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心

    碎影多种，也许以这一影为最难写。原因之一是我记忆力很坏，童年更远，“事”还勉强可以抓住一些，“心情”就恍恍惚惚，若有若无。还有原因之二，是“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童年少拘检，离禽兽更近，心所想，就难得有冠冕的。但躲开又有违以真面目对人之义，所以只好勉为其难，说说现在还有些影像，由翰苑诸公看不值得甚至不宜于写入青史的。分作几项，由没出息起，到有遐想止。

    一是无志，至少是无大志。志，当心之所向讲也有歧义，“诗者，志之所之也”的志是一种，“有志者事竟成”的志是另一种，前者情的成分多，后者情的成分少，我这里说的志指后一种。说无志是由比较来，这比较也是后来的事，即念了些旧的，才知道古人曾经如何。也不敢过于高攀，如刘、项看见秦始皇招摇过市就眼馋，恨不得也如此这般一场，我，也许因为没见过这场面，就连想也没想过。跟谁比呢？可以揪出很多，只说一些形象特别鲜明的。由近及远，先冒出来的一个是南朝宋宗悫，他的叔父宗炳（字少文，就是墙上画山水画，卧游的那一位）。问他有何志愿，他说“愿乘长风，破万里浪”。接着来的是东晋祖逖，流传的轶事是闻鸡起舞。据说这鸡是荒鸡，半夜叫，所以与今日离退休老头儿老太太闻鸡鸣就起床去跳迪斯科不同了。再来一个是东汉班超，有个任人皆知的豪举是投笔从戎。破万里浪，早起锻炼，放下笔拿刀枪，都是不甘于居人下碌碌一生。不甘者，总想沿阶梯往上爬也，我是连阶梯也没想过，所以是无志。

    二是恶劳。劳与逸对立，逸是也不避活动，只是不干费力而自己不喜爱的。这样，今日，室内下棋，入卡拉OK去唱；昔日，刘伶喝酒，阮籍漫游，乃至如张岱之“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就都是逸而不是劳。我幼年没有喜爱什么就从事什么的条件，所以几乎可以说，所有活动都是劳而不是逸，其中最主要的是干多种农活儿。农活儿，由性质、轻重以及惯于由什么人做，可以分为三种，如锄地要由壮年男子去做；用畜力翻地，在前面牵引牲畜，一般是未成年的男子；棉花果实开绽，一般是妇女（包括未成年的）去拾。

    如此分工，除了重体力劳动之外，像我，男性而未成年，就所有农活儿都要参加。北方没有水田，但风吹日晒，尘土飞扬，也不好受。还有，如间（去声）苗、拔草，总要蹲着，拾棉花，总要弯腰，重复同一种动作，劳累之外还要加上单调。尤其拾棉花，棉桃断续开，拾又不能快刀斩乱麻，情况就成为，刚拾完一次，又得开始下一次，没完没了。现在还记得，春天下种，我总是希望少种棉花，甚至不种棉花。可惜是没有发言权，也就每年秋天，还要混入妇女之队，弯腰去拾棉花。感到烦腻，或说怕。曾有躲开农田的朦胧想法；如何能躲开呢？不知道。可以知道的是我在“不失其赤子之心”的时候就不热爱劳动，至少是体力劳动。我不知道我这样的童心可否算做根性，如果可以算，常在我们耳边响的“我们的民族勤劳伟大”云云就要打点折扣了吧？

    三是想换个地方风光风光。我家在农村。村不大，可是离大城市不远，这大城市而且是两个，北京和天津。北京在西北方，距离近二百里；天津在正南略偏东，距离一百里。语云，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因而亲属和邻人，有不少曾到天津去，有的并且是来来往往。两地对比，一处繁华，一处僻陋；一处阔气，一处寒俭，乡里人都没念过《庄子》，因而对于繁华和阔气就不能不有艳羡之心，甚至觉得曾经在那里游游逛逛就是光荣。光荣要显示，于是就喜欢说，比如那里有高楼，有电车，不点油灯而点电灯，入夜，大街比白天还亮云云。到过北京的还可以加上，外有大城，城门上有城楼，内有皇帝住的宫殿，连瓦都是黄色云云。我其时也没念过《庄子》，对于这闻而未见的，也就想能够看看。如何才能变不能为能呢？因为无志加少知，就想能够有个在大路上来来往往的职业，比如开什么车吧，就可以一会儿在这里，一会儿在那里，看没有见过的。这种希冀，就是现在想，也不坏吧？可惜引导人走上哪条路的经常是机遇而不是希冀，以致直到现在，我只能面对稿纸而没有能够到各地风光风光。

    四是也想光宗耀祖。如果我早生几十年，光宗耀祖就要走科举的路，中秀才，非白丁，就可高出农民一等；中举人、进士，多有入仕途机会，就高出不只一等了。可见所谓光、所谓耀，都要由地位升高来。废除科举之后，偏僻小村的农家，地位也有高下之分，虽然并不彰明较著。以我家和王家的两个外来户为例，我家的经济情况比较好，我大哥在外面，先则读书，后则工作，家里的男性都识字，在乡里人的眼里，我们自己（张、王二家）也觉得，张家的地位高过王家。高、低，光彩总是在高的一边。生而为人，尤其童年，头脑中尚未装入各种书本上的思想的时候，自然就认为这光彩颇值得追求。究竟追什么，如何才能获得，没想过，也就很渺茫。以石杰为榜样，也想走入仕途吗？像是不敢有这样的奢望。次奢的愿望不过是离开农村，能够在外面有个立足之地，收入养自己有余，给家里，使财产增加，亲属心满意足，乡里人赞扬而已。现在看，这愿望是可怜的，原因有轻的，是过于猥琐；还有重的，是有违“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之义。但就是这猥琐的愿望，今日检阅，也只是实现一半，即外出而未能兴家也。

    五是也想结庐在人境。陶渊明《饮酒》二十首之五：“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我童年的所想，只是这首诗的第一句，因为家乡没有“南山”，更不知道还有“心远”这样一种境界。就是想结庐也是由记忆中的一件小事推知的。且说这件小事，是上小学时期，确切的年份记不清了，像是住在学校的哪一间房里，课程有手工一门，其时做豌豆工，用水泡的豌豆和细竹签插成各种用物，大至房屋，小至桌椅。清楚地记得，我做了一套小巧的桌椅，安放在贴墙的一块地方，常常注视它，幻想何时自己也有这样一个能够安身的前堂后室。这愿望，就性质说是后退的，即不想出门，也就更不想参与中原逐鹿。但实现也大不易。再退一步，是梦醒，并从而放弃之也大不易，比如不久前还写一篇《北京的痴梦》，说希望在昔日那样的城根儿有个平房小院，院里有枣树，以期秋风起的时候能够看见枝头缀满红而且亮的果实。这愿望可以说是童年延续下来的，如果一定找变化，是现在还希望有个女主人，《浮生六记》中陈芸那样的。是过于狂妄了吗？谚语有云：“人心无止蛇吞象”，无足之蛇尚且如此，况有足能登楼、有手能执笔之人乎。

    六是乐得与鸟兽同群。“鸟兽不可与同群”，是孔老夫子的话，我反其道而行，亦有说乎？曰有，而且不少。一是所指不同，孔老夫子是说，人总不能离开人境，到深山野林的无人之地去生活；我呢，只是在人境生活，对有些鸟兽大有好感而已。二是在人境生活，身边有某种鸟某种兽也不坏。三是若干年之后，经过“新世训”之训，渐渐悟出来的，也无妨追加，写在这里，这是“人心唯危”，不如与鸟兽相处，可以少戒备。还是言归正传，说事。先从反面入手，是与鸟兽同群，意思是接近而不是以之为玩物，如有些人之养画眉或养狗，今语所谓宠物。我童年时候，农村也有养鸟的，如我写过的杨舅爷，就经常养两三笼鸟。杨舅爷好赌钱，每年在外做工挣的钱，年节回家入赌场，必输得精光，因而虽不是独身主义而竟独身一辈子。晚年不再外出，孤身住在场房里，一定很寂寞吧？只好拉鸟（百灵、红颏、黄鸟等）来做伴。

    我不厌恶笼里的鸟，但更喜欢看（兼听）的是春天北来的多种候鸟，有的成群落在村边的树上，样子好看，声音好听。其中一种是燕，惯于住在前后有门的堂屋的檩上。泥筑的巢如簸箕，孵出小燕，五六只，伸出头，黄口，等父母穿梭般来喂，很有意思。离开农村以后，鸟升堂入室的现象就不再有，甚至落在树上乱叫的声音也听不到，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损失吧？再说兽，家中养的家畜，有的我至今想起来还有些怀念。占首位的是二姑母家送来的一只黄黑色的狗，来时很小，长大了特别温顺，而且通人意。比如夏天在院里吃饭，矮桌上放上食品，人不在，它必蹲坐在桌旁，有鸡来就把鸡赶走。使我念念不忘的是我有时入夜回家，叫门，它必在门内摇尾抓门，表示欢迎。其次是三叔父家养的一头黄牛，我在一篇名为《犊车驴背》的文章里曾提到它。

    牛，驯顺，不稀奇，稀奇的是记性好，很多次，没有成年人牵引驱赶，它拉着笨重的四辋车，送我们几个孩子到几位姑母家去，吃，玩，太阳偏西时候又把我们拉回家门口。印象最深的是一匹骡，家里称它为小骡子。这是因为二十年代由市上买回来，它还是幼小的骡驹。它褐黄色，大眼睛，来家不久，也因为我常到槽头为它添草料，就同我很亲近。其时父亲与三叔父已经析居，又因为赌钱常常输，剩的土地已经不多，需要畜力干的活儿就都落在小骡子身上。它很快长大，有力气，很驯顺，成为家中最有力的助手。记得我骑过它，到亲戚家去。不通骑术，要蹬在什么地方上，常常是刚蹿到背上又滚下来。感谢它照顾，总是不动，耐心地等待。几年以后，我到外面上学，间或回家，还能看见它，总是超过中年了吧，已经不再有前些年的欢跃和英俊之气。又过了一些年，我很少回家了，一次听家里人说，土地更减少，养大牲口（称骡马）不合适，把它卖了。以人为喻，它总是年过知命了，也是老了便为人所弃吧，我不由得感到凄然。

    七是也许可以算做“未免有情”。男女之间的感情从何时开始，也是个不容易解答的问题，或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古礼大致是认为靠后，如男子二十而冠，女子十五及笄（女性在这方面竟占了先）。但这是指成熟，可以谈婚事，成婚以前，能不能也“发乎情”呢？如果能发，就又引来何时开始的问题。再说外国人，至少弗洛伊德学派，从事精神分析的，就把靠后移到大靠前，记得至晚也是吮母乳之时。这想法可以使我们胆量更大些，说开始有生命之时，因为有了生命，依天命，就要延续生命，即传种，男女之间的情不过是传种之欲的心情化而已。这样说，男趋向女、女趋向男之情，其历史就远远早于记忆力的出现吧？但谈旧事总要是自己记得的，可惜我记性很差，又除有亲属关系的以外，与年龄相差不多的异性几乎没有接近的机会，所以左思右想，竟找不到一个曾使自己“寤寐思服”“辗转反侧”的。只好降一级，求虽不辗转反侧，与其他同群的人相比，却有较多好感的。这可以找到，而且不只一个。用食蔗法，先说一个迷离恍惚的。

    是邻村冯庄富户张姓的一个小女儿，传说曾被黄鼠狼（鼬）迷住，上元节看会在灯下见过，果然很清秀。咫尺天涯，过去就过去了，是若干年之后，在家乡遇见幼年的熟人绰号傻韩的，他是冯庄人，我曾问他这个姑娘的情况。他说下嫁某村，不如意，境况不佳，可能不在世了。我想到佳人薄命，心里感到轻微的悲伤。另一个是二姑母的长女，我呼为大姐的，姓董，比我大五六岁吧，经常在我家住。她身量高，聪明能干，一举一动都有潇洒之气。家里人都喜欢她，我也觉得在诸多表姐妹中，论才论貌她都应该排在首位。

    不记得由谁做媒，许配邻村薄庄一个姓薄的男孩子，上小学班次高，我认识他。他为人也许不坏，可是我见到他，总觉得他运气好而人不配，也许其中有些嫉妒的成分吧？再说一位，是我在一篇《故园人影》中写的严氏大姐。她是我们村以南某村的人，幼年丧父母，无依靠，经人说合，到我大舅父家去做童养媳。她长得很美，沉静而眉目含情。我十岁上下的时候，她已经是二八、二九之间的佳人，童年，不会有逾闲的想法，但是现在回想，检查心态，应该说，我很喜欢她，甚至走过她住的东房，也愿意往窗内望望。其时还没念过《古诗十九首》，如果念过，也许就会默诵“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了吧？

    八是有鬼狐世界的遐想。记得我诌文多次谈到，小学时期读中国旧小说，最喜欢看的是《聊斋志异》，而且喜欢的程度深，不只觉得其中不少故事有意思，而且相信并希望有那样一个充满神异的世界，自己有时也会遇见“异”。当然，这“异”要是可意的，那就不是“画皮”之类，而且，比如鬼是连琐，狐是长亭，精灵是黄英，等等。试想，如果自己也有机缘独宿废寺，乙夜灯火摇曳之时，墙外有“元夜凄风却倒吹，流萤惹草复沾帏”的诗声传来，该是多有意思。黄英就更好，因为是大白天，路上也可以遇见。事实自然是没有遇见，而是带着这样的遐想，离开乡土，到点电灯的城市去念达尔文直到爱因斯坦去了。

    生计

    人，进可以东山吟咏，以天下为己任，或退，茅蓬数息，求此生离苦海，但走向街头看大众，兼透过外皮看内心，就可以领悟，天字第一号的大事是要能活。所以如前面所记述，我走进又一红楼。人间的事，预期的与实现的，总会有或大或小的距离，我这一次则是心情的不得已变为有意外的获得，是多暇，可以杂览。但周围却不是一潭清水。人小，无名无位，志小，只是一月领一次钱换柴米，会使冷眼旁观者气短，也就罢了。还有使人心不静的，是明的争吵，暗的倾轧。说是会生是非之地也许太过，总是不宜于修身养性了。语云，人挪活，树挪死，我想换个地方。可是正如现在许多人住房不如意一样，有志迁而无地迁，也就只好仍旧贯。没想到挨到一九四二年春，先是传闻教育馆有撤消之议，继而传闻真就成为事实，明令撤消，树倒猢狲散，也就不得不另找饭碗了。

    且说其时我还有一点点精明，知道未雨绸缪之重要，于是在旧巢未毁之时就谋划筑新巢。依时风，以及考虑己身的条件，应该重操旧业，到学校去教书。向平处跳是中学，向高处跳是大学。想到有不少熟人已经走进敌伪统治下的北京大学文学院，就也想先试试文学院。现在诛昔日之心，是如果能如愿，就对于同行列中能向上的，可以显示未居人后，未能向上的，可以显示已在人先。有利，求的劲头儿就大。文学院长是我由师范学校时期就敬重的周作人，可是因为敬重，北京沦陷后，传说他将出山的时候，曾写信给他，劝他不要出山，曾反对他出山，现在到他门前求关照，如何启齿？勉强找理由，是他有名，要爱惜羽毛，我无名，可以只要饭碗，当然，这饭碗要不是从别人手中夺过来的。其实，现在回想，彼时是连理由也来不及想，因为要活，就只能找个自己认为还可以凑合的职业。主意已定，就找门路。依世故，要找人代言，以期自己少脸红，对方可以有个考虑的时间。记得求的师辈有马幼渔先生，有赵荫棠先生，有沈启无先生。没有什么大曲折，但时间不很短，总算成了。名义是国文系的助教，像是薄待而实际是厚待，因为助教是专任，有课没课都拿一个定数，如果换为讲师，拿钟点费，一周即使多到四课时或六课时也活不了。记得分配的课程是中国学术思想，还代人讲过《诗经》课。我多年杂览，几乎没有专业，登高等学校课堂讲课，自知是滥竽充数，心里经常感到不安。是不久前，有个其时的学生，因为读了我的某一本拙作，以其中的作者介绍为引线，来看我。他也是年向古稀的人，谈及昔年听讲的情形，说颇受教益。他这样说，显然是因怀旧而以恕道待人，我感激，也就更加惭愧。

