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家骏

    金城银行是旧中国“北四行”的主要支柱，它不仅办理一般银行的存、放、汇业务，还经办保险、运输、仓库，同时还从事工业投资，商业经营等等。银行的主要负责人周作民为扩展业务创造条件，还进行了政治、社会活动。它既不同于欧美的资本主义商业银行，也有别于官僚垄断资本的银行，而是民族资本金融业的一个典型。我自1934—1944年，在金城银行工作10年，耳闻目睹及亲身经历，微有所知，仅就记忆所及，略举该行五六事。

    一、依靠政治后台改革人事制度

    金城银行创办人之一、久任董事长兼总经理的周作民，留日归国后，曾任北洋政府财政部库藏司司长及交通银行稽核课主任。当时各地军阀大都派军需人员驻京，向财政部和交通银行接洽领支军饷。周作民利用他的两个职务，结交不少军需人员和政客，并与若干军阀官僚搭上关系。金城银行创办时，实收资本50万元，其中军阀官僚的投资占90%，而最大的两家股东就是安徽督军倪嗣冲和安福军掌握实权的核心人物、安武军后路局督办王郅隆，他们两家的投资共占实收资本的56%。1920年，皖系军阀垮台，总董王郅隆逃亡日本，金城董事会改推交通系首领梁士诒为总董。二年后，梁士诒被通缉，金城银行又抬出徐世昌总统府的收支处长朱铁林为总董，可见它从开办时起，就一直依附于政治后台。交通银行协理任振来、交通银行北京分行经理胡笔江都是金城银行的发起人，周本人又在交通银行担任要职，因而交通银行对金城银行的创立和发展，给予了强有力的支持。金城银行成立后，业务得到迅速发展，北洋政府垮台后，金城银行的靠山消失。周作民通过张群、杨永泰、吴鼎昌等人的关系，与国民党政权建立联系，积极靠拢，为金城银行的继续扩展，取得了有力的支援。抗日战争时期，金城银行一方面在沦陷区的主要经理人员与北平、南京伪组织银行保持联系，得到特殊方便和优厚利益。另一方面，又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后方，扩置分支机构，设总经理处与国民党政府保持密切联系，业务上得到畸形发展，利润仍相当可观，并逐渐积累巨额外汇。在抗战胜利以前，金城银行重庆总经理处系统下的各行已积蓄了250多万美元。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派遣财政金融特派员到沪，检查私营金融业在沦陷区内的业务活动，金城银行险被吊销执照，勒令停业。周作民在沪还一度被军统特务拘捕。上海实行经济管制以后，周作民更屡被威胁勒索。他所遭以上这些危急情况，都赖张群、吴鼎昌等人的极力疏通，才得渡过险境。金城银行从创立到发展，主要固依赖全体员工的努力工作，开展业务，但在解放以前的各个时期，都与当时的政治靠山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总经理周作民对于银行里人事制度的改革，特别是中层工作人员的培植，颇为重视。全城银行随着业务人员的迅速开展，工作人员的不断增加。在我入行的前一年，职工人数已由开业时的39人，增加到500多人。人员来自各方，有不同的背景。有的来自股东尤其是军阀官僚大股东的推荐，为了利用权势，不便拒绝；有的来自各级主管人亲友同乡的介绍，碍于情面，不能不用；还有从交通、中南、盐业等有关系的银行转过来的。由于这些关系，不少人结帮成派，拉拉扯扯，如镇扬帮、苏昆帮、天津帮、川汉帮，还有由金融资历上区分的银行帮和钱庄帮，等等。他们往往墨守成规，不思改革，或者积习未变，暮气沉沉。周作民有鉴于此，锐意革新，接受顾问何廉的建议，决定打破此前以推荐为主的惯例，开始吸收大学毕业生为职员。何廉在美国留学时，和煤油大王洛克菲勒的女儿有同学关系，洛捐款创办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何廉担任该所所长，同时又兼任经济学院和商学院的院长，在经济学界有相当名气。他和国民党大政客张群、吴鼎昌等关系密切，同属政学系，因而后来还做过国民党政府的经济部次长。周作民遇到重大问题，时常与何廉商议，很愿采纳他的意见。我曾听到另一位顾问全绍文谈起周作民录用大学毕业生的目的：第一，为了吸收新生力量。他认为大学生较为年轻，富有朝气，并且比较单纯，不会有帮派习气，若能由他直接培植出一批青年骨干，担任中层工作，对于逐步革新行务，定有裨益。第二，为了增加宣传效果。银行招考大学毕业生为职员，在当时是一件颇为引人注意的创举。那时军阀混战，时局多变，学生毕业后，求职不易，即使谋得职业，也往往朝不保夕。而银行工作，在一般人看来，是一个比较稳定、工资又较高的职业，当时社会上羡慕银行工作，有所谓“金饭碗”之称。通过考试录取职员，可以表现银行的开明，银行采取这一措施，可使人产生好感和重视，从而增强信任，扩展业务。

