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月荷锄归”与“带月荷锄归”
《陶渊明集》卷二《归园田居》诗其三：“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带”字下，有宋人校语说：“一作戴。”这表明，宋人所见到的某种陶集版本，这句诗又写作“戴月荷锄归”。我们读以下诗句：
1.著行官柳拂人低，勾引风光挽客衣。正是斜川春事起，翻思戴月荷锄归。（宋李彭《日涉园集》卷十《客庐山道中寄中上座》三首其二）
2.吾家远城市，四围萦叠嶂。意寻烟霞游，喜逐樵牧上。松间憇两足，论高等四畅。或时戴月归，山花记心想。（宋曹勋《松隐集》卷二十二《山居杂诗》）
3.崎岖戴月上层峰，拟借空山一夜风。（《宿古峰驿诗》四首，宋郭印《云溪集》卷十二）
4.东家乞火温稚子，西邻赊酒娱高年。樵翁头上笠戴月，渔父手中帆卷笺。（宋徐积《节孝集》卷内二十六《雪》）
例1和例2，显然与陶诗有关，例3和例4的“戴月”，也当来自陶诗。然而“戴月”与“带月”，一字之差，何者为是？《艺文类聚》卷六十五引陶潜《杂诗》“带月荷锄归”，可见唐人所见陶集已有这种文本。而宋代以来的诗人化用陶诗，或作“戴月”，或作“带月”，在古代成语中也有“披星带月”和“披星戴月”两种说法。但“戴月”是头部的动作，“荷锄”是肩部的动作，月朗中天，归来的荷锄者沐浴着皎洁的月光，这句诗写出了农耕生活的一个优美而自然的情境，历历如画，劳动的辛苦，诗心的感发，也跃然纸上，故“戴月”的文本于义为长。
“远我达世情”与“远我遗世情”
《陶渊明集》卷三《饮酒》二十首其七：“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泛此忘忧物，远我遗世情。”“遗”字下，有宋人校语：“一作达。”案“达世”之情可“远”，而“遗世情”则无须“远”，“远我遗世情”是一种逻辑悖谬的表述。这首《饮酒》诗在《文选》卷三十题为《杂诗》（属于第二首），查《文选》各本，这句诗均作“远我达世情”，《艺文类聚》卷六十五引陶潜《杂诗》，这一句也完全相同，可见这是正确的文本。但《文选》题作《杂诗》，这是一个非常幼稚的错误，《陶渊明集》卷四有《杂诗》十二首，《文选》的编纂者将其与《饮酒》二十首混淆，而《艺文类聚》的编纂者又沿袭了《文选》的这个错误。《陶渊明集》卷五《归去来兮辞》有“世与我而相遗”一句，“远我遗世情”的文本错误，可能是由此句赋语牵涉造成的，因为宋代一般士人对《归去来兮辞》大都能熟读成诵，而“世与我而相遗”的“遗”也是一个讹字（见下文）。
“少无适俗韵”与“少无适俗愿”
陶渊明《归园田居》五首其一：“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查检宋本《陶集》卷二，可以发现在这个“韵”字下有宋朝人所作的一条校语：“一作愿。”这表明，宋人所见到的某种陶集版本，这句诗又写作“少无适俗愿”。一字之差，何者为是？1945年12月，程千帆（1913～2000）在四川乐山作《陶诗“少无适俗韵”的“韵”字说》一文[747]，他虽然并未提出这个异文的问题，但他在文中指出：“韵之一字，其在晋人，盖由其本训屡变而为风度、思理、性情诸歧义，时或用以偏目放旷之风度与性情，所谓愈离其宗者也。然考验所及，则义虽歧出，而皆以指抽象之精神，是则其大齐矣。……则‘少无适俗韵’者，释为自来无谐俗之性情，为尤确矣。”袁行霈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更为深入、细密的探讨，他指出：
“韵”本指和谐之声音，引申为情趣、风度、风雅、气韵、神情，乃六朝习用语。如《抱朴子外篇·刺骄》：“若夫伟人巨器，量逸韵远，高蹈独往，萧然自得。”《世说新语·言语》：“支道林常养数匹马，或言：‘道人畜马不韵。’支曰：‘贫道重其神骏。’”《世说新语·言语》“卫洗马初欲渡江”条刘孝标注引《玠别传》：“天韵标令。”《宋书·谢弘微传》：“康乐诞通度，实有名家韵。”王羲之《遗谢万书》：“以君迈往不屑之韵，而俯同群辟，诚难为意也。”可见“韵”字乃褒义，或与有褒义之形容词相联。《世说新语·言语》“嵇中散既被诛”条刘孝标注引《向秀别传》：“又与谯国嵇康、东平吕安友善，并有拔俗之韵。”“拔俗”可称“韵”，而在渊明之时，“适俗”不称“韵”也。又，“韵”固可后天养成，要乃天然生成，故有“天韵”之说。而“愿”则偏于个人之希望，“适”亦是主观所取态度。下句“性本爱丘山”之“性”，方为天然之本性也。上下两句分别从态度与本性两方面落笔，错落有致。《归园田居》其三：“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此“愿”字与“少无适俗愿”之“愿”字相呼应。至于僧顺所谓“子迷于俗韵，滞于重惑”（《析三破论》，见《弘明集》卷八），已在渊明之后。僧顺，梁人也。欧阳修所谓“言无俗韵精而劲，笔有神锋老更奇”（《答杜相公惠》），则更晚矣。[748]这条校勘记作得好，不仅运用历史语言学的方法极见功力，而且能够从“少无”、“性本”两句诗的意义关联以及《归园田居》五首其一、其三两首诗在思想表达的整体性上来考虑问题，可谓别具慧眼，最后又宕开一笔，举出僧顺和欧阳修（1007～1073）诗文，以彰显“少无适俗韵”这一错误文本存在已久的客观事实，正如大匠运斤，从容不迫；而将底本的“韵”字，直接改为“愿”字，这种校勘学上的破例之举更显示了校勘者的自信。依照袁氏所举各例，“韵”是六朝时代的常语，皆含褒义，而“愿”则是中性词。故“少无适俗”可与“愿”搭配，却与“韵”大相冲突，说“适俗韵”，正如说“汩汩流动的死水”，“席地而坐的奔跑”或者“画成方块的圆形”，是一种逻辑悖谬的表述。而“愿”字在陶渊明诗文中出现的频率极高，诸如：“愿尔斯才。”（《陶渊明集》卷一《命子》）“愿君取吾言。”（同上，卷二《形影神·形赠影》）“诚愿游昆华。”（同上，《形影神·影答形》）“感物愿及时。”（同上，《和胡西曹示顾贼曹》）“但愿长如此。”（同上，卷三《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愿君汨其泥。”（同上，《饮酒》二十首其九）“愿留就君住。”（同上，卷四《拟古》九首其五）“我愿不知老。”（同上，《杂诗》十二首其四）“但愿饱粳粮。”（同上，其八）“富贵非吾愿。”（同上，卷五《归去来兮辞》）“常愿携手。”（同上，卷八《祭从弟敬远文》）《陶渊明集》卷五《闲情赋》有“十愿”，又云“考所愿而必违。”凡此等等，皆是其例。“愿”与“韵”之近古音，同属影纽，去声[749]，所以这显然是由发音相近而导致的讹误，我国古籍在传抄、传刻的过程中往往出现这样的情况。《陶渊明集》卷三《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中》诗：“闲居三十载，遂与尘事冥。诗书敦宿好，林园无俗情。”案“俗”字下，有宋人校记：“一作世。”作“俗”，是；作“世”，非。《全唐诗》卷一百六十孟浩然（689～740）《李氏园林卧疾》诗曰：“我爱陶家趣，园林无俗情。”这两句诗即脱胎于上引陶诗“诗书”二句。“情”是一个中性词，故可称“无俗情”。而宋代诗人韩淲（1159～1224）《涧泉集》卷十二《送赵清江》诗：“少劳吟笔赋催科，抚字心存政自和。莫道折杨无俗韵，要思于□有奇歌。”则沿袭了错误的陶诗文本。
