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痴梦

    我自一九三一年暑后到北京住，减去离开的三四年，时间也转完了干支纪年的一周。有什么可以称为爱或恶的感触吗？再思三思，就觉得可留恋的事物不少。此情是昔年早已有之。二十年代后半期，我在通县念师范，曾来北京，走的是林黛玉进京那条路，入朝阳门一直往西。更前行，穿过东四牌楼和猪市大街，进翠花胡同。出西口，往西北看，北京大学红楼的宏伟使我一惊。另一次的一惊是由银锭桥南往西走，远望，水无边，想不到城市里竟有这样近于山水画的地方。念师范，常规是毕业后到外县甚至乡镇去当孩子王，所以其时看北京就如在天上，出入北大红楼，定居后海沿岸，是梦中也不敢想的。

    几年前我曾诌文谈机遇，说它与人的一生关系密切，我们却不能奈何它，因为已然者不可改，未然者不可知。就凭这不可知，离开通县之后，我竟有了先则出入红楼、后则结庐后海的机会。在北京住时间长了，风风雨雨，啼啼笑笑，也是一部二十四史，无从说起；单说对于北京，就有了较深的了解。了解常常与情纠缠到一起，这情是“爱”，表现为说说道道，是觉得许多方面都好。许多方面，说不胜说，只好化零为整，说印象最深的，计有四条。

    第一是文化空气浓。表现在许多方面，也只能说说显著的。一是学校多，大中小，上包括世界知名的北大、清华、燕京等，下也不当弃外号为“野鸡”的，可以说大街小巷都是。学校多，知书识礼的人也就多，如果当代还有孟母，她择邻就可以省很多力。二是读书人多，这多人中，自然还要包括不少有高名的，如王国维、鲁迅、陈寅恪等等。三是书多，图书馆，个人收藏，书店书摊，几乎到处都是书。我们常说书香，各种书，古，今，中，外，善本，木刻，铅印……清除“黄色”的之后，用鼻嗅，气味不一样，但有个共同的作用，是与之接近，日久天长，就可以野气渐减而文气渐增，所谓“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四是与文有关的事物多，这是说书之外，还有书画碑帖、笔墨纸砚等等，也是随处可见。就算作附庸风雅吧，比如你有了蜗居，想略装点一下，就可以到琉璃厂，写字找罗复堪，刻印找张樾丞，等等，几天就交工。五是雅人雅事多，比如你逛公园，路过茶座，会听到男女杂坐唱昆曲；往某街巷，不识路，问路旁老北京，他会领你去，高高兴兴的（今日就多半会索指路钱）。

    第二是历史旧迹多。旧迹有什么好？我的体会，是给“逝者如斯”之叹略作一些补偿，即使如苏东坡所说“而未尝往也”，也总可以抚摸柱础而想见昔时的宫殿之美。而说起北京，所存旧迹又不只是柱础。限于人而有文名的，其故居，只是宣南，就可以找到几十处吧？人而有艳名的就更容易引起思古之幽情，如铁狮子胡同有明末田畹府，从门前过，我们就禁不住想到陈圆圆。这样的幽情也许不该有吗？人生就是这么回事，我们是俗人，俗是本分事，不矫情，也可以说是无伤也。

    第三是富有人情味。这是与其他城市，尤其新兴城市比，与北京人，尤其老北京（还可以分为深浅二级，深是旗下人，浅是非旗下的多年住户）相处、交往，总感到亲切、温暖。这由于他们（包括妇女）惯于待人如己，助人为乐。

    第四是吃穿日用。北京老字号多，花点钱，所得轻说是靠得住，重说是必很好。这方面，由程朱陆王看是小节，但是，如果由唯心而移近唯物，所费不多而能得到自己想望的，就成为大事了。以切身感受为例，单说老而没有字号的，我住在后海北岸，西行，小市喝大麦粥，东行，大葫芦买甜酱萝卜，晚间家中坐，买推车串街的羊头肉，都价不高而味绝美，其他都市就未必能这样。

    觉得好处多，必化为情，是爱。情动于中，依《诗大序》之教，要形于言，于是远在二十年前，我就以“春明碎影”为题，凑了十二首五言绝句。写人，写事，写时，写地，当然都是可怀念的。怀念，一个分量重的原因是已经不再有。又过二十年的现在就更甚。比如以上说的四种优点，即使还没有化为零，也所余无几了吧？这样说，我的情是由爱变为惋惜。可说的不少，只说一种，桑榆之年最想望而不能得的，是一个称心如意的息影之地。可取的地方不只一处，老北京是其中之一，比如偏僻地方的小胡同内，一个由墙外可以望见枣树的小院就很好。说起来，这愿望也是藏于心久矣，有诗为证：

    露蝉声渐细，容易又秋风。

    曲巷深深院，墙头枣实红。（《春明碎影·深巷之秋》）

    这样的小院，近些年都是住在楼里想象的。能实现吗？显然，除非是在梦里。

    梦，非人力所能左右，于是我转而投身于白日梦。又于是我就真有了一个小院，离城根不远，因而可以听到城外丛林的鸟叫。院内房不是四合，为的实地多，可以容纳两三棵枣树。不能种丁香或海棠吗？老北京，小门小户，要是枣树，秋深树上变红，才对。当然，不能少个女主人，《浮生六记》陈芸那样的，秀丽，多情，而且更多有慧。这之后，我的拙句“丁香小院共黄昏”改为“枣棵小院共黄昏”，幻想就可以成为现实。说到此，有人不免要窃笑，说书呆子的“呆”竟发展为“疯”，可怜可叹。但我亦有说焉，是有言在先，乃白日梦，自己也知道必不能实现；不能实现而仍想说，也只是因为，对于昔年的北京生活，实在舍不得而已。

    红楼点滴一

    民国年间，北京大学有三个院：一院是文学院，即有名的红楼，在紫禁城神武门（北门）以东汉花园（沙滩的东部）。二院是理学院，在景山之东马神庙（后改名景山东街）路北，这是北京大学的老居址，京师大学堂所在地。三院是法学院（后期移一院），在一院之南北河沿路西。红楼是名副其实的红色，四层的砖木结构，坐北向南一个横长条。民国初年建造时候，是想用作宿舍的，建成之后用作文科教室。文科，而且是教室，于是许多与文有关的知名人士就不能不到这里来进进出出。其中最为大家所称道的当然是蔡元培校长，其余如刘师培、陈独秀、辜鸿铭、胡适等，就几乎数不清了。人多，活动多，值得说说的自然就随着多起来。为了把乱丝理出个头绪，要分类。其中的一类是课堂的随随便便。

    一般人谈起北京大学就想到蔡元培校长，谈起蔡元培校长就想到他开创的风气——兼容并包和学术自由。这风气表现在各个方面，或者说无孔不入，这孔自然不能不包括课堂。课堂，由宗周的国子学到清末的三味书屋，规矩都是严格的。北京大学的课堂却不然，虽然规定并不这样说，事实上总是可以随随便便。这说得鲜明一些是：不应该来上课的却可以每课必到，应该来上课的却可以经常不到。

    先说不应该上课而上课的情况。这出于几方面的因缘和合。北京大学不乏名教授，所讲虽然未必都是发前人之所未发，却是名声在外。这是一方面。有些年轻人在沙滩一带流浪，没有上学而同样愿意求学，还有些人，上了学而学校是不入流的，也愿意买硬席票而坐软席车，于是都踊跃地来旁听。这也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方面是北京大学课堂的惯例：来者不拒，去者不追。且说我刚入学的时候，首先感到奇怪的是同学间的隔膜。同坐一堂，摩肩碰肘，却很少交谈，甚至相视而笑的情况也很少。这由心理方面说恐怕是，都自以为有一套，因而目中无人。但这就给旁听者创造了大方便，因为都漠不相关，所以非本班的人进来入座，就不会有人看，更不会有人盘查。常有这样的情况，一个学期，上课常常在一起，比如说十几个人，其中哪些是选课的，哪些是旁听的，不知道；哪些是本校的，哪些不是，也不知道。这模模糊糊，有时必须水落石出，就会近于笑谈。比如刘半农先生开“古声律学”的课，每次上课有十几个人，到期考才知道选课的只有我一个人。还有一次，听说是法文课，上课的每次有五六个人，到期考却没有一个人参加。教师当然很恼火，问管注册的，原来是只一个人选，后来退了，管注册的人忘记注销，所以便宜了旁听的。