    金城银行自1933—1935年，前后三次采取考试方法，录用大学毕业生，其具体办法各有不同。1933年第一期，只由北京、上海、天津三市的几个大学介绍毕业生七人，录取后，集中在天津南开大学校内，分别在商学院或经济学院随班听课，结业时，派往各地金城银行。如其中来自上海复旦大学的邵怡度，被派在总经理处，担任机要秘书，后升为稽核室副主任。1934年办理第二期，为了增强效果，进一步扩大招考范围，在全国各著名大学内，通过口试，录取毕业生16人。其中来自北京清华大学的三人，有王蔚华、李嘉宾和我；来自北京大学的有邵德厚、籍孝存二人；来自天津南开大学的有孙有斌、顾新华、阎永昌、杜义田四人；来自东北大学的有高国卿、肖明礼二人；来自上海沪江大学的为凌云鹤；还有来自上海商学院、北京燕京大学、武汉大学的四人。录取人员集中在北京，举办银行训练班，由何廉主持。学习的课程主要为银行会计、商法、数学及公文程式。教师大都自南开大学聘请临时兼任，如银行会计即由在南开大学商学院任教的杨学坤讲授。训练班的地点选在香山的双清别墅。“双清”是北洋政府国务总理熊希龄的别墅，而熊希龄又是金城银行创办时投资五万元的股东。周作民和熊的关系很好，时常往还，当周谈到要办训练班难找适宜场所时，熊即慨允借用。其地远离闹市，环境清幽，优美园亭掩映于一片苍松翠柏之间，最适于静心学习。银行训练班于1934年7月10日开学时，何廉亲临讲话，主要说明金融业的重要性以及金城银行的前途。训练班在期中举行一次小考，期末又举行大考，评定成绩分为四个等级，于9月初结业。我和孙有斌被派在北京总经理处，我后来升为信托部营运课主任，孙后来转任长春中央银行副经理。邵德厚派在汉口分行，后升为桂林分行副经理。籍孝存派在北京分行，后去德国留学。李嘉宾派在北京分行西城办事处，王蔚华、肖明礼派在东城办事处。凌云鹤、顾新华、阎永昌派在金城银行的附属企业通成公司，其他则分别派在各地分支机构，这些人都在各自岗位上发挥了一定的作用。第三期的办法较为简单，录取后，未经训练或学习，直接派定工作，如南开大学毕业的朱德君，即径派在信托部工作。这种招考大学毕业生的办法，由于金城银行保守势力的阻挠，后来未能继续实行。我还记得，当我进入金城银行的第一天，周作民找我谈话。他了解我是东北籍时，突然问我，你认识张学良吗？我答以“九·一八”事变前，我曾在沈阳东北大学读书，张学良是我们的校长。他又问东北军政界和金融界的要人中，你同哪些人熟悉？我说，我因东北遭到侵略，流亡到京，一向在校读书，没有熟悉的人。他听到我的回答，显然有些失望，没有兴致再谈下去。这种情景，至今还印象很深。录取大学生的办法虽然未能贯彻，周作民对于非学徒出身的知识分子尤其是高级知识分子，则多方延揽，加以重用。如留美归国原在燕京大学执教的全绍文，素与基督教会关系较深，经周作民聘为金城银行顾问兼北京市东城办事处主任。为了开展业务，特在市内最繁华的王府井大街，东安市场之旁，建筑了一所当时仅次于北京饭店的高楼，金城银行东城办事处设在楼下，引人注目，招来了不少外商和教会的存款。清华大学毕业留学美国的陈图南，经周邀为稽核室主任，对发展行务，多所筹划，后调为青岛分行经理。担任南京分行经理的王文山，曾获美国华盛顿大学博士学位，原为国民党政府交通部人事司司长，转入金城后，得到重用。曾在美国留学的徐国懋和徐芳田均被周作民罗致到金城。前者在抗战时担任西南区管辖行兼渝行经理，战后调任上海总行经理，解放后，继周为金银城行的总经理。后者先担任桂林分行经理，后调为东南区行副经理。曾在日本留学的陶昌善、王毅灵、杨济成，分别被派为哈尔滨、武汉、天津、北平分行的经理。周作民还物色一批精通德文、法文、日文、英文的人才，给以名义，予以高薪。平时无固定工作，专备一旦与外人接触，由他们担任联系或翻译。周作民还聘请著名会计师兼律师李文杰为银行的常年顾问，办理有关事务。

