所以，日本政府通过多条途径谋求和重庆政府进行“议和”。

    从重庆国民政府来看，也有多种考虑。抗战爆发后，美、英、法继续执行绥靖政策，既不肯全力援华，又想利用中国抗战拖住日本。蒋介石考虑用对日接触刺激美英加快提供援助；另外，针对“远东慕尼黑”阴谋的策动，特别是世界范围的力量对比还看不清楚，蒋介石考虑也不能被动地当棋子，和日方进行外交接触，掌握各方的动态，为争取最好的政治出路作准备。最后，汪精卫集团被策反后，重庆政府不能让他顺利组成伪政府，利用日本政府仍企图诱降蒋介石的心理，以对日接触来干扰习本的对华方针，这也是汪伪政府迟迟成立的主要原因。

    蒋、日之间的秘密议和外交接触主要有三条渠道。其中“桐工作”即“宋子良工作”，据称是由宋子文之弟宋子良代表重庆和日本军部代表铃木卓尔在香港进行了一系列会谈。这一渠道为日本争取实现“蒋汪事前合流”的最主要活动。在1939年12月下旬、1940年3月上旬、5月中旬、6月上旬等谈了几次，但在承认“满洲国”问题、华北驻兵问题、对汪政府的处理问题上双方没有谈拢。这期间，日本大本营认为“桐工作”是重庆军统局的对日谋略活动，宋子良是伪装的，目的是阻止日本建立汪伪政权，因而下令停止“桐工作”。

    此外，由日本外务省进行的对华“谋和”活动也在香港同步进行，这被称为“钱永铭工作”。这条线由日本外相松岗洋右幕后操纵，通过“满铁”南京办事处主任西义显和交通银行总经理钱永铭等在香港联系，为日本和重庆方面传递信息。1940年10月1日，日本与汪政权草签的“基本条约”和重庆商谈和平工作有突冲。11月13日，日本御前会议决定了《中国事变处理要纲》，规定至迟在1940年11月底为期，日本对于重庆的停战讲和工作要在日本承认汪伪政权前获得实际成绩。但这十几天的日蒋交涉工作已难以阻止日本承认汪伪政权。28日，日本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决定，按照预定日期承认汪伪政权，30日，在南京正式签署“日汪基本关系条约”，日本承认了汪伪政权，重庆方面停止了“钱永铭工作”。

    在抗战前期，为日蒋间“和谈”奔走的第三条渠道是由美国人、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为主的。由于司徒雷登和中、美首脑人物的特殊关系，他的调停活动很受日本侵华派遣军的重视。1938年2—3月间，他首次介入调停。日本华北派遣军通过王克敏请他向蒋介石直接传递日方的条件。司徒雷登离京到了武汉被美国政府阻止而未能向蒋介石面陈。1939年7月，司徒雷登又受日本兴亚院联络部长喜多诚一委托，离开北平取道香港前往重庆，这次见到蒋介石，并将蒋的条件传达给日本华北派遣军司令杉山之，但由于日本内部意见不一而没有结果。1940年2月，又由日本参谋本部次长多田骏通过周佛海请司徒雷登经上海往重庆，转达日方的和谈条件。但蒋提出除非美国同意介入中日调停，否则不考虑中日间的和谈。但当时美国无意调停，日本无意接受，又不了了之。1941年2月，日本参谋总长坂垣征四郎邀请司徒雷登在上海会晤，希望美国能介入中日调停。4月中旬，司徒雷登第三次到重庆见了蒋介石，但这次蒋态度强硬，告诉他：目前无意和平，日本不能持久，最后胜利必属于中国。5月上旬，司徒雷登返回上海告诉日本军方和汪伪政权重庆方面对此的态度。

    从抗战爆发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蒋介石政府和日本侵略者之间谋求“和平谈判”的几条渠道一直在进行着密切的工作，这里面固然有蒋政权对日开展谋略工作、打击汪伪政权、刺探日方动向的因素，但很大程度上和蒋介石执行片面不坚定的抗战路线有关。他在国际形势不明朗、“远东慕尼黑”阴谋甚嚣尘上之时，不愿全力投入全面坚决的抗日战争，对抗战的最后彻底胜利没有信心，幻想着通过妥协退让取得偏安和保全本集团私利，因而一直在秘密状态下和日本政府进行着“媾和”的准备工作。只是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抗日军民坚决抗战，反对投降，形成一条难以逾越的界限，由于日蒋之间从各自的立场出发仍未走到利益平衡点完成讨价还价时，国际形势逐渐明朗，蒋介石政权的最主要支持者——美国逐渐趋向反法西斯阵营的立场，这才对蒋介石政权的妥协投降行为予以坚决有力的制约，使重庆政府坚持到底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但是，在抗日战争的大多数年代里，反对蒋介石谋求对日议和、妥协投降的斗争一直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中激烈地进行着。

