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初到上海领《上海文学》奖时，一下飞机，我和邓一光就在潘向黎的陪同下，直奔医院去看周先生。那几年，《上海文学》对我的偏爱人所共知，因为爱屋及乌，邓一光新写了一部中篇小说《父亲是个兵》，请我写信推荐给《上海文学》。周先生不仅发了这部小说，还将我的推荐信也发出来。见到我们时，周先生特别高兴，那惬意的笑容让我到现在还记忆犹新。周先生那时并不知道自己病情的严重，上海这边因为想让他好好治疗，提前与他说，不让与会者前来看望。周先生当时回应说，有两个人你们是挡不住的，一个是刘醒龙，另一个是邓一光。我俩去后，周先生非常高兴，说自己果然料到了。殊不知这也是经过特许的。
那一时，周先生躺在床上对我说，自己九、十月会出院的，希望我一九九九年元月仍然给《上海文学》写一个头条小说，他还要亲自为我的作品写卷首语。我当时说，自己已连续三年霸占了《上海文学》元月号的头条位置，从一九九九年开始应该让邓一光来写。周先生听了更高兴，说这样更好，他可以再为邓一光写三年。那时，我们都知道周先生的情况不好。那次颁奖会都开成了对周先生的表彰会，大家都在讲周先生的许多好处。
我总在想自己在文坛上算是一个幸运者，认识周先生则是这些幸运中的一次。我知道文坛上有些对他不利的传言，可那些事发生在我认识他之前很久，当我们以文学的名义认识之后，我实在是非常喜欢他。没有别的原因，就因为我觉得他是个好人。就像他自己为我的作品所做的概括那样，他是一个行大善的人。周先生不去追求那完美的小善，而将那充满缺憾的大善作为文学的本质。这一点，对我的启发尤其深刻。一九九六年元月号的《上海文学》在头条位置发表了我的中篇小说《分享艰难》。许多人都知道这篇名是周先生替我改的。因为这篇名周先生与我都挨了许多莫名的辱骂。对于这些周先生一直劝我保持沉默，不去理会。正是在这种沉默的不理睬中，我愈发理解了那种“包容恶、改造恶”的大善境界。
周先生算是对文坛看得比较透的人了。有一次周先生对我说，从《凤凰琴》到《分享艰难》，一系列作品出现后，文坛上能说话的人几乎都开口了，但也有个别人从未说过一个字，好像这些都不曾存在过。周先生笑称这人其实比谁都明白，他宁肯对那些成不了气候的身体写作极尽赞美词，是因为这些作品不可能对其地位构成冲击。周先生对我说的许多话中，最让我铭记在心的是，他当主编虽有自己的偏爱，但有些作品哪怕不喜欢也不得不同意发表，有些事关文学大局的提出，哪怕其针对作品很不如意，也要退而求其次，以求对文学思潮的把握。周先生曾经明确指出有在杂志露面的三位作家，当时正红火，但不会有前途。周先生的判断让我惊讶，不是他说的是否正确，而是他如此信任我，将文坛中最忌讳的东西全说给我听。
实际上，周先生与我相交相处的许多事例，也正是一段与大家分享艰难的过程。写下这样一段话，也算是对一些人的回答吧！这时候自己若不为周先生分辩几句，于良心总有些过不去，尽管这有可能违反他的本意。
我常常奇怪，当生命需要的自由在现实中一天比一天多时，为什么人生会越来越不自在。周先生这一走，让我突然明白，再好的东西也无法到极致。因为人好，大家才会觉得他走得早了。我们获得多一份的自由，同时也就获得多十份的责任。我们想象中的世界越来越美妙，我们眼中见到的现实丑恶也就越来越多。这大概就是周先生所言的大善中的境界，如此也就可以理解像周先生这样的好人为什么不能平安的原因了。
一九九八年九月一日于汉口花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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