《五柳先生传》二题
（一）《五柳先生传》中的衍文
宋本《陶集》卷六《五柳先生传》：“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字。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在“宅边”一句下，有宋人校语：“一无‘树’字。”这说明宋人所见的另一种陶集没有这个“树”字。《艺文类聚》卷八十九引《五柳先生传》，这句话确实没有“树”字。“柳”自然是“树”，故“树”字的存在，既画蛇添足，又有碍于文气的舒展，试读“宅边有五柳，因以为号焉”，而传主号为“五柳先生”，这文气是多么畅达！所以这个“树”字是衍文，当删。
（二）五柳先生与《五柳先生传》
宋陈振孙（1183？～1261？）《直斋书录解题》卷十六“《陶靖节集》十卷”：“晋彭泽令浔阳陶潜渊明撰。或云渊明字元亮，大司马侃曾孙，自号五柳先生，世称靖节征士。”所谓“自号五柳先生”的说法，不见《宋书》、《南史》和《晋书》陶潜本传，也不见萧统《陶渊明传》。《宋书》卷九十三《陶潜传》说：“潜少有高趣，尝著《五柳先生传》以自况。……其自序如此，时人谓之实录。”“自况”就是自比的意思，如《三国志·诸葛亮传》说孔明“每自比于管仲、乐毅”，因此，陶渊明以五柳先生自比，并不等于“自号五柳先生”。其实，《五柳先生传》本来是传赞体，该传最后一段说：“赞曰：黔娄有言：‘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极其言兹若人之俦乎！酬觞赋诗，以乐其志，无怀氏之民欤？葛天氏之民欤？”在我国南北朝时期，对作者而言，传赞体是绝对不能用来写自己的，退一步讲，即使在今天，我们可以写自传，但如何写“自赞”呢？《宋书》的编纂者当然知道这一点，所以就干脆把这一段删除了，而破绽就在这里。我们试将这段文字还原到《宋书·陶潜传》所引《五柳先生传》“以此自终”和“其自序如此”两句之间，结果是：不仅文气不畅，隔如断山，而且“自况”、“自序”、“实录”的说法，顿时不攻自破——“自况”、“自序”者能“自赞”么？“自况”、“自序”之真实无疑者可称“实录”，但“自赞”与“实录”难道不纯属风马牛么？幸好这篇作品完整地保留在传世的《陶渊明集》中。但是，也有人说：陶渊明虚构一个五柳先生，实际上说的是他自己。如此解说，无疑是等于极度丑化、诋毁陶公，说者可以闭嘴了！但《宋书》的编纂者把《五柳先生传》用作撰写《陶潜传》的史料，这种错误的做法无疑误导了后世读者，以为《五柳先生传》就是陶渊明本人的自传，而五柳先生自然也就是陶渊明的自号了，真是贻误千古，可悲可叹。清代著名学者、《明史》的编纂者张廷玉（1672～1755）在《澄怀园语》卷一中指出：“余二十岁时读陶渊明《五柳先生传》，以为此后人代作，非先生手笔也。”张氏之言，可备一说。而邵明珍所撰《陶渊明〈五柳先生传〉非“自传”》一文，尤其值得关注。但是，如果读者一定坚持说《五柳先生传》就是陶渊明写的自传的话，那么，就请你模仿这篇作品为自己写一篇自传，我们的基本要求是：一定要用“赞曰”二字领起最后一段，写完后体会一下自己的感觉，然后再考虑陶渊明究竟是否会这样做！
《桃花源记》“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真意
《陶渊明集》卷六《桃花源记》云：“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笔者偶见坊间之古代诗文选本，以“有无”之“有”解释此记中“有汉”的“有”，这句话被今译为：“于是不知道有汉朝，更不要说魏朝和晋朝了。”这样的解释纯属望文生义，因为“有汉”是一个固定的语词。《汉语大词典》“有汉”条：“指汉代。有，助词。汉韦孟《讽谏》诗：‘于赫有汉，四方是征。’《后汉书·东夷传赞》：‘嬴末纷乱，燕人违难，杂华浇本，遂通有汉。’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时序》：‘爰至有汉，运接燔书，高祖尚武，戏儒简学。’”[750]这种解释是正确的，举例也比较准确。案《陶渊明集》卷一《命子》诗：“天集有汉，眷余愍侯。”此例正可与“乃不知有汉”互证。而陶诗的这两例“有汉”，又可补充《汉语大词典》“有汉”条之义例。另如《汉语大词典》“有晋”条：“指晋代。有，词头。《晋书·乐志上》：‘天命有晋，穆穆明明。’南朝梁沈约《郊居赋》：‘逮有晋之隆安，集艰虞于天步。’”[751]可见这样的语词组合乃是中古汉语之通例。后代文献常见的“有宋”、“有清”等语词，正是这种语言习惯的延续。
《桃花源记并诗》写桃源避秦的故事，虽然与《陶渊明集》卷四《咏荆轲》诗讴歌的荆轲刺秦颇有不同，但精神实质却是相通的。我们读《陶渊明集》卷三《饮酒》二十首其二十：“洙泗辍微响，漂流逮狂秦。诗书复何罪，一朝成灰尘。”可以发现陶公具有强烈的反对嬴秦暴政的倾向。这种思想在陶公的笔下还常常表现为对秦末著名隐士“商山四皓”的歌咏。《陶渊明集》卷二《赠羊长史》：“路若经商山，为我少踌躇。多谢绮与甪，精爽今何如？紫芝谁复采？深谷久应芜。”又《陶渊明集》卷九《四八目》“商山四皓”条：“当秦之末，俱隐上洛商山。”皆是其例。而《桃花源记》写桃源中人面对偶然闯入的“渔人”，“自云先世避秦时乱……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我们试将汉、魏、晋三朝去掉，嬴秦和刘宋就连上了，所以《桃花源记》实际上是以嬴秦比刘宋。其实这种手法已经见于汉代著名作家扬雄的《剧秦美新》[752]。《文选》唐李善注引晋李充《翰林论》曰：“扬子论秦之剧，称新之美，此乃计其胜负，比其优劣之意。”“剧”是短促的意思。嬴秦暴虐，国运极短，故扬子以“剧”称之。但问题的本质在于：在嬴秦和莽新之间还有一个汉朝，扬子何以略而不言？其实，这就是陶公“不知有汉”的渊源。扬子在嬴秦和莽新之间比较优劣，犹如与一只丑陋已极的恶兽相比较，在这种格局中越是赞美王莽新朝，就越是贬斥王莽新朝；对王莽的赞美之声越高，赞美之辞越多，对他的鄙薄和蔑视也就越深。《剧秦美新》的真意就在于此。陶渊明洞悉扬子之深心，所以《桃花源记》也借鉴了他的这种高妙的讽刺艺术。萧统亦了解《剧秦美新》的高妙之处，所以将它收入《文选》，以彰显其文学典范的意义。但李善却说：“王莽潜移龟鼎，子云进不能辟戟丹墀，亢辞鲠议，退不能草《玄》虚室，颐性全真，而反露才以耽宠，诡情以怀禄，素餐所刺，何以加焉？抱朴方之仲尼，斯为过矣。”六朝人把扬雄视为汉代的新圣，所以葛洪（283～363）在《抱朴子外篇》中才将他与孔、孟并列[753]。可见李善对扬雄和《剧秦美新》的批评是欠妥的。