    二、“远东慕尼黑”阴谋的破产

    积极策划“远东慕尼黑”阴谋的始作俑者是英国张伯伦政府。1938年9月，慕尼黑会议以后，英、法牺牲了捷克和德国，取得暂时的妥协。张伯伦政府又想策划“远东慕尼黑”阴谋，对日执行绥靖政策。遂以“调停”为名与重庆政府合谋，策划召开“太平洋国际会议”，推动蒋日议和，以换取日本对英美的“谅解”，实现“远东慕尼黑”阴谋。

    从1938年冬至1939年春，英国驻华大使卡尔多次和蒋介石密谈。他劝说重庆政府接受日本方面提出的三项和谈条件：放弃东北主权；中日在华北进行“经济合作”；取缔全国一切反日活动。但是，英国对华的这种政策却激起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中国共产党当时就指出，所谓太平洋会议，就是“东方慕尼黑”，就是准备把中国变成捷克。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及时揭露和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所谓“太平洋国际会议”未能召开，“远东慕尼黑”阴谋这次未能得逞。

    但是英国继续以牺牲中国的权益向日本妥协。1939年4月9日，伪天津海关监督程锡庚在天津遭暗杀。日方以凶手潜入天津英租界为借口，硬说英租界是“抗日分子的庇护所”，这一事件是“对东亚新秩序的挑战”，逼令英租界当局引渡“犯人”，遭英方拒绝。天津日本驻军当局扬言，英国只有与日本合作方能保全自身的利益，并于6月14日封锁了英租界。

    在这种形势下，英国不敢采取强硬对策，反而建议谈判解决双方在华北的利益冲突问题。7月15日，日本外务大臣有田八郎与英国驻日大使克莱琪在东京开始谈判。日方态度极为强硬，要求英国严守“中立”，声明决无增强中国抗战能力的意图，并严控“有害华北治安秩序”的行为。对日方的这种蛮横态度，英方竟然“基本同意”，仅希望日本驻军当局通过外交途径进行交涉，而不要由英方不承认的机构（指华北伪政权）出面交涉。对于这种毫无实质意义的软弱要求，日方自然不必拒绝了。7月29日签订的《有田一克莱琪协定》规定，英国限制华北的抗日活动，阻拒“抗日嫌疑犯”进入英租界，削减英国在华北的驻军等英方单方面承担的内容。

    对张伯伦政府的远东绥靖政策，抗日统一战线中的国共双方均表示谴责。7月28日，蒋介石在伦敦《新闻纪事报》发表题为《对英日谈判之感想》的文章，指出：英国对日本的任何让步，不仅违背《九国公约》的规定，而且即使让尽一切在华权利，亦不足以使日本军阀停止其侵略行动，故盼英国尊重国际法律与条约，停止与日方谈判，以免损害为公理、为自卫而抗战的中国。中共中央于1939年7月29日发出《关于反对东方慕尼黑阴谋的指示》。延安《新中华报》8月11日发表社论，揭露“日本用这些威胁的手段，迫使张伯伦在远东迅速重演他原有的‘慕尼黑’老把戏，同时迫使英国由‘援华制日’而彻底地转变到‘援日制华’的道路上。”指出“张伯伦的‘现实外交’只有助长侵略，把目前局部的、片面的战争扩张为全世界的战争”。中共中央发出这些言论代表了中国人民鄙弃和反对英国当局危害我抗日斗争、继续挫败“远东慕尼黑”阴谋的决心。英国当局执意对日绥靖，于8月将4名抗日“嫌疑犯”引渡给天津伪政府。鉴于英方的举动既违背国际公法，又变相承认了伪政权，重庆政府外交部及驻英大使馆分别向英国外交部及驻华大使馆提出严重抗议。英国在对华经济援助上也持消极态度，不愿给中国抗日战争增加援助。1939年9月1日希特勒德国突袭波兰，从而全面引发人类历史上空前广泛而残酷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但是，英国当局没有因为在战争中处于守势而终止对持进攻势头的德国的继续绥靖。日本趁欧洲战火燃起又看到英国的绥靖政策的实质，因而乘机对英国在华利益步步进逼。

