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八”事变

    在侵略性的对华政策指导下，日本帝国主义挑起了“九·一八”事变，开始了长达十四年之久的侵华战争。日本侵略中国的野心由来已久，并逐渐变成了明确的战略步署。1927年6月27日至7月7日，日本田中内阁召开东方会议，研讨对华政策。会议最后一天，田中首相兼外相宣步了八条《对华政策纲要》，其中谈到：“鉴于日本在远东之特殊地位，对中国本土和对满蒙，不能不有所不同”，“尤其关于东三省，在国防以及国民生存上有重大利害关系”。并提出：“凡尊重我在满蒙特殊地位者给予支持，而在动乱波及满洲、对我特殊地位权益有侵害之虞时，则不论来自何方，均决心为防卫而采取适当措施。”会后，中国刊物登出一份被称为田中给天皇的奏折的文件，其中有“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我大和民族欲步武于亚洲大陆之第一大关键，在于把握满蒙利权”。这段话可以说基本上就是日本侵华的战略方针。

    但田中内阁出兵山东、炸死张作霖，并没有达到侵入东北的目的，反而促使张学良东北易帜，在大陆受到英美势力的排挤，在国内受到各种势力的指责，灰溜溜下了台。继任的日本政府只是变换了侵华策略，并没有放弃侵华战略。在时机成熟、准备充分时，就会用武力来实现日本这一阶段侵华目标的第一步——侵占中国东北，夺取进一步进攻中国的桥头堡。而具体策略是以军事进攻为主，强调速战速决。在外交上争取国际帝国主义支持或默认，幻想欺骗世界舆论。

    应该指出的是，日本此时发动侵华战争，决非偶然。在1929年爆发的世界经济危机沉重打击下，1931年春夏，日本工业生产降到整个危机时期的最低水平。许多工业部门开工率仅为50％。日本的出口总值1930年比1929年下降32％，而1931年又比1930年下降21％。日本迫切需要发动战争来转嫁危机。另外，从时机上讲，日本也认为对它有利。当时，各帝国主义大国由于世界经济危机而无暇顾及东方，蒋介石又集中兵力在南方发动对红色根据地的大规模围剿，而日本已经过长期的战争准备，所以密谋决定武装侵略中国东北。

    1930年12月7日，日本拓务大臣、满铁总裁、外务次官、陆军次官、参谋次官等，商定了“灭亡满蒙秘密计划”。1931年5月，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整理了“满蒙问题处理案”，包括有：（1）蒙古独立案；（2）间岛独立案；（3）北满骚扰案等内容。其中“北满骚扰案”阴谋在东北制造“反日大暴动”，作为关东军出兵的借口。6月，内田康哉出任南满铁路总裁。他积极主张加强侵略东北。而过去想控制一下武力侵华发展的外相币原喜重郎也终于同意了内田主张。日本新闻界一致报道：“‘币原外交’已经有了180度的转变，而趋向于‘积极外交’。”

    8月，借中村事件，关东军高级参谋石原莞尔在12日致函陆军省永田铁山说：“凡有理解力的国民，意见正趋向一致——除凭军部实力解决之外，别无途径。”陆军省于8月24日表示：“如果中国方面否认杀害事实，不能得到满足解决，则有必要为保障安全而断然占领洮南地区。”日本的战争机器已经开动，终于在1931年9月18日制造了柳条沟事件。

    当晚10点半，盘踞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指挥它的守备队，用炸药炸毁了沈阳附近柳条沟的一段南满铁路路轨，然后贼喊捉贼，反而诬赖这是中国军队干的，并捏造中国军队“袭击”日本守备队。日本军国主义用这些作借口，炮轰北大营，进攻沈阳城，制造了“九·一八”事变。由于南京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日本侵略军在第二天就占领了沈阳城，接着分兵向辽宁、吉林、黑龙江等省进攻。到1932年1月初，占领了中国东北全境。从此，东北3千万人民在日本军国主义的刺刀下，过了14年暗无天日的苦难生活。日本侵略者将东北变成了日本兵站和后勤供应基地，并以东北为据点，进一步向中国内地蚕食。

    二、对日不抵抗政策出台

    “九·一八”事变发生前，中国在东北的驻军达19万人，另张学良率东北军主力20万人驻在河北，日本关东军的总兵力也就是1万余人。中日兵力相差非常悬殊，但日本敢于发动侵略战争，主要是看准了南京政府的不抵抗政策。

