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欧盟安全之模式
欧盟的安全政策复杂多样，但它又是一个内在统一的有机整体，一个系统工程，体现了一种独特的“安全模式”。“安全模式”是安全观的具体实现形式，也是各项安全措施的综合。单个安全政策是无法反映欧盟的整体安全思维的，而逐个分析安全政策又过于繁琐。既然“安全模式”反映了各项安全政策的精要，或者说是贯穿于全部安全政策的主线，那么从“安全模式”的角度去分析和评估欧盟的安全前景，不仅能综合性概括各项安全政策的总体效果，而且便于行文。
（一）欧盟安全模式的内涵与“模式”这个词相对应的英文单词有两个：“mode”，它的解释是“方式、模式、样式、时尚”；“pattern”，其意为“模范，式样，模式”。与“模式”相近的英文是“approach”，其意义是“方法、步骤、途径”；“style”，其含义为“风格，类型”。笔者认为，“欧盟安全模式”包含了以上各层意思，是指欧盟对安全问题的基本看法及其解决方法的统一，即欧盟安全观与方法论的统一。有什么样的安全观就有什么样的方法论。安全观是在安全实践中形成的，安全实践是在特定的时空环境中进行的。因此，从广义上说，欧盟安全模式是欧盟在安全实践中逐渐形成的对安全的基本看法以及由此决定的安全解决方式方法的总和。但是本书前面已经分析了欧盟的安全观，所以，这里只是从狭义“安全模式”的角度继续分析欧盟的安全前景，狭义安全模式就是指实现安全的各种政策措施、方式方法的综合。欧盟东扩从一定的意义上讲，就是欧盟安全模式的应用及推广。
有学者认为，欧盟安全模式可以概括为一句话，那就是机制化。东扩就是在欧洲范围内运用一体化机制以扩大安全圈，进一步扩大欧盟的界限来解决欧洲及其周边地区的安全问题。[353]但机制化是一个极为模糊而又不确定的概念，什么都讲不清。所以，用机制化来概括欧盟安全模式过于简化，没能揭示其丰富的内容。欧盟安全模式的突出特点在于其实现安全的手段不同于传统安全方式，它强调在功能领域的一体化过程中化解国家间的敌意，通过超国家制度建设跳出无政府体系下的安全困境，保障维护国家安全，最终实现安全共同体的目标。其核心在于通过有效的多边主义制度框架来维护安全。[354]而且从欧盟东扩的“哥本哈根标准”来看，欧盟安全模式显然不仅仅是一体化和多边主义，它还有民主、人权、自由、法治和经济发展等，这些也是欧盟实现安全的重要手段。所以说，该模式强调的是，一体化以及制度建设对安全问题的反作用，带有很强的自由制度主义理论色彩。欧盟追求的是自由主义的综合安全，而美国信奉的仍然是现实主义、冷战思维的“暴力和平”。欧盟外交与邻居政策专员瓦尔德纳在2006年5月30日“保护欧洲：提高欧盟安全的政策”论坛的演讲中分析了欧盟实现安全的三种方法（the EU's approach to security）。第一，欧盟的存在本身是有助于欧盟安全的。欧盟60多年的发展历史证明，欧盟成功地避免了成员国之间的战争。第二，着眼于人的安全。通过发展实现安全，通过安全实现发展，这是欧盟安全战略蕴含的哲理。为此要尊重人权，发展民主，反对贫困与腐败。第三，一体化的方式。这主要是指内部安全与外部安全相协调，各安全部门、各个成员国之间的协调，采取共同的行动。[355]
欧盟前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索拉纳的安全战略报告与瓦尔德纳的观点、精神一脉相承。他的主要观点是：第一，对于冷战后的新威胁，我们的第一道防线在国外，我们要帮助邻居获得安全，没有邻居的安全就没有欧盟的安全；第二，新威胁没有纯军事性的，所以也不能用纯军事的手段解决，综合安全必须要用经济、政治、外交等综合手段来实现；第三，在一个威胁、市场和媒体都已经全球化了的世界，我们的安全和繁荣越来越依赖于有效的多边体系，要积极发挥联合国等多边国际组织的安全作用；第四，对我们安全的最好的保护是世界由管理好的民主国家组成。[356]