    二、广设业务机构增辟信托部门

    金城银行创立时，总董为该行实权人物王郅隆。王的私人企业都在天津。清朝的皇亲贵族和民国的军阀官僚大多寓居于津。王郅隆以拉拢这些人的存款为理由，实际是要兼顾个人企业，把总行设在天津英租界的中街，以阮寿岩任经理，夏采臣为副经理。一星期后，北京分行设立于西河沿，后迁西交民巷，经理为孙松云。1918年8月9日，上海分庄改为分行初聘田少云为经理，后改为吴蕴斋。次年下半年，在北京成立总经理处。王郅隆被通缉后，无暇顾及金城行务，总经理周作民的地位和权力逐步提高。1920年，汉口分庄改为分行，以王毅灵为经理，后来王调任天津分行经理，改由李祖基接任。1927年1月，设立大连分行，经理初为杨济成，后杨调任北平分行经理，改由钱大櫆接任。周作民于1935年兼任总董，次年总经理处迁沪，业务重心南移，上海分行亦同时改为总行。总经理处下设两部三室，两部是事务部（设文书、庶务、人事三科）和业务部（设业务、会计、调查、证券、储蓄、仓库六科）。三室是稽核室、秘书室、顾问室。我随同总经理处迁沪，在稽核室工作。此时金城银行除上海总行外，在北平、南京、汉口、青岛、大连、哈尔滨、天津等地均有分行，在苏州、常熟、长沙、武昌、郑州、开封、石家庄等地设立办事处，连同分属机构，将近50所。但在西北方面只有一所西安办事处。在西南方面只有1936年设立的重庆办事处，设在商业繁盛的陕西街。由于资力较大于川帮银行，门面也比较宽阔，业务非常发达，仅两年工夫，就以所得利润，在两路口建造了一所金城别墅。办事处主任是曾在日本留学的张佑贤，不久改为分行，由徐国懋继任经理。1941年，成立重庆管辖行，以戴自牧为经理。连同成都、泸州、自流井、昆明、贵阳、桂林、柳州、梧州、衡阳、沅陵、汉中、西安、宝鸡、平凉、天水等地及重庆市内，在后方增设分支行处23个，在国外还有代理机构，金城银行已形成一个庞大的金融网。

    总经理处为全行管理机构，虽握有大量可资营运的资金，却不能直接对外营业。遇到必须对外联系的业务，往往只能由上海总行代办。而有些需要保密的业务经营和进出款项，又不便经由沪行转手。当时上海总行的实权操在以吴蕴斋经理为首的镇扬帮手里，他们自有一套经营办法和缓急程序，周作民不便过多干预。又因抗战开始后，烽烟遍地，金城银行指挥附业经营货运极为不便，而总处积聚的外币资产运用上也有困难。周作民有鉴及此，经过多方考虑，为了便于直接控制业务，运用资产，决定吸收先进经验，增设信托部，对外营业直属总经理处管辖。信托部设在上海总行营业厅内，面对着上海总行，各自营业，由总经理处拨款100万元，于1939年9月1日开业，会计独立。由于筹备期间，对外已做宣传，开业时，同业间纷来道贺，车水马龙，喜气扬溢。信托部的组织，设营运、出纳和保管三课。我调在信托部，开业时担任出纳课主任兼保管课主任，后调为营运课主任。信托部的第一任经理是曾在英国留学的著名大律师林行规（字斐成）。他资财丰富，交游甚广，在北京西郊一个风景区鹫峰之上，筑有精舍三间，并于室旁石壁上刻文留念。我前几年曾登此峰，但见室虽大部已毁而字犹存。林行规虽受周作民的特别礼遇，但他对信托部的经营方针有不同看法，不久就辞职而专任金城接办的诚孚信托公司董事。第二任经理是杨天受，原为河北省银行负责人，受聘于金城后，不多时也辞职回津。第三任经理是翁文灏的女婿张悦联，曾在美国留学，精明强干副经理谢咸耀是由上海银行转来的，具有金融业经验。他两人在职时间较长，为信托部积累了盈资。信托部营业共分三项：（1）属于现款信托者，为定期信托存歌，活期信托存款，共同信托投资及特约信托投资。关于定期、活期存款、在开业三个月后，仅为32万余元，到1941年底，已增至1000余万元。关于共同信托投资是以三年为一期，每千元为一单位，各期收受之款，分散运用于股票、债券及货物各项押款之中。自1939年12月起，每三个月收受一次参加投资之款项。至1940年7月共收四期，总计法币160万元。1942年9月，第一期届满，除归还本金外，颇有盈利。（2）属于委任事项者，为保管证券文件及物品；代理收付；代理买卖证券；代理保险；代理不动产买卖、抵押、设计、建筑及经租等。关于代理收付一项，最初很少，1942年，共代收股款748万元。关于代理不动产一项。1942年，代客出面购屋的价款为100余万元。信托部曾代总行购买上海愚园路及福开森路房地产两处。总经理处购买和兴公司所属的一处房地产，一切签约手续均由信托部代为办理。（3）属于财产信托者，为公益、私益、工商业信托等项。

    信托部成立后，金城银行的附属企业或有投资关系的工矿，先后开户往来，均能得到特殊照顾。凡属特别的巨额放款，都直接按照周作民的意旨办理。为了隐藏真相，逃避检查，还设立暗账。一切不便由公开账面上收支的款项，均记载于暗账之中。有一次，我向副经理谢咸耀探问，金城既已有上海总行经营商业银行的业务，何必又设立一个与总行平行的信托部，岂非多此一举？谢微笑反问我：“难道你未注意自从设立信托部后，总经理用款较前方便得多吗？毕竟是他直接控制的部门好啊！”从信托部和上海总行的管理人员来看，有明显的不同。上海总行各级负责人绝大部分是由国内银钱业科班出身，经营方法偏于守旧。而信托部各级负责人多为国外留学生或国内大学毕业生，经营方法偏于革新，因而开设时间不久，业务迅速发展，周作民时常引以为快。信托部对于资金的运用，力求稳妥可靠。信托部同中华造船厂合买一批从美国进口的钢板，以中华造船厂名义订货，由金城提供外汇，约为五六万美元。钢板到沪后，又由中华制造二艘铁驳出售，获利甚厚。信托部与南洋企业公司合营南洋股票公司，增资时信托部投资占50%。信托部又与南洋公司合组南洋农具厂，设于无锡，资本总额为500万元，信托部与上海总行合认8/10，信托部投资200万元，业务甚佳。信托部由于经营得法，资产甚为殷实，1942年底结算，资负相抵，盈余法币13万余元，美金8万余元，日金19万余元。