    其时是战争加社会混乱时期，物价总在不断地上涨，所以换了个收入比原来稍多的职业，家有老小，生活还是很困难。借了挤入文学院的光，有个教大学的小地位和不坐班的闲暇，也借了在育英中学教书的师范同学曾雨田和大学同学李九魁的光，没有费力，就找了两班国文的兼课钟点。勉强可以糊口了，可是一个人干两个人的活，何况教国文还要改每周几十篇大多不通的作文，真是疲于奔命，苦不堪言。但是人，算作“天命之谓性”也好，都是有想望和实行两面，依想望，“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仍然不满足，至于被动走入实际，不能得烤鸭，可以安于馒头熬白菜，仍不能得，最后可以啃牛皮，只要还能活，就安于不死。我是常人，奉行的也是这种常人哲学，所以日日夹书包奔走于这个教室那个教室，感到劳累，感到烦腻，也就只能安之，或说混一天说一天。

    但业余，仍会有些时间，或说仍愿意挤一些时间，做自己习惯做的。这仍是老一套的三种，读书、买书和写些可有可无的文章。读书与生计关系甚微，至少是不直接，这里可以不谈。买书呢，与生计有关系，而且是复杂的。买书要花钱，纵使是来于地摊的廉价品，积少成多，比如三元五元，买了油就不能买醋，柴米油盐方面的日用也会受些影响。幸而一，固定的月薪之外，还有不定的外快性质的稿酬；二，家有贤妻，不读书而有“惟有读书高”的传统信念，买书花了不很少的钱而家门之内还可以相安。相安是一种关系，可以称为消极的。还有可以称为积极的，是买书和写可有可无文章的相互促进。其时稿酬的标准不高，但想到一篇不长不短的文章，比如可以换来十几元或二十元，而买旧的鲁迅著作，如常见的《南腔北调集》不过两三角钱，少见的《引玉集》不过一元钱，稀有的《死魂灵一百图》不过两块多钱，还是太合算了。人是善于打小算盘的动物，因而觉得合算，就既高兴买，又高兴写。自然，高兴写，主要原因还是多年来已经养成学而思，有所思就愿意拿笔的习惯。当然，任何时代都一样，思可以无拘无束，写则只能是无大违碍的。又幸而也是任何时代都一样，乱一阵子，稍平稳些就要“永庆升平”，或粉饰太平，办法的一种是编印各种形式的读物，急就章是出版报刊，慢慢来是出版书籍。内容，最欢迎歌颂的，即变换多种花样喊万岁的。也欢迎不喊万岁也不骂骂咧咧的，因为惟有也流荡这样的声音，才可以显示在上者度量大，其统治下的街头巷尾还可以凑合着活下去。总而言之，是沦陷过了一个时期之后，报刊多了，名号，形式，性质，都多种多样。前面说过，鼓楼时期，以认识张子杰的因缘，我曾用一些与时事无关的文章换来一些稿酬，补贴日用。语云，物以类聚，就在鼓楼时期的后一阶段，由张子杰以及他编的报刊向外扩张，认识一些也在报刊界活动的人物。其结果自然是登门要稿的主顾渐多，有文不愁卖，诌文的量也就渐渐大起来。这情况直到离开鼓楼以后还是没有什么变化。值得不值得具体说说？比如都在什么名堂的报刊、用什么笔名发表过什么文章，想了想，还是不值得。理由很多，只说一个主要的，虽然没有说非本心所想的，而所写究竟不是什么名山之业，也就不值得藏之名山。再说个幸而，几乎百分之百，经过多次变乱，都飞往无何有之乡了。剩下的一些是记忆，泛泛的是灯下雕虫的苦心，具体的是通过文字交了一些朋友，其中有的作了古，有的直到现在还今雨也来。过去的就都让它过去吧。还是话归本题，谈生计，是借了卖文的光，除了可以集一些书之外，还使仰事俯畜的家庭生活减少量不能算很小的经济困难。

    但是语云，胳臂扭不过大腿去，无论如何，那是乱世，人的微力充其量只能使收入增加一些，而不能阻止物价上涨。而上涨就会引来生活困难，其后随着来的还可能是天灾性质的疾病。物价上涨是不可免的，可怕的是还有加速度。疾病是可免的，可是天不佑下民，记得单是长女就手臂骨折两次。人都知道钱有用，而在食不能饱、有病须治疗的时候就更知道钱有用。可是钱之来又谈何容易！不得不挣扎，想办法。

    兼课的一条路不能再开辟了，因为时间和精力都不允许再加码。写可有可无的文章也一样，因为还不愿意高明人和熟人看见齿冷，产量也就不能过大。剩下的一条路是各时代一些头面人物惯于走的，是托靠一些社会关系，或者说由有位者关照，闭门家中坐而也能分得一些残茶剩饭。几年以来，由于涂涂抹抹，我与活动于所谓文化界的一些头面人物有些来往，而这些人，有的就同一些有位者有或远或近的关系。这情况使不费力而分得一些残茶剩饭的机会成为不难得。如何对待呢？曾经退避，因为想到，上课吃粉笔面，卖文稿，总可以算是在岸上，至多是临渊羡鱼，至于以器与名假人，以换取一点点可怜的伪币，就是跳下去了。可悲的是生活越来越困难，在活命与洁身自好之间，本诸“天命之谓性”，我还是只能不再思三思，先顾活命。具体说是，接受友人的关照，先后两处，挂个闲散的职名，每月可以领一些钱和一些粮食。这在当时，由生计方面考虑，也许竟是可行的。有时甚至想，生为小民，任何时代，总会有大大（受侵略、战争、改朝换代、运动之类）小小（压榨、欺凌、抢劫、偷盗之类）的人祸送来各种苦难，抗，也许很难吧？那么，想想办法，在不吃别人肉、不喝别人血的情况下，求能活过来，就不应该吗？通常的答复是两歧的，农工商可以，士不可以。

    不幸的是竟沦为知识分子！但既已有知，想退回去住伊甸园是不可能了。那就无妨顺水推舟，想想这类问题也好。于是想，先是千头万绪，如乱丝，继而一理再理，终于理出个头绪，或说集中为两种认识，可惜都不是称心如意的。以下依次说说。

    其一，皇甫谧《高士传》一类书所写的高士及其节操是“理想”，因而与一切理想一样，由价值方面看，可以斩钉截铁地说是好的；由能否成为现实方面看就不能斩钉截铁地说，而要说是难能的，纵使非决不可能。这来由仍是前面说过的，活命与洁身自好常常难于两全，而“天命之谓性”总是偏向活命，抗天命必是很难。其结果呢，可叹，就成为，找高士，到书卷里容易，到街头巷尾就不容易。那么，就扔掉理想吗？也不然。可行之道也有理想的，是没有各种类型的害群之马制造人祸；这必难实现，就只能反求诸己，能企及固然好，不能，心向往之而已。

    其二，易代之际多数人咏叹的气节如春日之花，望日之月，是维持不了多久的，可见生而为人，纵使个别的心比天高，就绝大多数说，还是永远站在地上，把活命和活得舒服看作第一义的。何以这样说？可以举史实为证。明清易代，新的一朝不只易姓，而且是异族，正是最宜于讲气节的时候。顾亭林生于明朝万历四十一年（公元一六一三年），到易代的清顺治元年（公元一六四四年，明崇祯十七年），新计岁法三十一岁，誓死不仕新朝，人人誉为好样的。侯方域生于万历四十六年（公元一六一八年），比顾亭林小五岁，易代之时二十六岁，剃发，投考，中副榜，不要说别人，连自己也认为无面目见人，著作结集，题曰“壮悔堂”。而不久之后，如鼎鼎大名的王士？生于明崇祯七年（公元一六三四年），比顾亭林小十九岁，易代之时十岁，剃发，投考，顺治十二年中进士，官至刑部尚书，作古之后谥文简，就不再有人说他没有气节，应该与侯方域并列。还可以举个比王士？大三岁的，徐乾学，易代之时十三岁，也是剃发，投考，中进士，做高官，没有人耻笑且不说，连他的舅父顾亭林像是也视为当然，如《亭林诗集》卷三《答徐甥乾学》尾联云：“今日燕台何邂逅，数年心事一班荆。”显然感情是很热乎的。这就是世态，可以见人心的世态！

    回顾这些有什么意义呢？不知别人怎么样，我是感到人生，由呱呱坠地到盖棺论定这一段路，只要不太短，总是苦于坎坷太多，而表现于心情，就成为理想与现实相碰，理想的迅速破碎。难道这就是定命？每一念及，不禁为之凄然。

    君子远庖厨

    翻阅一九九三年第四期《读书》陈星《功德圆满》一文，知道丰子恺的《护生画集》六集合印本已由海天出版社出版，并知道围绕着“护生”，还引起过这样那样的争论。争论，各是其所是，过去也就罢了，我忽而想算这笔旧账干什么呢？是因为不久前听到一些新事（也许是旧事的绵延），心里有些感慨，新尚未消，旧的又来凑热闹，于是就如星星之火加点油，力就大了，成为不吐不快。而说起吐，以护生为题，不能躲开知，更不能躲开行，就真是一言难尽。《护生画集》最早问世在二十年代末，我三十年代早期看过，恍惚记得也曾略兴恻隐之心，自然，恻隐之后，有时也还是到东来顺去吃涮羊肉。这表示当时已经碰到与护生有关的问题，可是走的是从众的路，就可以视而不见。后来异想天开，或干脆说自投罗网，扔开考证之学而冥想“人生”，护生之“生”也是生，想视而不见就办不到了。可是见，并进而问究竟，尤其应如何对待，麻烦就来了。不只来，而且大，是，就是不管行，单说理，也是难得圆通。这有来由，说个兜根柢的，是“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又不能不珍视这几希，发展这几希。

    这兜根柢的话嫌过于概括，要解说几句。“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是孟子说的，我这里用“六经皆我注脚”法，说，人与禽兽，为了生，兼生生，都不能不利己，是大同；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说，也能利他，是小异。一切问题都来自利己与利他的难于兼顾或至少是“允执厥中”。就人说，有的趋向只顾己不顾人的一端，如红卫英雄及其指使者就是，表现为没有恻隐之心。也有趋向另一端的，如佛家的理想是“众生无边誓愿度”，表现为恻隐之心放大，人之外还要顾及诸有情。兼不能忍诸有情之苦，所以才画《护生画集》。

    这对不对？难说。如果视有恻隐之心为“德”，我们过长街，嗅到烤羊肉串之味而馋，而买，而吃，对照佛门的慈悲为怀，只能暗说几声“惭愧”。但是人还有同于禽兽的一面，要生，有时又难得彻底慈悲为怀。由轻到重举三种情况。一种是烤鸭，不吃，茹素，也需要相当大的不同于常的植根于愿力的毅力。另一种是蚊蝇之类，慈悲为怀，苍蝇拍，灭蚊剂，当然不能用，蚊帐呢？用，是否也有违割肉饲鹰的精神？还可以举一种，敌人，外来的，也许还有内来的，于是碰到不能共存的时机，还能吟诵“恻隐之心，仁也”吗？总之，这求生（包括求舒适）之欲，这恻隐之心，并存，就常常使我们（甚至理论上）进退两难。

    两难，因为两者的来头都很大，也就都难于割舍。求生因而利己来于“天命之谓性”，用荀子的话说是“人生而有欲”，有欲就不能不求满足。恻隐之心即利他是德，儒家设想也来于天，所谓“人皆有之”，“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我的想法，这恻隐之心，与求生之欲相比，不管是否也来于天，却显得脆弱得多（德与欲战，取胜大难），而重要性却几乎可以说更大。因为可以设想，如果人人看着别人受苦而无动于衷，甚至以为乐，如多次运动中我们所习见，那就己身的安全与幸福，社会的安定与向上，必致成为泡影。所以，为了不成为泡影，我们应该珍视并尽力培养不忍人（义为己身以外）之心。佛家理想高（未必不好），人，绝大多数是常人，恐难于做到。那就只好退到实际，也不忘掉理想，即孟子说的中游：“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不忍，可是吃，也许不免于阿Q之讥吗？其实，所谓万物之灵的人不过就是这么回事，或说兼具鬼神二性：利己时近于鬼，利他时近于神。所谓德，所谓道，不过是主动并努力求离鬼不太近离神不太远而已。

    不久前听到的新事，多人围坐吃活猴的脑浆，就不然，而是训练忍人之心，不管想到没想到，结果必是近于鬼而远于神。如果多数人走上这条路，那就孟子所说异于禽兽的“几希”，就将变为“全无”了吧？其后，单个的人之生，群体的社会，还能维持下去吗？远念及此，不禁为之战栗。

    酒

    入口之物，有的评价容易，如粮食和水，连宣扬万法皆空的和尚也不反对。有的就不然，如酒就是最突出的一种。仍请和尚来作证，十戒有它，缩减到五戒，杀盗淫妄酒，仍然有它。可是酒有别名，曰般（读bō）若汤，推想必出自佛门，可见至少是有些和尚，如传说的济颠之流，也喜欢喝的。出了家尚且举棋不定，不出而在家的就更不用说了。刘伶夫妇可以出来作证，妇是反对派，主张“必宜断之”，理由是“非摄生之道”；夫却走向另一极端，说：“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妇人之言，慎不可听。”不听话，幸而那是夫唱妇随的古代，仍然可以和平共处。还是说酒，凭情，或兼理，有人说可以喝，有人说不可以喝；还有少数，说不可以喝，甚至坚信以不喝为是，而实际却一点不少喝。情况如此复杂，如果有人追死理，于喝好还是不喝好之间，一定让我们择其一而不许骑墙，我们将何以处之？不知道别人的高见如何，我是再思三思之前，只能借用齐宣王的办法，“顾左右而言他”。

    言他，这里是想暂躲开评价，只看事实。事实是有不少人很喜欢喝。而且是千百年来久矣夫，《史记·夏本纪》说：“帝中康时，羲、和湎淫。”《集解》引孔安国曰：“羲氏、和氏，掌天地四时之官，太康之后，沉湎于酒。”由书《殷本纪》说：“（纣王）以酒为池，县（悬）肉为林，使男女倮（裸），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实物是更有力的证据，传世的古青铜器，其中很大一部分是酒具，花样多，形状各异，与现在用一种，曰“杯”，只分大小，相比，真是后来居下了。依照曾经有的必较之见于文献的更靠前的通例，我们甚至可以推断，如果真有所谓伏羲画卦，这位伏羲氏，画成之后，得意之余，也会找出酒坛子，浮三大白吧？如果竟是这样，我们，纵使并非刘伶一派，也就不能不承认，酒的寿命必与饮食文化一样长，就是说，自从有饮食就有它，它的灭绝也绝不会在饮食灭绝之前。唯一的弱点是，不像饮食那样有普遍性，比如就全体人说，刘伶夫人之流不喝；就一个人说，孩提时不喝，成年以后，如李白，斗酒之后还可以作诗，流放夜郎的路上却未必喝。

    那就只说喝的人。上者可以举陶渊明为代表，不只喜欢喝，而且为饮酒作了诗，标题就用《饮酒》，多到二十首，小序中有这样的话：“偶有名酒，无夕不饮，顾影独尽，忽然（不知不觉之意）复醉。”以常情衡之，够瞧的了，可是他在《挽歌诗》里还说：“但恨在世时，饮酒不得足。”由上者下行，杜甫大概可以算做中间人物的代表，漂泊西南，写《秋兴八首》，抚今怀昔，竟没有提到酒；可是遇到机会也喝，不只喝，而且乐得“醉卧佳人锦瑟傍”（《曲江对雨》）。这中间型是间或喝，有固然好，没有也能凑合。下呢，一向不沾唇的人不算，有各种情况，由并不想喝而逢场作戏到被动干杯辣得皱眉咧嘴，应该都包括在内。以下想谈个大问题，这甘居下游的人就须清出去，因为问题是“喜欢喝，所求究竟是什么”，他们并不喜欢，当然可以逍遥法外。