    从20世纪开始到30年代初，日本政府的侵华政策都是以武力或武力威胁及外交诱骗相互配合使用，并主要以武力侵略为主，而中日交涉的结果都是以历届中国政府妥协退让来结束，所以，日本国内的侵华势力越来越崇信要以武力解决中国问题。

    对“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制造的种种事端，南京政府因为主要想维持国内的政权统治，绝大部分兵力、财力都放在军阀混战和“围剿”工农红军上，对外不愿坚决抵抗，认真对待，而只想息事宁人，能维持关内的统治就算了。

    1931年7月，当万宝山事件发生时，蒋介石即给张学良去电，担忧该事件会导致“全国的排日运动”，指示“故官民须协力抑制排日运动，宜隐忍自重，以待机会”。

    8月，中村事件交涉中，蒋介石在给张学良的电报中指示“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压制东北军民的抗日情绪。对日本企图武力吞并东北和日本关东军以寻衅为战争制造借口，蒋介石也是清楚的，但他为维护国内反共反人民的政治需要，不惜牺牲国家民族利益。他说“惟攘外应先安内……故不先消灭赤匪，恢复民族之元气，则不能御侮；不先削平粤逆……则不能攘外”。在时机上，他认为“此非对日作战之时”，“中央现在以平定内乱为第一，东北同志宜加体会”。

    在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左右下，张学良等东北军将领不得不执行命令，未作认真的应付突然事变的准备，幻想依靠中央政府的外交解决问题。结果造成日本“九·一八”事变后轻易在东北得手，并助长了其狂妄的吞并中国的野心，铸成无法挽回的局面，对民族造成巨大伤害。

    “九·一八”事变后，国际上，英美帝国主义是一片姑息之声，他们认为，如果以东北沦为日本的势力范围来换得在中国形成平衡并能引导这股祸水北攻苏联也是值得的。事实上，日本军国主义制造“九·一八”事变，是在美国等帝国主义的怂恿下进行的。当时，美日两国政府就日本侵占中国东北达成了“秘密谅解”，美国保证“不与闻满洲事变”，日本答应美国在中国“什么事都好商量”。事变发生后，英美等国没有什么明确反应。到9月25日，美国照会中、日两国，希望依照国际条约和平解决“争端”。

    美国总统胡佛发表关于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谈话：“假如日本人对我们说，‘我们人民的整个生活都依赖于我们对中国出口和从中国进口原料；由于中国没有秩序，我们的经济几乎已经瘫痪。’……‘我们在北方已同布尔什维克的俄国为邻，如果在侧面再有一个布尔什维克化中国，我们的存在就要受到威胁。所以，让我们有一个使中国恢复秩序的机会吧！’假如他们公开地对我们这样说，我们是不能指出异议的。”这实际上默认日本侵略中国。

    美国对日本扩大侵华战争不仅“不提出异议”，而且向日本提供了大量军用物资。1931年，日本所进口的90％废铁和铜，40％的钢铁半成品，65％的石油制品和45％的铅都是美国供应的。美国向日本所提供的枪炮和弹药价值达数亿美元，美国还特别向日本空军提供“技术援助”。美国从这些交易中获得了巨额利润。1931年下半年，美国从日本得到近2亿美元的黄金，比1930年全年所得的黄金几乎多4倍。

    美日之间还在外交上勾勾搭搭，在瓜分中国的势力范围上讨价还价。10月12日，日本外相通知美国驻东京代办：日本希望同蒋介石政府直接谈判，暗示希望美国帮助蒋介石接受日本提出的条件，承认中国东北是日本的殖民地。10月14日，美国助理国务卿凯斯特询问日本驻美大使出渊：日本是否同意在有观察员（指美国）参加的情况下同蒋介石政府谈判，想以某种方式取得对中日关系的干预权。但日本人并不想让美国人插进来，对这一要求，日本断然拒绝。

    正是在这种国际环境下，日本侵略军利用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在三个月内轻而易举地占领了东北三省，并密谋发动新的进攻。

    三、“依靠国联”和“一·二八”事变

    “九·一八”事变造成了中国直接受到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略的严重局面，蒋介石对内严令不抵抗，对外把希望完全寄托在国际联盟的调解上。

    9月19日，南京政府外交部电令驻外使馆，探询驻在国对事变的态度，21日，正式向国联理事会提出申诉。中国代表施肇基发言，说明事态的严重，要求理事会采取行动，阻止形势继续恶化，采取行动迫使日本撤军。但理事会并未作出实质性决定，只是在23日通过授权理事会主席向中日双方政府提出“紧急通知书”，要求双方不采取足以使事态恶化或妨碍和平解决的任何行动。

