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资深

    金城银行是利用北洋军阀资金在1917年创办的，创办人周作民原来是大清银行稽核处处长。金城虽然在北四行——盐业、金城、中南、大陆（后来这四行又联合开办了联合银行，通称为北五行）——中排第二位，但它的活动、组织和业务能力在北五行中却首屈一指。周作民有时在幕前、有时在幕后，纵横捭阖，既不卷入政治而又能尽量利用政治的力量扩大它的业务，使它在民族金融业中占有卓越的势力与地位。他知道玩火的难免要烫手，所以经常配合政治的背景，选择火中取栗的人，代表他在冒险家乐园中参加舞蹈，也可以说这是民族金融业的悲哀。

    抗战开始后，金城银行一分为二，一部分活动于沦陷区；另一部分活动于大后方。在沦陷区周作民利用了日本通昊蕴斋，折冲尊俎敌伪之间；胜利后金城银行在沦陷区的活动被国民党政府看作为汉奸昊蕴斋的活动，“罪责难逃”，被金城银行一脚踢开。在大后方，则玩了另一套双簧。抗战后方，通货膨胀，各业苟延残喘，金城银行不断研究开展活动的路线与人物。

    国民党军队退缩山城之后，日军虽不能到重庆，但其空军可以随心所欲，深入后方。敌机所到之处，大派汉奸深入后方各地，对所拟轰炸的目标白天在阴暗角落用镜子闪照，晚上更肆无忌惮在山凹中打手电筒指示目标，所以敌机轰炸的命中率很高。后方人民对敌机的猖狂残忍，对汉奸的助纣为虐，对国民政府的腐败无能异常愤恨。就在这一时期，日机大举空袭昆明，美国陈纳德飞虎队凌空迎战，一举击落击伤敌机多架。这一胜利的消息传遍后方各地时，使苦恼的人民舒了一口气，振奋了士气，增强了后方抗战的信念，也给投降主义者当头棒喝。国民政府遂把陈纳德飞虎队改编为第十四航空队。

    陈纳德是在美国受歧视排斥的飞行人员，因此愤而率领一批志同道合的同伴来华义务参战，组织了“陈纳德空运队”。昆明是龙云驻地，也是后方物资供应的中转站，陈纳德的任务就是保卫这条运输线的领空。抗战胜利后，第十四航空队已失去它存在的价值，而陈纳德一班人在中国既赢得了声誉，也在考虑复员之后，能率领一班人在中国进行专业的、有利可图的活动。

    抗战后期美国根据援外经济法案，设立了美国对外经济事务局，直属美国国务院。其中来华人员多数是应征入伍的文职和专业人员，包括各行业务的专家们。一般年薪为8000～10000美元。这批人对这样的待遇与生活是不很满意的。战事结束，这一机构亦随之结束，但美国有大批未经使用的物资放在冲绳岛，为了要处理这些物资使其转而用于恢复和救济工作，因此成立了一个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中国为了接受这些物资，成立了中国的善后救济总署。关国对外经济事务局的人员大部分改编为善后救济总署的人员，美国内部对中国“善救”物资的分配意见是有分歧的。美国对外经济事务局远东署署长雷氏Franklin Ray调任“善救”总署领导，因主张善救总署物资应以一部分给共产党和解放区，受到撤职处分。该局驻华机构相应地亦改为“善救”总署中国分部，原事务局远东署中国科科长魏乐和（Lohiting Willaur）亦改任分部的领导。

    “善救”总署是一临时性机构，有关美国人都在考虑长久性的工作。一大批便宜货又在手边，其中油水最多的当然要数航空设备了。要得到便宜货首先要有业务上的内行，其次为资金。再则，在中国大地上动脑筋，还需要有适应中国的组织工作能力。长袖善舞，善观政治风云气色的金城银行董事长周作民，对在美怀才不遇、熟悉航空事业、在华又享有声誉的陈纳德以及近水楼台的魏乐和，就当作了风云际会的物色对象。他利用王文山拉线搭桥和陈纳德拉上了关系，利用便宜的航空设备建立民用空运队。

