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日本完成举国一体、全面侵华的体制转变以后，就确定了对华政策的第二步：夺取华北。如1936年8月7日四相会议确定的外交方针是：在华北方面，促成与日满两国经济上、文化上的融合和合作，同时努力使华北成为日、满、华共同防御苏联扩张赤化的特殊地区。8月11日，制定对中国实施的策略，提出对华北五省分两步占领的计划。1937年6月9日，关东军提出“关于对苏对华战略的意见书”，声称：“如为我武力所许，首先对南京政府加以一击，除去我背后的威胁，此最为上策。”明确提出全面进攻中国的方针，这标志着日本完成对华侵略政策的制定。
同时，日本认为在外交上也可诱使蒋介石上钩，遂举行张群——有田、张群——川越所谓调整中日邦交的谈判。在1936年9月23日，张群——川越第三次谈判时，川越提出日方七项新要求，主要内容有：“以河北、察哈尔、山东、山西、绥远五省为缓冲区域。南京政府在以上各省内仍保留宗主权，唯一切权利与义务——如官吏之任免、赋税之征收及军事上之管理等，皆须移交当地自治政府；仿照华北经济提携方式，在中国全境进行中日经济合作；中国政府聘用日本顾问；订立特别优待日本货物的关税协定；完全压制排日宣传，包括修改各级教科书。”由于日本这些要求过于露骨，严重损害了中国主权，也严重损害了蒋介石代表的英美派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如果这些条件被接受，将遭到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因此蒋介石不敢接受这些条件而未成交。
在1937年日本将侵华政策从蚕食转为武力征服之后，就加紧准备发动大举进攻。“七·七”事变就是日军蓄意挑起的。1937年6月，东京已盛传：“七夕的晚上，华北将重演柳条沟一样的事件。”
在事变之前，日军已完成对北平的三面控制，仅剩西南方向的卢沟桥一带。为了实现对北平的全面包围，日军频频在这一带进行军事演习，制造事端，背后又企图收买土地，实行实际控制，在阴谋未得逞后发动事变。而在事变当夜，日军第一炮就把宛平公署大厅打垮。如此之准确的准备，是日军驻丰台大队长一木清直在1937年1月就作了的。“原来一木清直外出都是骑高头大马，可是这次到五里之遥的宛平县城，却挺步而行。岂不怪哉！直到‘七·七’事变才弄明白这点……原来一木清直下马步行，是在走步测量距离。”
1937年7月7日晚，日军重施故伎，借口一名演习士兵失踪，强行要求派兵进入宛平县城搜查。当双方正在交涉时，日军首先向中国守军开火。7月8日下午5时，日军限令中国守军在当日下午8时前撤到永定河，否则用大炮轰城，被中国守军断然拒绝。日军在下午6时即用重炮轰击宛平县城，中国守军奋起抵抗，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七·七”事变后，日本政府对外散布谎言，说事变是偶然发生的，是中国军队挑起的等等。就在事变发生后，在日本，有很多人坚信：目前这次危机，乃是日本人早已策划好了的勾当，他们处心积虑地要夺取华北。他们举了许多证据：近卫内阁上台如此顺利；前一两年各项事情已在发展，终于导致最后一击。而英美人士认为：从日本人常在中国驻防军附近举行演习这个事实来看，这种事件早就该发生了，不发生才怪呢！事变后10日，日军即按照预定计划，从本土、朝鲜和东北增派五个师团共10万余人分三路入侵华北，并叫嚣要在三个月内灭亡中国。
卢沟桥上中国军队的奋勇抵抗，立即得到中国共产党的声援。第二天，中共中央发出《通电》，号召全中国的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号召国共两党亲密合作，“驱逐日寇出中国”。
为了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尽早实现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根据“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关于停止内战实现抗战的协议，7月13日，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等到了庐山，递交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14日，中共中央派叶剑英向南京表示，愿在蒋指挥下努力抗战，红军主力准备随时出动抗日，已令全军10天内准备完毕……15日，周恩来致函蒋介石，指出：“华北炮火正浓……其最急者为苏区改制与红军改编之具体实施。”17日，国民党代表蒋介石和中共代表周恩来等举行会谈。中共代表提出以《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为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约定由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