    三、扩展附属事业厚集银行资金

    金城银行经营的附属事业，种类繁多，规模宏大，近遍国内，远涉海外。即如抗战时期在国民党统治区的西南西北，关于煤矿业、化学工业、钢铁机器业、保险业、专业公司，实业兴业公司、承购公司等几十个投资企业，投资金额共达7300万元之巨。兹分为独资自办、重点投资、联合经营三类企业，择要介绍于下。

    1.独资自办企业

    通成公司——金城银行第一个投资兴办的企业，周作民担任董事长兼总经理，协理是周的内弟何千里。它从成立到清理，分为以下三个时期。

    通成货栈公司时期（1920—1935）。金城银行为了办理抵押放款及押汇等业务，需要存放货物的仓库，投资100万元，于1920年11月，在天津成立通成货栈公司办理储运及代办押汇等业务。在董事会之下，设总办事处，综理全公司一切业务及事务。各地根据物产或商业的需要情况，分别设立分公司，办事处或分庄。1921年在无锡设立分公司，1922年在郑州设立分公司，1924年在陕西设立分公司，兹后又在上海、汉口、蚌埠、开封、济南、张家口等地设立分公司或办事处，在全国设立的分支机构计有30余处。通成货栈公司最初营业范围共为六项，即：堆存货物；包装货物；运输货物；发行栈单及提单；代办押款及押汇；代客买卖货物。开业后，由于各地时常受到军事纷扰，交通阻滞，货物转运困难，公司业务大受影响。最初八年间历年均有亏损，尤以1926年，收支抵算，净亏1.6万多元。通成针对这种情况，不得不改变营业范围，逐步缩小货栈业务，转而经营棉、煤、粮三类货物的采购运销，业务始逐渐开展。

    通成公司时期（1936—1940）。通成根据业务需要，于1936年，将总公司移设上海，改组为通成股份有限公司，取消货栈二字。资金仍为法币100万元，1940年增资为法币300万元。裁撤总办事处，在总公司内部设棉业、煤业、粮业、运输四个部（后又增设展业部）；秘书、稽核两室；事务、会计两科。

    棉业部的营业范围为采购各产地棉花；特约供给各纱厂棉花并经销其所产各种纱布；买卖当地棉花、纱布现货；买进或抛售棉花、纱布期货、委托同业代销或受同业委托承销各种棉花、纱布；代客买卖各种棉花、纱布期货、现货及介绍押款或押汇。上海通成公司主要采购“灵宝”“火机”“通州”等国棉，因为这几种棉花是畅销品。天津通成公司重视皮棉及棉籽，主要采购“西河棉”“御河棉”，力求行销日本。据《金城银行创立二十年纪念刊》载述，通成公司经营棉花进出共为189000余担。代客标纱75000余件，标花211000余担。

    煤业部的营业范围为特约经销国内外煤矿各种烟煤、无烟煤及焦炭；特约供给各工厂、各商店应用煤焦；订购、运销国内外煤矿各种烟煤、无烟煤及焦炭；买进或抛售各种煤焦期货；委托同业代销或受同业委托承销各种煤焦；代客买卖各种煤焦期货、现货及介绍押贷或押汇。通成公司经常运销“门头沟煤”“大同煤”及“中福煤”。1936年，通成公司与开滦矿务局，中兴煤业公司联合组设“开兴成”公司，周作民担任董事长，主要经销淮南烟煤。当年通成经营煤进出共为98万余吨。

    粮业部营业范围为采办各产地米谷、面粉、油饼及一切杂粮；特约供给各厂所需粮食原料并经销其所出制成品；买卖当地米谷、麦豆、面粉、油饼及一切杂粮现货；买进或抛售米谷、麦豆、面粉、油饼及一切杂粮期货；委托同业代销或受同业委托承销各种粮食；代客买卖各种粮食期货，现货及介绍押款或押汇。

    运输部营业范围为承办货物水陆运输；承办货物报关；承办货物保险；承办货物交存仓库，代客买卖货物及介绍押款或押汇。

    通成公司经常得到金城银行的优先贷给巨款，例如，1936年，金城银行贷给通成金额为687万余元。1938年内，通成先后设立重庆分公司、广州办事处、昆明办事处、成都办事处、宜宾办事处，恢复香港办事处及设立海防代表处。通成公司由于资金充足，机构扩大，购囤运销业务极为活跃，历年均有盈余，在1940年，获纯利60万元。

    通成公司后期（1941—1946）。1941年，通成公司拨付股息之后，并就未分盈余拨充资本，将资本额升为法币800万元。1942年，华中沦陷，通货改为伪中储券，通成公司资本额折合为伪币400万元。次年增资为伪币1000万元，再次年又增资为伪币3000万元。公司的营业额越来越大，盈利也显有增加。1941年获纯利118万元，翌年获纯利316万元，1943年，纯利高达620万元。