    说是大问题，原因有二：其一，在人生中，它占个不很小的位置，由斯宾诺莎“知天”的高要求下行，我们应该要求“知人”，就不当躲开它；其二，而偏偏是很不容易答。浅了不行，比如说，没有就想，见了馋得慌，喝了感到舒服之类，说了等于不说，因为只是现象，碰见惯于刨根儿的人还要问原因。深呢，听听有切身感受的前人的意见是个办法。但是有困难，至少是麻烦，其一，如“为长夜之饮”的纣王，时代过早，文献不足征，我们也就不能知道。其二，如刘伶，有《酒德颂》（见《世说新语·文学》篇注引《竹林七贤论》）传世，像是最适于充当调查对象，可是看他的颂辞，说“有大人先生者，以天地为一朝，万期（读jī，年）为须臾，日月为扃牖，八荒为庭衢……”，显然重点是表白人生态度，与举杯时的所感还有不小的距离。其三，零篇断简，直接说喝后的所感，我们也可以找到不少，如王蕴所说，“酒正使人人自远”（《世说新语·任诞》），王荟所说，“酒正自引人着胜地”（《世说新语·任诞》），陶渊明所说，“不觉知有我，安知物为贵”（《饮酒二十首》之第十四），意思都可取，可惜言简旨远，我们没有晋代清谈人物那样的修养，会感到隔膜。

    剩下的一条路是自己试试，看能不能讲出点道道来。在喝酒方面，我至多是中间型，碰到也喝，但不能多，更没有刘伶和陶渊明那样的兴致。所以试，以自己的经验为资本，怕不够，要学新潮，引用外资，曰推想。经验也罢，推想也罢，混在一起，总之还是自己的，连刘伶之流也未必同意，只能算做聊备一说。想由时间方面下手，把喝酒的所感分为先后两段，先是入口之际，后是酒性发作之后，看看喝者的所求，或所重，是入口时的美味还是酒入肚之后的微醺直到大醉。被时风刮得东倒西歪的一些人物大概认为，先和后同样重，甚至先者更重，因为二锅头与茅台之间，一定舍前者而取后者（其中可能有摆阔和揩公家油的成分，这里不管）；如果只计入肚之后而不计入口时的柔而少辣，用高于二锅头几乎百倍的价钱以换取同样的微醺或大醉，就是太失算了。但这算，如果有，是少数赶时风的，我却不这样看。

    怎么看呢？是所重，或干脆说所求，是后一段的微醺或大醉，而不是入口时有什么人人都首肯的美味。说没有人人都首肯的美味，可以由轻到重举多种证据。其一，我不是刘伶夫人一派，可是酒入唇，高高下下多种，积数十年之经验，仍然没有觉得有什么舌君大欢迎的感觉。其二，幼童，大量的妇女，以及非幼非女的不少人，都不愿意沾酒，说太辣。其三，有不少被封为酒鬼的，或内的条件不具备，如缺杖头钱，或外的条件不具备，如跃得太高以致没粮食吃的时候，得酒难，不论质量多坏，只要能够换得微醺或大醉，照样喝。如果这样的分析不错，以下的问题就成为，换得微醺或大醉，所求究竟是什么？限于主观的意境，可以从消极方面说，是离现实远了；也可以从积极方面说，因为离现实远了，也就离幻想（或梦想）近了。

    人在现实中生活，就说只是心而不是身吧，为什么还想离开？因为有时候，现实中有大苦，身躲不开，不得已才退守内，在心境方面想想办法。微醺，尤其醉，现实的清清楚楚就会变为迷离恍惚，苦就至少可以像是减轻些。其次，幸而无大苦，常处于现实中，寒来暑往，柴米油盐，也会感到干燥乏味，那就能够暂时离远点也好，酒也正好有这样的力量。再其次，得天独厚，条件好，不只无苦，而且要什么有什么，但是正如俗话所说，做了皇帝还想成仙，春秋佳日，或雨夕霜晨，还会产生闲愁，就是，虽然说不清楚，却总感到缺点什么，这渺茫的希冀也来于天命之谓性，难于命名却并不无力，如何排遣？喝两杯是个简便而可行的办法。最后，还可以添个锦上添花型，比如天假良缘，走入“贾氏窥帘韩掾少，宓妃留枕魏王才”之类的准梦境，欲笑无声，欲哭无泪，心不安，以至不知今世何世，就可以喝两杯，于迷离恍惚中，缺定补定，缺胆补胆。说起胆，有时也要由离开现实来，因为唯有离开现实，才可以忘掉利害，甚至忘掉礼俗。可以抄《史记·滑稽列传》的妙文为证：

    若乃州闾之会，男女杂坐，行酒稽留，六博投壶，相引为曹，握手无罚，目眙不禁，前有堕珥，后有遗簪。（淳于）髡窃乐此，饮可八斗而醉二三。日暮酒阑，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舄交错，杯盘狼藉，堂上烛灭。主人留髡而送客，罗襦襟解，微闻芗泽。当此之时，髡心最欢。

    现实中，男女是授受不亲的，喝了酒就变为握手无罚，履舄交错。这是现实退让了，幻境或梦境占据了现前，还有什么比这更值得欢迎的呢？所以就无怪乎，古往今来，上至帝王将相，下至贩夫走卒，几乎都乐此不疲了。

    以上是泛论，对也罢，错也罢，总难免有讲章气，不宜于再纠缠。那就改为说自己与酒的关系。可说的像是也不少，却都是不怎么堂皇一面的。先说其一，是起步晚。我生后三年国体大变，由专制改为共和，可是农村的人，思想和生活方式仍然是旧的，专说酒，儿童和妇女不许喝。仅有的一点关系来自嗅觉。镇上有一家造酒的作坊，我们家乡名为烧锅，字号是双泉涌，产酒不少，我到镇上买什么，从它门前过，就感到有一股带刺激性的发酵味往鼻子里钻。家里来亲戚，或过年过节，男性长辈要喝酒。用锡壶，要烫热，这工作照例由孩子做。燃料就用酒，倒在一个小盅里，用火柴引着，发出摇摇晃晃的蓝色火苗，把锡壶放在火上，不一会儿温度升高，冒出微细的水汽，也可以嗅到那股发酵味，只是没有烧锅的那样强。小学念完，我到通县去念师范，根据不成文法，学生不许喝酒，还有个法，是没有闲钱，所以连续六年，像是可以自主，却没有喝酒。

    师范念完，入了大学，生活变为欲不自主而不可得，或者说，真是入了社会，就有了喝酒的机会，并人己都承认的权利，也就开始，还要加上间或，喝一些酒。再说其二，是量不大。酒量大小，我的推想，来于天资，天资有物质或生理基础，也许就是抗乙醇的本领吧？我得天独厚，抗乙醇的能力微弱，所以取得微醺，只消一两杯（新秤一二两之间）就够了。以我同桌吃过饭的人为例，天津某君，取得微醺的享受要烈性白酒三斤有半，那就所费要超过我十几倍，由经济方面考虑，就是得天独薄了。可是世俗有个偏见，是酒量大也可以作为吹牛的一种资本，约定俗成，我也就只好，譬如碰杯之际，自愧弗如了。再说其三，是眼前无酒，没有想得厉害的感觉。唯一的例外是在干校接受改造的时候，活儿太累，还要不时受到辱骂，深夜自思，不知明日会如何，就常常想到酒，以求两杯入肚，哪怕是片时也好，可以离现实远一些，可惜是既没有又不敢喝。

    还是说平时，不想，连带对于有些人的闹酒，希望把旁人灌醉，以逞自己之能，也就没有兴趣，甚至厌烦。再说其四，是喝，与赶新潮的人物不同，不追名贵。当然，也不会趋往另一极端，欢迎伪劣。我的想法，只要入口没有暴气，两杯入肚，能得微醺，就算合格；超过此限度，追名牌，用大价钱以换取入口一刹那的所谓香味，实在不值得。因为有此信念，买，或只是由存酒（大部分是亲友送的）里选，我的原则都是要价钱低的。这就不好吗？也不见得，比如在乡友凌公家喝的自采茵陈（嫩蒿）泡由酒厂大批买的二锅头（一斤一元八角），可谓贱矣，而味道，至少我觉得，比一斤二百元的茅台并不坏。所以在这类事上，我总是不避唠叨，一再宣传，俭比奢好，即使钱是由自己口袋里掏出来的。最后再说个其五，是不喜欢大举呼五喊六，杯盘狼藉。理由很简单，是闹剧与诗意不两立。多聚人，多花钱，买热闹，买荣华，这方面得的越多，诗意就剩得越少。所以我宁可取杜甫与卫八处士对饮的那种境界，“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主称会面难，一举累十觞”。

    “一举累十觞”之后还有话，是“十觞亦不醉”。当时喝的不是含乙醇多的烈性白酒，比如相当于咸亨酒店的黄酒，觞不大于现在通用的黄酒碗，十觞，量也不过略大于孔乙己而已。这里强调的是不醉，不醉就一定好吗？这个问题又不简单。可以从不同的方面考虑，比如出发点是己身的福利，我们似乎就不能不同意刘伶夫人的意见，因为烂醉如泥之后，头和肠胃都很不好过，确是非摄生之道。可是由应世方面考虑，合尊促坐，众人皆酒酣耳热而自己独清醒如常，人将视为过于矜持，也不好吧？左右为难，只好还是躲开评价，单说自己的经历。我醉过，不多，但也不只一次。什么情况之下？照小说家的想法，必是写或想写《无题》诗的时候吧？说来会使善于想象的小说家失望，很对不起。我爱过人，正如一般常人一样，也会随来心的不平静，有时也就会亲近酒，以期能够浇愁或助喜，但是翻检记忆的仓库，没找到大醉的痕迹。这是否可以证明，自己并没有“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的雄心呢？我不知道，所以也就只能重复孔老夫子的一句话，“畏天命”了。还是说醉，记得的几次都是在而立之后，不惑之前，原因清一色，是“血气方刚，戒之在斗”。

    不惑之后，坎坷更多，也因为非大人，就失了孟老夫子珍重的赤子之心。其主要表现是瞻前顾后，多打小算盘。这也影响及于喝酒，是求所费不多而所得不少。所费指酒菜钱以及过量之后身心的不舒适，所得指因酒而增添的友情和诗意。这里要借用大事常用的大话，澄清一下，是这样的场合，虽不至少到寥若晨星，也颇为有限，原因是眼前要有个知音的人，或说同道。同道，时间长，认识人多，也不会很少，这里，也为了略抒怀念之情，想只说三位。一位是韩兄刚羽，四十年代起，我们常在他家一起喝酒。我住北城，他住阜成门内白塔寺西，我骑车，见面不难。常是晚饭时候，到胡同南口一个山西人小铺买三四两（老秤，一斤十六两）白干，一角钱五香花生仁，对坐，多半读书，有时有风，还可以听到白塔上的铁马声。喝完，吃老伯母做的晚饭。其时，我和他都相当穷，可是对饮之际，觉得这个世界是丰富的，温暖的。这样的生活连续十几年，他改为到天津去教书，见面不那么容易了，但最长不超过一年，总有对酒当歌的机会，直到一九九一年春夏之际他先我而去，白塔寺侧对饮的梦才彻底断了。

    再一位是裴大哥世五，住外城菜市口以西，晚饭青灯之下，对饮的次数最多，差不多延续了半个世纪。我们是同乡，小学同学，他中学没念完失学，在北京菜市口一带卖小吃。为人慷慨，念旧，所以虽然我们走的路不同，却始终以小学时的弟兄相待。他忙，会面只能在他那里，晚饭时候。也是喝白干，他量略大，两三杯下肚，喜欢谈当年旧事。这使我感到我们并没有老，也没有变。可惜是人事多变，他先是过街被自行车撞倒，受了伤，以后行动不便，于是健康情况日下，于几年以前下世。这巨变影响我的生活不小，因为失掉的不只是一个经常对饮的同道，而且是把我看做少不更事、需要他关怀的同道。幸而就在这之后不久，与乡友凌公结识。他在饮食公司工作，住地安门外以西，离我城内的住处很近，于是未协商而像是签订了协定，每周三到他那里吃晚饭。他洞察我的爱好，约法二章：一、由夫人动手，做家乡饭；二、酒菜不过二品。这样，我到那里，举杯，除微醺之外，就还可以做个还乡之梦，即如凌夫人，做完饭，在厨房吃而不上桌面，也仍然是家乡的。

    可惜又是人事多变，这位凌夫人，年不甚高，却因脑溢血，于一年以前突然逝世。承凌公好意，周三晚间的对饮未断。家乡饭是吃不着了，只好退一步，满足于亲切加闲情的诗意。说起诗意，还应该加上最近的一笔，是不久前，广州陈定方女士来访，谈至近晚，说想请我吃饭。我说，到北京，应该我请，不过与凌公有约，不便失信，可否一同到凌公家去吃？陈女士同意，我们一同去了。路上，我介绍凌公的为人，以及同我的关系。还着重介绍他的住屋，是药王庙后殿的西耳房，我上的小学也是药王庙，后殿西耳房是启蒙老师刘先生的住屋，所以坐在那里，常常唤起儿时的梦。到凌公家，介绍了不速之客，凌公当然表示欢迎。凌公是饮食业专家，菜几品，都可口。凌公酒量大，照例喝度数高的二锅头。用度数低的招待客人，我选了烟台产的金奖白兰地。陈女士像是也欣赏这样的邂逅，喝了一杯。我想到人生的遇合，相知的聚散，不知怎么，有些怅惘，喝了三杯。其后，酒阑人散，怅惘之情却未散，趁热打铁，还诌了一首七绝，首联云：“执手京华恨岁迟，神农殿侧醉颜时。”这醉颜来于酒，不只有诗意，还可以写入小说吧？所以照应本篇的开头，如果有人问我对酒的态度，此时就有了定见，是只能站在陶渊明一边了。

    日记

    日记之类的事也有阶级，帝王的名起居注，由别人执笔，早年还是宫中的女知识分子。帝王的活动需要记，是因为确是影响大，上至群体的安危，下至某些人的祸福，都与他的心血来潮有关。这样的日记是为多数人。为自己呢，孔子在河边，慨叹过去的难得存留，说“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在京剧中以大白脸出现的曹阿瞒竟也有这种心情，《短歌行》中有句云：“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时间无情而人力有限，留不住，只好安于退一步，用纸笔记下来，以备日后翻检，像是还没泯灭。

    比如真就记了，翻检，以常人为限，发现若干年以前，某月某日，想得一顶高职称的帽子，真就得了，某月某日，想看到意中人点头，真就点了头，以及下而又下，某月某日，被梁上君子拿走几张（因为仅有这一些）大团结，某月某日，被红卫英雄揪去批斗，往事如影，有笑有泪，总当很有意思吧？也就因为有意思，所以有不少人，依祖先老例应该日入而息的时候，却拿起笔，记当日的事，包括见闻，主要是自己的身心活动。这活动，依照各个人的多方面的不同，入记就难免有所偏重，如翁文恭之流偏重政务，越缦堂之流偏重学问；还有破格的，如鲁迅记洗脚（用文言，曰濯足），清朝某道学家记与老妻敦伦，以证事无不可对人言。总之，内容五花八门，就是别人翻检，也会发现，至少是有些地方，有意思。有意思还有个重要来由，是写了供“自己”日后翻检的（少数人例外），就容易掏出血心，说真话。说“容易”，不说一定，是因为世间是复杂的，比如就时间说，我们也可能躬逢伟大的时代，那就时时要准备红卫英雄之类来搜查；就空间说，如果有同室人，有时候，她或他也许有兴致看看吧？再有，如果诸多条件齐备，所记有问世的机会，则想到十目所视，也当为避免十手所指而笔下留情（自己之心情）吧？

    但问世，终归是极少数。说起来这也是人间的一种遗憾，有印刷术以前无论矣，专说五代以后，如果李清照曾记日记，而有幸传下来，那就可以设想：一、其可读性必超过《金石录后序》；二、是否改嫁张汝舟的问题，也就不会直到今日还争得脸红脖子粗了。这位易安居士大概没记日记。据陆放翁《老学庵笔记》，黄山谷是记的，未能传世，推想其时还不觉得这也是可以让别人看看之文。这看法，直至后代也仍是只有小变而没有大变。这小变是极少数人，既人名高又文名高，记，也许落笔时就想到可能问世甚至希望问世，而真就问了世。至于绝大多数人，我们要用减法，先减去个最大数，不识之无因而也就不能拿笔的。

