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书房，过去放在床底下的一些与因为文学而获得的证物便能像别人一样，一件件地摆在书架上，虽然这很俗气，却也理所当然。朋友来了，都喜欢端详一阵那些金灿灿的模样。曾有一位电视台的女记者，拿着那只电影金鸡奖奖杯，像女明星一样照了几张相。《凤凰琴》这部作品问世时，适逢国家级文学评奖被尽数冰封，这些从电影界得来的证物，总让我首先想起国家意识形态正十分微妙的一九九〇年代初期，《青年文学》杂志竟能在十五个月内一口气推出我的三部中小说。当初责任编辑李师东告诉我这个计划时，我还不太相信。当然，主要是担心自己没有这个实力。
现在，我的书房里又添了一块鲁迅文学奖奖牌，这是奖给一九九六年发表在《青年文学》第三期的中篇小说《挑担茶叶上北京》的。不管别人怎么说，我喜欢《青年文学》在对我的“压榨”时，为我的写作提供新的喷发契机。
自从有了书房，而且还是一个单身男人的书房，来来往往的朋友就多了起来。
从一九九八年七月下旬开始，我总在对每一个进到我的书房里的人展示一顶满是油渍的毡帽。那年六月底，成都军区邀请一批作家去西藏采风。一行人在成都集合准备开往青藏高原时，从北京飞来的徐坤，一下飞机就郑重地交给我一只纸包，说是《青年文学》的人托她捎给我的。徐坤说，他们找她时那个急，恨不得将北京城戒严了，封路了。纸包打开，显出一顶毡帽。总是被我情不自禁地当作《青年文学》一员，实际上与《青年文学》无关的龙冬是这顶毡帽的主人，他后来告诉我，毡帽曾掉进藏民的油锅里，在仿佛是牦牛肉味道的毡帽上，黄宾堂写了“好汉天堂”四个字，李师东在用毡帽对我说，西藏是“神灵故乡”。在西藏待了多年，且娶了一位美丽藏族女子为妻的龙冬则写道：“醒龙，找卓玛！”一帮朋友，还没上到青藏高原，便都开心地大笑起来。
李师东告诉我，一定要吸烟，烟有意想不到的通气作用。
龙冬告诉我，一定要喝酒，酒有意想不到的滋补作用。
黄宾堂也说了一个一定，是关于情感的。
毡帽下的我，在西藏游历了十多天。实践证明，先于我去过西藏的三位说的这些叛逆的方法，与真理的作用同样强大。在西藏我抽了这辈子最多的烟，喝了这辈子最多的酒，写了从未写过的长诗，也就是从未抒过那么多的情。同时，我也知道了自己的生命正处在空前强大时期。能在五千三百八十米的高度上放声歌唱，再深沉的灵魂也会有欢乐。
回来的时候，大家待在贡嘎机场候机。
我想起那一年在青年文学杂志社旁边的小酒馆里，老主编陈浩增举着酒杯问谁给他敬酒。我冲上去打响头一炮，一口就下去了二两。而后独自一人乘出租车一觉睡到机场，又一觉睡到候机厅里只剩下我一个。上了飞机，在大家的敌视中我又睡了一觉，猛听到飞机一震，睁开眼睛，已经到达武汉了。
在我的遐想中，头上的毡帽被人摘了去，徐坤在上面疾书：“狗日的假中尉！”然后还一本正经地签上名，再写上时间地点：“1995.7.9.拉萨贡嘎机场。”接下来一群人七手八脚地涂鸦，将毡帽弄成了一个时期缩影。从德国返国，还没倒过时差就来西藏的陈丹燕写道：“天天不停打电话！”她说的是真的，在亚东时，通讯光纤线路还在铺设，往外打电话只有三条卫星线路，常常得花上一个小时才能拨通一个电话。也是在亚东，女上尉川妮给驻守边关的兵哥哥们敬酒时，将自己喝醉到不得不上医院打点滴，她写在毡帽上的那一声感叹：“唉哟，刘大师！”岂是一般的感怀！沿途总是不停地叮嘱别人的孙惠芬，都要下高原了还在唠叨：“寂寞时不许歌唱！”其实这话是我的一部长篇小说名。身为中校的李鑫多有自嘲：“中尉摸爬滚打，中校摸摸掐掐。”同为资深军人的陶纯写上我的小说名：“挑担茶叶上北京！”“秋风醉了，嗓子破了！”王曼玲同样写了我的小说名，上高原之前体检时，军区医院的大夫说她绝对不能去西藏，她坚持来了，且比所有人活跃。三个女兵的兵头裘山山写道：“分享艰难在西藏，永难忘！”一路上总在代表上海人民致以慰问的《文学报》副主编，一边写我“圆了中尉梦！”一边将自己弄成了“上海市长陈志强”，正是他在最后时刻将我拖上高原。此次活动的最高责任人，《西南军事文学》主编熊家海留了一句：“一冠唯盖九头鸟！”此番行程中级别最高的“兵”汪守德，更是豪爽，小笔一挥居然写下：“好好干，我将升你为中将！”
那次去西藏，同行的同行中，只有一个人没有在我的毡帽上动手动脚。虽然有些奇怪，我也懒得去想。书房里的东西是一种独特的见证，它记录着写作者在写作经历中浓烈的情愫。我时时从书架上取下毡帽，端详一阵，又戴上一阵，虽然不是醍醐灌顶，却一股浓烈的气血在涌动。
一九九九年二月于汉口花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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