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永玉[1]

    四行储蓄会成立于1923年，是一个特殊的金融组织，它的资本由盐业银行、金城银行、中南银行及大陆银行投资，银行出资办银行，在我国是首创，用储蓄会名义办储蓄也是首创。四行储蓄会章程规定，凡在该会储蓄者，本息由四银行担保，红利由各会员照分，即存款人都是会员，所以存款人都有红利可得，因此很受社会欢迎。自开办后，储蓄存款每年增加很多，到抗日战争前，实收储金曾达一亿元，为当时我国金融业储蓄额最高的一个。

    我于1929年7月进上海四行储蓄会工作，到1951年9月公私合营银行五联总处成立为止，共达22年之久。现将所了解的四行储蓄会一些情况，简略叙述如下。

    一、四行准备库

    盐业、金城、中南、大陆四银行在1915—1921年，先后开业，或设总管理处于北京，或设总行于天津、上海。因中南银行是华侨黄奕柱等投资，经政府特许享有钞票发行权。四银行为了共同发行中南银行钞票，于1921年、1922年先后组织了“四行联合营业事务所”和四行准备库，每行派代表一人，主任为吴鼎昌。我国发行钞票的银行，而以联合组织进行者，实以四行准备库为嚆矢。

    当时四行准备库发行中南银行钞票均十足准备，随时兑现，并请会计师查账查库，钞票流通及准备额每星期公告一次。四银行向四行准备库领用的钞票印有暗记，称“暗记券”，如盐业银行领用的加印“Y”字，金城银行领用的加印“K”字，中南银行领用的加印“S”字，大陆银行领用的加印“C”字。四银行以六成现金，四成保证（以房地产、有价证券等作保证品）向四行准备库领用钞票，四行准备库每天兑回四个银行的暗记券，称“回笼券”，整理后，向四个银行分别收回现金。四行准备库发行的中南银行钞票，信用昭著，风行全国，发行额达5000万元以上，仅次于中央、中国、交通三行发行的钞票。1935年11月国民党政府实行通货集中发行的“法币政策”，规定中央、中国、交通、中国农民四银行所发行的纸币为“法币”，取消了中南银行的钞票发行权，将发行事务移交中央银行接收，四行准备库宣告结束。

    二、四行储蓄会的组织和特点

    四行储蓄会是继四行准备库后设立的，1923年1月在上海成立总管理处。当时资本额称为“基本储金”，计100万元，由盐业、金城、中南、大陆每家各投资25万元，专门办理储蓄业务。

    四行储蓄会章程规定凡存款人都是会员，同时各地盐业、金城、中南、大陆银行皆可代理收储，例如，香港盐业银行也代收四行储蓄会的定期储金，苏州金城银行、杭州中南银行等都代收定期储金。当时定期储金利率规定为年息7厘，每半年办理决算一次，分配盈余，先提基本酬金（即四银行担保本息的酬金），再提公积金、会员红利（即给存款人的红利），及职员酬劳金。利息7厘加会员红利合计最高为1分1厘7，最底为8厘7。因为当时世界物价平稳，货币稳定，由于本息有四个银行担保，还可分配红利，因此很受存款人欢迎。

    上海四行储蓄会（简称沪会）1923年6月开设在汉口路50号。据云当时每月只限收储20万元，但存款者踊跃，曾将四行储蓄会的柜台栏杆都挤坏。后在四川中路261号自建八层大楼，业务发展更迅速，当时南洋群岛华侨汇款用通信方法存定期储金的很多。储金分定期储金、分期储金、长期储金、特别储金、活期储金、保管公益款项、满期储金等数类。1929年6月底结算，实收各类储金3000多万元，1932年12月底增加到6000多万元，1934年12月底更增加到9000多万元，到1935年6月底实收储金达一亿元，为当时我国各银行吸收储蓄额最高的银行。根据决算报告，盈余也逐年增加。1929年上期为65万多元，1932年下期为87万多元，1934年下期为110万多元，1935年上期为116万元。投资方面，1933年底投资国内发行有价证券1500多万元，国外发行1800多万元，共计3400多万元，占当时实收储金7700多万元的44%左右。当时货币已开始贬值，而存款不断增加，为了保持币值，还将资金购买黄金及外汇，并与伦敦省会银行、巴克莱银行和纽约安文公司建立关系，购买外国债券及外国股票。