    在这种形势下，发生了“白银事件”。1940年初，日本为掠取重庆政府存储在天津英租界交通银行的白银，派兵封锁了天津英租界。对于日方的无理要挟，英方竟然表示愿与日方协商，胁迫重庆政府就范。英国大使卡尔向外交部长王宠惠表示天津英租界当局对中国人民的利益“贡献颇多”，英方“有与日本试行解决此项地方困难之义务”。如果中方拒绝的话，英国政府就要保留其“行动自由”，采取必要的步骤保护“自身利益”了。在英方的压力下，重庆政府外交部表示：改由第三国银行保管该批白银；将该批白银的一部分换购英汇存储在伦敦；中国政府愿以相当数额的中国法币战后交付国际团体，充赈济天津英侨为此受难之用等变通办法。同时，外交部还向卡尔大使提出郑重警告：中国政府对英方不顾我国利益与日本妥协表示愤慨，倘英方不顾我方反对一意孤行的话，我方将认为这是不友好的举动，我方提出的变通办法已是可能作出的最大让步。最后，在日方的压力下，英方接受以英日“共管”该批白银作为日军解除对天津英租界封锁的交换条件。

    1940年4—5月间，欧洲战局发生急剧变化，德军横扫西欧、北欧诸国，绥靖政策的恶果显现无遗。6月，德军直捣巴黎，法国战败投降。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到法国败降，严酷的现实已经宣告“绥靖战略”的破产。但是，英国当局并没有从中吸取惨痛的教训，“远东慕尼黑”阴谋尚未结束。英德开战后，英国面临德、意、日来自欧、亚的威胁，很可能陷于两线作战的困境。英国国会下院曾就政府的远东政策重新进行审查和辩论。德、意、日法西斯联盟是打着反共旗号的，英国政府中相当一部分人仍坚持继续对日绥靖，甚至以为日本侵华有助于抵制共产主义在亚洲的扩张，并想从中损人利己。英国政府一方面指示卡尔大使尽力在中日间“调停”，另一方面指示克莱琪大使与日方重开谈判，努力将《有田一克莱琪协定》具体化。1940年6月，“具体化”了的英日协定规定：“为维持租界治安及弹压反日行动，天津英界当局与现地日本官宪间应密切联络”，英租界工部局对于日占区发行的伪币联合准备券的使用“不得加任何的妨害”等，实际上承认日本占领中国天津合法。

    但是，英国的妥协退让政策并未使日本的侵略野心有所收敛，相反大大地鼓励了日本去实现“南进”目标。为了在“南进”之前先解决中国战场问题，日本又压英国人关闭滇缅公路。抗战爆发后，中国从外部取得援华物资主要通过滇越路、香港口岸和滇缅路。1940年6月20日，法奸贝当政府与日本签署包括关闭滇越铁路（越南段）在内的法日共同声明，从而阻断了由越南海防港输往云南昆明的各种物资。1939年1月起，港英政府也已禁止国际援助的军械弹药经香港对华出口。这样，抗日战争开始后中国取得外部物资援助的3条渠道仅有滇缅公路了。滇缅公路是云南昆明至中缅边境城市畹町段的公路，全长959公里（延至缅甸腊戍，全长为1146公里），1938年11月全线修通，每月经由此路输入我国的各种物资平均多达4000吨。为阻断这条援华物资的唯一国际通道，日本利用英军刚刚从法国的敦刻尔克仓皇撤退、士气严重受挫的有利时机，悍然要求英国封闭滇缅公路、由香港边界及上海撤走英军等无理要求，否则便立即对英宣战。英国当局为图自保，仍寻求种种借口一味对日妥协。“理由”是如果英日发生冲突，澳大利亚、新西兰等英属自治领必将蒙受其害不说，7至9月正值雨季，道路泥泞，滇缅公路运输量较少，即使封锁影响也不会很大。其实，真正的原因是英国担心缅甸、印度和香港的安全，这时英国对于远东殖民地鞭长莫及，惟恐触犯日本吃亏。7月12日，英国政府决定，从7月18日起封锁滇缅公路3个月，禁止由缅甸过境向中国运送军用物资（包括卡车、汽油、武器、机械产品等），7月16日，英日达成协定。丘吉尔首相7月18日在下院的报告中竟然声称，（英日）此项协定的目的是希望在滇缅公路停闭运输期间找到一种“公允的”解决办法，使中日“双方均可自由接受”。实际上，新任首相丘吉尔虽然在欧洲对德坚决抵抗，但在亚洲还在观望，想待美国态度明朗后，再改变对日政策。面对中国政府的抗议，英国政府只好保证，3个月后将不再延长封锁期限。但是，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英国惟恐公开切实和中国合作，会触怒日本人而影响自身殖民利益，对华抗战援助一直是停留在口头上，而以绥靖日本为主。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接着日本陆海军进攻东南亚英、法、美殖民地，先后占领了香港、新加坡、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并对美、英宣战，太平洋战争终于爆发。日本的侵华战争发展到征服整个太平洋地区，当世界东方的霸主，给了长期以来企图以牺牲中国来保全自身殖民利益的英、法、美三国狠狠的打击，使“远东慕尼黑”阴谋彻底破产。