    再说应该上课而不上课的情况。据我所知，上课时间不上课，去逛大街或看电影的，像是很少。不上有种种原因或种种想法。比如有的课不值得听，如“党义”；有的课，上课所讲与讲义所写无大差别，可以不重复；有的课，内容不深，自己所知已经不少；等等。这类不上课的人，上课时间多半在图书馆，目的是过屠门而大嚼。因为这样，所以常常不上课的人，也许是成绩比较好的；在教授一面，也就会有反常的反应，对于常上课的是亲近，对于不常上课的是敬畏。不常上课，有旷课的处罚问题，学校规定，旷课一半以上不能参加期考，不考不能得学分，学分不够不能毕业。怎么办？办法是求管点名（进课堂看座位号，空位画一次缺课）的盛先生擦去几次。学生不上课，钻图书馆，这情况是大家都知道的，所以盛先生总是慨然应允。

    这种课堂的随随便便，在校外曾引来不很客气的评论，比如，北京大学是把后门的门槛锯下来，加在前门的门槛上，就是一种。这评论的意思是，进门很难；但只要能进去，混混就可以毕业，因为后门没有门槛阻挡了。其实，至少就我亲身所体验，是进门以后，并没有很多混混过去的自由，因为有无形又不成文的大法管辖着，这就是学术空气。说是空气，无声无臭，却很厉害。比如说，许多学问有大成就的人都是蓝布长衫，学生，即使很有钱，也不敢西装革履，因为一对照，更惭愧。其他学问大事就更不用说了。

    时间不很长，我离开这个随随便便的环境。又不久，国土被侵占，学校迁往西南，同清华、南开合伙过日子去了。一晃过了十年光景，学校返回旧居，一切支离破碎。我有时想到红楼的昔日，旧的风气还会有一些吗？记得是一九四九年四月，老友曹君来串门，说梁思成在北大讲中国建筑史，每次放映幻灯片，很有意思，他听了几次，下次是最后一次，讲杂建筑，应该去听听。到时候，我们去了。讲的是花园、桥、塔等等，记得幻灯片里有苏州木渎镇的某花园，小巧曲折，很美。两小时，讲完了，梁先生说：“课讲完了，为了应酬公事，还得考一考吧？诸位说说怎么考好？”听课的有近二十人，没有一个人答话。梁先生又说：“反正是应酬公事，怎么样都可以，说说吧。”还是没有人答话。梁先生像是恍然大悟，于是说：“那就先看看有几位是选课的吧。请选课的举手。”没有一个人举手。梁先生笑了，说：“原来诸位都是旁听的，谢谢诸位捧场。”说着，向讲台下作一个大揖。听讲的人报之以微笑，而散。我走出来，想到北京大学未改旧家风，心里觉得安慰。

    红楼点滴二

    点滴一谈的是红楼散漫的一面。还有严正的一面，也应该谈谈。不记得是哪位先生了，上课鼓励学生要有求真精神，引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改变业师柏拉图学说的故事，有人责问他不该这样做，他说：“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红楼里就是提倡这种精神，也就真充满这种空气。这类故事很不少，说几件还记得的。

    先说一件非亲历的。我到北京大学是三十年代初，其时古文家刘师培和今文家崔适已经下世十年左右。听老字号的人说，他们二位的校内住所恰好对门，自然要朝夕相见，每次见面都是恭敬客气，互称某先生，同时伴以一鞠躬；可是上课之后就完全变了样，总要攻击对方荒谬，毫不留情。崔有著作，《史记探原》和《春秋复始》都有北京大学讲义本；刘著作更多，早逝之后刊为《刘申叔先生遗书》，可见都是忠于自己的所信，当仁不让的。

    三十年代初，还是疑古考古风很盛的时候；同是考，又有从旧和革新之别。胡适写了《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在学校讲中国哲学史，自然也是上卷。顺便说个笑话，胡还写过《白话文学史》，也是只有上卷，所以有人戏称之为“上卷博士”。言归正传，钱宾四（穆）其时已经写完《先秦诸子系年考辨》，并准备印《老子辨》。两个人都不能不处理《老子》。这个问题很复杂，提要言之，书的《老子》，人的“老子”，究竟是什么时代的？胡从旧，二“老”就年高了，高到春秋晚年，略早于孔子；钱破旧，二“老”成为年轻人，晚到战国，略早于韩非。胡书早出，自然按兵不动，于是钱起兵而攻之，胡不举白旗，钱很气愤，一次相遇于教授会（现在名教研室或教员休息室），钱说：“胡先生，《老子》年代晚，证据确凿，你不要再坚持了。”胡答：“钱先生，你举的证据还不能使我心服；如果能使我心服，我连我的老子也不要了。”这次激烈的争执以一笑结束。

    争执也有不这样轻松的。也是反胡，戈矛不是来自革新的一面，而是来自更守旧的一面。那是林公铎（损），人有些才气，读书不少，长于记诵，二十几岁就到北京大学国文系任教授。一个熟于子曰诗云而不识abcd的人，不赞成白话是可以理解的。他不像林琴南，公开写信反对；但又不能唾面自干，于是把满腹怨气发泄在课堂上。一次，忘记是讲什么课了，他照例是喝完半瓶葡萄酒，红着面孔走上讲台。张口第一句就责骂胡适怎样不通，因为读不懂古文，所以主张用新式标点。列举标点的荒唐，其中之一是在人名左侧打一个杠子（案即专名号），“这成什么话！”接着说，有一次他看到胡适写的什么，里面写到他，旁边有个杠子，把他气坏了；往下看，有胡适自己的名字，旁边也有个杠子，他的气才消了些。讲台下大笑。他像是满足了，这场缺席判决就这样结束。

    教师之间如此。教师学生之间也是如此，举两件为例。一次是青年教师俞平伯讲古诗，蔡邕所作《饮马长城窟行》，其中有“枯桑知天风，海水知天寒”两句，俞说：“知就是不知。”一个同学站起来说：“俞先生，你这样讲有根据吗？”俞说：“古书这种反训不少。”接着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出六七种。提问的同学说：“对。”坐下。另一次是胡适之讲课，提到某一种小说，他说：“可惜向来没有人说过作者是谁。”一个同学张君，后来成为史学家的，站起来说，有人说过，见什么丛书里的什么书。胡很惊讶，也很高兴，以后上课，逢人便说：“北大真不愧为大。”

    这种站起来提问或反驳的举动，有时还会有不礼貌的。如有那么一次，是关于佛学某问题的讨论会，胡适发言比较长，正在讲得津津有味的时候，一个姓韩的同学气冲冲地站起来说：“胡先生，你不要讲了，你说的都是外行话。”胡说：“我这方面确是很不行。不过，叫我讲完了可以吗？”在场的人都说，当然要讲完。因为这是红楼的传统，坚持己见，也容许别人坚持己见。根究起来，韩君的主张是外道，所以被否决。

    这种坚持己见的风气，有时也会引来小麻烦。据说是对于讲课中涉及的某学术问题，某教授和某同学意见相反。这只要能够相互容忍也就罢了；偏偏是互不相让，争论起来无尽无休。这样延续到学期终了，不知教授是有意为难还是选取重点，考题就正好出了这一个。这位同学自然要言己之所信。教授阅卷，自然认为错误，于是评为不及格。照规定，不及格，下学期开学之后要补考，考卷上照例盖一长条印章，上写：注意，六十七分及格。因为照规定，补考分数要打九折，记入学分册，评六十七分，九折得六十分多一点，勉强及格。且说这次补考，也许为了表示决不让步吧，教授出题，仍是原样。那位同学也不让步，答卷也仍是原样。评分，写六十，打折扣，自然不及格。还要补考，仍旧是双方都不让步，评分又是六十。但这一次算及了格，问为什么，说是规定只说补考打九折，没有说再补考还要打九折，所以不打折扣。这位教授违背了红楼精神，于是以失败告终。

    红楼点滴三

    点滴一谈散漫，二谈严正；还可以再加一种，谈容忍。我是在中等学校念了六年走入北京大学的，深知充任中学教师之不易。没有相当的学识不成；有，口才差，讲不好也不成；还要有差不多的仪表，因为学生不只听，还要看。学生好比是剧场的看客，既有不买票的自由，又有喊倒好的权利。戴着这种旧眼镜走入红楼，真是面目一新，这里是只要学有专长，其他一切都可以凑合。自然，学生还有不买票的自由；不过只要买了票，进场入座，不管演者有什么奇怪的唱念做，学生都不会喊倒好，因为红楼的风气是我干我的，你干你的，各不相扰。举几件还记得的小事为证。

    一件，是英文组，我常去旁听。一个外国胖太太，总不少于五十多岁吧，课讲得不坏，发音清朗而语言流利。她讲一会总要让学生温习一下，这一段空闲，她坐下，由小皮包里拿出小镜子、粉和胭脂，对着镜子细细涂抹。这是很不合中国习惯的，因为是“老”师，而且在课堂。我第一次看见，简直有点愕然；及至看看别人，都若无其事，也就恢复平静了。