由此，我们可以大概归纳出欧盟安全模式的要旨：首先，运用超国家机制化解国家间的战争与冲突，这是欧盟安全模式最成功的地方；其次，从国家安全为重心转到以人的安全为中心，通过改革和发展实现稳定与安全，这是实现安全的长远战略；最后，协调各成员国和各相关部门的安全事务，即用一体化方式解决安全问题。从安全关系角度看，安全议题是综合安全，不仅包括传统的领土安全，更多的是非传统安全问题，所以解决的办法不能依靠军事，而要依靠经济、政治等综合手段；从安全的特性看，全球化条件下的安全具有跨国性，安全的相互依赖决定安全的解决方式必然是合作安全，依靠多边主义的制度和机制，通过地区安全和共同安全实现国家与人的安全；从安全的主体看，不仅是国家的安全，更是人的安全，所以要通过实行民主、人权、法治以及经济发展等实现人的安全和国家的稳定。而民主是关键要素。“东西方冲突最重要的教训是，民主化是减少武力以及使非武力的处理冲突模式机制化的唯一有效战略。”[357]概而言之，欧盟安全模式就是以综合安全观为基础的一体化模式。
对比欧、美的安全模式，我们可以更清晰地看出欧盟安全模式的特点。从安全主体的角度来说，欧盟侧重于追求地区安全，国家安全可以通过地区安全来实现，而美国则始终重视国家安全，为了美国的安全利益可以牺牲和不顾他国与世界的安全，比如拒绝签署《京都议定书》和部署国家导弹防御系统等。从安全客体来看，欧盟经过一体化的长期发展，特别是建构了欧共体这样的一个安全共同体，所以在冷战结束以后它的敌情观念降低，在某种程度上欧盟是在寻找安全问题，解决安全问题，而不是更多地强调安全威胁。美国则不断寻找敌人——所谓流氓国家、失败国家、恐怖组织等，敌情观念非常强。在实现安全的手段上，欧盟侧重经济、政治等非军事手段，包括东扩，其主要目的都是为了解决安全问题，美国则陶醉在高科技的军事技术上，强化战争解决冲突的作用。
欧盟安全模式是与欧盟安全观相伴相生的，对此前文已有详述。全球化的发展与全球问题的凸显，核威慑的存在，民族国家间的相互依赖加强，使国家的安全与区域安全和全球安全客观上联系在一起。这就要求国家之间采取合作的态度，联手应对共同的威胁。正如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学者西蒙·希克斯（Simon Hix）所说：“欧盟是一个由共享的价值与目标、由共同的决策风格所集中在一起的成员国和超国家的制度网。换句话说，欧盟是一个政治控制的新颖形式，或者是一个后现代的国家形式。”[358]“像所有其他人类组织一样，建立民族国家是为了满足一些具体的需要。当民族国家不再能满足公民的需要时，公民就不再对它忠诚，现代国家会像它所取代的封建王国、帝国体系和城邦国家一样消亡。”“日益扩大的区域一体化运动可以概括为对政治学家所谓‘安全困境’的一种反应，在所谓‘安全困境’中，每个区域化运动都想加强自己对其他地区的讨价还价的地位。”因而“政治学家强调通过制度来解决战争和国际政治不稳定问题，把重点放在联邦制和世界政治一体化上”。[359]欧盟安全模式就是解决相互依赖的民族国家体系安全的一种成功的探索，通过一体化和主权的部分转移，用多边主义制度和机制实现国家间的和平与稳定，把人的安全、国家的安全置于区域安全之中去实现。
戴维·卡莱欧对欧盟一体化给予高度的评价：“欧洲混合而成的联邦事实上是民族国家的一个极具创意的演进，是一种全新的政治形式，由于这种形式，欧洲各国才得以把它们的互相依赖演变成一种力量而不是一种阻碍。也许，当欧洲19世纪的民族国家变成为20世纪遍及全球的政治形式之时，欧洲20世纪的混合式的邦联会成为21世纪无论何处都需要的新的区域体系的模式。”[360]欧洲一体化表明，世代延续的偏见、战争和痛苦之后，实现妥协与和解是可能的。将欧洲的奇迹推广到世界其他的地方已经成为欧洲新的文明使命。[361]
1999年4月，德国《经济周刊》记者同德国前总理科尔的谈话很能说明这个问题。记者问：“战争在欧洲是否会进一步升级？”科尔回答：“在我看来，欧盟的扩大是一个战争与和平的问题。当一个国家成为欧盟成员时，国界的意义会大大缩小。德国和法国的关系说明了这一点。德国和波兰的关系同样说明了这一点。从长期看，我认为巴尔干冲突唯一真正的解决办法是各国都成为欧盟成员国。”科尔认为，欧盟应包括东南欧所有国家，也就是说，可以通过加入欧盟来消除民族之间的矛盾和冲突。[362]