    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使中国的抗日战争形势有所改变，在独力支持四年半之后，终于汇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洪流之中。美、英也从各自的亚太利益出发，从开始援助中国的抗日战争的同情者，到变成了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战友，但由于美、英把战争重点放在对德作战上，不能以主要精力对付日本，中国仍然是在远东抗击日本军国主义的主要力量。

    三、重庆政府联美抗战

    日军偷袭珍珠港的消息传来的当天，国民党中央常委会召开紧急会议。会上，蒋介石讲话：过去，英、美“视中国为无足轻重，徒利用我以消耗日本之实力，今日本果闪击英美，中国抗战的危险”已过大半。“往者美国限制日本不许其南进北进，独不反对其西进，今则日本全力侵华之危机不复存在了”。与会者认为：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使美国在军事上利用中国抵挡日本而自己置身事外已成为不可能，日本的大部分兵力将被美国吸引过去，抗日战争前途光明，会议决定加快促成由美国领导各国合作抗日的局面。

    1941年12月8日，事变当天，蒋介石就向美、英、苏等国大使提出六点建议，希望成立中、美、英、苏、澳、荷、加、新八国军事同盟，由美国指挥共同对日作战，八国订立不单独媾和的条约。当晚，蒋介石又召见美、英驻华武官，表示愿联合在越南、缅甸、香港对日作战。9日，蒋介石又收到罗斯福、丘吉尔打来支持中国抗战的电报。

    9日，国民政府在和日本处于战争状态四年半之后对日宣战。这时，美、英也对日宣战，荷、加、澳等20余国对日宣战或断绝与日本的外交关系。

    10日，蒋介石又分别约见美、英驻华军事代表团团长，提出联合军事行动的四点建议。16日，罗斯福致电蒋介石，建议英、中、荷、苏、美在重庆举行联合军事会议，交换情报。23日，中、美、英东亚军事会议在重庆举行，由蒋介石主持，并通过三项决议：（1）在重庆成立一个永久分区军事委员会，由中、美、英代表为会员；（2）组织秘书处，由参加各国派员参加，以美方所派者为秘书长；（3）制定了远东联合军事行动初步计划。24日，蒋介石致电罗斯福告知昨日会议情况，并建议在华盛顿组织最高联合军事总机构和尽快制定作战总计划协调对日作战。这期间，罗斯福和丘吉尔在华盛顿举行了阿卡迪亚会议，会上拟定了《联合国家共同宣言》。罗斯福不顾丘吉尔的反对，提议并坚持由中、美、英、苏共同领衔签署《联合国家共同宣言》，表明中国战场的作用被世界大国承认和重视，也反映了美国的战略考虑。

    1941年12月22日至1942年1月14日，美、英两国首脑在华盛顿开会，讨论反法西斯战争的总战略及具体措施。这是同盟国在大战期间召开的20多次重要会议中的第一次，会议在1942年1月1日决定，由美、英、苏、中四国领衔，26个国家签署的《联合国家宣言》正式发表，所有签字国“保证运用其军事与经济之全部资源”对抗法西斯，并且“不与敌国缔结单独之停战协定和和约”。以宣言的发表为标志，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正式形成。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改变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进程，基本上结束了法西斯同盟在世界范围内的进攻局面，使法西斯战争力量开始走向失败。中国作为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四大国之一签署《联合国家共同宣言》，标志着由于中国坚决抗击日本法西斯的卓越贡献得到世界政治力量的肯定和承认。中国的国际地位有所提高。

    在《联合国家共同宣言》签署的同时，美、英两国首脑和参谋长还就反法西斯战争的战略进行了部署。会议决定，纳粹德国是主要敌人，欧洲是主要战场，对日作战初期的战略是防御性的。会议决定，成立美英联合参谋长会议，设在华盛顿，每周举行一次以上会议，并在这个机构之下成立了一系列组织。会议决定成立中国战区（包括印度支那三国和泰国）。1941年12月29日，罗斯福向蒋介石正式提出建议，并请蒋担任中国战区统帅。次年1月2日，蒋介石复电欣然同意就职。3日，中国战区正式建立，并请美、英立即派来军政代表，共同组建联合作战参谋部。