    另一件，是顾颉刚先生，那时候他是燕京大学教授，在北京大学兼课，讲《禹贡》之类。顾先生专攻历史，学问渊博，是疑古队伍中的健将；善于写文章，下笔万言，凡是翻过《古史辨》的人都知道。可是天道吝啬，与其角者缺其齿，口才偏偏很差。讲课，他总是意多而言语跟不上，吃吃一会，就急得拿起粉笔在黑板上疾书。写得速度快而字清楚，可是无论如何，较之口若悬河总是很差了。我有时想，要是在中学，也许有被驱逐的危险吧？而在红楼，大家就处之泰然。

    又一件，是明清史专家孟心史（森）先生。我知道他，起初是因为他是一桩公案的判决者。这是有关《红楼梦》本事的。很多人都知道，研究《红楼梦》，早期有“索隐”派，如王梦阮，说《红楼梦》是影射清世祖顺治和董鄂妃的，而董鄂妃就是秦淮名妓嫁给冒辟疆的董小宛。这样一比附，贾宝玉就成为顺治的替身，林黛玉就成为董小宛的替身，真是说来活灵活现，像煞有介事。孟先生不声不响，写了《董小宛考》，证明董小宛生于明朝天启四年，比顺治大十四岁，董小宛死时年二十八，顺治还是十四岁的孩子。结果判决：不可能。我是怀着看看这位精干厉害人物的心情才去听他的课的。及至上课，才知道，从外貌看他是既不精干，又不厉害。身材不高，永远穿一件旧棉布长衫，面部沉闷，毫无表情。专说他的讲课，也是出奇的沉闷。有讲义，学生人手一编。上课钟响后，他走上讲台，手里拿着一本讲义，拇指插在讲义中间。从来不向讲台下看，也许因为看也看不见。应该从哪里念起，是早已准备好，有拇指作记号的，于是翻开就照本慢读。我曾检验过，耳听目视，果然一字不差。下课钟响了，把讲义合上，拇指仍然插在中间，转身走出，还是不向讲台下看。下一课仍旧如此，真够得上是坚定不移了。

    又一件，是讲目录学的伦哲如（明）先生。他知识丰富，不但历代经籍艺文情况熟，而且，据说见闻广，许多善本书他都见过。可是有些事却糊里糊涂。譬如上下课有钟声，他向来不清楚，或者听而不闻，要有人提醒才能照办。关于课程内容的数量，讲授时间的长短，他也不清楚，学生有时问到，他照例答：“不知道。”

    又一件，是林公铎（损，原写攻渎）先生。他年岁很轻就到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任教授，我推想就是因此而骄傲，常常借酒力说怪话。据说他长于记诵，许多古籍能背；诗写得很好，可惜没见过。至于学识究竟如何，我所知甚少，不敢妄言。只知道他著过一种书，名《政理古微》，薄薄一本，我见过，印象不深，以“人云亦云”为标准衡之，恐怕不很高明，因为很少人提到。但他自视很高，喜欢立异，有时异到等于胡说。譬如有一次，有人问他：“林先生这学期开什么课？”他答：“唐诗。”又问：“准备讲哪些人？”他答：“陶渊明。”他上课，常常是发牢骚，说题外话。譬如讲诗，一学期不见得能讲几首；就是几首，有时也喜欢随口乱说，以表示与众不同。同学田君告诉我，他听林公铎讲杜甫《赠卫八处士》，结尾云，卫八处士不够朋友，用黄米饭炒韭菜招待杜甫，杜公当然不满，所以诗中说，“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意思是此后你走你的路，我走我的路。也许就是因为常常讲得太怪，所以到胡适兼任系主任，动手整顿的时候，林公铎解聘了。他不服，写了责问的公开信，其中用了杨修“鸡肋”的典故，说“教授鸡肋”。我当时觉得，这个典故用得并不妥，因为鸡肋的一面是弃之可惜，林先生本意是想表示被解聘无所谓的。

    最后说说钱玄同先生。钱先生是学术界大名人，原名夏，据说因为庶出受歧视，想扔掉本姓，署名“疑古玄同”。早年在日本，也是章太炎的弟子。与鲁迅先生是同门之友，来往很密，并劝鲁迅先生改抄古碑为写点文章，就是《呐喊·自序》称为“金心异”的（案此名本为林琴南所惠赐）。他通文字音韵及国学各门。最难得的是在老学究的队伍里而下笔则诙谐讽刺，或说嬉笑怒骂。他是师范大学教授，在北京大学兼课，讲“中国音韵沿革”。钱先生有口才，头脑清晰，讲书条理清楚，滔滔不绝。我听了他一年课，照规定要考两次。上一学期终了考，他来了，发下考卷考题以后，打开书包，坐在讲桌后写他自己的什么。考题四道，旁边一个同学告诉我，好歹答三道题就交吧，反正没人看。我照样做了，到下课，果然见钱先生拿着考卷走进教务室，并立刻空着手出来。后来知道，钱先生是向来不判考卷的，学校为此刻一个木戳，上写“及格”二字，收到考卷，盖上木戳，照封面姓名记入学分册，而已。这个办法，据说钱先生曾向外推广，那是在燕京大学兼课，考卷不看，交与学校。学校退回，钱先生仍是不看，也退回。于是学校要依法制裁，说如不判考卷，将扣发薪金云云。钱先生作复，并附钞票一包，云：薪金全数奉还，判卷恕不能从命。这次争执如何了结，因为没有听到下回分解，不敢妄说。总之可证，红楼的容忍风气虽然根深蒂固，想越雷池一步还是不容易的。

    沙滩的住

    这个标题不够明确。因为文题不宜于过长，只得暂时将就，到写的时候补救。我的意思是谈谈以北京大学为中心的青年学生，三十年代前后在北京沙滩一带，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住是什么情况。——就是这个长解题，也还需要再加说明。沙滩是北京大学第一院（即文学院）所在地，校舍是有名的红楼。红楼是多方面的中心。天文或者谈不上，可以由地理说起。泛泛说，形势是四通八达：东通东四牌楼，西通西四牌楼，南行不远是王府井大街、东安市场，北行不远是地安门、鼓楼。风景也好，西行几百步就是故宫、景山、三海。缩小到仅限于学校也是这样：西是第二院（理学院），南是第三院（法学院），学生宿舍大小七处，分布在南、西、北三面。按三才的顺序，地之后是“人”。这有两个方面值得说说。一是全国“文”界最有名的人，为数不少集中于此。二是大学程度的青年，有些是北京大学学生，很多不是，尤其到暑期，也集中于此。人多，都要住宿，办法如何呢？

    先要泛泛说说全北京的。由住的时间方面看，有长期、临时二类。长期，可以长到几百年，这是，或都看作，土生土长，按旧规定籍贯可以写这里，如大兴（北京东城）翁方纲、宛平（北京西城）孙承泽等等就是。长期，还要包括时间不长而心情不想再动的，北京大学的许多教授属于此类。形势所需和心甘情愿老于此的，要买住宅或租民房。北京有不少富户，以多买房产、出租为生财之道，这类房名为民房。一所住房，多则上百间，少则十间八间，一家全租是住独院。贫困人家无力租全院，只租一部分，多则三五间，少则一两间，是住杂院。临时住，是外地来京办事的那些人，多则一两个月，少则三天两天，事完就走。这类人集中在前门（正阳门）外一带，所住之处名为店、旅馆、客栈等。

    青年学生在沙滩一带生活，与全北京相比，住的情况是小同而大异。小同是少数可以租民房，但也不能归入长期一类，因为没有扎根的条件。大异是绝大多数处于长期和临时之间，住的既非民房，又非旅店。这又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已经走入北京大学之门的，另一类是在门外的。

    已经走入门的有个特权，是可以住学校宿舍，不花钱，还有工友伺候。宿舍有两类，以男女分。男生宿舍“量”多，计有东斋（在红楼西北角）、西斋（在第二院西墙外）、三斋（在第三院北）、四斋（在红楼北椅子胡同）、第三院宿舍（第三院内一座二层“口”字形楼）。女生宿舍“级”高，只两处，一在第二院西南角，另一在红楼北松公府夹道。量多不必解释，是床位多，共有大几百，只要学生愿意，向隅的很少。级高要解释一下，是女生访男生可以入宿舍，男生访女生绝不许入宿舍，只有校庆一天是例外。据说，到这一天，不只有人可访允许进去，无人可访也可以进去，各屋看看。但不知为什么，我一次也没去，因而不知道这集体闺房是什么样子，时乎时乎不再来，现在只能徒唤奈何了。