    接着还要减去能拿笔而没有兴致甚至并未想到记的。这样一减，所余就都是记日记的，估计数量不会多。这不多之中，文值得看的，估计还是少数；值得看的，如果人无高名，问世也大难，因为刊印之前不能不考虑销路。这结果，与其他文体相比，市面的书架上，以及图书馆的书架上，日记就成为罕见。语云，物以稀为贵，也因为上面说的，容易说真话。多年以来，对于日记，我总是喜欢看。能不能举一种最喜欢的？如果不是比高下，允许说偏爱，我想说，那是李慈铭的《越缦堂日记》，小原因是学富，大原因是文高，通行说法是辞章好。辞章好，可以说是用意写的，因为一本写完，有借与人（如樊增祥）阅读之事；也可以说用意而没有离开本然，因为影印的传世本是稿本，并未誊清甚至重写。

    不重写而可读，至少是我，读，就总是有高不可及之感。说不可及，发自肺腑，是因为我也写日记，看别人的，就难免反观乎己。反观，自知不可读；但家有敝帚，享之千金，关于写的种种，像是还无妨说说。我生于农家，很少机会亲近书香，因而直到中学阶段的后半段才想到写日记。为什么想到写？后来回想，大概是贵生从而有伤逝之情在作祟，舍不得，没办法，只好记下来，以期经历之事以及伴随的笑与泪能够留在小本本里。体例同于一般人，每日睡前写，记月日，记阴晴风雨，日常活动记大（如上课、上班）不记小（如漱口、洗脸），略常而详非常（如外出、来客等）。内容有偏重，是多写心的活动（后来有变，详下），分说，曰思想，即对什么有看法，曰感情，即对什么有爱憎。这样一来，所写就成为头轻尾重，头部像记账，尾部变为写文章。

    这样，由二十年代晚期起，到四十年代末止，记了二十多年，迎来另一个新时代。新之一是是非有了规定，带来的困难不小，因为忘掉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各是其所是，各非其所非，不容易。结果就只有两条路可走：要是非，说己之所信；不要是非，说己之所不信。新之二是是非的要求严格，带来的困难更大，因为卫冕的英雄无时不有，无地不在，如果说己之所信而不合规定的是非，而竟入卫冕英雄之目，那就后果不堪设想。幸而我还有保身的明哲，于是先是清飘扬于外之文，用的是古法，非礼勿言。紧接着就清只可自怡悦之文，用的是留头去尾法，即写日记，只记账而不再做大块文章，敞开胸襟给人看。想不到这先见之明真就有了大用，是文化大革命中，有革命性的人物来搜查了，日记当然要拿走，而不久就退还，推想是对于这样的写实文字，“某月日，星期几，小风，不热。准时上班，注解某篇课文。六时下班，返家，路上买扁豆一斤。”既无兴致看，又无兴致保存，发还可以心净。

    这是日记引来的胜利，可以拍掌称快。但也不是没有麻烦。其一最难处理，是有些事，记不记，如果决心记，记到什么分寸，如何措辞，都要大费斟酌。我是常人，而且是庄子所说“其耆（嗜）欲深者其天机浅”的常人，身心的活动，有时就难免与传统的礼法，甚至心中的天理（用宋儒的说法），不能尽合，记不记？昔日的有些道学家，是自负为事（甚至包括梦的内容），无不可对人言的，他们是否真能做到，自然只有他们自己能知道。至于我自己，就认为，如果也求事无不可对人言，就要有大雄之心，我行我素，不顾传统，并少看四面八方。这不容易，以梦为例，情动于中不罕见，其中总难免有应该止乎礼义而未能止乎礼义的，也记吗？我则常是采用今世的保身之法，曰多说不如少说，少说不如不说。不说，即未记，即使事轻微，关系不大，有时想到古人说的愧于屋漏，终归是不能心安理得。

    其二，除极少数有史料价值或文学价值，值得问世以外，日记都是备自己日后翻检的，而说起翻检，其中又会有不少酸甜苦辣。就我自己说，是几乎不翻检，主要不是因为昔日的生活苦，而是因为回顾过去，感到人生真是如梦，往者已矣，来者也不会有什么价值，而又不能不活下去，所以更是苦。这种感触，有时甚至使我想到，与其记了不敢翻检，还不如不记。但是又想到，万一有什么旧事需要翻检呢？所以还是保留生活旧迹的愿望占了上风，直到现在，不问有用无用，还是记。

    还有个其三，是最后如何处理，也不好办。我自信，这多年的日记，“七七事变”以前的若干本，毁于战火，可以不计，还有几十本，确是没有传世价值，那么就学林黛玉，焚稿？困难不是来自理论，而是来自实际。比如说，决定焚，自己尚有力时，考虑到也许还有用，不好焚；自己已无力时，下一代可能看做家乘（黄山谷的日记即名家乘），舍不得焚。如果竟至留下来，又竟至有人（纵使是家门之内的）翻阅，看到不少不足为训的，会有什么感触呢？想到古人说的人死求速朽，不禁为之慨然。

    但那终是身后事，不管也罢。至于身前，明月之事不可知；今日，以及以前，已定，可意也罢，不可意也罢，都是切身的，应该珍视，能有个比较明晰的痕迹，总比茫然一片好吧？这痕迹，我未必检寻，甚至未必敢检寻；不过知道有此痕迹，藏在那一堆本本里，终归是个安慰。而说起藏，忽然想到一篇早已想写而仍未能动笔的文章，“十年泉下”，也许终于不能动笔吧？那就能有个藏这样的人和事的地方也好。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所以我还是决定继续记下去，直到无力拿笔时为止。

    剥啄声

    剥啄是轻轻的叩门声。这是我的领会，辞书只注叩门声。叩门，因人或心情的不同，声音自然也可以不是轻轻的。且说我为什么忽而想起写这个呢？是一年以来，也许越衰老心情反而不能静如止水吧，有时闷坐斗室，面壁，就感到特别寂寞，也就希望听到剥啄声。但希望的实现并不容易，于是这希望就常常带来为人忘却的怅惘。常人，活动于世间，入室卧床，出门坐车，东西南北，南北东西，已经够繁冗够劳累了，却还愿意，哪怕是短时，住在有些人的心里。所以为人忘却，纵使只是自己的想象，也是很难堪的。总之我喜欢剥啄声，就想说说与这有关的一些情况。

    叩门，还会牵扯到好不好的问题。这是“推敲”的古典。由韩愈和贾岛来。传说贾做了“僧推月下门”的诗，想换“推”为“敲”，自己拿不准。问韩愈，这位文公说是“敲”好。这故事最早见于五代何光鑅《鉴戒录》，可谓语焉不详。比如此僧确知院内无人，用“敲”字就说不通了，如果有人，且不是自己的小庙，不敲就等于破门而入，何况是僧，惊了内眷，岂不是大杀风景？所以为慎重，韩文公的选择是对的。

    叩门也可以不用剥啄，用语声代，通常称为叫门。据我所知，这比剥啄适用的范围窄，具体说是要很熟，用不着客气。故友世五大哥有个时期住在宣南某巷，萧长华的隔壁。近午夜常听萧散戏后叫门。“开门来！开门来！”声音高而清脆。因为这是自己的家。略次一等，得近的朋友，也可照办。如“老李，开门！”主人不以为忤，反而显得亲热。

    更常见的是兼用。先剥啄，紧接着叫主名，如老张老李，张先生李先生之类。剥啄而兼发声有暗示“我是某某”之意，似叠床架屋而并没有浪费。

    门，有远近，有高低，叫法因而也就有不同。我幼年住在乡村，故家有外、里、后三个院落，外院不住人，所以夜晚回家，就要重掌拍门，以求里院人能够听到，这还可以名为剥啄吗？为了保存剥啄的诗意，我是不愿它兼差的。高门指富贵之家，照例有司阍人。叩门就要小心谨慎，因为声音过小他会听不见，过大他会不耐烦。幸而多年以来，我间或须叩门，都是近而低的，能否听见，是否耐烦就可不费力研讨了。

    叩门声大而急，会使人感到出了什么意外。这不是神经衰弱，有无数事实为证。为了取信于人，甚至可以举自己的，一生总有两三次吧。开门看，不速之客，都是携枪的但幸而都转危为安了。可是杯弓蛇影。就宁可把叩门声分为两类，使剥啄独占轻轻一义。我喜欢的就是这轻轻的剥啄声。

    何以故？深追，恐怕仍是，用哲人语说，《庄子》的“天机线”；用常人话说，《世说新语》的“未免有情”。说到情，不只程朱陆王，一些身在今而心在古的人也会小吃一惊。依常习，耳顺以上可称为老，总当“莫向春风舞鹧鸪”了吧？我的体验不是这样的。理由有浅的一层，是，忘情是道和禅的共同理想，而理想总是与实际有距离的。所以庄子过惠子之墓，还有“吾无与言之矣”之叹，六祖惠能说的更入骨，是“烦恼即是菩提”。这是说，忘情非人力所能，或所需。还有深一层的，是，就应该安于实际，用旧话说是“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用新话说是，人生只此一次，矫情不如任情，那就感时溅泪，见月思人，也未尝不好。

    溅泪，思人，都是由于爱恋。爱恋会带来苦。想彻底避苦是哲人，听之任之是常人。常人的一部分，觉得苦的味道也，甚至更值得咀嚼，是诗人。哲人的奢望，我理解，可是不想追随。因为由理方面考虑，大道多歧；由情方面考虑，自知必做不到。这是说，我命定是个常人，而且每下愈况，有时想到诗人的梦和泪而见猎心喜。显然，这就会走上反道和禅的一条道路，也就是变少思为多有想望。想望什么？总的说是世间的温暖。温暖总是由人来，所以有时读佛书，想到有些出家的矛棚生活，心里就不免一阵冰冷。我不住矛棚，说冰冷也许太重，那就说寂寞吧。

    不记得是谁的话，说“风动竹而以为故人来”，这表达的切盼之情。终于来了还是没来呢？不知道，杜工部的处境就更下，而是“寻常车马之客，旧雨来，今雨不来”，绝望了。这切盼和绝望的心情，我也经历过。而且次数不少。这就又使我想到了剥啄声，因为它常常能够化枯寂为温暖。

    说常常，因为，限定我自己说。剥啄声也有多种，布衣或寒士范围内的多种。加细说还可以分为人有多种，事有多种。另外还有个大分别，是不速之客和估计会来或约定会来的。不速之客会破除寂寞，而沉重的寂寞总是来于估计会来（包括有约）。而至时不来或终于未来的，这估计会引来殷切的期望。期望的是人，但比人先行的是剥啄声。试想，正在苦于不知道究竟来还是不来的时候，忽然听到门外有剥啄声，轻而又轻，简直像是用手指弹，心情该是如何呢？这境界是诗，是梦，借用杜工部的成句，也许是“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闻”吧？

    清风明月

    题目由苏东坡的《赤壁赋》来，原文云：“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我想借用这个意思，消极的，发一点点寒士的牢骚，积极的，透露一点点寒士的关于享受的独得之秘。这秘，既已决定透露，就无妨开门见山言之，是：图享受，尤其有高价值的享受，也可以不多费钱，甚至不费钱。

    为什么想说这些呢？是连续有两位年轻客人过访，都来自南境濒海的开发区，也许深知像我这样老而贫的，头脑必未开发吧，就如古人写山海之经，向我描述开发区的富人的享受（或应说享乐）生活。花样很多，只好举一隅兼归类。其一，用新潮语说是高消费，如往大酒店吃一桌，少则一万，多则两万；到美容美发院大举，两小时，两千；其他准此。其二是追求新奇，少牢、太牢之类未必不喜欢吃，只是因为不新奇，要改为吃国家明令保护的珍禽异兽，如活猴（只喝脑浆）、天鹅、娃娃鱼之类。有人也许会说，珍禽异兽必是更好吃，即如天鹅，不是癞蛤蟆也想吃几口吗？可见吃未必是为猎奇。我说不然，因为还听陪末座也尝过味道的人说过，肉粗，并不好吃，而由偷猎的人手里偷买的价格却是一只将近三千元。还有每下愈况的其三，是越来越“丝不如竹，竹不如肉”，就是说，只顾体肤之欲而忘了“灵”。表现万端，由享用旧分法的衣食住行说起，都是高，高档服装，高到空中的天鹅，高级公寓，高级轿车，直到高级妓女加高级毒品。我听了，心里很不是滋味，不是因为艳羡而不得，而是，怎么说呢，勉强而委婉地说，是禁不住产生个疑问，是，如果这种享乐之风顺流而下，我们将走向哪里？

    这杞忧有来由。可以板着面孔说，是其一，我们都知道，就在我们的国土之内，还有不少人吃不饱，穿不暖，“稷思天下有饥者，由（犹）己饥之也”（《孟子·离娄下》），要求也许太高，至少是吃天鹅肉的时候，总当想想吧？其二，有不少人还穷困，却有些人腰缠万贯，这万贯，有几个人是“锄禾日当午”来的？这是比吃天鹅肉而不想饥者更为严重的问题，至少是富者和有力者，也总当想一想吧？其三，转而考虑形而上，人生有没有目的，我们不知道，至少是无法证明。那就下降到常识，贤哲不要说，就是街头巷尾的张三李四，也没有把追求享乐看做最高价值的吧？可见这单纯追求享乐的新风，是超常地向下走了。其四，只是为向下走的人着想，也应该想想：体肤之欲是无底洞，不只填不满，而且会水涨船高，总会有一天，陷溺而不能自拔，求乐而不能得到佛家说的常乐我净。

    小文，总板着面孔不好，改为说轻松的。因为要轻松，本来还可以说说的，如体肤享受之得必伴以大失，也就可以不说。说好听的，也就是话归本题，姑且承认应该一反印度苦行僧之道，于生活所必需，如衣食住等之外，也来点享受，那就一定要高消费吗？我的想法，或说独得之秘，是几乎可以说正好相反，而是行得其当，不花钱，或不多花钱，反而可以取得有高价值的享受。何以这样说？且看处方，由祖传狗皮膏药到偏方草药，有重有轻，都是远于肉近于灵的。

    处方之一来于《四书》，曰“志于学”，就是把知识看做大海，跳到里面去游泳。知识门类很多，适于各从其所好。好，钻研，有所得，自得其乐，说是享受，总不是强词夺理吧？还可以举些极端的例。哲学是枯燥而费力的，可是康德忙着弄他的几种《批判》，对两回象都吹了，因为他的心全部交给哲学，忘了如意佳人。数学也是既枯燥又费力的，可是，忘记是哪一位数学家曾说，他觉得天地间最美的是方程式。这样，大美人的多种挂历他就不买了吧？他这不同于常的选择，推想陈景润一定欣赏，可见神游于零与无限大之间，也未尝不可以得至乐。

    处方之二也来于《四书》，曰“游于艺”。艺取广义，包括文学艺术和技艺。这样，由杜甫作诗、倪云林作画、贝多芬作曲、梅兰芳作戏，直到牧童倒骑牛背吹笛、南北朝某小皇帝做木工，等等，都是。这些，无论迷上哪一种（或不只一种），都可以享其乐，有所获，最低也可以遣长日。遣是轻说，其实是精神有所寄托，这是更高更大的享受，因为所得是长久的心的平静和充实。相伴而来的还有，可以不至因金钱、物欲的不能满足而如丧考妣。此所谓心安理得，人生之所求，最值得的应该是这个。

    以上属于泛论，似还够不上独得之秘，只好再添点零碎，自己经历的，至少是幻想的。记得还著过文，由李笠翁那里借个名称，曰“贫贱行乐法”。法不少，这里只想举一点点例。一种是关于吃的。我认识个水做而大阔的，开玩笑，说愿意我请她吃一顿。我说可以，但她要去掉一切金饰物和浓装艳抹，跟我进卖肉饼小铺，二锅头各一两，就小葱拌豆腐，然后吃肉饼小米粥。我说这样才有点诗意，如果换为高级餐馆，诗意就一扫光了。想不到她很高兴，于是我准备五元人民币一张，待有机会去享受这份诗意。再说一种关于游的。只说最近的一个早晨，我起床，照例到不远的湖边去转转。太阳像个红火球，悬在东方地平线之上，这使我感到，世界仍会像过去那样，有嘈杂也有温暖。往湖滨土坡上看，枯草上泛起绿色。