    中国战区建立后，重庆国民政府把加强中美军事合作列为外交的首要任务。4日，蒋介石电令1941年12月刚任命的外交部长并长驻美国活动的宋子文，向美方建议：请罗斯福总统遴选其亲信之高级将领为参谋长，其阶级须在中将以上。经过多次磋商，罗斯福亲自定下由史迪威中将为中国战区参谋长。1942年3月5日，史迪威到达重庆，第二天就向蒋介石报告来华使命，参加中国战区司令部的工作。史迪威的到任，标志着中美军事合作体制正式运转。

    中国战区成立后，马上遇到英军在缅甸战场告急。1942年1月4日起，日军10万余人突破泰缅边境，侵入缅甸，英国向国民政府请求派军援助。2月，国民政府决定派出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其战役目标是保证滇缅公路的畅通和解救被围英军。2月下旬，中国远征军由3个军9个师组成，总计10万兵力，陆续开赴缅甸。3月8日，日军攻陷仰光。3月20日起，中国远征军在同古和日军激战3天，双方互有重大伤亡。4月16日，英军在仁安羌被日军包围。中国远征军38师赶往救援，与日军激战2昼夜，歼敌1200人，救出了包括英军司令亚历山大在内的7千余人，轰动英国，创清中叶以来中国军队扬威海外的新记录。但由于中、英作战目标不同，英国只顾自身利益，放弃缅甸，加上中、美、英之间军事指挥不协调，蒋介石和史迪威具体指挥分歧很大，中国远征军在缅甸战场失利，10万之众生还只有4万人，且滇缅公路完全被切断。

    在滇缅路被切断后，美国空军开辟了飞越喜马拉雅山南部支脉的“驼峰”中印空运航线。由陈纳德率领的美国志愿航空队从1941年12月20日起首次在云南上空对日空战，以后，克服种种困难，奋勇作战，在保卫滇缅路，轰炸汉口、香港、河内日军、衡阳、广州空战中，击落敌机300—400架，在中国抗战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在其他方面，中美军事合作也取得一定的成果。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加强了争取美、英对华贷款的工作。1941年12月底，国民政府分别向美、英提出了贷款5亿美元和1亿英镑的要求。借贷双方都高度重视这次贷款的政治意义，把它看作是盟国支持中国抗战的实际行动。但从谈判过程看，中英贷款比中美贷款困难得多。因为，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双方的贷款商谈就很困难。

    早在1940年11—12月间，经中英双方多次磋商，中方希望获得平衡基金借款及信用贷款各1000万英镑，英方强调财政困难，只同意减半，各以500万英镑贷予。1941年4月1日，中英平衡基金借款协定签字。6月5日，中英第二次信贷借款成立，又名英镑区域购料贷款，这笔贷款限定在英帝国范围内使用。当然，从当时英国的实际境况来看，两笔贷款能迅速兑现，也算不容易了。总之，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中英在军事上、经济上还未建立起真正的同盟关系。因为，英国虽一方面愈来愈受到日本的咄咄逼人之势的威胁，而另一方面却又疑虑重重，惟恐公开切实与中国合作会触怒日本，反而殃及自身。

    而现在国民政府以反法西斯同盟的重要成员商谈贷款就更加理直气壮了。但英国政府的反映却着重宣传目的。1942年2月3日，英国大使卡尔通知蒋介石，英国政府同意贷款，但总数不超过5千万英镑，且贷款时间与用途由中英两国商定。英国并不准备立即实施，交涉进展缓慢。双方各自提出借款方案，英方理由是英国作战日久，财政短缺，援助中国，财力稍逊，而国民政府也不轻易让步，这种针锋相对的立场使谈判一直处于僵持局面。

    直到1944年2月中旬，英国方面才提出最新条款：第一次贷款以不超过1千万英镑作为发行公债担保，倘卓有成效，可再增加，但不同意一开始承诺以3千万作为公债担保，在英镑区购物一旦合同订立，便须履行，在战前订货的战后照样支付等。国民政府认为可以接受英方新方案。1944年5月2日，驻英大使顾维钧和英国外相艾登分别代表中英两国政府，在《财政援助协定》上签字，拖了两年多的中英贷款交涉总算有了结果。

