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这部书稿本身，也可以说是一份“马拉松”式的产品。书中最早撰写的一篇文章，曾以《重建中国现代解诗学——中国新诗批评史札记之一》为题，发表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7年第2期上，后来以“重建中国现代解诗学——代序”为题，收于由我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7月出版的《中国现代诗导读1917—1938》一书中。接着的另一篇《现代诗人的玄想思维与文化结构——再谈重建中国现代解诗学》，则刊载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4年第3期上。中间经过了整整七年的时间！到书稿全部文字的完成，已是2004年的年底了。自第一篇文章发表至此书与读者见面，整整20年了！书里这些篇章，曾先后在《文学评论》、《文艺研究》、《北京大学学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西南师范大学学报》、《新诗批评》等刊物上发表过。此次汇集成书，算是自己对于这个问题思考“攒堆儿”式的一份“拼盘儿”吧。
我所以写这些带有连续性而又无严密结构的文字，主要的缘由和起因，是出于教学的需要。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进入我永远记忆的77、78级的大学生，头一届的硕士研究生，还有稍后的首届作家班，成为大学课堂上“疯狂的知识饥渴”的一群，面对这些成熟者的讲授给我很多重压。现代文学史、新诗史面临拨乱反正重新书写的迫促。朦胧诗纷争中一些人对于难懂的诗也屡有责难的声音。这些，都给了我一种刺激，也给了我一份责任。
我抱着走近历史真实，打开学术缺口的冲动，较早在北京大学讲堂上开设了以象征派、新月派、现代派三大流派为内容的“中国新诗流派研究”和以李金发为主的“中国初期象征派诗歌研究”的专题课程。我当时感觉到，面对象征派、现代派的诗，特别是李金发等人的诗，面对那些被视为晦涩难懂的作品，在课堂上仅仅进行历史梳理和艺术探索的宏观论述，无法完成使学生接近和理解这些诗歌现象的愿望。微观叙述的空疏必然导致宏观叙述的遮障。于是，硬着头皮，努力走进一些复杂文本，进行细读，付诸文字，并把自己解诗的体认传达给学生，就成为我教学和研究工作中必须考虑的课题和实践。
我素所喜爱的中国古典解诗理论的丰富资源，当时大量介绍进来的西方新批评派文本细读的方法，强调读者主体性及阅读创造意义的接受美学的理论，给予我这方面的实践尝试以很多的理性启示和精神支撑。朱光潜的接受与欣赏诗歌的丰富思想，朱自清、闻一多、李健吾、卞之琳、废名、袁可嘉等人多彩的解诗理论和实践，这些中国古典和现代诗歌的阅读与阐释的资源，更使我看到了中国现代诗理论中存在着的面对现代复杂文本而生成的一种诗学批评的理论形态和宝贵传统。从朱自清《新诗杂话》中的解诗理论观念和系列实践中，我得到触动和启发，提出了“重建中国现代解诗学”的思考，并将之引进诗歌讲授的课堂。这里一些陆续写成的文字，算是二十多年来我在对于这个问题的思考和讲授中留下的一些痕迹。
面对复杂的诗歌创作文本的现代解诗学，不仅仅是一种抽象思辨的系统理论主张，更主要的是付诸解诗实践的文本阅读。为此，我在新诗历史及新诗流派思潮的讲授中，留给学生的作业，除理论性课题之外，是对于复杂文本的解释。同时，我还有意识地给研究生及本科生多次开设了“中国现代诗导读”、“穆旦诗导读”等课程，让学生自己去进行解诗的实践。80年代留下的首届作家班和其他学生的优秀作业，与我自己发表的和未发表的解诗与鉴赏的成果，已经收在1990年出版的《中国现代诗导读》上册中了。后来又挑选存留的学生的解诗作业、我自己所写的解诗文字，加上一些约稿撰写的文章，汇集在一起，成了《中国现代诗导读》中册和下册，前者解“中国新诗”群及其他诗人的作品，后者解穆旦的几十首作品。它们将与上册一起，由北京大学出版社于年内出版。这些解诗实践的成果，都与我本书里提倡的“重建中国现代解诗学”思想有不可分割的联系。自然不能说凡是具体的解诗文字，都是一种理论实验的结果；但是一种与文本紧密相关的理论思考，如果离开了文本阅读与阐释的实践，离开解诗具体操过程的探索，也就很难显示自己的生命力，而只能成为一种空虚的玄想了。
