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重接受，常称诗歌的多义性，来自诗歌本体的模糊性与不确定性（闻一多称“游移性”）。模糊性与不确定性，与作者运用的诸种暗示性手段又是密不可分的。其中最常见的，是隐喻与象征。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解诗学是对于文本意象的隐喻与象征符号以及它们内在组织的破译。闻一多在古典诗歌文本的读解中，对于隐喻与象征等艺术功能给予很大的关注。
他在早期诗歌批评的代表作品《〈冬夜〉评论》中，就非常重视暗示在诗歌表现中的意义。如前引述，在论述先拉飞尔派的时候，闻一多阐述了神秘与象征在诗歌与绘画中的地位。进入古典诗歌的研究之后，他更加自觉地关注这一美学的特质。他解读《诗经》时，关注语言的各种技巧，谈到怎样读解其中的“象征叟语Symbolism”。他论述《诗经》作品表现性欲的方式分为五种，其中除“明言性交”之外，属于暗示性的，就有隐喻、暗示、联想和象征。对于其中的每一种表现方法，他又作了辨析。“隐喻和暗示的分别，前者是说了性交，但是用譬喻的方法说出的，后者是只说性交前后的情形，或其背影，不说性交，让读者自己去想象。联想又有点不同，是无意的说到和性交有关系的事物，读者不由得要联想到性交一类的事。象征的说到性交，简直是出于潜意识的主动，和无意识的又不同了。当然一首诗可以包括几种表现方法，又有介乎两种之间的表现方法，所以极端严格的分野，是不可能的。”在这篇论述诗经的性欲观的文章中，他谈到象征的时候，说象征与隐喻常常一起运用，而象征是与潜意识活动有密切关联的，但他又说：“象征本不专指潜意识。”解读复杂文本，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这些表现方法的把握。隐喻和与潜意识相联系的象征，是产生文本多义性的主要方法。
闻一多对于象征表现方法的特性有深刻的理解。在“正式的讲到象征的性交诗”的时候，他谈到了解诗可能产生的多义性问题。他说：“我屡次的声明过我所谓象征的表现方法，是出于诗人的潜意识。那么，假如有人要认为这种作品太伤风化了，我可以替诗人辩护一句，一个人的潜意识要活动起来，他自己实在不能负责任。做诗的人不能负责，那么这责任就该论到讲诗的人身上来了罢？那也未始不可。”作者在创造时潜意识作用产生的模糊性，给读者的接受带来了不确定性，由此也就产生了解诗中的歧义或多义。闻一多在论述《诗经》的《大叔于田》、韩愈《送李愿归盘谷》中的四言诗、女道士鱼玄机的《打毡作》等作品时，说明了这种象征的性欲诗其多义性的表现。他引宋朝黎立武的一段话：“小时读箕子《禾黍歌》，惄然流涕。稍长读郑风《狡童》诗，而淫心生焉。出而视邻人之妇，皆若目挑心招。怪而自省。夫犹是‘彼狡童兮，不与我好兮’二语，而一读之而生忠心，一读之而生淫心者，岂其诗有二乎，解之者之故也。”“岂其诗有二乎，解之者之故也。”这里古人说出了一个道理：一首诗本身，不一定有多种意义，多义性可能是解诗者的创造。事实上，一些古典文本（如李商隐的诗）和现代的象征诗本身就具多义的品格。黎立武说出了真话很难得。闻一多说：“从前的人，即便认出一首淫诗来，也不敢那样讲。”这就道出了读诗者或解诗者对象征诗的不同感悟以及可能产生的理解歧异的合理性。“不敢讲”并不等于文本中不包含这一层意义。
闻一多在古典诗歌的读解中，对于喻与隐、隐喻等美学范畴，作了有价值的探索。他在用现代的观念剖析“鱼”这个典型隐语的丰富内涵时，对“喻”和“隐”作了仔细的辨析，进一步阐释了什么是隐喻。他说：“喻训晓，是借另一事物来把本来说不明白的说得明白点；隐训藏，是借另一事物来把本来可以说得明白的说得不明白点。隐与喻是对立的，只因二者的手段都是拐着弯儿，借另一件事物来说明一件事物，所以常常被人混淆起来。但是混淆的原因尚不止此，纯粹的喻和纯粹的隐，只占喻和隐的一部分，喻有所谓‘隐喻’，它的目的似乎是一壁在喻，一壁在隐；而在多数的隐中，作为隐藏工具的（谜面），和被隐藏的（谜底），常常是两个不同量的质，而前者（谜面）的量多于后者（谜底），以量多的代替量少的，表面上虽是隐藏（隐藏的只是名），实质上反而让后者的质更凸出了。这一来，隐岂不变成喻了吗？这便是说，隐与喻，目的虽不同，效果常常是相同的。手段效果皆同，不同的只是目的，同的占了三分之二，所以毕竟喻与隐之被混淆，还是有道理的。”
闻一多探讨了《诗经》中的“兴”与隐喻之间的关系。他认为，隐在《六经》中，相当于《易》的“象”和《诗》的“兴”。喻不用讲，是《诗》的“比”。预言必须有神秘性（天机不可泄露），所以占卜家的语言少不了象。《诗》——作为社会诗、政治诗的雅，和作为风情诗的风，在各种性质的沓布（taboo）的监视下，必须带着伪装，秘密活动，所以诗人的语言中，尤其不能没有兴。象与兴实际都是隐，有话不能明说的隐，所以《易》有诗的效果，《诗》亦兼《易》的功能，而二者在形式上往往不能分别。《易》中的象和《诗》中的兴，本是一回事，所以，后世批评家也称《诗》中的兴为“兴象”。西洋人所谓意象、象征，都是同类的东西，而用中国术语说来，实在都是隐。
这里，闻一多试图沟通西洋诗歌的意象、象征与中国传统诗中的“兴”、“象”之间的联系，最终的目的，是为了确认和阐释复杂文本隐含的艺术“魔力的源泉”，揭示解读诗的隐藏给读者带来的神秘和美感。诚如他在文中所说的：“隐语的作用，不仅是消极的解决困难，而是积极的增加兴趣，困难愈大，活动愈秘密，兴趣愈浓厚，这里便是隐语的，也便是《易》与《诗》的魔力的泉源。”
§§第六章 闻一多对于新诗神秘美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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