    抗日战争胜利后，通成公司奉令清理，但采取化整为零的办法，改变为四个机构，即：通益花纱号，经理为郭企青；成兴杂粮号，经理为米纯伯；乾森丝业公司，经理为吴中伯；华通煤铁公司，经理为余骏声。实际上暗中仍以通成名义，在沪区以外进行业务活动。此外，濒临解放时，还在美国纽约设立一个通成公司，资本为美金10万元，以何廉兼任经理，范士奎为副理。仅做一笔生意，于1949年夏结束。

    丰大号——在金城银行附属业务中，丰大号资金不大而盈利不少。买卖有价证券、公债、股票、货币，是金城银行运用资金的途径之一，这都要通过丰大来进行。丰大号于1921年7月在北京成立，由金城银行拨以资金5万元。先后担任经理的有曲卓新、陈星楼、王轶陶、郑兰亭、韩佐廷。上海丰大号于1923年3月开业，以孔颂馨为经纪人。旧中国的政府经常有急迫的财政需要，银行利用时机买卖政府公债库券，折扣大、利息高，所得利益比放款更为优厚，每逢政局变化时，还可得到暴利。公债库券每天都有行市，银行持有公债库券，既能便于资金的调度，多可充作领用钞券时的保证准备。金城银行利用丰大号，调查市面债券、库券、股票及货币的行市，及时沟通各地商情，探听政府内部消息，揣测政局变化，据以决定买卖的种类和数额，进行投机。在1923年的一年中，丰大号买卖公债库券的面额达9500万元，其中除代客买卖外，金城银行本身所买卖的，占有很大数量，因而获利甚厚。丰大号于1943年改组，归金城银行上海总行与信托部合营，进行证券投资买卖，资金为100万元。上海总行代表人为副理杨培昌，信托部代表人为经理张悦联，当年11月正式参加交易所营业。

    天津航业公司——1928—1929年开办。资金为125000元，最大的投资者是久大公司，出资5万元，占全部资金的2/5。其余由几个私人投资，其中有周作民和金城北平分行经理杨济成。开业后，营业尚佳，后为了扩充实力，改由金城银行接办，资产升为40万元。

    大成化学工业公司——为杨公庶创办，1942年，金城银行以400万元接办。戴自牧为董事长，杨公庶任总经理。主要生产酒精，兼设厂制药。抗战期间，汽油缺少，酒精可代汽油。大成每月可产酒精6万加仑，营业甚为发达。到抗战胜利时，除固定资产未计外，仅外汇一项，以四年时间，盈余了美金50万元。

    金川实业公司——成立于1939年，金城独家投资法币50万元。戴自牧担任董事长。在四川泸县设酒精厂，因制造程序简单，售价较高，营业额不断上升，获利甚丰。资本迭经升值，到1947年，已增为法币一亿元。再后因美国倾销酒精，销路渐滞，被迫停工，改营桐油出口及土产运销业务。

    陕甘实业公司——设毛纺厂，经营木机毛纺织，设制革厂，制革兼营贸易转运。主持人为杨亦周，资金200万元。金城银行西安分行对该厂予以大量贷款，该厂周转灵活，业务甚佳。

    乐昌实业公司——1942年，成立于四川乐山，资金300万元，由王宏实任总经理。自办改良手工纸厂，同时另以部分资金作为转投资。

    东南兴业公司——1944年，设于广西桂林，资金240万元，由徐仲宜任总经理。

    太安丰保险公司——为保险业后起之秀，资金收足250万元。

    西南水泥公司——金城银行在重庆的总经理处，在抗战期间积存了很多美元，胜利后，急于以美元投资，于四川灌县设立一个水泥厂，陆续投资，共用去美金55万余元。

    2.重点投资企业

    永利化学工业公司——范旭东创办的水利制碱公司成立时，英商卜内门洋碱公司垄断我国市场，屡用大幅度跌价办法，企图迫使永利关门，金城银行根据周作民的意见，贷放巨额款项，使永利转危为安。后来该公司为了兴办硫酸铔厂，更名为永利化学工业公司，于1934年，在天津成立，选举周作民、陈光甫、范旭东、李烛尘等为董事，资本额增为350万元，其中200万元由金城、中南、上海三家银行投资。再后永利以全部财产担保，发行公司债200万元，由金城、盐业、中南、大陆、中国、浙兴六家银行承购。1934年12月，金城银行又与中国、盐业、上海、浙兴五银行合组银团，给予永利抵押透支550万～660万元之巨。1937年，金城银行对永利的放款多达245万元。

    民生实业公司——四川卢作孚创办的民生公司，因省内各地有灾，货运减少，职工工资不能照发，又兼英商轮船公司乘机降低运费，民生公司受到排挤势难维持，求援于周作民，周慨允协助。民生公司于1935年发行公司债100万元，金城银行认购40万元。周作民担任民生公司董事。对民生放款，历年增加，以1937年为例，金城银行贷款与民生34万余元，对民生不断予以支持。在民生资金7000万元中，金城银行占1000万元。