    以下入正题，说不住学生宿舍的，这就可以不分北京大学门内门外的，一网打尽，少数有条件的可以租民房。所谓条件，严格说只有一个，是必须有女伴。这也要略加解释。在那个时代，虽然理论上男女早已平等，租房却必须男性出头，因为只有男性可以充当户主。租民房，介绍所遍地皆是，就是贴在街头电线杆上的半尺多高的红纸片。措辞千篇一律：第一行在右方，由上到下四个较大的字，是“吉房招租”，以后第二行起较小的字写，今有北（或东、西、南）房若干间，坐落在什么街什么胡同多少号，有什么什么设备（包括灯、水等）。家眷、铺保来问。所谓家眷，是必须有妻室，光棍男子汉不租。所谓铺保，是租房有租摺，迁入前要找个商店盖章作保，不能交租由商店负责代偿。提起吉房招租，有两件欠文雅的或者可以算作轶事的事应该提一提。一件是有个时期，北京土著对东北人和天津人印象欠佳，于是招租贴的最后都加上一条，是“贵东北贵天津免问”。另一件是有个新由南方来的学生，对北京的情况似通非通，看到招租贴之后去租民房，一看满意，三句两句谈妥，最后房东慎重，加问一句，“您有家眷吗？”两地口音不同，南方人以为问的是“家具”，于是答：“家具不是你们供应吗？”房东大怒，势将动武，就这样，租约糊里糊涂地破裂了。

    其实，供应家具的事并不假，但那是“公寓”，不是民房。公寓是适应不住宿舍或无宿舍可住的学生需要的一种住所，沙滩一带很不少。又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明的，门口挂牌匾，如我住过的坐落在银闸的大丰公寓就是。另一类是暗的，数目更多，门口没有牌匾，可是规制同有牌匾的一样。所谓规制，由一个角度说是中间型，就是既不像旅店那样流动，又不像民房那样固定；由另一个角度说是方便型，即应有尽有而价钱不贵。这可以由住宿人那方面来描绘一下，比如一个南方学生初到北京，下车后来到沙滩一带，向人打听哪里有公寓。按照人家的指点，走进一家，问有房没有。十之九是有，于是带着你看，任意挑选。选定一间之后，公寓伙计帮你把行李搬到屋内。其中照例有床一张，书桌一个，椅子两把，书架一个，盆架一个。打开行李，安排妥当，公寓供开水，生活大部分可以解决，并且相当安适。房租以月为单位，比民房贵一些，比旅店便宜得多。吃饭一般是在附近小饭馆，也是费钱不多而保证能充饥。洗衣服也方便，有洗衣房的人定期来取来送，如果你懒而不很穷，就可以交付伙计，当作他的日课来办。

    前面说，非北京大学的学生也集中于此，这“此”，说是公寓也未尝不可。人多了，难免藏龙卧虎，如胡也频、丁玲等就都在这里生活过。不是龙虎，也能体会公寓生活的优点。一是人情味远非旅店所能比，某处住得时间长了，可以和同院（包括公寓主人）同甘共苦，成为一家人。二更重要，是可以享受“良禽择木而栖”的绝对自由，比如上午住某处，忽然觉得此处不便而彼处更好，就可以在当日下午迁往彼处，因为房总是有空闲的。

    随着时间的流逝，公寓逐渐减少以至于消亡，良禽择木而栖的自由也逐渐减少以至于消亡。但沙滩一带的格局却大部分保留着，所谓门巷依然。我有时步行经过，望望此处彼处，总是想到昔日，某屋内谁住过，曾有欢笑，某屋内谁住过，曾有泪痕。屋内是看不见了！门外的大槐树仍然繁茂，不知为什么，见到它就不由得暗诵《世说新语》中桓大司马（温）的话：“木犹如此，人何以堪！”

    沙滩的吃

    沙滩的住，有特点，所以写了上一篇。吃，特点不多，不过谈住而不谈吃，像是挂对联只有上联，见到的人会不满意，所以不得不勉强凑个下联。

    还是以在沙滩一带生活的学生为限。上一篇说学生有北京大学门内的和门外的两类。这两类在住的方面区别很大，因为门外的没有白住学校宿舍的权利。可是在吃的方面区别很小，因为学校（如西斋）虽然有可包饭的食堂（每日三餐，一人一月六七元），但饭不能白吃，又没有吃饭馆随便，所以门内的也有很多不吃包饭。这样，谈沙滩的吃，就可以不分内外，而集中说说分布在学校附近的饭馆。

    饭馆都是级别不高的，原因很简单，学生的钱包，绝大多数不充裕，预备高级菜肴没人吃。饭馆数目不少，现在记得的，红楼大门对面两家，东斋附近两家，第二院附近两家，沙滩西端一家。其中有些字号还记得：东斋门坐东向西，对面稍北一家名叫林盛居，北侧也坐东向西一家名叫海泉居；第二院大门对面一家名叫华顺居，东行不远路北一家名叫德胜斋。德胜斋是回民饭馆，只卖牛羊肉菜肴。沙滩西端路南一家，比其他几家级别更低，北京通称为切面铺。切面铺特点有二：一种可名为优点，是货实价廉，比如吃饼吃面条，都是准斤准两；一般饭馆就不然，吃饼以张计，吃面条以碗计，相比之下就贵了。另一种可名为缺点，是花样太少，品位不高。

    照顾切面铺，绝大多数是体力劳动者，北京通称为卖力气的，因为饭量大，要求量足，质差些可以将就。但我有时也愿意到那里去吃，主食要十两（十六两一斤）水面（加水和成）烙饼，菜肴要一碗肉片白菜豆腐，味道颇不坏，价钱比别处便宜，可以吃得饱饱的。可取之处还有吃之外的享受，是欣赏老北京下层人民的朴实、爽快和幽默。铺子里人手不多，大概是四个人吧，其中两个外貌有特点，拿炒勺的偏于瘦小，脸上有麻子，跑堂的年轻，个子高大，于是顾客都用特点称呼他们：“大个儿，给个空碗。”“麻子，炸酱多加一份肉。”大个儿和麻子坦然答应。反过来，他们也这样称呼顾客，顾客也是坦然答应。这在其他几家就不成，买卖双方之间总像有一层客气隔着。

    德胜斋的拿手好戏是烧饼加炖牛肉，学生照顾它，多半吃这个。它给人留下清晰的印象不是饭菜，而是人，一个跑堂的，其时大概二十岁多一点，姓于，学生都叫他小于。他和气，勤快，却很世故。几乎能够叫出所有常去的学生的姓名，见面离很远就称呼某先生，点头鞠躬，满面笑容，没话想话。如果时间长些，还要尽恭维之能事，说不久毕业一定会升官发财，最低也是局长。世故的顶峰是一次大聚敛，说是死了父亲，足穿白鞋，腰系白带，见到熟学生就抢前一步，跪倒叩头。北京习惯，这是讨丧礼，有不成文的定价，大洋一元。那几天，北京大学学生，熟识的见面总是问一句，“小于的钱你给了吗？”可见这次聚敛的范围是如何宽广了。

    其他几家非回教的饭馆都有一种名菜，名叫“张先生豆腐”。顾名思义，是一位姓张的所创。据说这位姓张的也是北京大学学生，但究竟是哪一位，可惜不像马叙伦先生，著书说明，“马先生汤”是他何时何地所创。自己不说，他人想明究竟，自然只能用乾嘉学派的考证方法。菜名张先生豆腐，创始人姓张，没有问题。菜在沙滩一带风行，其他地区罕见，此张先生与北京大学有密切关系，十之九也不成问题。是教师呢？是学生呢？传说是学生；如果是教师，留名的可能性会大一些；可证多半是学生。菜里有竹笋等，北方人少此习惯，可证这位张先生是江南人。——没有考证癖的人，更关心的是好吃不好吃。我的印象是很好吃。价钱呢，一角六分一盘，在当时，如果一天吃一次，单是这一项，一个月就要近五元，就穷学生的身份说是太豪华了。

    与德胜斋的小于相比，海泉居也有个出名的跑堂的，可惜忘了他的尊姓。这位与小于职位相同，可是志趣大异，借用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妙论来说明，小于是中学为体，这位是西学为用。他向会英语的许多学生发问，“炒木樨肉”英文怎么说，“等一等，就来”，英文怎么说，等等。于是，渐渐，他就满口不中不西的英文了。这已经足够引人发笑。但店里的什么人还以为不够，于是异想天开，请什么人写了一副对联，挂在饭桌旁的墙上，联语是“化电声光个个争夸北大棒，煎炸烹炒人人都说海泉成”，下面落款是“胡适题”。联语用白话，如果不看笔迹，说是出于《白话文学史》作者的手笔，也许没有人怀疑吧？