《闲情赋》二题
（一）“嗟”：古老的讹字
《陶渊明集》卷五《闲情赋》有著名的“十愿”，其中的第二愿是：
愿在裳而为带，束窈窕之纤身；嗟温凉之异气，或脱故而服新。
这四句话，陶集各本的文字都完全一致，但其中的“嗟”是一个讹字，因为其他“九愿”此处的文字都是“悲”。根据晋人书法特点，我们可知“嗟”和“悲”这两个字的草写非常相似，所以这应当属于形近致讹。可知这个讹字由来已久。因各家校勘者均未发现这个问题，所以特为表出之。
（二）“十愿”的源流
《闲情赋》以“十愿”著名，与“十愿”相似的表达方式已经见于张衡（78～139）《定情赋》，蔡邕（133～192）《静情赋》，王粲（177～217）《闲邪赋》，应玚（？～217）《正情赋》和阮瑀（？～212）《止欲赋》，钱锺书《管锥编》[754]考证甚详。案《闲情赋》“十愿”之第九愿：
愿在竹而为扇，含凄飙于柔握；悲白露之晨零，顾襟袖以缅邈。
此愿本于汉班婕妤（前48？～前6？）的《怨歌行》：
新裂齐纨素，鲜洁如霜雪。裁为合欢扇，团团似明月。出入君怀袖，动摇微风发。常恐秋节至，凉飙夺炎热。弃捐箧笥中，恩情中道绝。[755]
班婕妤所表现是担心被负心男子抛弃的女性情怀，而陶渊明所表现的则是苦于不能和所爱的女子永远相伴的男性的情怀。又钱氏胪列受陶渊明“十愿”影响的古典诗词，有“黄损《望江南》”词：
平生愿，愿作乐中筝；得近玉人纤手子，砑罗裙上放娇声，便死也为荣。
《御选历代诗余》卷一选录该词，亦题曰“黄损《望江南》”。黄损（922年前后在世）是五代人。《全唐诗》卷七百三十四录其诗四首[756]，存断句十联，但没有这首《望江南》。这首词实为五代人崔怀宝（生卒年不详）所作，见《全唐诗》卷八百九十一[757]，题为《忆江南》。《望江南》和《忆江南》属于同一词牌。崔氏的这首《忆江南》，又称《赠薛琼琼词》。明徐伯龄（1458～1487年间在世）《蟫精隽》卷五“琼琼词”条说：
唐崔怀宝《赠薛琼琼词》，盖《望江南》调也。不知缘何只半篇？……其意本陶渊明《闲情赋》。……故瞿存斋诗云：“纤手娇声放砑罗，崔生乐意竟如何？若非曾读《闲情赋》，争识渊明恨更多！”
钱氏可能沿袭了《御选历代诗余》的错误。又元金好问（1190～1257）《中州集》卷三《归来图戏作》诗曰：“云髻春风一尺高，笑携儿女候归桡。情知一首《闲情赋》，合为微官懒折腰。”将陶渊明《归去来兮辞》和《闲情赋》并举，也颇有风趣，引人遐想，姑录于此。
《归去来兮辞》三题
（一）对曹丕《登台赋》的因袭
《陶渊明集》卷五《归去来兮辞》：“舟遥遥以轻扬，风飘飘而吹衣。”《全三国文》卷四魏文帝《登台赋》有“风飘飘而吹衣”一句[758]，陶渊明直接纳入赋中。《陶渊明集》卷二《和胡西曹示顾贼曹》：“蕤宾五月中，清朝起南飔。不驶亦不迟，飘飘吹我衣。”也是化用曹丕的赋语。《陶渊明集》卷一《停云》诗：“霭霭停云，濛濛时雨。八表同昏，平路伊阻。”“停云霭霭，时雨濛濛。八表同昏，平陆成江。”古直注：
《文选》注引《文字集略》曰：“霭，云雨状。”《诗·豳风》：“零雨其濛。”《毛传》：“濛，雨貌。”郑笺：“归又遇雨濛濛然。”[759]
此为上引陶诗之远源，而近源则是曹丕的诗赋。《艺文类聚》卷二曹丕《愁霖赋》：“玄云黯其四塞，雨濛濛而袭予。”同书卷五十九曹丕《黎阳作》三首其二：“殷殷其雷，濛濛其雨。我徒我车，涉此艰阻。”可见陶公是非常熟悉曹丕诗文的。
（二）“遗”：一个讹字
《归去来兮辞》有“世与我而相遗”一句，各本陶集相同，但“相遗”一词令人费解，当作“相违”，“违”与“遗”由形近而致讹，因为这句话实际是明用《庄子·则阳篇》的典故：
是自埋于民，自藏于畔。其声销，其志穷，其口虽言，其心未尝言，方且与世违而心不屑与之俱。
“方且”一句就是“世与我而相违”的渊源。《庄子》的这段话是孔子针对“陆沈”的隐士巿南宜僚所发表的评论，意思是说：“他自隐于民间，自藏于田园。他声名沉寂，他志向无穷，他虽有所言论，而内心却寂然无言，和俗世相反而心不屑与世俗同流。”[760]这就是《归去来兮辞》的寓意，所以接下来的一句说：“复驾言兮焉求？”意思是说自己沉湎于脱俗的田园生活，此外一无所求，正是以巿南宜僚这位古代的高士自况。《陆机集》卷六《拟东城一何高》：“曷为牵世务，中心若有违。”陶潜正是此意。陶潜也经常化用陆诗的语言。《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其二：“自古叹行役，我今始知之。山川一何旷，巽坎难与期。”这四句诗本于《陆机集》卷六《拟涉江采芙蓉》：“故乡一何旷，山川阻且难。沉思钟万里，踯躅独吟叹。”而《还旧居》诗：“流幻百年中，寒暑日相推。”则本于陆机《拟东城一何高》：“寒暑相因袭，时逝忽如颓。”在这种总体的诗学背景下，我们可以将陆机“曷为”两句诗视为《归去来兮辞》“世与我而相违”的近源，而上引《庄子》之文则是其远源。“违”是陶公诗文中的高频字眼。如《归去来兮辞》：“饥冻虽切，违己交病。”又如《陶渊明集》卷三《饮酒》二十首其四：“托身已得所，千载不相违。”其九：“纡辔诚可学，违己讵非迷！”卷四《咏三良》：“厚恩固难忘，君命安可违！”《读〈山海经〉》十三首其十一：“巨猾肆威暴，钦□违帝旨。”等等，皆是其例。由此可见，明了陶诗的用典，很有助于校勘陶诗。
（三）《归去来兮辞》与楚声
陶渊明的一首《归去来兮辞》使古往今来无数的文人学子为之心醉，为之倾倒。欧阳修甚至说：“晋无文章，惟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一篇而已。”[761]足以表明人们对这篇经典作品的推重。这首赋的原名是《归去来》[762]，《归去来兮辞》的篇名是到宋代才开始流行起来的。“归去来”是六朝时期的口语[763]，其中的“来”是歌唱时使用的衬字，没有实际的意义。就文体而言，《归去来》属于骚体赋，但按照《文选》的分类，它属于“辞”，显然萧梁时代的人们认为它与音乐有关。在《文选》中，同类作品还有汉武帝的《秋风辞》，其语言形式与《归去来》完全相同。宋魏庆之（1240年前后在世）《诗人玉屑》卷十三“休斋论归去来辞”条：