    对这样一份不痛不痒，不主持公道，不分事非的通知书，南京政府表示欢迎并完全接受此项提议。日本政府在24日发表声明，以护侨为名坚持不撤军，蔑视国联的决议。中国代表看到日本政府声明后，立即提请理事会注意日本的表示，并请派中立国代表监督日本撤兵，并在28日请国联派调查团前往东北调查真实情况。对中国代表的提议，日本感到难以对付、准备接受时，美、英代表都出面反对，认为无此必要，日本代表马上强烈表示反对。结果，理事会只在9月30日通过一个纵容日本侵略的决议案。

    国联这种态度纵容了日本更大的军事冒险。10月初，日军北攻长春，8日，派飞机轰炸锦州，明显违反了日本所谓不扩大侵华的保证，也使英美预感日本的行动对其在华权益不利，态度较前有所变化。10日，英、美、法、意4国驻日大使联合向日本提出抗议。10月中旬开始，这几国政府对中日两国都提出照会或建议，24日，否决日本的修正案，通过法国外长白里安的建议案，但因日本否决而没有约束力。当时的巴黎，成了各列强调停中日冲突、进行幕后交易的舞台，由于日本坚持不撤军立场，蒋介石幻想依靠英美的干预使日本撤军的打算注定要落空。

    10月24日国联的决议没有任何意义。11月16日，国联理事会开会，再次讨论如何处置，对各列强只忙于幕后交易的这种态度遭到国际人士给予的批评。21日，国联举行公开会议，各中小国家竞相发言，要求理事会采取措施保障世界和平及国际秩序。这是国联讨论日本侵华问题以来从未有过的情况。12月10日，国联通过决议，派一个5人调查团前往东北，实地调查影响国际关系、扰乱中日两国和平的任何情形等，中国投了赞成票，日本马上反对，声称调查团决不能干涉日军行动，无权对日军活动提出“忠告”等。

    对国联的这项决议，中国及其他中小国家都不满意，因为对日本破坏国联决议、扩大侵略的行为没有任何指责，实际上是纵容侵略。日本看到英法等列强的绥靖态度，气焰更加嚣张，决意进攻锦州，占领全部东北。12月28日，对锦州发起进攻，中国守军仅坚持3天就弃城而去。到1932年1月2日，日军先占锦州，又趁势夺取山海关，整个东北沦陷，华北进攻通道也被打开。

    日军占领锦州，表明蒋介石依靠国联解决日本侵略的幻想彻底破灭，所谓对华友好的美国仅在‘1932年1月7日给中日两国发来照会，从他一贯鼓吹的“门户开放、机会均等”原则出发，对“目前情势及其自身的权利义务……不能承认任何事实上的情势为合法”。对美国的不承认主义，英国认为是多此一举，只有国民政府大为欢迎，还把解决东北问题的希望放在美国等列强的干涉上。

    日本军国主义在东北侵略成功后，更加认为南京政府软弱可欺，国际上一片纵容之声，扩大对华侵略是不会遇到认真抵抗的。在这种心态下，日本军国主义决定进攻上海来试一试英美等国的反应。

    上海是一座国际城市，欧美在华权益集中在这里。英国在中国投资的约八成、法国的约九成、意大利的七成、美国的六成以上都在这里，日本资本也是集中在上海，日资工厂、企业很多，侨民也很多。在全国的抗日运动中，上海也是中心。“九·一八”事变后，全市不断召开市民反目大会，组织抗日救国会，展开抵制日货运动，取得显著的效果。上海进口商品中，日本商品所占的比例，1930年平均每月为19％，到1931年减为3％。日本所经营的工厂也被迫缩短工时或停工。到1931年12月，除纺织厂以外，各工业部门近九成的工厂都被迫停产或关闭。在上海活动的日本资本家，为了保障其侵华利益，要求日本政府给予保护。

    目睹反日运动高涨，住在上海的日本人于10月9日召开第一次上海侨民大会，通过了呼吁《为杜绝不法而横暴的对日经济绝交，应立即断然采取强硬而有效的措施》的宣言和决议，并分发给日本政府、政党和各部的要人。10月27日和12月6日，长江流域日本人联合会和全中国日本侨民大会先后在上海召开，要求断然实行积极的强硬政策。而日本军部为了顺利实施对东北的占领，也想在上海制造事端，转移注意。1931年10月上旬，关东军板垣参谋长委托驻上海武官田中隆吉少佐：“请在上海发动事变，以转移各国视线。”日本驻扎在上海的军队是日本海军陆战队，他们看到关东军在东北侵略成功并得到天皇嘉奖，也想为日本扩张政策效力，侵略积极性很高。日本政府认为以上海为下一个进攻目标可以压迫南京政府承认日军占领东北的既成事实，并向长江流域和中国内地进攻。