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不断高涨和共产党倡议国共合作抗战的情况下，蒋介石于7月17日在庐山发表谈话说：“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但这时他还没有完全放弃对日媾和的幻想，仍想把卢沟桥事变限制在“地方事件”的范围内。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继续同华北日军进行谈判。国民政府外交部于7月19日向日本使馆提议，中日双方停止军事行动，将部队撤回原地，然后由外交途径解决。这一提议遭到日本外务省的拒绝。
7月11日，日本近卫内阁作出了“对华一击”的决策。16日，日本调兵10万增援华北战场上的日军。17日，日本三相会议又决定征集40万日军投入侵华战争。27日，三个师团日军到达华北后，马上向平津猛攻，30日，日军侵占北平、天津。日本的侵略行动，震动了全中国，也使原来进行的谈判难以继续下去。这还不算，日本为了迅速摧毁中国政治经济中心，达到速战速决的目的，决定进攻上海和南京。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15日，日机轰炸中国首都南京，并在同日宣布日本全国进入战时体制，直接威胁到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心脏地区和英、美等国在华利益。在全国要求抗战洪流的压力下，国民政府外交部于8月14日发表声明，宣称：“中国为日本无止境之侵略所逼迫，兹已不得不实行自卫，抵抗暴力。”
蒋介石原来曾希望日本的侵略会适可而止，曾说“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但事实表明：日本的侵略目的是吞并整个中国。这既使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关头，也给国民党当局以致命的打击。国民党最高领导人这时不能不改弦更张，决心接受中国共产党和爱国人士的建议，实现团结抗日。
这时的蒋介石急欲调动红军开赴前线，先用红军的力量顶住日军进攻。谈判初期有较多的团结合作的愿望，同意不向红军中派遣国民党人员。1937年8月，双方达成将在陕北的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在国民党统治区若干城市设立八路军办事处和出版《新华日报》等协议。8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表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25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叶剑英任参谋长，左权任副参谋长，任弼时任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任政治部副主任，下辖第一一五师、第一二○师，第一二九师。全军编制4万5千多人。接着，八路军总部率各师先后出师抗日，同国民党的军队并肩杀敌。1937年9月，陕甘宁革命根据地改称陕甘宁边区政府。辖23个县，人口约150万，是中共中央所在地。
国共两党这次合作首先是实现军事上的合作。在共产党催促下，国民党中央通讯社于9月22日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实际上承认中国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谈话。中共的《宣言》和蒋介石谈话的发表，宣告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和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国民党最高领导人承认第二次国共合作，实行抗日战争，是对国家民族立了一个大功。国民党当时是执政党，拥有两百万军队。国民党政策的转变，对抗日战争的全面展开有着重要意义。这样，抗日战争成为中国近代历史上规模空前的全民族的反侵略战争。侵华的日本侵略者突然发现，它面对的是原来没有预计到的整个中华民族组成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很快陷入中国人民全面抗战的汪洋大海之中。
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迅速开赴抗日前线，从侧翼打击进犯山西之敌。
1937年11月上旬太原失守前，八路军主要是在战役上配合国民党军作战，以小部分兵力进行发动群众和组织群众武装的工作。薄一波在山西组织的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实际上是中共山西（公开）工作委员会组建和领导的一支革命军队。山西新军在党的领导下，后来发展到50个团。这支部队协同八路军作战，起了很大作用。第一一五师于1937年9月中旬开到以恒山为依托的晋东北地区。9月22日，日军第五师团一部从灵丘向平型关方向推进，朱德和彭德怀在23日电令林彪：第一一五师立即向平型关、灵丘间出动，机动侧击向平型关进攻之敌。9月25日，第一一五师一部在平型关附近伏击日军，首战告捷，一举歼灭日军板垣师团第二十一旅团一部一千余人，击毁日军汽车一百余辆，缴获了一批辎重和武器。平型关这一仗是全国抗战开始以来中国军队取得的第一次大胜利。它粉碎了“日本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地振奋了全国军民的胜利信心，提高了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威望，使许多人由此相信共产党不但坚决抗日，并且是有能力战胜敌人的。