欧盟主席普罗迪曾说过，欧洲在世界“治理”中的作用就是将欧洲的经验推广到全世界。“通过成功的一体化，我们向世界证明了有可能创造一种实现和平的方法。”[363]如果仅仅从经济角度讲，欧盟对待中东欧国家完全可以像对待加勒比、非洲和太平洋地区的77国那样，通过签订类似“洛美协定”（2000年3月23日改为“科托努协定”） 援助这些国家的发展。吸收这些国家入盟除了有实现欧洲先贤们“统一欧洲”之梦的成分，更多的是欧盟对自己的安全模式有信心，希望通过欧盟的东扩来扩大欧盟的“安全圈”，扩大欧盟安全模式的应用范围，为世界治理做出欧洲式的贡献。
（二）欧盟安全模式成功之原因
人们对于欧盟的前景存在两种态度。悲观派认为欧盟会因为财政危机和利益纷争而分崩离析，但乐观派认为欧盟会迎难而上推动一体化纵深发展，变得更具竞争力。笔者认为，欧盟是当今世界最成熟的地区一体化组织，有60多年历史，不会那么容易崩溃。其之所以成功在于它独特的模式。欧盟宪法对欧洲政治经济模式做了高度概括：价值取向是“人的平等、自由和尊重理性”，目标是“促进和平”，“保证欧洲公民的自由、安全和正义”，以及“在经济增长和社会市场经济之间，在高度竞争性和全面就业与社会进步之间寻求平衡”；“尊重文化和语言的多样性”；“在外部世界”推广并促进“和平、安全、可持续发展、民族团结和互敬、自由公平的贸易、消除贫困和保护人权”。[364]欧盟安全模式的突出特点，是它的自由主义价值取向的超国家一体化调节和机制化。
1.拉哈—科赫解释
法国学者拉哈强调欧盟成功的原因有三点。第一，从较为容易实现和获利的经济一体化开始。“把经济领域的行动能力置于共同管理之下是一体化进程中的关键一步。内部大市场的建立、由此开始的一体化进程所导致的日益增强的相互依赖以及集体处理大家所面临的共同问题的紧迫性等，贯穿其间的必然联系是欧盟内部实现经济与政治统一的强大动力。”第二，共同体法律的保障。“建立能够代表普遍利益的自治机构与制度，从而凭借意志开创一种欧洲秩序。事实证明，制度与机构的存在对强化一体化的动力，确保共同体的协调一致、稳定持续，把一体化建设永远进行下去至关重要。”换句话说，欧盟的超国家机构和制度是推动欧盟一体化发展成功的关键动力因素。第三，成员国的同质性及其微妙平衡。“只有内聚愈趋同的力量大于分崩离析的力量时，部分与部分之间和部分与整体之间（两者互为条件）才可能走向一体化。从这一点看，欧共体的建立享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不论经济形势还是地缘政治形势（远离欧洲最贫困的国家）都极其有利。六个创始国虽然存在结构差异，但是它们所构成的空间在地缘政治、文化和经济领域相对而言都具有一定程度的同质性。”[365]
科赫的观点可以看成是对拉哈观点的补充。他认为，欧洲一体化之所以看起来是一项大有前途的事业，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它涉及一个实际领域。这个领域不涉及价值观冲突，所有参与者都可望获利，合作容易实现。第二，与第一个原因相关，这个领域有技术专家进行治理。政治方面的摩擦纷争可以降至最低。经济合作可以实现政治目标。第三，务实的政治纲领获得公众的普遍认同。[366]科赫实际上只是对拉哈的第一点有关欧盟成功的经济原因做了进一步解析。把二者合起来可称为“拉哈—科赫解释”，它是欧盟一体化发展的直接经验总结，又可称为“经验解释”。
从欧盟对候选国采取的原则和标准可以进一步验证“拉哈—科赫解释”。两个原则：第一，“自愿加入”的原则，它可以避免成员国反复无常从而影响欧盟稳定，比如挪威就两次全民公决否决加入欧盟的提案，所以至今没有加入欧盟；第二，新成员国必须接受“共同体成果”，即落实欧盟的法律法规和制度，因此可以确保一体化的成果。三个标准：第一，民主、法治、人权，尊重与保护少数民族，即政治标准；第二，行之有效的市场经济和应对欧盟内部竞争和市场力量的能力，即经济标准；第三，具有履行成员国义务的能力，包括恪守政治、经济和货币联盟的目标，也就是制度标准。这些条件和标准，是欧盟对候选国进行“条件性”控制和降低风险的措施，也是欧盟东扩对候选国“同质性”的把关。
显然，“拉哈—科赫解释”存在一个明显的不足，即就欧盟谈欧盟。从结构层次看，第一，它忽视了欧盟之下国家的作用，尤其忽视法德和解和领导对欧盟成功的关键作用；第二，它忽视了欧盟之上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影响，尤其忽视了冷战格局和美国因素对欧盟成功的影响。