    一晃半个世纪过去，当年的这些饭馆都无影无踪了。沧海变桑田，天道如此，不值得大惊小怪，可惜的是张先生豆腐也成为历史陈迹，想再吃一次的机会不再有了。

    北大图书馆

    文章标题不宜过长，所以只好把本该写在前面的“我上学时期的”几个字略去；“北大”也用了简称，全称是要写为“国立北京大学”的。这时期的图书馆在松公府，是新由红楼地下室迁入的。这至少是再迁，因为据旧同学录“沿革”部分所记，清光绪二十八年（公元1902年，即建校之后四年）设置藏书楼，地点是在“学校后院”（推想就是应保存而于七十年代拆掉的所谓“公主楼”）。为了校外人看到这里不致茫然，这里要翻翻旧账。所谓学校，是指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创立的京师大学堂，经过许多波折，最后才成为“北京大学”的。且说创立时的校址，原是清乾隆皇帝的四女儿和硕和嘉公主（下嫁傅恒之子福隆安）的府第，在景山之东马神庙（借庙名为街名）西部路北。民国五年（公元1916年）在其东沙滩汉花园建红楼，后用作文科教室，称第一院（文学院），原马神庙（改名景山东街，不久前改为沙滩后街）校址降为第二院（理学院）。专说第一院的扩张情况。红楼邻街，坐北向南，为四层砖木建筑。其背后有属于松公府的空地，再北偏西是松公府。先是一九一八年，学校租空地作操场；到一九三一年，一劳永逸，连府也买过来。府有几进房屋，相当好，稍加修整就把图书馆和研究所国学门迁进去，馆在前，所在后。馆，藏书不少，所，藏古物不少，至今还是北京大学的一部分珍贵家当。我一九三一年暑后上学，松公府时期的图书馆刚启用，一九三五年暑后离开学校，新图书馆已经建成（在府门西南），馆即将升迁，所以说句笑话，我是与松公府时期的图书馆共始共终。又所以，谈闲话就不该漏掉它。

    当然，谈它，还有更重要的原因，是那时我还年轻，很糊涂加多幻想，盲人骑瞎马，而它，像一束微弱的光，有时照照这里，有时照照那里，就说是模模糊糊吧，总使我仿佛看到一些路。这样说，提到图书馆，我是应该永远怀有感激之情了。也不尽然，因为它给我的是一些“知”，而知，根据西方的最上经典，来于伊甸园中间那棵树上的果子，受了蛇的引诱才吃，得的果报必是“终身劳苦”。但木已成舟，也就难于找到解救的办法，因为生而为人，能力总是有限的，比如说，坐在哪里，面对众人，说些自己绝不相信的“天子圣哲”之类的话，练练，不难；至于静夜闭门，独坐斗室，奉劝自己相信鞭打就是施恩，那就大难。大难，想做也做不到，只好不做。话扯远了，其实我只是想说说，四年出入图书馆，我确是有所得，虽然这所得，用哲学的秤衡量，未必合理，用世风的秤衡量，未必合算。

    该言归正传了。且说那时候，北大有些学生，主要是学文史的，是上学而未必照章上课。不上，到哪里去？据我所知，遛大街，以看电影为消遣的很少；多数是，铁架上的钟（在红楼后门之外稍偏西）声响过之后，腋夹书包，出红楼后门，西北行，不远就走入图书馆。我呢，记得照章应上的课，平均一天三小时，减去应上而理应听的，不应上而愿意听听的，剩余的时间还不少，就也夹着书包走进图书馆。经常走进的房子只有第一、二两进。第一进是卡片兼出纳室，不大，用处用不着说；第二进是阅览室，很大，用处也用不着说。两个室都有值得说说的，因为都有现在年轻人想也想不到的特点。

    先说卡片兼出纳室。工作人员不多，我记得的，也是常有交往的，只是站在前面的一位半老的人。记得姓李，名永平，五十多岁，身材中等偏高，体格中等偏瘦，最明显的特点是头顶的前半光秃秃的。这位老人，据说是工友出身，因为年代多了，熟悉馆内藏书的情况，就升迁，管咨询兼出纳。为人严谨而和善，真有现在所谓百问不烦的美德。特别值得说说的还不是这美德，而是有惊人的记忆力。我出入图书馆四年，现在回想，像是没有查过卡片，想到什么书，就去找这位老人，说想借，总是不久就送来。一两年之后，杂览难免东冲西撞，钻各种牛角尖，想看的书，有些很生僻，也壮着胆去问他。他经常是拍两下秃额头，略沉吟一下，说，馆里有，在什么什么丛书里，然后问借不借。我说借，也是不久就送来。还有少数几次，他拍过额头，沉吟一下之后，说馆里没有，要借，可以从北京图书馆代借，然后问我：“借吗？”我说借，大概过三四天就送来。我们常进图书馆的人都深深佩服他的记忆力，说他是活书目。四年很快过去，为了挣饭吃，我离开北京，也就离开这位老人。人总是不能长聚的，宜于以旷达的态度处之；遗憾的是，其后，学校南渡之前，我曾多次走过浅灰色三层兼两层楼房的新图书馆，却没有进去看他。应做的事而没有做，现在后悔也无济于事了。

    再说第二进的阅览室。布置没有什么新奇，长方形比书桌大很多的木板大案，不远一个，摆满全室；案两面各有几把椅子，是供阅览者坐的。往图书馆，进室，坐在哪里，任随君便，只要那里还没有人坐。但是既已坐下，就会产生捷足先登的独占权。所谓独占，不同于现在的半天一天，而是长时期。这长时期，来于借书还书的自由主义。具体说，自由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借书多少，数量不限；另一方面是借的时间，长短不限。此外还可以加上一种小自由，比如我们一些几乎天天来的看客，座位有定，借书，大多是送货上门。这样，借的书，有的短期看不完，有的常常要翻翻，就不是勤借勤还，而是堆在面前，以逸待劳。现在还记得，我的位子在室的东北角，面前的书，经常堆成小山岭，以至对面那位的活动情况，看什么书，是否记笔记，一点也不知道。前面说过，图书馆藏书不少，我，颇有现在一些旅游家的心情，到北京，不只著名的燕京八景要看看，就是小胡同，只要有感兴趣的什么人住过，也想走进去，摸摸残砖断瓦。于是而借这个借那个，翻这个翻那个。就这样，许多书，大块头的，零种的，像游鱼一样，从我的面前游过去。由自己方面说，是跳到古籍的大海里，尽情地扑腾了一阵子。结果呢，如果也可以算作有所得，这所得，至少就上学的四年说，完全是也奉行自由主义的北大图书馆之赐。这里需要加点说明，是我并不提倡这方面的自由主义也向外扩张，向下流传，原因是，彼一时也，此一时也，图书馆的任务，方便读者的一面当然要重视，但还有另一面，是看守，防止损坏丢失，这后者如果一放松，那就不堪设想了。

    说到向下流传，我不由得想到现在的北大图书馆。真够得上发扬光大了。迁到原燕京大学，新建了既高大又豪华的楼房。书，吞并了燕京大学收藏的，加新购，据说就数量说，已升到全国第二位，仅次于北京图书馆。善本，甚至孤本，也不少。这新图书馆，我也利用过，是几年以前，因为考证有些旧人旧事，须查善本。照章，带着介绍信，还求副馆长版本专家郭君打了招呼，才拿到善本室的阅览证。善本室的工作人员也和善，但照章，要先查卡片，写好书名和编号，坐等。找到，要先交工作证和阅览证，作为抵押，然后领书。看完，还要立即归还。对于防止善本的损坏丢失，手续再增加，我也谅解；只是借到的书，有的盖有旧北京大学的印记，我看看，想想，感到那样多的书，那样长的过往，都离我太远了，不禁为之惘然。

    我的琉璃厂今昔

    这个题目，“我的”两个字最重要，去掉这两个字，文章就不好作了。幸而早已有人作过，那是写《贩书偶记》等书的孙殿起，琉璃厂通学斋的有“实”学的主持人，喜欢考史，于几十年前辑了《琉璃厂小志》（作古后由别人整理出版）。这本书的大优点是繁而杂，繁是有闻必录，杂是连类而及，如谈旧书，就走出琉璃厂，兼看看隆福寺、东安市场等地。优点还可以分类说。一是旧闻多，凡是散见各书之有关琉璃厂的，如李文藻《琉璃厂书肆记》之类，都收了，这样，想了解琉璃厂，就用不着东翻西检，有这一本就够了。二是有很多材料不是来自书，而是来自他自己的所见所闻和所记忆，这是最珍贵的史料，因为放过就会湮灭，即以《贩书传薪记》那部分而论，所记的有些人，不见经传，我还熟识，见到就感到特别亲切。三是所收游记、诗词之类，可以作为卧游之资，那就还有考史以外的价值。但这样一来，我就有如前行有虎拦路，只好绕道走，着重写“我的”，以表现另一时期的琉璃厂的今昔变化。想分作三个段落谈，一是三四十年代，二是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前半，三是文化大革命之后。