    树上鸟不少，都是麻雀吧，间或传来叫声，使我不禁忆及陶诗“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默诵两遍，爱像是还在扩大，爱什么呢？乡土？远方？人间？说不清。忽然算盘来了，想到此，至少在这片刻之内，我觉得，其所得必超过站在埃及金字塔之旁，而所费呢，就不可同日而语了。以上两种，一种小破费，一种不破费，还可以加个后来居上的。是不久前，《旅游报》的编辑来访，闲谈之外，希望我写点什么。看送来的报，有一期登汪曾祺先生一首七绝，咏绍兴沈园的，毛笔书，占手掌那么大一块地盘。沈园有唐琬，不知怎么灵机一动，我想到沧浪亭的陈芸。决定效颦，咏苏州，得句云：“白傅朱轮五马游，何如贺铸老苏州。阊门好买涛娘纸，留与江郎赋别愁。”诌完，用日本制自来墨毛笔，找一块剩余皮纸，一挥，交了卷。说这也是享受，是因为历程更经济，安坐，发思古之幽情，而所得不少，有唯心的，追怀陈芸、顾二娘之流，有唯物的，是推想，刊出以后，还会奉送数十元稿酬云云。

    不好再说下去，因为有自我陶醉之嫌。但是语云，真理不怕重复，所以我想再说一遍，为了我们这个群体的将来，也为了其中的个个，我们还是悬崖勒马，由肉这一端，从速向灵（或说精神文明）那一端移一移吧！

    旧迹发微

    搬家，雅语曰迁居，甚至乔迁，已经是四五个月前的事。乔者，由幽谷迁于乔木之谓也，这是说，依常情，必大有所得。我怕搬家，但也只好从众，有所失，装做不见，想，说，都凝聚于所得。也确是有所得，唯物而不唯心是，曾以之为话题，诌了两篇文章，不久就换来“从重”的稿酬，称为重，是因为用它换烤白薯，竟几次装满肚皮，仍有剩余。真理不怕重复，好事也不怕重复，于是我想，能不能从这迁身上再找点什么，凑个第三篇，以期能够多吃几次烤白薯？且说书生摘掉臭老九帽子之后，时来运转，除了“发”和意中人点头之外，真是想什么有什么。过于乐观吗？以己身为证，这次刚想到换烤白薯钱，开个冷书柜看看，一个长方形立体旧报纸包就飞入眼内。早忘记里面是什么，立即打开看，原来是十几本旧日记。往事，忘掉也罢，正想包上，发现其中有个十六开报纸的钉本，拿出来看，封面几个大字是“交心续”。

    内容也许无可看，但换个角度，也许更值得看看。于是耐心看，字是复写纸印出来的，可见正本已经上交，这是留底。第一本为什么没留底？自然只有天知道。看内容，是整风时期写的，主旨当然是挖空心思，说自己如何糊涂，不争气。但也居然凑了一〇五条之多，可证俗语所说“唯有读书高”不错，如“刘项原来不读书”，是无论如何也写不出来吧？——好抬杠的人会反驳，刘项未必不能写，是因为手里有兵（兼指武器），用不着写，并可以强迫无兵的人写。老了，以不好勇斗很为是，还是说称心如意的。是几年以前，我写了一篇《降表之类》，惋惜俞平伯先生等的检讨文未能传世，其中敝帚自珍，还悔恨自己的《请罪辞》没有留底，这回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拾得交心文，而且竟多到百条以上，就大可以回味一番了。回味，要说说有什么味道，虽说“口之于味，有同耆（嗜）也”，但说清楚，尤其说得无余义，却不容易。这就需要“发微”。以下试着发微，以由浅入深为序。

    其一，由“一则以喜”说起，是有此一〇五条，就足可以证明，我的编造能力，比有些受赏识的所谓作家，真是差不了多少；勉强找差距，不过是，我之所写，重点是自讼，他或她之所写，重点是他颂而已。这喜还可以加深说，是自讼的技能，乃由代圣贤立言的制义而来，想当年，我念过《钦定四书文》和《制义丛话》之类，非独好之也，是当做文化史的一种现象，想见识见识，语云，开卷有益，没想到就学来诌文的闪转腾挪、缩小夸大甚至将无作有、以假充真之法，如这像是煞有介事的一〇五条，即此诸多法临盆所产生，我为通法之人，岂可不飘飘然哉。

    其二，交心，这说法像是过去没有，乃整风时期所创造。出自何人之心？真天地间第一天才或战略家也，盖旧有“授首”之说，首真授了，这个人就不再可用，除非代化肥，至于授心或交心，则不只人可用，而是必有大用。但其中也隐藏着问题，来自心有歧义，这里指英语的mind，不是heart，而mind是眼不能见、手不能触的，如何交、如何收？不得已，只好求仓颉、许慎之流帮忙。语言文字出场了，带来新的问题，是单就形和音说，为了反映客观情况，也造了“真”和“伪”两个。当然希望是真的，但是，如何证明是真的？不知道这位天地间第一天才是怎么处理的，也只能洛诵之后，姑且信以为真吧？如果竟是这样，他或她就太天真了。这样说，授首也有优越性，是货真价实。交心就不成，如果所交是假的，那真的就离得更远了。最后剩下的问题仍是如何分辨真伪，推想那位天才也未必有办法，那就不管也罢。

    其三，谈论结果，此路不通，只好退回来，单看动机，即这样做是想怎么样。当然是想用修整之法，除去（用大话说）不合某种教义的，（用小话说）不合己意的，保留兼培养那些合教义、合己意的。而如果这种愿望能实现，则所得为“心”的大一统；在这种大一统之内，除了高坐宝座的一个人以外，人人成为使徒，或用今语说，驯服工具。这不好吗？难说，因为问好不好，解答之前，先要知道教义或己意是好还是不好。“先要知道”，既是逻辑的要求，又是宋儒所谓天理的要求，皆“心”也，显然是应该尽先“交”的，于是好不好的问题也就化为空无。但这是就当时说，至于白驹过几次隙之后，即如现在又看见那个报纸钉本的时候，情况就有了变化。变化来于，彼时是身在其中，此时是身在其外。身在外，容许远看，就见到一时一地以外的，也就难免想比较一下。

    忽然飞来一句，见于《旧约·传道书》，我诌文时不只一次引用的，是“日光之下并无新事”，交心也可以这样说吗？想了想，答话是：就“类”说是这样，就“个体”说不是这样。所谓就类说，是由盘古氏（假定有）起，到爱新觉罗·溥仪止，都要求率土之滨奉正朔，心仪《公羊传》的“大一统也”。但那要求是偏于“身”的，或说消极的，即只要你不想也坐宝座，就无妨如严子陵，去钓鱼，或如柳三变，去写“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交心就不同了，要写：在这伟大的时代，我有时还想隐居，到富春江边去钓鱼，或带个情人，喝二锅头，唱小调，可见我旧的思想意识是如何浓厚，应该加紧学习，早日脱胎换骨云云。显然，这所交之心，前半可能真，后半就可能是交代或检讨八股。八股而仍须写，就是因为形势要求的是“心”的大一统。这与旧时代相比，是“踵其事而增华，变其本而加厉”。

    其四，还要说说交心之人，比如也乐得心能大一统，这容易吗？我的经验是不容易。这要怨上帝，如果人真是他造的，我们就会感到奇怪，为什么不千篇一律，而偏偏成为人心之不同，各如其面；不同，也罢，又偏偏不多给一些“变”心的能力，或者说心之上再来个心，具有使处理日常事务的那个心想什么、信什么的能力。话说得有点缠夹，改为用实例说。如有的人怕鬼，读了些科学常识书，也想改怕为不怕，可是暗夜经过坟地，还是毛骨悚然。又如哥白尼研究天象，变旧说日绕地为地绕日，受迫害，为平安，不如变所信，可是他做不到，因为理性做了主，他纵使想改变信念，也找不到能够左右理性的力量。唯一的躲闪之道是说假的，心里信煤是黑的，嘴里说煤是白的。现在复看交心材料，真坦而白之，就都是煤是白的一路。当做闹剧看，也好玩吗？其实不然，因为除了浪费精力、时间、纸张等之外，还会带来苦。小苦是不愿说假话而不得不说假话。还有大苦，是钻入这个存储假话的报纸小本本，就感到不再有自己。“吾丧我”是道家的理想境界，可惜我是常人，修养差，经过多次学习、运动，还愿意保留个“自己”。

    其五，说到常人，干脆就为常人再说两句。推想常人是都愿意保留个自己的，语云，前事不忘，后事之师，那就让他们把心放在肚皮里，不交出来吧。但这样还不够，因为要有个前提来保证，这前提是：张三希望李四交心，李四不交，张三无可奈何；李四希望张三交心，张三不交，李四也无可奈何。

    可以结束了，神经过敏，忽然想到，以上这些发微的话，惯于“吉甫作诵”的人如果看到，一定很不高兴吧？因为，至少在我未交的心中，过去有些新猷是并不值得歌颂的。皆往矣，争论这些干什么！不如放下笔，到长街看看，烤白薯是否又涨了价。

    临渊而不羡鱼

    近一时期，“文人下海”的声音，化为文字，常常在眼前晃动。他人门前雪，不管也罢。可是几天以前，广州《随笔》一九九三年第四期送来，翻了翻，感到形势有点逼人。在这一期里，我滥竽充数，优哉游哉，还在那里谈“酒”，并说有决心站在陶渊明一边，而曾出东山、不久致仕的王蒙先生却按捺不住，用题目中的“再从容些”间接表态，说自己这个文学家并未见钱眼开。我忝为这一期《随笔》中的邻居，如果还是在“隔篱呼取尽余杯”，就真有点那个了，所以决定，至少是暂时，放下酒杯，也说几句有关文人下海的，凑凑热闹。

    入话之前，先要说几句会有防御工事作用的话。计有两项。其一，我不只一次说过，人生是一，人生之道是多。这样，譬如同住一个大杂院，某志士在屋中编造什么主义，并坚信依之而行，婆娑世界可以很快变为天堂，而隔壁的王婆却走出屋门，在门外修建鸡窝，她的所求是鸡蛋，而不是人间的天堂。谁对？应该由著《南华经》的庄子来评断是“鹏之徙于南冥”“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蜩与学鸠”“抢榆枋时则不至”，亦各适其所适而已。这是说，作为人生之道，只要不违俗违法，就难分高下，或竟至没有高下，人也只能各适其所适。扣紧本题说，对于下海，甲说很应该，乙说不应该，其是非就又成为庄子所说，“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

    “庄周，吾之师也”（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尊师重道，昔人所尚，所以我只当说说自己关于“自己”的一些想法，并且，即使这样的想法不无可取，也并不表示与之相左的想法就不可取。其二，下海的“文人”像是有不成文的定义，指文学家；而文学家，像是还有不成文的定义，指能编造小说的。如果我的闭门的体会不错，那就可以判定，现身说法对下海表示意见，王蒙先生及其同道有资格，我没有资格。无发言之资格而还想说，总得找个理由。理由还得由师门来，曰己身虽非蝴蝶，可以梦为蝴蝶，那么，就算我梦为文学家吧，听到门外喊，“文人们请注意，下海喽！下海喽！”我是不是奋然而起，投笔（新潮曰投电脑打字机），跑出门，也跳入东流之水呢？不须再思三思就决定，是学孟老夫子，不动心，仍然拿笔，写不三不四的文章。或问，如此顽固不化，亦有说乎？以下分项说明顽固不化的理由。

    其一是没有改行的本领。我年轻时候非主动地犯了路线错误，小学略识之无之后，无路可走，而中等学校，而高等学校，又因为头脑欠清晰，不能数理化，就落在文史哲的泥塘中。由走入大学之门算起，已经超过六十年，居常面对的，除妻儿黄瘦的脸之外，就是书和笔。语云，熟能生巧，日积月累，也就能够略知文事甘苦，有时率尔操觚，还能成篇，换来量虽不大却颇为有用的稿酬。此外还有何能呢？算平生之账，也只是在干校曾经受命担粪，本领超过妻梅子鹤的林和靖处士而已。担粪之外，还有个未尝不可以自我吹嘘的非物质的本领，是自知之明，具体说是，如果丢开书和笔，那就不要说“发”，就是早晚的稀粥也难得保持坚硬，岂不哀哉。所以为了不哀哉，我坚决不改行，不要说“海”，就是再大，“洋”，我也不下。

    其二，下海是为变贫为富，所谓“发”，即有大量的钱，很多人眼红，我为什么不眼红？原因很平常，只是无此需要而已。需要是个很复杂的玩意儿，非三言五语所能讲清楚。复杂，一半来于客观，是可欲之物无限，如果人没有自知之明，也许想把夜空的亮星摘下来，代替室内的电灯吧？一半还来于主观，如希特勒就想统一全球，并把他厌恶的人都杀死；希腊的某哲人就不然，只希望国王的车马仪仗不遮他晒太阳的阳光。我是常人，虽然看古代典籍，也承认“负暄”为可珍重的享受，但又不忘古人“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的名言，就是说，晒完太阳，还是要吃喝，并要有个蜗居，就算是黄脸婆吧，能够挑灯夜话。这就可见，我同样有需要。一切复杂，一切分歧，来于需要的限度，或加深说，来于想满足什么样的欲望。为了化复杂为简单，只好来个差不多主义，分需要为三个等级，由低而高是，温饱，享受或享乐，阔气。说差不多，因为三者有错综的关系，比如温饱也是一种乐，至少有些人，也视阔气为享受。安于差不多，可以因细小以见概括，比如食，吃烙饼炒鸡蛋可以温饱；吃红烧海参就成为享受，因为超出温饱的需要；再升，吃清炖天鹅就成为阔气，因为只是价高而未必好吃。本段开头说我没有发的需要，就因为我的所求只是温饱，而不求享受，更不求阔气。何以会这样？来由有浅的，曰“习惯”，有深的，曰“知见”。先说习惯，自然只能举一点点例。一例说温，我离开乡里家门之前睡火炕，其后由二十年代中期起，直到现在，卧之时，身下都是木板。年深，旧棉絮不扔，铺在木板之上，就成为高级席梦思。盖普通席梦思，我也睡过，多软而少支持力；尤其翻身，感到别扭，所以还是不舍高级的。再一例说饱，我肠胃如蜗居，寒俭，不宜于也不惯于迎高宾，比如太阳从西方出来，中午吃得好一些，非“食无鱼”，晚饭就会犯怀旧之病，想吃玉米粥。这样，卧，安于木板，吃，安于玉米粥，眼下每月定时有祠禄，还不时会飞来大名为稿酬的外快，而需要额外买的却几乎没有，于是关于钱，所愁的就不是少，而是，比如说，月底了，检查阮囊，竟还有大额票十几张，怎么办？花，无东西可买；存，既要跑银行，磨鞋底，又怕通货膨胀加速，贬值。大额票十几张尚且带来愁苦，况发乎？再说知见，就难得像说习惯那样简明，因为不能躲开人生的价值问题。我昔年读英国薛知微教授的《伦理学之方法》，所得是，关于人生价值有多种想法，无论哪一种，都难于取得确凿的理据。这里也就只好说说自己认为合于情理的，或者说，经过深思熟虑多数人会认可的。为省力，还宜于从反面说，是享乐和阔气并没有什么价值，至少是没有值得珍重的价值。证据有正面的，借用古语，《左传》所举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都与享乐和阔气无关。证据还有反面的，是享乐和阔气与纵欲和掠夺（包括隐蔽的形式）是近邻，所以最容易败德，就是说，乐和阔是来于他人的苦难，还有什么价值可言呢？所知所见如是，依照王文成公知行合一的理论，我也就不见钱眼开了。

