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文性视域下的《拟古》诗

    胡明在其所著《胡适传论》一书中情采飞扬地写道：

    1948年的阳历除夕，胡适和傅斯年同在南京度岁，凄然相对作新亭之泣，一边喝酒，一边背诵陶渊明《拟古》第九首……北大复员，傅斯年、胡适接办正好“三年”，“三年望当采”，正期望北大有所建树，有所创获，有所成就时。“忽值山河改”，现实的山河改色，“事业”付诸东流。“枝条”、“柯叶”、“根株”经此大“摧折”，种桑的人恐怕只能“浮沧海”——“乘桴浮于海”了。“本不植高原”，“种桑”选错了地理，忠悃所寄，生命所托，到今日还有什么可以后悔的？胡适在1949年元月2日又郑重将此诗恭正抄誊在日记里。[173]

    然而，真正的“山河改色”是在1949年4月23日。那一天，随着渡江战役的胜利，国民党在中国内地的专制政府被推翻了。在万众欢呼声中，“人民大救星”毛泽东（1893～1976）心潮澎湃，挥毫泼墨，写下了一首七言律诗《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

    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

    宜将胜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174]

    这首诗非常真实地反映了彼时毛泽东的心情——昂扬的，愉悦的，火热的，从而与胡适（1891～1962）那低沉的、悲伤的、冰冷的心态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当然，我们在这里无意讨论当年胡、毛师生二人的心态问题，只是想借此表明，在陶诗的解读传统中，人们大都认为《拟古》其九是抒发桑田碧海之叹，表达山河易色之感的作品。如此看来，这首陶诗在思想旨趣的表达上很明确，很直率，甚至很张扬。如黄文焕说：“此九章专感革运。至末章‘忽值山河改’，尽情道出，愤气横霄。若以淡远达观视之，差之千里。”[175]但是，依照这种看法，陶诗“忽值山河改”一句，无疑犯了遍照金刚（774～835）所谓“其中意义，有涉于国家”的“忌讳病”[176]，所以这首诗无论作于东晋，还是作于刘宋，都是不能为最高统治者乃至当朝权贵所宽容的。因为在那种极端专制的社会机体中，任何一个知识分子要想摆脱权力的干预和制约而实现完全自由的言说都是不可能的，正如苏格拉底（Socrates，前469～前399）所言：“凡真心为国维护法纪、主持公道，而与你们和大众相反对者，曾无一人能保首领。真心为正义而困斗的人，要想苟全性命于须臾，除非在野不可。”[177]而陶公之归隐田园，本意也在于养性全生，如《庄子·缮性》所言：“古之所谓隐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见也，非闭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发也，时命大谬也。当时命而大行乎天下，则反一无迹；不当时命而大穷乎天下，则深根宁极而待；此存身之道也。”[178]因此，关于这首陶诗的传统解说就常常令笔者生疑。事实上，从古至今，关于《拟古》九首的讨论和研究真是多而又多，如果将前人的所有评论资料和研究论著都编在一起，那将是一本很厚的书[179]。诸多不同的解说显示了人们各不相同的审美意识和思想倾向，正所谓论甘者忌辛，好丹者非素。清谭献（1832～1901）《复堂词录叙》曰：“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而读者之用心何必不然。”[180]罗兰·巴尔特（Roland Barthes，1915 －1980）也曾经指出：“当我们谈论到在文学作品中我们爱好或相信爱好的东西时，牺牲的经常就是作家本人。”[181]就《拟古》九首而言，陶渊明是否由于人们各自不同的文学爱好而付出了牺牲？——作品真正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是否由于人们欣赏趣味的差异而受到了遮蔽？无论如何，古今学者的解释分歧昭示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在陶渊明那琳琅满目的文学殿堂中，《拟古》九首是一个极其特异的文学存在；换言之，这组诗乃是唐宋以来的人们根本就没有读懂的作品。

    拟古是我国中古时代常见的文学现象，正如明胡应麟（1551～1602）所言：“建安以还，人好拟古，自三百、十九、乐府、饶歌，靡不嗣述，几于汗牛充栋。”[182]对此，袁行霈指出：

    咏怀诗，在陶潜的作品中所占比重最大，讨论陶诗渊源，应当特别重视这类作品。我们不妨首先看其《拟古》九首，题目既曰“拟古”，当然是模拟古诗了，有迹可寻，便于讨论。从这题目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见于《文选》的《古诗十九首》；见于《玉台新咏》的《古诗》八首；见于《文选》、《古文苑》题作苏武、李陵诗，逯钦立汇为《李陵录别诗》的二十一首；以及散见于各书的其他一些题作《古诗》的作品，如“步出城东门”等。《拟古》这个题目始于陆机，《文选》载其《拟古诗》十二首，其中十一首拟《古诗十九首》，一首拟“兰若生春阳”（《玉台新咏》卷一枚乘《杂诗》之六），都是标明了的。又，《文选》卷三十一录有刘休玄《拟古》二首，也是拟《古诗十九首》的，也表明了。参考这些情况，陶潜的《拟古》虽未标出是拟哪些古诗，但拟《古诗十九首》以及上述其他古诗的可能性很大，细加对照不难明白。如陶潜《拟古》第一首“荣荣窗下兰，密密堂前柳”，显然是拟《古诗十九首》中的“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不但开头两句十分相似，押韵相同，而且诗的取材与主旨也都一样。所不同的是古诗中那个荡子妇的身份在陶潜的《拟古》中变模糊了。陶潜《拟古》其四：“迢迢百尺楼，分明望四荒。”从墓地之荒凉引发感慨，言人生短促，荣华难久，在《古诗十九首》中很容易找到影子，如：“回车驾言迈，悠悠涉长道。四顾何茫茫，东风摇百草。”“驱车上东门，遥望郭北墓。白杨何萧萧，松柏夹广路。”“去者日以疏，生者日以亲。出郭门直视，但见丘与坟。”上面这些诗显然和陶潜的这首诗有渊源的关系。陶潜《拟古》其七：“日暮天无云，春风扇微和。”言青春难驻，与《古诗十九首》中的“今日良宴会，欢乐难具陈”也颇相似。以上是有迹可寻的，至于没有明显的痕迹可寻而在创作目的、题材内容、体制风格等方面的相似之处就更多了。[183]

    但《拟古》九首模拟的对象究竟是什么[184]？其每首诗的艺术渊源是否都能够予以落实？叶嘉莹说：

    ……在中国诗歌里有的诗是组诗，因此存在着一个有没有固定排列次序的问题。有一类组诗本身排列有固定的次序，不能随意颠倒或删选，因为这一组诗形成了一个感发的生命。如果你任意选其中的几首或删掉其中的几首，就如同砍掉了人的一条胳膊或一条腿，感发的生命就不完整了。这一类组诗的典型代表是杜甫的《秋兴八首》。还有一类组诗与此不同，例如阮籍的八十多首咏怀诗……其中只有第一首的位置是固定的，其他那些首的次序不必固定。[185]

    《拟古》九首是否也像杜甫（712～770）那千门万户式的《秋兴》八首一样，具有严密的整体建构特征？抑或是如同阮籍（210～263）《咏怀诗》八十二首那样基本上没有固定的次序？与此相关的核心问题是：这组诗的真意究竟何在？苏轼（1037～1101）说：“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莫及也。”[186]对此，张志岳（1911～1993）释云：“质而实绮，是说外表质朴而实际却很美丽，癯而实腴，是说外表干枯而实际却很丰满。这种外表与实际矛盾又统一的风格特征，正说明了陶诗的艺术创造。”[187]叶嘉莹说：“陶渊明的诗从表面上看来很简单很朴实，实际上却很复杂很难讲。”[188]在这方面，《拟古》九首应当是颇具典型性的。因此，能够真正破解这组诗的文学密码，并能够运用科学的方法完成相关的学术论证，殊为不易。而为达此目的，首先必须充分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在陶渊明研究史上，王叔岷的《陶渊明诗笺证稿》无疑是一部非常重要的著作[189]，其偏重于传统的渊源考证的研究方法创获极多。如《拟古》其九，“柯叶”二句，王氏注云：“《艺文类聚》八一引刘桢诗：‘根株不倾移’魏明帝《种瓜篇》：‘兔丝无根株。’根株，复语，《说文》：‘根，木株也。’”“本不”二句，王氏注云：“曹植《七步诗》：‘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在这里，王氏征引刘桢（？～217）诗、魏明帝曹睿（205～239）诗和曹植（192～232）诗各一次。另如王氏关于《拟古》其他八首诗的笺证：其一，征引刘桢诗1次，征引曹植诗5次；其二，征引孔融（？～208）、王粲和曹植诗文各1次；其三，征引曹植诗和魏明帝诗各1次；其四，征引曹植、曹丕诗文各3次，王粲诗赋2次，魏明帝、陈琳（？～217）和吴质（177～230）诗各1次；其五，征引曹丕诗2次，刘桢诗1次；其六，征引曹植诗2次，曹丕、刘桢和孔融诗文各1次；其七，征引曹丕诗文3次，曹植诗2次；其八，征引曹植诗3次，魏明帝诗1次（详见下文）。其所涉及的汉魏时期的作家作品，总计《古诗十九首》5次，曹植18次，魏文帝曹丕9次，魏明帝曹睿和刘桢各4次，王粲3次，孔融2次，陈琳和吴质各1次。在这里，汉魏时代的八位重要诗人汇聚一堂，这是文化之旅中的“群体邂逅”吗？朱自清说：

    注以详密为贵；密就是密切、切合的意思。从前为诗文集作注，多只重在举出处，所谓“事”；但用“事”为目的，所谓“义”，也当同样看重。只重“事”，便只知找最初的出处，不管与当句当篇切合与否；兼重“义”才知道要找那些切合的。有些人看诗文，反对找出处；特别像陶诗，似乎那样平易，给找了出处倒损了它的天然。锺嵘也曾从作者方面说过这样的话；但在作者方面也许可以这么说，从读者的了解或欣赏方面说，找出作品字句篇章的来历，却一面教人觉得作品意味丰富些，一面也教人可以看出那些才是作者的独创。固然所能找到的来历，即使切合，也还未必是作者有意引用；但一个人读书受用，有时候却便在无意的浸淫里。作者引用前人，自己尽可不觉得；可是读者得给搜寻出来，才能有充分的领会。[190]

    王氏《拟古》九首笺证所反映的情况，究竟是陶公的“有意引用”的结果，还是因为博览群书而“无意的浸淫”的结果？换言之，这种情况是出于匠心独运的艺术设计，还是纯粹以“拟古”为目的的语言袭用？是无心迎合古人，而无不合于古人的文学文本，还是“于风雷日月雨露云烟，吟兴偶倒”[191]，“随其所见，指点成诗”[192]的超级创造？这些问题确实让人困惑不已。但是，王氏的《拟古》九首笺证促使笔者反复阅读曹植现存的全部作品，进而反复阅读以“三曹”为中心的汉末魏初作家的全部传世之作以及以《魏志》相关人物传记为中心的历史资料[193]——这种阅读是在陶公《拟古》九首时刻萦绕于心的状态下反复展开并完成的，由此而窥见了作品的庐山真面，发现了诗人的宏伟诗思和深远意旨：就诗体和内容而言，陶渊明的《拟古》九首是以著名诗人曹植为主人公的拟代体。拟，就是模拟，即模拟以曹植为主的汉魏时代的作家作品；代，就是代笔，即为曹植代笔，表现他的生平、心态、思想和情感，同时从曹植的角度出发吸收《诗》、《骚》、汉代古诗以及同时代作家作品的某些文学要素（主要是文学语言、文学意象和文学风格）。换言之，这组诗乃是用曹植的口吻、眼光与心态来叙述、观照曹植的生活和思想，用曹植的文学语言、文学意象和文学风格来表现、刻画曹植的心态、思想和经历。周勋初指出：“为古人代笔，可以说是正规的模拟，既要考虑到其人的身份和经历，还要研究他的语言、技巧、风格。模拟这类古人，实际上是全面地向他们学习。这种表述方式，与屈原首创的美人香草手法还有不同。屈原用此表示个人的志洁行芳，只是用作一种象征；魏晋南北朝人采用的‘代’写手法，则是整个身心的投入，旨在为他人宣泄积愫。当然，这也是借他人之酒杯，诉胸中之块垒，二者之间存在着感情的共鸣，因而这是抒情诗的一种特殊表达方式。”[194]《拟古》九首正是如此。作品所表现的是曹植的述说——曹植既是组诗的主人公，又是组诗的叙述主体。因此，作品本身具有拟古和咏史的双重属性。这组诗的内容每首各不相同，而第九首至为关键，它是这组诗的基石，所以，我们把它放在首要的位置来讨论，而互文性理论则是我们破解《拟古》九首的文学密码的密钥，因为单纯采用传统的渊源考证和影响研究的方法，固然能够解决《拟古》九首的问题，但在具体操作的过程中，本书必将流于繁芜和琐碎而充斥饾饤气，而在文学阐释上欠缺现代性的理论光彩。而我们对《拟古》九首的互文性阐释，兼顾了狭义和广义两个层面：这组诗的题目既然是《拟古》，这就决定了我们必须首先以狭义的互文性理论切入作品的世界；同时这组诗又深刻地反映了汉魏易代并触及了两晋更替、晋宋变迁的历史大关目，这又决定我们对广义的互文性理论不可偏废。只有确立这样的研究维度，我们才能进入《拟古》九首的艺术世界，洞悉其深隐的人学思想和伟大的文学意旨。《拟古》九首的底文和互文本是相当丰富的，而往往具有多重性，在这方面的深入开掘和精准把握，也是我们解读这组诗的重要前提。

    一 《拟古》九首对曹植人生的叙写

    其九：春蚕无食与无怨无悔

    ——鱼山的抒怀与平生的回顾

    种桑长江边，三年望当采。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195]。柯叶自摧折，根株浮沧海。春蚕既无食，寒衣欲谁待？本不植高原，今日复何悔！

    春蚕是曹植的象征。春蚕无食是曹植生命困境之象征。种桑是曹植确立封国之象征。曹植推寻自我生命困境的发生，乃是由于择地不当造成的。因此，地理的变化殃及桑树，使得春蚕无所依托。这种命运既然早已注定，故而子建无怨无悔。

    黄初四年（223）七月以后，曹植由鄄城王徙封雍丘王。太和三年（229）二月，以陈四县封曹植为陈王。同年十二月，曹植徙封为东阿王。《魏志·陈思王植传》：

    初，植登鱼山，临东阿，喟然有终焉之心，遂营为墓。曹植初次登临鱼山，俯瞰东阿，当在太和四年（230），这一年曹植38岁。清修《山东通志》卷三十二《陵墓志·沂州府》“三国魏陈思王墓”：“在县西八里鱼山之阴。子建初封东阿。王尝登鱼山，喟然有终焉之志，其后徙王于陈。既薨，子志遵治命，返葬于东阿。墓下有祠。”这首诗叙写了曹植在登临东阿鱼山之际的思想和心态，重点表现他对自己平生的回顾和反思，这种情感在《拟古》九首中一脉灌注，由此《拟古》其九成为这组诗的叙事总纲。

    在即将离开雍丘之际，曹植作《转封东阿王谢表》一篇：

    奉诏：“太皇太后念雍丘下湿少桑，欲转东阿，当合王意！可遣人按行，知可居不？”奉诏之日，伏增悲喜！臣以无功，虚荷国恩，爵尊禄厚，用无益于时，脂车秣马，志在黜放。不图陛下天父之恩，猥宣皇太后慈母之念迁之。陛下幸为久长计，圣旨恻隐，恩过天地。臣在雍丘，劬劳五年，左右罢怠，居业向定。园果万株，枝条始茂，私情区区，实所重弃。然桑田无业，左右贫穷，食裁糊口，形有裸露。臣闻古之仁君，必有弃国以为百姓。况乃转居沃土，人从蒙福。江海所流，无地不润；云雨所加，无物不茂。若陛下念臣入从五年之勤，少见佐助，此枯木生华，白骨更肉，非臣之敢望也。饥者易食，寒者易衣，臣之谓矣！[196]

    这里所说太皇太后就是曹植的生母武宣卞皇后（160～230），也就是曹植的亲侄魏明帝曹睿（魏文帝曹丕之子）的祖母。这篇表文是呈给曹睿的。与此同时，曹植还写了一篇《迁都赋》，这首赋的正文已经亡佚，今仅存赋序的片段：

    余初封平原，转出临淄，中命鄄城，遂徙雍丘，改邑浚仪，而末将适于东阿。号则六易，居实三迁。连遇瘠土，衣食不继。[197]

    子建另有《艳歌》诗：

    出自蓟北门，遥望湖池桑，枝枝自相值，叶叶自相当。[198]

    子烨案：“雍丘下湿少桑”和“遥望湖池桑”，就是“种桑长江边”一句的表层底文，而《诗·小雅·隰桑》“隰桑有阿”则是这句诗的深层底文。这句诗的句式明显受到了吴歌的影响。郭茂倩《乐府诗集》卷四十六《清商曲辞》三《吴声歌曲》三《读曲歌》曰：“种莲长江边，藕生黄糵浦。必得莲子时，流离经辛苦。”在《读曲歌八十九首》题下，郭氏指出：“《宋书·乐志》曰：‘《读曲歌》者，民间为彭城王义康所作也。其歌云“死罪刘领军，误杀刘第四”是也。’《古今乐录》曰：‘《读曲歌》者，元嘉十七年袁后崩，百官不敢作声歌，或因酒燕，止窃声读曲细吟而已，以此为名。’按义康被徙，亦是十七年。南齐时，朱硕仙善歌吴声《读曲》。”元嘉十七年（440），陶渊明已不在世，但《读曲歌》中的歌诗多为情歌，所谓“吴声《读曲》”当早已存在，《宋书·乐志》和《古今乐录》的说法可能不合实际[199]。正如王运熙所说，“吴声歌曲，大多起于民间的歌谣……但现存《读曲歌》已非本词，故在歌词内容上，也找不到更坚强的证据。”[200]“所谓某人创作某曲或某时期产生某曲，往往是指被后来利用的声调而已。《乐府诗集》（八七）《黄昙子歌》题解说：‘凡歌辞，考之与事不合者，但因其声而作歌尔。’这话应是我们了解清商曲内容的秘钥。”[201]因此，“种桑长江边”一句陶诗当有更早的吴歌为其底文。子建《自诫令》说：

    吾昔以信人之心无忌于左右，深为东郡太守王机、防辅吏仓辑等任所诬白，获罪圣朝。……反旋在国，揵门退扫，形影相守，出入二载。机等吹毛求瑕，千端万绪，然终无可言者！及到雍，又为监官所举，亦以纷若，于今复三年矣。[202]

    此文的最后一句以及《转封东阿王谢表》“臣在雍丘”等四句，也就是“三年望当采”一句的底文；《转封东阿王谢表》“园果万株，枝条始茂”和《艳歌》“枝枝自相植，叶叶自相当”，是“枝条始欲茂”一句的底文；《转封东阿王谢表》“桑田无业，左右贫穷，食裁糊口，形有裸露”，“饥者易食，寒者易衣”，“连遇瘠土，衣食不继”，是“春蚕既无食，寒衣欲谁待”二句的底文。称“忽值山河改”者，“值”是“植”的谐音字，这是子建自述在朝廷的指令下骤然变易封号与封国，《魏志·陈思王植传》称他“十一年中而三徙都，常汲汲无欢，遂发疾薨”[203]；称“本不植高原”，“植”是种植的意思，如子建《橘赋》“播万里而遥植”[204]，《七启》“丽草交植，殊品诡类”[205]，《魏德论》“殖灵芝”[206]，《藉田赋》“大凡人之为圃，各植其所好焉！好甘者植乎荠，好苦者植乎荼，好香者植乎兰，好辛者植乎蓼。至于寡人之圃，无不植也”[207]，《嘉禾讴》“昔生周朝，今植魏庭”[208]，《弃妇诗》“石榴植前庭”[209]，但“植”又是子建之名，如《离思赋序》“植时从焉”[210]，《求自试表》“臣植言”[211]，《求通亲亲表》[212]、《上责躬诗表》“臣植言”，《与杨德祖书》[213]、《与吴季重书》“植白”[214]，《上书请免发取诸国士息》“植受兹青社”[215]和《禹庙赞序》“植移于其城”[216]，都是子建自称；所以，这句诗中的“植”兼有上述两种意义：前一种意义是表层的，后一种意义是深层的[217]。“本不”二句是说“‘种桑’选错了地理，忠悃所寄，生命所托，到今日还有什么可以后悔的？”（前引胡明之语）诗人一言双关，小小文字游戏，乃是子建《迁都赋序》“余初封平原”的谐谑表达。建安十六年（211）春正月，汉献帝刘协（181～234）命魏公世子曹丕为五官中郎将，置官署，为丞相副，又封其次子曹植为平原侯[218]。平原者，非“高原”也，其位置本来不在高原，由此而注定了子建后半生的坎坷命运，其人生之长恨与深悲，竟从此生发开来。在这里，种植的“植”与曹植的“植”，自然界的平原与平原侯的平原，都是一语双关，明显具有隐语的特征。由此透视“种桑长江边”这句诗，也具有隐语的特征。《诗经·小雅·隰桑》：

    隰桑有阿，其叶有难。既见君子，其乐如何！

    隰桑有阿，其叶有沃，既见君子，云何不乐！

    隰桑有阿，其叶有幽。既见君子，德音孔胶。

    心乎爱矣，遐不谓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前引曹植《转封东阿王谢表》有“太皇太后念雍丘下湿少桑”一句，而东阿则是多桑之地，明张溥（1602～1641）《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卷三十一魏刘桢《清虑赋》即有“结东阿之扶桑”的表述。“种桑长江边”既然以《诗·小雅·隰桑》“隰桑有阿”为底文，那么，“种桑长江边”这句诗实际上就已经将东阿的“阿”字藏乎其内了。对这首诗的主旨，诗前小序说：“《隰桑》，刺幽王也。小人在位，君子在野，思见君子，尽心以事之。”“隰”是指低洼、湿润之地，“阿”、“难”（通“娜”）都是美的意思，朱熹解释说：“阿，美貌；难，盛貌，皆言枝叶条垂之状。”对最末一章，朱熹解释说：“言我中心诚爱君子，而既见之，则何不遂以告之。而但中心藏之，将使何日而忘之耶？《楚辞》所谓‘思公子兮未敢言’，意盖如此。爱之根于中者深，故发之迟而存之久也。”[219]朱熹对《隰桑》的解释，我们可视为“种桑长江边”的真正寓意。因此，诗人在这里着意表现是子建思君恋阕的情怀。

    其实，曹植和曹丕本来就长于使用隐语。《文心雕龙·谐隐》：

    □者，隐也；遁辞以隐意，谲譬以指事也。……自魏代已来，颇非俳优，而君子嘲隐，化为谜语。谜也者，回互其辞，使昏迷也。或体目文字，或图象品物，纤巧以弄思，浅察以炫辞，义欲婉而正，辞欲隐而显。荀卿《蚕赋》，已兆其体。至魏文陈思，约而密之，高贵乡公，博举品物，虽有小巧，用乖远大。[220]

    刘勰（约465～520）指出魏文帝和陈思王在使用隐语方面“约而密之”，即使用隐语更为简洁和细密，他这样说肯定是有充分依据的。我们读《世说新语·捷悟》前三条：

    杨德祖为魏武主簿，时作相国门，始构榱桷，魏武自出看，使人题门作“活”字，便去。杨见，即令坏之。既竟，曰：“门中‘活’，‘阔’字。王正嫌门大也。”

    人饷魏武一杯酪，魏武啖少许，盖头上题“合”字以示众。众莫能解。次至杨修，修便啖，曰：“公教人啖一口也，复何疑？”

    魏武尝过曹娥碑下，杨修从，碑背上见题作“黄绢幼妇，外孙齑臼”八字。魏武谓修曰：“解不？”答曰：“解。”魏武曰：“卿未可言，待我思之。”行三十里，魏武乃曰：“吾已得。”令修别记所知。修曰：“黄绢，色丝也，于字为绝；幼妇，少女也，于字为妙；外孙，女子也，于字为好；齑臼，受辛也，于字为辞。所谓‘绝妙好辞’也。”魏武亦记之，与修同，乃叹曰：“我才不及卿，乃觉三十里。”[221]

    这种文字游戏是中古文人的流行习尚。《艺文类聚》五十六孔融《离合作郡姓名字诗》：

    漁父屈節，水潛匿方。離“魚”字。

    與時進止，出行施張。離“日”字。“魚”、“日”合成“魯”。

    呂公磯釣，闔口渭傍。離“口”字。

    九域有聖，無土不王。離“或”字。“口”、“或”合成“國”。

    好是正直，女回于匡。離“子”字。

    海外有截，隼逝鷹揚。當離“乙”字，恐古文與今文不同，合成“孔”也。

    六翮將奮，羽儀未彰。離“鬲”字。

    蛇龍之蟄，俾也可忘。離“虫”字，合成“融”。

    玟璇隱曜，美玉韜光。去“玉”成“文”，不須合。

    無名無譽，放言深藏。離“與”字。

    按轡安行，誰謂路長。離“才”字，合成“舉”。

    而鲍照有《字谜》诗三首：

    二形一體，四支八頭。四八一八，飛泉仰流。〔井〕

    頭如刀，尾如鉤。中央橫廣，四角六抽。右面負兩刃，左邊雙屬牛。〔龜〕

    乾之一九，隻立無偶，坤之二六，宛然雙宿。〔土〕

    钱仲联（1908～2003）《鲍参军集注》：

    《汉书·艺文志》：“《隐书》十八篇。”师古曰：“刘向《别录》云：‘《隐书》者，疑其言以相问，对者以虑思之，可以无不谕。’”《说文》：“谜，隐语也。”[222]

    从两汉到南北朝，这种字谜游戏在我国已经是高度发达了，所以，陶渊明的这首诗运用隐语的表达技巧以及在《拟古》其一中使用藏头、代字之类的文字游戏（详见下文），既无足惊怪，也无可置疑。这种字谜游戏在西方从中世纪开始，也是屡见不鲜的。众所周知，索绪尔（F.D.Saussure，1857 － 1913）的字谜研究也是互文性理论的源泉之一。秦海鹰在《克里斯特瓦的互文性概念的基本含义及具体应用》一文中指出：

    克里斯特瓦对文本异质性的思考，不仅来自巴赫金对话理论的启发，也来自索绪尔的字谜研究的启发。索绪尔对字谜（anagrammes，又译作易位书写）的研究手稿《语词下的语词》在其身后由斯塔罗宾斯基整理发表。索绪尔试图证明在某些拉丁语诗歌中，专有名词的声音被拆解和分散在诗行里，听者可以把打散在诗行中的字母和音素重新组合起来，听出藏在其中的神名和酋长名。这种字谜机制给人的启发是：一个文本中可以同时读出另一个文本。文本中的文本（“词语下的词语”）既不遵守语言的横组合原则，也不遵守语言单位的正常切分原则。字母和声音散播在语链中，既显露，又隐蔽，使话语朝着另一个话语开放。克里斯特瓦从索绪尔这一研究中发现了对能指进行无限组合的潜力。字谜现象说明，线性和一维的组合方式不是符号组合的唯一模式，在符号的线性模式之下还潜藏着平面的、多维的阅读可能。准确意义上的字谜可以看作是一个文本中藏着另一个文本的最低限度的例子，字母在其中被打散并重新组合，这正相当于克里斯特瓦所说的“语言的重新分配”。我们看到，索绪尔的字谜理论和巴赫金的对话理论被克里斯特瓦奇妙地结合在了一起，成为他的互文性理论的两个来源。

    这里我们试举一个简单的例证，对此加以说明。英国戏剧家本·琼孙（Ben Jonson，1572 －1637）在《题威廉·莎士比亚的遗著，纪念吾敬爱的作者》一诗中写道：

    在他精雕细琢的字里行间，

    莎士比亚心性的儿孙光辉灿烂：

    他写一句诗就像挥一支长枪，

    朝着“无知”的眼睛不留情一晃！

    第二句诗，译者注：“‘莎士比亚’这个姓，在英文里是由‘挥’（Shake）‘枪’（Speare）二字拼成，本·琼孙在这里开了一个玩笑。”[223]这就是西方人所说的字谜游戏。这种游戏，我们在陶渊明的其他诗作中也很容易发现它的存在。如《陶渊明集》卷三《述酒》诗：“重离照南陆。”在这里，重离＝重黎＝司马氏。这首诗又说：“王子爱清吹，日中翔河汾。朱公练九齿，闲居离世纷。”前两句各藏一“晋”字，周灵王姬泄心（前571～前545年在位）的太子为姬晋，即后人传说中得道成仙的王子晋[224]，汾水又为晋地；“朱公”是陶朱公（即范蠡，春秋时代楚国人，生卒年不详）的简称，这句诗隐一“陶”字，乃陶渊明自称。这四句诗是说：“晋人陶渊明远离世间的纷争，隐居服食，修身养性。”在这里，朱公＝陶朱公＝陶渊明。因为《拟古》诗其九涉及朝代更迭、江山易主的历史大关目，而《述酒》诗又涉及晋恭帝零陵王司马德文（386～421）被刘裕残酷杀害的重大历史事件（古今研究者一般视为晋恭帝零陵王哀诗）[225]，故陶渊明不得不隐讳其词，以这种特殊的叙述方式表明自己的态度。

    诗中“今日复何悔”，乃是子建无怨无悔的誓词；而所谓“柯叶自摧折，根株浮沧海”，则是子建自述曹氏家族手足相残的大悲剧，故于“本不”二句王叔岷引曹植《七步诗》为证，实在精彩之极。以上分析足以表明曹植的《转封东阿王谢表》和《迁都赋序》，乃是陶公《拟古》其九的互文本，在重写的意义上，它也是《拟古》其九的创作蓝本；换言之，这首诗乃是在吸收、转化这一表一序的基础上所进行的重写。

    这首诗的诗眼在于“根枝”二字，其底文首先是著名的《七步诗》。《世说新语·文学》第66条：

    文帝尝令东阿王七步中作诗，不成者行大法。应声便为诗曰：“煮豆持作羹，漉菽以为汁。萁在釜下然，豆在釜中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帝深有惭色。[226]

    此外，我们还可在以下诗文中发现其底文：

    既勉袭爵邑……本枝赖无穷之祚也。（魏武帝建安元年《谢袭费亭侯表》）[227]

    双桐生空井，枝叶自相加。通泉浸其根，玄雨润其柯。（魏明帝《猛虎行》）[228]

    乐鸳鸯之同池，羡比翼之共林。亮根异其何戚，痛别干之伤心。（曹植《释思赋》）[229]

    洪恩罔极，云雨增加，既荣本干，枝叶并蒙。（曹植《封二子为乡公谢恩章》）[230]

    洪施遂隆，既荣枝干。（曹植《谢妻改封表》）[231]

    至于“柯叶自摧折”一句的底文，则见于曹植《慰情赋》：

    黄初八年正月雨，而北风飘寒，园果堕冰，枝干摧折。[232]

    以及魏文帝黄初三年（222）《诏答吴王》：

    摇动江东，根未着地，摧折其支。[233]

    对于“本根”的呼唤乃是曹植那情波激荡的文学世界中的最强音。《文选》卷二十九《杂诗》六首其二：

    转蓬离本根，飘飖随长风。何意回飙举！吹我入云中。高高上无极，天路安可穷！类此游客子，捐躯远从戎。毛褐不掩形，薇藿常不充。去去莫复道，沉忧令人老。

    又《魏志·陈思王植传》裴注：

    植常为琴瑟调歌，辞曰：“吁嗟此转蓬，居世何独然！长去本根逝，夙夜无休闲。东西经七陌，南北越九阡，卒遇回风起，吹我入云间。自谓终天路，忽焉下沉渊。惊飙接我出，故归彼中田。当南而更北，谓东而反西，宕宕当何依，忽亡而复存。飘飖周八泽，连翩历五山；流转无恒处，谁知吾苦艰？愿为中林草，秋随野火燔；糜灭岂不痛，愿与根荄连。”

    陈祚明评这首诗：“写转蓬飘荡，淋漓生动，笔墨飞舞，千秋绝调。糜灭不惜，痛切殊深，早有见于本枝不固之患矣。如此诗托讽情旨，何减《三百篇》，不独‘煮豆’之诗称至性也。”[234]清沈德潜（1673～1769）说：“时法制待藩国峻迫，植十一年三徙都，故云。迁转之痛，至愿归糜灭，情事有不忍言者矣。此而不怨，是愈疏也。陈思之怨，为独得其正云。”[235]黄初二年（221），曹植因“醉酒悖慢，劫胁使者”[236]的罪名由临淄徙居京都，未及定罪，又遣归临淄，行至延津，又转回京都，后贬爵为安乡侯，其年改封鄄城侯[237]，这就是上引琴歌所说的“长去本根逝，夙夜无休闲”，“当南而更北，谓东而反西”的境况。而子建的这种羁旅人生竟然是由他的亲人一手制造的。子建呼唤本根，因为那是他的骨肉至亲。在子建看来，骨肉之情是至高无上的，重用自己的亲人对国家的建设也至关重要。因此，他在诗中反复歌颂季札（前576～前484）和周公（约公元前1100年前后在世）。《豫章行》二首其二曰：

    鸳鸯自朋亲，不若比翼连。他人虽同盟，骨肉天性然。周公穆康叔，管蔡则流言。子臧让千乘，季札慕其贤。[238]

    宋葛立方（？～1164）称这首诗“意谓己素为武帝所爱，忌之者众，故有管、蔡流言之说”，“乃自以季札为比”[239]。子建在《怨歌行》中写道：

    为君既不易，为臣良独难。忠信事不显，乃有见疑患。周公佐成王，金縢功不刊。推心辅王室，二叔反流言。待罪居东国，泫涕常流连。皇灵大动变，震雷风且寒。拔树偃秋稼，天威不可干。素服开金縢，感悟求其端。公旦事既显，成王乃哀叹。吾欲竟此曲，此曲悲且长。今日乐相乐，别后莫相忘。[240]

    元刘履（1370年前后在世）《选诗补注》卷二：“子建在雍丘时，常自愤怨抱利器而无所施，上疏求自试，明帝既不报，及徙东阿，复上疏言禁锢明时，兄弟乖绝，恩纪之违，甚于路人，愿入侍左右，承答圣问。其年冬，诏诸王朝。此诗之作，其在入朝之后，燕享之时乎？子建于明帝为叔父，故借周公之事，陈古以讽今，庶其有感焉。惜乎终不见信，虽复加封于陈，以隆奖虚名而已！”[241]景慕季札，足以表明他无意于万乘之位的逊退之心；而歌颂周公，则足以表明其尽忠于国家的豪情壮志[242]。然而这一切在当时不仅不被人理解，而且被人漠视，被人仇视，因为曹丕、曹睿父子及其党羽所看重的乃是能够满足其无边私欲的权利，而不是享有这种权利的人所应担当所应履行的责任和义务。在这种情形之下，子建的任何请缨之辞与豪迈之言，只能唤起鸱枭们的戒心而已。因此，身处那个父辈的光荣已经流逝，乡愿主义和生存哲学盛行的平庸时代，曹植是非常寂寞也是异常痛苦的。他在《求通亲亲表》中写道：