    渝鑫钢铁厂——总资本1000万元，金城银行投资395万元，主持人为余铭钰，生产合金钢、钢条等。规模居民营钢铁业首位。

    大生纱厂——大生第一纺织股份有限公司一厂自1925年起，积欠银团巨额款项，银团办事处设在金城银行上海行内，金城银行为银团的代表行，代表各行参与厂务管理。后来大生业务开始好转，由金城、中国、江苏三银行于1937年7月另组成新银团，仍以金城银行为代表，继续向大生贷款，大生纱厂靠着这些贷款，得以渡过困境。

    成都燃料公司——为何北衡倡办，于1944年增资为3000万元，金城银行投资1400万元。

    富源水力发电公司——为小型示范的水力发电，金城银行投资267万元。

    天城面粉工业公司——资本300万元，金城银行投资209万元，其余为交通银行认购，业务由金城银行主持。

    利人厂——主要生产锡纸。1944年改组，资本增为1000万元，金城银行投资200万元。主持人为王迺斌。

    重庆缆车公司——金城银行投资200万元。

    中国企业协合公司——为张公权倡办，资金2000万元，金城银行投资150万元。

    东林煤矿公司——东林煤矿公司资本1200万元，金城银行投资100万元，生产焦炭，运销甚广。

    湘江矿业公司——资金1000万元，金城银行投资200万元。

    中国化工企业公司——金城银行投资100万元，主要作转投资。

    太平洋保险公司——金城银行投资100万元。

    川康兴业公司——为特种公司，资金7000万元，金城银行投资92万余元。

    华沅织造厂——金城银行投资86万元。

    汇沅公司——金城银行投资75万元。

    新昌公司——资本140万元，金城银行投资69万元。

    华银煤矿公司——董事长为卢作孚。资本300万元，金城投资60万元。

    中华颜料染正公司——生产碱化染料“深咖啡”“中华玄”，能代替舶来品，利润可观。资金150万元，金城银行投资60万元。

    南亚公司——经营南洋一带进出口业务，金城银行投资50万元。

    西南金属器材制造公司——1943年设立，资金600万元，金城投资28万元。

    渠江矿冶公司——为曾养甫倡办，采煤炼焦化铁。金城银行投资20万元。

    四川机械公司——资本3000万元，金城投资20万元。

    光大瓷业公司——金城银行投资18万元。

    此外，金城银行投资10万元的还有建夏企业公司和强华保险公司。

    民用航空公司——系由美国人陈纳德、魏劳尔发起和我国东北大学教授王维新组成的一个空运机构，原名简称CAT，随后改称民用航空。资本定为美金100万元。金城银行投资美金5万元，金城和徐国懋的投资最初是附在王维新的名下。董事会六个董事中，中美各半，美国人陈纳德、魏劳尔和泰来代表美金75万元的美国股东；中国王维新、徐国懋、王文山代表美金25万元的中国股东。董事长先后为王维新和王文山，总经理为陈纳德，副总经理为魏劳尔。公司的总机构设在上海，另在昆明、太原、兰州、青岛、沈阳、北京、香港等地设立分支机构。最初业务是把海口的救济总署的物资空运内地，回程再把出口的物资由内地空运到海口，以后扩展到一般的空运业务。公司自创立以后，盈利优厚，每3个月或6个月，分给股东一次红利，皆按美金作价计算。空运队的运费和代理业务的收费，都归金城银行独家包揽。

    恒沅纱厂——其前身为天津恒沅纺纱公司，经常向金城银行借款，后因债务累累，处境非常危险。于1934年委托金城、中南两行代管，归诚孚公司办理。诚孚派总公司工务处处长曾祥熙到津兼任恒沅经理。1941年，因债务已清，由恒沅董事会收回。

    3.联合经营企业

    太平保险公司金城银行于1929年11月，独资创办太平保险公司，资金100万元，实收半数。办理“水”“火”“船壳”“汽车”“玻璃”“邮包”“茧纱”等类保险业务。周作民任董事长。常务董事多为知名人士，如钱新之（交通银行董事长）、秦润卿（上海钱业公会理事长）、蒉延芳（浙江兴业银行地产部经理）、史量才（上海申报社社长）、宋雪琴（五省联军总司令部上海办事处处长）等。聘请原任青岛交通银行经理丁雪农担任经理。1930年2月，正式开业以后，业务颇有进展，但为资金所限，不能承做大量保险，只能分做其中一部分。1933年，联合交通、大陆、中南、国华、东莱各银行加入联营，增资为500万元（实收300万元）。于国内扩展营业网点，又增设“木驳”“电梯”“兵”“盔”“信用”“意外”“人寿”各种保险。协商推定中南银行董事长黄奕柱兼任太平董事长，金城银行总经理周作民兼任总经理，协理为丁雪农、王伯衡。太平保险公司总经理、协理办公室连同其他各办公室都设在金城银行大楼内，四面安装大玻璃窗，晶明轩敞，内外一目了然，别具风格，先后购并了安平保险公司、丰盛保险公司和天一保险公司，已拥有四个公司的牌号，于1934年成立了太安丰天总管理处，声势浩大。但对外保留各牌号，以便利用原有名义，多揽生意。在国内大中城市均设分支机构或代理处，在国外也开设分公司五六所，总计建立业务网点达900余处。历年均有盈余，1936年底，承保总额为139900余元，盈余金额为293000余元，成为全国著名的华商保险公司，是时董事长已改为周作民，总经理为丁雪农，协理为李祖模、李文杰。业务实权由金城银行主管人掌握。公司的平日收入，踪备用开支以外，大部存入金城银行，资金运用，也要配合金城银行的安排。1942年，增资为伪中储券1500万元，金城银行占有240万元。