    其三，不见钱眼开是说见钱，而眼这东西，也有所谓“天命之谓性”，于是有时一睁，也会看见各色人等和花花世界，又于是而就不免顿生杞人之忧。忧也可以分为关于人和关于世两类。先说关于人的，为了文不离题，人指人群的一小部分，戴着文学家帽子而想下海或已下海的。所忧是这个，跳下去，扑腾，挣扎，斗争，或得胜而喜，或失败而悲，还有余暇、兴趣、精力，写烈士革命、佳人出洋之类的故事吗？这里，恕我仍是旧思想，认为鲁迅比大大小小的官都高，《阿Q正传》比内藏珠宝金条的摩天大厦更有价值。我不知道，思想改革开放以后，是否也把我这样的旧思想扔到垃圾堆上。如果扔，是道不同不相为谋。不扔呢，有的人也许有雄心，说一手抓钱，一手还可以拿笔。

    至于我，就仍是老框框，一直坚信：一、文学事业，有成就，要死生以之，至少也要多半个心贯注，半心半意必不成；二、文穷而后工，蒲松龄是这样，曹雪芹也是这样，腰缠十万贯，会坐在屋里写小说或凑五言八韵，不下扬州吗？我是俗人，比如眼下，肯坐在桌前一个字一个字写，原因之一就是没有多余的钱，如果得吕道士之枕，一旦发了，比如得美元百万，大概也会投笔，到什么地方去喝人头马，欣赏娇滴滴吧？再请恕我以己之心度人之心，所以才生了文学不知何处去的杞忧。再说关于世的。这用不着多费笔墨，因为大家目所共见，享乐主义和拜金主义（两者是孪生兄弟）的世风已经刮到十级以上，也许只有皇甫谧《高士传》中的人物能够砥柱中流吧？至于一般人，自然就为弄钱，为享乐，无所不为了。绝大多数人为钱而无所不为，我们还在自负的神州将走向何方，也就可想而知了。

    理由说了三项，我的意见就成为很明显，是希望（也只是希望！）已经挑出招牌开文学铺的，只要还能温饱，就不要改卖时装。这不容易吗？也不见得。举太史公司马迁为例，他临渊，也曾生羡鱼之心吧，但终于没有下海。《史记·货殖列传》有这样的话：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贤人深谋于廊庙，论议朝廷，守信死节，隐居岩穴之士，设为名高者，安归乎？归于富厚也。无岩处奇士之行，而长贫贱，好语仁义，亦足羞也。

    以为贫贱足羞，是动了心。可是因为更重视“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藏之名山，传之其人”，也就没有放下笔，后世无数的人也就还是能够读《史记》，一唱三叹。“欲以究天人之际”是人生的一条路，扔开刺绣文而改为倚市门是人生的另一条路，不知道诸位文学家怎么样，至于我，即使不忘算盘，二一添作五之后，还是决定不改行，永远不能发而不悔。是想希圣希贤吗？曰不敢，“亦各言其志也”而已。

    旧燕

    人总是觉得几乎一切鸟都是美的，可爱的。如果只许选一种，以期情能专注，我必选“燕”。

    我成年以前住在乡下，先是土坯屋，后改砖瓦屋，都是祖传形式，正房五间，东西厢房各三间，正房靠东西各间住人，中间一间两旁砌柴灶，这一间前部有门，有意思的是前部的门，两层：靠外的方形，只遮下半，向外开，名为风门；靠内的左右两扇，高及顶，向内开，白日大敞，入睡前才关闭。这样，起来之后，入睡之前，这前门就总是半敞着。是不是欢迎燕来住半年，生儿育女呢？说不清楚，因为祖祖辈辈都是“不识不知，顺帝之则”。

    总是公历四五月之间，估计就是去岁那一对，回来了。门外罕有长者车辙的小家小户添了热闹，风门之上，燕飞入飞出，早期是衔泥筑巢或补巢，其后是产卵孵化，再其后是打食喂雏鸟。人也忙，因为正是春种的时候。现在回想，其实不是因为都忙，而很可能是都具有“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大德，才能够如此和平共处。关于和平共处，还可以具体说说。只说两件，都属于克己谅人的，先说燕一方，巢筑在屋顶稍靠后的一根檩上，灰白色，作簸箕形，口敞开，向外偏上，农家早中晚三顿饭都要烧柴，烟气火气上升，推想在巢里必不好过，可是没看见有不安然的表示。再说人一方，吃饭放矮长方桌，位置恰好在燕巢下，小蒴黄口待食的时候常有粪便落下，怎么对付呢，照例是饭桌移动位置，而不说抱怨的话。人燕和平相处，由人方面说是鸟兽可与共群，取其诗意，可以说是羲皇上的境界。

    羲皇上与现代化难得协调，于是由二十年代后期起，我出外上学，离开乡村的祖传式房，改为住学校宿舍，住北京的四合院，门不再是上部半敞的风门，室内不见檩，也就再也不见燕巢以及燕飞入飞出了。有时想到昔日，很怀念。幸而还有个余韵，是七十年代早期，我由干校放还，人未亡而家已破，当然还要活下去，只好到北京大学女儿家寄居。住房是五十年代建的四层砖楼，比较高大。我们夫妇住的一间南向，记不清是哪一年，四月末或五月初，竟飞来一对燕，选定上方近西南角，筑巢了。我很高兴，想到又可以与燕结邻，心里热乎乎的。巢筑得不慢，常常见“空梁落燕泥”。及至筑成，我吃了一惊，竟不是簸箕形，而是鱼壶形，长圆，近上部的一旁开个小口，仅能容燕身出入。我至今不明白，是另一种燕呢，还是在乡随乡，在城随城呢？两种巢相比，我还是更喜欢家乡那一种，因为可以看见雏鸟的黄口。但总是又来身旁了，应该庆幸。庆幸之余，有时想到次年，至时还会回来吧？不负所望，次年的春末准时回来。可是像是心不安定，先是利用旧巢，不久又筑新巢。也许对环境有什么意见吧，第三年回来，飞旋几次，看看旧居，远去，就不再来。

    其后是时和地更现代化，我迁入北郊一座高层楼，居室有窗，有阳台，都封闭，蚊蝇尚不能入，更不要说燕了。由楼窗下望，有空地，却永远看不到“乍晴池馆燕争泥”的景象。

    常想到乡村的旧居，可惜先则人祸，家里人都散而之四方，继以天灾，房屋倒塌，现在是连遗迹都没有了。其他人家，会不会仍保留祖传的遗风，年年有旧燕归来飞入飞出呢？

    但愿仍是这样。不过，纵使能够这样，总是离我太远了。那么，关于旧燕，我所能有，就只是一首昔年作也未能离开失落感的诗了，这是：漫与寒衾梦绣帏，天街细雨湿春衣。年年驿路生春草，旧燕归时人未归。

    起火老店

    几年以前的夏末，多年住在张家口的大学同学王君来信，说应该抓紧时间去游云冈石窟，不然，怕一再拖延，想去也办不到了。我同意他的高见。——还应该说佩服他的预见，因为几年之后，他有一次图近便，上街不绕行学校大门，继青少年之后，由施工临时拆的墙豁口上下，果然一滑就滚下去，住了很长时期医院，放还，只能借木拐之助由东屋走到西屋了。这是后话。还是回到几年前，是秋天，我由北京出发，到张家口住一夜，于次日过午，与王君登上西行往大同的车。当然不是一路无话，但说些什么早已忘记，只记得快到的时候他说，市长是他的老朋友，他不想找他，怕反而麻烦。我表示百分之百赞成。到站，下车，出站南行，迎面是个五层豪华建筑，牌子是什么什么宾馆。他问我的意见，我说太新，不想住。他说，那我们就往南，进城，找旧的。

    我心里盘算，北魏平城的风光自然看不到了，如果能找到个李凤姐当垆那样的酒馆，不是也很好吗？于是我们上了南行入城的公共汽车，言明想在城中心一带下。到了，下车，恰好路旁坐着一位老者，老者是总会同情老者的，于是上前说明所求，是找老店，越老越好。他说，再南行十几步就是城中心，往东是东街，过九龙壁不远，东门以内，路北有个店，可以去问问。我们东行，果然不久就找到，入门一个大院，都是平房，虽然还整齐，却不新，觉得好。到账房，坐着站着几位，都是妇女，知道是个妇女店。招待的办法也特别，先谈家常。问从哪里来，干什么的，多大岁数，到大同来干什么，为什么没有年轻人跟着，等等。我们说来看看云冈石窟。大概以为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应该在家里坐以待毙吧，全屋人大笑。好容易才说到住宿的事，于是在一个本子上填写，填写完了，加问一句：“在店里起火吗？”我们一惊，没想到八十年代了，居然还有这样的老店。但没有经过再思，就据实陈述，说到饭馆去吃，不起火。

    晚饭在附近路南一家饭馆吃，质量很坏。第二天早起，看看附近街巷，没有遇见李凤姐当垆那样的酒馆。不得已，只好现代化，找高级饭馆。承人告知，是西街靠近华严寺那一家。去试，门面，陈设，果然高了；只是可惜，饭菜的质量还是不佳，就是山西第一名菜的过油肉也是难于下咽。晚上，我们回到妇女起火老店，对床夜话，禁不住自怨自艾，说我们俩都糊涂，“人家问起火不起火，为什么说不起火？”如果说起火，推想那些大笑的大姐大嫂们一定来指导帮忙，热热闹闹，弄两样菜，坐在店房里，佐以白酒二两，能够酒足饭饱且不说，此生还能到哪里去找这样的诗境梦境呢？但君子一言，驷马难追，三四天之后，我们只能怀抱着这个遗憾，连带下面的半空肚皮，与起火老店的大姐大嫂们作别，自西徂东了。

    从那次以后，我才知道起火老店还有这个类型的。这大概应该算做正牌的，因为顾名思义，是旅客可以在这里起火，自己动手。自己动手有好处，是吃什么有较多的自由，而且可以合口味，省财力。但这样的优点并不是人人能利用，因为没有人力和技术就办不到。我和王君一无人力，二无技术，而想利用，起因有二：一是想取巧，推想我们这样的老朽下厨房，在这些大姐大嫂眼里是天外飞来的笑料，岂能放过，而一来，一看，大笑之余，必不免技痒，或说想显显，于是我们就可以让位，坐享其成了；二是对于上面提到的诗境梦境实在爱不忍释，于是就饥不择食，学有些聪明人，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了。但是，再说一遍，遗憾的是只是想了想，良机错过，悔恨也无济于事了。

    与大同这一家相比，另一个类型也许应该算做副牌的，也起火，只是不由旅客下手，而由店里人下手。旧时代，没有特快软卧，更没有波音747，出外，旅途难免劳顿，好容易熬得走进旅店之门，就不想再活动。于是起火的设备或措施就显露了优越性，问问店主东有什么吃的，三言两语，一会儿端来，热气腾腾，就真是宾至如归了。住大同起火老店之前，我只知道，也想象，只有这个类型的。知道或想象，根据的绝大部分来于旧小说。依厚古薄今之例，印象最深的是唐人写的。一处是在邯郸旅舍，为不得富贵而叹息的卢生，得吕仙翁的仙枕之助，做了五十多年的繁华梦，及至醒来，店“主人蒸黍未熟”，见于沈既济的《枕中记》。旅客在枕上酣睡，店主东在不远的地方蒸黄粱米饭，是地道的起火老店的风光。另一处，更可以引人入胜，是十八九的绝美女郎红拂，思想解放，学习卓文君，跟随李靖北逃，到灵石旅舍，忙里偷闲，解发梳头，虬髯客在旁边欣赏，“炉中烹（羊）肉且熟”，其后是李靖买来胡饼（今名烧饼），大家一起吃，见于杜光庭的《虬髯客传》。英雄美人在店房之内聚会，不远处羊肉就要出锅，也是地道的起火老店的风光。

    记得什么人发过高论，人就是那么回事，算做劣根性也好，优根性也好，反正最欣慕的是自己缺欠的。我自然也未能免俗，出外次数不很少，旅店，住过各种形式的，包括高层的大楼，却总是希望，像旧小说所写，就是不能遇见吕仙翁，能够斜倚被卷，看看店主东蒸黄粱米饭的炊烟也好。可是事与愿违，一直找不到这样的起火老店。说来也可笑，还为此发过神经。一次是用放大镜，在影印大幅的《清明上河图》上找，结果失了望。又一次，在窗前晒太阳，却一阵神飞天外，仿佛经过一天的长途跋涉，日落之前，终于望见城郊的起火老店。于是旧病复发，诌五绝一首，是：严城遥在望，夕照满谯门。客舍青梅酿，今宵罄几樽？

    这不是黄粱梦，是白日梦，所以比卢生更加可怜。想变可怜为安慰，于是挖空心思想，而万幸，就真想起一次，千真万确的实境。那是上小学时期，到县城去开观摩会。同行十几个人，出家乡起程，西北步行五六十里，当然很累。望见城垛口，已经是太阳偏西时候。平生第一次入城，北行，住在北门内路东一家旅店，是名副其实的起火老店。晚饭由店里人做，烙饼，熬肉片白菜豆腐，直到现在印象还清楚，是既味美，又亲切。夜里，睡在起火的火炕上，暖而偏于热。清晨早起，精力恢复，一齐上城，半走半跑绕了两周，然后下城吃饭。就这样，总有三四天吧，观摩完了，怀着恋恋之情，与这起火老店分别了。

    一晃几十年过去，是前年，有偶然的机缘，又到县城。这一回是由西北向东南行，可以在上面跑一圈的砖城连痕迹也没有了，北门自然找不到。走到一条由北向南的街，同行的人说，这起点就是昔年的北门。路东有房，已经不见旅店。我禁不住想到当年的起火老店。连带地也想到大同的起火老店，那一次，有更多的获得劳顿后的温暖的机会而轻易放过，怨天，尤人，都无济于事，还是只能怨自己糊涂了。

    吃家乡饭

    诌文，题目宜于简化，以上所写就是如此，说全了应该是，我也喜欢吃家乡饭，甚至更喜欢吃家乡饭。明眼的读者一眼便可以看出，我是旧病复发，想说粗茶淡饭可以比高级餐馆的珍羞甚至胜过高级餐馆的珍羞的偏见。是不是这样？难答，因为三言两语说不清楚。只好顾左右而言他，即述而不答。是几天以前，承有四轮车阶级某君的好意，接往京东香河县的故乡过中秋节。我虽然杂事不少，却乐得去。理由可以高雅，诗云“月是故乡明”是也。也可以不高雅，即不花车钱而可以吃几顿家乡饭。家乡饭也略有家乡的花样，只说其中的一顿晚饭，是我看到厨房之侧小屋陈列的新白薯、新花生、嫩玉米之后点的。我说：“中午酒足饭饱，晚饭不管你们吃什么，我一定是这陈列的三种，外加一碗玉米粥。”主人慨然应允，是因为还记得我刚说过的“狐死首丘”的理论和心情。

    说起狐死首丘，也是一言难尽。我们家乡离北京不远，可是语音有小别。小别有难于说清楚的，是韵味。极少数有显着分别，如“看不出来”，普通话或京腔，“来”读阳平，我们家乡读阴平。普通话不用这个音，所以撇京腔的人听了会觉得怯；我则仍坚守月是故乡明的原则，不只不觉得怯，反而感到亲切。总之，回到家乡，白天逛集市，杂人入目，杂话入耳，都觉得好；入夜，不只月明，连蟋蟀叫声也显得特别清灵。话扯远了，还是说题内的吃。我老了，己身的一切零件都降级，包括胃口，具体说是连烤鸭都像是不那么好吃了。有时遇见惜老怜贫的好心人，包括家门之内的，问想吃点什么，我总是不假思索就回答，“想吃小时候在家乡吃的，当然没有。”这也许是狐死首丘的心理在起作用，但又不全是，因为心理之外还有道理。

    道理之一是分量轻的，来自感觉。家乡饭，以我想吃而吃不着的为限，也颇有一些。举一点点为例。一种是中秋节的芝麻红糖夹心蒸饼，一种是黄米面豆馅的黏火烧，都很好吃，论料，很平常；论工，不细，可是在家乡之外没见过。而且不只此也，即以玉米粥而论，我们家乡是用大锅烧柴煮，火停还不吃，任灶膛内的余火烤。还记得小时候，愿意争第一个去铲锅底，吃稠而带锅巴的，兼听铲下急促的咕嘟咕嘟的声音。所有这些，都不值常出入高级餐馆的诸位一笑，那就算做阿Q的偏爱未庄精神也好，反正我喜欢，不当说假的。