二、南京政府依靠国际调停的失败
抗日战争开始后，国际上存在着不同的反应。苏联明确地支持中国抗战，但它更看重的是国民党的力量，把它看作抗日战争的主力。1937年8月21日，苏联同中国国民政府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接着，苏联国防部长伏罗希洛夫表示：苏联对中国的抗日战争“决不坐视”。苏联派军事顾问和航空志愿队先后来华，并在财政上、物资上给中国政府以援助。
英、美则采取两面政策：由于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损害了它们在中国和东方的利益，同日本之间的矛盾加剧，但它们当时正忙于应付由德、意引起的西方紧张局势，又害怕中国革命力量的兴起。因此，它们一方面主张中国抵抗日本侵略，给中国以一定的援助；另一方面又向日本寻求妥协，企图牺牲中国的部分领土主权来缓和它们同日本之间的矛盾，并促使日本进攻苏联，以便坐收渔人之利。
英、美的这种态度，使南京政府希望英、美出面调停中日冲突的努力落空。7月12日，南京政府曾密询英、美两国是否愿意出面调停中日危机，但美国反应冷淡。7月下旬，蒋介石亲自出面召见英、美、德、意、苏、法六国大使，要求或单独或联合调停中日战争。
但日本这一阶段对华政策以军事进攻为主，外交配合为辅，强调速战速决，迫使国民党政府投降。在侵略方针上，事变后，日本政府内出现过扩大和不扩大两种意见。内阁也很清楚，如果扩大就意味着中日全面战争的爆发。但在日军方强大压力下，很快就决定放弃不扩大方针，对英、美驻日大使分别和非正式地向东京提出的建议，断然拒绝，并决定使战争升级，直接进攻上海、南京，对英、美的所谓调停不予理睬。8月17日内阁会议决定：“放弃以前所采取的不扩大方针，筹划战时形势下所需要的各种准备对策。”10月10日又决定：“军事行动的目标，在于使中国迅速丧失战斗意志。”日本政府对华政策仍以军事进攻为主。
南京政府借助英、美等国制止日本侵华的政策没有成功，便从9月开始，把外交努力的重点转向国联，希望能在经济上制裁日本侵略和争取各国援助中国抗日。
淞沪抗战开始后，南京政府决定向国际联盟申诉日本的侵略。但在争取外交的过程中，英、法、美都从绥靖立场出发，采取保留态度。尽管如此，8月30日，中国驻国联代表向国联秘书长递交《关于卢沟桥事变以来日本侵略中国的照会》。9月12日，中国代表团团长顾维钧向国联正式提出申诉书，请求国联依据盟约第10、11、17条，采取下列行动：宣布日本是侵略者并谴责其野蛮战争行径；声明拒绝对日本提供战争物资和贷款；对中国购买和输送武器提供方便。次日，国联在日内瓦举行第18次大会，专门讨论远东问题。至9月6日，国联大会通过两个报告，其中认为：日本陆海军对中国实行的军事行动“不能根据现行合法约章或自卫权认为有理由，且违背日本在《九国公约》及《巴黎非战公约》之所负之义务”。建议国联成员国应考虑各该国能单独协助中国至何种程度。但国联大会拒绝谴责日本为侵略者和停止援助日本，而且通过的决议也没有具体的援华措施。虽然中国在国联的外交活动起到了揭露日本侵华罪行、争取国际上同情中国抗战的作用，但南京政府对国联调停的指望再次落空。
“七·七”事变后一段时间，日本对华外交政策是诱使蒋介石政府谈判投降。如10月1日四相会议决定的外交措施：“对于中国及第三国，进行及时的谈判工作。在结束事变方面，使中国取消抗日政策与容共态度。”
蒋介石也打算通过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进行调停，来谋求妥协。从1937年12月起，蒋介石对日本谋和行动就围绕德驻华大使进行，对德国来说不愿日本过多地被箝制在中国，而希望加大对苏联的压力，所以愿意调停。而日本也希望透过德国的外交促使蒋介石妥协投降，因而也欢迎德国调停。在经过一番交涉进行后，1月2日，日本提出广田七项条件，主要有：内蒙自治；华北非军事区扩大，抗日人物不担任华北政权首脑；上海停战区扩大；处理排日问题、防共问题、关税改订问题等。蒋介石表示愿意谈判，提出两个条件：（一）德国始终为中间人；（二）绝对维持华北蒋政府主权。但日军攻下南京后气焰更盛。军部、内阁中的内相、藏相等主张给予继续打击更好。日军在军事进攻非常顺利的形势下，认为可以通过军事进攻直接取胜，不必和蒋介石在外交上讨价还价。
于是从1937年12月起，日本改变对蒋介石政权的态度，12月24日内阁会议决定：“今后不一定期望与南京政府谈判成功。”1938年1月11日御前会议决定：“对于中国现中央政府，帝国采取的政策是设法使其崩溃，或使它归并于新的中央政权。”1月16日，发表不以国民党政府为谈判对手的政府声明，关闭谈判大门。1月20日，南京政府决定召回驻日大使许世英，断绝和日本的外交关系，这样历时两个多月的陶德曼第一次调停结束。日本准备采取更大的作战行动，就是打通津浦线、发动徐州会战。但是，在台儿庄会战中中国军队取得胜利，日军虽攻占了徐州，但却付出相当大的代价，并未达到预期目的。