    根据1937年1月编印的四行储蓄会同人录，当时的分支机构，计有：

    总会，地址在上海静安寺路170号，主任吴鼎昌，副主任钱永铭；沪会，1923年6月成立，地址在上海四川中路260号；虹口分会，1925年5月成立，地址在上海北四川路1286号；西区分会，1930年7月成立，地址在上海静安寺路170号；霞飞路分会，1934年4月成立，地址在上海霞飞路481号；南京分会，1926年2月成立，地址在南京城内白下路167号；天津会，1923年6月成立，地址在天津英租界中街67号；宫北分会，1929年7月成立，地址在天津宫北大街；北平分会，1925年11月成立，地址在北平东交民巷；汉会，1923年4月成立，地址在汉口四明街45号。

    三、吴鼎昌、钱新之和四行储蓄会的关系

    吴鼎昌，浙江吴兴人，是盐业银行的总经理。1921—1922年与金城银行周作民、中南银行胡筠（字笔江）及大陆银行谈荔荪（字丹崖）共同发起，成立四行联合营业事务所及四行准备库，并选吴鼎昌为负责人，主办各项事宜。1923年1月四行储蓄会总会成立，公推吴鼎昌担任主任，一直到1948年8月1日四行储蓄会改称联合银行。

    吴鼎昌在政治上属于国民党政学系，曾与张季鸾、胡政之在天津合办《大公报》。他和蒋介石的关系，是由钱新之等拉拢的。吴与钱都是浙江财阀，吴担任国民党政府实业部部长时，曾利用四行储蓄会和盐业银行的地位，托钱新之主持在上海香港路银行公会召开各银行负责人会议，到会有中国银行宋汉章等，由各银行负责人报告各行储蓄存款情况，决议按储蓄存款总额提出1%。作为农本局基金，办理农业贷款。但农本局成立后，农业贷款发放很少，无成效可言。抗战期间，吴曾担任贵州省政府主席，抗战胜利后，任南京总统府文官长。解放后去香港，在香港去世。

    钱永铭，字新之，浙江吴兴人，原任交通银行副总经理，在当时金融业有些名望。吴鼎昌为发展四行储蓄会业务，请钱担任四行储蓄会总会副主任兼沪会经理，钱于1926年2月9日到职，时年38岁。后施济元（博群）升为沪会经理，钱专任总会副主任，到1948年8月改称联合银行时，担任联合银行董事长。

    钱新之1919午任上海交通银行副经理，当时交通银行总处设于北京，总经理为张謇（季直）。1920年钱新之调任交通银行副总经理。后交通系分为新老两派，老派是以梁士诒为首，新派以叶恭绰为首。钱是新派，在老派得势后下台，吴鼎昌即邀钱到四行准备库及四行储蓄会工作，此后钱即以四行储蓄会为基础，参加上海各项社会活动。

    钱新之经原在上海银行工作的徐某介绍，与蒋介石发生关系，从此插足政界，曾任浙江省财政厅厅长；古应芬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长时，钱任财政部次长。抗战时到重庆，任交通银行董事长，仍兼任四行储蓄会副主任职务。抗战胜利后，自重庆回到上海，解放前去香港，闻已在台湾去世。

    四、兴建国际饭店和其他事业

    四行储蓄会在1933年左右，因存款增加，资金充裕，在上海派克路（现黄河路）买进地产，建筑22层大楼，由澳大利亚人邬达克建筑师设计，陶馥记营造厂承包建筑，建筑费为300多万元，当时号称东亚第一大楼。底层房屋一部分为总管理处，铺面为西区分会营业处，地下一层建有设备完善的保管库，由西区分会出面出租保管箱。二楼以上各层原拟出租做写字间之用，但因当时商业中心在外滩，与派克路距离较远，只好改变办法，开办“国际大饭店”，由四行储蓄会投资，于1934年12月开始营业。