诗变而为骚，骚变而为辞，皆可歌也。词则兼诗骚之声，而尤简邃焉者。汉武帝作《秋风辞》，一章三易韵，其节短，其声哀，此词之权舆乎！陶渊明罢彭泽令，赋《归去来》，而自命曰“辞”，迨今人歌之，顿挫抑扬，自协声律，盖其词高甚，晋宋而下，欲追蹑之不能。汉武帝《秋风词》，尽蹈袭楚辞，未甚敷畅；《归去来》则自出机杼，所谓无首无尾，无终无始，前非歌而后非辞，欲断而复续，将作而遽止，谓洞庭钧天而不淡，谓霓裳羽衣而不绮，此其所以超然乎先秦之世，而与之同范者也。[764]
其实《归去来》是可以演唱的楚调歌曲，如宋人朱熹在《楚辞后语》对《归去来》就有这样的评论：“其词义夷旷萧散，虽托楚声，而无其尤怨且蹙之病云。”[765]他认为在艺术形式上《归去来》属于楚声歌曲，但就情调而言却与楚声明显不同，因为楚声的特点是“尤怨且蹙”，换成音乐学的术语，就是以商音（五音之一）为主，故有楚商之称，楚商的音乐特色就是悲凉、哀怨[766]，如陶渊明《咏荆轲》诗曰“商音更流涕”，《闲情赋》曰“悲商叩林”，而就词意而言，《归去来》则是一首充满愉悦情绪的欢乐颂。乐调与情调的矛盾正是这首楚歌的突出特点。《文选》卷二十六陶渊明《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途口》诗：
闲居三十载，遂与尘事冥。诗书敦宿好，林园无世情。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叩枻新秋月，临流别友生。凉风起将夕，夜景湛虚明。昭昭天宇阔，皛皛川上平。怀役不遑寐，中宵尚孤征。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投冠旋旧墟，不为好爵荣。养真衡茅下，庶以善自名。
从诗题看，这首诗作于晋安帝隆安五年（401），这一年是辛丑，诗题的意思是：辛丑年七月回家乡浔阳度假，返回江陵时夜行经过途口。“遥遥”句，唐李善注：“西荆州也。时京都在东，故谓荆州为西也。”江陵是楚国旧地，也是荆州治所。《乐府诗集》卷四十九《清商曲辞》六《西曲歌》下《江陵乐》解题引《通典》曰：“江陵，古荆州之域，春秋时楚之郢地，秦置南郡，晋为荆州，东晋、宋、齐以为重镇。梁元帝都之有纪南城，楚渚宫在焉。”[767]今日武当山的道教音乐中仍然包含着以商音为主调的楚声，从这种情况推断，在陶渊明的时代，江陵地区流行楚声，当是客观的事实。楚声是江陵的土风，故陶公熟悉楚调；江陵是桓氏的老巢，也是桓玄的根据地，故陶公创作《归去来》这首楚歌，实际上也婉转地表达了怀念荆楚、怀念故主的情思。《左传·成公九年》记晋侯观于军府，见到身陷囹圄的楚国乐师钟仪，“使与之琴，操南音”，范文子赞美说：“楚囚，君子也……乐操土风，不忘旧也……不忘旧，信也。”[768]《归去来》采用楚歌的艺术形式，其深隐的寓意正在于此。陶渊明曾入桓玄军幕为官[769]。宋洪迈（1123～1202）《容斋随笔·五笔》卷一“陶潜去彭泽”条：
《晋书》及《南史·陶潜传》皆云：潜为彭泽令，素简贵，不私事上官。郡遣督邮至，县吏白：“应束带见之。”潜叹曰：“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人。”即日解印绶去，赋《归去来》以遂其志。案陶集载此辞，自有序，曰：“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彭泽去家百里，故便求之。及少日，眷然有归欤之情。何则？质性自然，非矫励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怅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犹望一稔，当敛裳宵逝。寻程氏妹丧于武昌，情在骏奔，自免去职，在官八十余日。”观其语意，乃以妹丧而去，不缘督邮。所谓矫励违己之说，疑必有所属，不欲尽言之耳！词中正喜还家之乐，略不及武昌，自可见也。[770]
从义熙三年（407）开始，刘裕对桓玄的余党进行了残酷的迫害和诛杀，有很多人死于非命。唐许嵩《建康实录》卷十载：“（义熙）三年春二月，刘裕入朝。诛东阳太守殷仲文及弟叔文、道叔等三人。仲文，陈郡人，南蛮校尉觊之弟；有美才容貎；从兄仲堪荐于会稽王道子，累迁至新安太守，妻即桓玄姊也。闻玄平京邑，弃乡郡投玄。玄将篡，九锡文，仲文辞也。及玄篡位，总领诏命，以元勋，为玄侍中。极奢侈，家累千金。……刘裕以前党桓玄，因收之，并桓胤、卞承之等同下狱，伏诛。”[771]因此，陶渊明辞官归隐是很有远见的人生选择。
《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二题
（一）陶渊明《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与南朝乐府诗《大子夜歌》
《陶渊明集》卷六《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记东晋时代桓温（312～373）与名士孟嘉（生卒年不详。孟府君是陶渊明对外祖父的尊称）的对话，桓温问道：“听妓，丝不如竹，竹不如肉，何也？”孟嘉回答：“渐近自然。”“丝”是指弦乐器，“竹”是指管乐器，“肉”是指纯粹的清唱，所谓“听妓”，是指听歌女演唱。桓温所提出的问题，是他在音乐艺术的欣赏活动中产生的真实感觉，而孟嘉则在哲学层面上给予了深刻的解释，那就是“丝—竹—肉”逐渐接近自然的三个艺术层次。所谓自然，不是自然而然的意思，而是本来如此原来如此应该如此的一种状态[772]。又郭茂倩《乐府诗集》卷四十五《清商曲辞》二《吴声歌曲》二《大子夜歌》二首：
歌谣数百种，子夜最可怜。慷慨吐清音，明转出天然。
丝竹发歌响，假器扬清音。不知歌谣妙，声势出口心。[773]
这两首吴歌，意思是说在流行的数百首歌谣中，《子夜歌》是最可爱最动人的，因为它的艺术风格刚健、明快、婉转、流丽，完全出于天然，与弦乐和管乐相比，《子夜歌》是发于心出于口的。显而易见，这两首吴歌几乎就是上述桓、孟对话的翻版。《乐府诗集》卷四十四《清商曲辞》解题：
清商乐，一曰清乐。清乐者，九代之遗声。其始即相和三调是也，并汉魏已来旧曲。其辞皆古调及魏三祖所作。自晋朝播迁，其音分散，苻坚灭凉得之，传于前后二秦。及宋武定关中，因而入南，不复存于内地。自时已后，南朝文物号为最盛。民谣国俗，亦世有新声。……后魏孝文讨淮汉，宣武定寿春，收其声伎，得江左所传中原旧曲，《明君》、《圣主》、《公莫》、《白鸠》之属，及江南吴歌、荆楚西声，总谓之清商乐。[774]