    先说第一个段落。一九三一年夏，我念完通县师范，无路可走，到北京考大学。心目中考两处，北京大学和师范大学。北京大学考期在前，发榜也快，侥幸录取，乐得牺牲一元钱的报名费，可以入师范大学的考场而没有去。人生的旅程有如实际行路，岔路口，走上一条，前面的景象就与走上另一条迥然不同。且说北大与师大的两条路，可以推想，千差万别，一言难尽。其中很小的之一属于地理方面，包括远近和方便不方便。扣紧本题说，入北京大学，我就有住北河沿第三院宿舍的机会，离东安市场就近了；入师范大学，校址在和平门外路西，原琉璃厂的琉璃窑所在地，到后期书业集中地的琉璃厂，出校门往南，不过一箭之地。简而言之吧，我因为没入师范大学，与琉璃厂的关系就难得亲近，或者说，只能间或走走而不能朝夕流连。间或去，目的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平时买笔墨之类，一类是旧历正月逛厂甸。先说有目的的买。穷学生，没有乾隆年间四库馆中人查书的需要，没有搜求善本的财力，所以到琉璃厂，很少走进书店，偶尔进去看看，也很少买。买笔墨等用物的时候比较多。笔买贺莲青或李玉田的，七紫三羊或五紫五羊，一支不过两三角钱，店里人还管挑选，捻捻毫端，看看，才递给买主。墨买胡开文的，五百斤油，黑而亮，一支也是两三角钱。三家都在东琉璃厂。古董店，旧墨不少，听说有点地位的文人、书人、画人都用旧墨，乾隆年的，一锭一二元，也不很贵，我们不敢问津。笔墨之外，记得由书店买过几种书，其中一种是《永怀堂古注十三经》，七七事变战火中失落了。还买过碑帖，现在居然还有残存，如二爨，《谷朗碑》，《嵩高灵庙碑》，大概都是看康有为《广艺舟双楫》时候买的。

    再说逛厂甸。由老北京看，厂甸也是庙会的一种，定期，男女老少都去，有卖有买，可吃可玩。由书生看就不同，比如外城广安门外有个五显财神庙，庙会期在旧历正月初二，经商之家必去，书生就很少去。厂甸庙会不拜神，会期长，由正月初一到十五，有些人却天天到。原因之一是展出待价而沽的是古旧书籍、古旧书画以及古董等；之二是货多，勤换，天天有巧遇的机会。以下具体说“我的”，记得是由一九三二年起，每年会期平均去两三次。路程是由北而南，出和平门。出去不远，路中间是席棚，向南延伸很远。里面挂满旧字画，据说名家款的，几乎没有真的。索价不一定，也许几十几百，三两块钱就成交。我这样的既无眼力又无财力的人当然不敢过问，所以总是走马看花，一穿而过。席棚北端往南不很远，两旁都是背墙面街的书摊，整齐大部头的不多，因为意在清除丛残存货。但是反而容易发现罕见的，所以摊前总是不冷清，其中还有不少戴花镜的老朽。我也买到一些，其后有的散失，剩下的一些混在丛杂中，辨认也难了，只有一种，《粤雅堂丛书》本《苏米斋兰亭考》二册，日前偶然见到，已沦为一旧砚之座，记得确是逛厂甸时候买的。厂甸庙会海王村内（今中国书店）为古董摊集中地，其东火神庙内为珠宝玉器摊集中地，那是供应另一类主顾的，与书生无关，只好不谈。

    以下转入第二个段落。自一九四九年革故鼎新，琉璃厂变化很大，庙会渐渐消亡，书籍、书画、古董等商店渐渐减少、归并。我前往，目的和行程由前一段落的杂化为单一，具体说是只到东琉璃厂一家，路北专经营旧书画的宝古斋。我不能书，却喜欢看法书，其时这类旧物还不很少，价不很昂，有时货合意兼价合意，就买一两件，拿回欣赏，也可算是遣有涯之生的一种妙法。画当然也好看，但价高得多，只好看而不买。店里有一位店员名张有光，是我的同乡，重乡里之谊，我隔些时候去，他总拿些价不高的新进货给我看看。这里插说几句，书画和人一样，也有走运不走运的分别，比如伊秉绶和刘石庵，都有大名，伊的字就贵得多；又如郑板桥和高南阜，就字说，我看还是高的较好，因为骨多而少造作气，可是郑的贵得多。还是回过头来说交易。因为是国营了，话说得实在，比如“真的，没问题”，“有人看真，有人看假”，等等。又一个好处是，已经定价的就言不二价。这样，有如钓鱼，只要有耐心，日子多了，也就可以钓上几条，纵使都是三两二两的。但只要不是想贱买贵卖，而是想遣有涯之生，三两二两的也未必不如三斤二斤的。比如都是经张君之手，我买得的姚惜抱恭楷书札，高南阜左手书札，梁山舟为吴山尊书前后《赤壁赋》，翁方纲为张廷济书藏器题跋，曹贞秀书刘改之词扇面，归懋仪书自作诗扇面，虽然在收藏家眼里都算不了什么，我却觉得颇有意思。

    最后说第三个段落，文化大革命之后。大革命中，琉璃厂所卖，十之十是四旧，在应除之列。除的结果是灭亡，至少要销声匿迹。七十年代末，风有变，对四旧的评价渐渐大变，由应除升迁为应保护的文物。然而可惜，到想改阶下囚为上宾的时候，连囚也难于找到了。但恢复仍势在必行，一是这属于精神文明，二是外国人珍视，可以换外汇。于是行回生之道。其中的大举是改破旧平房为宫殿式，中举是恢复老字号，小举是开货之源。三举，最后一举最难，一是大除之后，死里逃生的已经不多；二是有文物什么法，值得保存的不许卖。这结果——还是说我的见闻吧。先说“货价”。还是八十年代早期，我过琉璃厂，顺便到中国书店看看。从架上抽出两本一部的线装书，看着眼熟，知道是我的故友李君物，大革命初被运走，落实政策时，他儿子以平均一本一角的价钱卖给中国书店的，已升到一本五元。碑帖的价就更可怕，如郑文公上下碑，拓裱都平平常常，已升到过千元。再说“货质”。八十年代前期，我陪伴也有砚癖的王、刘二君往庆云堂楼上看旧砚。货不少，明码标价，最少的一方一百元，最多的一方五千元。看完，二君问我的观感，我说没有一方可要的。还可以说说“货的真伪”。一两年前，听说响应开放，古书画也卖了，一个年轻人有兴趣，约我一同去看。我们看了两家，虹光阁和宝古斋。挂出的货不多，绕场一周，见到很伪的八大山人，价八千，很伪的王石谷，价五千，万没想到连清末民初人的字，如陈宝琛、邵章之流，竟也有形而无神，可是定价都是六七百元。我只好一笑走出来。

    近几年，我往琉璃厂，常进去的一家是荣宝斋。十之九是买纸。也有个小笑话，是住在晋南的玄翁来信，托买六吉宣。我赶紧去荣宝斋，正好一位年老的售货员在柜台内，我上前说明来意。那位很幽默，先反问：“您说的是什么时候的话？”我识趣，答：“前些年的。”想来是话投机，他笑了笑，说：“您有什么就买什么，别说前些年的话了。”于是买了净皮，不再要求六吉。顺便说说，荣宝斋还卖今人字画，大概是八十年代初，启功先生的字一幅售价二百元。我少见多怪，看见启功先生，开玩笑说：“您知道您的身价吗？”他说不知道。我说已经涨到二百，他说：“两毛您要吗？”我说：“不要，因为要您的字，我还没花过一毛钱。”不想又过了几年，连续有人告诉我，原来二百那样的，已经涨到六千。真贵加上其他的假和次，也贵，再加上外围的宫殿式，其总和就成为可怕。但是我不怕，因为我有战略战术，不是取自孙武子，是取自勤于治水的大禹王，三过其门而不入是也。

    鬼市

    老北京有所谓“鬼市”，又名“小市”或“晓市”。得名的由来，三十年代官修《旧都文物略·杂事略·市井琐闻》说得比较详细：“于东西两市场（案指东安市场和西单商场）之外，更有晓市之设。每值鸡鸣，买卖者率集合于斯以交易焉。售品半为骨董，半系旧货，新者绝不加入。以其交易皆集于清晨，因名晓市。或谓鬼市，亦喻其作夜交易耳。俗呼小市，误。”这说的不尽确实。一、鬼市的鬼，主要不是取夜行之义，而是取用鬼祟手段以假充真而骗钱之义，清佚名《燕台口号一百首》之一云：“乍听鸡鸣小市齐，暗中交易眼昏迷。插标人去贪廉贱，一笑归看假货低。”这假即所谓玩鬼把戏。二、俗呼小市并不误，除上引佚名诗句之外，清吴长元《宸垣识略》卷九说：“东小市在半壁街南，隙地十余亩，每日寅卯二时，货旧物者交易于此。”可见解小为晓，也许正是深文周纳了。