    四行储蓄会又在北四川路1286号（近海宁路）建筑“虹口公寓”，办理出租业务，将底层一部分作为虹口分会营业处。

    为了解决职员住宿问题，1931年在古柏路，即现在的富民路，购买土地十余亩，建造“古柏公寓”作为职员宿舍。

    又买进汉口路中南银行对两幢六层大楼（即现在汉口路115号、131号），准备翻造建筑一幢十多层高的办公大楼，命名“四行大楼”。已做好模型，买好建筑材料，因抗日战争爆发停止。

    为了堆放银行客户的抵押品和货物等，四行储蓄会沪会于1932年在光复路21号自建仓库，1933年1月开业，到1937年1月四行信托部成立，移属该部管辖，为苏州河北岸的一个牢固仓库。“八·一三”淞沪抗战时，谢晋元团长曾率领“八百孤军”在此坚守，闻名全国。

    四行信托部是四行储蓄会的一个兄弟组织，因为当时政府规定储蓄银行不能办理信托业务，所以由四行储蓄会拨出一部分业务，成立四行信托部，专办信托业务，例如，收受信托存款，经营房地产，出租保管箱、仓库等。信托部由四银行各投资25万元，于1937年1月5日正式开业，总部主任为吴鼎昌，副主任为钱新之。

    1937年7月又成立四行调查部，设在静安寺路170号，主任为吴鼎昌，副主任为钱新之，秘书为潘文安（字仰尧），办理四行及储蓄会委托调查工厂企业等征信工作。

    潘仰尧，江苏嘉定人，因与黄炎培，杨卫玉等办理中华职业教育社而闻名，对国货厂商比较熟悉，钱新之于1933年8月聘为四行调查部秘书，负责对国货厂商的征信调查等工作。调查部于1947年裁撤。

    这年7月还成立四行企业部，设在静安寺路170号，主任为吴鼎昌，副主任为钱新之，实际任务如何，不知其详。

    五、改名联合银行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财政部规定，银行应采取股份有限公司组织，银行不能办银行。因为四行储蓄会及四行信托部的股东都是四个银行，为了符合规定，在1948年8月1日改名为“联合商业储蓄信托银行”，由钱新之任董事长，戴铭礼为总经理。

    戴铭礼，字立庵，浙江衢县人，原在汉口银行杂志社工作，任国民党财政部科长多年，后升任钱币司司长，1948年5月辞职。据闻系偶然与钱新之谈及职务，钱即邀请合作，提请联合银行董事会通过聘任为总经理。关于他和钱新之相识始末，据他最近写给我的信说：“兹经回忆，大概情况述之如次：弟自1928年起，即在国民党财政部钱币司工作，新之先生为金融界前辈，即于此时相识。迨‘储蓄银行法’公布施行，国民党财政部组织‘储蓄存款保证准备保管委员会’，以新之先生当时任职四行储蓄会，而四会储蓄存款又系沪市收受储款最多的一家，乃聘新之先生为该会主任委员，弟以职务关系，被任为该会委员，接触较多，了解亦较深。抗日战事起后，新之先生任原交通银行董事长，弟亦被任为原交通银行官股董事，自此接触更为频繁。”

    解放后，1951年9月1日盐业、金城、中南、大陆、联合等五家银行成立公私合营银行五行融合总管理处，我任会计处财务管理科长。1952年10月参加北京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高级干部训练班学习，次年3月结业后，由人民银行总行分配到江苏省分行，再由分行分配到南京市支行服务。1957年调到上海人民银行工作，直至1975年10月退休，先后在银行界工作46年。上述关于四行储蓄会的情况，为我过去所熟悉，有些情况，曾向岳秦曙声先生请教，他今年88岁，原在交通银行工作，1924年进四行储蓄会，曾任汉口分会副理，后担任总会常年会计师。

    注释

    [1]应永玉：在四行储蓄会工作22年，曾任金城等五行联合总管理处的会计处财务管理科科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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