“宣武”就是指桓温，而依据郭茂倩的解说，《大子夜歌》二首确实与他有关，以上两首吴歌的曲调可能早就流行了。《乐府诗集》卷四十四《清商曲辞》一《子夜歌》四十二首解题引《唐书·乐志》：“《子夜歌》者，晋曲也。晋有女子名子夜，造此声，声过哀苦。”[775]这里说的是曲调。事实上，以上《大子夜歌》二首的歌词，应当是桓温时代的产物，极可能是桓温蓄养的伶人将他与孟嘉的对话敷衍成歌诗唱给他们听的。
（二）《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的历史地理背景
孟府君是陶渊明对外祖父孟嘉的尊称。《陶渊明集》卷六《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君讳嘉，字万年，江夏鄂人也。曾祖父宗，以孝行称，仕吴司空。祖父揖，元康中为庐陵太守。宗葬武昌新阳县，子孙家焉，遂为县人也。……太尉颍川庾亮……镇武昌，并领江州，辟君部庐陵从事。……举秀才，又为安西将军庾翼府功曹，再为江州别驾、巴丘令、征西大将军谯国桓温参军。”这里提到的江夏、鄂、庐陵、武昌、“新阳”、江州等郡县之名，在东晋时代都是由长江的水路交通连接起来的。案“江夏”句，“鄂”字乃“□”字之讹。袁行霈云：“‘□’，原作‘鄂’，《晋书·孟嘉传》作‘□’。《世说新语·识鉴》刘孝标注引《嘉别传》：‘江夏□人。’《晋书·地理志》：江夏郡有‘□’，而无‘鄂’。今据改。”[776]。案《孟府君传》下文记高阳许询称“唯闻中州有孟嘉者”云云，“□”属中州故地（故治在今河南罗山县西南九里）[777]，而与“鄂”无关。“鄂”在东晋属于武昌郡。刘孝标所引《嘉别传》，就是陶渊明的这篇《孟府君传》。《孟府君传》称“宗葬武昌新阳县”，袁行霈《陶渊明集笺注》云：“《世说新语·栖逸》及刘孝标注均作‘阳新县’。《晋书·地理志》武昌郡下有阳新县，而无新阳县。今据改。”[778]此说极是。阳新在江州以西。东晋时期的武昌县是现在的湖北鄂州，乃当时武昌郡郡治所在，与现在的武昌（东晋时为夏口）无关。六朝考古工作者有准确的专业描述：
秦置鄂县，属于南郡。两汉时仍为鄂县，属荆州江夏郡。至三国时代的曹魏黄初二年（公元221年），孙权自公安迁此，更名鄂为武昌，设武昌郡，辖武昌、下雉、寻阳、阳新、柴桑、沙羡六县，并筑武昌城，以此为吴王王都。孙吴黄龙元年（公元229年），孙权称帝于武昌，同年秋迁都建业（今南京市）……孙吴甘露元年（公元265年），后主孙皓又迁都武昌一年有余。故终孙吴之世，武昌均处于王都或首都、陪都的重要地位。西晋时武昌仍为郡治，统武昌、柴桑、阳新、沙羡、鄂、官陵等县。元康元年（公元291年）由原属荆州改属新设的江州。此时，原属武昌郡的寻阳县已改属庐江郡。永兴元年（公元304年）又自武昌郡分出柴桑县，与寻阳县合置寻阳郡。寻阳的兴起，显然使武昌的重要性有所减弱。但在东晋偏安江左时，武昌又再度成为长江中游的重镇，王敦、温峤、陶侃、庾亮与庾翼等大臣，均先后以荆州刺史或江州刺史的身份镇守武昌，而且他们还具有将军或大将军，以致都督江、荆或加督豫、益、梁、交、广诸州军事的权力，可见在东晋的前期，武昌实际上是长江中上游以至岭南地区的政治、经济中心。至东晋后期桓温专政后，改以江陵为其根据地，并以襄阳为其重镇，武昌的地位遂逐步减弱。[779]
根据这些历史地理知识，我们再审视《孟府君传》的地名和人物，一切就都了然于心了。
陶诗中的阮籍
《陶渊明集》卷三《饮酒》二十首其十七：“行行失故路，任道或能通。”王叔岷引曹操《苦寒行》：“迷惑失故路。”[780]袁行霈引此诗：“迷惑失故路，薄暮无宿栖。行行日已远，人马同时饥。”[781]足以显示“行行失故路”一句的文学渊源。但“任道或能通”一句，则与阮籍的事迹有关：《晋书》卷四十九《阮籍传》说他“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反”，这就是所谓的“任道”。
陶诗中的“四灵”
《陶渊明集》卷三《述酒》诗：“西灵为我驯。”“西”，南宋汤汉（1202～1272）认为是“四”的讹字，他说：“义熙十四年，巩县人献嘉禾，裕以献帝，帝以归于裕。西灵当作四灵。裕受禅文有‘四灵效征’之语。二句言裕假符瑞以奸大位也。”[782]“四灵”，又称“四象”，是古人所说的代表天空四个方向的人文动物：青龙是东方，白虎是西方，朱雀是南方，玄武是北方。《艺文类聚》卷九十六曹植《神龟赋》：“嘉四灵之建德，各潜位乎一方。苍龙虬于东岳，白虎啸于西岗，玄武集于寒门，朱雀栖于南乡。顺仁风以消息，应圣时而后翔。”清严可均《全晋文》卷五十九成公绥（231～273）《天地赋》：“若夫县象成文，列宿有章。三辰烛耀，五纬重光。……白兽时据于参伐，青龙垂尾于心房。玄龟匿首于女虚，朱鸟奋翼于注张。”“四灵”的形象常见于汉晋时代的墓室壁画中。据冯时考证，“中国传统的四象体系至迟于公元前2世纪已经形成”[783]，而金宇飞根据现代天文学软件（Sky Map）测定，四象产生的上限为公元前1000年[784]。陶公以四象入诗，实不足怪。
陶渊明的无弦琴与释迦牟尼的无弦箜篌
《宋书·陶潜传》说：“潜不解音声，而畜素琴一张，无弦，每有酒适，辄抚弄以寄其意。”后人视为风雅。其实陶公弹奏无弦琴乃是对老庄艺术哲学的一种具体实践。《庄子·天地篇》：“视乎冥冥，听乎无声。冥冥之中，独见晓焉；无声之中，独闻和焉。”无弦琴所演绎的正是这种无声之“和”。唐僧义净译《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杂事》卷第三十七说有一位善爱王妄自矜大，与佛祖共弹箜篌：“佛即对彼共弹箜篌，佛断一弦彼亦断一，然二音声并无阙处；佛又断二，彼亦断二，然其音韵一种相似；佛又断三、断四，彼亦如是，乃至各留一弦，然音声不异。佛便总断，彼亦断之。佛于空中张手弹击，然其雅韵倍胜于常，彼便不能，情生希有，降伏傲慢，知彼音乐超胜于我。”[785]佛祖既然善弹无弦的箜篌，则无弦琴的观念在佛陀时代就已经出现了，或许陶公可以和他PK一下？
鲁迅陶诗“金刚怒目”说的历史渊源
鲁迅论陶诗：“就是诗，除论客所佩服的‘悠然见南山’之外，也还有‘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形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之类的‘金刚怒目’式，在证明着他并非整天整夜的飘飘然。这‘猛志固常在’和‘悠然见南山’的是一个人，倘有取舍，即非全人，再加抑扬，更离真实。”[786]鲁迅提出的“金刚怒目”论陶妙言，学术界素来以为深刻，影响广泛，征引不绝。但是，鲁迅的说法实际上来自朱熹。朱熹说：“人皆说渊明平淡。据某看来，他自豪放，但放得不觉耳。其露出本领来，是《咏荆轲》一篇，平淡人如何说得这样言语。”[787]鲁迅对朱熹的说法加以发挥，而更为形象、生动，然则，大辂起于椎轮，朱子之解陶也是光彩熠熠、功不可没的。明程敏政（1446～1499）《篁墩文集》卷三十六《题宋李龙眠白描渊明图后》曰：“渊明平日诗最冲澹，至于《咏荆轲》，则激烈之气，奋然如不可遏，以秦谕宋也；平日与物无竞，至于檀道济馈粱肉，则峻却之，以道济事宋为心膂也。”可见陶公的性格气质也具有多面性。