2.吉尔平解释
国际政治经济学名家吉尔平认为，“许多建立区域一体化的经济行动都有一个或几个共同的成分：经济动机、确定某种对外关税以及一个或多个关心推进区域一体化的领导国”。欧盟的成功也是如此。
第一，有合理的经济动机。经济区域主义成为增强本地区公司国际竞争力的手段。这是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基本观点，也是欧盟经济一体化的内在驱动力。欧盟成立之初，政治原因是想通过经济一体化实现和平，经济原因则是为垄断资本和跨国公司创造一个更大的“没有国家的市场”。正因为如此，地区一体化才获得社会政治经济精英的广泛支持。关税同盟和统一大市场，不仅可以为本地区的公司创造市场，使其获得贸易创造的好处、规模经济效益、壮大公司竞争力，而且可以改善本地区福利。用吉尔平的话说，“经济区域主义也已成为增强本地区公司国际竞争力的手段。各种形式的经济区域主义（关税同盟、自由贸易区和统一市场）在不同程度上提供了自由贸易的益处，例如增强竞争力和规模经济效应，区域主义还为集中利用经济资源和建立区域性公司联盟提供了方便条件。鉴于所有这些理由，区域主义成为国家集团用以增强经济和政治实力的核心战略，因此已经是世界经济中极其重要的特征”。[367]
第二，持久的外在竞争压力迫使欧洲政治联合。吉尔平认为，“欧洲一体化最终是否成功，当然取决于政治的发展，而不是经济的发展”。面临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以及以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等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市场的政治经济竞争，欧洲必须联合起来。单个欧洲国家的力量不足以与其抗衡，只能沦为二流国家。欧洲联合起来，作为一个整体的力量，才可以在一个政治经济多极化加速发展的世界成为至关重要的一极，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发出自己的声音。正如基辛格博士所说，“欧洲，倘若联合起来，将继续扮演大国角色；若是分立为许多民族国家，只会沦落为第二流的地位”。[368]
第三，有一个或多个关心、推进区域一体化的领导国。北美自由贸易区的成功在于美国的推动，而东亚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滞后在于日本没有意愿与中国真诚合作，欧盟一体化成功的关键是法德合作。从欧盟一体化发展的历史看，法德合作，则欧盟一体化事业进行顺利；反之则停滞不前，甚至倒退。早在1946年9月19日丘吉尔就在著名的“欧洲的悲剧”演讲中提出，“创造欧洲家庭的第一步必须是法国和德国建立一种伙伴关系，只有这样法国才能恢复对欧洲的道义上的领导作用。没有具有伟大精神的法国和德国，欧洲就不可能复苏”。[369]法德合作是欧洲一体化的基石、引擎，法、德必须在欧洲联合中发挥领导作用。
笔者把它称为“吉尔平解释”，既考虑内部动力与外部压力，又考虑经济与政治互动作用，因此也可以称为“动力模式”。从理论上分析，“拉哈—科赫解释”是超国家主义的解释，着力点在欧盟地区层面，而“吉尔平解释”则是现实主义观点，重视国家与国际体系的影响。二者互为补充，可以构成对欧盟成功原因的较为完整的解释。
当然，欧盟成功还有其他一些原因。第一是善于“妥协”，成员国间虽然存在利益冲突，但能“妥协”并达成最终协议；第二是采取灵活的“多速欧洲”原则，允许特殊情况和尊重多样性，对英国、丹麦、瑞典等三国采取例外条款，允许它们不加入欧元区，允许8个以上的国家在不损害他国利益的基础上“强化合作”等；第三是“辅助性原则”，民族国家仍是欧盟治理的主角，欧盟只有在主权国家不作为的领域发挥关键作用。“辅助性原则”限制了欧盟机构职权无限扩张的趋势，实现了欧盟超国家组织与成员国政府之间的平衡。
二 欧盟安全模式面临的挑战