    臣闻天称其高者，以无不覆；地称其广者，以无不载；日月称其明者，以无不照；江海称其大者，以无不容。……盖尧之为教，先亲后疏，自近及远。其《传》曰：“克明峻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及周之文王，亦崇厥化。其诗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是以雍雍穆穆，风人咏之。昔周公吊管蔡之不咸，广封懿亲，以藩屏王室。《传》曰：“周之宗盟，异姓为后。”诚骨肉之恩，爽而不离，亲亲之义，寔在敦固。未有义而后其君，仁而遗其亲者也。……近且婚媾不通，兄弟永绝，吉凶之问塞，庆吊之礼废，恩纪之违，甚于路人；隔阂之异，殊于胡越。今臣以一切之制，永无朝觐之望。至于注心皇极，结情紫闼，神明知之矣。然“天实为之，谓之何哉！”退省诸王，常有戚戚具尔之心。愿陛下沛然垂诏，使诸国庆问，四节得展，以叙骨肉之欢恩，全怡怡之笃义。妃妾之家，膏沐之遗，岁得再通，齐义于贵宗，等惠于百司。如此，则古人之所叹，风雅之所咏，复存于圣世矣！……若葵藿之倾叶太阳，虽不为之回光，然终向之者诚也。对子建而言，“通亲亲”是必须“求”的，这几乎是一个旷古未有的奇闻；然而，即使诚心地“求”，他还是不能“通亲亲”，此则为奇闻中的奇闻。《魏志·陈思王植传》裴注引晋孙盛（302～373）之言：“异哉，魏氏之封建也！不度先王之典，不思藩屏之术，违敦睦之风，背维城之义。汉初之封，或权侔人主，虽云不度，时势然也。魏氏诸侯，陋同匹夫，虽惩七国，矫枉过也。且魏之代汉，非积德之由，风泽既微，六合未一，而雕翦枝干，委权异族，势同瘣木，危若巢幕，不嗣忽诸，非天丧也。”孙氏的评论是非常中肯的。其实在太和五年（231），子建所作《陈审举表》就曾指出：“夫能使天下倾耳注目者，当权者是矣，故谋能移主，威能摄下。豪右执政不在亲戚；权之所在，虽疏必重，势之所去，虽亲必轻，盖取齐者田族，非吕宗也。分晋者赵、魏，非姬姓也。唯陛下察之。苟吉专其位，凶离其患者，异姓之臣也。欲国之安，祈家之贵，存共其荣，没同其患者，公族之臣也。今反公族疏而异姓亲，臣窃惑焉。”这是有感于司马懿（179～251）势力的日渐膨胀和刘放（？～250）、孙资（？～251）等专断中枢而言的，明确提出了“公族”和“异姓”的问题，对曹魏深隐的政治危机洞若观火。而正始年间（240～249），曹冏上书：

    大魏之兴，于今二十有四年矣……子弟王空虚之地，君有不使之民，宗室窜于闾阎，不闻邦国之政，权均匹夫，势齐凡庶；内无深根不拨之固，外无磐石宗盟之助，非所以安社稷，为万世之业也。且今之州牧、郡守，古之方伯、诸侯，皆跨有千里之土，兼军武之任，或比国数人，或兄弟并据；而宗室子弟曾无一人厕其间，与相维持，非所以强干弱枝，备万一之虞也。今之用贤，或超为名都之主，或为偏师之帅，而宗室有文者必限小县之宰，有武者必置百人之上，使夫廉高之士，毕志于衡轭之内，才能之人，耻与非类为伍，非所以劝进贤能褒异宗室之礼也。[243]

    《三国志》卷二〇陈寿“评”：

    魏之王公，既徒有国土之名，而无社稷之实，又禁防壅隔，同于囹圄；位号靡定，大小岁易；骨肉之恩乖，《常棣》之义废。为法之弊，一至于此乎！

    裴注引《袁子》：

    魏兴，承大乱之后，民人损减，不可则以古始。于是封建侯王，皆使寄地空名，而无其实。王国使有老兵百余人，以卫其国。虽有王侯之号，而乃侪为匹夫。县隔千里之外，无朝聘之仪，邻国无会同之志。诸侯游猎不得过三十里，又为设防辅监国之官以伺察之。王侯皆思为布衣而不能得。既违宗国藩屏之义，又亏亲戚骨肉之恩。

    《晋书》卷三七《宗室传》史臣论：

    泰始之初，天下少事，革魏余弊，遵周旧典，并建宗室，以为藩翰。

    《晋书》卷五十九“传序”：

    魏武忘经国之宏规，行忌刻之小数，功臣无立锥之地，子弟君不使之人，徒分茅社，实传虚爵，本根无所庇阴，遂乃三叶而亡。

    这些意见都切中了曹魏政治的弊端[244]。但在当时，长于翰墨和言辞的魏文帝还是会做一些表面文章的。建安二十五年（220）二月，曹操（155～220）归葬高陵，在曹丕继承王位并且改元建康元年之后，曹植始就国于临淄，其余各王也分别就国[245]。为此，朝廷为他们举行了盛大的欢送仪式。曹植《鼙舞歌》五首其一：

    圣皇应历数，正康帝道休。九州咸宾服，威德洞八幽。三公奏诸公，不得久淹留。藩位任至重，旧章咸率由。侍臣省文奏，陛下体仁慈，沉吟有爱恋，不忍听可之。迫有官典宪，不得顾恩私。诸王当就国，玺绶何累缞！便时舍外殿，宫省寂无人。主上增顾念，皇母怀苦辛。何以为赠赐！倾府竭宝珍：文钱百亿万，采帛若烟云。乘舆服御物，锦罗与金银。龙旂垂九旒，羽盖参班轮。诸王自计念，无功荷厚德；思一效筋力，糜躯以报国。鸿胪拥节卫，副使随经营。贵戚并出送，夹道交辎□。车服齐整设，□晔耀天精。武骑卫前后，鼓吹箫笳声。祖道魏东门，泪下沾冠缨。扳盖因内顾，俛仰慕同生。行行日将暮，何时还阙庭？车轮为徘徊，四马踌躇鸣。路人尚酸鼻，何况骨肉情！（《圣皇篇》）[246]

    据诗序“不敢充之黄门，近以成下国之陋乐焉”的表述，曹植作《鼙舞歌》五首之时，他已经就国于临淄了。这时曹丕已经代汉称帝，所以诗中称之为“圣皇”。此诗叙述曹植兄弟被派遣就国之经过，出京的盛况衬托出心灵的隐痛，对朝廷、母亲和兄弟满怀眷恋之情的曹植泪如雨下。诗中所谓“三公”、“侍臣”，“迫有”云云，都是曹丕及其党羽制造的官样文章，而天真的曹植竟然对此深信不疑，他似乎总是不明白“只有强权的地方没有正义”[247]更没有人性这样一个最基本的事实。朱乾《乐府正义》卷十一：“曹丕薄于骨肉，甫即位，即遣其弟鄢陵侯彰等就国。受禅之后，名为进爵诸弟为王，而皆寄地空名，国有老兵百余人以为守卫，隔绝千里之外，不听朝聘。设防辅监国之官，以伺察之。虽有王侯之号，而侪于匹夫，皆思为匹夫而不能得。法既峻切，过恶日闻，其时如植者，尤惴惴不免。篇中一语不露，而至于路人酸鼻，则其所为玺绶之宠，赐予之厚，武卫之盛，祖饯之荣，特文具而已，乌睹所谓封建亲戚以为藩屏者乎？”[248]清沈德潜（1673～1769）《古诗源》卷五：“处猜嫌疑贰之际，以执法归臣下，以恩赐归君上，此立言最得体处。王摩诘诗云：‘执政方持法，明君无此心。’深得斯旨。‘何以为赠赐’一段，极形容君赐之盛，若夸耀不绝口者，然其情愈悲矣。”[249]黄初二年（221），曹丕在《改封曹植为安乡侯诏》中更露出了虚伪的面目：

    植，朕之同母弟。朕于天下无所不容，而况植乎？骨肉之亲，舍而不诛，其改封植。[250]

    可见“骨肉之亲”的作用在于身为皇帝的哥哥没有对“大罪弥天”的弟弟下毒手。更为滑稽的是曹丕在《典论·奸谗篇》对袁氏兄弟因手足相残最后导致袁绍（？～202）彻底失败的历史教训进行了深刻的总结：

    夫忠臣之事主也，尊其父以重其子，奉其兄以敬其弟。故曰“爱其人者及其屋乌”，况乎骨肉之闲哉……袁绍之子，谭长而慧，尚少而美，绍妻爱尚，数称其才，绍亦雅奇其貌，欲以为后，未显而绍死。别驾审配，护军逢纪，宿以骄侈，不为谭所善，于是外顺绍妻，内虑私害，矫绍之遗命，奉尚为嗣。颍川郭图、辛评，与配、纪有隙，惧有后患，相与依谭，盛陈嫡长之义，激以绌降之辱，劝其为乱。而谭亦素有意焉，与尚亲振干戈，欲相屠裂。王师承天人之符应，以席卷乎河朔，遂走尚枭谭，禽配馘图。……二子相屠，坟土未干，而宗庙为墟，其误至矣。[251]

    但对曹植而言，曹丕说出的每一个普通的真理，都不过是虚伪的谎言。因为在这位皇兄那高亢的真理之音中，曹植过的是囚徒般的日子[252]。黄初四年（223），曹植徙封雍丘王，其年朝会于京都[253]。《魏志·陳思王植传》裴注引《魏略》曰：

    初植未到关，自念有过，宜当谢帝。乃留其从官著关东，单将两三人微行，入见清河长公主，欲因主谢。而关吏以闻，帝使人逆之，不得见。太后以为自杀也，对帝泣。会植科头负□锧，徒跣诣阙下，帝及太后乃喜。及见之，帝犹严颜色，不与语，又不使冠履。植伏地泣涕，太后为不乐。诏乃听复王服。

    曹丕对曹植的真实态度尽现于此。其实在母亲卞氏的一再干预下，曹丕未能对曹植实施杀害，如此已然是皇恩浩荡了。在上文之下裴注还引《魏氏春秋》：

    是时待遇诸国法峻。任城王暴薨。诸王既怀友于之痛。植及白马王彪还国，欲同路东归，以叙隔阔之思，而监国使者不听。植发愤告离而作诗曰：“谒帝承明庐，逝将归旧疆。清晨发皇邑，日夕过首阳。伊洛旷且深，欲济川无梁。泛舟越洪涛，怨彼东路长。回顾恋城阙，引领情内伤。大谷何寥廓，山树郁苍苍。霖雨泥我涂，流潦浩从横。中逵绝无轨，改辙登高冈。修阪造云日，我马玄以黄。玄黄犹能进，我思郁以纡。郁纡将何念？亲爱在离居。本图相与偕，中更不克俱。鸱枭鸣衡轭，豺狼当路衢；苍蝇间白黑，谗巧令亲疏。欲还绝无蹊，揽辔止踟蹰。踟蹰亦何留，相思无终极。秋风发微凉，寒蝉鸣我侧。原野何萧条，白日忽西匿。孤兽走索群，衔草不遑食。归鸟赴高林，翩翩厉羽翼。感物伤我怀，抚心长叹息。叹息亦何为，天命与我违。奈何念同生，一往形不归！孤魂翔故域，灵柩寄京师。存者勿复过，亡没身自衰。人生处一世，忽若朝露晞。年在桑榆间，影响不能追。自顾非金石，咄咤令心悲。心悲动我神，弃置莫复陈。丈夫志四海，万里犹比邻。恩爱苟不亏，在远分日亲。何必同衾帱，然后展殷勤。仓卒骨肉情，能不怀苦辛？苦辛何虑思，天命信可疑。虚无求列仙，松子久吾欺。变故在斯须，百年谁能持？离别永无会，执手将何时？王其爱玉体，俱享黄发期。收涕即长涂，援笔从此辞。”

    “于时诸王凛凛不自保，子建此诗忧伤慷慨，有不可胜言之悲。诗中所谓‘苍蝇间白黑，谗巧令亲疏’，盖为灌均辈发，终无一毫怨兄之意。处人伦之变者，当以为法。”[254]这首《赠白马王彪》无疑是世界文学经典中最凄美的诗篇之一[255]，其情味几乎可与《旧约》（The Old Testament）之《耶利米哀歌》（Jeremiah）相媲美。诗人对亲人的哀思与眷恋，与苍茫、壮阔、悲凉的自然景色交融无间，其艺术感染力穿越了历史的时空，激发了历代读者无尽的遐想。处在人生的低谷之中，充满了悲伤和悲怨的子建既未消沉，也未颓废。他希望自己像春蚕一样努力地生出丝来。桑树是春蚕的家园，桑叶是春蚕的美食，没有桑树为依托，没有桑叶为食物，蚕是不能生存，更不能产丝的。显然，春蚕作为子建的象征，充分表露了他对君主和国家的忠诚以及试图建功立业的积极心态，他在《与杨德祖书》中说：

    吾虽薄德，位为藩侯，犹庶几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岂徒以翰墨为勋绩，辞颂为君子哉？若吾志不果，吾道不行，亦将采史官之实录，辩时俗之得失，定仁义之衷，成一家之言，虽未能藏之名山，将以传之同好。

    子建梦想介入现实的世界以兼济天下，当然，他也甘于做一个贫士，一位隐者，以非介入世界关注的方式独善其身，他在《上书请免发国士息》中对魏明帝说：

    若柏成欣于野耕，子仲乐于灌园；蓬户茅牖，原宪之宅也；陋巷单瓢，颜子之居也：臣才不见效用，常慨然执斯志焉。若陛下听臣悉还部曲，罢官属，省监官，使解玺释绂，追柏成、子仲之业，营颜渊、原宪之事，居子臧之庐，宅延陵之室。如此，虽进无成功，退有可守，身死之日，犹松、乔也。然伏度国朝终未肯听臣之若是，固当羁绊于世绳，维系于禄位，怀屑屑之小忧，执无已之百念，安得荡然肆志，逍遥于宇宙之外哉？

    然而，在人生的低谷中，他既不能“荡然肆志”，更不能“逍遥于宇宙之外”。于是，他在《临观赋》中悲叹道：

    乐时物之逸豫，悲予志之长违。叹《东山》以愬勤，歌《式微》以咏归。进无路以效公，退无隐以营私。俯无鳞以游遁，仰无翼以翻飞。[256]

    这就是曹植的生存困境，这种困境给他造成了巨大的心灵创伤。不仅如此，漂泊中的子建甚至还缺衣少食，《转封东阿王谢表》说“饥者易食，寒者易衣，臣之谓矣”，《迁都赋序》说“连遇瘠土，衣食不继”，而其上表则更直言不讳：

    臣闻寒者不贪尺玉，而思短褐；饥者不愿千金，而美一飧。夫千金尺玉至贵，而不若一飧短褐者，物有所急也。[257]

    《金楼子》卷四《立言篇》第九下转引陈思王的话：

    投虎千金，不如一豚肩。寒者不思尺璧，而思襁衣足也。[258]

    在这里，子建所倾诉的不仅是“自己遭受不合理不公正的待遇”这种“世界上唯一难以忍受的痛苦”，更主要表明了“阳光下唯一的罪恶是不公正，是违背真理、违背事实、违背自然秩序”[259]，他的倾诉，在天合气，在地合理，在人合情。但长期的困苦生活确实消磨了他的身体健康，徙封东阿之后的子建尤其瘦弱不堪，以下是来自皇侄的问候：

    王颜色瘦弱何意耶？腹中调和不？今者食几许米？又啖肉多少？见王瘦，吾甚惊，宜当节水加餐。[260]

    如果建议叔叔“节水加餐”算是一点恩德的话，那么，将死人的衣服赏赐给叔叔，我们就不知是何用意了：

    皇帝问雍丘王：“先帝昔常非于汉氏诸帝，积贮衣被，使败于函箧之中。遗诏以所服衣被赐王、公卿、官僚诸将。今以十三种赐王。”[261]

    然而，面对天下苍生的衣食问题，我们看到即将走上皇帝宝座的曹丕却有着另外一副面孔。延康元年（220）十一月，他在《辞许芝等条上谶纬令》中说：

    今吾德至薄也，人至鄙也，遭遇际会，幸承先王余业，恩未被四海，泽未及天下，虽倾仓竭府以振魏国百姓，犹寒者未尽暖，饥者未尽饱。夙夜忧惧，弗敢遑宁。[262]

    他在《让禅令》中说：

    夫古圣王之治也，至德合乾坤，惠泽均造化，礼教优乎昆虫，仁恩洽乎草木，日月所照，戴天履地含气有生之类，靡不被服清风，沐浴玄德……今百姓寒者未暖，饥者未饱……[263]

    如此忧国忧民的大君王情怀，居然不能给自己的亲生弟弟一点温暖，其虚伪矫情简直无以复加。《三国志》卷二十五《辛毗传》裴注引《世语》曰：

    毗女宪英，适太常泰山羊耽，外孙夏侯湛为其传曰：“宪英聪明有才鉴。初文帝与陈思王争为太子，既而文帝得立，抱毗颈而喜曰：‘辛君知我喜不？’毗以告宪英，宪英叹曰：‘太子，代君主宗庙社稷者也。代君不可以不戚，主国不可以不惧，宜戚而喜，何以能久？魏其不昌乎！’”

    因自己被立为太子而狂喜不已的曹丕居然抱住了辛毗（？～324）的脖颈！这无疑是中国政治史中最令人作呕的一瞬[264]。而深居闺中的绮年女儿辛宪英对曹丕其人之浅薄洞见明澈，曹魏王朝昙花一现的历史命运已经被她早早料定了！太和五年（231），曹植“上疏陈审举之义”，曾有“任益隆者负益重，位益高者责益深”之言，实可为宪英之语作注脚。因此，上文所征引的曹植和曹丕父子有关衣食的文字，也都是《拟古》其九的“春蚕”、“寒衣”两句诗的底文。但是，这两句诗尚有更为深隐的历史文本。《世说新语·方正》第11条：

    武帝语和峤曰：“我欲先痛骂王武子，然后爵之。”峤曰：“武子俊爽，恐不可屈。”帝遂召武子，苦责之，因曰：“知愧不？”武子曰：“‘尺布斗粟’之谣，常为陛下耻之！它人能令疏亲，臣不能使亲疏，以此愧陛下。”[265]

    本条南朝梁刘孝标注引《晋诸公赞》曰：

    齐王当出藩，而王济谏请无数，又累遣常山主与妇长广公主共入稽颡，陈乞留之。世祖甚恚，谓王戎曰：“我兄弟至亲，今出齐王，自朕家计，而甄德、王济连遣妇入来生哭人邪？济等尚尔，况余者乎？”济自此被责，左迁国子祭酒。

    对齐王司马攸（248～283）出藩一事，曹植之子曹志（？～288）也有与王济（240？～285？）非常相似的表现。本条刘孝标注所引《志别传》是经过宋人删节的史料，为说明问题，兹将《晋书》卷五十《曹志传》节引于下：

    曹志字允恭，谯国谯人，魏陈思王植之孽子也。……后迁祭酒。齐王攸将之国，下太常议崇锡文物。时博士秦秀等以为齐王宜内匡朝政，不可之藩。志又常恨其父不得志于魏，因怆然叹曰：“安有如此之才，如此之亲，不得树本助化，而远出海隅？晋朝之隆，其殆乎哉！”乃奏议曰：“伏闻大司马齐王当出藩东夏，备物尽礼，同之二伯。今陛下为圣君，稷契为贤臣，内有鲁卫之亲，外有齐晋之辅，坐而守安，此万世之基也。古之夹辅王室，同姓则周公其人也，异姓则太公其人也，皆身在内，五世反葬。后虽有五霸代兴，桓文谲主，下有请隧之僭，上有九锡之礼，终于谲而不正，验于尾大不掉，岂与召公之歌棠棣，周诗之咏鸱鸮同日论哉！今圣朝创业之始，始之不谅，后事难工。干植不强，枝叶不茂；骨鲠不存，皮肤不充。”……帝览议，大怒……于是有司奏收志等结罪，诏惟免志官，以公还第。

    曹志所谓“树本助化”，“干植不强，枝叶不茂”，也和《拟古》其九的“枝条始欲茂”，“本不植高原”等诗句有密切关系[266]。晋武帝司马炎（236～290）是由于命弟弟司马攸出为藩王而受到王济和曹志等人批评的。王济所谓“尺布斗粟”也反映了同样的问题。《世说新语》本条刘孝标注引《汉书》曰：

    淮南厉王长，高祖少子也。有罪，文帝徙之于蜀，不食而死。民作歌曰：“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能相容。”

    汉文帝刘恒（前202～前157）以天下之广大，竟然容不得自己的亲兄弟，正如曹丕之于曹植，司马炎之于司马攸一样，其人性之残酷发人深省[267]。而西晋的覆亡也正是肇始于手足相残的“八王之乱”。因此，《拟古》其九“春蚕”、“寒衣”两句诗既是对这首汉代民歌的□栝，也是对既往的手足相残的历史悲剧的总结。当然，魏明帝以后的历史，曹植是无缘知晓的，但是，曹植已经预见了曹魏必然覆亡的历史命运，陶渊明对此作了深刻的揭示。

    在诗人的笔下，“沧海”的意象是雄阔、无情的。建安十二（207）年九月，曹操在取得北征乌桓的胜利后，在班师途中经过碣石山，作《步出夏门行》[268]：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269]

    魏武帝又作《沧海赋》一篇[270]，今已亡佚。据《魏志·陈思王植传》，曹植自述“臣昔从先武皇帝”，“东临沧海”，就是指这件事。魏文帝虽然没有从征，但后来也有《沧海赋》之作，这篇赋可能与其南皮之游有关（参见下文）：

    美百川之独宗，壮沧海之威神。经扶桑而遐逝，跨天崖而托身。惊涛暴骇，腾踊澎湃，铿訇隐邻，涌沸凌迈。……上蹇产以交错，下来风之泠泠。振绿叶以葳蕤，吐芬葩而扬荣。[271]

    而在《煌煌京洛行》一诗中，曹丕写道：“峨峨仲连，齐之高士。北辞千金，东蹈沧海。”[272]这些都是陶诗“根株浮沧海”一句的底文。

    “根株浮沧海”乃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比喻。在这句诗暗用的深层底文，如清温汝能（1748～1811）《陶诗汇评》卷四所引汉扬雄（前53～18）《法言》：“浮沧海而知江河之恶沱也。”而“种桑长江边”也是一种象征的写法，曹植在《九愁赋》中写道：

    嗟离思之难忘，心惨毒而含哀。践南畿之末境，超引领之徘徊。……竞昏瞀以营私，害予身之奉公。共朋党而妒贤，俾予济乎长江。[273]

    这是一篇模拟楚辞的作品，它正好创作于曹植在雍丘的时期。赵幼文注：“《魏志·文帝纪》裴注引《魏略》曰：‘立石表，西界宜阳，北循太行，东北界阳平，南循鲁阳，东界郯，为中都之地。’畿，《诗经·烈祖》毛传：‘畿，疆也。’雍丘在所谓中都之地之南，故曰南畿。末境，《楚辞·离世》王注：‘末，远也。’犹言远境。”[274]“俾予济乎长江”正是“种桑长江边”的底文，在卑湿的意义上又与《转封东阿王谢表》“太皇太后念雍丘下湿少桑”的陈述相关合。但子建在雍丘时并无种桑之举，他也从来没有渡过长江。曹植在转封东阿之后，曾作《社颂》一篇，这篇颂的序文说：

    余前封鄄城侯，转雍丘，皆遇荒土。宅宇初造，以府库尚丰，志在缮宫室，务园圃而已，农桑一无所营。经离十载，块然守空，饥寒备尝。圣朝愍之，故封此县。田则一州之膏腴，桑则天下之甲第。故封此桑，以为田社。[275]

    由于雍丘的土地根本不适合种桑，所以子建于“农桑一无所营”。农桑之业是立国的根本，子建的母亲卞氏即曾躬亲蚕桑之事，为天下母仪[276]。子建《卞太后诔》：“恒劳庶事，兢兢翼翼。亲桑蚕馆，为天下式。”[277]他在《藉田论》中更指出：

    夫农者，始于种，终于获。泽既时矣，苗既美矣，弃而不耘，则改为荒畴。盖丰年者期于必收，譬修道亦期于殁身也。

    田修种理者，必赐之以巨觞；田芜种秽者，必戮之以柔桑。

    对于汤祷桑林的事迹，他视为神圣之举：

    惟殷之世，炎旱七年。汤祷桑林，祈福于天。翦发离爪，自以为牲。皇灵感应，时雨以灵。（《汤祷桑林赞》）[278]

    桑林之祷，炎灾克偿。伊尹佐治，可谓贤相。（《殷汤赞》）[279]

    汤感旱于殷时，造桑林而敷诚。（《喜霁赋》）[280]

    因此，“种桑长江边”正好突显了子建的立国精神和立国意志，其本意就是说曹植在雍丘建设自己的封国，为国家的发展作出贡献。对这句诗，丁福保《陶渊明诗笺注》卷四解释说：“《诗·小雅》：‘维桑与梓。’故以桑比宗国。”桑树是宗国的象征。诗人以此为着眼点，发唱惊挺，声势雄壮，形成了一种长江大河、浑灏流转的辉煌气派。这首诗明快而委婉，豪迈而细腻，雄浑而轻柔，俊朗而深沉，其叙事、抒情的风格界于平和静穆和鲁迅所说的“金刚怒目”式之间[281]，所以在陶诗的满目琳琅中堪称上品。而按照传统的解读，诗人是直接取材于社会历史文本的，如日本学者桥川时雄（1895～1982）说：

    傅咸《桑树赋》，见《艺文类聚》，其序云：“世祖昔为中垒将军，于直庐种桑，迄今三十余年，其茂盛不衰，皇太子入朝，以此庐为便坐。”陆机《桑赋》，见《艺文类聚》及《太平御览》，潘尼《桑树赋》，见《艺文类聚》，但咏皇晋兴起之端。陶公此作，寓意典据，自然分明，盖溯想皇晋建国之初兆，而俯仰古今，而发桑田碧海之叹耳。[282]

    所谓“皇晋建国之初兆”，是说晋武帝司马炎（236～290）曾于曹魏嘉平年间（249～254）在值班室的庭院内种植了一株桑树[283]，这株桑树后来被晋人视为晋朝建国的祥瑞之兆，而这一点在晋代属于常识，正如1949年10月1日的意义对于当代国人一样明确。傅咸（239～294）、陆机（261～303）和潘尼（250？～311？）等著名诗人都曾作赋歌咏其事，如《艺文类聚》卷八十八傅咸《桑树赋》：

    伊兹树之侥幸，蒙生生之渥惠。降皇躬以斯植，遂弘茂于圣世。厥茂伊何，其大连寻。修柯远扬，洪条梢椮。布簟枝之沃若，播密叶以垂阴。荫华寓而作凉，清隆暑之难任。以厥树之巨伟，登九日于朝阳。且积小以高大，生合抱于毫芒。犹帝道之将升，亦累德以弥光。汤躬祷于斯林，用获雨而兴商。惟皇晋之基命，爰于斯而发祥。从皇储于斯馆，物无改于平生。心恻切以兴思，思有感于圣明。步傍徨以周览，庶仿佛于仪形。

    《陆机集》卷四《桑赋并序》：

    皇太子便坐，盖本将军直庐也。初世祖武皇帝为中垒将军，植桑一株，世更二代，年渐三纪，扶疏丰衍，抑有瑰异焉。

    夫何佳树之洪丽，超托居乎紫庭。罗万根以下洞，矫千条而上征。岂民黎之能植，乃世武之所营。故其形瑰族类，体艳众木，黄中爽理，滋荣烦缛。绿叶兴而盈尺，崇条蔓而层寻。希太极以延峙，映承明而广临。华飞鸮之流响，想鸣鸟之遗音。唯历数之有纪，恒依物以表德。岂神明之所相，将我皇之先识。夸百世而勿翦，超长年以永植。

    傅咸和陆机之所以如此讴歌桑树，是与其深厚的文化积淀和丰富的文化象征分不开的。在我国的文化传统中，桑树与家园、家乡、国家、宗庙乃至宗教都是密切相关的。桑梓之情是人的基本情感。《诗经·小雅·小弁》：

    维桑与梓，必恭敬止。靡瞻匪父，靡依匪母。不属于毛，不离于里？天之生我，我辰安在？

    朱熹解释说：“言桑梓父母所植，尚且必加恭敬，况父母至尊致亲，宜莫不瞻依也。然父母之不我爱，岂我不属于父母之毛乎？岂我不离于父母之里乎？无所归咎，则推之于天，曰：岂我生时不善哉？何不祥至是也？”[284]而商汤在桑林中天下苍生祈雨的故事，更是被后人传为美谈。《吕氏春秋·季秋纪·顺民》：

    昔者汤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汤乃以身祷于桑林，曰：“余一人有罪，无及万夫。万夫有罪，在余一人。无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伤民之命。”于是剪其发，□其手，以身为牺牲，用祈福于上帝，民乃甚说，雨乃大至。则汤达乎鬼神之化，人事之传也。[285]

    傅咸《桑树赋》“汤躬祷于斯林”说的就是这个故事。桑树被赋予了神树的特征，传说商代贤臣伊尹（约前1630～前1550）就诞生在空桑之中。《吕氏春秋·孝行览·本味》：

    有侁氏女子采桑，得婴儿于空桑之中，献之其君。其君令烰人养之。察其所以然，曰：“其母居伊水之上，孕，梦有神告之曰：‘臼出水而东走，毋顾。’明日，视臼出水，告其邻，东走十里，而顾其邑尽为水，身因化为空桑”，故命之曰伊尹。此伊尹生空桑之故也。长而贤。[286]

    “惟皇晋之基命”云云，正是晋人的一般看法。这种解说无疑拓展了《拟古》其九的意涵空间，文学和历史的相互辉映放大了作品自身的倒影。因此，陶潜以“种桑长江边”发唱，确实是大有深意的。魏晋时代的历史云烟仿佛倏然而过，令人回味无穷。而陶潜《拟古》九首与陆机《拟古》诗的互文性关系，不仅不是偶然的文学现象，而且出于诗人的精心设计和艺术构思（详见本书下文）。

    从《转封东阿王谢表》的陈述来看，子建在雍丘的治理和经营是卓有成效的，其本心是不愿离开这里的，但考虑到“桑田无业，左右贫穷”的状况，所以他才表示愿意放弃雍丘之封国，希望在转封东阿之后得到魏明帝的一点帮助（“少见佐助”），所谓“枯木生华，白骨更肉”，足见其辛酸。但是，在转封东阿之后，子建的境遇更加悲惨。太和三年（229）十二月，曾上书明帝自陈：

    臣初受封，策书曰：“植受兹青社，封于东土，以屏翰皇家，为魏藩辅。”而所得兵百五十人，皆年在耳顺，或不逾矩，虎贲官骑及亲事凡二百余人。正复不老，皆使年壮，备有不虞，检校乘城，顾不足以自救，况皆复耄耋罢曳乎？而名为魏东藩，使屏翰王室，臣窃自羞矣。就之诸国，国有士子，合不过五百人。伏以为三军益损，不复赖此。方外不定，必当须办者，臣愿将部曲倍道奔赴，夫妻负襁，子弟怀粮，蹈锋履刃，以徇国难，何但习业小儿哉？……又臣士息前后三送，兼人已竭。惟尚有小儿，七八岁已上，十六七已还，三十余人。今部曲皆年耆，卧在床席，非糜不食，眼不能视，气息裁属者，凡三十七人；疲瘵风靡，疣盲聋聩者，二十三人。惟正须此小儿，大者可备宿卫，虽不足以御寇，粗可以警小盗；小者未堪大使，为可使耘□秽草，驱护鸟雀。休侯人则一事废，一日猎则众业散，不亲自经营则功不摄；常自躬亲，不委下吏而已。（《上书请免发国士息》）

    《魏志·陈思王植传》载：

    植每欲求别见独谈，论及时政，幸冀试用，终不能得。既还，怅然绝望。时法制，待藩国既自峻迫，寮属皆贾竖下才，兵人给其残老，大数不过二百人。又植以前过，事事复减半，十一年中而三徙都，常汲汲无欢，遂发疾薨，时年四十一。

    这就是子建的结局。《三国志》卷六《袁绍传》裴注：

    《英雄记》载太祖作《董卓歌》，辞云：“德行不亏缺，变故自难常。郑康成行酒，伏地气绝，郭景图命尽于园桑。”如此之文，则玄无病而卒。余书不见，故载录之。

    “郭景图命尽于园桑”，其人物本事究竟如何，以裴松之的博雅已经不能知晓，我们自然也不必再去追寻。但是，子建之徙封东阿，确实带有对“园桑”的向往，而在东阿那样一个水土丰茂的多桑之地，“抱利器而无所施”[287]的子建也终于凄然地“命尽”了。古直《陶靖节诗笺定本》卷四：“案此首追痛司马休之之败也。《易》曰：‘其亡其亡，系于苞桑。’休之为晋宗室之重，故以桑起兴也。”如果我们把这段注文中的司马休之（？～417）换成曹植的话，那就颇为中肯了。

    《拟古》其九是曹植伫立于鱼山之上对自己人生的深情回眸与悠长回顾，是对自己流离漂泊的坎坷人生的回忆与追寻。其他八首诗都是围绕着这首诗展开的，每首诗都闪动着曹植那清癯、瘦弱的身影，都跳荡着曹植那沉郁、悲壮的诗心。唐陈子昂（约661～702）《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288]子建此时的心境也是如此。如果说《拟古》九首的艺术结构像一个倒立的人的话，那么，《拟古》其九就是这个人的头，其他八首诗都是在它的指引、观照下一一展开的。故就叙事话语而言，这首诗既是这组诗的起点，也是这组诗的终点。巴赫金说：“人的行为是潜在的文本，而且只有在自己时代的对话语境中（作为对白、作为意义立场、作为动因体系）才能被人理解。”[289]《拟古》九首是曹植对个人的生命旅程的回顾，陶渊明将他的这种回顾置于其“时代的对话语境中”，因而也就深刻地揭示那个时代的典型特征。这组诗的独特叙述视角所呈现出的不仅仅是世界在主人公曹植的心中是什么，而且还是主人公曹植的心中是什么。这是对人的主体性及自我意识的充分肯定。而主人公的思想、情感乃至自我意识，都是通过对话产生的。所以，解读这首诗是我们进入《拟古》九首那幽怨、凄美、深刻、迷人的诗意世界的第一步。

    以上我们分别从广义和狭义的互文性理论出发，对《拟古》九首进行了解析。由此可见，这首诗在艺术表达上本身就具有多义性的和复调性的特征。这种精心的艺术设计，是建立在诗人对以曹植为中心的汉魏作家的作品和记载汉魏时代的历史文本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之上的。

    ［补说一：述曹丕之恶］

    《魏志·文帝纪》晋陈寿（233～297）评曰：“文帝天资文藻，下笔成章，博闻强识，才艺兼该；若加之旷大之度，励以公平之诚，迈志存道，克广德心，则古之贤主，何远之有哉！”他认为曹丕虽然多才多艺，却心胸狭隘，自私自利，缺道缺德，这种评价虽然准确，却不足以揭示曹丕其人的罪恶。曹丕的罪恶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不忠不孝，篡位乱伦。曹植《鼙舞歌》五首其四对此有非常微妙的揭露：

    精微烂金石，至心动神明：杞妻哭死夫，梁山为之倾。子丹西质秦，乌白马角生。邹衍囚燕市，繁霜为夏零。关东有贤女，自字苏来卿，壮年报父仇，身没垂功名。女休逢赦书，白刃几在颈。俱上列仙籍，去死独就生。太仓令有罪，远征当就拘，自悲居无男，祸至无与俱。缇萦痛父言，荷担西上书，盘桓北阙下，泣泪何涟如！乞得并姊弟，没身赎父躯。汉文感其义，肉刑法用除。其父得以免，辩义在《列国》。多男亦何为！一女足成居。简子南渡河，津吏废舟船。执法将加刑，女娟拥棹前。妾父闻君来，将涉不测渊，长惧风波起，祷祝祭名川。备礼飨神祇，为君求福先，不胜釂祀诚，教令犯罚艰。君必欲加诛，乞使知罪愆。妾愿以身代，至诚感苍天。国君高其义，其父用赦原。《河激》奏中流，简子知其贤；归聘为夫人，荣宠超后先。辩女解父命，何况健少年！黄初发和气，明堂德教施。治道致太平，礼乐风俗移。刑措民无枉，怨女复何为！圣皇长寿考，景福常来仪。（《精微篇》）

    朱乾《乐府正义》卷十一对这首诗评论说：“苏来卿、秦女休，俱是为父报仇，看其连叙伸缩之妙，非圣于文者不能。……曹丕篡汉，废献帝为山阳公，纳其二女，三纲之伦无论矣。而仇女在前，祸生肘腋，亦可寒心。篇中累序诸女报父仇及赦父命，使听者凛然于言外，此植以诗讽谏之微意也。益知《独漉篇》为山阳作已。呜呼！生乎千载而下，不反覆讽咏，沉潜体味，其何以得古人之用心哉！”[290]建安十九年（214）二月[291]，汉献帝遣人聘曹操二女入宫。而在建安二十年（215）正月，他又立曹操的二女儿曹节为皇后，这就是献穆曹皇后，如《魏志·武帝纪》载：“正月，天子立公中女为皇后。”《后汉书》卷一下《献穆曹皇后纪》载：“及伏皇后被诛，明年，立节为皇后。”[292]所以，曹丕本来是汉献帝的大舅哥，曹氏属于刘氏的外戚。《晋书》卷二十《礼志》中载：