    为达到制造侵略机会的目的，日本特务再次施展阴谋手段。1932年1月18日傍晚，被田中少佐收买的汉奸按事先计划狙击了前来化缘的日莲宗僧侣一行。事先准备以此制造借口的右翼侨民团体日本青年同志会的30多人，马上袭击了被认为是抗日运动据点的三友实业社，并与中国警察发生了冲突，制造紧张气氛。

    1月20日，上海日本侨民召开第二次大会，通过决议说：“现在抗日暴行已达到极点。帝国政府应下最后决心，立即派遣陆海军，行使自主权，以期灭绝抗日运动。”并赶到驻上海总领事馆和陆战队本部，督促政府下决心。21日，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向上海市政府提出了4项要求。同时，日本政府以保护侨民为名增派飞机、军舰、军队来上海。27日，日本总领事提出最后通牒，声称在24小时内见不到满意答复，即采取自由行动。

    上海市政府在南京国民政府指示下同意接受日本的最后通谍，并于28日下午1时把复牒面交日本总领事，当时日本人还表示满意。当晚11时2分，日本海军司令部突然向上海市政府提出保护侨民问题，双方尚在交涉时，日本海军陆战队已分三路向闸北进攻。处于高涨的抗日情绪之中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坚决反击，“一·二八”事变就这样爆发了。

    “一·二八”事变发生时，日本海军第一舰队司令盐泽曾对外宣称：4个小时即可拿下闸北。但英勇的十九路军奋勇杀敌，随后第五军赶来增援，日海军死伤惨重。日本内阁在2月5日增调第九师团和混成旅团前往上海扩大侵略，使侵华兵力从6千增到10万人，由于战事难以进展，日军曾三换最高指挥官，但到了2月19日还未能攻进闸北，战线僵持在江湾、闽行一带，日军速胜的希望彻底破灭，而各种危机呈现出来。

    日军进攻上海的军事行动引起英、美等国的强烈不满。因为上海是这些国家在中国利益集中的地方，日军进攻直接影响英、美在中国的殖民统治地位。欧美各国对日本的军事行动表示了强硬的态度。从战争开始的1月28日，美国驻日大使福白斯马上向芳泽外相提出警告。29日，驻上海的英、美、意领事开始出面调停，总算达成了暂时停战协定。战斗再度开始之后，他们也一再对日本提出了抗议。

    日军进攻极大地震动了南京政府，因为日本对上海的进攻已触及南京统治集团的经济基础和根本利益，所以南京政府对日政策有所变化。事变后，南京政府宣布内迁洛阳，重设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蒋介石任委员长，决定对日本新方针：“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新任行政院长汪精卫的解释是“军事上抵抗、外交上交涉”。但实际上在军事上的抵抗是非常有限的，在上海前线作战的只有十九路军和第五军。国民党并没想把侵沪日军赶下海或消灭，而对日政策的重点仍然是放在依靠国联和英美调停上。

    日军在上海严重受阻后，日本政府还幻想在军事上增兵以争取在战场上首先胜利。2月23日，决定再增两个师团，并组成了以白川义则为第三任司令官的上海派遣军。但在中国军民的顽强抵抗下，还是难有进展。内外局势开始不利于日本统治阶层，尤其是担心对英美关系的恶化。高桥藏相说：“我国海外信誉正在急剧下降，日军在海外筹划资金几乎已不可能，这样下去，军费连三个月也维持不了，而且国内形势也真令人不寒而栗。”日本统治阶层还担心中国政府向国际联盟提出控诉，把“九·一八”事变和“上海事变”都包括在“日华纠纷”这一概念之中而主张两个事变不可分割论。这是因为害怕“九·一八”事变所获得的新权益也会丢掉。内大臣牧野伸显说：“如果我国在上海失败了，则直到现在的满蒙问题也将统统化为乌有。”高桥藏相说：“如果在各国中孤立了，是否连迄今苦心经营的满蒙结果也会丢得一干二净，真是令人不胜担心。”在内外压力下，日本同意和南京政府谈判解决上海事变。