此后，日本认为通过政治诱降达到侵华目标更有利，在外交上遂又积极行动起来，撤换广田，任命宇垣为外相。宇垣马上开始和孔祥熙举行非正式会谈。但日方条件仍是陶德曼调停的第二次补充方案。这一条件太苛刻，加上全国军民抗日运动的高涨，蒋介石是不能接受的。所以在9月1日通知日方停止谈判，日本阴谋又未得逞。因此日本制定了进攻广州和武汉的战略计划，想彻底打垮蒋介石政权，迫其投降。计划规定：“汉口作战的目的，在于摧毁蒋政权的最后统一中枢——武汉三镇和完成徐州作战以来的继续事业——黄河和长江中间的压制圈。”
1938年10月广州、武汉相继失守，标志着中国抗日战争第一阶段的结束，此后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日本对华政策重点也改为对蒋介石政权以外交诱降为主，而把军事打击重点放在敌后已成为抗日主力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方面。
三、中苏关系的发展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对外执行依靠帝国主义的外交路线，对内残酷镇压中国共产党和革命人民。因而在很长时间里和苏联之间的关系是冷淡对立的。1932年底中苏外交关系恢复以后，相互之间的双边关系并没有明显改善。当时中苏之间存在苏联和日本、伪满洲国的关系问题，苏联支持新疆盛世才地方政府问题，苏联与外蒙古政府签订《苏蒙议定书》问题等。但随着日本侵华的不断扩大以及英、美姑息纵容政策的执行，南京政府感到有必要重新考虑和苏联的关系，以加强中国的国际地位。从苏联方面讲，日本对苏联的威胁加剧，加强远东防务，改善对华关系也成了紧迫问题。
1934年，南京政府派出一非正式使团到苏联进行接触，1935年10月，中苏文化友好协会在南京建立，由立法院院长孙科任主席。从这个月开始，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数次秘密会见苏驻华大使，商讨改善中苏关系，签订贸易协定及互不侵犯条约等重大问题。苏联政府从多种渠道收集情报后认为：“南京政府的一切打算都是建立在其他强国同日本的战争，而南京政府不认为自己有同日本作战的可能。”所以反应谨慎，只同意卖给中国军需品，而对中苏签订反日互助条约却心怀疑虑，只是在外交上断断续续地进行着商谈。
1937年4月以后，南京政府逐渐趋向抗日的立场，并有所准备。这使苏联提高了对蒋介石的信任程度，苏驻华大使奉命表示可以中国政府名义召开太平洋各关系国会议，商讨集体互助协定、中苏订立互不侵犯协定、中苏订立互助协定等。然而，蒋介石在大战爆发前一直把外交活动重点放在英、美身上，幻想通过国际调停来求得妥协，对日抵抗未下最后决心。“八·一三”事变爆发后，日军直接进攻南京政府统治心脏，迫使蒋介石别无选择，只有抗战。这样中苏谈判加速，8月21日在南京签署《中苏互不侵犯条约》。
该条约的主要内容为：中苏双方斥责以战争为解决国际纠纷的方法，并否认在两国相互关系问以战争为施行国家政策之工具；双方约定不得单独或联合其他一国或多国对于彼此为任何侵略；倘若缔约国一方受到一个或数个第三国侵略时，彼缔约国约定在冲突全部期间内对于该第三国不得直接或间接予以任何协助，并不得为任何行动或签任何协定，致该侵略国得用以施行不利于受侵略之缔约国；条约有限期5年。《中苏互不侵犯条约》是对中国人民抗战的巨大支持，对英、美对日绥靖政策是一大牵制，也给了日本侵略者当头棒喝。
从“七·七”事变到武汉陷落，至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前，苏联是对中国从政治、经济、军事上援助最多的国家。在抗战初期，苏联是向中国抗战提供直接军事援助和军火援助的唯一国家。
在政治上、道义上，苏联政府及人民明确表示支持中国人民抗日战争。1937年9月26日，苏联政府向日本政府发出照会，强烈抗议日本飞机狂轰滥炸南京市民，坚决拒绝日本要苏联大使馆撤离南京的无理要求。1938年7月17日，苏联政府再次强烈谴责日本空军对中国和平居民进行轰炸并向日本政府提出抗议。
苏联给予中国的抗日战争以巨大的物资援助，1937年秋，苏联以提供机械贷款名义向中国贷款5千万美元。1938年苏联向中国贷款1亿美元。由于以苏联贷款供给中国的军事订货特别便宜，美国方面估计苏联的贷款总数达5亿美元。苏联还向中国抗日战争派出军事人员，例如到1939年秋，苏联已向中国供给飞机1000架，航空志愿人员达2000人，其中有200多位为中国人民的抗战事业壮烈牺牲。另外，苏联还派来军事顾问及工程技术人员500人，其中有些人直到1944年夏天才回到苏联。
苏联对中国抗日战争给予了巨大的支持，既有利于中国人民抗击日本法西斯的伟大事业，也有利于苏联的国际安全形势。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中国战场拖住了日本的全部兵力，成为在远东太平洋战场抗击日军的唯一战场。这对苏联减少两线作战的危险、全力准备对付希特勒德国的进攻是极为有利的，也为美国摆脱孤立主义束缚赢得了时间，对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形成作出重要的贡献。