    魏武以正月崩，魏文以其年七月设妓乐百戏，是则魏不以丧废乐也。武帝以来，国有大丧，辄废乐终三年。[293]

    孙盛指出：“昔者先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内节天性，外施四海，存尽其敬，亡极其哀，思慕谅暗，寄政冢宰，故曰‘三年之丧，自天子达于庶人’；夫然，故在三之义惇，臣子之恩笃，雍熙之化隆，经国之道固，圣人之所以通天地，厚人伦，显至教，敦风俗，斯万世不易之典，百王服膺之制也。……故虽三季之末，七雄之弊，犹未有废缞斩于旬朔之间，释麻杖于反哭之日者也。逮于汉文，变易古制，人道之纪，一旦而废，缞素夺于至尊，四海散其遏密，义感阙于群后，大化坠于君亲；虽心存贬约，虑在经纶，至于树德垂声，崇化变俗，固以道薄于当年，风颓于百代矣。……魏王既追汉制，替其大礼，处莫重之哀而设飨宴之乐，居贻厥之始而坠王化之基，及至受禅，显纳二女，忘其至恤以诬先圣之典，天心丧矣，将何以终！是以知王龄之不遐，卜世之期促也。”[294]孙氏的意见是非常深刻的。

    其二，权色交易，流氓成性。《魏志·陈思王植传》：“植既以才见异，而丁仪、丁廙、杨修等为之羽翼。太祖狐疑，几为太子者数矣。而植任性而行，不自雕励，饮酒不节。文帝御之以术，矫情自饰，宫人左右，并为之说，故遂定为嗣。”及《三国志》卷二十九《方技传》：“文帝问（周）宣曰：‘吾梦殿屋两瓦堕地，化为双鸳鸯，此何谓也？’宣对曰：‘后宫当有暴死者。’帝曰：‘吾诈卿耳！’宣对曰：‘夫梦者意耳，苟以形言，便占吉凶。’言未毕，而黄门令奏宫人相杀。无几，帝复问曰：‘我昨夜梦青气自地属天。’宣对曰：‘天下当有贵女子冤死。’是时，帝已遣使赐甄后玺书，闻宣言而悔之，遣人追使者不及。帝复问曰：‘吾梦摩钱文，欲令灭而更愈明，此何谓邪？’宣怅然不对。帝重问之，宣对曰：‘此自陛下家事，虽意欲尔而太后不听，是以文欲灭而明耳。’时帝欲治弟植之罪，逼于太后，但加贬爵。以宣为中郎，属太史。”根据这些记载，张承宗在《三国两晋南朝宫女考略》一文中指出：“曹丕与曹植在争夺王位继承权的斗争中，也利用宫人来为自己谋私。”“曹植自恃有才，任情而行，不知道利用宫人，而未能立为嗣。曹丕利用宫人，玩弄阴谋夺得王位继承权，后来又禅位称帝，很可能有宫人冤死于其事，他心中有鬼而时做噩梦。”[295]其实，在曹丕与多位宫女之间，存在着权、色交易的问题，在曹操去世之前，这种交易就已经达成了。而曹丕在《典论·内诫》中居然沾沾自喜地陈述道：“上定冀州屯邺，舍绍之第。余亲涉其庭，登其堂，游其阁，寝其房。栋宇未堕，陛除自若，忽然而他姓处之。”[296]曹操在军事上取得的胜利，使他有机会畅游袁绍的故宅，随便接触袁氏的女眷。一个青年流氓的形象昭然可见。

    其三，迫害宗亲，践踏人性。这一点上文多有涉及，这里我们再予申论。曹植《鼙舞歌》五首其三：

    大魏应灵符，天禄方甫始。圣德致泰和，神明为驱使。左右为供养，中殿宜皇子。陛下长寿考，群臣拜贺咸悦喜！积善有余庆，宠禄固天常。众喜填门至，臣子蒙福祥。无患及阳遂，辅翼我圣皇。众吉咸集会，凶邪奸恶并灭亡。黄鹄游殿前，神鼎周四阿。玉马充乘舆，芝盖树九华。白虎戏西除，舍利从辟邪。骐骥蹑足舞，凤皇拊翼歌。丰年大置酒，玉樽列广庭。乐饮过三爵，朱颜暴已形。式宴不违礼，君臣歌《鹿鸣》。乐人舞鼙鼓，百官雷抃赞若惊。储礼如江海，积善若陵山。皇嗣繁且炽，孙子列曾玄。群臣咸称万岁，陛下长寿乐年。御酒停未饮，贵戚跪东厢。侍人承颜色，奉进金玉觞。此酒亦真酒，福禄当圣皇。陛下临轩笑，左右咸欢康。杯来一何迟！群僚以次行。赏赐累千亿，百官并富昌。（《大魏篇》）对这首诗，朱乾《乐府正义》卷十一评论说：“篇中多称愿之辞，见时和年丰，诸祥毕至，君臣康乐，欲至万年。至于贵戚之臣，国同休戚，根本之地，不宜泛薄，即《通亲亲表》意也。”[297]《三国志》卷一《武帝本纪》引《魏略》：“王忠，扶风人，少为亭长。三辅乱，忠饥乏啖人……五官将知忠尝啖人，因从驾出行，令俳取冢间髑髅系着忠马鞍，以为欢笑。”古人讲究事死如生，曹丕的这种取乐行为是对人类亡灵的侮辱和对人类尊严的践踏。所以，曹丕的品行正如其母卞氏所说，连狗鼠都看不起。《世说新语·贤媛》第4条：“魏武帝崩，文帝悉取武帝宫人自侍。及帝病困，卞后出看疾。太后入户，见直侍并是昔日所爱幸者。太后问：‘何时来邪？‘云：正伏魄时过。’因不复前而叹曰：‘狗鼠不食汝余，死故应尔！至山陵，亦竟不临。’”一代贤明的皇后，一位善良的母亲，居然对自己的亲生儿子迸发出极端的诅咒，甚至连他的葬礼都不参加，不是母亲太无情了，而是儿子太丑恶了！

    其一：兰枯柳衰与天涯知己

    ——卞兰、杨修的惨死和曹植的思念

    荣荣窗下兰[298]，密密堂前柳。初与君别时，不谓行当久。出门万里客，中道逢嘉友。未言心相醉[299]，不在接杯酒。兰枯柳亦衰[300]，遂令此言负[301]。多谢诸少年，相知不忠厚[302]。意气倾人命，离隔复何有。

    这首诗表现了曹氏外戚卞兰的人生悲剧，表达了子建对卞兰的深厚同情，也表现了子建与杨修（175～219）的深厚交谊和他的深切哀思，从而深刻地揭露了汉魏时代的政治罪恶。由于杨修之惨遭荼毒，其与子建的暂别竟成永诀，但真正的朋友总是意气相倾的，其高情胜气和雅意深心也总是息息相通的，所以永远不会有离隔之感。诗的末二句于沉郁、悲凉之中发出豪迈、高亢之音，其底文正是曹植《赠白马王彪》中的名句：“丈夫志四海，万里犹比邻。”陈祚明评这首诗：“徙封奔走，或是自况，或他王亦然。直序不加一语，悲情深至。人赏子建诗，以其才藻，不知爱其清真。如此篇与《吁嗟篇》，纵笔直写，有何华腴耶？然固情至之上作也。”[303]

    对这首诗的若干底文，王叔岷已有揭示，这里略作补充：

    ［1］“荣荣”二句，王叔岷曰：“‘荣荣’、‘密密’，并茂盛貌。‘窗下’与‘堂前’对言，一作‘后窗’非。《古诗十九首》之二：‘郁郁园中柳。’‘密密’，犹‘郁郁’也。言兰，取其贞芳；言柳，有惜别之意。”子烨案：《文选》卷二十九子建《朔风》诗：“秋兰可喻，桂树冬荣。”《陆机集》卷六《拟涉江采芙蓉》：“上山采琼蕊，穹谷饶芳兰。采采不盈掬，悠悠怀所欢。”《拟行行重行行》：“悠悠行迈远，戚戚忧思深。……伫立想万里，沉忧萃我心。”《拟庭中有奇树》：“欢友兰时往，迢迢匿音徽。虞渊引绝景，四节逝若飞。芳草久已茂，佳人竟不归。踯躅遵林渚，惠风入我怀。感物恋所欢，采此欲贻谁？”

    ［2］“初与”二句，王叔岷曰：“《古诗十九首》之一：‘与君生别离。’曹植《种葛篇》：‘与君初婚时。’‘谓’，犹‘以为’也。”

    ［3］“出门”二句，王叔岷曰：“曹植《门有万里客行》：‘门有万里客。’”子烨案：《橘赋》：“播万里而遥植。”《杂诗》六首其五：“将聘万里涂，东路安足由！”《文选》卷二十四《赠白马王彪》：“丈夫志四海，万里犹比邻。”《仙人篇》：“万里不足步，轻举凌太虚。”[304]《桂之树行》：“乘□万里之外，去留随意所欲存。”[305]《文帝诔》：“县旌海表，万里无尘。”[306]《鼙鼓歌》五首《孟冬篇》：“张罗万里，尽其飞走。”[307]《太平御览》卷三百三十九引曹植诗：“皇考建世业，余从征四方。栉风而沐雨，万里蒙露霜。”

    ［4］“未言”二句，王叔岷曰：“《北堂书抄》一四八引曹植乐府歌云：‘交觞接杯，以致殷勤。’”子烨案：曹植《应诏》诗：“仰瞻城阈，俯惟阙庭，长怀永暮，忧心如酲。”[308]《当来日大难》：“今日同堂，出门异乡。别易会难，各尽杯觞。”[309]

    ［5］“兰枯”二句，子烨案：曹植《辩道论》：“中兴笃论之士有桓君山者，其所著述多善。刘子骏尝问：‘言人诚能抑嗜欲，阖耳目，可不衰竭乎？’时庭下有一老榆，君山指而谓曰：‘此树无情欲可忍，无耳目可阖，然犹枯槁腐朽，而子骏乃言可不衰竭，非谈也。’”[310]曰“枯槁”，曰“衰竭”，正是“兰枯柳亦衰”的底文。古直注：“‘此言’者，初别时之言也。《楚辞》：‘昔君与我成言兮，曰黄昏以为期。羌中道而回畔兮，反既有此他志。’诗意盖本此。”[311]

    ［6］“多谢”二句，子烨案：《文选》卷二十七曹植《名都篇》：“京洛出少年。”《野田黄雀行》三首其三：“来下谢少年。”[312]《鼙鼓歌》五首《精微篇》：“何况健少年！”[313]《结客篇》：“结客少年场。”[314]《文选》卷二十《送应氏》二首其一：“不见旧耆老，但睹新少年。”

    ［7］“意气”二句，王叔岷曰：“……刘桢《射鸢》：‘意气凌神仙。’曹植《送应氏诗》二首之二：‘人命若朝霜。’又《离友》诗二首之二：‘感离隔兮会无期。’”子烨案：曹植《求通亲亲表》：“今日否隔，友于兄弟。”

    在此基础上，我们对这首诗作进一步讨论。

    古人云：“狡兔死，良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315]前四句是先秦时代就已经流行的俗语，后两句则是汉代大将军韩信（约前231～前196）的夫子自道。淮阴侯的声声浩叹震撼千古，陶渊明与之遥遥嗣响，《饮酒》二十首其十七：

    幽兰生前庭，含熏待清风。清风脱然至，见别萧艾中。行行失故路，任道或能通。觉悟当念还，鸟尽废良弓。

    这首诗的语言平易而淡雅，前四句写幽兰，写萧艾，颇有《离骚》的韵味。在《离骚》的取兴譬喻系统中，“兰”的位置是非常突出的：

    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

    时暧暧其将罢兮，结幽兰而延伫。

    而与“兰”相对立的植物形象则是“萧艾”：

    兰芷变而不芳兮，荃蕙化而为茅。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萧艾也。岂其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余以兰为可恃兮，羌无实而容长。委厥美以从俗兮，苟得列乎众芳。[316]

    “兰”象征着美好的人才。但屈、陶之所言，不是一般性的人才问题，而是具有特殊指向的人才的问题。《世说新语·言语》第92条：

    谢太傅问诸子侄：“子弟亦何预人事，而正欲使其佳？”诸人莫有言者，车骑答曰：“譬如芝兰玉树，欲使其生于阶庭耳。”[317]

    东晋车骑将军谢玄（343～388）所说的“芝兰”与“幽兰”具有同样的象征意义。但陶诗的意思是说，幽兰虽然生于前庭，飘洒着芬芳的气息，却要等待清风的吹拂，只有在清风偶然吹到的时候，人们才能在萧艾的重重包围中发现它的存在。显然，这里与屈原（前340？～前278？）所说的兰芷蜕变为萧艾还是有所不同的。上引《离骚》“余以”句，汉王逸（约89～158）注：“兰，怀王少弟，司马子兰也。恃，怙也。”洪兴祖（1090～1155）补注曰：“《史记》：秦昭王欲与怀王会，屈平曰：‘秦虎狼之国，不可信，不如无行。’怀王稚子子兰劝王行：‘奈何绝秦欢。’怀王卒行，秦伏兵绝其后，因留怀王。子顷襄王立，以其弟子兰为令尹。然则子兰乃怀王少子，顷襄之弟也。”“羌无”句，王逸注：“实，诚也。言我以子兰能进贤达能。可怙而进。不意内无诚信之实，但有长大之貌，浮华而已。”“委厥”二句，王逸注：“言子兰弃其美质正直之性，随从谄佞，苟欲引于众贤之位，而无进贤之心也。”[318]在这里，屈原笔下的“兰”代指楚国令尹子兰，而陶渊明《拟古》其一“窗下兰”则是指曹氏的外戚著名文人卞兰。本诗的前两句采用了特殊的指代方法，颇有文字游戏的意味。而陶渊明《饮酒》其十七写的就是卞兰的人生悲剧，正可与《拟古》其一互相参证。

    卞兰是魏文帝曹丕的母亲卞太后（160～230）之弟卞秉（生卒年不详）之子，卞秉自然也就是曹丕的舅舅。《魏志》卷五《后妃传》：“初，太后弟秉，以功封都乡侯，黄初七年进封开阳侯，邑千二百户，为昭烈将军。秉薨，子兰嗣。少有才学，为奉车都尉、游击将军，加散骑常侍。”在建安时代竞争太子之位的角逐中，卞兰是倾向于曹丕的。《魏志·后妃传》裴注引《魏书》：“东阿王植，太后少子，最爱之。后植犯法，为有司所奏，文帝令太后弟子奉车都尉兰持公卿议白太后，太后曰：‘不意此儿所作如是，汝还语帝，不可以我故坏国法。’及自见帝，不以为言。”在这里，卞兰充当了一个不光彩的枪手的角色。曹丕派他带着群卿的公议到卞太后那里指控曹植，其本意是想置曹植于死地，且让母亲无话可说，卞后深知其用心之险恶，所以虽然当着卞兰的面批评了曹植，见到曹丕却绝口不提此事，这样就使其不便发难，从而巧妙地保护了曹植。

    卞兰是一个颇有文才的人，但与曹丕相比，已有胡越之隔，与曹植相比，则更是天渊之别了。尽管如此，他还是喜欢卖弄才学，为曹丕涂脂抹粉。他曾作《赞述太子赋》，对曹丕极尽吹捧、揄扬之能事，如赋序云：“伏惟太子研精典籍，留意篇章，览照幽微，才不世出。禀聪睿之绝性，体明达之殊风，慈孝发于自然，仁恕洽于无外，是以武夫怀恩，文士归德。窃见所作《典论》及诸赋颂，逸句烂然，沉思泉涌，华藻云浮，听之忘味，奉读无倦，正使圣人复存，犹称善不暇，所不能间也。……若游海者难与论水，睹前世者不可为言，然咸归太子巍巍之美，叙述清风，言之有永，听者欣欣，忘日之夕。”赋云：“应五百之运期，著典宪之高论。作叙欢之丽诗，越文章之常检。扬不学之妙辞，蹈布衣之所难。阐善道而广之，道无深而不测，术无细而不敷。……惟凡百之咏德，感恩惠之有余。信清风之休著，非臣下之敢虚。”[319]陶诗一连用了两个“清风”，正是以卞氏此赋的相关语句为底文。又陶诗“鸟尽”一句，王叔岷引魏文帝《煌煌京洛行》：“淮阴五刑，鸟尽弓藏。”[320]这是陶诗“二句”的又一层底文。而曹丕读了卞氏此赋，回信说：

    赋者，言事类之所附也，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也，故作者不虚其辞，受者必当其实。兰此赋，岂吾实哉？昔吾丘寿王一陈宝鼎，何武等徒以歌颂，犹受金帛之赐。兰事虽不谅，义足嘉也，今赐牛一头。[321]

    可见卞兰的过分揄扬虽然使曹丕有些难堪，但还是得其欢心的。他又为曹丕作颂曰：

    明明太子，既睿且聪。博闻强记，圣思无双。猗猗左右，如虎如龙。八俊在侧，旁无谀凶。富不忘施，尊而益恭。研精书籍，留思异同。建计立议，廓然发蒙。天下延颈，歌颂德音。闻之于古，见之于今。深不可测，高不可寻。创法万载，垂此休风。[322]

    所谓“休风”，也就是赋中所说的“清风”。他的《许昌宫赋》也是歌颂曹魏功德的作品[323]。卞兰不仅尽忠于魏文帝，对魏明帝曹睿也是忠心耿耿。《魏志·卞后传》裴松之注引《魏略》曰：

    明帝时，兰见外有二难，而帝留意于宫室，常因侍从，数切谏。帝虽不能从，犹纳其诚款。

    所谓“外有二难”，是指来自吴、蜀两国的威胁和骚扰。在当时三国鼎立的形势下，魏明帝不思进取，大兴土木，一时间怨声载道。出于“诚款”之心，卞兰不断向明帝进谏。裴松之所引《魏略》又说：

    后兰苦酒消渴，时帝信巫女用水方，使人持水赐兰，兰不肯饮。诏问其意，兰言治病自当以方药，何信于此？帝为变色，而兰终不服。后渴稍甚，以至于亡。故时人见兰好直言，谓帝面折之而兰自杀，其实不然。

    所谓“消渴”就是消渴症，相当于现在所说的糖尿病，“苦酒消渴”是说卞兰的这种病是由于长期饮酒造成的。明帝信巫不信药，卞兰对此不以为然，但君王的美意毕竟不可辜负，可能就是他的这种生硬态度得罪了魏明帝，所以最后不明不白地死了。卞兰的一生，忠于曹魏，忠于曹丕父子，但结局却是很不幸的。令人回味的是，卞兰曾作《座右铭》一篇：

    重阶连栋，必浊汝真。金宝满室，将乱汝神。厚味来殃，艳色危身。求高反坠，务厚更贫。闭情塞欲，老氏所珍。周庙之铭，仲尼是遵。审慎汝口，戒无失人。从容顺时，和光同尘。无谓冥漠，人不汝闻。无谓幽冥，处独若群。不为福先，不与祸邻。守玄执素，无乱大伦。常若临深，终始惟纯。[324]

    卞兰主张节制个人的物质欲望，保持谨慎的人生态度，做到“从容顺时，和光同尘”。但就本性而言，卞兰是一个“好直言”的耿介之士，他并没有履行其《座右铭》所说的那些妙言，由此也就注定了他的人生悲剧，所以陶渊明说他“行行失故路”，即偏离了既定的思想道路；反而不如没有这种思想约束，任意而行，这样或许还有一条光明的坦途，所谓“任道或能通”即指此而言。案王叔岷引曹操《苦寒行》：“迷惑失故路。”[325]袁行霈引此诗：“迷惑失故路，薄暮无宿栖。行行日已远，人马同时饥。”[326]则更足以显示“行行失故路”一句的底文。在陶渊明看来，卞兰既然已经有《座右铭》式的“觉悟”，就应当考虑全身而退，否则，鸟尽弓废的悲剧是难以避免的。

    “荣荣窗下兰”是以“兰”（花名）代“兰”（人名）的文字游戏，而“密密堂前柳”则是以“柳”（树名）代“杨”（姓氏）的文字游戏。如明末清初的柳如是（1618～1664），本姓杨，后更姓为柳，陈寅恪（1890～1969）论此事曰：“至河东君之改其本姓为柳者，世皆知其用唐人许尧佐《柳氏传》章台柳故实。盖‘杨’与‘柳’相类，在文辞上固可通用也。”[327]“柳”字乃是代指杨修，其底文有三：首先是曹植《芙蓉池》诗：

    逍遥芙蓉池，翩翩戏轻舟。南杨双栖鹄，北柳有鸣鸠。[328]

    这里的“杨”和“柳”，意思完全相同。就文字游戏而言，杨修本人就是这方面的专家。如《世说新语·捷悟》前三条所记杨修破解曹操题字和蔡邕（133～192）曹娥碑题词的故事，均显示了他在这方面的才能。而这些可能都是陶渊明创作此诗时所考虑的因素。其次是曹植的《柳颂序》：

    余以闲暇，驾言出游，过友人杨德祖之家。视其屋宇寥廓，庭中有一柳树，聊戏刊其枝叶。故著斯文，表之遗翰，遂因辞势，以讥当今之士。[329]

    诗人睹物思人，因“柳”怀“杨”，对当时的一些势利之徒（即陶诗所谓“诸少年”）亦有所讥刺。毛泽东《蝶恋花·答李淑一》：“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杨”指杨开慧（1901～1930），“柳”指柳直荀（1898～1932）[330]，“杨”、“柳”二字互文见义，其所使用的指代手法[331]较陶诗更为显豁。第三是曹丕的《柳赋并序》：

    昔建安五年，上与袁绍战于官渡，是时余始植斯柳，自彼迄今，十有五载矣。左右仆御，已多亡，感物伤怀，乃作斯赋曰……[332]

    “感物伤怀”也正是子建的寄托，因为卞兰暴死，杨修被杀，这就是“兰枯柳亦衰”的意思。陈寅恪《题〈初学集〉》诗：“枯兰衰柳终无负，莫咏柴桑《拟古》篇。”[333]即用此典。

    “多谢”二句的底文亦有三，一为魏武帝《与荀彧书追伤郭嘉》：

    且奉孝乃知孤者也，天下人相知者少，又以此痛惜，奈何奈何！追惜奉孝，不能去心。其人见时事兵事，过绝于人；又人多畏病，南方有疫，常言“吾往南方，则不生还”。然与共论讨，云当先定荆。此为不但见计之忠厚，必欲立功分，弃命定事。人心乃尔，何得使人忘之！[334]

    二为曹植《与杨德祖书》：

    昔丁敬礼尝作小文[335]，使仆润饰之。仆自以才不过若人，辞不为也。敬礼谓仆：“卿何所疑难？文之佳恶，吾自得之，后世谁相知定吾文者邪？”吾尝叹此达言，以为美谈。三为曹植《上书请免发国士息》：

    受任在万里之外，审主之所授官，必己之所以投命，虽有构会之徒，泊然不以为惧者，盖君臣相信之明效也。昔章子为齐将，人有告之反者，威王曰：“不然。”左右曰：“王何以明之？”王曰：“闻章子改葬死母；彼尚不欺死父，顾当叛生君乎？”此君之信臣也。昔管仲亲射桓公，后幽囚从鲁槛车载，使少年挽而送齐。管仲知桓公之必用己，惧鲁之悔，谓少年曰：“吾为汝唱，汝为和，声和声，宜走。”于是管仲唱之，少年走而和之，日行数百里，宿昔而至。至则相齐，此臣之信君也。

    因此，“多谢”两句诗是说子建与杨修的友情是建立在互相信任的基础之上的，他们既是君臣（曹植为侯王，故与杨修为君臣关系），又是朋友，与当日之浅薄少年截然不同。

    “中道逢嘉友”的“嘉友”是指曹植虚构的玄灵先生。子建《释愁文》曰：

    予以愁惨，行吟路边，形容枯悴，忧心如焚。有玄虚先生见而问之曰：“子将何疾以至于斯？”答曰：“吾所病者，愁也。”先生曰：“愁是何物，而能病子乎？”答曰：“愁之为物，惟惚惟恍，不召自来，推之弗往，寻之不知其际，握之不盈一掌。寂寂长夜，或群或党，去来无方，乱我情爽。其来也难进，其去也易追，临餐困于哽咽，烦冤毒于酸嘶。加之以粉饰不泽，饮之以兼肴不肥，温之以火石不消，摩之以神膏不希，授之以巧笑不悦，乐之以丝竹增悲。医和绝思而无措，先生岂能为我蓍龟乎？”先生作色而言曰：“予徒辩子之愁形，未知子愁所由生，我独为子言其发矣。今大道既隐，子生末季，沉溺流俗，眩惑名位，濯缨弹冠，咨诹荣贵。坐不安席，食不终味，遑遑汲汲，或憔或悴。所鬻者名，所拘者利，良由华薄，凋损正气。吾将赠子以无为之药，给子以淡薄之汤，刺子以玄虚之针，炙子以淳朴之方，安子以恢廓之宇，坐子以寂寞之床。使王乔与子携手而游，黄公与子咏歌而行，庄子为子具养神之撰，老聃为子致爱性之方。趣遐路以栖迹，乘轻云以翱翔。”于是精骇意散，改心向趣，愿纳至言，仰崇玄度，众愁忽然，不辞而去。[336]

    此文与屈原的《渔父》[337]极为相似，文中玄灵先生为子建祛疑解惑，所以诗人以“嘉友”目之，文中“予以愁惨”等四句乃是《拟古》其一“未言”两句诗的表层底文；而深层底文有二，第一个底文如古直《陶靖节诗笺定本》卷之四《拟古》其一“未言”二句注：

    《庄子·应帝王篇》：“郑有神巫曰季咸，列子见之而心醉。”《汉书·司马迁传》：“未尝衔杯酒，接殷勤之余欢。”

    《庄子·应帝王篇》的原文是：

    郑有神巫曰季咸，知人之死生存亡，祸福寿夭，期以岁月旬日，若神。郑人见之，皆弃而走。列子见之而心醉，归，以告壶子，曰：“始吾以夫子之道为至矣，则又有至焉者矣。”[338]

    而知生知死的玄灵先生正可视为曹植笔下的季咸。第二个底文见于《诗经·大雅·桑柔》第十三章：

    大风有隧，贪人败类。听言则对，诵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

    诗前小序说：“《桑柔》，芮伯刺厉王也。”也就是说，这是周厉王（？～前828）时代产生的一首批评、讽刺国君的歌诗，全诗十六章。而对这一章，朱熹解释说：“兴也。败类，犹言圮族也。王使贪人为政，我以其或能听我之言而对之，然亦知其不能听也，故诵言而中心如醉。由王不用善人，而反使我至此悖眊也。厉王说荣夷公，芮良夫曰：‘王室其将卑乎？’夫荣公好专利，而不备大难。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载也，而或专之，其害多矣。此诗所谓贪人，其荣公也与？芮伯之忧，非一日矣。”[339]陶诗的“未言”以《桑柔》的“听言”和“诵言”为底文，实际上也暗含着对当朝国君的讥刺和批判态度，《桑柔》全诗都是这种态度的注脚。又清宋俊（生卒年不详）《柳亭诗话》卷二“思王靖节”条：“‘何必同衾帱，然后展慇懃’，陈思王句也。‘未言心相醉，不在接杯酒’，陶靖节句也。四语参伍读之，殊觉超旷入神。”前两句诗也是后两句诗的底文。本诗前六句主要模拟魏文帝《见挽船士兄弟辞别诗》：“郁郁河边树，青青野田草。舍我故乡客，将适万里道。”[340]同时亦融汇了曹植《杂诗》六首其一的诗意：“高台多悲风，朝日照北林。之子在万里，江湖迥且深。方舟安可极，离思故难任！孤雁飞南游，过庭长哀吟。翘思慕远人，愿欲托遗音。形影忽不见，翩翩伤我心。”[341]这两首诗均构成了《拟古》其一的互文本，从而传达出一种凝重的哀愁，像浓雾一样笼罩全诗。

    子建与杨修的交谊是很深的，对他给予了特别的尊重。但在建安二十四年（219），曹操首先诛杀杨修；建安二十五年（220），曹丕在继承王位之后，又诛杀丁仪（？～220）、丁廙（？～220）[342]。《魏志·陈思王植传》：

    植既以才见异，而丁仪、丁廙、杨修等为之羽翼。太祖狐疑，几为太子者数矣。而植任性而行，不自雕励，饮酒不节。文帝御之以术，矫情自饰，宫人左右，并为之说，故遂定为嗣。二十二年，增置邑五千，并前万户。植尝乘车行驰道中，开司马门出。太祖大怒，公交车令坐死。由是重诸侯科禁，而植宠日衰。太祖既虑终始之变，以杨修颇有才策，而又袁氏之甥也，于是以罪诛修。植益内不自安。

    文帝即王位，诛丁仪、丁廙并其男口。植与诸侯并就国。

    又《魏志·陈思王植传》裴注引《典略》曰：

    杨修字德祖，太尉彪子也。谦恭才博。建安中，举孝廉，除郎中，丞相请署仓曹属主簿。是时，军国多事，修总知外内，事皆称意。自魏太子已下，并争与交好。又是时临淄侯植以才捷爱幸，来意投修，数与修书……其相往来，如此甚数。植后以骄纵见疏，而植故连缀修不止，修亦不敢自绝。至二十四年秋，公以修前后漏泄言教，交关诸侯，乃收杀之。修临死，谓故人曰：“我固自以死之晚也。”其意以为坐曹植也。修死后百余日而太祖薨，太子立，遂有天下。

    可见在曹氏兄弟的王位之争中，杨修和丁氏兄弟是站在曹植一边的，而他们竟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当然，杨修之死，还与其作为“袁氏之甥”的政治牵连有关，曹植为之悲痛，而又深感无奈。但是，丁氏兄弟之死给他造成了更为强烈的震撼，对他的打击尤为沉重。《魏志·陈思王植传》裴注引《魏略》曰：

    太祖既有意欲立植，而仪又共赞之。及太子立，欲治仪罪，转仪为右刺奸掾，欲仪自裁而仪不能。乃对中领军夏侯尚叩头求哀，尚为涕泣而不能救。后遂因职事收付狱，杀之。

    曹植《野田黄雀行》一诗以情韵深长的艺术方式委婉地表现了这一悲剧事件：

    高树多悲风，海水扬其波。利剑不在掌，结友何须多！不见篱间雀，见鹞自投罗。罗家得雀喜，少年见雀悲。拔剑捎罗网，黄雀得飞飞。飞飞摩苍天，来下谢少年。[343]

    案黄节（1873～1935）注曰：“诗中篱间雀，疑即指仪；少年，疑即指尚。当仪之求哀于尚，而尚涕泣，犹少年之悲雀也。植为此篇，当在收仪付狱之前，深望尚之能救仪，如少年之救雀也。”又引清朱乾（生卒年不详）之语曰：“自悲友朋在难，无力援救而作。风波以喻险恶，利剑以喻济难之权。”[344]《艺文类聚》卷九十引曹植诗曰：“双鹤俱遨游，相失东海旁；雄飞窜北朔，雌惊赴南湘。弃我交颈欢，离别各异方。不惜万里道，但恐天网张。”此诗和子建在《鹞雀赋》[345]中寄托的讽喻也与丁氏兄弟之遇害有密切关系。《野田黄雀行》和《鹞雀赋》的“暗写”艺术可以为《拟古》其一对卞兰和杨修“暗写”提供很好的参证。

    卞兰和杨修的政治选择不同，他们的人生却都以悲剧终结，相比之下，卞兰以效忠君王而死，尤为可悲，而其所效忠的君王的残忍无情，由此也可见一斑。据《魏志·陈思王植传》，黄初五年（224），子建上疏求存问亲戚，疏中说：

    盖尧之为教，先亲后疏，自近及远。其传曰：“克明峻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及周之文王亦崇厥化，其诗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是以雍雍穆穆。风人咏之。昔周公吊管、蔡之不咸，广封懿亲以藩屏王室，传曰：“周之宗盟，异姓为后。”诚骨肉之恩爽而不离，亲亲之义实在敦固，未有义而后其君，仁而遗其亲者也。

    魏文帝在答诏中说：

    盖教化所由，各有隆弊，非皆善始而恶终也，事使之然。故夫忠厚仁及草木，则《行苇》之诗作；恩泽衰薄，不亲九族，则《角弓》之章刺。今令诸国兄弟，情理简怠，妃妾之家，膏沐疏略，朕纵不能敦而睦之，王援古喻义备悉矣，何言精诚不足以感通哉？夫明贵贱，崇亲亲，礼贤良，顺少长，国之纲纪，本无禁固诸国通问之诏也，矫枉过正，下吏惧谴，以至于此耳。已敕有司，如王所诉。

    曹丕虽然张扬《毛诗》“忠厚仁及草木”（见后）的大旗，对自己的兄弟却毫无忠厚仁爱之心。在此答诏中，曹丕提到了《诗三百》中的两首诗。此二诗小序云：“《角弓》，父兄刺幽王也。不亲九族而好谗佞，骨肉相怨，故作是诗也。”[346]“《行苇》，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内睦九族，外尊事黄耇，养老乞言，以成其福禄焉。”[347]但从比兴艺术的角度看，《菀柳》一诗更切合《拟古》其一“密密堂前柳”的诗意。此诗小序云：“《菀柳》，刺幽王也。暴虐无亲，而刑罚不中，诸侯皆不欲朝，言王者之不可朝事也。”[348]“菀”通作“郁”[349]。这是“荣荣窗下兰”的深隐底文，对这一互文本的吸纳，意在揭露曹丕的残忍无情。

    其二：拒为卜商与鄙斥隗嚣

    ——神圣的无终和不朽的田畴

    辞家夙严驾，当往志无终。问君今何行？非商复非戎。闻有田子春[350]，节义为士雄。斯人久已死，乡里习其风。生有高世名，既没传无穷。不学狂驰子[351]，直在百年中。

    这首诗托言子建意欲前往无终山，歌颂了田畴（169～214）的节义，表达了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曹植《□鳣篇》所谓：“俯观上路人，势利惟是谋。雠高念皇家，远怀柔九州。抚剑而雷音，猛气纵横浮。泛泊徒嗷嗷，谁知壮士忧。”[352]亦即此诗的主旨。陈祚明评此诗：“子建自以宗臣，每怀忧国伤人，不识是时宗藩，奉身寡过、禄爵而已。起语浩然，抒此壮慨。”[353]

    对这首诗的若干底文，王叔岷已有揭示，这里略作补充：

    ［1］“辞家”二句，子烨案：曹植《洛神赋》：“命仆夫而就驾，吾将归乎东路。”

    ［2］“闻有”二句，王叔岷曰：“孔融《论盛孝章书》：‘今孝章，实丈夫之雄也。’王粲《咏史诗》：‘生为百夫雄。’”王氏又引王子年《拾遗记》七述田畴不忘故主，刘虞之魂称田畴为“万古之贞士”。子烨案：曹植《鹖赋》：“有节侠之义矩。”[354]《惟汉行》：“万载驰其名。”[355]

    ［3］“生有”二句，王叔岷曰：“曹植《三良》诗：‘生时等荣乐，既殁同忧患。’与此句法相同。”

    其他底文见下文之讨论。

    “辞家夙严驾”一句，古直引李审言（1859～1931）曰：“《杂诗》：‘仆夫早严驾。’此首盖拟其体。”[356]曹植《杂诗》六首其五正是本诗的互文本：

    仆夫早严驾，吾行将远游。远游欲何之？吴国为我仇。将聘万里涂，东路安足由！江介多悲风，淮泗驰急流。愿欲一轻济，惜哉无方舟！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忧。

    田子泰，本名田畴，字子春，晋人避晋惠帝皇后讳，故称子泰。他在建安十六年（211）曹操率领大军北征乌桓并且平定辽东以及彻底消灭袁氏的战役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功成辞归，不受封赏，受到曹操的特殊表彰。魏武帝《表论田畴功》称他：