“踈”·“疎”·“疏”
“踈”字在《陶渊明集》中作为人物姓氏出现有六例，如卷四《咏二踈》诗：“游目汉廷中，二踈复此举。”又卷九《集圣贤群辅录》上：
太子太傅踈广字仲翁
太子少傅踈受字公子
右二踈。东海人。……时人谓二踈。
以上六例中的“踈”，不可改为“疎”，更不可改为“疏”，正如作为姓氏的“范”，不可改为“範”一样。中华书局1974年版标点本《晋书》卷五十一《束皙传》：
束皙字广微，阳平元城人，汉太子太傅疎广之后也。王莽末，广曾孙孟达避难，自东海徙居沙鹿山南，因去疎之足，遂改姓焉。
这里的“疎”是个错字，当作“踈”，否则传文中的孟达“去足改姓”之说就走空了。《晋书校勘记》说：“‘疎’又‘疏’之异体，当时俗书‘疎’字作‘踈’，故生‘去足’之说。”[788]这种解释是很准确的。
陶渊明和傅亮的共同语言
《陶渊明集》卷二《形影神》三首《形赠影》：“天地长不没，山川无改时。”卷三《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我不践斯境，岁月好已积。晨夕看山川，事事悉如昔。”其语言、语意与傅亮（374～426）《为宋公至洛阳谒五陵表》颇有相近之处。《文选》卷三十八载傅氏此表，有云：“山川无改，城阙为墟。”李善注引《晋书》曰：“义熙十二年，洛阳平，裕命修晋五陵，置守备。”可见这篇表作于义熙十二年（416），而“山川无改”则是晋宋之际的流行话语。陶渊明和傅亮都曾在桓玄手下任职。陶渊明《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途口》诗为陶公仕于桓玄手下的确证，而《宋书》卷四十三《傅亮传》载：“亮博涉经史，尤善文词。初为建威参军，桓谦中军行参军。桓玄篡位，闻其博学有文采，选为秘书郎，欲令整正秘阁，未及拜而玄败。”所以，陶渊明与傅亮可能有所接触。
陶渊明何以更名
朱自清《陶渊明年谱之问题》一文依据宋吴人杰所撰《陶靖节先生年谱》之说，力主陶公本名为渊明，入宋之后更名为潜[789]。此说至当。但对陶公更名之缘由，前人则无解说。案刘裕于东晋义熙十二年（416）十月，率晋军攻克洛阳，修复晋五陵，置守卫，晋安帝司马德宗（382～419）随即颁发一道诏书加以褒扬，有“太尉公命世天纵，齐圣广渊，明烛四方”云云[790]。“齐圣广渊”是颂圣之辞，最早见于《尚书·微子之命》，即周成王所谓“乃祖成汤，克‘齐圣广渊’”[791]。又如宋本陶集卷九《四八目》“八凯”条称“高阳氏才子八人。齐圣广渊，明允笃诚”。可见陶渊明对这种套话是非常熟悉的。晋义熙十四年（418）十二月，晋安帝被刘裕杀害[792]。元熙二年（420）六月，晋恭帝禅位于刘裕，颁发诏书，又撰让国玺书，玺书中有“夫‘或跃在渊’者，终飨九五之位”之语[793]。永初二年（420）六月，刘裕登基称帝。次年九月，晋恭帝司马德文（385～421）被其杀害[794]。在这种惨痛的历史背景下，由于义熙十二年晋安帝的那道表彰刘裕功勋的诏书“渊”、“明”二字连书，同时，晋恭帝让国玺书又引用了《周易》“或跃在渊”的话（参见下文），陶渊明心怀悲愤，因而放弃了“渊明”之名，而更名为“潜”。这样既避免了僭越、犯上的嫌疑，又巧妙地表达了自己的政治态度和归隐情志。“潜”、“渊”二字是有联系的。《周易》云“初九，潜龙勿用”，“或跃在渊，无咎”[795]，是为陶渊明更名之所本，盖陶公之更名，实乃以“龙”自喻也。沈约称陶潜“耻复屈身后代”[796]，陶渊明之更名足证其实。
陶渊明族叔陶夔事迹钩沉
陶夔（405年前后在世）为陶渊明从父，曾任太常等职。陶渊明《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光禄大夫南阳刘耽，昔与君同在温府，渊明从父太常夔尝问耽：‘君若在，当已作公否？’答云：‘此本是三司人。’”《归去来兮辞序》：“会有四方之事，诸侯以惠爱为德，家叔以余贫苦，遂见用于小邑。”其所谓“家叔”，就是指陶夔。《太平御览》卷二百四十九引沈约《俗说》[797]：
陶夔为王孝伯参军。三日曲水集，陶在前行坐，有一参军督护在坐。陶于坐作诗，随得五三句。后坐参军督护随写取诗，成；陶犹更思补缀。后坐写其诗者先呈，陶诗经日方成。王怪，笑陶参军，乃复写人诗；陶愧愕不知所以。王后知陶非滥，遂弹去写诗者。
《俗说》的记载说明，陶夔也是一位诗思敏捷、创作严谨的诗人。他的诗风可能对陶渊明有一定影响。释慧皎《高僧传》卷第十二《亡身篇·晋霍山释僧群》：
释僧群，未详何许人。清贫守节，蔬食诵经。后迁居罗江县之霍山，构立茅室。山孤在海中，上有石盂，径数丈许，水深六七尺，常有清流。古老相传云：是群仙所宅，群仙饮水不饥，固绝粒。后晋守太守陶夔闻而索之，群以水遗夔，出山辄臭。如此三四。夔躬自越海，天甚晴霁，及至山，风雨晦暝，停数日，竟不得至。乃叹曰：“俗内凡夫，遂为贤圣所隔！”慨恨而返。[798]
“后晋”句，汤校：“《弘教》本、金陵本‘守’作‘安’。”是。《全唐诗》卷二百十八杜甫（712～770）《佳人》诗：“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即暗用“常有清流”、“出山辄臭”之典故。这里所举有关陶夔的记载，前人尚未注意，特为表出之。
《陶渊明集》与李德裕诗文
中唐时代著名的政治家和文学家李德裕（787～850）对《陶渊明集》非常谙熟。今以陶集中的诗文与李氏作品互证，可以发现许多问题。《李卫公别集》卷二《问泉途赋并序》：“《问泉途》，思沈侯也。……陶靖节亦称‘人生实难，生如之何’，今作赋以问之。”陶渊明的这两句话见于《陶渊明集》卷八《自祭文》，但“生如之何”一句，“生”，宋本及其他各本均作“死”，审其文词，似乎不如“生”字义胜。所以，李德裕的引文就很有校勘价值。又如：“陶归衡宇，喜松菊之犹存。”（《会昌一品集》别集卷九《平泉山居草木记》）本于《陶渊明集》卷五《归去来兮辞》：“乃瞻衡宇……松菊犹存。”“渊明菊犹在，仲蔚蒿莫剪。”（同上，《早秋龙兴寺江亭闲眺忆龙门山居寄崔张旧从事》）上句亦本《归去来兮辞》“松菊犹存”，下句则本于《陶渊明集》卷四《咏贫士》七首其六：“仲蔚爱穷居，绕宅生蒿蓬。”“岂知陶靖节，只自爱吾庐。”（同上，卷十《郊外即事奉寄侍郎大尹》）“陶潜虽好事，观海只披图。”（同上，《海鱼骨》）这四句诗本于《陶渊明集》卷四《读〈山海经〉》十三首其一“吾亦爱吾庐”和“流观《山海图》”。