    王文山是湖北汉川人，在武昌中华大学毕业后到美国华盛顿大学勤工俭学，获得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为《地方行政管理》。他的妻子高月英是北京汇文女中校长之女。在美国的留学生有一金兰组织名为“仁社”，参加的都是在美学有专长，作风正派，标榜愿意为社会建设服务的人。入社仪式带有神秘性，但入社之后，就相互支援，相互提携，当时国内军政工学商各界的中上层骨干有不少是该社社员。如赵祖康、徐国懋、杜聿明、卫立煌、孙立人、陈广沅等。在国内约有社员500人。徐国懋、王文山都曾经担任该社总社社长。他们标榜“仁”字，这种立场观点与周作民的观点有共鸣之处，所以金城银行中有不少“仁社”社员。王文山曾经任国民党政府交通部人事司长，由于他放走了一个地下工作者谢铮（听说现在人民银行工作）而被蒋介石借故免职。王在免职后任金城银行重庆总行主任秘书，胜利后任南京金城银行分行经理，同时又是“国际扶轮社”97区的区长。王为人很灵活，善于联系人、拉拢人，曾经有一不相识的人自旅馆去信商借五元，王立即派人送去十元。由于他有那么多关系，由王奔走活动与空运队牵线搭桥，确是很理想的了。

    空运队的资金定为美金100万元，如没有便宜的飞机与设备，以这些资金要建立一个空运队是难以想象的。当时王文山拉了汉口世界香烟公司（生产宇宙牌香烟）的大老板王源凌投资25万美元，金城银行投资5万美元，美国人投资70万元，究竟这批飞机与零件用多少钱买进、作价多少就不得而知了。金城投资的份额不算多，但空运队的运费（照物价指数计算的）以及代理业务费用归金城独家包揽，全国金城银行存款的一半来自空运队的收入，越来越厚的利润引起了银行界的注意。

    空运队当时拟用陈纳德的名义，但用美国飞行人员的名字命名空运队、飞翔在中国上空究竟不妥，所以改名为“民航空运队”（Civil air Transport），好在Chennault（陈纳德）与Civil（民用）的第一个字母都是“C”，所以简称CAT，含含糊糊各详各的。正因为如此，所以人们将“民航空运队”误为陈纳德空运队。一切准备就绪之后，就要从组织上获得国民党政府的许可了，中国已经有了中国航空公司和欧亚航空公司，均由国民党政府势力控制，这块肥肉蒋介石是不容许外人染指的，所以对空运队的申请，一再不肯批准。这种态势可以说是要讨价还价，也可以说是放一根长线打算把这个组织绑在他们的战车上。由于蒋介石一再拒绝，他们就去走宋美龄的后门，是否借重陈香梅不得而知了。但周作民是亲白到南京去打通关节的。由王文山进行联系，经过相当一段时间，空运队才得正式批准成立，作为一个中美合资企业。

    根据合资企业的法规，董事长一席须由华方担任，第一任董事长就由一个仅占总投资额的1/12的金城银行推派它的总经理徐国懋担任。空运队的实权掌握在美方之手，华方只能安插一个业务副总经理陈广沅（“仁社”社员，铁路机车权威）。由于它是美国人所经营，官僚和党派影响较少，运费照物价指数计算，职工待遇高，经营效率也高，随着航线的延伸，业务蒸蒸日上。第二任董事长由投资1/4的股东王源凌担任，在利率问题上与美方闹翻了。第三任董事长改由金城银行南京分行经理王文山担任。王既无投资，地位也不高，怎能担任董事长呢？很显然幕后指挥人物是周作民了。

    在空运队黄金时代，中央通讯社记者陈香梅嫁给了陈纳德。正当陈纳德名成利就、“英雄美人”、踌躇满志的时刻，国民党政权却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了。

    空运本是稳妥赚钱的业务，但为内战空投支援物资，就成为参战了，且有被击落的危险。空运队充分认识到国民党政权的无望，但对蒋介石交办的业务接与不接，就费筹谋了。魏乐和为了这事去南京与王文山磋商，神情紧张，审情度势，不敢不接，但又怕自己承担责任。

    王文山曾对笔者自我吹嘘，说如无空运队冒险空投粮药（医药），长春、四平人民就面临死亡，颇引以为荣。但后来笔者又听说空运队空投了弹药（火药），是蒋介石为了不使空运队犹豫为难，特意用“粮药”之名夹带“弹药”。空运队运的究竟是粮药还是弹药？是王文山谎言呢，还是他们受了骗？根据王文山在香港通过律师与空运队划清界限后请求回国，则似乎当时并未投送过弹药；但从他所得到的答复是“你可以回国，但须自己负责”等语而论，则似乎空运队已有了参战的罪责。事实究竟如何，笔者就不得而知。

    （1982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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