我们肯定欧盟安全模式的价值和生命力，但同时我们也应该清楚，它仍面临一系列的严峻挑战。除了本书前面提到的国家民族主义和安全防务能力的挑战外，还存在国际政治无政府状态的结构性挑战。经济问题、宗教问题、移民问题等，欧盟都有经验和能力予以解决，但一个人口4.5亿的联盟能不能战胜体系的挑战，能不能在东扩之后继续维持自己的有效运转，还有待观察。约翰·罗尔克指出：“这个世界正处在一个紧要关口。一条路是传统的道路，主权国家在一个往往不公平而又充满冲突的世界上追逐着自身的利益。另一条路，也是人迹罕至的路，是合作之路，体系中各国弱化主权要求，而由国际组织扮演更广泛且更有权威的角色。”[370]欧盟走的是“人迹罕至”的合作安全之路，自然免不了来自旧世界、旧体系各个层面的挑战。
（一）体系结构性挑战
60多年以来，欧盟内部实现了和平与繁荣，但欧盟以外的世界却充斥着冷战和地区冲突。世界并不太平。为什么？因为世界的无政府自助体系性质没有根本改变。虽然国际间的合作增多了，国际组织的作用加强了，区域一体化的步伐加快了，但国家仍然是国际政治舞台上最重要的行为体。国际合作和多边主义是国家行为的选项，霸权主义和单边行为也是。只要没有国际权威组织能为世界提供政治公共品，国家的行为准则就是国家利益。一个国家面对新的全球化安全环境，可以为了自己国家的生存发展主动或被迫参与国际合作，实行多边主义外交；但参与国际组织和多边合作多以不损害国家的根本利益为底线，否则，就会行使退出权。换句话说，国家总是在计算自己的利益得失。如汉斯·摩根索所说，“假如一国相信自己的力量强大到不需要外援就足以保卫自己时，它会避免结盟；当在联盟内承担义务而带来的负担超过预期的利益时，它也不会采取联盟政策”。[371]戴维·米特兰尼（David Mitrany）在《一个有效的和平体系》中讲，“从民族国家跳到国际组织比从省跳到国家要艰难得多，因为它没有地区、家族和历史因素为依托”。[372]因此，欧盟首先面临来自内外两个层面的结构性体系挑战。
1.欧盟内部的民族国家体系的结构性挑战
就内部来说，欧盟还是一个国家联盟，本身也存在联邦主义与邦联主义之争。根据欧盟与成员国的“辅助性原则”，限制了欧盟机构职权无限扩张的趋势，核心问题决定权还握在成员国手里。[373]欧盟能走多远，还取决于成员国主权让渡的意愿和程度。国际一体化的基本特征是主权让渡的自愿性和平等性。[374]而成员国的行为原则是国家利益。“国家总是按照自己的私利行为，不会为了其他国家的利益而出卖自己的国家利益，也不会为了所谓的国际共同体而牺牲自己的利益。”[375]“合作理论的核心是合作的动力或利益要超过单边行动的动力或收益。”[376]而成员国的国家利益与欧盟的区域整体利益之间是存在矛盾和差异的。它们的交集是决定成员国与欧盟合作程度大小的基准。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2004年1月15日刊载里查德·诺斯题为《欧盟东扩可能导致其终结》的文章认为，新东扩的10个国家会在欧盟内部造成紧张关系，致使欧盟分裂为拉姆斯菲尔德所说的“老欧洲”和“新欧洲”。实际上，欧盟东扩后面临的任务非常艰巨，因为成员国越多越难协调。新老成员、大小国家、中东欧国家与西欧国家之间的争吵是免不了的。中东欧国家原来也没有料到，欧洲内部分歧会这么大，其原因是都有自己特殊的利益。[377]
应该说，欧盟创造了传统冲突的和平解决模式，但对非传统安全威胁并没有足够的成功的经验和能力。欧盟的综合安全应对机制还在形成之中。而欧盟内部民族国家间的冲突也没有因为欧盟的存在而消失，只是解决冲突的方式发生了变化而已。法国想通过西欧和欧盟“一体化”来制约德国，英国想通过“大西洋”机制抑制德国，但德国的实力增长和东扩后的地缘优势又很容易引诱德国追求与其实力相称的权力，追求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地位以及与美国建立“领导伙伴关系”。德国的越来越独立性的行为，容易引起英、法等国的警惕和担心。而意大利如果把欧盟的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就不会与德国争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地位。德国如果真正想走欧洲一体化之路，建立“欧盟的德国”，就应该着力推动欧盟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而不是德国自己。实际上，德、法、英、意等大国，都是根据自己的国家利益来对待欧盟的，把欧盟当做实现国家利益的工具，而不是目的。作为国际组织的欧盟实质上成了“构建权力关系的舞台”。