最典型的是《伤年赋并序》，序曰：“余兹年五十，久婴沉痼，楚泽卑湿，杳无归期。恐田园将芜，不遂悬车之适，乃为此赋。”赋曰：“五十已至，生涯可知。在乐安而犹叹，况形神之支离。……邈故园之寥远，念归途之未期。顾稚子而凄恻，想田庐而涕洟。……”（同上，卷二）案宋本陶集卷二《游斜川》诗“开岁倏五十”，“十”字下有宋人校语：“一作日。”以此句诗关乎陶渊明的享年问题，故素有“五十”、“五日”之争论，今观上引李德裕《伤年赋并序》，此争论可以止矣。因为序曰“余兹年五十”，赋曰“五十已至，生涯可知”，正是化用“开岁倏五十，吾生行归休”两句陶诗。序中“恐田”句，本《归去来兮辞》：“田园将芜胡不归。”“不遂”句，本《陶渊明集》卷二《于王抚军座送客》：“悬车敛余晖。”案此句陶诗“车”字下有宋人校语：“一作崖。”看来这个异文也是错误的。《陶渊明集》卷三《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其一：“江山岂不险，归子念前涂。”《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投策命晨装，暂与园田踈。”《伤年赋》“邈故”二句融化了以上陶诗的语意。而“顾稚”句，则本于《归去来兮辞序》：“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案“幼稚盈室”，“室”字下有宋人校语：“一作‘兼稚子盈室’。”可见李德裕所读陶集，该句文本与宋人的这条校语是一致的，而这种文本也确实较“幼稚盈室”为胜。《伤年赋》“想田”句，本于《陶渊明集》卷三《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园田日梦想，安得久离析！”可见李德裕作品中有关陶渊明诗文的信息是很值得关注的。
蒲积中《古今岁时杂咏》中的陶诗异文
南宋学者蒲积中编纂的《古今岁时杂咏》一书著录了四首陶诗。《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八十七“《古今岁时杂咏》四十六卷”：“宋蒲积中编。积中履贯未详。初宋绶有《岁时杂咏》二十卷，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谓宣献昔在中书第三阁，手编古诗及魏晋迄唐人岁时章什，厘为十八卷，今益为二十卷。积中因其原本，续为此书。前有绍兴丁卯自序，称宣献所集，允称广博，然本朝如欧阳、苏、黄、与夫、半山、宛陵、文潜、无巳之流，逢时感慨，发为辞章，不在古人下。因取其卷目而择今代之诗，附之名曰《古今岁时杂咏》，锓板以传。盖所增惟宋人之诗，而目类则一仍其旧也。”绍兴丁卯为宋高宗绍兴十七年（1147），《古今岁时杂咏》编成于此年。而据《四库总目》所言，《古今岁时杂咏》，原名《岁时杂咏》，是由北宋时期的著名学者宋绶（991～1040）草创的（宣献是宋绶的谥号），原本十八卷，收录“古诗及魏晋迄唐人岁时章什”，而至晁公武时此书增至二十卷，蒲积中“因其原本”，续成《古今岁时杂咏》四十六卷，新增录宋代诗歌1243首。由此推断，《古今岁时杂咏》中的四首陶诗是由宋绶编入《岁时杂咏》（以下简称为《杂咏》）的，所以很有版本校勘价值，陶诗在北宋的流传情况由此亦可见一斑。兹以宋本《陶集》为底本（底本中的小字为宋人校语）参校之。
宋本陶集卷二《游斜川一首并序》：
辛丑（一作酉）正月五日，天气澄和（一作穆）……望曾（一作层），下同城……有爱嘉名。欣对不足，率尔（宋本作共，一作共尔赋诗）。……各疏年纪乡里，以记其时日。
……未知从今去，当复（一作得）如此不……
案此诗又见南宋学者蒲积中编纂的《古今岁时杂咏》（以下简称为《杂咏》）卷四十三，题作“《游斜川作并序》”。“辛丑”句，“丑”，《杂咏》作“酉”，与宋人校语相合。“天气”句，“和”，《杂咏》作“穆”，与宋人校语相合。“望曾”句，《杂咏》作“层”，与宋人校语相合。“有爱”句，《杂咏》作“有爱喜（一作嘉）名”，其中“一作嘉”亦为宋人校语。“率尔”句，《杂咏》作“率尔共赋诗”，似较宋本及宋本校语中之异文为胜。“各疏”二句，《杂咏》作“各疏年纪，以记其时”，上句无“乡里”，下句无“日”。“未知”句，“今”，《杂咏》作“此”。“当复”句，“此”，《杂咏》作“意”。在这些异文中，宋本《陶集》的“辛丑”，《杂咏》的“辛酉”，这是最关键也最有学术价值的资料。因为这直接涉及陶渊明的享年问题［辛丑为晋安帝司马德宗隆安五年，即401年，与袁行霈76岁说相合[799]；辛酉为宋武帝刘裕（363～422）永初二年，即公元421年，与梁启超56岁说相合[800]］。“辛酉”这个异文的存在，可能对76岁享年说威胁最大。
宋本陶集卷二《九日闲居一首并序》：
余闲居，爱重九之名。……寄怀于言。
世短意恒多，斯人乐久生。……露凄暄风息，气澈（一作清，又作洁）天象明。……菊为（宋本作解）制颓龄。……寒华徒自荣。
案此诗见《杂咏》卷三十三，题作“《九日作并序》”。“余闲”二句，《杂咏》作“余爱重阳之名”。“寄怀”句，“言”，《杂咏》作“诗”。“斯人”句，“乐”字下，“久”，《杂咏》作“人”。“露凄”句，“暄”，《杂咏》作“炎”，义较胜。“气澈”句，“澈”，《杂咏》作“结”。“菊为”句，“为”，《杂咏》作“解”，与底本校语相合。然此校语之“宋本”指宋庠（996～1066）校本，非泛指宋代陶集之版本。“寒华”句，“华”，《杂咏》作“花”。
宋本陶集卷二《五月旦作和戴主簿》：
……发岁始（一作若）俛仰……南窗（一作明两）罕悴（一作萃时）物……即事如以（一作已）高，何必升华嵩！
案此诗见《杂咏》卷四十四，题目相同。“发岁”，“始”，《杂咏》作“若”，与底本校语相合。“南窗”句，《杂咏》作“明圃罕悴物”。“即事”句，“以”，《杂咏》作“已”，与底本校语相合。“何必”句，“升”，《杂咏》作“升”，“升”为“昇”之简化俗体字。
宋本陶集卷三《己酉岁九月九日一首》：
……凄凄风露交。蔓草不复荣，园木（一作林）空自凋。清气（一作光）澄余滓，杳（一作遥）然天界高。哀（一作衰）蝉无归响，燕（一作丛）雁鸣云霄。万化相寻绎（一作异），人生岂不劳？……念之中（一作令）心焦。
案此诗见《杂咏》卷三十三，题目作“《己酉岁九月九日作》”。“凄凄”句，“交”，《杂咏》作“调”。“蔓草”句，“荣”，《杂咏》作“盛”。“园木”句，“木”，《杂咏》作“林”，与底本校语相合。“清气”句，“滓”，《杂咏》作“泽”，与底本校语相合。“杳然”句，“杳”，《杂咏》作“遥”，与底本校语相合。“燕雁”句，“燕”，《杂咏》作“丛”，与底本校语相合。“万化”句，“绎”，《杂咏》作“异”，与底本校语相合。“人生”句，“人”，《杂咏》作“民”，是。盖原本如此，唐人为避唐讳而改“民”为“人”。“念之”句，“中”，《杂咏》作“使”；“焦”，《杂咏》作“憔”，义较胜。