    中美贷款的进展要比中英贷款顺利得多。接到中国贷款要求后，美国国务院和财政部虽然对贷款数额有不同意见，但对于尽快提供贷款一事则没有分歧。经过较短时间的内部协商，1942年1月30日美国政府决定，对华贷款的数额满足中方要求，不打折扣；借款方式由国会立法。美国国会以不同寻常的速度在一个星期之后的2月6日顺利通过对华贷款案。当天，罗斯福就打电报把这个消息通知了蒋介石，并在电文中赞扬中国军民对野蛮入侵者的勇敢抵抗，是“我们正在满怀信心夺取胜利的人们所具有的牺牲精神的范例”。并希望这笔贷款能在帮助中国人民抗战胜利方面起很大作用。此后，虽然中美双方在贷款的使用和限制方面有些异议，但经过很短时间的磋商，美国援助中国抗战、争取改变在中国人民中形象的政治考虑占了上风。3月31日，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宋子文和美国财政部长摩根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在贷款协定上签字。

    中美之间5亿美元贷款协议的达成是中国国际地位有所提高的具体表现。这是一笔无担保、无利息、无年限、无指定用途、无任何附加条件的贷款，是中国一百年来和列强交往中史无前例的贷款，可以说既是对中国抗战的有力支持，也可以看成美国过去对中国坚持四年半抗战中没给中国多少实际援助的补偿和对进入中国进行的一笔先期投资。

    四、中美、中英新约的签订及国民政府提高国际地位的努力

    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使中国的国际地位发生了明显变化。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中国在没有得到国际上多少公开援助的艰难环境中单独抵抗日本军国主义达四年半之久，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东方主战场。太平洋战争突然爆发后，美、英、荷等国军队被日军打得丢盔弃甲。在极短时间里，日军横扫东南亚，甚至震动印度。危急之中，还需要中国军队出动远征军救援。中国战场的重要性，中国军民的抗战潜力，自然显露出来，这也为国民政府改变落后的国际地位创造了极好的机遇。

    重庆国民政府看到了新的历史变化，并为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和修改、废除过去的不平等条约作出了外交努力。

    当然，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国民政府也还是在提修改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如1941年4月，国民政府新任外交部长郭泰祺就曾受命和美国政府商谈废除不平等条约的问题，并受到罗斯福总统的接见。但当时美方答复是等中国和平恢复后即放弃有关治外法权的条约。实际上是无意在战争时期废除不平等条约。英国方面对此的基本态度和美国相同。

    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导致远东国际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和美、英等西方列强站在一条战线上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战争，成为反法西斯战争中的盟国了。这样，以对待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态度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它所反映和体现的西方等国在华治外法权等旧条约关系就和新的国际格局发生的变化极不适应了。当时的现实情况是，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抗战对于盟国的东方战线至关重要。而盟国能够给予中国的实际援助从哪一方面讲都是极为有限的，中国人民主要依靠自身的力量顽强支撑着东方战线，为西方盟国先取得在西方击溃纳粹德国赢得宝贵的时间和战争主动权。在这种形势下，盟国主要是美国感觉有必要鼓励中国的士气，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以支持中国抗击日本法西斯的战争，使日本不能腾出力量去支援纳粹德国。所以，在政治方面，美国认为有必要作出一定的姿态了。