    鬼市也是交易之所，但有不少特点。一是时间早，鸡鸣开始，日稍升即散。二是卖买双方都流品很杂。卖方半数以上是旧物小贩，北京称之为“打鼓儿的”，他们白天挑担，手持径寸硬皮小鼓，用细长竹片边走边敲，发清脆之音，串大街小巷，收买旧物。收买范围可说是佛法无边，上至商彝周鼎、汉镜唐琴，下至破旧衣服、碎铜烂铁。出去一天，收获或多或少，第二天欲明还暗的时候到小市，摆在地上出卖。鼓担之外，还有不少并非经商的市民，多数是急于换钱，少数是旧物无用而不愿存储，也拿到鬼市待价而沽。再说买方，有商人，也是流品很杂，只能举例说，如可以高到古玩字画店的老板，低到补鞋匠；有一般市民，目的是用贱价买些家用杂物；还有一些人，可以称之为有访古汲碎癖的书生，如邓之诚、顾随、胡佩衡之流。特点之三是货未必真而价必不实，即俗话说的满天要价，就地还钱。还有一个特点，由访古汲碎的书生看来最重要，是常常会遇到年代久远、希奇古怪、很难由商店买得的东西。这方面的例证不少，有文献可征的如《红楼梦》后四十回的残稿，《浮生六记》作者沈复的画，都是由这条路来的。

    由于偶然的机缘，我长时期住在北城鼓楼以西，出门向西不远是摄政王府，它的西墙外有一块空地，就是北京著名的鬼市之一。还有两个，一个在崇文门外，就是《宸垣识略》说的东小市，一个在宣武门外，因为都离得远，我没有到过。这北小市也历尽沧桑。一是面积的伸缩，这也有规律，大致是社会不稳定的时候伸，稳定的时候缩。伸，不只是地，还有人。如四十年代日去美来的时期，地域由摄政王府西墙外一直伸到东墙外，摆摊的人加入不少旧日的缙绅阶层，包括胜国贝勒载涛。另一变动是迁居，这是五十年代的事了，先迁到德胜门内以东的城根，名曰绦儿胡同，再迁到德胜门外略东的教场口，几年后消灭。

    我有时想，逛鬼市，由心理或动机方面看，应该说与垂钓有相似之处，都是贪。但也略有分别，就是汲碎的“得”不单纯是利，而杂有不少赏奇和思古之幽情。例如我有一次买到个唐景云二年（公元711年）臧十二娘的铜造像，个儿小，制作不精，非贵重之物，可是想想年份，其时李白刚刚十岁，杜甫要一年之后才出生，就觉得很有意思。

    由于这类的有意思，加以“天时不如地利”，空闲的早晨我总是喜欢到鬼市逛逛。有时起得很早，就更能体验一下鬼趣。赶早寻宝的商人多半提着马灯，快步前行，或者停在某鼓担前，掌上托着什么，用灯照着细看；卖买双方都不说话，袖口对袖口用手指争论价钱。我们书生一流自然只能掇拾一点点大网漏下的小鱼小虾。但有时也会有虽不名贵而颇有意思的获得，如清朝乾嘉时期藏书家严元照（芳椒室）写的黄山谷诗卷，因为不是一般人都熟悉的成铁翁刘，久卧地上无人问津，我买了，看看，落款后的两个印章是“张氏秋月字香修一字幼怜”，“我亦前身是秋月”，前一个印章见叶昌炽《藏书纪事诗》，说是孙星衍见过，后一个印章，大概孙氏也没见过，所以觉得颇有意思。又如乾隆拓唐欧阳通《道因碑》整幅裱本，沈德潜《杜诗偶评》初刻本，都是商贾不肯收，我觉得有意思，用贱价买来的。

    屈指十几年，断断续续由鬼市收得杂物不少，有些随手散去，有些当作四旧付之丙丁，自我失之，也没什么遗憾。只是有一种，约半套驴皮剪的彩色影戏人物，这是儿时随母亲到外祖家，静夜在村头看灯影中的悲欢离合故事，为之入迷的，也放在旧书报之上烧了，事过境迁，有时忆及，仿佛儿时的梦更渺茫了，不禁兴起对于鬼市的怀念。

    东安市场

    三十年代初期，我一度住在北京大学第三院，地址在东安门北河沿路西。一个拱形大门，上有楼，是著名的“北京大学学生储蓄银行”所在地。银行很小，因为行长是马寅初，所以名气却大。入门笔直一条路，路北是球场，路南是口字形的二层楼，用作学生宿舍。门外是一条南北向的小河，沿河北行，过骑河楼东口，再北行，到东西向的一条大街，正名是汉花园，通称沙滩，路北就是有名的红楼，北京大学第一院，即文学院。出第三院门南行，不远，也是一条东西向的大街。西望，不很远，是紫禁城的东华门。东行，相当近，出东安门（其时门和皇城都已拆去），是东安门大街，两旁都是商店。东口外是南北向的一条大街，往北名八面槽，往南就是一直负盛名的王府井大街。王府井大街南口外是东交民巷，使馆区，外国阔人多，所以这一带有不少洋味的商店。我们穷学生对洋味不感兴趣，或说不“敢”兴趣，可是常到这一带来，是因为这里有东安市场。

    东安市场在王府井大街靠北头路东，南北一个长条。有三个门，接近北头坐东向西是正门；北头向北、南头向西，各有一个门，是旁门。据说这里在清朝是箭场，旗下子弟练习弓箭之所，后来推位让国，不射箭了，空地无用，于是由商贩摆摊发展为市场。因为是自由发展的，所以格局不严整；又因为物以类聚，所以又像是略有规划。主干是进北门南行的一条街，上有棚顶，售百货的商店集中于此。主干东面的一条，北头是吉祥戏院，往南是大大小小一些饭馆，最南是南花园，空场，露天，最简陋，有杂耍，卖小吃，都是随时聚散的。主干西面的一条（严格说是半条），也就是进西门往南拐，先是一个小方块，名畅观楼，再南行，一条街，名丹桂商场，都是靠边是店，中间是摊，上有棚顶，商业清一色，卖旧书。

    对于我们穷学生，东安市场能够解决衣、食、用三方面的问题。用，因为百货俱全，自然买什么有什么，惟一的限制是不能一文不名。优点是钱少也可以，比如说衣吧，当时人人必穿的蓝布长衫，先试后买，不过一元钱多一点一件。应该着重说的是食。食有两种，一为肠胃食粮，另一为精神食粮。肠胃是根本，却很容易满足，譬如说，东来顺的羊肉饺很好，十个不过四分钱，吃二十，八分，加一碗粥，一分，给一角，说明不必找钱，还可以听到全店齐声的“谢”。精神食粮，依古训是“行有余力”的事，我们却视为很重要，或说很感兴趣。因为很感兴趣，所以文题是东安市场，却不得不缩小范围，多说丹桂商场。

    连带毕业之后，同丹桂商场打交道，前后超过二十年。印象自然很深，可是要描述，却感到千头万绪，无从说起；又因为年老善忘，有些印象模模糊糊，说也难免似是而非。不得已，还是由兴趣方面下笔。兴趣之一是熟，不只店熟，摊熟，人熟，甚至某类书会出现在什么处所，也能估计个八九不离十。现在宣扬文明礼貌，好旅店、好公共车有旅客之家、乘客之家的美名，那时的丹桂商场，确是可以援例称为书客之家。兴趣之二是书丰富，而且常常会遇见意想不到的。那时候，旧书的来路很多，在进货方面，书商是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因而，譬如说一星期去一次，总会看到不少新的旧货。回想当年游丹桂商场，真有如沿着河岸钓鱼，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拽出一条大的来。这情况也可以用游山玩水的话来形容，是如行山阴道上，应接不暇。兴趣之三是常常不空手而回。有时一本，有时两三本，装在书包里，带回家，放在桌上，看着高兴，翻开读读，有所得，更加高兴。