    2月28日，在英、美驻华公使调停下，中日开始直接谈判，谈判地点在英国军舰“肯特号”上。当时达成以双方撤兵为主要内容的初步意见，3月2日，中国军队撤退到南翔一线。3月3日，日军声明达到出兵目的，停止攻势，撤到船上。

    3月24日，在美、英、法、意驻华公使武官列席的情况下，中日停战会议在上海英国领事馆举行。30日，大体谈妥停战撤兵方案，但日本在撤兵方案和接收区域上无理纠缠，并拒绝了美国的调解。4月11日，南京政府向国际联盟再次提出上诉，4月19日和28日，国联19国委员会通过了两个决议案。30日，国联大会通过了要求日本撤兵、恢复“一·二八”事变前的现状的决议案。日本在外交上非常孤立。受到沉重的国际压力。

    日本侵华行动还受到亚洲其他国家人民的反对。4月29日，朝鲜侨民尹奉吉在上海虹口公园刺杀了日本上海派遣军第三任司令官白川义则，重光葵也被刺受重伤。5月3日，出面和日本谈判的南京政府外交部次长郭泰祺，因同意日本无限期撤兵、达成有损中国主权的协定草案，遭到爱国学生的痛打，住进医院。另外，东北抗日武装斗争兴起，日本急需调兵去镇压。

    在这种形势下，1932年5月5日，郭泰祺和重光葵在医院里签订《上海停战协定》：中日军队今后不得越过停战时的驻兵线；日军撤至公共租界内，接收区的治安由中国警察负责，成立中、日及友好国家代表参加的共同委员会，负责撤兵及接收事务，根据这一条，英、美、法、意四国代表在协定上签字。第二天，日军开始撤兵，到31日，日本陆军全部从上海撤走。

    《上海停战协定》实际上是个丧权妥协的协定，它规定中国军队不得在上海自己的国土上驻防，上海治安要交外国军官指挥中国警察来维持，以防发生冲突，对日军的侵华罪行没有任何谴责。所以，中华苏维埃政府在5月9日发电谴责：“中华苏维埃政府否认反革命的国民党与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的谈判和密约，否认5月5日卖国的国民党政府签订的停战协定。”号召全国人民进行民族战争保卫家园。

    四、伪满洲国被南京政府和列强否认

    日本在占领中国东北三省后就准备实施蓄谋已久的吞并计划。首先，日本筹划建立一个伪政权，先把东北变成第二个朝鲜，由日本掌握实际控制权。

    9月22日，关东军拟定了《满蒙问题解决方案》，内容主要有：建立以宣统帝为元首、领土包括东北四省及蒙古，得到我国支持的新政权，使之成为满蒙各民族的王道乐土”，“国防和外交由新政权委托日本帝国掌握，交通、通讯的主要部分也由日本掌握，费用由新政权负担”。此后，日本加紧拼凑、组织傀儡政权。

    10月4日，关东军发表声明，诬蔑张学良没有继续“在东北立脚的资格”，“不具备文明国家的军队和独立国家的国格”，要建立新政权。随后日本开始在吉林、辽宁等地先扶植地方“独立政权”。

    10月6日，关东军司令本庄繁和南满铁道株式会社总经理提出所谓“建立新政权的原则”。并为了加强政权的欺骗性，由关东军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筹划，在11月11日把清朝废帝溥仪从天津弄到东北。1932年1月初，日本占领锦州后，国联决定派出调查团来东北。为了造成既成事实，日本加紧筹建伪满洲国的行动。

    1932年1月6日，日本外务省、海军省、陆军省联合制定了《中国问题处理方针要纲》，内容比以前更加明确，并提出：满蒙应从中国主权下分离出去、作为一个独立政权统治的地区，并逐渐形成为一个国家。1月22日，关东军司令部召开一系列会议，具体筹划、解决建立“新国家”问题。为了走走所谓“建国是根据当地居民自发意志”这种形式，关东军于2月16日把“九·一八”事变过程中各地建立的傀儡政权代表召集到沈阳开会。其中，中东铁路特别长官张景惠和吉林省长熙洽等人是反共特务团体红字会的会员。以张景惠为委员长的伪东北行政委员会宣布“从此与国民党政府脱离关系，东北各省区完全独立”。25日，日本政府批准了由关东军组织拟定的《新国家组织大纲》。