    文雅优备，忠武又著，和于抚下，慎于事上。量时度理，进退合义。幽州始扰，胡、汉交萃，荡析离居，靡所依怀。畴率宗人避难于无终山，北拒卢龙，南守要害，清静隐约，耕而后食，人民化从，咸共资奉。及袁绍父子威力加于朔野，远结乌丸，与为首尾，前后召畴，终不陷挠。后臣奉命，军次易县，畴长驱自到，陈讨胡之势，犹广武之建燕策，薛公之度淮南。又使部曲持臣露布，出诱胡众，汉民或因亡来，乌丸闻之震荡。王旅出塞，涂由山中九百余里，畴帅兵五百，启导山谷，遂灭乌丸，荡平塞表。畴文武有效，节义可嘉，诚应宠赏，以旌其美。[357]

    卢龙塞，即今河北省喜峰口。曹植也参加了这次重要的战役[358]，故熟知田畴其人。又魏武帝《爵封田畴令》曰：

    蓚令田畴，至节高尚。遭值州里戎夏交乱，引身深山，研精味道，百姓从之，以成都邑。袁贼之盛，命召不屈。慷慨守志，以徼真主。及孤奉诏征定河北，遂服幽都，将定胡寇，时加礼命。畴即受署，陈建攻胡蹊路所由，率齐山民，一时向化，开塞导送，供承使役，路近而便，令虏不意。斩蹋顿于白狼，遂长驱于柳城，畴有力焉。[359]

    曹操所谓“节义可嘉”，“至节高尚”，正是本诗“闻有”二句的底文。

    这首诗的难点在于“非商复非戎”一句。子烨案，诗云：“当往志无终。”出行的目的已经明确，故不得以地名解释“商”、“戎”。陈寅恪说“商者指四皓入商山避秦事，戎者指老子出西关化胡事”，且称本诗“可与《桃花源记》互相印证”[360]。实际上，“商”是指孔子的高足卜商（前507～？），也就是子夏。《史记》卷六十七《仲尼弟子列传》：“卜商，字子夏。少孔子四十四岁。……孔子既没，子夏居西河教授，为魏文侯师。”[361]在孔门弟子中，子夏是最有建树的学者之一，《文选》卷四十五所载著名《毛诗序》即题为子夏所作，而孔子对他也是非常看重的。《论语·八佾篇》第三：

    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362]

    孔子的“起予”之叹见于曹植《上书陈审举之义》：

    被鸿胪所下发士息书，期会甚急。又闻豹尾已建，戎轩骛驾，陛下将复劳玉躬，扰挂神思。臣诚竦息，不遑宁处。愿得策马执鞭，首当尘露，撮风后之奇，接孙、吴之要，追慕卜商，起予左右，效命先驱，毕命轮毂，虽无大益，冀有小补。[363]

    陶诗的“非商”即反用此语，而此语实为“非商”的底文。“非戎”的“戎”是指西汉末年割据河西的军阀隗嚣（？～33）。曹植《汉二祖优劣论》曰：

    隗戎以背信躯毙。这句话又见梁元帝萧绎（508～554）《金楼子》卷四《立言篇》第九下[364]。赵幼文注：“隗戎，谓隗嚣。隗嚣，天水成纪人，古谓西方少数民族曰戎，故曹植称之曰戎。”[365]陶诗“非戎”之语即以此为底文。《文选》卷四十二阮瑀（？～212）《为曹公作书与孙权》曰：

    汉隗嚣纳王元之言，终为世笑。

    唐李善（约630～689）引范晔（398～445）《后汉书》曰：“隗嚣，字季孟，天水人。更始乱，嚣亡归天水，招聚其众，自称西州上将军，遣子恂诣阙。嚣将王元说嚣曰：‘天水完富，天下士马最强，元请一丸泥东封函谷，此万世一时也。’嚣心然元计，遂反。”最终隗嚣被光武帝（前6～57）消灭。而魏文帝颇多关于隗嚣的议论，如黄初三年（222）《诏答吴王》有“而知隗嚣无所施其巧”[366]，同年正月癸亥《报吴主孙权》说“昔隗嚣之毙，祸发栒邑”[367]，同年十月《伐吴诏》说“光武不加嚣述之诛，则陇蜀之乱不清”[368]，黄初四年（223）三月《敕还师诏》说“汉祖征隗嚣”云云[369]。“非商复非戎”是子建说自己想要前往无终山，既非为了像子夏那样传道授业，亦非为了像隗嚣那样割据一方，称王称霸，而是为了体验、考察田畴的遗风，这句诗意在表明子建不甘为一介书生，而是要建功立业，维护国家统一，与当朝的君王“践冰履炭，登山浮涧，寒温燥湿，高下共之”（曹植《上书陈审举之义》）。

    其三：谯国创业与富贵还乡

    ——故园的旧居与兄弟的情谊

    仲春遘时雨，始雷发东隅。众蛰各潜骇，草木从横舒[370]。翩翩新来燕，双双入我庐。先巢故尚在，相将还旧居。自从分别来，门庭日荒芜。我心固匪石，君情定何如？

    这首诗回顾魏武帝崛起于谯国（今安徽省亳州市）的峥嵘岁月，歌颂其丰功伟绩，同时，对曹魏代汉、曹丕称帝后的新气象也有无限的感慨。诗中回忆了与兄长曹丕一同还乡的快乐以及离别故园旧居后的寂寥，暗示了曹丕对子建等兄弟无端猜忌的阴暗心理，尤其是在情感、人格上对子建的侮辱与摧残，突显了处于人伦之变这一惨痛背景之下子建对当国君王忠贞不渝、肝胆相照的心灵世界。

    对这首诗的若干底文，王叔岷已有揭示，这里略作补充：

    ［1］“仲春”二句，王叔岷曰：“曹植《矫志篇》：‘惠如时雨。’”子烨案：曹植《矫志》诗：“泽如凯风，惠如时雨。”[371]《喜雨》：“时雨终夜降，长雷周我廷。”[372]《侍太子坐》：“白日曜青春，时雨静飞尘。”[373]《文选》卷二十《上责躬应诏诗表》：“施畅春风，泽如时雨。”《七启》：“显朝惟清，王道遐均，民望如草，我泽如春。”《上卞太后诔表》：“佐政内朝，惠加四海。草木荷恩，含气受润。”《魏德论》：“荡鬼区于白水，摛矫制于遐川。仰属目于条支，晞弱水之潺湲，薄张骞于大夏，笑骠骑于祁连。其化之也如神，其养之也如春。柔远能迩，谁敢不宾？”《魏德论讴·谷》：“和气致祥，时雨洒沃。野草萌芽，变化嘉谷。”[374]魏武帝《对酒》：“班白不负戴，雨泽如此，百谷用成。……恩德广及草木昆虫。”[375]这些都是表层底文。深层底文则见于《吕氏春秋·开春论》第一《开春》：“开春始雷则蛰虫动矣，时雨降则草木育矣，饮食居处适则九窍百节千脉皆通利矣。王者厚其德，积众善，而凤皇圣人皆来至矣。共伯和修其行，好贤仁，而海内皆以来为稽矣。”[376]《吕氏春秋·仲春纪》第二《仲春》：“是月也，日夜分。雷乃发声，始电。蛰虫咸动，开户始出。”[377]另如《庄子·天运篇》：“黄帝曰：‘蛰虫始作，吾惊之以雷霆。’”[378]以及《庄子·庚桑楚篇》：“庚桑子曰：‘……夫春气发而百草生，正得秋而万宝成。夫春与秋，岂无得而然哉？天道已行矣。……’”[379]凡此皆为陶诗的深层底文[380]，而《吕览》之言，尤其与诗意契合。

    ［2］“众蛰”二句，子烨案：曹植《对酒行》：“含生蒙泽，草木茂延。”[381]

    ［3］“翩翩”二句，王叔岷曰：“魏明帝《短歌行》：‘翩翩春燕。’”子烨案：魏文帝《短歌行》：“翩翩飞鸟，挟子巢栖。”[382]

    ［4］“先巢”二句，子烨案：曹植《叙愁赋》：“顾堂宇之旧处，悲一别之异乡。”[383]《黄初五年令》：“反我旧居，袭我初服。”[384]

    破解这首诗的关键在于“东隅”二字。“东隅”本来是指古代指中原地区以东的小国。《逸周书·大匡》：“管叔自作殷之监。东隅之侯，咸受赐于王，王乃旅之。”晋孔晁（生卒年不详）注：“东隅自殷以东，旅谒各使，陈其政事者也。”《隋书》卷五十八《许善心传》：“李虔僻处西土，陆机少长东隅。”而这里的特指谯国。《魏志·明帝纪》裴注引《魏略》：

    达以延康元年率部曲四千余家归魏。文帝时初即王位……逆与达书曰：“……若卿欲来相见，且当先安部曲，有所保固，然后徐徐轻骑来东。”达既至谯……

    魏文帝对孟达（？～228）所说的“来东”就是来谯。《魏志·文帝纪》：

    初，汉熹平五年，黄龙见谯，光禄大夫桥玄问太史令单扬：“此何祥也？”扬曰：“其国后当有王者兴，不及五十年，亦当复见。天事恒象，此其应也。”内黄殷登默而记之。至四十五年，登尚在。三月，黄龙见谯，登闻之曰：“单扬之言，其验兹乎！”

    裴注引《魏书》称黄初元年（220）辛亥太史丞许芝（生卒年不详）向曹丕逐条陈述魏代汉之谶纬依据，所谓“新天子气见东南以来”，就是指黄龙见谯之事。“东南”亦指谯地。

    其次，“东隅”还指北邙山，因为曹丕的陵墓首阳陵在此山的东部，故以东隅之地代指曹丕（参见本书第170页）。“东隅”的底文见于《艺文类聚》三十七王粲《吊夷齐文》：“岁旻秋之仲月，从王师以南征。济河津而长驱，逾芒阜之峥嵘。览首阳于东隅，见孤竹之遗灵。”“芒阜”，指北邙山；首阳，指首阳山，伯夷、叔齐隐居之地。“东隅”的这种多义性将曹操和曹丕两代人联结在一起，具有深厚的历史内涵，同时也开启了下一首诗中主人公对北邙山的感悟和感叹。

    谯国为曹氏家族之发祥地。而曹丕尤其具有富贵还乡的心理。《魏志》卷十七《徐晃传》裴注引《九州春秋》载魏文帝封名将朱灵（生卒年不详）为鄃侯时曾说：“富贵不归故乡，如夜行衣绣。”《魏志·武帝纪》载：

    太祖武皇帝，沛国谯人也，姓曹，讳操……桓帝世，曹腾为中常侍大长秋，封费亭侯。养子嵩嗣，官至太尉……嵩生太祖。

    《魏志·文帝纪》：

    文皇帝讳丕，字子桓，武帝太子也。中平四年冬，生于谯。

    其先人的陵墓亦皆在谯。北魏郦道元（约466～527）《水经注》卷二十三“□水”：

    □水又东径谯县故城北……魏立谯郡，沇州治。沙水自南枝分，北径谯城西，而北注□。□水四周城侧，城南有曹嵩冢，冢北有碑，碑北有庙堂，余基尚存，柱础仍在。庙北有二石阙双峙，高一丈六尺，榱栌及柱皆雕镂云矩，上罦罳已碎，阙北有圭碑，题云：汉故中常侍长乐太仆特进费亭侯曹君之碑，延熹三年立。碑阴又刊诏策，二碑文同。夹碑东西，列对两石马，高八尺五寸，石作粗拙，不匹光武隧道所表象马也。有腾兄冢，冢东有碑，题云：汉故颍川太守曹君墓，延熹九年卒。而不刊树碑岁月。坟北有其元子炽冢，冢东有碑，题云：汉故长水校尉曹君之碑，历大中大夫、司马长史、侍中，迁长水，年三十九卒，熹平六年造。炽弟胤冢，冢东有碑，题云：汉谒者曹君之碑，熹平六年立。城东有曹太祖旧宅，所在负郭对廛，侧隍临水。《魏书》曰：“太祖作议郎，告疾归乡里，筑室城外，春夏习读书传，秋冬射猎以自娱乐。文帝以汉中平四年生于此，上有青云如车盖，终日乃解。”即是处也。后文帝以延康元年幸谯，大飨父老，立坛于故宅，坛前树碑，碑题云《大飨之碑》。[385]

    “□水”，就是今日亳州人所说的涡河，至今河面依然很宽，水质也非常清澈，常有渔民捕鱼。位于谯城东的曹操“故宅”，也临近涡河，这是曹丕的出生地，也就是子建诗中所说的“旧居”。曹丕在故宅前立坛树碑，乃是不忘根本之意。郦氏所说的《大飨之碑》全文如下：

    惟延康元年八月旬有八日辛未，魏王龙兴践祚，规恢鸿业；构亮皇基，万邦统世。忿吴夷之凶暴，灭蜀虏之僭逆。于赫斯怒，顺天致罚。奋虓虎之校，简猛锐之卒。爰整六军，率匈奴暨单于、乌桓、鲜卑引弓之类，持戟百万，控弦千队。玄甲曜野，华旗蔽日。天动雷震，星流电发。戎备素辨，役不更藉。农夫安畴，商不变肆。是以士有拊噪之欢，民怀惠康之德。皇恩所渐，无远不至；武师所加，无强不服。故宽令西飞，则蜀将东驰；六旆南徂，则吴党委质。二虏震惊，鱼烂渚溃。将泛自三江之流，方轨邛来之阪。斩吴夷以染钺，血蜀虏以衅鼓。曜天威于遐裔，复九圻之疆寓。除生民之灾孽，去圣皇之宿愤。次于旧邑，观衅而动。筑坛□之宫，置表著之位，大飨六军，爰及谯县父老男女。临飨之日，陈兵清涂，庆云垂覆，乃备□御，整法驾，设天宫之列卫，乘金华之鸾路。达升龙于太常，张天狼之威弧。千乘风举，万骑龙骧。威灵之饰，震曜康衢。既登高坛，荫九增之华盖，处流苏之幄坐；陈旅酬之高会，行无算之酣饮。旨酒波流，肴烝陵积，瞽师设县，金奏赞乐。六变既毕，乃陈秘戏。巴俞丸剑，奇舞丽倒；冲夹逾锋，上索踏高。□鼎缘橦，舞轮擿镜。骋狗逐兔，戏马立骑之妙技；白虎青鹿，辟非辟邪。鱼龙灵龟，国镇之怪兽，瑰变屈出，异巧神化。自卿校将守以下，下及陪台隶圄，莫不歆淫宴喜，咸怀醉饱。虽夏启均台之飨，周成岐阳之獀，高祖邑中之会，光武旧里之宴，何以尚兹！是以刊石立铭，光示来叶，其辞曰：

    赫王师，征南裔。奋灵威，震天外。吴夷詟，蜀虏窜。区夏清，八荒艾。幸旧邦，设高会。皇德洽，洪恩迈。刊金石，光万世。[386]

    《大飨碑》记述了曹丕继承王位以后在延康元年（220）阳历八月八日在故乡谯国（即碑文中所谓“旧邑”）举行的一次大规模的飨宴活动，一方面张扬军威，一方面夸耀恩德，显示其文治武功。《大飨碑》还向我们提供了两条特殊的历史信息：第一，在当时曹魏的军队中有大量的匈奴、乌桓和鲜卑族士兵；第二，在宴飨盛会中，有精彩的百戏、杂技表演。案《魏志·文帝纪》载，延康元年（220）七月，“甲午，军次于谯，大飨六军及谯父老百姓于邑东。”裴注引《魏书》曰：“设伎乐百戏，令曰：‘先王皆乐其所生，礼不忘其本。谯，霸王之邦，真人本出，其复谯租税二年。’三老吏民上寿，日夕而罢。丙申，亲祠谯陵。”

    谯陵也就是曹氏家族墓，主要位于今日亳州城南，如魏武大道两侧曹操公园内的“曹四孤堆”以及曹操同父异母弟曹德墓等等。从已经发掘的墓葬可知，曹氏宗族墓群的形制基本相同，一般规模都很大，多为砖石结构的多室墓，都有前室、中室、后室以及数量不等的耳室和偏室，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石结构的曹腾墓和砖结构的曹嵩墓（与西高穴曹操高陵非常相似）。墓壁饰有画像刻石，墓室墙壁和券顶绘有彩色壁画。墓中出土了了800多块带有文字的墓砖，有隶、篆、草、真、行等书体，对于研究我国书法史、社会史乃至对外关系史均具有重要的价值。《全三国文》卷四魏文帝《临涡赋序》曰：

    上建安十八年至谯，余兄弟从上拜坟墓，遂乘马游观，经东园，遵涡水，相佯乎高树之下，驻马书鞭，为《临涡》之赋。

    这里提到的坟墓就是曹氏家族墓，可见郦道元的记载是非常准确的。

    建安十三年（208）秋七月，曹操率军南征刘表（142～208），十二月败于赤壁。《文选》卷二十三刘桢《赠五官中郎将》四首其一记录了这段历史：

    昔我从元后，整驾至南乡。过彼丰沛都，与君共翱翔。四节相推斥，季冬风且凉。众宾会广坐，明镫熺炎光。清歌制妙声，万舞在中堂。金罍含甘醴，羽觞行无方。长夜忘归来，聊且为大康。四牡向路驰，欢悦诚未央。

    据李善的注释，“元后，谓曹操也。至南乡，谓征刘表也。”“丰、沛，汉高祖所居，以喻谯也。君，谓五官也。”曹丕时为五官中郎将。建安十四年（209）十二月，曹操、曹丕还谯。《艺文类聚》三十四《感物赋并序》：

    丧乱以来，天下城郭丘墟，惟从太仆君宅尚在。南征荆州，还过乡里，舍焉，乃种诸蔗于中庭。涉夏历秋，先盛后衰，悟兴废之无常，慨然永叹，乃作斯赋：

    伊阳春之散节，悟乾坤之交灵。瞻玄云之蓊郁，仰沉阴之杳冥。降甘雨之丰霈，垂长溜之泠泠。堀中堂而为圃，植诸蔗于前庭。涉炎夏而既盛，迄凛秋而将衰。岂在斯之独然，信人物其有之。

    这篇赋就作于这次还谯之时。[387]

    曹氏族人对谯国寄托了很深的感情。据介绍，河南安阳安丰乡西高穴村东汉大墓二号墓中有一具男性遗骨，“墓主头部应该是朝向东偏南20度方向，刚好直指曹操的老家——安徽亳州。”[388]这无疑反映了墓主心系故乡的情思，当为曹操高陵的佐证之一[389]。子建《武帝诔》：“奋臂旧帮，翻身上京。”从谯国旧帮到洛阳上京，正是曹操的奋斗历程。魏武帝《让县自明本志令》云：

    以四时归乡里，于谯东五十里筑精舍，欲秋夏读书，冬春射猎，求底下之地，欲以泥水自蔽，绝宾客往来之望。[390]

    曹操本想在故乡营造一种富有诗意的生活，但为天下苍生计，他未能实现这种生活理想。而从魏武帝起兵开始，谯国也不断受到战乱的骚扰，一片荒败的凄凉景象。曹操《军谯令》曰：

    吾起义兵，为天下除暴乱。旧土人民，死丧略尽，国中终日行，不见所识，使吾凄怆伤怀。其举义兵已来，将士绝无后者，求其亲戚以后之，授土田，官给耕牛，置学师以教之。为存者立庙，使祀其先人。魂而有灵，吾百年之后何恨哉！[391]

    而曹操征讨江东，也是从谯开始的。魏文帝《浮淮赋并序》：

    建安十四年，王师自谯东征，大兴水运，泛舟万艘。时余从行。[392]

    可见曹操的创业起家，与其故乡谯国确有密切关系。而目前在亳州基本保留完好的曹操地下运兵道——古代世界史上规模最大的地下军事工程，自然与当时的这些重要的军事行动有关。当我初次置身于这长达6千余米的地下长城中的时候，那种心灵的震撼几乎是从未有过的，对魏武帝的敬佩之情也油然而生。尤其在运兵道中出土的棋子，更使我对魏武帝其人的风采浮想联翩。曹操平生非常善于下围棋，其《孙子兵法注》也多与棋艺有关。《魏志·武帝纪》裴注引张华《博物志》说：“与冯翊、山子道、王九真、郭凯等围棋，太祖皆与埒能。”冯、山诸人皆系围棋名家，曹操能与这些人对垒，足见棋艺不凡。曹操诸子也爱下围棋。《世说新语·尤悔》第1条载魏文帝与弟任城王曹彰（？～223）“在卞太后阁共围棋”，足见曹氏家风之一斑。

    从上述情况看，《拟古》其三所谓“始雷发东隅”的说法是非常准确的。“雷”象征着君王的声音。曹植《武帝诔》：“怒过雷霆，喜逾春日。”[393]子建《辩道论》称“震雷冬发”（引见下文），这些都是“始雷发东隅”的底文，而子建《谏取诸国士息表》则是这句诗另一个底文：

    臣闻古者圣君与日月齐其明，四时等其信。是以戮凶无重，赏善无轻，怒若惊霆，喜若时雨，恩不中绝，教无二可。

    “仲春”二句的底文见于曹植《节游赋》：

    览宫宇之显丽，实大人之攸居。……亮灵后之所处，非吾人之所庐。于是仲春之月，百卉丛生，萋萋蔼蔼，翠叶朱茎。竹林青葱，珍果含荣。凯风发而时鸟欢，微波动而水虫鸣。感气运之和润，乐时泽之有成。[394]

    赵幼文注：“时泽，犹时雨。有成，谓丰收。《淮南·原道训》：‘春风至则甘雨降，生育万物。’此二句意盖象征曹操政治修明，时和岁丰，寓赞颂之意。”[395]“众蛰”是比喻曹魏的各种敌对势力，它的底文是：

    夫至神不过天地，不能使蛰虫夏潜，震雷冬发，时变则物动，气移而事应。（曹植《辩道论》）[396]

    阳气动兮淑清，百卉郁兮含英。春风起兮萧条，蛰虫出兮悲鸣。（曹植《感婚赋》）[397]

    显而易见，《辩道论》的这段文字与陶诗“众蛰”一句是最为接近的。曹植《感节赋》云：

    携友生而游观，尽宾主之所求。登高墉以永望，冀消日以忘忧。欣阳春之潜润，乐时泽之惠休。望候雁之翔集，想玄鸟之来游。嗟征夫之长勤，虽处逸而怀愁。惧天河之一回，没我身乎长流。岂吾乡之足顾，恋祖宗之灵丘。[398]

    从赋中所写情节来看，这篇作品当作于子建还乡之时。又曹植《归思赋》云：

    背故乡而迁徂，将遥憩乎北滨。经平常之旧居，感荒坏而莫振。城邑寂以空虚，草木秽而荆榛。嗟乔木之无阴，处原野其何为！信乐土之足慕，忽并日而载驰。[399]

    这里对谯城因战争而造成的伤害有真切的描写，可与曹操的《军谯令》互相印证。赋中“草木秽而荆蓁”一句，乃是“草木从横舒”的底文[400]，而其意义则本于《毛诗》“忠厚仁及草木”（引见上文），以歌颂曹操之功德；而“经平常之旧居”，也是“相将还旧居”的底文之一。诗人描写在一片草木纵横的春日景象中，有一对新来的翩翩春燕回到诗人昔日生活过的旧居：“翩翩新来燕，双双入我庐。先巢故尚在，相将还旧居。”这是荒凉中的美丽，这是寂寞中的安慰，这是痛苦中的甜蜜，给人以格外温馨的感觉，而其表层的互文本则是魏明帝的《短歌行》：

    翩翩春燕，端集余堂。阴匿阳显，节运自常。厥貌淑美，玄衣素裳。归仁服德，雌雄颉颃。执志精专，絜行驯良。衔土缮巢，有式宫房。不规自圜，无矩而方。[401]

    燕子是仁德之鸟，它情志精专，品格善良，恪守原则，故为人们所喜爱。因此，“翩翩新来燕”等四句诗实际上充满了讽喻的意义。就此而言，其深层的互文本则是汉代乐府古辞《艳歌行》：

    翩翩堂前燕，冬藏夏来见。兄弟两三人，流荡在他县。故衣谁当补，新衣谁当绽。赖得贤主人，览取为吾绽。夫壻从门来，斜柯西北眄。语卿且勿眄，水清石自见。石见何累累，远行不如归。[402]

    此诗又见《乐府诗集》卷三十九，郭茂倩引唐吴兢（670～749）《乐府解题》曰：

    古辞云：“翩翩堂前燕，冬藏夏来见。”言燕尚冬藏夏来，兄弟反流宕他县，主妇为绽衣服，其夫见而疑之也。

    所谓“兄弟两三人，流荡在他县”，乃是曹植、曹彰（？～223）和曹彪（195～251）等兄弟在魏文帝和魏明帝统治时期的生活实况。尽管如此，曹植自始至终都深爱着自己的兄长[403]，其《离思赋并序》曰：

    建安十六年，大军西讨马超，太子留监国，植时从焉。意有怀恋，遂作《离思之赋》。在肇秋之嘉月，将曜师而西旗。余抱疾以宾从，扶衡轸而不怡。虑征期之方至，伤无阶以告辞。念兹君之光惠，庶没命而不疑。欲力毕于旌麾，将何心而远之！愿我君之自爱，为皇朝而宝己。水重深而鱼悦，林修茂而鸟喜。[404]

    他对兄长是充满眷恋的。我们再读曹植以下诗句：

    明月照高楼，流光正徘徊。上有愁思妇，悲叹有余哀。借问叹者谁？言是宕子妻。君行逾十年，孤妾常独栖。君若清路尘，妾若浊水泥；浮沉各异势，会合何时谐？愿为西南风，长逝入君怀。君怀良不开，贱妾当何依！（《七哀》）[405]

    揽衣出中闺，逍遥步两楹。闲房何寂寞，绿草被阶庭。空室自生风，百鸟翩南征。春思安可忘？忧戚与我并。佳人在远道，妾身单且茕。欢会难再遇，芝兰不重荣。人皆弃旧爱，君岂若平生。……傥终顾盻恩，永副我中情。（《杂诗》七首其七）[406]

    西北有织妇，绮缟何缤纷。……愿为南流景，驰光见我君。（《杂诗》六首其三）

    细察之，这些表现思君意绪的诗句，实际上就是《拟古》其三“我心”二句的底文。“自从”二句，乃是子建想象与曹丕分别之后（从曹丕即位于洛阳，子建就国于外藩开始），故乡谯国之旧居日渐荒芜，但无论如何，他对故乡和亲人的感情都是没有改变的。曹植《释思赋序》：“家弟出养族父郎中伊，余以兄弟之爱，心有恋然，作此赋以赠之。”[407]又《失题》诗：“游鸟翔故巢，狐死反丘穴。我信归旧乡，安得惮离别。”[408]子建那渊渟岳峙、长江大河般的一往情深是非常真挚感人的。而“相将还旧居”一句诗的底文亦见于子建《鹞雀赋》：

    雀得鹞言，意甚征营[409]……二雀相逢，似是公妪，相将入草，共上一树。仍叙本末，辛苦相语。……自今徙意，莫复相妒。

    谁是雀鸟？谁是鹞鹰？这是不言而喻的。这篇赋所描写的弱者的悲剧非常发人深省：一方面，他们随时可能被鹞鹰猎杀，另一方面，又互相嫉妒，其中的微言大义与汉魏时代弱肉强食的社会现实有密切关系。

    这首诗“始雷发东隅”的表述，与汉魏鼎革的历史变迁也有密切的关系。《三国志·文帝纪》裴注引《献帝传》载禅代众事，有太史丞许芝向曹丕陈述魏代汉见于谶纬的例证，他举例说：

    《孝经中黄谶》曰：“日载东，绝火光。不横一，圣聪明。四百之外，易姓而王。天下归功，致太平，居八甲；共礼乐，正万民，嘉乐家和杂。”此魏王之姓讳，著见图谶。《易运期》谶曰：“言居东，西有午，两日并光日居下。其为主，反为辅。五八四十，黄气受，真人出。”言午，许字。两日，昌字。汉当以许亡，魏当以许昌。今际会之期在许，是其大效也。

    “日载东”就是“曹”字的字形。蔡运章在《曹氏家族墓向与曹魏代汉的思想基础》一文中指出：

    “我国古代墓葬多坐北向南”，在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之际，太史令王立观察天文，见有“金火交会”的“革命之象”。他认为“汉祚终矣，晋、魏必有兴者”。并多次对汉献帝说：天命有去就，五行不常盛，代火者土也，承汉者魏也，能安天下者，曹姓叶，唯委任曹氏而已。

    “汉为火德，魏为土行。《春秋繁露·五行对》说：‘土者，火之子也。’从五行生克的理论看，火能生土，故‘承汉者魏也’”

    “曹”字具有“日载东”的构形，可以从洛阳曹休出土的“曹休”铜印得到印证。

    《谶》语“曹”字“日载东”的深刻寓意，在谶纬神学昌盛的汉魏之际，具有极强的渲染力。它既是曹魏政权向东汉王朝发动进攻的锐利武器，也是曹氏家族敢于挑战汉祚的巨大精神支柱。曹操高陵始建于建安二十三年（218年）六月，该陵坐向必然是曹操所钦定。曹休死于魏明帝太和二年（228年）。在我国古代的阴阳观念里，西、北为阴，东、南为阳。曹操高陵和曹休墓坐西朝东，就是朝向太阳升起的地方。这种墓向与《谶》语“日载东”的含义相同，都应是曹氏家族祈求太阳神保佑的真实反映。

    曹操高陵和曹休墓坐西朝东的布局模式，既是中国古代太阳神崇拜的具体反映，也是曹魏代汉思想基础的有力见证。[410]

    这种分析是非常到位的。曹氏家族确实有太阳崇拜的情结。《南齐书》卷九《礼志》上载录永元元年（499）何佟之引曹丕《春分拜日诏》：

    《觐礼》天子拜日东门之外，反礼方明。《朝事议》曰天子冕而执镇圭，率诸侯朝日于东郊。以此言之，盖诸侯朝，天子祀方明，因率朝日也。汉改周法，群公无四朝之事，故不复朝于东郊，得礼之变矣。然旦夕常于殿下东向拜日，其礼太烦。今采周春分之礼，损汉日拜之仪，又无诸侯之事，无所出东郊，今正殿即亦朝会行礼之庭也，宜常以春分于正殿之庭拜日。其夕月文不分明，其议奏。[411]

    可见曹丕对承周继汉的拜日之礼是非常重视的。牛润珍在《西高穴大墓是否为曹操墓——高陵地望、朝向与墓葬类型之推证》一文中指出：

    魏黄初七年（226年）六月，文帝曹丕死，葬山西永济首阳山东麓，墓曰首阳陵。首阳陵亦“因高为墓”，当坐西朝东。曹植墓也是东西向，坐东朝西。曹植称东阿为东隅，死后葬于鱼山西麓，因山为墓，面向西方的邺城，狐死首丘，邺城为曹魏旧都，自然是曹氏父子灵魂归宿之处。以曹丕首阳陵、曹植墓的朝向作参证，推测曹操高陵的朝向，也当是坐西朝东，偏向邺城。[412]

    其“曹植称东阿为东隅”的说法，不知有何依据。但根据上述的考古发现，曹氏族人对东方对太阳确有崇拜之情，这不仅与其崛起于东部的历史有关，而且与曹魏代汉的谶纬文化背景有关。而对这些深隐的历史文化背景，陶渊明是了然于心的。而所谓“先巢故尚在”的“巢”字，也是“曹”的谐音字；“我心固匪石，君情定何如”的表层底文是《诗经·邶风·柏舟》“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413]，而深层底文则是《文选》卷十九曹子建《洛神赋》：“虽潜处于太阴，常寄心于君王。”由此表现了子建对国家和君王的忠诚。

    其四：感悟北邙与骋望平原

    ——帝王的荣华和人生的无奈

    迢迢百尺楼，分明望四荒。暮作归云宅，朝为飞鸟堂。山河满目中，平原独茫茫[414]。古时功名士，慷慨争此场；一旦百岁后，相与还北邙。松柏为人伐，高坟互低昂；颓基无遗主，游魂在何方？荣华诚足贵，亦复可怜伤！

    这首诗写子建伫立在鱼山之上，东望滔滔的黄河与连绵的群山，山河满目，无限壮美，而北望平原，一片茫茫，生出无限的感慨。本诗主要表现了子建对古往今来功名之士的悲悯，即使身为帝王（主要针对曹丕、曹睿父子），生前享尽荣华富贵，而终究也不能逾越生死的大关；同时，子建还表现了对亡友王粲的深切怀念。子建《箜篌引》所谓“生存华屋处，零落归山丘”也就是本诗的主题。

    对这首诗的若干底文，王叔岷已有揭示，这里略作补充：

    ［1］“迢迢”二句，子烨案：曹植《东征赋》：“登城隅之飞观兮，望六师之所营。”[415]古直引《魏志·张邈传》：“如小人欲卧百尺楼上。”[416]《陆机集》卷六《拟西北有高楼》：“高楼一何峻，迢迢峻而安。”

    ［2］“暮作”二句，王叔岷曰：“王粲《从军》诗五首之四：‘朝发邺都桥，暮济白马津。’”子烨案：曹丕《车渠椀赋》：“或若朝云浮高山，忽似飞鸟厉苍天。”[417]曹植《闲居赋》：“仰归云以载奔。”[418]《游观赋》：“静闲居而无事，将游目以自娱。登北观而启路，涉云路之飞除。”[419]《陶渊明集》卷二《游斜川》诗：“迥泽散游目。”

    ［3］“山河”二句，王叔岷引古直曰：“王仲宣《登楼赋》：‘平原远而极目兮。’”王叔岷曰：“《文选》魏文帝与钟大理书：‘烂然满目。’”子烨案：曹植《王仲宣诔》：“经历山河，泣涕如颓。”[420]《登城赋》：“平原博敞，中田辟除。”[421]

    ［4］“古时”二句，王叔岷曰：“《古诗十九首》之五：‘慷慨有余哀。’魏文帝《于谯作》：‘慷慨时激扬。’曹植《薤露行》：‘慷慨独不群。’陈琳《游览》二首之二：‘慷慨咏坟经。’吴质《思暮》诗：‘慷慨自俛仰。’”子烨案：《文选》卷二十一曹植《三良》诗：“功名不可为，忠义我所安。”《王仲宣诔》：“人谁不殁，达士徇名。”《玄畅赋序》：“或有受性命而徇功名者。”[422]

    ［5］“颓基”二句，王叔岷曰：“曹植《王仲宣诔》：‘游魂泰素。’魏明帝《善哉行》：‘假气游魂。’”子烨案：曹植《卞太后诔》：“遂臻魏都，游魂旧邑。”[423]魏明帝有《游魂赋》，见《北堂书钞》一百五十八。案王维《给事中窦绍为亡弟故驸马都尉于孝义寺浮图画西方阿弥陀变赞并序》：“《易》曰：‘游魂为变。’《传》曰：‘魂气则无不之。’固知神明更生矣。”[424]陶诗“游魂”的深层底文是《周易大传》，而曹植诸人的相关诗句则是其表层底文。

    ［6］“荣华”二句，王叔岷曰：“魏文帝《善哉行》：‘荣华何足为！’曹植《灵芝篇》：‘荣华相晃耀。’”

    这首诗主要模拟曹植《杂诗》六首其六：

    飞观百余尺，临牖御棂轩。远望周千里，朝夕见平原。烈士多悲心，小人偷自闲。国雠亮不塞，甘心思丧元。拊剑西南望，思欲赴太山。弦急悲声发，聆我慷慨言。

    同时又融合了《文选》卷十一王粲《登楼赋》的语意：

    登兹楼以四望兮，聊暇日以销忧。……凭轩槛以遥望兮，向北风而开襟。平原远而极目兮，蔽荆山之高岑。……惟日月之逾迈兮，俟河清其未极。冀王道之一平兮，假高衢而骋力。[425]

    以及《文选》卷二十三张载《七哀诗》二首其一的诗意：

    北芒何垒垒，高陵有四五。借问谁家坟，皆云汉世主。恭文遥相望，原陵郁□□。季世丧乱起，贼盗如豺虎。毁壤过一抔，便房启幽户。珠柙离玉体，珍宝见剽虏。园寝化为墟，周墉无遗堵。蒙茏荆棘生，蹊径登童竖。狐兔窟其中，芜秽不复扫。颓陇并垦发，萌隶营农圃。昔为万乘君，今为丘山土。感彼雍门言，凄怆哀往古。