    二十年，记不清出入多少次，也记不清买了多少种。但是说来可怜，其中大部分，文化大革命中装入麻袋，运往造纸厂了。我没有鲁迅先生那样的雅兴，把购书账写在日记之后，现在是想知道曾经买到什么书也做不到了。但确切记得的也还有一些，为了引为谈助，无妨把自己偏爱的略举一二。一种是重刊青柯亭本《聊斋志异》，十六册，木板两函，乾隆乙巳（五十年，1785年）所刻，连布套的蓝布都是当时的，纱粗布厚，使人发思古之幽情。其实，青柯亭原刊本在彼时也并不难得，价不过十元左右。只是我买的这重刊本，价才五角。又，因为并非善本，不为人所重，反而并不多见，孙楷第先生一次到我这里来，我拿给他看，他说还是第一次见。又一种是辜鸿铭所著英文本《春秋大义》。辜氏英文写得好，思想怪，不少外国人崇拜他，重价搜罗他的著作。我出于好奇之心，也想搜罗他的著作。多年来买到几种，只有这一种较名贵，因为有他的双料签名。书是赠给一位名“孙再”的人，翻开封面，左右两页，左边用中文写，右边用英文写。中文三行，右是“孙再君存”，中是“读易老人”，左是“癸亥年立夏后一日”，总共十六个字，有意思的是竟写错了三个：“易”中间多了一横，“癸”开头多了一撇，“亥”少了最后一撇，成为“玄”字。癸亥为民国十二年（1923年），是他逝世之前七年，也可见是如何颓唐了。又一种是C.Jarvis英译本《堂吉诃德》，美国印，有插图一千幅，为法国名画家T.Johannot所画。我国由明代以来，刻俗文学书有所谓绣像，不知为什么，总是画得不像真的，更大的缺点是面貌千篇一律，略具形体而毫无个性。这本《堂吉诃德》就不然，正如曹雪芹笔下的人物，个个有血有肉。“桑丘·潘沙和驴”一幅尤其妙，整页，桑丘·潘沙两臂伏在驴背上，人和驴都作憨态，可是人的目光中却露出务实的机智。这部书是我多年爱读的，对照插图，感受就更深了。还有两种，可以合在一起说，因为都是一种连续买了两本，以其一送给也好聚书的友人。一种是梁令娴钞《艺蘅馆词选》，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印，精装，皮脊烫金，很美。另一种是鲁迅先生原印《死魂灵一百图》，画得至上，印得至上。《死魂灵》是世界讽刺文学作品的上乘，对照这样的插图看，那就真是红花有绿叶扶持了。

    到五十年代，丹桂商场趋向冷落。其后，东安市场改建，成为东风市场，原来的熟书店、书摊，如中原、五洲、环球、华鑫、华盛、大众等都不见了。场由分部化为统一。变动相当大，这包括：简陋变为堂皇，阴暗变为敞亮，不整齐变为有条理。我有时从门前过，进去看看，经常是人山人海，多数柜台前三层两层人围着，年轻的买穿戴，更年轻的买玩具，等等。我也买过一次东西，是腰带，牛皮的，坚韧，很合意。高兴之余，想到昔时，辨认，原来就是当年买得木板《聊斋志异》的地方。

    阅微草堂

    辛未年尾，大寒节之后两天，祭灶之前四天，我又到位于北京外城虎坊桥东路北的晋阳饭庄去吃一次午饭。说“又”，是因为已经去过多次。都不是独自一人。最多，或也最早，是辉君，仍是逝者如斯夫，也长时期没有消息了。这次去，我是想到琉璃厂买纸，顺便看看处理的金星歙砚。陪伴的是两个年轻人，一男一女，也去的理由，主要是出于惜老之心，照顾我，其次是顺便到琉璃厂看看。组合之后就出发，根据不成文法，上下车，横穿马路，他们搀扶；我一方呢，要招待吃饭，于是直奔晋阳饭庄。饭庄在琉璃厂之南，相隔一站多路，吃它而不吃琉璃厂的什么馆，应该说明理由。理由有二。一是唯物的，那里的山西名菜“过油肉”，专有菜“小炒肉”，我喜欢吃，而且价钱不贵。理由之二是唯心的，那地方是纪晓岚（名昀）故居，即所谓阅微草堂。坐在那里，饮竹叶青一杯，缅想二百年前，这位既有学识又有风趣的高级知识分子，用他的藏砚磨墨，写他的笔记或其他的什么，可以发思古之幽情。

    我想依照时间先后的顺序，说说自己和阅微草堂以及其主人纪文达公的一些因缘。纪氏生于清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卒于嘉庆十年（公元1805年），地道的乾嘉人物，我自然无缘见到。可是见过他的画像《洗砚图》，半身，头长，上圆下尖，眼小近于闭，鼻端粗大，微有须，着宽袖长袍，左手持一长椭圆砚，弯至胸前，总的印象，是个十足的糟老头子。人无可看，只好说与人有关的杂七杂八的。

    时间最早是《阅微草堂笔记》。我读这类消闲书，始于《聊斋志异》，那是上小学时期。上中学才得见《阅微草堂笔记》。其中殊少柳泉居士笔下那样可爱的鬼和狐，可是他肯记“如是我闻”，希望读者“姑妄听之”，究竟比老学究高出一筹，所以也就喜欢看。不只自己看，八十年代编《文言文选读》，还选了《刘东堂言》等三则，介绍给青少年看。因为我一直认为，学文言，开始宜于读些文笔流利内容有趣的，纪氏的这部书正是这样的一种。

    笔记浅易，甚至可以不雅驯，像是未尝不可以说，文如其人，因为里巷传说，纪氏是最喜欢开玩笑的。但他还有另一面，是正襟危坐写大书，那是多人起草由他定稿多达二百卷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这部书，自入大学翻看之后，我就钦佩，离不开，因为阅读古籍，它是最好的顾问。这不是说，它毫无缺失，是说，它有知见，能够为我们引路；文笔简练典雅，单是当作文章读，也是一种享受。享而受之，独吞，有违“与朋友共”的古训，于是也在那部《文言文选读》里，选了《武林旧事》等三篇的提要，用意是，读书人，显示知识，夸耀见识，眼睛应该往上看，读了《提要》，只是三卷五卷，我们也就会自视缺然了吧？

    缺是赶不上。就我自己说，还有闲事一宗，也苦于赶不上，是纪氏为清代藏砚名家，我也喜欢砚，可是因为少钱少缘，虽多年兴趣不减而仍是只能望洋兴叹。叹，无用，只好退一步，只求看看。而上天不负苦心人，在五十年代初，由隆福寺街的三友堂，居然就买到《阅微草堂砚谱》。据民国五年徐世昌的序文说，是根据纪氏后代所藏仅有的一份拓片影印的。收砚约一百二十方，不知道是否有遗漏。拓片几乎都是兼收正背两面，如果侧面有款识，也收。以拓片为中介看砚，有如隔帘幕看佳人，只能得其仿佛。但就是这仿佛，其中有些，也足以使迷砚者馋涎欲滴了。有些款识也值得赏玩，只举两处（原无标点，下同）：

    枯研无嫌似铁顽，相随曾出玉门关。龙沙万里交游少，只尔多情共往还。乾隆辛卯（案为三十六年，公元1771）六月，自乌鲁木齐归，囊留一研，题廿八字识之。晓岚。

    余与石庵皆好蓄砚，每互相赠送，亦互相攘夺，虽至爱不能不割，然彼此均恬不为意也。太平卿相不以声色货利相矜，而惟以此事为笑乐，殆亦后来之佳话与？嘉庆甲子（案为九年，公元1804）五月十日晓岚记，时年八十有一。

    这有情趣。牵涉的历史也有情趣，如遣戍新疆放还，其后二年就编《四库全书》；嘉庆九年还有闲情铭砚，第二年就见上帝了。我特别感兴趣的是与名书法家刘石庵（名墉）通砚的有无，所以昔年诌《咏砚十绝句》，其中之一就提到他们，诗云：“凤阙朝参退食余，崇坚（刘评砚石贵坚老）贵腻隔城居（刘寓内城东四南驴市胡同，今改礼士胡同）。唐泥宋石相侵夺，白发题铭两尚书。”

    再说一件后来居上的因缘，是六十年代初，阅市，遇见纪氏藏南宋末家之巽（曾任校书郎）的眉寿砚。砚长方形，大而厚，左侧有纪氏题识，云：

    海宁陈文勤公（案名世倌）蓄古砚二，辗转贩鬻，皆归于余。一为端石，刻澄泉结翠四篆字，署性存居士家之巽题，后为石庵持去。一为歙石，即此砚也。家之巽名见《癸辛杂志》，则二砚为宋石审矣。嘉庆甲子十月晓岚记。

    石确是歙石，很旧，再证以题识的引周密书，即使不对砚谱，也可知必非赝品。可是文物商有个师徒授受的框框，说纪氏家道未落，砚从未散出，所以凡声称出于阅微草堂者都是伪造。我没有这样的框框，虽然推断题识的秀劲隶书必是代笔（纪氏拙于书），还是收了。

    其时关于纪的寓所，只知道在虎坊桥一带，所谓扑朔迷离。是八十年代中期，以某种机缘结识刘叶秋先生。他也是喜欢谈掌故听掌故的，于是有一次就谈到阅微草堂。他说就是现在的晋阳饭庄，民国初年他家曾租用，阅微草堂在东院，北房三间，门上还悬着匾额，饭庄东邻是个杂坊，一直往里走就是。其后有一天，我又到晋阳饭庄吃饭，想到东院看看，饭庄人说，早没有了。又其后不久，刘叶秋先生归了道山。幸而阅微草堂的事，有关的人士也知道了，于是饭庄门外墙上加了“纪晓岚故居”的题识，餐厅后院加了启功先生写的“阅微草堂遗址”的匾额。至于东小院，真阅微草堂，原匾额，刘叶秋先生作古之后，恐怕连知道的人也绝无仅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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