    3月1日，完成了筹建准备的东北行政委员会，以张景惠的名义发表建国宣言，声称：“根据3千万民众的意向……同中华民国脱离关系，成立满洲国。”被拉来当元首的执政溥仪，也发表了讴歌“王道乐土”的执政宣言。然而，正如《满洲国指导方针要纲》所表明的，实际统治则是“在关东军司令官兼驻满帝国大使之下，主要通过日本官吏”来进行，“满洲国”是个“与大日本帝国有着不可分割关系”的不折不扣的傀儡国。事实上，在中央政府的官吏中，日本人所占的比例竟达五六成之多。各行政机关的头头虽由满洲国官员担任，但国务院总务长官以及各部的次长、司长级官员和地方政府的省、次长以下的主要职位，均由日本人把持。3月9日，与建国仪式同时举行了执政就任仪式的溥仪，在第二天就向关东军司令官约定，有关国防及维持治安，铁路、港湾、水路、航空港等的管理和新建，均委托给日本，并向日本军队提供设施，以及聘请日本人当顾问等。这些约定由关东军司令官同郑孝胥国务总理逐一缔结各项协定而具体化。日本通过关东军和日本人任官吏完全掌握了“满洲国”政治、军事、经济的实权。

    伪满洲国的建立，引起中国和国际上的强烈谴责，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做贼心虚，也不敢公开承认伪满洲国，而采取了除了法律上外全面扶植的做法。

    3月12日的日本内阁会议，通过了《处理满蒙问题方针要纲》，声称要“对满蒙……应逐步诱导，使它具有作为一个国家的实质”，“并加以扩充，应以新国家为对手，谋求我国在满蒙权益之恢复与扩充”。同一天决定的《满蒙新国家成立后对外关系处理要纲》并确认：为求“对外关系尽可能不发生障碍”，对“满洲国”暂不给予国际法上的承认，而尽量以非正式的方法，与满洲之间结成事实上的关系，以此来“努力实现并扩充帝国之权益，造成既成事实”。4月26日，三井和三菱两大财团签署了向“满洲国”提供2千万日元贷款的协议，加紧输血打气。拖延了几个月后，在9月15日，日本正式承认伪满洲国，并签订《日满议定书》，以宗主国的地位自居，视东北为日本的殖民地。

    伪满洲国的出笼，引起了南京政府的强烈抗议。1932年2月21日发表宣言，不承认任何伪组织及所谓东北的独立。23日，针对伪满建国会的召开，南京政府向日本提出严重抗议，次日，中国驻国联代表颜惠庆向国联理事会提出正式通知书，宣布决不承认任何未经中国中央政府同意而建立的行政组织。3月12日，南京政府发表声明，痛斥伪满洲国“为叛变机关”，并认为伪满洲国是“日本政府之变相的附属机关”，“对于其一切非法行为”，中国政府“绝对不能承认并应由日本政府负其全责”。

    但对伪满洲国的建立，南京政府除了不承认之外，没有采取任何积极的措施来对付，而是把希望寄托在国际联盟的调查调停上。而国联调查团的组成行动很迟缓。1931年12月10日决定成立调查团，到次年1月5日确定人选，14日任命英国人李顿为团长。2月3日从欧洲出发，先到美国，再到日本，并在日本逗留半月之久，参观会见。而正是在此期间伪满洲国被日本关东军炮制出笼。3月14日到上海，又在长江流域考察水灾，延至4月20日才分两路进入东北。李顿调查团进入东北后，处在日方严密监视下，行程、会见均被日本人控制。6月5日回到北平起草报告书，7月4日又取道朝鲜去日本和日方交换意见。7月23回到北平拟完报告书，次日，离开中国返回欧洲向国联总部报告。

    1932年10月1日，李顿调查团报告书在日内瓦、南京、东京三地同时公布，全文十余万字，分成十章。其中承认东北是中国的一部分，但对日军发动侵略战争的罪行没有一字指责，对伪满洲国基本上持否定态度，认为是由于有日军在场及日本官员鼓动下出现的。这个“新国家”的大权实际上操纵在日本官员手中，东北人民对伪满洲国始终持憎恶态度。但否认中国有自主反对日本侵略的权利，而提出所谓“国际共管”解决东北问题的办法。实质上反映了英美政府的政策，即要求日本可以在东北以至全中国攫取重大的权益，但必须以结束对东北的独占为条件。

    李顿调查团的报告书发表后受到中国人民的强烈抗议及全世界主持正义人士的谴责。10月6日，中国共产党发表《反对国联报告书通电》，谴责该报告书是“公开的最无耻的宣布瓜分中国的新计划，号召全国人民以革命的民族战争驱逐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出中国去”。各阶层人士纷纷抨击，连国民党内部也对报告书采取保留态度。