    重庆国民政府看到修改不平等条约有利形势已经到来，并觉察到美国等西方各国人民对中国抗战的同情和对不平等条约的反感，决定对西方舆论做工作。1942年4月19日，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在《纽约时报》上发表长篇文章，文章回顾了近代西方列强侵犯中国主权，强加给中国人民各种各样不平等条约的历史，谴责在华治外法权给中国带来的屈辱和祸害。并抨击西方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变相袒护日本，对中国抗战抱冷漠的态度。文章宣传中国传统文化智慧和持久抗战的精神力量是值得西方学习的。宋美龄的文章引起强烈反响，许多报刊发表专论表示支持，许多人发表演说或致函政府有关部门要求取消在华领事裁判权。西方舆论的强烈反映也引起美、英两国政府的注意。美国国务卿赫尔把宋美龄的文章看作是“政府文件”，并相信“中国政府在废除领事裁判权方面的任何要求都会在美国得到强有力的支持”。4月，美英两国开始就战时废约进行协商。英国主张在战场形势如此恶劣的情况下提出废约，只能被解释为两国意志软弱，不会产生好的效果，不如等战场形势有利于英美时再提出废约，并建议两国在该问题上采取平行行动。美国国务院同意了英国提出的建议。6月，中途岛海战后，日本被迫停止全面进攻，转而采取守势，太平洋战场形势开始改善。但中国战场形势非常严峻，缅甸战役失败后，中国和外部世界的海陆路联系全部被切断。美国认为此时极应提高中国军民的士气。9月5日，赫尔致电美驻英大使怀南特，认为美英两国应分别主动与中国政府进行谈判，在短时期内达成废除在华领事裁判权的简要条约，以此有效地调动中国人抗日的积极性，调整美、英迄今与中国不够正常的关系，而且可以使两国商民从此在华享有正常的权利。艾登外交大臣表示接受美方的意见和建议。一周后，英国正式函告美国，认为主动放弃在华特权的时机已到，准备与美国采取同样步骤，向中国政府提出缔结英中简明条约草案的建议。9月15日，英国外交部指示新任驻华大使薛穆办理此事要“争取主动”，中、美、英三国政府分别谈判了废约问题。到10月初，罗斯福批准了赫尔的报告。10月9日，美、英分别就此向中国大使通知。12月10日下午，蒋介石在重庆检阅部队时，向全国宣布了美英即将放弃在华不平等条约的消息，引起全国一片赞扬之声。10月24日，赫尔向中国驻美大使提出草案，共有8条：（1）废止在华领事裁判权；（2）废止《辛丑条约》规定的一切特权；（3）上海、厦门公共租界归还中国；（4）美国政府及侨民在华业已取得的不动产权不变；（5）两国人民享有在对方国家旅行、居住及经商的权利，两国给予对方国人民享有在对方国人民关于法律手续、司法审判、各种租税及经营营业之待遇，不低于本国人民之待遇；（6）两国领事官员享有现代国际惯例所给予的权利、特权和豁免；（7）战后6个月内进行谈判，签订近代广泛的友好通商航海设领条约；（8）条约批准与生效。中国政府拿到草约后，提出不能“无形保留”沿海贸易和内河航行权等2点意见，美国最后同意将第5条文字改作“如任何一方以内河航行或沿海贸易权给予第三国船舶时，则应给予彼方船舶以同样之权利”。这样，到11月下旬，中美新约谈判基本完成。但由于事先有约，和中英新约平行签字。所以要等中英新约谈判完成后同时签字。

    蒋介石原本希望在11月28日就能宣布中美、中英新约谈判成功的消息，但由于中英新约谈判并不顺利，只好一拖再拖。结果到1943年元旦时还未谈成。中英新约谈判的暗礁就是九龙租借地问题。

    英国政府在1942年10月30日送给中方的新约草案中，九龙租借地问题，甚至整个香港的主权问题就已经被排除在中英新约之外了。中英谈判开始后，11月10日丘吉尔首相在伦敦市长举行的午餐会上强调说：“我们意思是再坚持下去。我当国王的首席大臣并不是为了主持清算大英帝国。”艾登外交大臣也表示，英国甚至“不惜冒中断讨论的风险，仍要站稳立场”。总之，英国高官的立场是十分明确的，即坚持拒绝归还中国九龙租借地。而中方的中英新约草案强调指出，1898年6月9日在北京签订的《中英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应予废止，“英方在九龙租借地……之行政与管理权，连同其官有资产与官有债务，应移交中华民国政府”。中国国内舆论一致认为，任何外国均无权继续占有中国的领土。美国公众舆论也支持中国完全恢复主权，认为历史上“中国是西方帝国主义无辜的牺牲品”。英方收到中方“修订草案”后，外交部远东司司长克拉克认为关于九龙租借地问题，英国面临的三种选择是同意、拒绝和拖延。第一种选择——同意，英国向视香港岛、九龙半岛和新界为三位一体。如果归还中国九龙租借地，香港即成孤岛，必将极大地降低其经济地位及减损其战略价值。第二种选择——拒绝，必然得不到美国的支持，当时中美谈判也接触到类似问题，而美国当局的态度是明朗的，公众舆论也是同情中国的。所以，只有第三种选择——拖延了。英国殖民部8月18日的备忘录恰好可以作为“有条件地”归还香港的依据，况且这份备忘录并未保证英国一定将香港归还中国，正好用以拖延九龙租借地问题的解决。即使如此，艾登也并不情愿选择拖延，他认为态度不坚决会留下麻烦，上策是坚持九龙租借地问题不在中英新约的讨论范围之内，应明确拒绝归还。11月30日，丘吉尔首相主持的战时内阁会议上，艾登建议政府拒绝放弃英国在北九龙的地位，战时内阁接受了艾登的建议。既然英国最高当局已形成定见，归还九龙租借地问题就成为中英新约谈判的最大障碍。