    诚孚信托公司——原由林行规、周鉴臣两律师创办。金城银行与中南银行联合买进，于1937年5月，重定资本总额为100万元，金城、中商各半。周作民任董事长，张重威任总经理。董事有胡笔江、李升伯、童润夫、王孟钟、吴蕴斋、曾祥熙、林行规等。诚孚信托公司在上海管理新裕纱厂、在天津管理北洋纱厂并代管恒沅纱厂。经过认真管理，改善生产经营，使纱厂业务好转，变亏为盈。还开办诚孚铁工厂制造纱厂所需机件；开办印染厂，使纺织染联成一体。又开设纺织人员养成所，由李升伯主持，为银行培训管理纱厂的人才。1942年，更名为诚孚股份有限公司，资本额改为伪中储券1000万元，实收500万元，两行各交半数，历年盈余很多。

    新裕纱厂——新裕纱厂的前身是溥益纱厂，溥益纱厂积欠金城银行、中南银行共计，350万元，无力偿还。金城与中南于1931年收购溥益，改名新裕纱厂。以厂基和全部机器抵偿债务，另拨资金150万元（中南出资七成，金城出资三成），归诚孚信托公司管理。由于新裕多囤积原料，抗战开始后，物价上涨，获利甚多。1942年，资本额改为伪中储券1600万元，金城银行占35%。

    北洋纱厂——北洋纱厂是金城银行所属获得厚利的纱厂之一，原为天津黄献忱、范竹斋等创办的北洋商业第一纱厂。由于资金短绌，管理不善，负债太多，难以维持。1936年5月，由金城银行与中南银行联合收购，资金定为法币300万元，金城、中南各出半数，随时可向两行借款。周作民任董事长。由于增加设备，聘请技术专家朱梦苏为厂长，改进生产和经营管理，业务大见好转，成为华北地区民族工业中的一个大厂。1941年，将资本额提升为伪联银券500万元，金城仍占半数，升为250万元。北洋的资产堪称殷实。

    中华造船厂——原名大中华造船厂，系日本帝大造船科毕业的杨俊生于1926年独资创办。后因资力不足，请求周作民、卢作孚、范旭东等援助。1936年6月8日，改组为中华机器造船有限公司，资本定为25万元，金城银行投资125000元，民生投资12万元，水利投资5000元。推周作民为董事长，杨俊生为常务董事兼总经理。金城银行随时以贷款接济，并常为该公司承接的工程款项作保，造船厂业务情况赖以改善。

    南洋企业公司——成立于1939年，资金500万元。主要由金融业投资。董事长为周作民，副董事长为李光前（新加坡华侨银行董事长）。董事有黄浴沂（上海中南银行董事长）、陈水鲤（上海华侨银行经理）、黄江泉（爪哇粮业巨商）。以张公权的妹夫朱文熊任总经理，徐致一、高事恒任副总经理，金城银行派秘书许宝骅常驻公司，担任联系。南洋企业公司设贸易、信托、企业三个部。贸易部主管对南洋的进出口贸易，信托部主管吸收华侨资本；企业部办理各种企业。1940年在泰国成立南洋企业公司泰国公司，资本为泰币50万元，由南洋企业公司与当地华侨各半投资。推泰国总商会主席张兰臣任董事长，高事恒兼任经理。泰国公司负责与母公司（即南洋企业公司）进行贸易。金城银行在南洋企业公司的投资额为130万元。

    太平洋轮船公司——系金城银行与民生公司合办，资本为法币8亿元，金城与民生投资各半。1947年1月正式营业，以“黄海”轮航行于上海、天津线；以“渤海”轮航行于上海、广州线；以“南海”轮不定期航行于青岛、营口等处。钱新之、戴自牧、徐国懋、王恩东、甘助予代表金城银行担任公司董事。