中国是有辉煌历史的诗的国度。属于古典阐释学一个分支的中国古代解诗学，自汉代，经宋儒，至有清学者，拥有最悠久的传统和最丰厚的资源。它们具有自己无可比拟的长处，也存在重感悟而乏理论分析的弱点。20世纪30年代之后，接受科学发展思想影响所产生的现代诗学批评理论，特别是受注重心理分析、潜意识发掘和语言意义的文本分析的新批评派的影响，所产生的努力建立“科学批评”的思想和实践，已经为现代诗学批评的发生发展开启了一个很好的起点。1934年7月，叶公超在清华园里为曹葆华所译瑞恰慈的《科学与诗》一书出版所写的一些话，我以为至今对于我们都是很重要的：
瑞恰慈在当下批评里的重要多半在他能看到许多细微问题，而不在他对于这些问题所提出的解决方法……瑞恰慈的目的，一方面是分析读者的反应，一方面是研究这些反应在现代生活中的价值。正如本书开首所引的安诺德的话，他的抱负也是要用文学，尤其是诗，来保障人类的将来，因为他相信惟有好的艺术与文学作品才能给我们“最丰富，最锐敏，最活泼，最美满的生活”。我们的经验，不论是生活中的还是作品中所表现的，都应当受同样标准的评衡。这标准就在“自由的与浪费的组织之不同，在生活之丰满与狭陋的差异。因为假若心灵是一种意愿的系统，并且经验是意愿的活动，那么一种经验之价值，就以心灵藉之而得到完全的平衡的程度为标准”。这就是他的价值论的基础，也是本书中最值得我们注意的一点。
这本书是一篇通俗性质的概论，大部分的材料是从他的《文学批评原理》与《意义的意义》二书中择取出来的。我希望曹先生能继续翻译瑞恰慈的著作，因为我相信国内现在最缺乏的，不是浪漫主义，不是写实主义，不是象征主义，而是这种分析文学作品的理论。（《科学与诗》序，见曹葆华译《科学与诗》，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
叶公超七十多年前发出的这种希望和呼吁，至今读之仍然能够如此激起我们心灵的回应。从安诺德、瑞恰慈，一直到叶公超，都十分重视文学，尤其是诗在提升人类精神中的意义和价值。他们的重视分析文学作品的理论，原因就不仅仅基于理解文学意义本身。提倡这种分析方法的目的，就是为了追求如何架设人类心灵藉之得到实现平衡的一种精神的桥梁。我们分析优秀的文学作品，分析一篇好的诗歌，是为了让自己，也让更多的读者，能够接近和了解这些人类智慧创造的“精神花朵”，使更多的人能够在物质与精神日趋失衡的境况下，通过对美的结晶的阅读与接受，达到心灵完全平衡的境界，从而最终获得一种“最丰富，最锐敏，最活泼，最美满的生活”。用我们今天常说的话来讲，就是让美的诗歌作品如何更好地介入民族精神的提升。一种看似单纯学术性的批评方法追求的背后，隐藏的这种被叶公超肯定的瑞恰慈书里“最值得我们注意”的诗学动机，即提倡文本分析方法的价值论的基础，却往往被我们看轻和忽略了。我在这本书的前面，用前几年在《北京晚报》上发表的一篇并非谈解诗的非学术性文章，作为代序，潜在的用心，也即在此。
本书在最初约稿和编辑过程中，得到了北京大学出版社编辑江溶同志的热心帮助。今年书稿付排后清样的细致初校，全书名称以及章目的最后改定，其他出版具体事宜的处理，责任编辑张雅秋花了很多的心血。一些章节的文字先后能在刊物上得以发表，也让我深深领受到许多友人的慷慨与热忱。于此书即将付梓之际，对于北京大学出版社、本书的责任编辑以及其他为之付出的诸多友人，在此仅表示我真诚的谢意。
孙玉石
2007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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