四、两条不同的抗战路线
在全民族抗日峰火中迅速形成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成立，国共两党在如何抗日的问题上就存在严重的分歧，形成两条截然不同的对抗日战争的指导路线。
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南京国民政府具有正统地位，是当时的全国中央政府。它的“正统”地位是多数中间群众所承认的，许多人把抗日的希望寄托在国民党身上，但对它的腐败和不民主又很不满。
南京政府又是中国国内最大的力量团体，除了拥有200多万军队之外，得到了国际上主要国家的承认。执政的国民党已经和孙中山领导下的国民党起了本质的变化。掌握实权的主体是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亲英美派的蒋介石集团。他们具有两面性：一方面，由于日本的全面进攻使中国面临亡国危险，如果他们不起来抗日势必为全国人民所不容，不能继续维持自己的统治，他们本身以及英美同日本之间的矛盾也促使他们起来抗日，并在抗战初期表现出一定的抗日积极性；另一方面，他们还在继续压迫人民，不愿人民广泛发动起来，把抗战的希望寄托在国际援助上，甚至企图在对日作战中削弱以至消灭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抗日战争时期的国民政府仍然是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府，而不是民族民主统一战线的政府。
所以国民党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出发，力图使抗战的进行不致损害它们的统治地位，并且在打败日本侵略者后能够继续它们的统治，因而实行片面抗战路线，即坚持国民党一党专政，只是实行单纯政府和军队的抗战，并拒绝一切有利于抗战的根本改革，不给人民以抗日所必需的民主自由权利，不改善工农大众的生活，防止人民力量在抗战中发展，反对抗日战争成为人民大众的抗战。国民党于1938年3月29日至4月1日召开的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在抗日方面表现的态度是积极的，但对发展民众运动加了不少限制。在国民党内部还有暗藏的汉奸随时准备破坏抗日事业，甚至公开投降日本，给抗日统一战线抗日信心和活动以各种各样的破坏。由于国民党当权派存在这样的两面性，国共两党合作抗日虽然形成，却很难巩固和顺利发展，不可能不经历波折。
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全体中国进步阶层的政治代表，中国共产党提出一条全面抗战路线，指出中国是有力量进行抗战并最后取得胜利的，这种力量的最深厚的根源是在广大人民中，只有动员和组织人民，才能抵御强敌。因而必须在全国进行必要的政治经济改革，废除国民党的一党专政，给人民以充分的抗日民主权利，适当地改善工农大众的生活，充分动员、组织和武装民众抗战，使抗日战争成为真正的人民战争。1937年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洛川会议通过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是全面抗战路线的具体体现。
两条路线，两个前途。采取全面抗战路线，必将得到一个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实现中国自由解放的前途。采取片面抗战路线，就不能取得抗战胜利，而可能得到一个日本占领中国的前途。
这两条截然不同的路线，必然会发生矛盾和冲突，并且贯穿在抗日战争的全过程中。毛泽东在抗战刚开始时，就尖锐地提出：“在统一战线中，是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呢？还是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是国民党吸引共产党呢，还是共产党吸引国民党？在当前的具体的政治任务中，这个问题即是说：把国民党提高到共产党所主张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全面抗战呢，还是把共产党降低到国民党的地主资产阶级专政和片面抗战？”他毫不含糊地作出结论：“‘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这个原则的说明、实践和坚持，是把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引向胜利之途的中心一环。”在抗日战争期间，始终存在着两条不同抗战路线的斗争，并在抗日战争对外关系中不断表现，而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坚持独立自主的全面抗战路线，才最后引导抗日战争走向胜利。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