    1942年12月上旬，宋子文外交部长与薛穆大使反复交涉。宋子文重申中国政府坚决要求英国归还九龙租借地的立场，强调华盛顿会议以来，中国历届政府从未放弃收回九龙租借地的要求，指出租借地与租界的性质相似，既然租界问题已获解决，租借地问题也理应一并解决。如果谈判中的中英新约不包括解决九龙租借地问题，就很难消除中英之间的误解。不久，薛穆奉命正式答复宋子文，英国政府不准备在目前进行的中英谈判中讨论九龙租借地。消息传来，蒋介石说，九龙不还他就拒不签字。谈判陷入僵局，驻英大使顾维钧也奉召回国参与其事。宋子文嘱其劝说蒋介石让步。随后宋子文、顾维钧建议政府发表一项声明，确认九龙租借地问题与签订中英新约的谈判无关，中国政府希望在适当的时候再提出此项问题。这时，中美新约的谈判进展顺利，已基本上达成协议，并准备在一切就绪后，于1943年元旦签字生效。薛穆大使接到重庆政府希望中英新约也同时签订的通报后立即呈报政府。12月21日，丘吉尔首相为此再次主持召开战时内阁会议。会议决议仍是老调重弹，即九龙租借地问题不在中英新约讨论范围之内，待战后再与中国“讨论”该租借地的前途问题。为继续霸占香港、九龙，英国政府不仅拒不明确承诺战后归还，而且说以后谈判也只是讨论“租期”。这时，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逐渐丧失了作战主动权。在中国战场上，日军受到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的沉重打击和正面战场的有力牵制。东条英机政府为摆脱困境，不得不在更大程度上依赖中国占领区的供给，遂抛出对华“新政策”，而“根本方针”正是“新政策”形成的标志。12月21日，日本召开御前会议，通过《为完成大东亚战争而决定的处理中国问题的根本方针》，竟然也奢谈“尊重中国主权和领土”，“设法尽速撤销……在中国的租界、领事裁判权……”，目的是要“在美、英方面的反攻达到最高潮之前，……设法使对华的各种措施获得成果”。显然，这是日本离间盟国的一种宣传，但从时间看，英国的行动甚至滞后于日本军国主义。虽则这是日本军国主义妄图掩盖其侵华暴行的一个富有戏剧性的小动作，却也使顽固坚持殖民主义强硬立场的英国处境十分尴尬。最后经艾登建议，英国战时内阁决定删除原决议中的“租期”字样，算是对中国的“让步”。其实作出根本性让步的倒是蒋介石。

    由于英国当局坚持既定方针，寸步不让；又有宋子文、顾维钧等在半殖民地软弱心理的驱动下，以“团结”为由，期盼早日签订中英新约，一再劝说蒋介石让步。最后，在内外的压力和影响下，蒋介石只得也同意在中英新约上签字。

    中英新约的主要内容包括：废除在华领事裁判权；终止1901年《辛丑条约》；将上海、厦门公共租界交还中国管理；将天津、广州的英租界交还中国；保护英国现有在华不动产产权等。中英谈判中有争议的问题包括：此方商民在彼方领土内经商的身份待遇；内河航行与沿海贸易；海外商运的待遇；购置不动产权利；个人身份事件等。对没有解决的租借地问题，1943年1月11日，中英新约在重庆签字的同日，重庆政府外交部长宋子文照会英国驻华大使薛穆，严正声明中国政府对九龙租借地“保留日后提出讨论之权”。这样，九龙租借地问题又成了历史遗留问题。

    中美、中英新约的签订是现代中国对外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具有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第一，美、英率先与我国订立新约，放弃在华领事裁判权及其他有关特权，影响和带动其他欧洲国家也相继效法，以中美新约为蓝本与我国订立新约。葡萄牙是最后放弃在华特权的国家。至此，百年来中国人民为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的奋争终告胜利。第二，中美、中英新约的签订，当时对于激励中国民心士气起了重要作用，国内外舆论对此作出很高的评价。第三，百年来列强强迫中国订立不平等条约但在抗日战争爆发前，部分撤废的不平等条约重点在收回租界和法权、关税自主等方面，其余的这次大体上都包括在中美、中英新约中了。因此，两新约的签订虽不能说明列强从此即已完全平等待我，但表明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有了一定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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