    道理之二是分量重的，涉及风气，是至少我认为，关于吃，不管是什么人，什么场面，都应该吸取家乡精神，就是：主要是求饱，也可以求好；但不必再加码，追求不必要的浪费。所以这样说，需要略加解释。由浪费说起。这有来自形的，比如把萝卜削成各种花，让鱼高举尾巴，名为松鼠，我就以为大可不必，因为到嘴里还是同样的味道。浪费有来于料的，如死鱼翅，比活鲤鱼价贵百倍，吃，尤其请客，看重前者而轻视后者，我也以为大可不必。浪费还有来于量的，更常见，是凡名为宴的，都要以菜多为胜，以致尝到一半就不想再举箸。我们家乡饭就不是这样，比如吃京东名产的肉饼，就只此一味，至多再加一碗汤或一碗粥而已。就一定不及皇家的一百二十品吗？我看也未必。仍以己身的感受为例，是吃过新白薯、新花生、嫩玉米以及玉米粥之后，我回到北京，承某公好意，请吃四川菜，一桌不足十人，菜大大小小总不少于二十几品吧，只记得东坡肘子味道不坏，其他都忘了，因为肚子不需要，也就没有觉得好吃。

    肚子不需要而仍上菜不止，主人的心态大概是，熊掌已经吃不下，还要上驼蹄羹，只有这样才能表现“我有嘉宾，鼓瑟吹笙”的盛意。用意似乎未可厚非。其实内涵并不这样简单，因为用上菜不止的办法以表现敬客的用意，已经成为风，就不能不有更深的根。这根，至少我看，是一种价值观，具体说是：钱和享受就是荣誉。我们都知道，引导兼督促人，干这个不干那个，荣誉信念的力量是如何大。历史上，有不少可敬的人为昏君死了，有不少可爱的人为尚未谋面的名义上的丈夫死了，因为这样可以获得荣誉。不错，推崇忠贞的时代，富厚也不能算做坏事；但其时的价值观不是单一的，比如说，寒素，俭朴，至少是有些人，包括大名人司马温公在内，以为也颇不坏。现在不同了，价值观几乎成为单一，比如说，十万元户比万元户，价值必高十倍；吸进口烟，用千元以上打火机，自己也觉得飘飘在天上了。语云，草上之风必偃，于是而吃，就以入高级餐馆，上贵菜不止，吃少量，剩大量为荣了。什么荣？说穿了不过是，我有钱，可以摆超过一般人的谱儿。也许是因为我没钱，嫉妒人有，对于用钱摆谱儿，如在公共车上所见，十指戴四五个金戒指，餐馆中所见，山珍海味堆满桌，总是不免于顿生厌恶之感。

    显然，这样的不礼貌话会引起有些人的反感，所以还需要辩解几句。古人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我是常人，自然也要饮食男女。因而也就不反对变茹毛饮血为（间或）吃烤鸭，（更间或）吃红烧鱼翅，变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为花前月下卿卿我我。这说堂皇了是由野蛮趋向文明，除禅师以外是都应该赞成的吧？还是单说吃，我反对的是以多花钱为荣誉，即摆谱儿。理由有浅深两种。浅是放眼全国，看大众，我们还不配，也就不应该。深呢，可说的像是不少，只说两点。其一是就文明或向上说，如果视摆谱儿为荣誉居然成为风气，历来书面上传为有价值的，如知识、道德、科学、艺术之类，也就无影无踪了吧？其二是就诗意说，算做偏见也罢，我总觉得，相知，少则三二，多则三五，相聚，把酒闲谈，诗意总是与下酒物的简约有不解缘的，所谓“盘飧市远无兼味，樽酒家贫只旧醅”是也。到此，既已请来杜老助威，我就无妨来一句总而言之的大话，是，家乡饭，不只好吃，还可以上升为精神，使在吃的方面惯于摆谱儿的诸公对照着想想。

    说起想，由家乡饭不由得又引来一阵怅惘，一不做，二不休，也就说一说。读者诸君大概会以为，这是因为想吃而吃不着，所以因嘴馋而心烦。但情况并不如此单纯。说来也有三四年了，一位乡友凌公住在城内我住处的附近，他夫人一半居乡，一半来京城，每到在城内，一定在星期三（我二、三、四在城内）招待我吃晚饭。言明是家乡饭。凌夫人年过花甲，长期居乡，自然也只能做家乡饭。但做得好，比如特产的京东肉饼，她加些青菜，反而比家乡名餐馆纯肉的好吃。且说近三四年来，已经记不清有多少次，在凌公的家里吃家乡饭。所吃也有些花样，其中有些是由家乡带来的，都市见不到，就既感到新鲜，又可以温儿时之梦，所以特别有意思。有意思就值得描写，只述说有那么一次，凌夫人刚从家乡来，当然要带来一些土产，我照例去吃晚饭。依家乡旧习，凌夫人是先做而后（在厨房）吃，我和凌公是先吃而不做。

    下酒菜是家乡带来的，一冷，拌豆腐丝，一热，炸咯喳盒。白酒，凌公三两，我半两，之后是肉饼，最后是玉米粥。吃时的感受不好说，只好说吃后，是还想吃，可惜肚子已经不能容纳。参加各种形式的宴会没有这种感觉，而是菜尝到一半就没有兴趣再下箸，可见原因未必是不合口味，而是违背了圣人之道，所谓过犹不及。家乡饭简，不过；味道有乡土气息，至少是我觉得，有张季鹰的诗意。然而不幸，我这鲈鱼莼菜的美梦做得照常兴高采烈的时候，忽然传来消息，凌夫人病了，送往医院。记得是星期二上午，我赶往医院。知道是脑溢血，在急救室抢救。我同亲属多人围在病床四周，都默默地看着。忽然凌公像是想起什么，冲着我说：“前天还算计，这个星期三吃什么，想不到……”他落了泪，我也落了泪。凌夫人终于没有救过来，不久就乘灵车回家乡了。从此，在北京我就不再有吃家乡饭的机会，也就不能不更加增强了对家乡饭以及其精神的怀念。

    买降价书

    近来看报刊，常常碰到一些书呆子的牢骚，单说与贫富无关的，是费九牛二虎之力写了一本书，揽卖书大权的新华书店只要二三百本；听说自己想看的某书出版了，赶紧跑书店，跑一处撞一个钉子，跑十处撞十个钉子，只得回家，擦擦汗叹气。这类牢骚使人皱眉。皱眉的人也可分为三六九等，只说上下两种。上是大谈其文化危机，然后是理论加办法。对于这样的豪言壮语，我高山仰止，并希望能见效。可惜是很少能见效。所以我就甘居下游，只是出于同病相怜，陪着叹气。为了证明事出有因，先说说同病之病。病的一半是难卖。

    我也曾不自量力，写些不三不四的，当然不愿意藏之名山，而碰巧，有好事者愿意印，到读者手里，接着是名利双全，有望了，而征订数的消息传来，三六〇，一盆冷水自天而下，怎么办？只能叹气。病的另一半是难买。只举一种为例，是《浮世澡堂》和《浮世理发馆》的合印本，本市、外省市，都买不到，最后出奇兵，求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的熟人，不久送来，说是由该书责任编辑的书架上抢来的。这使我一时过意不去，但终究如愿了，几分钟过去也就高高兴兴。不过这样的出奇兵，也不是每次都能获胜，例如失去多年的《我是猫》中译本，也是他们社印的，也托这位熟人去搜，就至今也未能如愿，其结果就只能也是叹气。

    诌文有如流水，常常不知流到哪里。这篇就是如此，本来是想说些好听的，算做有意做翻案文章也好，目的却是正大的，是提起书呆子的雅兴，求变叹气为扬眉吐气。而一时不检点，竟说了那么多叹气。以下改为说如意的。先要说明，不是回天有术，只是如汉高帝之逃离鸿门，偶尔可以走小道，讨些便宜。卖书是大举，除去变内容的颜色以外，想多印多销，恐怕难于上青天。只好单说买。怎样变难为易？我的一位忘年交冯公有秘诀，是勤看消息，多费邮票，我学不了。不勤而仍想得兔，也有妙法，是常到卖降价书的处所转转；自然要附加个条件，即变有目的的求（如点名要《我是猫》）为无目的的求（如想买鲤鱼，碰到黄鱼，也不坏）。我认识的一个年轻人熊君顺这条路走得更远，能到出版单位的仓库里去选，据说已经买到很多既物美又价廉的书。

    我足力差，不能走进仓库，只能走进街头大敞门的店铺。篇幅所限，只说一次的所遇。那是北京地安门外的燕京书店，不知由何时起专推销降价书。我是往邮局取什么经过那里，进去转转，有一搭无一搭，居然就看见，有不少可要的书立在架子上。我买了五六种。仍是为篇幅所限，只说一种，钱谦益的《列朝诗集小传》，一九八三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新版，上下两册，定价2.40元，6折，合1.44元。这部书我有一九五七年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印本，标点错误不少，新印本作了订正，主要还是因为太便宜，买了两部，所费恰好等于买半斤酱牛肉。

    要说说书的价值。书是人写的，先要说人。这很难，因为他生逢易代之际，经历复杂，必致人各有见。与王铎领衔，在南京投降多铎的清兵是事实；为乾隆皇帝所恨，人入贰臣传，书毁版，也是事实。说好，会与人以招降纳叛的口实；说不好，也许借了柳如是的光，陈寅恪先生必不同意。只好放过人，专说书。有公私两方面的优点：公是有多方面的价值；私是我有偏爱，看过不只一次还想看。

    先说公，还是为篇幅所限，只能长话短说。一是有史料价值，所收约两千文人，其中不少是不见经传的。二是叙述简而得要。三是评论公允，有见识。如说前后七子的复古是“牵率模拟剽贼于声句字之间，如婴儿之学语”“谬种流传，俗学沉锢”；说公安派“疏瀹心灵，搜剔慧性，以荡涤摹拟涂泽之病，其功伟矣”，但失之“机锋侧出，矫枉过正”；说竟陵派“所谓深幽孤峭者，如木客之清吟，如幽独君之冥语，如梦而入鼠穴，如幻而之鬼国”；评竟陵派谭元春的诗“贫也，非寒也，薄也，非瘦也，僻也，非幽也，凡也，非近也，昧也，非深也，断也，非掉也，乱也，非变也”，尤其可见识之高而语之当。四是笔下不干巴，充满情思。五是行文雅，可称为地道而上好的文言。

    再说私的偏爱。文，表达的格调有高低。专就这一点说，我的私见，明清之际，当以钱谦益为第一。从这部《小传》中随便抽一篇短的为例：

    风翼，字伯起，长洲人。与其弟献翼幼于、燕翼叔贻，并有才名，吴人语曰：“前有四皇，后有三张。”伯起、叔贻皆举乡荐，幼于困国学。叔贻蚤死，而伯起老于公车，年八十余乃终。伯起善书，晚年不事干请，鬻书以自给。好度曲，为新声，所著《红拂记》，梨园子弟皆歌之。伯起与余从祖春池府君同举嘉靖甲子。余弱冠，与二三少年冲酒阑入其家宴，酒阑烛禸，伯起具宾主，身行酒炙，执手问讯，其言蔼如，先进风流，至今犹可思也。（丁集中《张举人风翼》）

    话不多，内容不少，并且都说到点子上。更引人入胜的是语句雅驯而富有感情，说百读不厌也许太过，念一次两次，觉得有滋味，所费不过一元四角多，总不会感到冤枉吧？

    写到此，看看文题，真是扯得太远了。要转回来总说一句，是希望广大同病也照方试试，如果碰巧也能以低价买到几种合意的，就可以变叹气为扬眉吐气，岂不善哉。

    食无求饱

    《论语·学而》：子曰：“君子食无（毋）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朱熹注：“不求安饱者，志有在而不暇及也。”现在看，这些话的意思颇有可取。可是回首当年，不知怎么想的，对于第一句却表示过不敢苟同，还为了显扬己见，自篆，请东安市场的刻字工人照刻个长方、上有瓦纽的红铜图章，文曰“食求饱斋”。且说这个图章，“七七事变”开始，就随着其他衣物书籍等毁于战火，或转入趁火打劫人之手。幸而还有少量书存同学李君处，如青柯亭本《聊斋志异》等，有时翻翻，还可以看到代表那时的点滴心情的这一方印记。现在推测，这种反圣道的思和行的来由，大概是常常不能饱而有牢骚，其意若曰：你们是“从大夫之后”的，吃饱不难，所以才说这样的风凉话；至于我，常常是难得一饱，既然没有飞黄腾达的幻想，那就穷则独“善”其身，只求能吃饱吧。新出生的牛犊不怕虎，大胆反圣道，竟连“君子食无求饱”，则“食求饱者非君子”的逻辑推理也不管了。幸而这方图章化为空无，反圣道的想法成为过去。但是也有不幸，是有关“食”和“饱”的一些问题没有随着化为空无，并且经常在身边，甚至在心里，纠缠。本诸“一吐为快”的凡人规律，干脆说说。

    出身于农村的中产偏下之家，直到小学毕业，日子都是在农村过的。其时是大清帝国转为共和不久，农村生活还维持昔年或说祖先的老套，专说吃，都是自产的粗粮加自产的蔬菜。也自产少量细粮，即小麦，也养猪、鸡等，但那主要是用来换钱的，不是供食用的。来亲戚时候不多，就是来，粗粮换细粮，吃鸡蛋，间或有肉，陪客也只是男性长者有份，妇女和小字辈的不能上桌面，所以只可看，不能吃。粗换细，有肉，只在可数的几个节，如清明、中秋、年节等。

    年节最好，除了多吃几顿之外，像我们小字辈的男孩子，还可以排满日程到外祖、姑、姨等近亲戚家拜年，依例，可以大吃，还可以得一些压岁钱。此外还有每年一次的自己生日，但待遇不算高，只是煮鸡蛋一个而已。这样，可见求饱就大不易。至此，要穿插说说我的关于饱的高论，是积数十年之经验，才发现并确信为不诬的，就是，饱有低级、高级二义：低级的是不“愿”再吃，或具体说，还可以吃，因为不顺口，算了；高级的是不“能”再吃，也具体说，是已经填满肚皮，再下箸就没处装。本诸取法乎上的要求，我以为，饱应该指高级的，这样，直到小学毕业，离开农村之前，我就一贯是食不能饱，虽然由立志方面说并不冠冕，由实况方面说却是离君子不远了。

    由一九二五年秋天起，我到通县师范学校上学。也许是意在表示尊师重道吧，除了学、杂、宿等费不收之外，还官费吃饭。我刚入学的时候是每人每月四元。校当局为了避贪污之嫌，也许兼图省事，饭归学生自办，由各班推举经理二人，会计二人，出纳二人，负责一个月。我彼时曾显露企业家之才，当经理不只一次，因为是一生中最光荣的经历，恕我这里大书特书。光荣还不只“职称”一宗，比如到城中心去逛大街，粮店、酱园等铺的人见到，都是满面堆笑，鞠躬打拱。还有一次，是省教育厅长严智怡（严范孙之子）来视察，在西街宝兴居吃午饭，我是饭厅经理，成为学生代表之一，去诉苦，请求增加饭费。

    不久就居然增了，每人每月变为四元五角。记得另一篇说过，通县还有女子师范学校，男女新城、旧城不亲，待遇却平等。而不管四元还是四元五角，“她”们是绝大部分用于副食，我们（如旁观，应写“他”们）则绝大部分用于主食。于是她们就可以得高级饱，我们则只能得低级饱。也就因此，从那时起，我就更加赞同“爱哥哥”的女人水做、男人泥做的妙论。话题回到正路，是通县六年，得高级饱的时候很少。这很少，指破例，或大改善，到城中心的小楼（牌匾名义和轩）去吃牛肉饼，甚至兼吃烧鲇鱼；或小改善，到学校西边不远的张家小铺去吃馅饼。改善要花钱，而阮囊羞涩，所以可偶尔而不能常常。

