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结束以来中国的民族主义:基于关系实在论的探索-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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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是在我的博士后出站报告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从博士时期研习历史社会学派到博士后阶段探究后冷战时期的中国民族主义,似乎两者缺乏一些关联性,这后面还有一个小故事。在博士后入站面试时(大约2005年6月),我提出的思路是,顺着博士论文的方向探索国际社会学。社会学所所长李培林研究员和我的博士后合作导师苏国勋研究员提示我,两年的博士后研究工作期间要对国际社会学议题取得突破殊为不易,他们建议,结合我的国际政治学(理论)特长研究一些重大现实问题,譬如中日韩三国民族主义的互动。在他们的启示下,考虑到三国民族主义互动的复杂性,我选择了该议题下的一个子领域——后冷战时期中国的民族主义作为研究对象。由衷感谢两位老师给我指引了一个学术“富矿”。

    在博士后工作和报告写作过程中,苏国勋老师给予我多方面的支持。从论文选题、架构到理论工具与文字,苏老师均悉心指导。苏老师对我的研究报告寄予厚望,特别要求我构建比较好的理论分析框架,呈现出既前沿又坚实的思想,由于知识储备的欠缺以及其他原因,离苏老师的预期还有不小距离。苏老师中西兼备的知识体系、执著的学术追求和高尚的学术品格,一直浸润着弟子(们),让我全方位成长。目前苏老师已经退休,但仍然活跃于学术圈。本书的出版,算是送给苏老师的一份迟到的、缺乏分量的礼物。

    我要感谢陆学艺老师、李汉林老师、汪小熙老师对我的关怀和关照。社会学所博士后流动站的高鸽老师为我的研究工作和生活提供了各种帮助,我的感激之情将永藏心中。我也要感谢社会学研究所社会理论研究室的张旅平老师、覃方明老师、徐冰师兄、何蓉师姐,理论室和谐的氛围、扎实的理论基础、敏锐的问题意识、独立的学术精神确实“养”人。回顾近几年的学术道路,社会学所博士后流动站两年的工作与熏陶为我个人的知识结构的扩大与完善提供了坚实基础。

    我还要感谢我的博士生导师王逸舟教授,王老师一直关心我的学业和生活,并给予各种支持。感谢还要送给《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的诸位编辑(特别是谭秀英老师)、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袁正清博士、但兴悟博士,以及当时还在研究生院的博士生薛力、赵立玮、李开盛、白云贞、陆昕、焦兵等人,团队不仅提供智力支持,也有家的温馨。

    博士后报告的完成与修改离不开家人的默默奉献。从1993年上大学以来,我的生活以学校为轴心,清贫但自由的日常生活半径也就是一两公里,这种状态在2000年去中南大学工作时没有发生变化,在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也是如此。做博士后期间,举家迁往北京,但我们没有充分地调整好心理状态,也缺乏基本的物质保障。两年间,北京的空间和节奏让我们疲惫异常。为了研究工作和保障家庭,我个人的生活半径开始扩大到20公里,而我爱人比我更辛苦,常常在京城的西北角与东南角之间奔波。空间不仅压抑人,也会撕拉人,长时间钉在拥挤的地铁和公交车内,一个幽灵,疲倦的幽灵,不仅写上面容,注入身体,更是慢慢充塞你的心理和思维,乃至弥漫于家庭,其负面影响可想而知。因此,我特别感谢我的父母,他们离开熟悉的居所轮流来京为我照顾小孩、操持家务,不求回报地默默支持是我继续成长的动力;我也要感谢爱人,她放弃长沙稳定而体面的工作,北漂般地劳碌奔波于北京;我也要向女儿王子宜道歉,因为疲倦和紧张的工作,我常常随意打发她。

    真诚地感谢中央民族大学副校长青觉教授,他奖掖后进,为年轻学者的成长提供各种助益。本书的出版离不开青老师的学术鼓励与经费支持,青老师从其主持的“985”民族政治方向科研经费中拨出了出版经费。感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邓泳红主任,她的大力支持和合理建议使本书增色不少并得以迅速面世。此外,还要感谢中央民族大学科研处,他们为书稿的修改完善给予了小型立项支持。

    王军

    2009年12月29日(初稿)

    2011年12月10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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