以上列举的陶诗异文，有许多可与宋本《陶集》中的宋人校语相印证，此为其重要价值之所在。据《宋史》卷二百九十一本传，宋绶“为外祖杨徽之所器爱。徽之无子，家藏书悉与绶，绶母亦知书，每躬自训教，以故博通经史百家，文章为一时所尚。……为儿童时手不执钱，家藏书万余卷，亲自校雠，博通经史百家”。而宋沈括《梦溪笔谈》卷二十五载：“宋宣献博学，喜藏异书，皆手自校雠。尝谓校书如扫尘，一面扫，一面生，故一书三四校犹有脱谬。”这样一位学识渊博，学风严谨的学者，其收藏之《陶渊明集》必自不俗，由以上各例可见一斑。
陶渊明与张协
陶渊明深受西晋太康时期（280～289）作家的影响，除陆机（261～303）、左思的作品之外，张协（？～307？）的《杂诗》（《文选》卷二十九）也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陶诗的“底文”。如张协《杂诗》十首其九：
结宇穷冈曲，耦耕幽薮阴。荒庭寂以闲，幽岫峭且深。凄风起东谷，有渰兴南岑。虽无箕毕期，肤寸自成霖。泽雉登垄雊，寒猿拥条吟。磎壑无人迹，荒楚郁萧森。投耒循岸垂，时闻樵采音。重基可拟志，回渊可比心。养真尚无为，道胜贵陆沉。游思竹素园，寄辞翰墨林。
“结宇”二句与《饮酒》二十首其五：“结庐在人境。”和《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中》：“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荒庭”二句与《饮酒》二十首其十五：“贫居乏人工，灌木荒余宅。班班有翔鸟，寂寂无行迹。”“泽雉”四句与《丙辰岁八月中于下潠田舍获》：“扬楫越平湖，泛随清壑回。郁郁荒山里，猿声闲且哀。”和《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其一：“寒草被荒蹊，地为罕人远。”“投耒”二句与《饮酒》二十首其十九：“畴昔苦长饥，投耒去学仕。”“养真”二句与《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中》：“养真衡茅下，庶以善自名。”和《咏贫士》七首其五：“贫富常交战，道胜无戚颜。”“游思”二句与《饮酒·序》：“既醉之后，辄题数句自娱，纸墨遂多，辞无诠次，聊命故人书之，以为欢笑尔。”均构成互文性关系。再如张协《杂诗》十首其十：
……里无曲突烟，路无行轮声。环堵自颓毁，垣闾不隐形。尺烬重寻桂，红粒贵瑶琼。君子守固穷，在约不爽贞。虽荣田方赠，惭为沟壑名。取志於陵子，比足黔娄生。
陶渊明《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诗：“寝迹衡门下，邈与世相绝。……高操非所攀，深得固穷节。平津苟不由，栖迟讵为拙？”正以张协此诗为互文本。而“里无”一句与《归园田居》五首其一：“依依墟里烟。”“路无”一句与《饮酒》二十首其五：“而无车马喧。”“环堵”一句与《五柳先生传》：“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晏如也。”“垣闾”一句与《咏贫士》七首其三：“弊襟不掩肘，藜羹常乏斟。”“取志”一句与《扇上画赞·於陵仲子》：“至矣於陵，养气浩然。蔑彼结驷，甘此灌园。”“比足”一句与《五柳先生传》：“赞曰：黔娄之妻有言：‘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也都构成了互文性关系。上举陶诗各句，均以张协的这两首《杂诗》为底文。
陶渊明与陶侃
陶渊明对曾祖父陶侃是非常崇敬的，宋本陶集卷一《赠长沙公族祖》和《命子》二诗足以反映他的这种情感。《宋书·陶潜传》：“潜弱年薄宦，不洁去就之迹，自以曾祖晋世宰辅，耻复屈身后代，自高祖王业渐隆，不复肯仕。”可见陶侃对陶渊明的人生选择也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这些都是人们熟知的事实，但情况可能远不止此。譬如，陶渊明重视农耕，强调衣食为立命之本。《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诗：“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开春理常业，岁功聊可观。晨出肆微勤，日入负禾还。”《丙辰岁八月中于下潠田舍获》诗也表达了从事农业劳动的愉悦之情。而他在《劝农》诗对农业生产的重要更作了深刻的总结：“民生在勤，勤则不匮。宴安自逸，岁暮奚冀？儋石不储，饥寒交至。顾余俦列，能不怀愧。”这与陶侃的影响是分不开的。《晋书》卷六十六《陶侃传》载：“尝出游，见人持一把未熟稻，侃问：‘用此何为？’人云：‘行道所见，聊取之耳。’侃大怒曰：‘汝既不田，而戏贼人稻！’执而鞭之。是以百姓勤于农殖，家给人足。”陶侃认为从事农业劳动是非常神圣的，所以对于无故毁坏他人劳动成果的人绝不留情，予以严厉惩罚。因此，在他治理的地区，就出现人人劳动、家家丰足的景象。此外，陶渊明喜欢柳树，曾作《五柳先生传》以自况。这也可能与陶侃的影响有关。《晋书·陶侃传》载：“侃性纤密好问，颇类赵广汉。尝课诸营种柳，都尉夏施盗官柳植之于己门。侃后见，驻车问曰：‘此是武昌西门前柳，何因盗来此种？’施惶怖谢罪。”“官柳”私用固然是犯法的行为，但五柳先生宅边的“五柳”是“私柳”，这不仅是合法的，还是富有诗意的。
陶潜与陶阶、张野
《隋书》卷三十五《经籍志》：“宋征士陶潜集九卷，梁五卷，录一卷。又有《张野集》十卷，宋零陵令《陶阶集》八卷。”关于陶阶其人，史籍中没有记载。张野（349～418）是陶渊明的好友和亲家。《晋书》卷九十四《隐逸列传·陶潜》：
既绝州郡觐谒，其乡亲张野及周旋人羊松龄、宠遵等或有酒要之，或要之共至酒坐，虽不识主人，亦欣然无忤，酣醉便反。
无名氏所撰《莲社高贤传》称：
张野字莱民，居寻阳紫桑。与渊明有婚姻契。野学兼华梵，尤善属文。性孝友，田宅悉推与弟，一味之甘，与九族共。州举秀才、南中郎、府功曹、州治中，征拜散骑常侍，俱不就。入庐山依远公，与刘、雷同尚净业。及远公卒，谢灵运为铭，野为序首，称门人。世服其义。义熙十四年与家人别，入室端坐而逝。春秋六十九。
据此推断，陶阶当属于浔阳陶氏族人，与陶潜的具体关系，难以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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