    但蒋介石从他依靠国际调解、不愿坚决抵抗日本侵略的外交政策出发，愿意接受“国联报告书”，他的做法是：对报告书作必要的修正后接受报告书，既可避免国内外舆论的指责，又可使日本承担破坏国联调停的罪责，加深英美与日本的矛盾，以有利于南京政府躲避全国人民对其妥协丧权的谴责和反对。

    1932年11月21日，国联理事会在接受日本要求、延期了6个星期后，终于从这天开始正式审议报告书。12月6日，报告书转到国联大会讨论。一些中小国家纷纷在会上发言，强调国联必须采取行动来制止日本的行为，以维护国联盟约，并指出报告书中对日本过于袒护，英法等国公开采取绥靖政策，当时法国正忙于解决战债纠纷和裁减军备，英国除忙于协调法、德裁减军备外，更要尽力摆脱经济危机造成的内外困境。伦敦失业者于1932年10月发起暴动，英国政府稳定国内局势尚且自顾不暇，更无力过多地过问国际事务。

    所以，英国在会上公开宣称：国联没有武力，满洲问题情况又复杂，因此只有退缩。英国代表不仅不对日本的侵华公开谴责，反而着力渲染中国的排外情绪和抵制日货等行动对解决问题造成障碍。在英、法的这种态度下，自然使国联大会未能形成统一意见。大会又决定把李顿报告书交给19国委员会审议。

    1933年12月15日，19国委员会向中日两国分送调解草案，但日本对“调解”根本不予理睬，1933年1月20日，19国委员会在日方拒绝调解的情况下又正式提出是否接受不承认伪满洲国的原则，被日本立即拒绝。随后，19国委员会在2月16日向国联大会提送了一份报告书。这份报告书在对日本侵入东北的事实认定上，不承认伪满洲国问题上比李顿报告书有进步，但实际仍维持绥靖原则，坚持在东北“高度自治”，没有提出对日本侵略东北的具体制裁。

    1933年2月24日，国联特别大会对19国委员会的报告书进行表决，结果以42票赞成（包括中国），日本1票反对，泰国1票弃权，获得通过。大会还成立一个由21个成员国组成顾问委员会并邀请美、苏两国参加，以便应付以后形势。日本在报告书通过后发表声明：“日本认为它在中日冲突上与国联的合作努力已达到最后限度。”并立即退出会场。3月27日，日本天皇宣布日本正式退出国联，并更加疯狂地对外准备扩大侵华战争。

    南京国民政府依靠国联作为解决日本侵略东北问题的主要外交方针，结果遭到彻底失败。国际联盟执行绥靖政策，以牺牲中小国家的利益来换取妥协下的和平，最后导致欧、亚两个战争策源地形成，使世界再次陷入世界大战的危险之中。

    五、日军进犯华北和对日妥协外交

    日本于1932年3月强行成立伪满洲国后，国际上英、美等大国并未对此强烈谴责，这使其侵略野心再次得到鼓励，就试探趁势攻占华北。1933年2月23日，日军进军热河，24日退出国联大会，这一切充分表明日本侵华的肆无忌惮。以当时双方的军事实力相比较，中国完全可以消灭日本侵略军。但蒋介石采取的是用牺牲东北、华北部分地区来换取和日本妥协的对日政策。而日本由于力量不足，关东军忙于镇压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武装反抗，主要兵力都被牵制住，而国内还未作好占领华北五省的准备，不愿过早刺激英、美，引起英、美的抵抗，遂决定对华北暂停进攻。中日双方于1933年5月31日签定《塘沽协定》，规定中国军队撤出山海关一芦台、北平一线以西以南，把绥东、察北、冀东划为非武装区，使冀察境内长城要塞都为日军控制。从此华北门户洞开，直接威胁平津安全，潜伏下更大的战争危险。蒋介石承认了日本对东北及华北部分地区的占领控制。但日本对东北的统治稍加稳固之后，就开始实现其侵华目标的第二步——阴谋占领华北，进而为进攻全中国作准备。其特点是以武力为后盾，通过军事进攻和在外交上玩弄政治谋略相结合，步步进逼，压迫蒋介石妥协退让，蚕食华北。手法上，在不放弃武力进攻的同时，更多的是通过外交谋略（包括威胁、利诱、欺骗、收买）来实现侵略目的。