    一九三一年夏我由小城移到大城北京，名号由师范生升迁为大学生。吃的官费变为私费，而钱包的情况变化不大。私费的吃有优越性，是主观能动性大增，比如学校附近的海泉居和林盛居，走入哪一家，以及进去，吃炒肉丝还是吃张先生豆腐，我都有绝对自由。放大为理论，消极的，自由是幸福的必要条件，积极的，自由是通往幸福的最近的路，于是理论化为实际，关于吃，就常常是，虽不能说已经得到高级的饱，却可以说，两端之间，以接近高级那一端的时候为多。也有不只接近而真就到了的时候，那是有什么机会，伴随其他人，到沙滩一带之外的什么馆子，很少时候还是大字号，去吃。与现在相比，彼时的馆子有可爱性，材料好，用心做，利润低，而食客不多。这些可爱性使大众化的种种，如东来顺的牛肉饼，馅饼周的馅饼加粥，同福居的锅贴，仿膳的肉末烧饼，等等，不只价廉，还很好吃，进门入座，担保可以得个高级饱。大众化之上还有不少可以过屠门而大嚼的，因为很少光顾，又怕勾出馋涎不好办，只好不说。遗憾的是，这种任意进入哪一家的自由时间有限，先是改为自做自吃，接着还要自做给孩子吃，而阮囊羞涩如故。得高级饱的机会就越来越少了。

    一晃，多少年？算算，总是二十年以上吧，“所谓”自然灾害的三年困难来了。先是感觉不饱，继而渐渐，反而胖了，医学家另有专名，曰浮肿。到长街拾锈烂铁钉以大炼钢铁的命令无声无息地撤销，换为轮流到崇文门外一个招待所去休养。还是不饱，但总是比在家里好一些。可是心不能安，因为贤妻在家侍奉二老（我之母，她之母），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韩非子有远见，《五蠹》篇中说：“饥岁之春，幼弟不饷。”我们也由王道变为法治，买了秤，由小女儿掌管，依定量，合而做，分而食之。天助老寿，两位老人居然没有喊饿。贤妻也不饱，也是反而胖了。她属街道管辖，也有休养之道，是中午到街道委员会聚餐，菜有公备的什么鱼云云。有一天，她照例至时起程，我帮她整理应带的主食，是刚出锅的窝窝头两个。

    不知一时由哪里冒出一股大勇之气，我说：“我吃两口行吗？”贤妻不愧为贤，说：“你吃吧。”我吃了两口，大概咬去一个的三四分之一吧，当然还想继续吃，可是看看贤妻的可怜样子，只好“义亦我所欲也”，不再咬。万没想到，贤妻记忆力并不很好，却把这件事记得牢靠而清楚，于是每有亲友来，言及旧事，必绘影绘声地述说一番。说者笑，听者笑；我也笑，是苦笑。我想，如果说三年挨饿损失不少，这次乞讨大概是最重大的，虽然施主是贤妻。我有个老友李君，若干年前变听诊器为倚市门，发点小财，高级饱的经历自然就多了，却有个相反的高论，是困难时期收获很大。我请问理由，是：吃刚出锅的窝窝头，比当年吃烹对虾、烂扒鱼翅还香。总而言之，这一阶段是，求低级饱而不得。语云，天塌砸众人，也就可以饥肠辘辘而无怨。

    困难终于过去。福也不单行，孩子学校毕业，可以自食其力了，而且不只一个。正想唱“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击壤之歌，大革命的风刮来。专说食和饱的问题，经常是即使食有肉而不知肉味，因为不知道第二天会怎么样。感谢时间公道，不为难人，总算也过去了。饱的情况呢，大致还是，得低级的似不难，得高级的时候很少。

    为了避免厚古薄今之嫌，转为专说现在。旁观者多有厚意，劝说我现在有了条件，应该吃好些。所谓条件，是：一、二老先后作古，不再需要供养吃穿；二、孩子都能自立，当然不必再管；三、旧习难改，写些不三不四的东西，赖主编大人有眼无珠，居然换来一些稿酬；四、常说的衣食住行，住不贵，行很少，花钱只有衣食，而衣，我和老伴几乎不买，一些旧的非时装，穿上可蔽体，一也，电视上看到的时装，无兴趣，二也，于是可用钱之处就只剩下食一项。厚意，条件，两全，得高级饱应该不难了。然而不然，因为还有不少，旁观者不知或未注意的反面条件。我现在过的是东食宿、西食宿的日子，东是单位，每周少半，西是家，每周多半。先说西。老伴是不越雷池一步的人物，同住的下代都忙，因而采购不易，得合意之品尤其不易，又即使两道难关都闯过，还有一关，是没有烹调技术，于是各种相加之和就成为，得低级饱不难，得高级饱大难。再说东。离家，入了城，我成为单干户。也由旁观者看，单位食堂的饭平平，可以不吃；有几张钞票，无人考勤，应该顿顿走入什么饭馆，一菜一汤，换个果腹含笑而归。含笑，大佳，可惜得之不易，因为反面条件更多。可总括为三种。

    第一种是外界的，即饭馆之难于走进去。这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路近的，十之八九为个体户，经济效益第一而货色不佳，常常是花钱不少，连低级饱也不能得。另一种是路远的，有些甚至是赫赫有名的，想去，困难有二：一是常常客满外加不少立候的；二呢，恕我直言，因为我还记得一些昔日的情况，对比，绝大多数是有名无实，因而也就不易得到高级的饱。反面条件的第二种是半外半内的，远去就馆，除立候外，还要挤车，我老了，已经缺少勤奋和耐心去为嘴伤身。反面条件的第三种是纯内界的，老伴坚信而我半信半疑的，说是我因老而食欲不振，所以吃什么也不香。这论断，我半信，因为可以举三年挨饿时期的狼吞虎咽为证；也半疑，因为，例如不久前，到乡友凌公家吃他夫人做的家乡饭就吃得很多。这样说，关于食，我是念旧至于顽固不化了，且不管它。只说东食，反面条件难于克服，但又不能不吃，于是有时晚饭，就买一个豆包或一块烤白薯搪塞过去。现在这年头，青中年妇女穿上时装，还雅兴有余，愿意逗逗男老朽，以增加一些人生乐趣，看见我啃豆包或烤白薯就说：“这老头子真俭朴，省下那么多大团结干什么？”她笑了。我也陪着笑了，是笑她不知道取得高级饱之不易。

    又是难，又是不易，成为诉苦，不好再说下去。依照什么什么作文法则，结尾要照应开头。开头是引《论语·学而》，复看，觉得誉为颇有可取有问题了，因为事实不是食“无”求饱，而是食“难”求饱。知过必改。《论语》入《十三经》，不敢动笔；可以试试朱注，似可改为：“不求安饱者，得难，故戒之在得也。”不过无论如何，我的“食求饱斋”总是失之过于理想，那就早早失落了也好。

    寿则多辱

    这句话出于《庄子》，多年前看到，想到人生，不免有些感慨。但感慨的确切情况，一时又说不清楚。何以故？因为人生，总的看，天命，人性，爱好，规律，等等，是复杂的，分别看，古今中外，森罗万象，头绪更加纷繁。专就寿说，以为会随来多种辱，至少由庄子看，有道理，可是放眼看看世人，讲卫生，勤锻炼，饱食暖衣之余，还要加些补药，所为何来？不过是多活些时候，何况依常见，也确是有荣华舒适与高寿相伴的。但也是依常见，尤其红粉佳人，最怕天增岁月，老之将至。这是一笔糊涂账，来于由不同的角度看，或由不同的人看，甚至同一个人而由不同的时间看。这不同就给寿则多辱的看法留有余地，或者说，由某时以及某个角度看，情况也可能正是这样。我老了，有时想到这句古话，原来轻飘飘的感慨就变为质实而沉重，就算做只是心情的一个方面吧，既然有此一面，就无妨说说。

    由话的出处说起，《庄子·天地》篇说：“尧观乎华（地名），华封人（守封疆之人）曰：‘嘻！圣人。请祝圣人。使圣人寿。’尧曰：‘辞。’‘使圣人富。’尧曰：‘辞。’‘使圣人多男子。’尧曰：‘辞。’封人曰：‘寿、富、多男子，人之所欲也，女（汝）独不欲，何邪（耶）？’尧曰：‘多男子则多惧，富则多事，寿则多辱，是三者非所以养德也，故辞。’”单说这寿则多辱，成玄英疏有解释，是“命寿延长，则贻困辱”。释辱为困辱，依注疏的通例，是成玄英认为，原话的辱，也包括困。如果他的理解不错，我们就可以说，尧用的是辱的广义，除了自己须负道德责任的失误以外，还包括受外力的限制，不能腾达、不能如意一类事。范围这样扩大有好处，一是其小焉者，“寿则多”就可以得到较多方面的支持；二是其大焉者，才可以借用孟老夫子的话，说“于我心有戚戚焉”。径直说，是因为寿命延长，自己觉得不顺心，旁人看着不赏识甚至不光彩的事就本来可以无而成为有或本来可以少而成为多。这是伴随寿而来的辱，也许无法避免吧？命也，所以就不能不感慨。感慨属于心，不好说；命表现为事，可以说说。事太多，只得大题小作，用以管窥豹法，并先泛说，然后反求诸己，说一些感触最深的。

    泛说，用窥豹法是窥世人，显然，因寿而来的辱就会无限之多。幸而“窥”之后还有“一斑”，即容许用少量的事以显概括的理。这事，想只举三种。其一是佛门所说四苦之一的“老”。任人皆知，老，除年岁以外，会带来一切可意事物的下降。最明显的是活动能力的下降，如当年力能扛鼎，变为至多仅能缚鸡；当年走南闯北，变为至多扶杖到门外转转；一些通文的，当年下笔千言，倚马可待，变为江郎才尽，举笔不能成篇，等等。这分的种种还必致变为总的，是当年有本领，家门之内，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走出家门，帮助这个，指导那个，可谓“固一世之雄也”，变为“而今安在哉”。

    这种种情况又必致由外而内，即由觉知深化为痛心。总的说是没落感，不再有人重视，或简直被人忘了。这“人”，有只是路遇点头微笑的，关系不大；由远而近，到亲友，就分量加重，更近，到心之所系，就不能不兴白居易的“尽日无人属阿谁”之叹。因老而来的困辱，还有实际更难忍的，是也常见的兼贫而且病。贫来于社会，是收入少了甚至没有收入，病来于自然，因为身体的各部位健壮情况下降，病就更容易侵入。如果不幸而老与贫病俱来，自力更生的办法行不通了，可能的路就只有两条：一条好些，是靠人；另一条很坏，是无人可靠。无人可靠，困辱的情况会如何剧烈，可以想见，就是有人可靠，想到昔年的“行有余力”，甚至曾叱咤风云，也总是很凄惨的吧？

    其二，再窥个一斑，是美人迟暮。上面说过，红粉佳人怕老之将至。其实应该说最怕。何以最怕？因为美将变为不美。男性，或女性而非佳人，如无盐、孟光之流，随年岁之增长也变，但变化的距离小，就不那么彰明较著，怕的程度也就可以浅一些。这里也许应该岔出一笔，问问何谓美，以及美为什么比不美好。答可以走烦难一条路，那就不得不绕个大圈子，估计连佳人以及爱佳人的人也未必有耐心听。所以不如走简易一条路，把判断权交给以“天命之谓性”为基础的常识，这是美的，会使多数人兴起爱慕之心。所谓多数，还包括被爱慕的，所谓顾影自怜是也，甚至本来抱敌意的，如桓大司马的尊夫人所说我见犹怜是也。佳人，据未经调查研究的所知，没有不欢迎爱慕之心的，换句话说，都爱美如命，或甚于命，纵使对于兴起爱慕之心的，未必都乐得给予“临去秋波那一转”。可是很遗憾，这比命还贵重的美，偏偏如春花之不能长此艳丽，而是随着岁月的增添，由消减而终于成为空无。话归本题，是寿使美变为不美，不美的程度还可以加深，就成为丑。变化如此之大，佳人本人有何感触，自然只有佳人自己能知道，我想说一点点来于外观的，以证取这样的一斑不是杞人忧天。我以莫知所自来的机缘，认识三位年龄与我相仿的女性，上学时期都是校花，即公认的佳人。佳人，而且公认，其为美自然不容置疑。可是由于寿，古稀以后，我见到，怎么说呢？只好慨叹上天之有始无终，或说先是厚之，而后则薄之。有没有一厚到底的办法？驻颜是理想，至于实际，就只有不寿的一法，如明朝末年的才女叶小鸾，虚岁十七，未嫁而卒，给人的印象就总是娇滴滴的。另一面，如南明秦淮第一美人顾媚就不成，得寿，传说辞世时现老僧相，僧而老，与美大异其趣，还有谁会兴起爱慕之心呢？佳人而不再有人兴起爱慕之心，所失真是太多了，究其因，是寿在作祟。

    其三，还可以窥个一斑，以证寿的影响更加重大。仍用以事见理法。这方面，如果翻腾旧文献，就会说之不尽。想只取个时代近并便于对比的，是绍兴周氏弟兄，二弟寿而长兄不寿。先说寿的二弟，如果写完五十自寿的打油诗，天不假以年，见了上帝，就不会有其后的出山，戴本不该戴的乌纱帽，住老虎桥监狱，易代后闭门思过，直到大风暴自天而降，受折磨而死。不寿的长兄呢，如果也寿，且不说八年的兵荒马乱，易代之后会如何呢？那支笔，仍写自由谈吗？还是学尹吉甫，应时作诵呢？总之，会有些问题，我们想不明白。而不寿，则一切问题都灰飞烟灭，剩下的只是功成名就。这样说，尤其在这类大关节上，寿则多辱的看法就更值得深思了。

    泛说完，照前面许的愿，要改为说自己的感触。如果人生一世，只分为寿天两类，我当然要划归寿的一群。这不好吗？我是常人，虽然拿起哲学书本，也曾想入非非，可是由禅堂而走入食堂，就不能不恢复常态，就是说，同常人一样，仍旧觉得活着比死好，蛋糕比窝窝头容易下咽。但这只是生活的一面。人生是复杂的，一面之外还有其他方面，这其他方面之中就有个不小的户头，是因寿而有的一些困辱。只说常在心头动荡的。一种，是由他人的怜悯而来的失落感。比如约一年以前，我的办公桌连升三级，由一楼迁到四楼，每天要上下若干次，路上遇见的人几乎都比我年轻，并都有惜老怜贫的善念，常常要说这样一句：“慢点，别摔倒！”我口说“不要紧”，心里感谢，紧跟着感谢之情来的就是失落的凄凉。失落什么？健康，能力，甚至青春，什么都有。

    但想想，这是定命，又有什么办法？另一种，是记忆力的减退。这有时使我很难过，只举两类事为例。一类是找书。我存书不算多，大革命中毁了一半，所余更是有限，可是已经有几次，找某种书，以为必在某处，却找不到，结果只能望书橱而兴叹。另一类是记人。有很多次，见到不很生的人，人家近前，热情寒暄，我却叫不出人家的大名。问？装做记得？不免于左右为难。再说一种，是思辨力的减退。有些问题，昔日拿起笔，可以说清楚，现在像是不那么轻易了，有时甚至发现前后不能照应。这使我不能不感到，丧失的真是太多了。最后还可以说一种，是情意的没有归宿。用道家的眼看，我天机浅，又择术不慎，走了与“不识不知，顺帝之则”相反的路，因而清楚地感到有人生问题，也就禁不住思索人生问题。都想了什么？有何觉知？一言难尽。

    只说与这里有关的，是心作逍遥之游，可以趋向情灭的禅境，也可以趋向情生的诗境，凭理智，认为趋向禅境是上策，可是情意更有大力，所以实际总是经常趋向诗境。可惜寿与诗境是常常难于协调的，比如诗境中有微笑的温存，表现为湘笺，为履迹，为剥啄声，由于寿就会变为去者日以疏。还能剩下什么呢？恐怕只能是“今雨不来”的孤寂之境之感吧？以上几种都是随寿而来的困辱，有什么办法能消除吗？理想的妙法是佛典的《金刚经》所说：“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但是可惜，这又是禅境，刚说过是易知而难行的。于是剩下的就只有道家的一条路，曰：“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但围绕着“安”也还有些问题，一方面，能安并不容易；另一方面，比如勉为其难，似有所获，这胜利怕也是阿Q式的吧？事实总是比想象更难对付，所以有时想到寿则多辱这句话，就不禁联想到孔子说的“畏天命”，天道远，可是不可抗，除慨叹以外，还能怎么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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