    以上作品均构成了本诗的互文本。本诗的诗眼是“平原”二字，其意义有三：第一，自然界中的平原，如以上诗赋所写，又如《魏志·文帝纪》裴注引曹丕《典论·自叙》：“若驰平原，赴丰草，要狡兽，截轻禽，使弓不虚弯，所中必洞，斯则妙矣。”第二，平原郡，如子建《怀亲赋》：“猎平原而南惊，睹先帝之旧营。”[426]据《魏志·武帝纪》，建安九年（204）九月至十二月，曹操与袁谭（？～205）有平原之战，“公入平原，略定诸县”。建安十六年（211），曹植被封为平原侯，魏文帝太子曹睿于黄初三年（222）被封为平原王，凡此皆可见出其重要性，而东阿在三国时代隶属于东郡，北临平原郡；第三，指中原地区，曹植《与司马仲达书》：“今贼徒欲保江表之城，守区区之吴耳！无有争雄于宇内，角胜于平原之志也。”[427]本诗之“平原”即取意于此，但又与前两种意义相关合，乃是陶渊明有意制造的多义性。

    首二句是虚写；次二句是实写，但写的是北邙山，而非“百尺楼”。因为“归云”是山的衣裳，“飞鸟”是山的居民。我们读曹丕的《车渠椀赋》：

    或若朝云浮高山，忽似飞鸟厉苍天。[428]

    正是其底文所在。陶诗所写的这座山就是北邙山。因为关于这座汉唐时代的八宝山有一个颇为荒诞的历史故事。《三国志》卷二十五《辛毗传》：

    明帝即位，进封颍乡侯，邑三百户。……帝方修殿舍，百姓劳役……帝又欲平北芒，令于其上作台观，则见孟津。毗谏曰：“天地之性，高高下下，今而反之，既非其理；加以损费人功，民不堪役。且若九河盈溢，洪水为害，而丘陵皆夷，将何以御之？”帝乃止。

    魏明帝不恤人力，意欲平掉北邙山，然后修建一座高台，试图由此远望孟津之美景。如果他的这个移山之梦成为现实的话，那么，作为“归云宅”和“飞鸟堂”的北邙山将不复存在。此中的讽刺和批判是相当尖锐的。“颓基无遗主”一句的底文见于《魏志·明帝纪》裴注所引《魏书》载明帝戊子诏：“昔汉高祖创业，光武中兴，谋除残暴，功昭四海，而坟陵崩颓，童儿牧竖践蹈其上，非大魏尊崇所承代之意也。其表高祖、光武陵四面百步，不得使民耕牧樵采。”上引张载诗的描写与魏明帝诏书反映的情况是完全一致的，所以这首诗也是《拟古》其四最重要的互文本之一。而曹丕去世后，亦葬于北邙山。《魏志·文帝纪》曰：

    （黄初三年）冬十月甲子，表首阳山东为寿陵，作终制曰……冢非栖神之宅……吾营此丘墟不食之地……魂而有灵，无不之也。

    末二句是《陶渊明集》卷五《挽歌辞》三首其一“魂气散何之，枯形寄空木”的底文。这里所说的首阳山，乃是北邙山的最高峰。清和坤（1750～1799）《大清一统志》卷一百六十二“首阳山”：“在偃师县西北十五里，北接孟津县界。《后汉书》：顺帝阳嘉元年遣大夫谒者诣首阳山请雨。《水经注》：河水经平县北，南对首阳山，春秋所谓首戴也。上有夷齐庙。《元和志》：在偃师县西北二十五里。旧志即邙山最髙处，日出先照，故名，去孟津县东南三十里。”清人所谓“旧志”，是指陆机（261～303）的《洛阳记》。案《文选》卷二十四曹植《赠白马王彪》诗“日夕过首阳”，李善注引晋陆机《洛阳记》曰：“首阳山在洛阳东北，去洛二十里。”赵幼文引陆机《洛阳记》曰：“首阳山在洛阳东北，去洛二十里，为邙山最高处。日光先照，故称首阳。”[429]曹丕的陵墓为首阳陵，其所在地一般称为邙山首阳山。在魏晋时期，从洛阳城内是可以望见首阳山的。阮籍（210～263）《首阳山赋》有“正元元年秋，余尚为中郎，在大将军府，独往南墙下北望首阳山，作赋曰……聊仰首以广俯兮，瞻首阳之冈岑。树丛茂以倾倚兮，纷萧爽而扬音。……扬遥逝而远去兮，二老穷而来归。实囚轧而处斯兮，焉暇豫而敢诽。嘉粟屏而不存兮，故甘死而采薇。”[430]云云。又《世说新语·伤逝》第1条：“王仲宣好驴鸣。既葬，文帝临其丧，顾语同游曰：‘王好驴鸣，可各作一声以送之。’赴客皆一作驴鸣。”[431]据此，王粲亦当葬在邙山，其墓葬距洛阳不远，所以曹丕、曹植等人能够亲临其墓。曹植《王仲宣诔序》：“维建安二十二年正月二十四日戊申，魏故侍中关内侯王君卒，呜呼哀哉！”诔中有云：“吾与夫子，义贯丹青。好和琴瑟，分过友生。”[432]这些充满深情的话语足以表明曹植与王粲的深厚友情。而在曹植的作品中，《王仲宣诔》无疑是与《武帝诔》、《文帝诔》鼎足而三的大诔文。《文选》卷二十三谢灵运《庐陵王墓下作》诗李善注引曹植《寡妇》诗曰：“高坟郁兮巍巍，松柏森兮成行。”本诗“高坟互低昂”一句以及《拟古》其八“路边两高坟”均以此为底文。

    这首诗承上一首诗而来，由“东隅”而到“北邙”，连接了曹操、曹丕、曹睿三代人物。尽管这祖孙三人的生平和思想有很大不同，但是，死亡的藩篱却无一人能够超越。这是曹植对生命的沉思。《陶渊明集》卷二《形影神》三首《神释》诗曰：“三皇大圣人，今复在何处？彭祖寿永年，欲留不得住。老少同一死，贤愚无复数。”可见对既往历史中的风流人物，陶渊明有非常深切的体察，而这正是魏晋时代的典型人生音调。

    其五：养生探秘与奇人奇事

    ——华佗的精神与郗、甘的修炼

    东方有一士，被服常不完。三旬九遇食[433]，十年着一冠。辛勤无此比[434]，常有好容颜。我欲观其人，晨去越河关。青松夹路生，白云宿檐端。知我故来意[435]，取琴为我弹[436]：上弦惊别鹤，下弦操孤鸾。愿留就君住，从今至岁寒。

    这首诗表现一代神医华佗（约145～208）摩顶放踵、以利天下的精神，表达了子建对他的敬仰之情。同时本诗也流露了子建的养生思想和求仙意识，追溯其与两位方术之士交往之始末。在诗人的笔下，人的自由与仙的优游合而为一，创造了一个超迈俗纲、气象阔大的浪漫境界。

    对这首诗的若干底文，王叔岷已有揭示，这里略作补充：

    ［1］“东方”二句，丁福保引汤汉注：“《国语》：东方之士孰愈。”[437]古直引宋汤汉注：“《新序》：东方有士曰袁旌目。”[438]王叔岷引《吕氏春秋·介立》：“东方有士焉，曰爰旌目。”

    ［2］“三旬”二句，丁福保引《说苑·立节篇》：“子思居卫，缊袍无表，三旬而九食。”[439]陶渊明《有会而作》：“惄如亚九饭。”古直注引《说苑·立节篇》：“子思居卫，缊袍无表，三旬而九食。”[440]古直引《庄子·让王篇》：“曾子居卫，十年不制衣。”[441]

    ［3］“辛勤”二句，王叔岷曰：“魏文帝《燕歌行》二首之二：‘涕零雨面毁容颜。’”

    ［4］“青松”二句，王叔岷曰：“刘桢《赠徐干》：‘细柳夹道生。’”

    ［5］“知我”二句，王叔岷曰：“魏文帝《善哉行》：‘有客从南来，为我弹清琴。’”

    根据丁福保、古直和王叔岷等学者的注释，这首诗有三个底文。“东方”二句，其底文见于《吕氏春秋·介立》：“东方有士焉，曰爰旌目，将有适也，而饿于道。狐父之盗曰丘，见而下壶餐以□之。爰旌目三□之而后能视，曰：‘子何为者也？’曰：‘我狐父之人丘也。’爰旌目曰：‘嘻！汝非盗耶？胡为而食我？吾义不食子之食也。’两手据地而吐之，不出，喀喀然遂伏地而死。”[442]“三旬”二句，其底文见于《庄子·让王篇》：“曾子居卫，缊袍无表，颜色肿哙，手足胼胝。三日不举火，十年不制衣，正冠而缨绝，捉衿而肘见，纳屦而踵决。曳纵而歌《商颂》，声满天地，若出金石。天子不得臣，诸侯不得友。故养志者忘形，养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矣。”[443]以及《说苑·立节篇》：“子思居于卫，缊袍无表，三旬而九食。田子方闻之，使人遗狐白之裘，恐其不受，因谓之曰：‘吾假人，遂忘之，吾与人也，如弃之。’子思辞而不受。子方曰：‘我有子无，何故不受？’子思曰：‘伋闻之，妄与不如遗弃物于沟壑；伋虽贫也，不忍以身为沟壑，是以不敢当也。’”[444]曾子（前505～前435）和子思（前483～前402）是师生关系。或者同有此事，或者本属一人一事，而传闻异词。这几个历史文本的吸纳，为本诗罩上一层神秘的色彩。尤其诗的前四句，连用“一、三、九、十、一”五个数词，使人一头雾水。其实这首诗的主要互文本是魏武帝的《秋胡行》：

    晨上散关山，此道当何难。晨上散关山，此道当何难。牛顿不起，车堕谷间。坐盘石之上，弹五弦之琴，作清角韵。意中迷烦，歌以言志。晨上散关山。有何三老公，卒来在我傍，有何三老公，卒来在我傍。负揜被裘，似非恒人……我居昆仑山，所谓者真人。我居昆仑山，所谓者真人。道深有可得，名山历观。遨游八极，枕石漱流饮泉。[445]

    曹诗“晨上”四句是陶诗“我欲”二句的底文，曹诗“坐盘”三句是陶诗“取琴”四句的底文，而曹诗中“昆仑真人”何三老公与陶诗“东方有一士”相对应。但“愿留就君住，从今至岁寒”，说明这样的神人在现实中是存在的。在这一互文性框架之下，诗人浓缩了华佗的生平事迹。《三国志》卷二十九《方技传》：

    华佗字符化，沛国谯人也，一名敷。游学徐土，兼通数经。沛相陈珪举孝廉，太尉黄琬辟，皆不就。晓养性之术，时人以为年且百岁而貌有壮容。又精方药……太祖闻而召佗，佗常在左右。……佗久远家思归，因曰：“当得家书，方欲暂还耳。”……广陵吴普、彭城樊阿皆从佗学。普依准佗治，多所全济。佗语普曰：“人体欲得劳动，但不当使极尔。动摇则谷气得消，血脉流通，病不得生，譬犹户枢不朽是也。是以古之仙者为导引之事，熊颈鸱顾，引挽腰体，动诸关节，以求难老。吾有一术，名五禽之戏，一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猿，五曰鸟，亦以除疾，并利蹄足，以当导引。体中不快，起作一禽之戏，沾濡汗出，因上着粉，身体轻便，腹中欲食。”普施行之，年九十余，耳目聪明，齿牙完坚。……阿从佗求可服食益于人者，佗授以漆叶青黏散。……阿从其言，寿百余岁。

    陶诗所谓“东方”也是指谯国，因为华佗正是谯国人。《魏志》“本作士人”正是陶诗“东方有一士”一句的底文。陶诗“被服”等四句是对这位神医不辞劳苦、治病救人之伟大精神的光辉写照，“辛勤”二字用得尤为本色当行。《魏志》“晓养性之术”等二句则是“常有好容颜”一句的底文。华佗本来是曹操的同乡，平生救死扶伤，誉满天下，而竟然惨遭其毒手，子建对他是非常同情的。政治的险恶与无情令人震惊，而一代神医的惨死令人不平。这首诗还隐括了当时一些方士的行迹，如曹植《辩道论》说：

    世有方士，吾王悉所招致，甘陵有甘始，卢江有左慈，阳城有郗俭。始能行气导引，慈晓房中之术，俭善辟谷，悉号数百岁。

    《三国志·武帝纪》裴注引晋张华《博物志》称曹操：

    又好养性法，亦解方药，招引方术之士，庐江、左慈、谯郡华佗、甘陵甘始、阳城郄俭无不毕至，又习啖野葛至一尺，亦得少多饮鸩酒。

    曹操的种种好尚，无疑为当时养生服食的风气推波助澜。曹植《辩道论》说

    余尝试郗俭，绝谷百日，躬与之寝处，行步起居自若也。夫人不食七日则死，而俭乃如是。然不必益寿，可以疗疾，而不惮饥馑焉。……甘始者，老而有少容，自诸术士咸共归之。然始辞繁寡实，颇有怪言。余尝辟左右，独与之谈，问其所行，温颜以诱之，美辞以导之。

    “躬与之寝处”，即是“愿留就君住”的底文。又曹植《释疑论》曰：

    初谓道术，直呼愚民诈伪空言定矣！及见武皇帝试闭左慈等令断谷，近一月，而颜色不减，气力自若。常云可五十年不食。[446]

    “老而有少容”和“颜色不减，气力自若”，也是“常有好容颜”的底文。魏文帝《论郄俭等事》亦云：

    夫生之必死，成之必败。天地所不能变，圣贤所不能免。然而惑者望乘风云，与螭龙共驾。适不死之国，国即丹溪。其人浮游列缺，翱翔倒景，饥餐琼蕊，渴饮飞泉。然死者相袭，丘垄相望。逝者莫反，潜者莫形。足以觉也。

    颍川郄俭能辟谷，饵伏苓。甘陵甘始亦善行气，老有少容。[447]

    可见对养生服食问题，曹丕也是非常关注的。曹植似乎在这方面更为用心。1950年，考古工作者在山东东阿曹植墓中发现了许多云母片，就是很好的证明。《新唐书》卷八十九《尉迟敬德传》：“敬德晚节谢宾客，不与通，饬观沼，奏清商乐，自奉养甚厚。又饵云母粉为方士术延年。”曹植生前也是服用云母的。子建《飞龙篇》曰：

    晨游泰山，云雾窈窕。忽逢二童，颜色鲜好。乘彼白鹿，手翳芝草。我知真人，长跪问道。西登玉堂，金楼复道。授我仙药，神皇所造。教我服食，还精补脑。寿同金石，永世难老。[448]

    及《玄俗颂》曰：

    玄俗妙识，饥饵神颖。在阴倏游，即阳无景。消遥北岳，凌霄引领。挥雾昊天，含神自静。[449]

    在社会历史文本的意义上，这两首诗亦可视为《拟古》其五的深层底文。

    《拟古》其五所谓“晨去越河关”，无疑是神仙式的飞升，常见于子建的游仙诗中，如《升天行》二首其一：

    乘□追术士，远之蓬莱山。灵液飞素波，兰桂上参天。玄豹游其下，翔鹍戏其巅。乘风忽登举，仿佛见众仙。[450]

    又子建《游仙》诗曰：

    人生不满百，戚戚少欢娱。意欲奋六翮，排雾凌紫虚。蝉蜕同松乔，翻迹登鼎湖。翱翔九天上，骋辔远行游。东观扶桑曜，西临弱水流，北极登玄渚，南翔陟丹丘。[451]

    陈祚明说：“凡为超举求仙之论者，嫉世而思去之，屈原《远游》之旨也。然不忍睠睠之思，纵使身去，而心莫能已。此高丘返顾，所以不觉泫然耳。”[452]屈原如此，曹植也是如此。他在诗中所表现的游仙情结，并不是脱离现实的冥思玄想，而是由现实生活所激发出来的诚挚、深沉的感情寄托，是帮助诗人摆脱内心深处的显示焦虑、寻找与苦难相抗争的生存勇气的一种手段。诗人借游仙以抒怀，既表现了慷慨激昂的豪情，又洋溢着排解抑郁的轻举远飏的逸兴，显示了诗人博大宽广的精神境界，从而确认其生命的积极意义和内在动力。但是，子建的人生苦难太深太重了，他试图振拔于尘寰，然而求之不得，于是发出辛酸的呼号：

    苦辛何虑思，天命信可疑！虚无求列仙，松子久吾欺。变故在斯须，百年谁能持。（《赠白马王彪》）

    确实，求仙访道，养生服食，皆不能拯救生命的衰亡！

    这首诗承《拟古》其三“始雷发东隅”而来，即由曹氏崛起于谯国，而想到谯国人华佗的生平业绩及其惨遭荼毒之人生悲剧，同时对养生服食之无济于事、无补于人给予了辛辣的嘲讽。

    ［补说二：田晓菲论本诗与魏晋游仙诗之关系］

    这首诗中的“东方之士”，亦仙亦隐，实为深受魏晋游仙传统的影响。乐府《陇西行》曾如是描写天上景象：“邪径过空庐，好人常独居。卒得神仙道，上与天相扶。……天上何所有，历历种白榆。桂树夹道生，青龙对伏趺。”陶渊明诗中的“青松夹路生”分明是对“桂树夹道生”的回声。陶诗中“X有Y士”的句式也常常在游仙诗里出现，借以描写仙人。如曹植《苦思行》：“绿萝缘玉树，光耀灿相辉。下有两真人，举趐翻高飞。我心何踊跃！思欲攀云追。郁郁西岳巅，石室青葱与天连。中有耆年一隐士，须发皆皓然，策杖从我游，教我要忘言。”潘尼（约251～311）《游西岳诗》：“驾言游西岳，寓目二华山。金楼琥珀阶，象榻瑇瑁筵。中有神秀士，不知几何年。”再如郭璞《游仙诗》的“青溪千余仞，中有一道士。云生梁栋间，风出窗户里。借问此何谁？云是鬼谷子。”“翡翠戏兰苕，容色更相鲜。绿萝结髙林，蒙笼盖一山。中有冥寂士，静啸抚清弦。”这里“云生梁栋间”和“静啸抚清弦”，都与陶诗“白云宿檐端”、“取琴为我弹”遥相呼应。此外，东晋名僧支遁、康僧渊的诗中，均曾以这种“中有XX士”的句式来刻画超世绝尘的隐居得道之士，而这种得道之士往往也就是神仙。[453]

    子烨案：这首诗与魏晋游仙诗的传统确实有密切的关系，这种关系的本质也是一种互文性的艺术建构。

    其六：就国临淄与稷下求学

    ——被欺的忧思和违旨的顾虑

    苍苍谷中树，冬夏常如兹。年年见霜雪，谁谓不知时？厌闻世上语，结友到临淄[454]；稷下多谈士，指彼决吾疑[455]。装束既有日，已与家人辞；行行停出门，还坐更自思。不怨道里长，但畏人我欺；万一不合意，永为世笑之。伊怀难具道，为君作此诗[456]。

    这首诗写曹植回顾当初即将就国于临淄的思想意识：一方面，他幻想能够结友前往临淄，求教于稷下的贤士；另一方面，他又担心遭受当权者的欺骗，成为世人的笑柄。在百转千回中，子建吟出了这首诗。

    对这首诗的若干底文，王叔岷已有揭示，这里略作补充：

    ［1］“苍苍”二句，王叔岷曰：“曹植《赠白马王彪》诗：‘山树郁苍苍。’刘桢《公燕诗》：‘珍木郁苍苍。’”

    ［2］“厌闻”二句，王叔岷曰：“曹植《野田黄雀行》：‘结友何须多。’”

    ［3］“稷下”二句，王叔岷曰：“孔融《论盛孝章书》：‘天下谈士，依以扬声。’”

    ［4］“行行”二句，子烨案：子建《门有万里客》：“行行将复行，去去适西秦。”[457]

    ［5］“不怨”二句，王叔岷曰：“《古诗十九首》之一：‘道路阻且长。’魏文帝《杂诗》二首之一：‘客子常畏人。’”子烨案：《艺文类聚》卷九十引曹植诗：“不惜万里道，但恐天网张。”魏明帝《报陈王植等诏》：“此柰乃从凉州来，道里既远。”[458]《文选》卷十九《洛神赋》：“执眷眷之款实兮，惧斯灵之我欺。”

    建安十九年（214），23岁的曹植徙封临淄侯，但并未就国，《艺文类聚》卷五十九杨修《出征赋》“公命临淄，守于邺都”是其证；子建开始就国于临淄，时间在建安二十五年（220）二月曹操下葬之后[459]。但子建在最初徙封临淄侯之时，有郑袤（189～273）、徐干（170～217）、邯郸淳（公元220～226年前后在世）三人担任临淄侯文学。逯钦立《魏诗》卷五载邯郸淳《赠吴处玄诗》曰：“我受上命，来随临淄。与君子处，曾未盈期。”[460]此即“结友到临淄”的底文。可见本诗挽合了子建第一次徙封临淄侯的有关事迹，而以第二次实际就国于临淄为主要着眼点。换言之，前者涉及曹操，这是虚写；后者涉及曹丕，此为实写。“但畏人我欺”的表层底文是《赠白马王彪》诗“松子久吾欺”一句，而深层底文则是魏文帝问群臣“三不欺”之事。《史记》卷一百二十六《滑稽列传》南朝宋裴□（生卒年不详）集解：

    魏文帝问群臣：“三不欺于君德，孰优？”太尉钟繇、司徒华歆、司空王朗对曰：“臣以为君任德，则臣感义而不忍欺；君任察，则臣畏觉而不能欺；君任刑，则臣畏罪而不敢欺。……然则三臣之不欺虽同，所以不欺异矣。则纯以恩义崇不欺，与以威察成不欺，既不可同概而比量，又不得错综而易处。”[461]

    臣既然不能欺君，君则亦不可欺臣，这里是反其意而用之。太和三年（229）十二月，曹植在徙封东阿之后，曾上书明帝自陈：“臣初受封，策书曰：‘植受兹青社，封于东土，以屏翰皇家，为魏藩辅。’”我们在上文征引了子建的《转封东阿王谢表》，此表中转引魏明帝诏书有“太皇太后念雍丘下湿少桑，欲转东阿，当合王意”云云，这就是“万一不合意”一句的底文，意谓朝廷之言如不能兑现，而自己徒守东阿，无所作为。但世人不察，会将责任归诸子建，于是他就成为世人的笑柄，而朝廷却无任何责任。

    “稷”是战国时代齐国首都临淄的一座城门，“稷下”是指该城门附近的地方，齐国设立的学宫因处“稷下”，故称“稷下学宫”。稷下学宫是具有国际性质的“人文学院”，是战国时期的政治咨询与学术文化交流的中心，当时各家学派均汇聚于此。《文选》卷四十二曹植《与杨德祖书》：

    昔田巴毁五帝、罪三王、訾五霸于稷下，一旦而服千人。鲁连一说，使终身杜口。

    李善注：

    《鲁连子》曰：“齐之辩者曰田巴，辩于狙丘而议于稷下，毁五帝，罪三王，一日而服千人。有徐劫弟子曰鲁连，谓劫曰：‘臣原当田子，使不敢复说。’”《七略》曰：“齐有稷，城门也。齐谈说之士，期会于稷下者甚众。”《汉书》：“邓公谓景帝曰：‘内杜忠臣之口。’”

    故陶诗“稷下”两句与《与杨德祖书》有关稷下的表述有关。关于稷下学宫之问题，钱穆（1895～1990）的论说极为精彩，今人的相关研究莫不以此为鼻祖：

    扶植战国学术，使臻昌隆盛遂之境者，初推魏文，既则齐之稷下。稷下者，《史记·田齐世家集解》引刘向《别录》云：“齐有稷门，城门也。谈说之士，期会于稷下也。”徐干《中论·亡国篇》：“齐桓公立稷下之宫，设大夫之号，招致贤人而尊崇之，孟轲之徒皆游于齐。”是稷下始于田午也。《新序》：“驺忌既为齐相，稷下先生淳于□之属七十二人，皆轻驺忌，相与往见。”是威王时已有稷下先生之称也。《田齐世家》：“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邹衍、淳于□、田骈、接子、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齐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是至宣王时而稷下大兴也。《盐铁论》：“及湣王奋二世之余烈，南举楚淮北，并巨宋，苞十二国。西摧三晋，却强秦，五国宾从。邹鲁之君，泗上诸侯，皆入臣。矜功不休，百姓不堪，诸儒分散。慎到、接子亡去，田骈如薛，而孙卿适楚。”是稷下先生散于湣王之末世也。《孟荀列传》：“田骈之属皆已死，齐襄王时，而荀卿最为老师。齐尚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为祭酒。”是至襄王时而稷下复兴也。至王建之世则无闻。然史称驺衍、邹奭皆稷下先生，是其制犹存也。盖齐之稷下，始自桓公，历威、宣、湣、襄，前后五世，垂及王建，终齐之亡，逾百年外，可谓盛矣。《新序》又云“齐稷下先生喜议政事”，此稷下之学风也。上自淳于□，下至荀卿，莫不皆然。《田齐世家》云：“稷下学士不治而议论。”不治者，田骈设不宦之义，而淳于□以终身不仕见称，此稷下之行谊也。故游稷下者称学士，其前辈称先生，尤尊推老师。淳于□游梁，惠王称淳于先生。齐人讥田骈，亦呼先生。孟子遇宋钘于石邱，曰：先生将何之。荀卿之来稷下，初称游学，后为老师。宋钘尹文之言曰：“先生恐不得饱，弟子虽饥，不忘天下。”皆是也。而稷下复有讲室，此稷下之组织也。言其禄养，《孟荀列传》有云：“自如淳于髠以下，命曰列大夫，为开第康庄之衢，高门大屋尊崇之。”《齐策》或人讥田骈曰：“赀养千钟，徒百人。”齐宣王之于孟子曰：“将中国授室，养弟子以万钟。”此稷下之生活也。游稷下者，既得优游禄养，而无政事之劳，故相率以著书讲学为事。《孟荀列传》所谓“各著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岂可胜道”，刘向《荀子目录》所谓“咸作书刺世”者也。此则稷下之事业也。其姓名显著者，有淳于□、慎到、田骈、环渊、接子、宋钘、尹文、邹衍、邹奭、荀卿。[462]

    这就是稷下学宫的基本情况。在子建的历史视野中出现稷下学士，陶诗的这种描写是有充分的历史文本作为依据的。吴淇《六朝选诗定论》卷之五《赠徐干》诗：“诸子在当时，皆以文人畜之，如齐稷下士，不治事而议论。诸子无有罹孔、杨之祸者在此，其不效功名于当世者亦在此。”[463]“诸子在魏，犹孟子在齐，不治事而议论，魏武看诸子，俱是书生无济，然不收之，则失人望，故用之以充文学。”[464]曹植对这一点是很清楚的。《魏志·陈思王植传》裴注引《典略》载曹植与杨修书曰：“数日不见，思子为劳；想同之也。仆少好词赋，迄至于今二十有五年矣。然今世作者，可略而言也。昔仲宣独步于汉南，孔璋鹰扬于河朔，伟长擅名于青土，公干振藻于海隅，德琏发迹于大魏，足下高视于上京。当此之时，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也。吾王于是设天网以该之，顿八纮以掩之，今尽集兹国矣。”子建之仰慕稷下学者，良有以也！然而，在临淄侯的时代，稷下已经无复战国时代的繁荣景象，稷下学者虽然在战国时代颇有作为，但像当年稷下学者一样的优秀人才却无助于子建实现其平生之宏图大志，法网的严酷，人身的禁锢，只能使子建怅望千秋，一洒辛酸之泪，故曰：“利剑不在掌，结友何须多！”

    ［补说三：古人论建安文士的真实境遇］

    吴淇云：“魏氏于诸子，不过如富贵人家养几个作诗相公，陪伴自己子弟读书或游戏、或饮酒，间亦教他代作些书札，其实非怜其才而大用之也。在诸子当汉室大乱之后，四海无家，只得事急相随，留滞于此。其实心上多有不快活处。所以各人叙感恩处只在饮宴间说去，而他无所及。”[465]胡应麟云：“魏武朝携壮士，夜接词人，崇奖风流，郁为正始。然一时名胜，类遭摧折。若祢衡辱为鼓吏，阮瑀屈列琴工，刘桢减死输作，皆见遇伶优，仅保首领。文举、德祖，情事稍尔相关，便婴大戮，何尝有尺寸怜才之意。子桓猜忌弥深，二丁骈首，子建几希，皆幸中之不幸也。”[466]

    其七：南皮高韵与西园月夜

    ——流逝的华年和不再的雅集

    日暮天无云，春风扇微和。佳人美清夜，达曙酣且歌。歌竟长叹息，持此感人多。皎皎云间月，灼灼叶中华。岂无一时好，不久当如何！

    这首诗承《拟古》其四，对人的命运和归宿进行深度的反思和咏叹，主要歌咏发生在建安时代的由南皮之游与西园雅集所彰显的邺下风流[467]。在春风微和、佳人清歌的月夜中，子建体验了人生之美，领略了朋友之谊，享受了兄弟之爱；然而，生命不永，繁华难再，昔日的一切已成往事。于是，在天灾人祸、前路茫茫中，他深感物是人非、凄凉无奈，由此发出了“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何日君再来》）式的生命歌吟[468]。帕斯卡尔说：“人生极为短暂，而死亡无论其方式如何，都是永恒的。我们全部的行为与思想都得依照这种永恒的状态而改变。就让我们批判那些行尸走肉吧，他们任由感官和欲望支配自己，还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他们一心所想的就是使自己能够快乐，哪怕这快乐只有一瞬间。这种永恒的死亡状态始终存在着，并且最终将把那些人置于不是永恒地消灭就是永恒的不幸中，而他们不知道这两种可怕的必然性中究竟哪一种才是为他们准备的。……他们等待着死亡的验证，并且陶醉于这种状态，甚至引以为荣。”[469]帕氏所说，实际上就是本诗蕴含的思想。

    对这首诗的若干底文，王叔岷已有揭示，这里略作补充：

    ［1］“日暮”二句，王叔岷曰：“魏文帝《与朝歌令吴质书》：‘景风扇物。’《典论·自序》‘积风扇物。’”

    ［2］“佳人”二句，《陆机集》卷六《拟西北有高楼》：“佳人抚琴瑟，纤手清且闲。芳气随风结，哀响馥若兰。”

    ［3］“歌竟”二句，王叔岷曰：“曹植《赠白马王彪》：‘抚心长太息。’”古直注：“《楚辞》：‘长太息以掩涕兮。’”[470]

    ［4］“皎皎”二句，王叔岷曰：“《古诗十九首》之十九：‘明月何皎皎。’魏文帝《燕歌行》二首之一：‘明月皎皎照我床。’”子烨案：魏文帝《燕歌行》：“仰看星月观云间。”[471]《芙蓉池作》：“丹霞夹明月，华星出云间。上天垂光彩，五色一何鲜。”[472]魏明帝《于明津作》：“遥遥山上亭，皎皎云间星。”[473]《陆机集》卷六《拟青青河畔草》：“皎皎彼姝女，阿那当轩织。粲粲妖容姿，灼灼美颜色。”《拟兰若生朝阳》：“美人何其旷，灼灼在云霄。”

    ［5］“岂无”二句，子烨案：《陆机集》卷六《拟今日良宴会》：“闲夜命欢友，置酒迎风馆。齐僮梁甫吟，秦娥张女弹。哀音饶栋宇，遗响入云汉。四座咸同志，羽觞不可筭。高谈一何绮，蔚若朝霞烂。人生无几何，为乐常苦晏。譬彼伺晨鸟，扬声当及旦。曷为恒忧苦，守此贫与贱？”

    建安九年（204）八月，曹操击破袁尚，攻克邺城[474]。建安十年（205）正月，曹操征讨袁谭，攻占南皮[475]。曹操在军事上的胜利，为建安文人的文学创作奠定了基础，激励了他们的风发意气。在建安十年（205）夏、秋之间，曹丕第一次到南皮；建安十六年（211）仲夏五月曹丕率领诸文士有南皮之游，同年六月，曹丕偕同诸文士于铜雀台、西园游宴赋诗[476]。又《艺文类聚》卷六十二魏文帝《登台赋序》曰：“建安十七年春游西园，登铜雀台，命余兄弟并作。”可知当时曾有多次游园和登台活动。这些活动是建立在同一文化心理背景之上的，是具有重复性的连续性的文化活动，而吟诗作赋乃是其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南朝梁沈约（441～513）《宋书》卷六十七《谢灵运传论》论西晋文学与建安文学之关系，有“采南皮之高韵，遗风余烈，事极江右”之说，李善注：“南皮，魏文帝之所游也。高韵，谓应、徐之文也。”由于“南皮与西园是同一游乐过程的首尾两端”，“所以沈约才会将‘南皮高韵’之句来指喻建安时期的文学创作”。“南皮之游，包括西园宴集在内，其时所产生的诗作不仅昭示着建安文学创作高潮的到来，同时还集中地反映了建安文学的基本创作特征，在建安文学史上的意义是非同一般的。后世沈约以‘南皮高韵’来指称建安文学，其原因也正在于此。”[477]《艺文类聚》卷五十五南朝梁王僧孺（465～522）《谢齐竟陵王使撰众书启》：“愿托后车，以望西园之客；摄齐下坐，有糅南皮之游。”正是这种情况的表述。南皮是当时渤海郡的治所，靠近渤海，距邺城大约五百里。除了孔融，当时在“三曹”幕府中工作的文人几乎全部参与了南皮和邺城的连续性游览、宴集活动。曹植《节游赋》云：

    遂乃浮素盖，御骅骝；命友生，携同俦，诵风人之所叹，遂驾言而出游。步北园而驰骛，庶翱翔以解忧。望洪池之滉瀁，遂降集乎轻舟。浮沉蚁于金罍，行觞爵于好仇。丝竹发而响厉，悲风激于中流。且容与以尽观，聊永日而忘愁。嗟羲和之奋迅，怨曜灵之无光。念人生之不永，若春日之微霜。谅遗名之可纪，信天命之无常。愈志荡以淫游，非经国之大纲。罢曲宴而旋服，遂言归乎旧房。

    这篇赋就是对南皮之游的叙写，应当是《拟古》其七所依据的历史文本之一。《魏志·吴质传》引《魏略》：

    质字季重，以才学通博，为五官将及诸侯所礼爱……质出为朝歌长，后迁元城令。其后大军西征，太子南在孟津小城，与质书曰：“……每念昔日南皮之游，诚不可忘。既妙思六经，逍遥百氏，弹棋闲设，终以博弈，高谈娱心，哀筝顺耳。驰骛北场，旅食南馆，浮甘瓜于清泉，沈朱李于寒水。皦日既没，继以朗月，同乘并载，以游后园[478]，舆轮徐动，宾从无声，清风夜起，悲笳微吟，乐往哀来，凄然伤怀。余顾而言，兹乐难常，足下之徒，咸以为然。今果分别，各在一方。元瑜长逝，化为异物，每一念至，何时可言？方今蕤宾纪辰，景风扇物，天气和暖，众果具繁。时驾而游，北遵河曲，从者鸣笳以启路，文学托乘于后车，节同时异，物是人非，我劳如何！”二十三年，太子又与质书曰：“岁月易得，别来行复四年。三年不见，《东山》犹叹其远，况乃过之，思何可支？虽书疏往反，未足解其劳结。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何可言邪！昔日游处，行则同舆，止则接席，何尝须臾相失！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当此之时，忽然不自知乐也。谓百年己分，长共相保，何图数年之间，零落略尽，言之伤心。顷撰其遗文，都为一集。观其姓名，已为鬼录，追思昔游，犹在心目，而此诸子化为粪壤，可复道哉！……诸子但为未及古人，自一时之隽也，今之存者已不逮矣。后生可畏，来者难诬，然吾与足下不及见也。行年已长大，所怀万端，时有所虑，至乃通夕不瞑。何时复类昔日！已成老翁，但未白头耳。……以犬羊之质，服虎豹之文，无众星之明，假日月之光，动见观瞻，何时易邪？恐永不复得为昔日游也。少壮真当努力，年一过往，何可攀援？古人思秉烛夜游，良有以也。”……太子即王位，又与质书曰：“南皮之游，存者三人……今惟吾子，栖迟下仕，从我游处，独不及门。瓶罄罍耻，能无怀愧。路不云远，今复相闻。”