    这一阶段日本对华政策在手法上有所改变的原因是：（1）日本侵华行径激起中国人民的英勇反抗，也遭到世界人民的谴责，国联19国委员会通过了不承认伪满洲国决议。日本在1933年初退出国联后在国际上日趋孤立。因此，策略上需要有所改变，采取更隐蔽的手段。（2）日本看透了蒋介石政权的腐朽软弱，认为可以通过又打又拉的手段来实现蚕食华北的目的。（3）日本需要时间巩固后方，调兵遣将。作好发动更大规模侵华战争的准备。（4）从国际形势看，使日本法西斯发动更大的侵略战争的时机尚未成熟，西方的希特勒正在进行战争准备。

    从1933年6月至1935年初，在近一年多的时间里日军加紧对华北北部地区的渗透、蚕食。此时，日本对华政策一方面是在东北强化殖民统治，另一方面，积蓄力量，在华北的军事进攻暂时停止，但政治阴谋活动加剧。其政策方针是：“对中国支持其分裂势力，以削弱其中央政府的力量，目前须对华进行经济活动。”为此，日本加紧和各地汉奸勾结，密谋组织地方割据政权。在外交上加紧对蒋介石政权威胁利诱。1934年5月14日，日本代表太田与殷汝耕签定“大滩协定”，决定华北与伪满洲国通车。30日，日本驻华大使有吉，又与国民党亲日派黄郛在上海进行“中日亲善谈判”。结果是从7月1日起，华北与伪满洲国正式通车，这样就使蒋介石政权在事实上承认了伪满洲国。

    在国际上日本还企图割断英、美等帝国主义对蒋介石的支持。1934年7月17日，日本外务省情报局长天羽英二发表声明：“如果对于中国想采取共同行动，即使在名义上是财政的或技术上的援助，必然带有政治意义。……因此，日本在原则上不得不对此表示反对。”这个声明露骨地暴露了日本独霸中国的意图，结果招致英美及世界人民的坚决反对。天羽和外相广田不得不赶忙出来解释，以掩盖其侵略野心。日本从东京不断发出诱降信号。广田在议会演说时，高唱对华不威胁、不侵略、中日亲善，蒋介石也遥相呼应，频频派出要员去日本，一时间所谓“中日亲善”的烟幕，甚嚣尘上。

    从1935年初至1936年1月，华北危机加深，日本对华政策开始以武力威胁、政治阴谋结合的办法，对华北进行蚕食，并为以后大举进攻作准备。

    1935年7月25日，关东军参谋部决定了“对内蒙措施要领（绝密）”，其中规定：“随着华北工作的进展，而使内蒙脱离中央而独立。”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多田骏声明：“通过华北五省的军事合作，防止赤化。”这些文件都表明了蚕食中国领土的野心。同时，在外交上，日本也不放弃引诱的手段，抛出了广田三原则，与国民党政府驻日大使蒋作宾进行会谈。期间国民党政府提出对广田三原则的三点答复：（1）中国本无以夷制夷之意，中国在与其他各国关系方面，决不使中日关系受到不良影响，尤其不使有排除日本或妨害日本的意思。（2）今后，中国虽不能和满洲进行政府间交涉，但中国对该地方之现状决不用和平以外方法来引起变端。（3）中国北边一带之境界地方应如何防范赤化，若日本完全实行中国所提中日亲善之三大原则，则中国在不妨碍本国主权独立原则下，拟与日本协议有效之办法。这充分暴露了蒋介石政权对日本侵略妥协退让的立场。

    为实现蚕食华北的计划，日军制造了“张北事件”，大肆讹诈，胁迫蒋介石政权签定了“土肥原——秦德纯协定”，使中国丧失了察哈尔省的大部分主权。1935年7月，在日军强迫下又缔结了“何梅协定”，日本不费一枪一弹攫取了中国河北省部分主权。11月25日，便操纵汉奸成立所谓“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使冀东20多个县脱离中国中央政府统治。12月7日，日本进一步胁迫蒋介石成立了。“冀察政务委员会”，实际上是把冀、察两省置于中国行政区域以外，成了变相的“满洲国”。

    南京政府对外妥协投降政策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对日本的进攻一退再退，唯以妥协退让应付，没有通盘的对日交涉方针，对国内红军则调集百万大军围追堵截，必欲彻底消灭而后快，对其他非蒋系势力则军事镇压、金钱收买相结合，以剪除异己为首要任务。这种对内镇压、对外退让的两面政策激起中国各阶层人民、各方力量的极大谴责和反对，在南京政府内部也孕育着新的危机。中国的政局到了转变的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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