    恒丰盐煤企业公司——金城银行与久大盐业公司合办，资金300万元，金城投资250万元，占5/6。

    太平人寿保险公司——资本额原为法币100万元，金城银行投资20万元。1942年改为伪中储券100万元，金城银行所占比重照旧。

    四行储蓄会——四行储蓄会是在四行联营事务所的基础上联组的，受联营事务所领导。成立于1923年6月，资金100万元，由金城、盐业、中南、大陆四行各投资25万元。组织采取总分会制度，总会设在上海，主任为吴鼎昌，副主任为钱新之和施博群。先后在北京、天津、南京、汉口等地设立分支会，专门办理储蓄业务。由于储蓄会的股东是四家银行，实力雄厚，殷实可靠，参加储蓄的为会员，还可按照章程分得红利，投储的人非常踊跃。开业五年后，存款达1700多万元，比开业时的43万多元，增加39倍以上；放款达1300多万元，比最初放款的82万多元，增加16倍以上；纯益已从6万多元，升为85万多元，计增13倍以上。而临近抗战时，存款最高额曾达9000余万元之巨。四行储蓄会的资金运用于购买外币债券，获利甚多。另一个运用途径是购买国内公债。因为钱新之同政府要人往来密切，对官方内部消息非常灵通，随时了解政局的变化及公债抽签还本的信息，这就易于窥测公债行情的涨落，在公债买卖上也获得巨额利益。买卖房地产也是四行储蓄会认为可靠的投资。在繁华的南京路上，购地兴建22层大楼，为了避免英租界工部局种种限制，全部工程由外国建筑师设计并包给外商建筑，大部建筑材料和装修设备，都从外国进口。这座摩天大厦于1934年落成，包括内部装修，共投资500万银圆，当时在远东堪称首屈一指。在大楼内开设国际饭店，归四行企业部管理，以孙立己为经理，卢寿联为副理，总招待和厨师领班都用重金雇用外国人担任。某年，上海国际劳工局在国际饭店举行鸡尾酒会，局长程海峰邀我参加，但见金碧辉煌，豪华壮观。特别使我注意的是四行在此设置的巨幅广告，高耸入云，霓虹燦烂，给四行储蓄会和四家银行吸引了不少存款。1936年又设立四行信托部，以高利方式吸引存户，将四行储蓄会的保管箱及古柏公寓等房地产，交由信托部接管。

    联合商业储蓄信托银行——四行储蓄会原经政府批准营业年限为25年，于1948年执照满期，理应办理结束。在四行储蓄会和四行信托部的原有基础上，改组为联合商业储蓄信托银行。资金为法币120亿元，其中80亿元由四行平均划分，各为20亿元；40亿元支配于四行的全体职员，按各人职位的等级派定股额，不另交现金。除经营原有的储蓄、信托业务外，并增加商业银行业务。钱新之为董事长，以原任财政部钱币司司长戴铭礼为总经理。解放后，联合银行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经过清产核资，其资产超过负债，和金城银行一道，进入公私合营。

    金城银行的投资面非常广泛，深入到有关国计民生的企事业中。这为全城厚集资金开拓了广阔的道路。金城银行取得利润的途径之一是存款与放款利息的差距，放款的利息大于存款，利在其间，要多做放款，必须多有存款。金城银行总经理、协理和一些主要负责人，擅长交际，善于利用各种渠道，从多方面吸收大量存款。抗战前，它的存款曾一度居全国商业银行的首位，用之于贷放，利润自有可观。重要的是放款要有可靠的出路，金城的附属企业恰好作为放款的对象。因为金城对附属事业控制甚严，附属企业的主持者和主要财会人员，多由金城选派或推荐，其营业大权牢牢掌握在行方，贷款给这些企业，可以得到保证，转过来企业又可借贷款得到发展。例如，天津北洋纱厂原来的创办人实际投资200万元，有纱锭3.7万枚，只因负债过多，无力清偿。金城与中南两行是最大的债权行，按三折的最低作价收购，仅以60万元的代价，将该厂买进，继续贷以巨款，使该厂业务得到好转。

    附属业务之间的紧密配合，也为金城银行的厚集资金发挥了一定的作用。金城银行规定凡属购销、保险、运输业务，均由本行系统承办。附属业务对此均相互照应。北洋纱厂需要良种棉花，金城银行与南开大学等组成华北农产研究改进社，设在金城的总经理处内，由全绍文、卢广绵兼主其事，我也一度在该社工作。为了改良棉种，扩大棉田种植面积，在河北省定县、南宫、巨鹿、蠡县、无极、赵县、深泽等地分设办事处。金城就近办理棉花贷款，收进原棉。由通成公司专办棉花的购销业务，由太平保险公司办理产销过程中投保的水火险。北洋纱厂制好纱布，在售出和运输方面都要尽先照顾通成公司；投保水火各险，要尽先照顾太平保险公司，购买外汇，要尽先照顾中南银行；资金短缺，可由金城银行大量贷款。如此一条龙的连环锁套，使滚滚而来的利润尽归自家人，不得外溢。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无限制发行纸币，通货恶性膨胀，造成物价飞涨，银行以存款用于购囤物资，自能取得高利。但银行本身不能直接囤积。金城银行有些附业，名为从事生产或贸易，实则利用银行贷款，囤积原料和物资以居奇牟利。通成公司规模宏大，活动范围遍及华中、华北、华南、西南地区，为大量囤积物资，提供了方便之门，需款由金城源源供给。金城银行对通成的放款时常占全部放款的10%以上，实际是把一部分银行资本转化为商业资本运用。金城银行、通成公司、太平保险公司各推代表二人，定期叙餐，交流情况，及时协商业务。当然，受惠最大的还是投资银行。

    当时国内各地有价证券种类繁多，利息优厚，经营手续简便。金城银行利用资金充足，消息灵通，通过丰大号和信托部，取得相当利润。又由于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币制混乱，金城银行在兑换和汇水方面获到了不少利益。

    抗日战争开始后，周作民认为通货膨胀的形势不可避免，必须购存外币或国外证券以充实力量，保全资金。他常对行内高级职员宣称“今后金城的生命线在外汇”，强调外币资产的重要性。金城的京津沪汉各重要行处，都采取种种办法，尽力套购外汇，几年积累的巨额外汇成为金城暗账中的大笔资产。

    解放以后，金城银行参加公私合营，重估财产，由于工业投资较多，资力充实，股本得以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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