    曹丕给吴质的这两封信，《文选》卷四十二分别题为《与朝歌令吴质书》和《又与吴质书》。第一封写于建安二十年（215）五月十八日，在曹操西征汉中之际[479]；第二封写于建安二十三年（218），此时曹丕已被立为太子[480]。第一封信，“皦日既没”等十句，就是《拟古》其七的底文；而“元瑜长逝，化为异物”，为《陶渊明集》卷二《形影神》三首《神释》诗“与君虽异物，生而相依附”之底文；“景风扇物”，为《拟古》其七“春风扇微和”之底文；“顷撰其遗文”等四句，为《陶渊明集》卷四《拟挽歌辞》三首其一“昨暮同为人，今旦在鬼录”之底文；“少壮真当努力”等五句，为《陶渊明集》卷四《杂诗》十二首其一“得欢当作乐，斗酒聚比邻。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之底文；第二封信之“瓶罄罍耻，能无怀愧”，为《九日闲居》诗“尘爵耻虚罍”和《归去来兮辞序》“瓶无贮粟”之底文。

    《拟古》其七的互文本不仅有曹丕的两封《与吴质书》[481]，同时还包括曹植《杂诗》六首其四：

    南国有佳人，容华若桃李。朝游北海岸，夕宿潇湘沚。时俗薄朱颜，谁为发皓齿？俯仰岁将暮，荣耀难久恃！[482]

    以及《文选》卷二十子建《公宴》诗曰：

    公子敬爱客，终宴不知疲。清夜游西园，飞盖相追随。明月澄清影，列宿正参差。秋兰被长坂，朱华冒绿池。潜鱼跃清波，好鸟鸣高枝。神飙接丹毂，轻辇随风移。飘飖放志意，千秋长若斯！

    “岂无一时好，不久当如何”与“俯仰岁将暮，荣耀难久恃”意思相同，又是“飘飖放志意，千秋长若斯”之反语。而子建的这首《公宴》诗是以曹丕的《芙蓉池作》为唱和对象的，二者也构成一种互文关系：

    乘辇夜行游，逍遥步西园。双渠相溉灌，嘉木绕通川。卑枝拂羽盖，修条摩苍天。惊风扶轮毂，飞鸟翔我前。丹霞夹明月，华星出云间。上天垂光采，五色一何鲜！寿命非松乔，谁能得神仙？遨游快心意，保己终百年。[483]

    铜雀园位于铜雀台之后，在邺城的宫城之西，故名西园。这是一座美丽的花园，园中珍木丛生，花果盈实。《艺文类聚》卷八十七魏文帝诏群臣曰：“南方有龙眼、荔枝，宁比西园蒲萄、石蜜。”而在静谧的夜色中，诗人又有惊风、飞鸟、丹霞、明月与华星相伴，这无疑是人间的乐园。既然不能像赤松子和王子乔那样长生久视，则不妨把握现实生活的美好瞬间，恣意遨游，永保百年。故《拟古》其七的“岂无”二句，正是此诗末二句之反语。又《文选》卷二十七子建《箜篌引》曰：

    置酒高殿上，亲友从我游。中厨办丰膳，烹羊宰肥牛。秦筝何慷慨，齐瑟和且柔。阳阿奏奇舞，京洛出名讴。乐饮过三爵，缓带倾庶羞。主称千金寿，宾奉万年酬。久要不可忘，薄终义所尤。谦谦君子德，磬折何所求。惊风飘白日，光景驰西流，盛时不再来，百年忽我遒。生存华屋处，零落归山丘。先民谁不死？知命复何忧。

    清方东树论《箜篌引》云：“此诗大旨，言人姑及时行乐，终归一死耳。故己之谦谦自慎，只求保寿命而已。子建有忧生之戚，常恐不保，而又不敢明言，故迷其词。所谓寄托非常，岂浅士寻章摘句，所能索解耶？”[484]《拟古》其七亦□栝了此篇的诗意。其他两篇公宴诗的场面描写也与这首诗有关。子建《侍太子坐》诗：

    白日曜青春，时雨静飞尘。寒冰辟炎景，凉风飘我身。清醴盈金觞，肴馔纵横陈。齐人进奇乐，歌者出西秦。翩翩我公子，机巧忽若神。[485]

    《文选》卷二十刘桢《公燕诗》：

    永日行游戏，欢乐犹未央。遗思在玄夜，相与复翱翔。辇车飞素盖，从者盈路傍。月出照园中，珍木郁苍苍。清川过石渠，流波为鱼防。芙蓉散其华，菡萏溢金塘。灵鸟宿水裔，仁兽游飞梁。华馆寄流波，豁达来风凉。生平未始闻，歌之安能详？投翰长叹息，绮丽不可忘。

    这两首诗所写的美酒、酣歌、月夜，这些美好的意象均已显现于《拟古》其七之中。又如《文选》卷二十九王粲《杂诗》：

    日暮游西园，冀写忧思情。曲池扬素波，列树敷丹荣。上有特栖鸟，怀春向我鸣。褰衽欲从之，路崄不得征。徘徊不能去，伫立望尔形。风梠扬尘起，白日忽已冥。回身入空房，托梦通精诚。人欲天不违，何惧不合并？

    《艺文类聚》卷二十八王粲《杂诗》四首中的两首诗：

    吉日简清时，从君出西园。方轨策良马，并驱厉中原。北临清漳渚，西看柏杨山。回翔游广囿，逍遥波水间。

    列车息众驾，相伴绿水湄。幽兰吐芳烈，芙蓉发红晖。百鸟何缤翻，振翼群相追。投网引潜鲤，强弩下高飞。白日已西迈，欢乐忽忘归。

    皆为建安公宴诗的代表作，其语言、风格和情调均映射于《拟古》其七。

    邺下风流所创造的公宴诗对中古文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486]。由这种影响本身，我们更可窥见《拟古》其七与曹植文学创作、人生感悟以及所有建安公宴诗的关系。我们试读南朝梁刘孝绰（481～539）《赋得照棋烛诗刻五分成》诗：

    南皮弦吹罢，终弈且留宾。日下房栊暗，华烛命佳人。侧光全照局，回花半隐身。不辞纤手倦，羞令夜向晨。

    此诗写贵族文人用以照亮棋局的蜡烛，竟以南皮弦吹发唱，可见棋局的主人当为“副君”一流人物。又如刘孝绰《昭明太子集序》曰：

    至于宴游西园，祖道清洛。[487]

    副君西园宴，陈王谒帝归。列位华池侧，文雅纵横飞。小臣轻蝉翼，黾勉谬相追。置酒陪朝日，淹留望夕霏。（刘孝绰《侍宴同刘公干应令》）[488]

    这里的“副君”正是以曹丕比拟萧统。实际上，邺下风流中的“西园”已经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学意象沉淀在中古文学之中了：

    傥遇赏心者，照之西园宴。（虞羲《咏秋月诗》）[489]

    平台盛文雅，西园富群英。（谢朓《奉和随王殿下》十六首其二）[490]

    空闻北牖弹，未举西园觞。（简文帝《望月诗》）[491]

    讵假西园燕，无劳飞盖游。（庾肩吾《奉和春夜应令》）[492]

    余香属清夜，西园恣游历。（庾肩吾《暮游山水应令得碛字》）[493]

    诏乐临东序，时驾出西园。（刘孝仪《和昭明太子钟山解讲诗》）[494]

    恋西园之余赏，泣南浦之徂舟。（邵陵王《赠言赋》）[495]

    南皮朝宴，西园夜游。（梁元帝《太常卿陆倕墓志铭》）[496]

    文雅纵横，即事分阻，清夜西园，眇然未克。（简文帝《与萧临川书》）[497]

    游西园兮登铜雀，攀青璅兮眺重阳。（沈约《解佩去朝市》）[498]

    婕妤譬团扇，曹王比洛神。北堂岂盈手，西园偏照人。（戴暠月《重轮篇》）[499]

    乐是西园日，欢兹南馆情。（陈后主《上已玄圃宣猷堂禊饮同赋八韵》）[500]

    岂及西园夜，长随飞盖游。（张正见《薄帷鉴明月》）[501]

    在这些诗句中，西园乃是皇家花园之代语，其主人通常是和当年的“副君”曹丕一样的人物：

    副君乘奖眄，仁慈穆且敦。终朝陪北阁，清夜侍西园。降责深知已，宁思食椹恩。未尝辞画室，谁忍去□辕。（梁元帝《去丹阳尹尹荆州诗》）[502]

    陈王骖驾反，副君西园游。并命登飞阁，列树对芳洲。桂岩逢暮序，菊水值穷秋。竹径箫声发，兰门琴曲幽。徒奉文成诵，空知思若抽。（庾肩吾《侍宴宣猷堂宴湘东王应令》）[503]

    副君时暇豫，曾城聊近游。清池泄飞阁，疏树出龙楼。北陆冰方壮，西园春欲抽。梅心芳屡动，蒲节促难收。徒然欣并命，无以厕应刘。（庾肩吾《侍宴应令》）[504]

    在诗人的笔下，西园的天空通常蕴藏着寂静的清夜、温柔的和风、皎洁的明月与璀璨的华星，在西园的地面通常跃动丛生的花木、飘忽的月影、移动的轮毂、长歌的佳人、陪侍的文臣、高贵的主人以及逸乐的激情和流荡的诗思：

    月华临静夜，夜静灭氛埃。方晖竟户入，圆影隙中来。高楼切思妇，西园游上才。（沈约《咏月诗》）[505]

    四野秋原暗，十步啄方前。雊声风处远，翅影云间连。箭射妖姬笑，裘值盛明然。已足南皮赏，复会北宫篇。（陈后主《雉子班》）[506]

    晓星没，芳芜歇。还持照夜游，讵减西园月。（北周庾信《对烛赋》）[507]

    西园游上才，清夜可徘徊。月桂临樽上，山云影盖来。飞花随烛度，疏叶向帷开。当轩顾应阮，还觉贱邹枚。（隋无名氏《西园游上才》）[508]

    旦秋炎景暮，初弦月彩新。清风涤暑气，文露净嚣尘。蔼雾销轻縠，鲜云卷夕鳞。休光灼前耀，瑞彩接重轮。缘情摛圣藻，并作命徐陈。宿草诚渝溢，吹嘘偶缙绅。天文岂易述，徒知仰北辰。（隋虞世南《奉和御制月夜观星示百僚》）[509]

    对于邺下风流中的文学因子，后人既有单一的把握（如以上各例），也有全面的吸纳。前者之例再如《文选》卷十三南朝宋谢庄（421～466）《月赋》：

    陈王初丧应、刘，端忧多暇。绿苔生阁，芳尘凝榭。悄焉疚怀，不怡中夜。乃清兰路，肃桂苑。腾吹寒山，弭盖秋阪。临浚壑而怨遥，登崇岫而伤远。于时斜汉左界，北陆南躔。白露暧空，素月流天。沉吟齐章，殷勤陈篇。抽毫进牍，以命仲宣。

    谢庄的《月赋》是中国赋史上的经典名篇之一，该赋拟托曹植与王粲的君臣唱和，其“白露暧空，素月流天”的境界之美，直逼南皮高韵。可见谢氏对建安时代公宴诗的文学要素把握相当精准。而赋中“美人迈兮音尘阙，隔千里兮共明月”的名句又开苏东坡《水调歌头》“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之先声！在此赋中，谢庄重点捕捉的是西园的明月。隋卢思道（531～582）的两首诗也与此颇为类似。魏文帝《与吴质书》曰：“时驾而游，北遵河曲。”卢思道据此展衍为《河曲游》一诗：

    邺下盛风流，河曲有名游。应徐托后乘，车马践芳洲。丰茸鸡树密，遥裔鹤烟稠。日上疑高盖，云起类重楼。金羁自沃若，兰棹成夷犹。悬匏动清吹，采菱转艳讴。还珂响金埒，归袂拂铜沟。惟畏三春晚，勿言千载忧。[510]

    此诗重点状“游”。又曹子建《赠丁翼》诗曰：“吾与二三子，曲燕此城隅。”卢思道据此展衍为《城南隅燕》一诗：

    城南气初新，才王邀故人。轻盈云映日，流乱鸟啼春。花飞北寺道，弦散南漳滨。舞动淮南袖，歌扬齐后尘。骈镳歇夜马，接轸限归轮。公孙饮弥月，平原燕浃旬。即是消声地，何须远避秦。[511]

    此诗重点写“宴”。这种对邺下风流的续写，无疑具有咏史诗的特色。后者之例如南朝梁江淹（444～505）《杂体三十首·魏文帝游宴》诗：

    置酒坐飞阁，逍遥临华池。神飙自远至，左右芙蓉披。绿竹夹清水，秋兰被幽崖。月出照园中，冠佩相追随。客从南楚来，为我吹参差。渊鱼犹伏浦，听者未云疲。高文一何绮，小儒安足为。肃肃广殿阴，雀声愁北林。众宾还城邑，何以慰吾心。[512]

    江郎所展现的是邺下风流所涵盖的自然与人文的全部要素。唐王维（701～761）《送熊九赴任安阳》诗曰：

    魏国应刘后，寂寥文雅空。漳河如旧日，之子继清风。阡陌铜台下，闾阎金虎中。送车盈灞上，轻骑出关东。相去千余里，西园明月同。[513]

    在盛唐时代的万千气象中，仍然流溢着西园明月的光辉！由此可见，西园的意象以及由此产生的西园情结，从一个点上展演了中古时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史，换言之，互文性的文学建构与知识分子的精神史是密不可分的。

    《文心雕龙·时序》曰：“自献帝播迁，文学蓬转，建安之末，区宇方辑。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并体貌英逸，故俊才云蒸。仲宣委质于汉南，孔璋归命于河北，伟长从宦于青土，公干徇质于海隅，德琏综其斐然之思，元瑜展其翩翩之乐。文蔚休伯之俦，子俶德祖之侣，傲雅觞豆之前，雍容衽席之上，洒笔以成酣歌，和墨以藉谈笑，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514]陶渊明也深受“建安风骨”的感染，遂将这一切悄然写入《拟古》之中，而为中古时代西园文学意象的丰富书写开疆奠基。

    其八：壮士北征与知音难觅

    ——曹彰的志勇和苏则的忠诚

    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515]。谁言行游近？张掖至幽州。饥食首阳薇，渴饮易水流。不见相知人，惟见古时丘[516]。路边两高坟，伯牙与庄周。此士难再得，吾行欲何求[517]。

    这首诗主要表现任城王曹彰的志勇和金城太守、都亭侯苏则（？～223）的忠诚，寄托了子建对这两位英雄人物的深沉思念，同时还表现了子建对齐桓公（？～前643）和管仲（？～前645）那种互相信任、互相扶植的君臣关系的憧憬。

    对这首诗的若干底文，王叔岷已有揭示，这里略作补充：

    ［1］“少时”二句，王叔岷曰：“《文选》曹植《杂诗》六首之六：‘抚剑西南望。’……魏明帝《长歌行》：‘抚剑下前庭。’……曹植《游仙》：‘骋辔远行游。’”

    ［2］“不见”二句，王叔岷曰：“曹植《送应氏诗》二首之一：‘不见旧耆老，但睹新少年。’”子烨案：子建《与杨德祖书》：“后世谁相知定吾文者邪？”

    ［3］“路边”二句，子烨案：魏文帝《又与吴质书》“昔伯牙绝弦于钟期”，“痛知音之难遇”。

    这首诗前四句的底文就是曹植《白马篇》前四句：

    白马饰金羁，连翩西北驰。借问谁家子？幽并游侠儿。[518]

    《白马篇》的创作原型就是曹彰。此事由徐公持发明之，其主要论证如下：

    此诗的创作原型确实存在的，他就是曹植的亲兄弟——曹彰。下面分段列举《白马篇》全诗，同时把《魏志·任城王传》的有关记载附志于后，从相互印证中来看其间的联系：

    （1）“白马饰金羁，连翩西北驰。借问谁家子？幽并游侠儿。”

    《彰传》：“（建安）二十三年，代郡（按：代郡属并州：在今山西省北部，自邺出发，则正当西北驰）乌桓反，以彰为北中郎将，行骁骑将军。……彰北征。”

    （2）“少小去乡邑，扬声沙漠垂。宿昔秉良弓，楛矢何参差。控弦破左的，右发摧月支。仰手接飞猱，俯身散马蹄。狡捷过猴猿，勇剽若豹螭。”

    《彰传》：“少善射御，膂力过人，手格猛兽，不避险阻。数从征伐，志意慷慨。……彰谓左右曰：‘丈夫一为卫、霍，将十万骑驰沙漠，驱戎狄，立功建号耳……’”

    （3）“边城多警急，虏骑数迁移。羽檄从北来，厉马登高堤。长驱蹈匈奴，左顾陵鲜卑。”

    《彰传》：“……彰北征，入涿郡界……虏乃退散。彰追之，身自搏战，射胡骑，应弦而倒者前后相属。战过半日，彰铠中数箭，意气益厉，乘胜逐北……时鲜卑大人轲比能将数万骑观望强弱，见彰力战，所向皆破，乃请服。北方悉平。”

    （4）“弃身锋刃端，性命安可怀！父母且不顾，何言子与妻！名在壮士籍，不得中顾私。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

    《彰传》：“太祖曰：‘为将奈何？’对曰：‘被坚执锐，临难不顾，为士卒先……’”

    应当说，《白马篇》全诗的内容基本上都包含在曹彰传里了，若把“幽并游侠儿”换成曹彰的名字，此诗也能够读通。曹植只是为了某种原因，不便直写曹彰，把他的名字隐匿了，化之以“幽并游侠儿”。……在曹操的诸多公子中，曹植人缘颇好。不过与他最相知的就属曹彰。史载曹操临终时曾驿召彰，彰自长安驰赴洛阳，未至而操已崩。后彰谓植曰：“先王召我者，欲立汝也。”……清楚地显示了在曹植与曹丕的夺宗斗争中，曹彰是站在曹植一边的，他们间的关系非比寻常。曹植写首诗颂扬一下他的战功，原无足怪。若再考虑到曹彰此次北征，在当时确实影响很大，还曾得到曹操本人的夸奖，说“黄须儿竟大奇也”，那么此诗之作，就更是平常事了。如果以上说法可以成立的话，那么此诗的写作时间自可确定在曹操北征之年——建安二十三年。[519]

    根据《拟古》其八前四句的描写以及徐氏以上对《白马篇》的论析，就《白马篇》描写的人物原型而言，徐氏与陶渊明看法是完全一致的。这种古人与今人的暗合与默契实在令人赞叹。但是，《白马篇》当作于黄初四年（223）六月任城王曹彰于京都洛阳暴薨之后[520]。因为只有此时曹植才“不便直写曹彰，把他的名字隐匿了，化之以‘幽并游侠儿’”（前引徐氏语），既为曹彰鸣不平，又寄托自己的哀思。《魏志·任城威王彰传》：

    任城威王彰，字子文。少善射御，膂力过人，手格猛兽，不避险阻。数从征伐，志意慷慨。太祖尝抑之曰：“汝不念读书慕圣道，而好乘汗马击剑，此一夫之用，何足贵也！”

    传中“少善射御”以下诸句乃是陶渊明“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两句诗的底文。桑干属于代郡，代郡在幽州以西，邺城以北。就地理方位而言，曹植称曹彰为“幽并游侠儿”，这是正确的，但关于“张掖至幽州”的远行的描写，就不符合曹彰的生平了。《曹子建集》卷九《任城王诔》历数曹彰的生平事迹[521]，但并未说他去过河西。其实，这里涉及了另外一个历史人物——苏则。《三国志》卷十六《苏则传》：

    苏则字文师，扶风武功人也。少以学行闻，举孝廉茂才，辟公府，皆不就。起家为酒泉太守，转安定、武都，所在有威名。太祖征张鲁，过其郡，见则悦之，使为军导。……太祖崩，西平曲演叛，称护羌校尉。则勒兵讨之。演恐，乞降。文帝以其功，加则护羌校尉，赐爵关内侯。后演复结旁郡为乱，张掖张进执太守杜通，酒泉黄华不受太守辛机，进、华皆自称太守以应之。又武威三种胡并寇钞，道路断绝。武威太守毌丘兴告急于则。……乃发兵救武威，降其三种胡，与兴击进于张掖。……河西平。乃还金城。进封都亭侯，邑三百户。……初，则及临淄侯植闻魏氏代汉，皆发服悲哭，文帝闻植如此，而不闻则也。帝在洛阳，尝从容言曰：“吾应天而禅，而闻有哭者，何也？”则谓为见问，须髯悉张，欲正论以对。侍中傅巽掐则曰：“不谓卿也。”于是乃止。文帝问则曰：“前破酒泉、张掖，西域通使，炖煌献径寸大珠，可复求市益得不？”则对曰：“若陛下化洽中国，德流沙漠，即不求自至；求而得之，不足贵也。”帝默然。……黄初四年，左迁东平相。未至，道病薨，谥曰刚侯。

    与曹彰一样，苏则也是一位刚直疾恶、富有正义感的英雄。他在金城太守任上，率部平定张掖叛军，收复了河西之地，为国家立下汗马功劳，受到曹丕的表彰。但他反对曹丕称帝，所以听说曹魏代汉，便发服悲哭，曹植也有同样的表现，《魏志》卷十六《杜恕传》载杜恕（198～252）奏，有曰：

    近司隶校尉孔羡辟大将军狂悖之弟，而有司嘿尔，望风希指，甚于受属，选举不以实，人事之大者也。

    裴注：“臣松之案：大将军，司马宣王也。《晋书》云：‘宣王第五弟名通，为司隶从事。’疑恕所云狂悖者，通子顺，封龙阳亭侯，晋初受禅，以不达天命，守节不移，削爵土，徙武威。”又《晋书》卷三十七《任城景王陵弟顺传》：

    顺字子思，初封习阳亭侯。及武帝受禅，顺叹曰：“事乖唐虞，而假为禅名！”遂悲泣。由是废黜，徙武威姑臧县。虽受罪流放，守意不移而卒。

    在天人革命之际，每每出现愤怀易代之高人，对这些人物陶渊明是非常关注的。因此，本诗寓意颇深。清顾炎武（1613～1682）指出：“陈思王植初封临淄侯，闻魏氏代汉，发服悲哭，文帝恨之。司马顺，宣王第五弟通之子，初封习阳亭侯，及武帝受禅，叹曰：‘事乖唐虞，而假为禅名！’遂悲泣。由是废黜，徙武威姑臧县，虽受罪流放，守意不移而卒。……夫天人革命，而中心弗愿者，乃在于兴代之懿亲，其贤于裸将之士、劝进之臣远矣。”[522]陈沆说：“《君子行》，此诗读者但谓理语，而不问前后之弗贯，古诗无是也。史言子建闻汉帝禅位，发丧哀哭。此诗其建安之末，知兄丕将谋禅，讽其终守臣节者乎？前言权势震主，嫌疑不可不避，劳谦不伐，和光同物，乃处嫌疑之道也。宜如周公之下士，则无逼上之嫌矣。丕既受禅，语人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愿丕为周公，不愿丕为舜、禹，此子建之苦心，无愧《风》《雅》者。”[523]但曹植发服悲哭之举使曹丕万分恼怒。《魏志·苏则传》裴注引《魏略》曰：

    初，则在金城，闻汉帝禅位，以为崩也，乃发丧；后闻其在，自以不审，意颇默然。临淄侯植自伤失先帝意，亦怨激而哭。其后文帝出游，追恨临淄，顾谓左右曰：“人心不同，当我登大位之时，天下有哭者。”时从臣知帝此言，有为而发也，而则以为为己。欲下马谢。侍中傅巽目之，乃悟。

    苏则虽建功于张掖，却并未到达幽州，故陶诗所谓“张掖至幽州”，乃牵合了曹彰和苏则两个人的事迹。《拟古》其三“始雷发东隅”，是以曹丕下葬之地代指曹丕，《世说新语·尤悔》第1条，卞太后曰：“汝已杀我任城，不得复杀我东阿！”（参见下文）是以封王之地代指曹彰和曹植，而“张掖至幽州”则是以建功之地代指苏则和曹彰，表现方式正好相同。曹植对苏则其人未必十分熟悉，但他们彼此却堪称知音，因为他们同时为曹魏代汉而哭泣，所以子建才说“不见相知人”！

    子建和曹彰的感情是非常深厚的。《魏志·任城威王彰传》裴注引《魏略》曰：“彰至，谓临淄侯植曰：‘先王召我者，欲立汝也。’植曰：‘不可。不见袁氏兄弟乎！’”曹彰之作如此说，未必是想当然，一定有确实的依据，否则，就是故意编造违逆父亲遗命之言，无论作为曹操之子，还是作为侯王，这都是不可想象的事情。《魏志·任城威王彰传》裴注引《魏氏春秋》曰：“初[524]，彰问玺绶，将有异志，故来朝不即得见。彰忿怒暴薨。”看来，曹彰的暴薨与曹丕的继位确实另有隐情[525]。《世说新语·尤悔》第1条：

    魏文帝忌弟任城王骁壮。因在卞太后合共围棋，并啖枣，文帝以毒置诸枣蒂中。自选可食者而进，王弗悟，遂杂进之。既中毒，太后索水救之。帝预敕左右毁缾罐，太后徒跣趋井，无以汲。须臾，遂卒。[526]

    因为曹彰有过人的武功，还有熟悉的军队，加之他又关注代表皇权的玺绶的所在，以曹丕之为人，必然要暗下杀手。其实，既然曹植能够顾全大局，曹彰自然也就平静下来了，他也希望得到曹丕的重用。《魏志·任城威王彰传》裴注引《魏略》曰：

    太子嗣立，既葬，遣彰之国。始彰自以先王见任有功，冀因此遂见授用，而闻当随例，意甚不悦，不待遣而去。时以鄢陵塉薄，使治中牟。及帝受禅，因封为中牟王。是后大驾幸许昌，北州诸侯上下，皆畏彰之刚严；每过中牟，不敢不速。

    可见他和曹植一样，并不是从根本上反对曹丕。《文选》卷六左思（约250～305）《魏都赋》曰：

    本枝别干，蕃屏皇家。勇若任城，才若东阿。抗旍则威□秋霜，摛翰则华纵春葩。英哲雄豪，佐命帝室。相兼二八，将猛四七。赫赫震震，开务有谧。故令斯民睹泰阶之平，可比屋而为一。按照左思的构想，有才华横溢的曹植和勇武过人的曹彰为弟是足以“蕃屏皇家”的，同时，又有贤德、美丽的甄氏为妻，曹丕本来也应当是天下最开心的君王和最幸福的男人，明钟惺就曾经感叹说：“世上俗恶人不足言。文帝一肚文雅，有甄后为之妻，陈思为之弟，除却骨肉，文章中亦宜有臭味，而毫不能感动回旋，真不可解也。”[527]但是，曹丕却偏偏不能容下自己的亲人，亲人奉献给他的是忠诚、信赖和爱心，而他回赠给亲人的却是阴谋和毒药！《魏志·文帝纪》裴注引曹丕《典论·自叙》：“后军南征次曲蠡，尚书令荀彧奉使犒军，见余谈论之末，彧言：‘闻君善左右射，此实难能。’余言：‘执事未睹夫项发口纵，俯马蹄而仰月支也。’”《白马篇》描写“游侠儿”武功的高超，有“宿昔秉良弓，楛矢何参差。控弦破左的，右发摧月支。仰手接飞猱，俯身散马蹄”等六句，实际上即以曹丕此文为底文，其中的讽刺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子建作《任城王诔》云：

    王虽薨徂，功著丹青。人谁不没，德贵有遗。乃作诔曰：心存建业，王室是匡。矫矫元戎，雷动雨徂。横行燕氏，威慑北胡。奔虏无窜，还战高柳；王率壮士，常为君首。宜究长年，永保皇家；如何奄忽，景命不遐。

    曹彰本来是一位可以“永保皇家”的英雄，却被嫉贤妒能的兄长害死了，正所谓自毁长城。子建的《赠白马王彪》诗充分反映了此事给他造成的深创巨痛。

    “饥食首阳薇，渴饮易水流”二句的底文是子建《离缴雁赋》：“饥食粱稻，渴饮清流。”[528]只是把动词后的名词更换一下而已。但前一句彰显曹彰、苏则的气节，后一句则隐寓对曹彰“壮士一去兮不复还”[529]的悲惜与悲叹，通过与荆轲刺秦故事的隐形对比，表现诗人对曹丕的讥讽和嘲笑。案《魏志·武帝纪》载，建安十二年（207）十一月曹操至易水，代郡、上郡乌丸行单于来贺。但此事与曹彰无关，陶渊明但截取“易水”之名而已。首阳山在洛阳附近，曹彰出兵北征，此为必经之地。曹植《赠白马王彪》“清晨发皇邑，日夕过首阳”是其证。这句诗乃是呼应《拟古》其三的“始雷发东隅”和其四的“相与还北邙”。

    “路边两高坟，伯牙与庄周”，表面上看，这两句诗的描写是绝对违背历史真实的，因为尽管我们对伯牙与庄周的坟墓位置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他们的坟墓并不相邻，所以这两句诗必有待发之覆。《文选》卷四十杨修《答临淄侯笺》：“修死罪死罪。不侍数日，若弥年月，岂由爱顾之隆，使系仰之情深邪！……敢望惠施，以忝庄氏。”而《魏志·陈思王传》裴注引《典略》曰：“是时临淄侯植以才捷爱幸，来意投修，数与修书，书曰：‘……夫钟期不失听，于今称之。吾亦不敢妄叹者，畏后之嗤余也。……其言之不怍，恃惠子之知我也。’”在子建的笔下，“钟期”和“惠子”都是单独出现的，藏在背后的正是“伯牙与庄周”！可见陶渊明的拟代功夫已经臻幽造微了。其实，在曹丕代汉以后，子建徙封外地，其精神状态有时是非常错乱的。《魏志·陈思王传》：

    （黄初）四年，徙封雍丘王。其年，朝京都。上疏曰：“臣自抱衅归藩，刻肌刻骨，追思罪戾，昼分而食，夜分而寝。……伏惟陛下德象天地，恩隆父母……舍罪责功者，明君之举也；矜愚爱能者，慈父之恩也：是以愚臣徘徊于恩泽而不能自弃者也。”

    倘若曹操地下有知，对此当作何想？因为无论如何，子建都是不能称兄为父的。如果说对曹丕这样称呼还算可以的话，那么，《转封东阿王谢表》“不图陛下天父之恩”的表述就令人匪夷所思了。潘德舆《养一斋诗话》卷七：“曹子建《责躬》、《应诏》诗：‘伏惟陛下，德象天地，恩隆父母。’又曰：‘七子均养者，鸤鸠之仁也。’‘矜愚爱能者，慈父之恩也。’皆不合理。何则？子建与子桓为亲兄弟，尊之为君，礼也；称之为父，非礼也。其诗曰：‘逝惭陵墓，存愧阙庭。’是念其父也，念其父而以父尊兄可乎？此卑而入于谬者也。”[530]如此的精神错乱，似乎使我们为“路边两高坟，伯牙与庄周”式的缭乱思绪找到了依据。其实，“惟见古时丘”与“路边两高坟”的叙述，与曹植对临淄的记忆有密切关系。所谓“古时丘”实际是指营丘。《水经注》卷二十六“淄水”：

    淄水又北径其城东，城临淄水，故曰临淄，王莽之齐陵县也。《尔雅》曰：水出其前左为营丘，武王以其地封太公望，赐之以四履，都营丘为齐，或以为都营陵。《史记》，周成王封师尚父于营丘，东就国，道宿行迟，莱侯与之争营丘。逆旅之人曰：吾闻时难得而易失，客寝安，殆非就封者也。太公闻之，夜衣而行至营丘，陵，亦丘也。献公自营丘徙临淄。余按营陵城南无水，惟城北有一水，世谓之白狼水，西出丹山，俗谓凡山也。东北流由，《尔雅》出前左之文，不得以为营丘矣。营丘者，山名也。《诗》所谓子之营兮，遭我乎峱之间兮。作者多以丘、陵号同，缘陵又去莱差近。……今临淄城中有丘，在小城内，周回三百步，高九丈，北降丈五，淄水出其前，故有营丘之名，与《尔雅》相符。[531]

    而“两高坟”则是指齐桓公和管仲的陵墓。《北堂书钞》卷九十四“桓公坟”条原注：“桓公坟陇在南山之阿，管仲坟侧。”又《水经注》卷二十六：

    （淄水）又东过利县东……又有女水注之。水出东安平县之蛇头山。《从征记》曰：水西有桓公冢，甚高大，墓方七十余丈，高四丈，圆坟围二十余丈，高七丈余，一墓方七丈，二坟。晏谟曰：依陵记非葬礼，如承世故，与其母同墓而异坟，伏琛所未详也。冢东山下女水原有桓公祠，侍其衡奏魏武王所立，曰：“近日路次齐郊，瞻望桓公坟垄，在南山之阿，请为立祀，为块然之主。”[532]

    侍其衡不详为何人，但他奏报曹操为齐桓公立祠一事，曹植自然是知道的。案鲍照《拟古》八首其五：“管仲死已久，墓在西北隅。后面崔嵬者，桓公旧冢庐。”陶公《拟古》九首其二：“斯人久已死，乡里习其风。生有高世名，既没传无穷。”其八：“不见相知人，惟见古时丘。路边两高坟，伯牙与庄周。”鲍照在这里既模拟了陶渊明的《拟古》，同时也表明了他对陶诗“两高坟”的理解，那就是指“桓公旧冢庐”和位于其“西北隅”的管仲墓。显然，《拟古》其八明显带有子建在临淄的生活印痕，所以这首诗是对《拟古》其六的呼应。诗人意在表明齐桓公和管仲那样互相信任、彼此依赖的君臣关系，是曹植心目中最为理想的君臣关系，而这种君臣关系在残酷的现实中已经不复存在。由于对历史的叙述和对曹彰、苏则的记忆混杂在子建的心灵世界当中，遂使本诗在语言层次上出现极度的混乱，但这种诗人有意制造的“混乱”恰好传达了子建追求君臣际会、朋友相知的心灵秩序，这是整肃中的纷乱，是严谨中的散漫，是无章法的章法。末二句：“此士难再得，吾行欲何求。”这是子建的自问，意谓曹彰、苏则那样的人已经难以再得了，自己已到东阿，复有何求？深深的失望，显露了一颗孤寂的心。

    子建在鱼山之上的人生回眸至此结束。

    ［补说四：鲍诗与陶诗的互文性］

    《文选》卷三十一有袁淑（408～453）《效曹子建乐府白马篇》和鲍照《拟古》诗，皆系模拟子建《白马篇》之作。鲍照对陶渊明的《拟古》诗也是很熟悉的。田晓菲指出：“后来鲍照的《代雉朝飞》：‘卧君手，执杯酒，意气相倾死何有！’抒写的正是这种意气慷慨、一言订交的胸怀。鲍诗句法、词语与陶诗的惊人类似告诉我们：在这里，鲍照显然是在模拟陶渊明。”[533]子烨案：又如鲍照《学刘公干体》五首其四：“不愁世赏绝，但畏盛明移。”[534]其底文是陶渊明《拟古》九首其六：“不怨道里长，但畏人我欺。”鲍照《拟古》八首其七：“河畔草未黄，胡雁已矫翼。”[535]其底文是陶渊明《述酒》：“秋草虽未黄，融风久已分。”鲍照《学陶彭泽体·奉和王义兴》诗曰：“长忧非生意，短愿不须多。但使尊酒满，朋旧数相过。秋风七八月，清露润绮罗，提琴当户坐，叹息望天河。保此无倾动，宁复滞风波。”钱仲联《鲍参军集注》云：

    清钱振伦注：《晋书·陶潜传》：“为彭泽令。”《宋书·王僧达传》：“元嘉二十八年，索虏寇迫，都邑危惧，僧达求入卫京师，见许。贼退，又除宣城太守。顷之，徙任义兴。”【增补】本集《送别王宣城》诗吴挚父注：“僧达再莅宣城，在元嘉二十八年，去任在二十九年。”则僧达为义兴，当自二十九年始，至次年二月，元凶劭弑逆，世祖入讨时，奔世祖止。此诗有“秋风七八月”语，是二十九年作。[536]

    又据黄节《鲍参军诗注》卷四，“长忧”二句，其底文是陶渊明《九日闲居》诗：“世短意常多，斯人乐久生。”“但使”二句，其底文是陶渊明《移居》诗：“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提琴”二句，其底文是《拟古》其七：“佳人美清夜，达曙酣且歌。歌竟长叹息，持此感人多。”他又指出：“明远此篇，当是杂拟而成。”[537]子烨案：“长忧”四句的底文是《游斜川》诗：“提壶接宾侣，引满更献酬。未知从今去，当复如此否？中觞纵遥情，忘彼千载忧。且极今朝乐，明日非所求。”“秋风”四句的底文是《与子俨等疏》：“少学琴书，偶爱闲静。……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意浅识罕，谓斯言可保；日月遂往，机巧好乖。缅求在昔，渺然如何。”“保此”二句，其底文是陶公《饮酒》其十：“在昔曾远游，直至东海隅。道路阻且长，风波阻中途。”以及《归去来》：“于时风波未静，心惮远役。”此诗的出现，说明陶集在元嘉时期即已广泛流传。鲍明远此诗涉及陶公之《九日闲居》、《移居》、《拟古》、《游斜川》、《饮酒》、《归去来》、《与子俨等疏》等多篇诗文；王僧达本有隐逸之情调，故鲍诗以陶公比之；元嘉二十九年（452），王僧达落于政治旋涡中，而鲍照本人亦不能自保，故对陶公超脱于风波之外羡慕不已。此乃诗中弦外之音，非泛泛拟古之作也。此诗之作，当在鲍照五十岁以后，陶公《与子俨等疏》有“吾年过五十”之语，而《游斜川》诗有“开岁倏五十”之语。鲍照有《数诗》一首：“一身仕关西，家族满山东。二年从车驾，斋祭甘泉宫。三朝国庆毕，休沐还旧邦。四牡辉长路，轻盖若飞鸿。五侯相饯送，高会集新丰。六乐陈广坐，祖帐扬春风。七盘起长袖，庭下列歌钟。八珍盈雕俎，绮肴纷错重。九族共瞻迟，宾友仰徽容。十载学无就，善宦一朝通。”[538]这首诗在形式上的互文本就是陶渊明《拟古》其五的“东方有一士，被服常不完。三旬九遇食，十年着一冠”而加以放大的结果。

    ［补说五：古人论曹植以天下让］

    隋王通（？～617）《文中子》卷三《事君篇》：“子曰：陈王可谓达理者也，以天下让，时人莫之知也。子曰：君子哉，思王也，其文深以典。”同书卷八《魏相篇》：“谓陈思王善让也，能污其迹，可谓远刑名矣。人谓不密，吾不信也。”宝香山人《三家诗》曹集卷一：“《上责躬应诏诗篇》，自责处毫无怨尤，而究不能挽回疑忌之心，以天下让之。死曲微文中子，几不白于古今。”[539]宋刘克庄《后村诗话》云：“曹植以盖代之才，他人犹爱之，况于父乎？使其少加智巧，夺嫡犹反手尔。植素无此念，深自敛退，虽丁仪等坐诛，辞不连植。黄初之世，数有贬削，方且作诗责躬。上表求自试，兄不见察，而不敢废恭顺之义，卒以此自全，可谓仁且智矣。《文中子》曰：‘至哉，思王以天下让！’真笃论也。”[540]

    ［补说六：古人论曹植人品之高洁］

    清丁晏（1794～1875）《陈思王年谱序》：“昔文中子有言：‘陈思王可谓达理者也，以天下让，时人莫之知也。’初王以仁孝智达，魏祖特见宠爱，几为太子者数矣，卒以天性简易，不自雕饰。其兄乃以狡诈易之，交结左右，日夜为之陈说，而王一任其兄所为，恪守藩侯之职。《豫章行》云：‘子臧让千乘，季札慕其贤。’血诚之言，可谓至德矣。魏祖召王，兄丕逼而醉之，其后臣下希指，诬植醉酒悖慢。观其《酒赋》，乃以为荒淫之源，‘先王所禁，君子所斥’，是岂耽酒者哉！媒蘖之词，何所不至。陈王之不得立，魏之不幸，亦汉之不幸也。夫陈王固未尝忘汉也。魏王受禅，王发丧悲哭。其《情诗》曰：‘游者叹黍离，处者歌式微。’《送应氏诗》曰：‘洛阳何寂寞！宫室尽烧焚。’故宫禾黍之感，有余痛焉。《赠丁仪王粲诗》曰：‘皇佐扬天惠，四海无交兵。’称其父曰‘皇佐’，大义凛然。服事之忠，惟王能守臣子之节，使其嗣位，岂有篡汉之事哉！天不佑魏，子桓承祚，父丧在殡，大飨受朝，技乐百戏，不忠不孝，其罪上通于天矣。而陈王事兄如父，终无怨尤。易世之后，犹思敦本睦亲，上疏求试，彼猜忌之君，乌能望其感悟乎！且司马氏之祸，陈王固先知之矣。《审举》一疏，极论当权者‘谋能移主，威能慑下’，‘取齐者田族，非吕宗也；分晋者赵魏，非姬姓也’。《藉田说》以齐诸田，晋六卿、鲁三桓为诸侯之蝎。令陈王得掌朝政，必能戢司马之权而夺其柄。王之见疏，魏之所以速亡，而亦天厌老瞒之奸，摧其贤嗣，促其国祚，天之绝魏也甚矣。王既不用，自伤同姓见放，与屈子同悲，乃为《九愁》、《九咏》、《远游》等篇以拟《楚骚》，又拟宋玉之辞为《洛神赋》，托之宓妃神女，寄心君王，犹屈子之志也。而俗说乃诬为‘感甄’，岂不谬哉！余尝叹陈王忠孝之性，溢于楮墨，为古今诗人之冠，灵均以后，一人而已。梁钟记室品其诗，譬以‘人伦之有周孔’，可云知言。”[541]

    二 《拟古》九首的艺术建构和思想旨趣

    （一）《拟古》九首的艺术建构

    作为拟代之作，《拟古》九首在艺术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其对后世的深远影响及其真实的思想内容所遭到的遮蔽，恐怕也是陶渊明始料未及的。这种情况的发生与这组诗特殊的艺术建构有密切关系。

    首先，《拟古》九首广泛吸收了汉魏时期作家作品的文学要素，如曹操、曹丕和曹睿以及“建安七子”，尤其是诗中主人公曹植本人的作品。上文已经充分论证了这一点，又如徐公持指出：

    他的那首《五游咏》，其实就是学曹操《气出唱》的。我们甚至还能寻绎出他祖述父诗的具体痕迹来，如《气》写“遨游八极”、“行四海外”，《五》就写“逍遥八纮外”，《气》写“骖驾六龙饮玉浆”，《五》就写“六龙仰天骧”、“漱我沆瀣浆”；《气》写“上至天之门。玉阙下，引见得入”，《五》就写“阊阖启丹扉，双阙曜朱光。徘徊文昌殿，登陟太微堂”；《气》写“芝草生殿傍”，《五》就写“踟蹰玩灵芝”；《气》写“东西厢，客满堂”，《五》就写“群后集东厢”；《气》写“赤松王乔，乃德旋之门”、“来赐神之药”、“万岁长，宜子孙”，《五》就写“王子奉仙药，羡门进奇方。服食享遐纪，延寿保无疆”，等等。显然，曹操、曹植在这里写的都是一回事。与其说他们写了神仙境界，还不如说写了一种经过夸张、渲染了的现实生活场面。[542]

    徐氏对曹植和曹操文学创作之关系的讨论，实际上就是一种互文性分析，为我们研究这方面的问题提供了很有力的学术支持。

    其次是重新模拟曹植对前人乃至同时代作家作品的模拟，重新表现曹植对《诗》、《骚》、汉代古诗以及汉代乐府诗的艺术传统的吸纳。所谓重新，意谓曹植的文学创作本来就是如此，为使《拟古》九首更为逼肖曹植之作，陶渊明有意再现曹植的模拟艺术，从而实现了深度的拟代。郭沫若（1892～1978）曾经指出：

    他的作品形式多出于模仿，而且痕迹异常显露。《洛神赋》模仿宋玉的《神女赋》，《七启》模仿枚乘的《七发》，《酒赋》模仿扬雄的《酒赋》，是他自己在序文上说明了的。章表模仿刘向的疏奏，《魏德论》模仿司马相如的《封禅文》，《骷髅说》完全吸取庄子而稍稍冗长化了。几乎无篇不模仿，无句不模仿，可谓集模仿之大成。[543]

    郭氏的意见虽然未免夸大，但曹植的文学创作确实与其高超的模拟艺术是分不开的[544]。在这方面，曹植具有清醒的理论认识，他的《七启序》说：

    昔枚乘作《七发》，傅毅作《七激》，张衡作《七辩》，崔骃作《七依》，辞各美丽，予有慕之焉！遂作《七启》，并命王粲作焉。

    《陶渊明集》卷五《闲情赋序》就以曹植的这篇序为互文本：

    初张衡作《定情赋》，蔡邕作《静情赋》，检逸辞而宗澹泊，始则一荡以思虑，而终归闲正。将以抑流宕之邪心，谅有助于讽谏。缀文之士，奕代继作，并固触类，广其辞义。余园闾多暇，复染翰为之。虽文妙不足，庶不谬作者之意乎？

    可见陶渊明对曹植的模拟艺术进行过深入的研究，故能对其模拟艺术进行形神毕肖的再模拟。这是他创作《拟古》九首的重要文学背景之一[545]。

    我们先看这组诗和楚辞的关系[546]。洪兴祖指出：

    《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喻，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匹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其词温而雅，其义皎而朗。凡百君子，莫不慕其清高，嘉其文采，哀其不遇，而悯其志焉。[547]

    就运用这种摄取譬喻的艺术传统而言，《拟古》九首也是比较突出的，如其一的“兰”、“柳”，其三的“众蛰”、“草木”、“新来燕”，其四的“归云”、“飞鸟”，其五的“青松”、“白云”，其六的“谷中树”、“霜雪”，其七的“春风”、“佳人”、“云间月”、“叶中华”，其八的“首阳薇”、“易水流”，其九的“桑”与“春蚕”等等，其文学象征的意味都是非常丰富的。我们读《离骚》的诗句：

    忽奔走以先后兮，及前王之踵武。……曰黄昏以为期兮，羌中道而改路。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余既不难夫离别兮，伤灵修之数化。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畦留夷与揭车兮，杂杜衡与芳芷。冀枝叶之峻茂兮，愿俟时乎吾将刈。虽萎绝其亦何伤兮，哀众芳之芜秽。[548]

    “曰黄”二句与《拟古》其一“中道逢嘉友”，“初既”四句与《拟古》其一“遂令此言负”，“虽萎”二句与《拟古》其一“兰枯柳亦衰”，尤其是“冀枝”二句与《拟古》其九“枝条始欲茂”，其间的形似与神似足以显示其血脉联系。陈沆评《拟古》其一：“楚词称君，多借友以寓国，此亦有晋征士之《哀郢》也。”[549]当然，准确地说，应该是“有晋征士”为曹植代写的“《哀郢》”。屈原《哀郢》诗曰：

    皇天之不纯命兮，何百姓之震愆？民离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东迁。……发郢都而去闾兮，荒忽其焉极？楫齐扬以容与兮，哀见君而不再得。[550]

    如果我们对比一下《拟古》其三“仲春遘时雨，始雷发东隅”，“我心固匪石，君情定何如”，可以看出这些诗句也是《哀郢》的这些诗句为深层底文的。

    至于《拟古》九首与《古诗十九首》的关系[551]，我们由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的评点可见一斑：

    《拟古》九章解题：情思回曲，辞旨缠绵。……即其句调，往往邻《十九首》矣。[552]

    其一：“初与”二句，“未言”二句，“离隔”句，皆《十九首》句法。通首都不可解，但有忠厚之思。[553]

    其二：“生有”二句，似《十九首》。[554]

    其三：情见乎词，比意命句，直似《十九首》。[555]

    其四：归云、飞鸟，便是无恒。一旦百年，汉家何属？可解者独以是耳。然“山河满目”语，何其悲！泪为之下矣。句法全似《十九首》。[556]

    其五：末段与《十九首》何分今古？[557]

    其八：首阳、易水，何独取此二地？伯牙知音，庄周达者，固不易逢也。笔调俨是《十九首》。[558]

    其九：“枝条”二句，意了如矣。植高原者，何勿荣？根固有所托矣。笔调神似《十九首》。[559]

    胡应麟则说：“子建《杂诗》，全法《十九首》意象，规模酷肖，而奇警绝到弗如。”[560]“《十九首》后，得其调者，古今曹子建而已。”[561]在建安时代，无名氏所作的古诗已经在社会上广泛流传，子建受其影响是很自然的事情。明王世懋（1536～1588）《艺圃撷余》称《古诗十九首》为“五言之《诗经》”[562]，宋张戒（1138年前后在世）《岁寒堂诗话》卷上：“文章古今迥然不同，锺嵘《诗品》以古诗第一，子建次之，此论诚然。”[563]在五言诗的诗史嬗变中，曹植对汉代古诗有了创造性的发展[564]。对于中古诗人的互文性文学建构，刘勰有非常深刻的总结。他在《文心雕龙·通变》中指出：“暨楚之《骚》文，矩式周人；汉之赋颂，影写楚世；魏之篇制，顾慕汉风；晋之辞章，瞻望魏采。”[565]而陶渊明无疑是这一文学传统的集大成者。

    ［补说七：曹植对前人文学遗产的继承和发扬］

    （1）吴兢论曹植的文学创作与楚辞的关系

    《升天行》，右曹植《日月何肯留》，鲍照《家世宅关辅》。曹植又有《飞龙》、《仙人》、《上仙箓》、《与神游》、《五游》、《远游》、《龙欲升天》等七篇，如陆士衡《缓歌声》，皆伤人事不永，俗情险巇，当求神仙翱翔六合之外。其词盖出楚歌《远游篇》也。[566]

    （2）宋俊《柳亭诗话》卷三“《远游》”论曹植的文学创作与楚辞的关系

    李空同评子建诗：“其音婉，其情危，其言愤切而有余悲。”《离骚·远游》章曰：“悲时俗之迫阨兮，愿轻举而远游。质菲薄而无因兮，焉托乘而上浮。”王逸曰：“屈原履方直之行，不容于世，乃思与仙人游戏，周历天地，无所不至也。”曹子建怀才自负，跼促藩邦，欲从征而未能，求自试而不可。因借以名篇云：“远游临四海，俯仰观洪波，大鱼若曲陵，承浪相经过。灵鳌戴方丈，神岳俨嵯峨！仙人翔其隅，玉女戏其阿。琼蕊可疗饥，仰首吸朝霞。昆仑本吾宅，中州非我家。将归谒东父，一举超流沙。鼓翼舞时风，长啸激清歌。金石固易弊，日月同光华。齐年与天地，万乘安足多！”东父者，东王公也。

    （3）王世贞论曹植的文学创作与楚辞的关系

    “□薄怒以自持兮，曾不可乎犯干。”“目略微眄，精彩相出，不可胜记。”此玉指赋神女也。“意密体疏，俯仰异观，含喜微笑，窃视流眄。”此玉之赋登徒也。“神光离合，乍阴乍阳”，“进止难期，若往若还。转盻流精，光润玉颜。含辞未吐，气若幽兰。”此子建之赋神女也。其妙处在意而不在象。然本之屈氏“满堂兮美人，忽独与余兮目成。”“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变法而为之者也。[567]

    （4）朱乾论曹植的文学创作与楚辞的关系

    《桂之树行》置身功名之外，托桂树以淹留，亦小山丛桂之作也。王逸曰：“桂树分香，以兴屈原之忠贞。”此亦以芬香自比。桂久服通神，桂父服之成仙。“高高”、“下下”，犹《远游》志也。[568]

    《美女篇》，贤女必得佳配，贤臣必得圣主。《标梅》所以叹求士之难也。余读子建《求自试表》，未尝不悲其志。其言曰：“微才弗试，没世无闻，徒荣其躯而丰其体，生无益于事，死无损于数，虚荷上位而忝重禄，禽息鸟视，终于白首，此徒圈牢之养物，非臣之所志也。”以自建之才，而亲不见用，君臣际会，自古难之，此诗所谓“盛年处房室，中夜起长叹”者也。[569]

    （5）王世贞论曹植的文学创作与《诗经》的关系

    陈思王《赠白马王彪》诗，全法《大雅·文王之什》体，以故首二章不相承耳。后人不知，有欲合而为一者，良可笑也。[570]

    （6）宝香山人《三家诗》曹集卷一论曹植的文学创作与《诗经》的关系

    《矫志篇》，四言诗能如此变法，是善学《三百篇》。畅而醒便是风人结处，质直之言而流丽异常，非八斗才耶？[571]

    （7）《曹集铨评》附录丁晏《陈思王诗抄原序》论曹植的文学创作与《诗经》的关系

    诗自《三百篇》、《十九首》以来，汉以后正轨颛门，首推子建，洵诗人之冠冕，乐府之津源也。其接武子建，杰然为诗家大宗，若陶之真挚，李之瑰异，杜之忠悃，而其原皆出子建。陶、李、杜三家诗，后世盛行，而子建传之者少，非数典忘其祖乎？惟梁《文选》甄录颇富，揽其精英。梁《诗品》谓“人伦之有周、孔，羽群之有鸾凤”，又谓“孔门用赋，陈思入室”。萧、钟二君，允为知己。自斯以后，称之者稀矣。至其人品之高，志量之远，忠君爱国，情现乎词。观于《洛神》、《九咏》，屈灵均之嗣声；《求试》诸疏，刘更生之方驾；《与杨德祖书》，不以翰墨为勋绩，辞赋为君子，其所见甚大，不仅以诗人目之。即以诗论，根乎学问，本乎性情，为建安七子之冠。后人不易学，抑亦不能学也。余暇日抄合一编，绎讽诵，聆于耳者，黄钟之元音也；咀于口者，太牢之厚味也；耀于目者，锦绣纂组之章也；恰于心者，兴观群怨之旨也。溯而上之，觉《国风》、《小雅》之遗，温柔敦厚之教，去古未远。余特表而出之。[572]

    （8）吴淇论曹植的文学创作与楚辞和《诗经》的关系

    子建之诗，□栝《风》、《雅》，组织屈、宋，洵为一代宗匠，高踞诸子之上。然其雄浑苍老，有时或不及乃父；清莹悲凉，有时或不及乃兄。然不能不推子建伟极者，盖有得于诗家之正派的宗也。[573]

    （9）吴淇论曹植的文学创作与楚辞的关系

    《杂诗》六首似皆原本于《离骚》。吾不知其有意摹之欤？抑无心偶合欤？第一章“高台多悲风”，即《思美人》。二章“转蓬”，即《悲回风》。三章、四章“西北有织妇”、“南国有佳人”，即《经》所谓“蹇修”，乃《离骚》之正托。五章“仆夫早严驾”，即《远游》。末章咏烈士，即《九歌》之《国殇》。此诗旧注，以为皆请自试之意，然实非请自试诗也。故诗中不耑指一事，亦不必作于一时。称物引类，比兴之义为多，故题名曰《杂诗》。所以诗中全无一字是实赋。与《责躬》、《应诏》等诗，迥然大异。然则原注奚以为请自试之诗也？盖《书》曰：“诗言志。”志者，心之所之也。诗者，言之所之也。故志之所至，言亦至焉。凡人心中有事，即梦中呓语，亦不离此，而况其所惨淡经营者乎！是请自试，即以蔽子建一生之诗文可也。（“高台多悲风”篇）首章清丽悲淡，令人读之眩然心邈。此即《骚》之《思美人》也。首二句，喻君门之远。“之子”即美人。“高台”，望美人之处也。此处只有悲风，不见朝日。盖朝日只照北林，不照此高台也。“孤雁”六句，全从原词，“因归鸟而致辞兮，羌迅高而难托”之词意脱化而出，以喻下情之难达也。（“转蓬离本根”篇）首六句，“转蓬”喻己虽有封国不得有，如史所云“遥采嘉名，实无寸土”是也。且朝封夕改，直如蓬之摇摇靡定耳。“捐躯”句，即后“甘心”云云，乃请自试之意。“去去”二句，乃不得所请，而致叹于老至也。楚辞《九章》有《悲回风》一篇，言小人之盛，君子所忧，故托想天地之间，以泄其愤懑。此诗亦暗用此意，但原辞曰“摇蕙”，此变化而曰“转蓬”耳。蕙有根本，故曰“摇”，摇之必致陨性；蓬无根本，故曰“转”，转之更为逆性。逆性甚于陨性。何也？人在苦极，一死便休，逆性则有求死不得者矣。通章只以转蓬一意为主。“类此”云云，是以从戎比转蓬，非以转蓬比从戎。盖诗人本意，正是伤贤才不见用于世，原不曾为从戎而发。其云游客而必取从戎者，凡游客虽苦，犹可自由；从戎自伍、什、长而上之元戎，管辖最多，束缚不得自由。“去去”，乃诗人感此转蓬而悟，急急求去此束缚。沉吟不去，恐冉冉老至而去已晚矣。古人用心至细，故其下笔描写一物，无不曲尽者。如此诗首六句观之，凡物莫不有其本所，离之则悲。蓬之本所在其根，一离此处，则或东或西，或南或北，不能自主矣。“随”者，不自主也。“随长风”者，风不长，吹不远，风长则随之弥远矣。然“随长风”虽有东西之离，未尝分于上下也。“回飙举”，则又有上下之离矣。然言上不言下者，凡亲地之物，其本所皆在下，若无回飙举之，虽有东西南北之异，然未异乎下，纵非蓬之本所，是仍不失地物之本所也。“回飙”与“长风”不同。上二句是横言，下二句是竖言也。物之横行是谓旁行，物之上行，是谓逆行。旁行虽非本所，然较逆行为易，但只用横来之风足矣。故不写风之力，而但写蓬之无力。特著一“随”字，便已入妙矣。若自下而上，逆行则难，必须有力之风。“回飙”者，俗所云旋风也。大凡起重之力，莫大于输盘，而藤线尤大，旋风与旋涡，皆作藤线，最有力。故旋涡汩之而愈下，旋风举之而愈上也。更见古人作文用字，大有力量，又不止一细而已矣。应德琏代雁口中为词，固已奇矣。此诗于风吹转蓬处，加一“我”字，乃是代蓬口中为词者。连下“类此”云云，又是蓬心上将人自比，末只用“去去”二句，作诗人从傍断语结之，更是奇格。此与文帝《西北》一篇格调颇相类。彼曰：“浮云”，此曰“转蓬”，同用风吹为喻，俱于末二句换韵。此曰“捐躯”云云，壮甚；彼曰“客子”云云，怯矣。（“西北有织妇”篇）此作以织妇自比。“绮缟”，言己有可用之才。“明晨”，言终日勤劳。“太息”，言己之忧思，君不见察，而时光之易逝也。“飞鸟”下见其绻恋之不忘于君，总自试之意。“绮缟缤纷”，成功多矣，勤尚未已。“太息”不是怨劳。“妾身”云云，即《骚》所云“初既与余成言兮，中又变而之他”。影曰“南流”，映前“西北”。此章勤勤于织作，是德。次章容若桃李，是色。夫女子灵修惟谨，将以媚我仰望终身之一人也。“绮缟”云云，勤已极矣，君子乃弃之，至九春而不顾，则应以好德不如好色也。乃南国之佳人，色非不美也，而至朝北暮南，不惟君子不顾，即旁人亦为袖手不肯一言。色又不足恃也，则将何修而可？（“南国有佳人”篇）首二句与前首同。“朝游”二句，言有佳人如此，自宜金屋贮之，何为使之朝北暮南，无所止栖乎。然使之至此者，以时俗薄朱颜故耳。时俗既薄朱颜，即极为言之，尚未有济，然亦竟无为一言者，俯仰之间，老已至矣，美才又焉足恃哉！“时俗薄朱颜”，与王维“艳色天下重”当参看。然天下既重艳色，又何云“时俗薄朱颜”乎？盖谓天下之人皆有心而无目者。有心，故重艳色；无目，故薄朱颜。即如吴王眼中西施，亦只是从重色之心看出，故曰“君宠益娇态，君怜无是非”。在众人也，只是见得君王宠之怜之，以为西施不美，吾君何为宠之怜之至此也。并西施自己，以为我之色殊于众乎，何君王宠我怜我至此也？俱是从重色上同声附和，抬出个西施来，能于未贵之日拔其异姿者谁欤？此昭君所以发愤请行也。佳人曰“南国”，织妇曰“西北”，妙有来历，一丝不苟。“仆夫早严驾”，此即屈子之《远游》也。曰“吾将远行游”，即“悲时俗之迫阨兮，欲轻举而远游”。曰“将骋万里途”，即“离人群而遁逸”。但原文以出世了道作结，此诗以入世建功作结，各极其妙耳。此请自试不得，因而兴浮海之叹也。命仆夫，若真远游者。曰“早严驾”，若行期甚迫，前徒已发者。“远游”句是紧问，“将骋”句是紧答。只因作者于方问未答，及偷抢过“吴国为我仇”句，而后人便认作孙氏。不知此吴国者，乃借用楚主谓淳于髡曰“我有仇在吴国”之意也。吾将远游云云，二十字一连读下，口气方顺。问曰：“远游欲何之？”答曰：“将骋万里途。”曰：“吴国为我仇”，“将骋万里途”，必由东路，吴国即东路，且不能至，而况万里之途乎？且东路甚遥，又不止吴国。吴国之北有“江介”矣，“多悲风”一阻。江之北又有“淮泗”矣，“驰急流”一阻。本欲骋足万里，而乃一步不前，只因“无方舟”耳。所以只得闲居，然岂予之心哉。然吾志惟在“赴国忧”耳，赴国忧不得，始为远游之计。杜少陵诗曰：“更欲游何处，飘然去此都。”只是厌此都薄恶，欲避其地耳。“形骸原土木，舟楫自江湖。”乃是机心久已忘，何处去不得。此诗“吴国”云云，去既不得，居又非志，只有请自效一条路耳。文帝诗曰：“吹我东南行，南行至吴会。吴会非我乡，安能久留滞？”此诗曰：“远游欲何之？吴国为我仇。将骋万里途，东路焉足由。”俱只是借用吴地，全于孙氏无涉。或曰此为伐吴自效，则彼文帝者，岂因易处之危，思为辽太子之“羞见故乡人，飘然适异国”耶？（“飞观百余尺”篇）此即《九歌·国殇》来。彼已殉难，故曰“国殇”；此方思报，故曰“烈士”。首句写观之高，二句写敞。不高不敞，不能远望。望远至于周千里，必是平原之地。然平原者，即《九歌》所云“平原忽兮路迢远”，乃《国殇》之“出不入而往不返”之处也。烈士感之而心悲，兼至恨于“偷自闲”之小人也。“国讐”二句，心不忘仇。“拊剑”二句，义形于色。前“望”字是偶然，此“望”字是有意。上“思”字是平时，下“思”字是一日。两“思”字出于壮士之悲心。夫弦急则发悲声，心悲则言慷慨。“慷慨言”，即上文“烈士”云云六句，乃飞观上凭轩之烈士睹平原有感而发之言。呜呼！心徒悲矣，领吾慷慨之言者谁欤？凡文词有不通者，则取其人之他作互证之。盖一手所出，决无自为矛盾也。如此诗“拊剑”二句，最难通。旧注此诗别京以后，在鄄城思故乡而作。鄄城在东北腹里，非用兵之地，以身处东北，故望西南。拊剑即枕戈之意。及读《责躬》有“建节东岳”云云，东岳即泰山，上文之西南，即江湘吴越也。泰山距鄄城咫尺，西南必由之路，异日倘获自效有事西南，必先治兵于此，故曰“建旗”也。然在《责躬》诗曰“建旗”，此止曰“思赴”者，何也？将有事于西南，则必赴请于朝，而泰山又赴朝之路。然今日身羁鄄城，无诏不得赴朝，即咫尺泰山，亦是难赴。此即班超所云，“但愿生入玉门关”之意。[574]

    （10）方东树论曹植的文学创作与楚辞的关系

    《白马篇》此篇奇警。后来杜公《出塞》诸什，实脱胎于此。明远《代出自蓟北门》、《结客少年场》、《幽并重骑射》皆抚此，而实出自屈子《九歌·国殇》也。[575]

    （11）刘熙载论曹植的文学创作与楚辞的关系

    曹子建、王仲宣之诗出于《骚》。[576]

    （12）朱乾论曹植文学创作与汉乐府之关系

    朱乾《乐府正义》卷八：“《当来日大难》，曹植《当来日大难》，李白《来日大难》，皆拟古辞《善哉行》也。故《乐府解题》曰：‘曹植拟《善哉行》为日苦短。植取古辞“今日相会，皆当欢喜”意，为《当来日大难》。’”[577]

    就曹植的文学创作风格而言，其象征性和深隐性的特征是非常突出的。如《鹞雀赋》以四言的形式叙述了一个弱鸟对抗猛禽的故事（参见本书第133页），《白马篇》对曹彰英雄事迹的暗写（参见本书第167～169页）以及那一系列描写女性思君的诗作都是颇具典型性的。又如子建的《丹霞蔽日行》：

    纣为昏乱，虐残忠正。周室何隆？一门三圣。牧野致功，天亦革命。汉祚之兴，阶秦之衰。虽有南面，王道陵夷。炎光再幽，殄灭无遗。[578]

    黄节注：“‘炎光再幽’，明指魏代汉事也。”[579]痛苦的时代，造就了忧伤的文学。子建的政治情怀和现实感受在曹丕称帝之后又不便明言，于是只能采用象征或者暗写的艺术手法，客观上已经为阮籍（210～263）那“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580]的《咏怀诗》导夫先路了。当然，追根溯源，这一切还是滥觞于《离骚》。因此，陶渊明《拟古》九首对曹植的暗写及其丰富的象征性，也还是对曹植文学创作本身的模拟。陶渊明对曹植的研究与把握可谓透彻骨髓，细大不捐，纤毫无遗。由此可见，陶渊明不仅是一位伟大的作家，还是一位杰出的学者，甚至我们可以说他是一位相当高明的文学史家。当然，我们还应该看到，在晋宋时代，曹植乃是当时文学界万分尊崇的诗圣，是继屈原之后的又一位伟大的作家，故陶公为子建代笔，也可谓心志不凡。

    叙事结构问题如同思想内容问题一样，乃是《拟古》九首的核心性问题之一。诗的语言是它的谜面，诗中的故事是它的谜底，而诗的结构则是诗人设置迷局的框架。就此而言，《陶渊明集》卷六《读史述》九章也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参照。诗序说：“余读《史记》有所感而述之。”这组诗的叙事结构如下所示：

    陶渊明→司马迁《史记》→《读史述》九章→《夷齐》，《箕子》，《管鲍》，《程杵》，《七十二弟子》，《屈贾》，《韩非》，《鲁二儒》，《张长公》

    而《拟古》九首的叙事结构如下所示：

    陶渊明→曹植→《拟古》九首→其一，其二，其三，其四，其五，其六，其七，其八，其九

    《读史述》九章与司马迁《史记》构成了互文性关系，《拟古》九首与曹植的作品构成了互文性关系，这是显而易见的。这种叙事结构使得《拟古》九首成为音声缭绕、不绝如缕、哀感顽艳的多声部诗歌文本，其中隐含着十分丰富的历史性的人物对话。如《拟古》其九，包含着曹植与父亲曹操、母亲卞皇后、侄子曹睿和兄长曹丕的对话，还包含着晋武帝与和峤以及曹志与王济的对话；《拟古》其一，是曹植与杨修以及曹丕的对话；《拟古》其二、其四，是曹植与曹丕、曹睿父子的对话；《拟古》其三，是曹植与曹丕的对话；《拟古》其五，是曹植与华佗、甘始和左慈的对话；《拟古》其六，是曹植的自我对话；《拟古》其七，是曹植与“建安七子”以及曹丕的对话；《拟古》其八，是曹植与曹彰和苏则的对话。这些对话的类型，有群体性的，如《拟古》其九，这是大型对话；有个体性的，或者说一对一的，如《拟古》其三，这是微型对话。无论何种形式，都是陶渊明依据曹植作品的对话特征重新建构的，所以，对曹植与陶渊明来说，对话的形式，也是一种互文。而作为组诗主人公的曹植，他在组诗中的对话，是以其伫立在鱼山之上的自言自语的形式实现的，他的心灵的巨壑时而流淌着潺湲的小溪，时而倾泻着滔滔的大河，时而清澈见底，时而不辨津涯。这伟大的组诗就是曹植的沉思录。诗中激荡着多声部的交响曲，虽然偶尔微露贝多芬（Ludwig van Beethoven，1770 －1827）《田园》式的华彩，随即就被一种淡淡的哀愁所笼罩，而《命运》之神的敲门则是它的主旋律；然而，在大河奔腾、一往无前之际，忽然飘来一支幽咽的小提琴独奏曲，从而使得这多声部的音乐交响诗更具有响彻八垓的震撼力。巨大的交响与轰鸣穿越了渺远的历史时空，若干汉晋人物的匆匆剪影，也仿佛在鱼山之上一闪而过。清王夫之（1619～1692）《古诗评选》卷四盛赞这组诗：“结构规恢，真大作手，令人读之，不辨其为陶诗矣！”[581]黄文焕《陶诗析义》卷三：“陶诗凡数首相连者，章法必深于布置。《饮酒》二十首尤为淋漓变幻，义多对竖，意则环应。……而题序乃曰辞无诠次，盖藏诠次于若无诠次之中，使人茫然难寻，合汉、魏与三唐，未见如此大章法。”[582]这些评论都是非常中肯的。然而，《拟古》九首的“大章法”艺术究竟源自何方？

    首先，《拟古》九首的艺术建构与屈原《九章》有关。这两组诗的艺术形式是非常相似的。《九章》的主人公是屈原，《拟古》九首的主人公是曹植，相似的形式表现了相似的人物（参见下文关于曹植精神的论述）。《魏志·陈思王植传》载曹植上疏陈审举之义，称“屈平曰：‘国有骥而不知乘，焉皇皇而更索！’”云云，足见曹植对屈原的追慕。屈原名平，所谓“本不植高原”（“平原”是隐语，参见本书第70～73页），实际上也有子建以屈原自况的深层寓意。而事实上，曹植与屈原颇多相似之点，如以“美政”理想为核心的人生追求，以现实社会为根基的浪漫情思，以国家同姓为背景的宗族依托和以香草美人为形式的文学表达等等，在这些方面他们几乎如出一辙。

    其次，《拟古》九首的艺术建构还与谢灵运（385～433）的《拟魏太子邺中集诗八首并序》（以下简称为《拟邺中集》）有关[583]。这组诗今见《文选》卷三十，其位置恰好紧随陶渊明《拟古》其七之后。这种位置关系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文选》的编纂者在精确的内容把握和严格的选录标准的支配下进行精心安排的结果。由于《拟古》九首和《拟邺中集》八首在表现内容和艺术建构上乃是具有相似性的典范之作，所以《文选》依次收录之；同时，又由于只有《拟古》其七相对符合“综缉词采”，“错比文华”以及“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萧统《文选序》）的选录标准，所以《文选》才只取这一首。锺嵘《诗品》亦称此诗“风华清靡，岂直为田家语邪”，指出陶诗在平淡静穆的风格之外，其个别作品还具有一种华美典雅的风格。显然，萧统将这首诗收入《文选》也是基于同样的思考和认识。而谢客之《拟邺中集》八首作为华美诗学的典范，《文选》自然要照单全收了。如果上述推断不误的话，那么，这就足以表明，陶渊明的《拟古》九首在萧梁时代并无秘密可言，当时的主流作家和批评家们对这组诗的真实内容和艺术特质有基本准确的判断。为便于讨论，这里我们依照宋本《文选》将谢氏的这组诗全文迻录于下：

    拟魏太子邺中集诗八首并序

    建安末，余时在邺宫，朝游夕宴，究欢愉之极。天下良辰美景，赏心乐事，四者难并。今昆弟友朋，二三诸彦，共尽之矣。古来此娱，书籍未见，何者？楚襄王时有宋玉、唐景，梁孝王时有邹、枚、严、马，游者美矣，而其主不文；汉武帝徐乐诸才，备应对之能，而雄猜多忌，岂获晤言之适？不诬方将，庶必贤于今日尔。岁月如流，零落将尽，撰文怀人，感往增怆。其辞曰：

    魏太子

    百川赴巨海，众星环北辰。照灼烂霄汉，遥裔起长津。天地中横溃，家王拯生民。区宇既涤荡，群英必来臻。忝此钦贤性，由来常怀仁。况值众君子，倾心隆日新。论物靡浮说，析理实敷陈。罗缕岂阙辞？窈窕究天人。澄觞满金罍，连榻设华茵。急弦动飞听，清歌拂梁尘。何言相遇易，此欢信可珍。

    王粲

    家本秦川，贵公子孙，遭乱流寓，自伤情多。

    幽厉昔崩乱，桓灵今板荡。伊洛既燎烟，函崤没无像。整装辞秦川，秣马赴楚壤。沮漳自可美，客心非外奖。常叹诗人言，式微何由往。上宰奉皇灵，侯伯咸宗长。云骑乱汉南，纪郢皆扫荡。排雾属盛明，披云对清朗。庆泰欲重叠，公子特先赏。不谓息肩原，一旦值明两。并载游邺京，方舟汎河广。绸缪清宴娱，寂寥梁栋响。既作长夜饮，岂顾乘日养！

    陈琳

    袁本初书记之士，故述丧乱事多。

    皇汉逢屯邅，天下遭氛慝。董氏沦关西，袁家拥河北。单民易周章，窘身就羁勒。岂意事乖己，永怀恋故国。相公实勤王，信能定蝥贼。复睹东都辉，重见汉朝则。馀生幸已多，矧乃值明德。爱客不告疲，饮宴遗景刻。夜听极星阑，朝游穷曛黑。哀哇动梁埃，急觞荡幽默。且尽一日娱，莫知古来惑。

    徐干

    少无宦情，有箕颍之心事，故仕世多素辞。

    伊昔家临淄，提携弄齐瑟。置酒饮胶东，淹留憩高密。此欢谓可终，外物始难毕。摇荡箕濮情，穷年迫忧栗。末涂幸休明，栖集建薄质。已免负薪苦，仍游椒兰室。清论事究万，美话信非一。行觞奏悲歌，永夜系白日。华屋非蓬居，时髦岂余匹？中饮顾昔心，怅焉若有失。

    刘桢

    卓荦偏人，而文最有气，所得颇经奇。

    贫居晏里闬，少小长东平。河兖当冲要，沦飘薄许京。广川无逆流，招纳厕群英。北渡黎阳津，南登纪郢城。既览古今事，颇识治乱情。欢友相解达，敷奏究平生。矧荷明哲顾，知深觉命轻。朝游牛羊下，暮坐括揭鸣。终岁非一日，传卮弄新声。辰事既难谐，欢原如今并。唯羡肃肃翰，缤纷戾高冥。

    应□

    汝颍之士，流离世故，颇有飘薄之叹。

    嗷嗷云中雁，举翮自委羽。求凉弱水湄，违寒长沙渚。顾我梁川时，缓步集颍许。一旦逢世难，沦薄恒羁旅。天下昔未定，托身早得所。官度厕一卒，乌林预艰阻。晚节值众贤，会同庇天宇。列坐荫华榱，金樽盈清醑。始奏延露曲，继以阑夕语。调笑辄酬答，嘲谑无惭沮。倾躯无遗虑，在心良已叙。

    阮瑀

    管书记之任，有优渥之言。

    河洲多沙尘，风悲黄云起。金羁相驰逐，联翩何穷已。庆云惠优渥，微薄攀多士。念昔渤海时，南皮戏清沚。今复河曲游，鸣葭泛兰汜。□步陵丹梯，并坐侍君子。妍谈既愉心，哀弄信睦耳。倾酤系芳醑，酌言岂终始。自从食萍来，唯见今日美。平原侯植

    公子不及世事，但美遨游，然颇有忧生之嗟。

    朝游登凤阁，日暮集华沼。倾柯引弱枝，攀条摘蕙草。徙倚穷骋望，目极尽所讨。平忂修且直，白杨信□□。副君命饮宴，欢娱写怀抱。良游匪昼夜，岂云晚与早。众宾悉精妙，清辞洒兰藻。哀音下回鹄，馀哇彻清昊。中山不知醉，饮德方觉饱。原以黄发期，养生念将老。

    这组诗分咏曹丕、王粲、陈琳、徐干、刘桢、应□、阮瑀和曹植等八人，包括八首诗，合诗前总序——那篇优美的散文诗，也正是九章的艺术结构。由于孔融在外地为官，年龄较大，未参加邺下文人之雅集，而后来又被曹操所杀，所以这组诗只写“建安七子”中的“六子”，外加一个曹植。这组诗的总序是以曹丕的《与朝歌令吴质书》和《又与吴质书》（引见上文）为互文本的。组诗歌咏曹操的丰功伟绩，描写太子曹丕的亲贤乐善、儒雅风流以及邺下文人的雅集欢会，其内容与陶渊明《拟古》其七颇为相近，唯独情调不同。这两组诗都采用了拟代诗体，两位大诗人所采取的叙事方式也完全相同，即托拟一位历史人物的口吻回溯过去的人和事，但谢诗的叙事总纲在组诗最前，陶诗的叙事总纲在组诗最后，这是二者的一个重要差别。梅家玲指出：“在整体结构上，《拟邺中》系采诗、序错综为文的方式绾合成篇。其篇首，先以一‘总序’的形式，叙其‘撰文怀人’之原委，以为其后所有的拟作张目。”“细察谢灵运的《拟邺中》诸诗，其每一首拟作的文本来源，都非单一的诗章，而是结合了邺下公燕、赠答，以及并非成与邺下，却足以代表其人风格或时代特色的其他作品的总和。”谢诗突出表现的是“共时性的场景氛围”，“以魏太子的口吻、立场说话”[584]，换言之，本组诗的叙事主体是曹丕，即在诗序中说话的“余”。这一篇序和八首诗连同后七首诗题下的小序所涉及的内容都是借曹丕之口叙述出来的，《魏太子》诗中的“我王”是曹丕称曹操，而《王粲》诗中的“公子”、“明两”[585]和《平原侯植》诗中的“副君”则是在曹丕眼光的观照之下两位诗人对曹丕的称呼。全诗模拟《毛诗》的结构，既有诗、序之分，又有大、小序之别。叶笑雪指出：“《拟魏太子邺中诗》，是这组诗的总题。诗共八首，分咏八人；这八人就是建安七子中除去孔融而加入曹丕曹植兄弟，即以各人的姓名作为分题。在总题下附有一则短文，我们称为大序。大序的主要内容是代子桓追述建安中诸贤相聚邺下的游宴盛况，和知交零落后的凄怆之感。在每一分题下，又各缀数语，我们叫做小序。小序代诸人抒写身世遭遇，或申言怀抱性情。在八个分题下，只有《魏太子》没有附小序，这是因为曹丕是当时邺下文人集团的领导人物，他和诸人的关系已见大序，自可不必再加赘言。”[586]叶氏对《拟邺中集》诗的结构和内容进行了准确的描述。当然，就模拟《毛诗》的结构而言，这组诗的大序放在《魏太子》题下更为合适。顾绍柏说：“此是总序，亦兼《魏太子》诗小序。按《宋文纪》卷十、焦本《谢康乐集》、‘百三家集’以此序为《魏太子》序。”[587]这种文本情况可能更符合谢诗的原貌。但无论如何，这组诗的基本艺术结构是一目了然的。我们再将谢诗和陶诗的片段摘取出来加以对比：

    伊昔家临淄，提携弄齐瑟。（《拟邺中集·徐干》）[588]

    厌闻世上语，结友到临淄；稷下多谈士，指彼决吾疑。（《拟古》九首其六）

    一旦逢世难，沦薄恒羁旅。天下昔未定，托身早得所。（《拟邺中集·应□》）[589]

    一旦百岁后，相与还北邙。（《拟古》九首其四）

    自从食萍来，唯见今日美。（《拟魏太子邺中集·阮瑀》）

    自从分别来，门庭日荒芜。（《拟古》九首其三）

    如果我们单独审视其中一个例证，可以视为两组诗的偶然巧合，但是，如果将这些偶然的巧合综合在一起，就可以得出一个必然的结论：这两组诗具有互文性关系。那么，这两组诗的创作孰先孰后呢？《宋书》卷六十一《武三王传·庐陵孝献王义真》：

    义真聪明爱文义，而轻动无德业。与陈郡谢灵运、琅邪颜延之、慧琳道人并周旋异常，云得志之日，以灵运、延之为宰相，慧琳为西豫州都督。徐羡之等嫌义真与灵运、延之昵狎过甚，故使范晏从容戒之，义真曰：“灵运空疏，延之隘薄，魏文帝云鲜能以名节自立者。但性情所得，未能忘言于悟赏，故与之游耳。”

    刘义真（407～424）所谓“得志之日”，就是指继承皇位之时，其所引魏文帝之语，出自曹丕的《又与吴质书》[590]，显示了以魏文帝自比的用意。魏文帝是《拟邺中集》八首的主人公，所以刘义真的话可能向我们透露了这组诗创作时间的准确信息，那就是宋武帝刘裕（363～422）永初元年（420）。何焯称这组诗：“当是与庐陵周旋时所作。”[591]永初元年六月，晋恭帝司马德文（386～421）禅位于宋，刘裕称帝。刘义真与谢客等人之周旋即在此年六月至永初三年（422）三月间[592]。在刘裕登基不久，以庐陵王刘义真为首，形成了一个非常活跃、朝野瞩目的名士群体，俨然建安时代邺下风流之重光，而细审谢灵运《拟邺中集》序、诗描写的自然背景，可以推断这组诗作于永初元年或永初二年的夏天。因为当下之生活自然能够激发与之相似的历史性联想。在此组诗中，谢客以魏太子曹丕比庐陵王刘义真，以魏武帝曹操比宋武帝刘裕，以王粲自比。案《拟邺中集·王粲》“既作长夜饮”二句，何焯批云：“言终于此而已矣。自伤止以文义见赏，不参权要，如仲宣在建安中也。”[593]又以另外六人比与庐陵王周旋的其他文士。因此，这组诗实际上是宋武帝永初新政之颂歌[594]，兼咏刘宋文人之文采风流，表达了诗人在晋宋易代之后非常积极的参政热情。我们再比较以下两组诗句：

    仲春遘时雨，始雷发东隅。众蛰各潜骇，草木从横舒。（《拟古》其三）

    百川赴巨海，众星环北辰。照灼烂霄汉，遥裔起长津。（《拟邺中集·魏太子》）

    这两组诗句都是歌颂魏武帝拯救生民、涤荡区宇之功业的，比较而言，陶诗更显自然流丽，而谢诗则颇事雕琢。何焯批道：“柏梁发唱云：‘日月星辰和四时。’起手从此出也。起二句有盖世之气，结句蕴藉有余味。”[595]叶笑雪说：“此诗开头四句，以地面和天际的自然景象，比拟当时人士的倾附曹氏，是托物起兴。‘天地’以下四句，说汉末天下丧乱，曹操出而统一了北中国的分裂割据局面，使社会逐渐安定下来。‘忝此’以下四句，说明一面由于曹丕的延揽人才，一面也由于王陈诸子的忠荩不二，遂形成了一个以曹丕为领导的邺下文人集团。‘论物’以下八句，铺叙邺下游宴的生活情况，前四句写谈文论道的情趣，后四句记饮酒听歌的欢乐。末尾两句，暗示‘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的事实，在‘物是人非事事休’的情境中，对往日的欢聚更加追怀不已！”[596]这些分析都是非常鞭辟入里的。

    ［补说八：陶诗与谢诗的互文性关系］

    文学之史实往往是非常复杂的。实际上，就陶、谢之间的影响而言，他们可能是一种双向的对流关系。如日本学者石川忠久指出，现存谢灵运诗歌作品的年代，除了《九日从宋公戏马台集送孔令诗》等数首外，都可以确定作于永初三年永嘉左迁以后，因此其诗与宋文帝元嘉四年（427）逝世的陶渊明的诗歌先后，大体上可认为是陶先谢后。谢灵运的“羁雌恋旧侣，迷鸟怀故林”（《晚出西射堂》）可相较于陶渊明的“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归园田居》其一），谢诗早期作品的表现手法与陶诗尤其相似。而且，谢灵运在陶渊明的“望云惭高鸟，临水愧游鱼”（《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基础上多扩展了两句，成为“潜虬媚幽姿，飞鸿响远音。薄霄愧云浮，栖川怍渊沈”（《登池上楼》），扩展的两句诗起到了确立主题的修饰作用，可视为谢在陶诗基础上的扩展添加之作。而且，谢灵运的代表作品《过始宁墅》，其全诗的表现手法、结构等，仍与陶渊明的代表作品《归园田居》其一相类似，但与其说是两者的诗具有相似性，不如说谢灵运对陶渊明诗进行了有意识的模仿。再者，谢灵运借用了陶渊明《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其二中“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一句中的“怀新”一词，将它融入到《登江中孤屿》诗中的“怀新道转迥，寻异景不延”一句中[597]。子烨案：谢灵运之所以热衷于模仿陶诗，一方面决定于陶诗自身的艺术魅力，另一方面也很可能是由陶渊明《拟古》九首模拟谢灵运《拟邺中集》八首引发的。尽管陶、谢二人互不相识，甚至也不是朋友，但他们都是具有卓越智慧和渊博学识的知识界的精英人物，在他们之间，无论是互相冲突，还是互相吸纳，抑或二者并存，都是正常的文化现象，我们对此必须要有充分的认识[598]。

    ［补说九：关于谢客之死于非命］

    《宋书》卷六十七《谢灵运传》：“抚军将军刘毅镇姑孰，以为记室参军。毅镇江陵，又以为卫军从事中郎。毅伏诛，高祖版为太尉参军，入为秘书丞，坐事免。高祖伐长安，骠骑将军道怜居守，版为咨议参军，转中书侍郎，又为世子中军咨议，黄门侍郎。奉使慰劳高祖于彭城，作《撰征赋》。……仍除宋国黄门侍郎，迁相国从事中郎，世子左卫率。坐辄杀门生，免官。高祖受命，降公爵为侯，食邑五百户。起为散骑常侍，转太子左卫率。灵运为性褊激，多愆礼度，朝廷唯以文义处之，不以应实相许。自谓才能宜参权要，既不见知，常怀愤愤。”由此可见，谢客与刘裕的关系本来是比较好的，所以，在刘裕称帝以后，谢氏虽然被降爵，但朝廷对他还是比较客气、宽容的。但与刘裕所倚重的傅亮、徐羡之等人绝然不同，谢客毕竟出身于晋代之簪缨豪族，而彭城刘氏乃出身于行伍之寒人，这就决定了武、文二帝不可能给谢客以实权。在这种情形之下，如果谢客能够以或远游或隐居的方式作出远离权力中心的人生选择，是可以达到自保无虞之目的的。他本来拥有很多这样的机会，但他不仅没有作出正确的人生选择，而且颇多怨愤之辞，其在政治上的糊涂与言行上的错误最终使自己死于非命。

    《宋书》本传称谢客“每有一诗至都邑，贵贱莫不竞写，宿昔之间，士庶皆遍，远近钦慕，名动京师。”因此，陶渊明得以接触谢客这组诗，可能有多种渠道，其中可能性最大的就是陶、谢共同的朋友颜延之（384～456）。《宋书》卷七十三《颜延之传》：“延之与陈郡谢灵运俱以词彩齐名，自潘岳、陆机之后，文士莫及也，江左称颜、谢焉。”谢灵运有《还旧园作，见颜、范二中书》诗[599]，颜延之有《和谢监灵运诗》[600]。谢灵运始任秘书监，时在元嘉三年（426）[601]。颜延之与陶渊明交谊甚深。《宋书》卷九十三《陶潜传》：

    颜延之为刘柳后军功曹，在寻阳，与潜情款。后为始安郡，经过，日日造潜，每往必酣饮致醉。临去，留二万钱与潜，潜悉送酒家，稍就取酒。

    此事发生于永初三年（422）七月[602]。上文我们考订谢客《拟魏太子邺中集》八首作于永初元年（420）六月以后，如此则陶渊明《拟古》九首当作于永初三年七月以后，少帝刘义符（406～424）景平元年（423）之前。此时刘宋代晋不久，朝野人士亦不乏愤怀禅代者，尤其是宋武帝弑君之举开后来篡弑之恶例，为当日中国社会的一件大事，陶公为此作《述酒》诗隐斥其罪恶。陶渊明因受谢客这组诗的内容、结构和诗体的启迪，又受当时重大政治事件的感发，遂以拟代之笔创写《拟古》九首，为曹植这位处在汉魏变迁之际的一代诗神传神写照，并以汉魏之鼎革比讽晋宋的易代。萨莫瓦约说：“作家对如实反映世界感到困难的时候，就求助于书本，这是一种在虚构和可接受的经验参照之间取得折中的解决办法。”[603]这就是陶渊明《拟古》九首的“秘响”——秘而不宣的心声。《文心雕龙·隐秀》：“夫隐之为体，义生文外，秘响傍通，伏采潜发，譬爻象之变互体，川渎之韫珠玉也。故互体变爻，而成化四象；珠玉潜水，而澜表方圆。”[604]《拟古》九首的互文性构建正显示了这种艺术境界。

    （二）《拟古》九首的思想旨趣

    在这两组著名的诗篇中，陶、谢二人都实现了对建安文学的局部重写，在宏大的历史叙事中均能突显细节的艺术魅力，其在拟代之前提下所实现的文学创造是非常可贵的。罗兰·巴尔特说：

    在文学中重写（rewriting）是不存在的，因为作家并不具备一种前语言（avant-langage），以供他在其他一些认可的符码中选择一种表达方式。[605]

    事实上，陶、谢所具备的“前语言”恰恰是异常丰富的，他们选择的“表达方式”也非常特殊，非常成功。有学者指出，文学经典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持续的重写行为，也即持续的审美阐释及审美再创造行为所造就的，它是有效发挥文学的继承与发展关系、传播与接受效应的一个重要成果[606]。同时，“汉晋以来拟代体的写作，其实可以视为时人重温过去、参与现实、迎向未来的一种生命体验。同时，也就在这样一种深具‘创造性转化’的生命体验之下，完成了它在文学传统中的积极意义。”[607]就此而言，陶、谢的拟古诗在我国文学史上无疑具有重大意义。

    谢灵运既有历史学家的博识，又具清谈家的玄理以及文学家的才气，这三方面完美融合，遂使这组诗流辉溢彩，光焰万丈，其辞藻的华丽，语言的典雅，意境的优美，颇有子建的遗风，在六朝诗中实罕其匹。尽管谢客是一个十分傲慢、自负的人，但对曹植却推崇有加，他曾经说：“天下才有一石。曹子建独占八斗，我得一斗，天下共分一斗。”[608]而锺嵘《诗品》卷上称“宋临川太守谢灵运，其源出于陈思”。《拟邺中集·平原侯植》“原以黄发期，养生念将老”，即以子建《赠白马王彪》“君其爱玉体，俱享黄发期”为底文[609]。而诗序称：“公子不及世事，但美遨游，然颇有忧生之嗟。”曹植的“忧生之嗟”正与曹丕之迫害有关，而所谓“不及世事，但美遨游”，则把曹植丑化为花花公子了，这无疑是对曹植人格的歪曲。而导致这一重大失误的根本原因在于谢客那策略化的文学写作。所谓策略化，即是以文学为手段达到其非文学的目的，或者说现实的政治、功利目的；而陶渊明的成功在于其性情化的写作，即从人性的历史出发，感悟、揭示邺下风流之下的翻云覆雨和世道人心。因此，谢客的诗采取正叙的明写的方式，其意境如同扬帆出海，风和日丽；而陶渊明的诗采取倒叙的暗写的方式，其意境犹如天空中密布的乌云笼罩着沉沉的大海，虽然偶尔露出一缕晚晴，但随即又乌云闭合了。谢诗写的是洋洋自得的胜利者以及围绕着胜利者的卑微的文学侍从们的欢宴，陶诗写的是漂泊天涯、蓬转人寰的诗人以生命的结束为终点的长途旅行；谢诗表现的是文恬武嬉的热闹堂会，陶诗表现的是把美好的东西毁灭给人看的人间悲剧；谢诗掩盖了历史的罪恶，陶诗揭露了历史的罪恶。故就思想旨趣而言，谢诗浅而陶诗深。不仅如此，谢客的失误还在于他不善于借助政治性的法眼观照历史人物，尽管他生于世代簪缨之家，尽管他熟悉汉魏以来的政治历史[610]。而陶渊明则正好相反，从《拟古》九首看，这位“隐逸诗人之宗”具有超越群伦的政治敏感，他对政治历史的观察是异常深刻的，因此，他才能别出机杼，以平淡的日常语言倾诉世界之大悲剧[611]，从而创造出令人涵咏千秋的文学经典：虽然历史天空的飓风将无数华美的诗文吹得踪影全无了，但“种桑长江边”的歌音仍然在我们的耳边袅袅迂回。李建军说：“一个作家若不善于从政治的维度观察人，他就不仅很难全面而准确地理解人本身，而且也很难完美而生动地描写人，很难写出那种厚重、深刻的作品。文学作品的价值和力量，很大程度上，正是来自于作家的政治态度和政治激情。”[612]《拟古》九首的成就足以证明这一点。

    在世界文学的宝库中，经典性的作品永远传达着人类深切的精神感动，永远揭示着人类心灵深处的痛苦，伟大的作家也总是能够深入到社会历史以及人类灵魂世界的深处去发掘去书写。锺嵘《诗品序》说：“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或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孀闺泪尽；又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扬娥入宠，再盼倾国：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释其情？”[613]人类之所以需要文学，正是因为真正的文学作品忠实于一切被谎言被社会被权力所压抑所分解所摧残的鲜活的个体生命，关注人们的情感、愿望和生活处境，关注人类整体的前途命运。陶渊明就是如此，惟其如此，他才能飞升到文学理想的高峰，为人类文学的巨轮指引航向。人类拥有陶渊明，就如同拥有但丁（Dante Alighieri，1265 －1321）、莎士比亚（W.William Shakespeare，1564 － 1616）和托尔斯泰（ЛевНиколаевич Толстой，1828－1910）一样，陶渊明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拟古》九首是诗人对诗人的解读，是诗人对诗人的发现，是诗人对诗人的刻画，是诗人对诗人的揭示，是遥想中的遥想，是追忆中的追忆[614]。陶渊明与曹子建，这两位中古时代东方的诗国巨子，就这样在历史的巨大精神隧道中想会了。陶公托拟曹植的口吻，写出了在其人生的最后一站——东阿时的所思所感和所忆所念。曹植的心中充满了对生命的恐惧和对生命的迷恋，但是，对于必须执行强制性命令的魏氏宗亲来说，自由只是一个遥远的梦，一个美好的愿望，一种挥之不去的烦忧。他的人生之舟承载了太多的苦难[615]。他经历着苦难，并为自己的苦难而困惑不已。这组诗充分表现了他的生存漂泊与心灵漂泊。这是一代诗神的精神诉求，是寻求真理的痛苦呻吟，这是曹植内审式的人生独语，是他对自己内心世界的深度开掘和屈原式的庄严自问。我们看到，在魏文帝和魏明帝统治下的那样一个充满杀戮、嫉恨和虚伪的时代，曹植并未消解自己神圣的政治热情和生命激情，也没有消解自己浪漫的遐思和天真的性格，更没有消解自己崇高的理想和精神的追求。尽管他屈从于皇权的专制，但是他从未丧失独立思考的倾向和能力。他无怨无悔，忠于国家，忠于君王，热爱亲人，恪守友情，心怀志义。在他瘦弱的身躯内一直涌动着一股伟大的力量，这股力量使他试图在生命的凄苦泥淖和险恶沼泽中开辟出一条宽阔的运河，奔流不息，一往无前，逐渐把两岸植被周围的污泥浊水裹挟出去，开拓出一片蓊郁、丰美的草原，清流掩映，天鹅起舞，一片生机。曹植这种志洁行芳的人格美质和宏伟高远的人生理想都被陶渊明全面、准确、深刻地反映到《拟古》九首之中。

    ［补说十：古人论曹植的人格与理想］

    （1）明李梦阳《曹子建集十卷本序》

    余读植诗，至瑟调《怨歌》、《赠白马》、《浮萍》等篇，既观《求试》、《审举》等表，未尝不泫然出涕也。曰：“嗟乎！植，其音宛，其情危，其言愤切而有余悲，殆处危疑之际者乎。”余于是知魏氏之不竞矣。先王之建国也，重本以制分，敦睦以叙理，然后疏戚有等，治具可张。或曰“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又曰“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魏操以雄诈智力，盗取神器，丕席父业，逼禅据尊，乃不趁时改行，效重本敦睦之计，而愿凋剪枝干，委心异族，有弟如植，俾之危疑禁锢，睹事扼腕，至于长叹流涕，转徙悲歌，不能自已。嗟乎！余于是知魏氏之不竞矣。且以植之贤，稍自矜饬，夺储特反掌耳。而乃纵酒铲晦，以明己无父兄之心，善乎？文中子曰：“陈思王达理者也，以天下让而犹衷曲莫白，窘迫殁身，至今萁豆之吟，吁嗟之歌，令人惨不忍读。”丕之于兄弟诚薄矣。嗟乎！此魏之所以为魏也矣。按植《审举表》云：“权之所在，虽疏必重；势之所去，虽亲必轻。”予常抚卷叹息，以为名言。其又曰：“取齐者田族，分晋者赵魏。”意若暗指司马氏者。睿号明主，乃竟亦不悟，卒使植愤懑发疾以死。悲夫！而或以为扶苏杀而秦灭，季札悲而吴乱，天之意非为扶苏，季札将以灭秦而乱吴也？若是，则魏之不能用植，固亦天弃之矣。[616]

    （2）明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卷二十六《魏曹植集题词》

    余读陈思王《责躬》、《应诏》诗，泫然悲之，以为伯奇履霜，崔子渡河之属。既读《升天》、《远游》、《仙人》、《飞龙》诸篇，又何翩然遐征，览思方外也！王初蒙宠爱，几为太子，任性章衅，中受拘挛，名为懿亲，其朝夕纵适，反不若一匹夫徒步。慷慨请试，求通亲戚，贾谊奋节于匈奴，刘胜低首于斗乐，斯人感概，岂空云尔哉。司马氏睥睨神器，魏忽不祀，彼所绸缪者藩防，而取代者他族，思王之言不再世而验，然则《审举》诸文，固魏宗之磐石也。集备众体，世称绣虎，其名不虚。即自然深致，少逊其父，而才大思丽，兄似不如。人但见文帝居髙，陈王伏地，遂谓帝王人臣文体有分，恐淮南、中垒不为武、成受屈也。黄初二令，省愆悔过，诗文怫郁，音成于心，当此时而犹泣金枕、赋《感甄》，必非人情。论者又云，禅代事起，子建发服悲泣，使其嗣爵，必终身臣汉，若然则王之心其周文王乎。余将登箕山而问许由焉。

    （3）方东树《昭昧詹言》

    陈思天质既高，抗怀忠义，又深以学问，遭遇阅历，操心虑患，故发言忠悃，不诡于道。情至之语，千载下尤为感激悲涕。此诗之正声，独有千古，不虚耳。[617]

    （4）潘德舆《养一斋诗话》

    子建不知爱君恋阙，报国奋身，诗必不能出七子之上。渊明不知洁身植行，安命乐天，诗必不能出六代之上。子美之于五伦，皆极纯挚动鬼神，不独一饭不忘君也。《三百篇》以还，得此三家，人乃不敢以诗为小技。三家之中，人爱子建者稀，盖古音之亡久矣。[618]

    毫无疑问，处在多灾多难的时代，多灾多难的人最容易成为非人，从而为他人制造更多的灾难。然而，无论人类如何堕落，骨肉的亲情与兄弟的挚爱，都是不可跨越的道德底线。但是，偏偏有许多人冲破了这种道德的底线。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 －1920）说：“历史是一条由魔鬼用毁坏的人生理想所铺成的道路。”[619]曹丕就是这种魔鬼。正如该隐一样，他的身上负载着人类的罪恶。然而，在该隐杀害了亚伯之后，耶和华说：“你做了什么事呢？你兄弟的血，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告。地开了口，从你手里接受你兄弟的血；现在你必从这地受咒诅。你种地，地不再给你效力；你必流离飘荡在地上。”[620]而“该隐狱”也就成为但丁笔下之地狱的第九圈的一部分，但丁写道：

    这些青黑色的悲惨的幽魂没在冰里

    牙齿作出像鹳一样的声音

    每个幽魂把他的脸孔向下低垂；

    凭他们的嘴巴可以看出他们的冷，

    凭他们的眼睛可以看出他们心中的苦恼。[621]

    于是，我们仿佛看到曹丕那“悲惨的幽魂”在“该隐狱”中苦苦地挣扎着，而子建在脱离了其兄侄为他制造的人间苦海之后，已经在洛水之神的陪伴下飞升到了光明灿烂的天堂，一如俾德丽采之与但丁；然而，倘若如此，子建也必将向上帝慷慨陈词，表奏连篇，意欲汲引曹丕和古往今来无数的曹丕们，同时向那些在神州大地上蒙受苦难的人民伸出援手。这就是曹植。这就是陶渊明笔下的曹植。显而易见，曹植于建安二十五年（220）跌入人生低谷之时，也就是其占据精神高原之始。在这种意义上，死亡是他生命的高潮，其波漫漫，弥塞天地，死亡也是他生命的鼓声，其音渊渊，响彻今古。其精神之俊伟与品格之高洁深为陶公所认同所赞叹。由此可见，在东方的绚丽诗国中，陶渊明这位半神明式的伟大诗人确实是一位罕见的刻画人类心灵世界的行家里手，他以清壮深沉的理性，以优雅浪漫的诗性，以幽邃浩渺的智慧为我们塑造了曹植那屈原式的崇高形象。在曹植的性格中，“有着崇高的自我牺牲的因素”，“首先是表现了信仰，对某种永恒的不可动摇的事物的信仰，对真理的信仰，简言之，对超出人物之外的真理的信仰。”他“全身心浸透着对理想的忠诚，为了理想他准备承受种种艰难困苦，准备牺牲自己的生命。他之所以珍视自己的生命，就是因为生命能作为他在世界上实现理想、确立真理与正义的手段”。尽管他有时“心神错乱”，“尽管他无休止地陷于滑稽可笑、屈辱的境况之中”，他却始终“像一颗万古长青的大树，把它的根深深地扎在土壤里，既不能改变自己的信念，又不能转移自己的目标；他的坚强的道德观念使他的种种见解和言论以及他整个人具有特殊的力量和威严”，他“是一位热情者，一位效忠思想的人，因而他闪耀着思想的光辉”[622]。这一崇高的精神典型的创造，无疑是建立在大思想家、大学者、大作家集于一身的基础之上的，而这正是陶渊明所具有的文化品格。因此，《拟古》九首自然成为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1770 －1831）所说的“有生命的艺术品”和“精神的艺术品”[623]，而不愧为具有浓郁悲剧特色的伟大史诗，成为中国文学史中的绝唱：诗中所积淀的丰富的人文精神，所彰显的深刻的人性主题，必将使其历万古而常新，具有永远言说不尽的艺术魅力。

    ［补说十一：曹丕的权利异化与复杂性以及曹植的被“魔鬼化”］

    历史人物往往是非常复杂的。雅斯贝尔斯指出：“对于我们的自我意识来说，没有哪一种实在比历史更为重要。它向我们展示了人类最广阔的视野，给我们带来了传统的种种内容——我们的生活正是建立在这些内容之上的；它也为我们指示那些衡量‘现在’的尺度，它还使我们摆脱无意识的束缚而趋向我们自己的时代，并教诲我们从人的最高潜能与不朽的创造中去认识人。”[624]曹丕在文学上也是具有“不朽的创造”的人，他对于人生对于社会对于世界也具有极深的感悟，其词章其才气其造诣虽然远逊于子建，但也别具匠心，自成高标，影响深远。曹丕乃是一个魔鬼的属性与“不朽的创造”集于一身的人，是一个具有西方悲剧意义的典型人物。曹植本人是否也同样具有魔鬼的属性？《魏志·陈思王植传》裴注引《典略》曰：

    修与贾逵、王凌并为主簿，而为植所友。每当就植，虑事有阙，忖度太祖意，豫作答教十余条，敕门下，教出以次答。教裁出，答已入，太祖怪其捷，推问始泄。太祖遣太子及植各出邺城一门，密敕门不得出，以观其所为。太子至门，不得出而还。修先戒植：“若门不出侯，侯受王命，可斩守者。”植从之。故修遂以交构赐死。

    这里关于曹植弄虚作假、请人代笔和杀害邺城守门人的论述均非实录，徐公持在《关于曹植的评价问题》一文中已辨其诬，读者自可参看。

    就本质而言，任何模拟之作都属于二级的文学序列，而无法与一级的文学序列分庭抗礼。一个经典文本的形成，如同新星的诞生，必然要摧毁原有的东西而吸纳其中的材料作为构建主文本的底文。索莱尔斯（Philippe Sollers）在《写作与革命》一文中指出：“互文性概念在此具有关键意义：任何文本都处在若干文本的交汇处，都是对这些文本的重读、更新、浓缩、移位和深化。从某种意义上讲，一个文本的价值在于他对其他文本的整合和摧毁作用。”[625]陶渊明的《拟古》九首正是如此。这组诗“妙在借人机杼，织我锦绣，自成一代风雅”[626]，这种“仿作的效果是意味无穷的”，因为陶渊明“善于突出”曹植以及建安时代乃至西晋时代以陆机为核心的“各位作家最为独到的笔调、套式、句型和词义特点，从而集中再现了他们的作品”[627]。这不仅使这组诗无可争议地进入了一级文学的序列，而且成为永恒的超级文学经典。朱光潜（1897～1986）说：

    古今大艺术家在少年时所做的功夫大半都偏在模仿，米开朗琪罗费过半生的功夫研究希腊罗马的雕刻，莎士比亚也废过半生的功夫模仿和改作前人的剧本，这是最显著的例。……诗和其他艺术一样，须从模仿入手，所以不能不似古人，不似则失其所以为诗；但是它须归于创造，所以又不能全似古人，全似古人则失其所以为我。创造不能无模仿，但是只有模仿也不能算是创造。凡是艺术家都须有一半是诗人，一半是匠人。他要有诗人的妙悟，要有匠人的手腕，只有匠人的手腕，而没有诗人的妙悟，固不能有创作；只有诗人的妙悟而没有匠人的手腕，即创作亦难尽善尽美。妙悟来自灵性，手腕则可得于模仿。[628]

    朱氏的精彩观点对我们理解陶渊明的《拟古》诗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而陶渊明既是一位擅长模拟的文学大师，同时，他也是反文学模拟的高手：尽管他模拟前人之作，他的作品却是不可模拟的，任何模拟陶诗的人，都将跌入陶诗的“艺术陷阱”而摔得体无完肤，《拟古》九首尤其如此，后世无数的拟陶诗的实际状况也足以证明这一点。清周文焜（生卒年不详）说：“东坡先生壮年言论举止，每与时忤，故当日鲜有不嫉之者。迨迁詹之后，改弦易辙，师范渊明，闲情自适，此虽贤豪不得志于时者之所为，然而避嫌远祸，以明哲保身之道也。于是追和陶诗，落落不羁，宛然五柳口吻。昔王右丞学陶，杂以禅旨；柳柳州学陶，偏于质实；韦苏州学陶，失之苦涩；总不若坡翁之展楮疾书，以自己之襟怀，写义熙之时事，怡然自得，与靖节先生后先同调也。则是《和陶诗》一卷，合之陶集，诚足炳耀千古云。”[629]其实，苏东坡的和陶诗恰恰是模拟失败的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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