2006年11月，波兰又否决了欧盟一项关于加强“欧盟与俄罗斯经贸关系”的协议，表明欧盟成员国会利用欧盟的“一致通过”原则，随时否决任何一项对欧盟有利而对本国不利的动议。近来，欧盟部分成员国相互采取经济保护主义的行为成为一个突出问题，一些成员国的排外情绪和民族主义有较大幅度上升。它表明，欧盟国家根深蒂固的民族特性并没有因半个多世纪的一体化进程而消失或减弱，相反，它在欧盟东扩及全球化的压力下被“唤醒”或有了某种程度的回归，并将给欧盟内部团结带来较大消极影响。由于欧盟成员国从被动应对全球化挑战到重新确立自己的优势地位还需要经过痛苦的结构调整，因此，这种经济民族主义在未来几年内有可能进一步发展。[378]
“民族主义可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政治意识形态，它美化和颂扬了国家。实际上，很明显，世界上许多民族想有自己的国家或成为民族国家，而对其他政治安排没有什么兴趣。”[379]欧盟究竟是工具还是目标？从功能主义讲，大多数人会回答，它是实现欧洲和平的功能性组织。仅此而已。国家利益始终是国家行为的准则。正因如此，德国冒险推动东扩，大胆追求与国力相称的国际影响力；法国迫于国内政治的压力，2006年11月在国民议会通过了“亚美尼亚大屠杀案”，为此土耳其断绝了与法国的一切军事关系。英国则始终抱着美国的大腿在欧盟内扮演消极角色，甚至提出了建立由各成员国议员组成的欧洲第二议会，借以稀释欧盟的超国家性质。由于大多数国家的反对，才不了了之。[380]而希腊与土耳其对塞浦路斯的长期争斗也没有因为欧盟的扩大或“欧洲化”的机制而获得真正解决。在欧盟，民族国家之间的冲突和斗争没有根绝，只是在“共同体”机制中得到不同程度的缓解或和解，拥有一个和平对话解决冲突的平台而已。
2.欧盟外部欧洲大陆的民族国家体系结构性的挑战
从泛欧洲大陆的安全体系来看，即使苏联解体了，俄罗斯仍然是欧洲安全的关键因素。基辛格说，“紧邻着俄罗斯的国家的领袖，没有人跟美国一样有信心，肯把自己国家的安全寄托在俄罗斯的转变上”。[381]所以，德国国际关系专家奥托·岑皮尔提出：“至于欧洲和平秩序应该如何，则必须在西欧、中欧和东欧以及独联体之间确立起来。民主、对称和国际组织成了这一秩序的基准点。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东欧国家和独联体的民主化。美国前国务卿贝克说，就西方的安全来说，克里姆林宫的民主主义者要比众多远程导弹来得重要。”[382]俄罗斯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大国，它不可能采取西方式的民主制度，它的民主体制必须是与俄罗斯国情相适宜的渐进的民主政治。“中央集权”对于一个地大物博的大国来说是国家治理的必然选择。然而，对于西欧大国和中东欧国家来说，这却是一种另类，一种潜在的威胁。这也是欧盟进一步扩大的外在动因。
而如基辛格所说：“德国和俄罗斯各以对方为主要伙伴或主要敌手，绝非各国之福。如果她们关系太密切，会使人产生德、俄共治的忧惧；如果她们争吵，欧洲可能因危机升级而被卷入风波。”从这个意义上讲，就像当年英国极力引进美国来平衡德国一样，如今英法如果平衡不了德国，尤其不能阻拦德俄形成新的合作霸权，美国在欧洲将是一个长期的稳定因素。美国与欧洲的共同目标就是要“避免德国和俄罗斯的国家政策失控而竞逐欧洲大陆心脏地带”。所以，法德既想要把美国逐出欧洲，又不能没有美国。但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欧洲离开美国平衡不了德国和俄罗斯。英国由于对欧洲缺乏信心，“大西洋战略”始终是其首要的欧洲战略。[383]“大西洋同盟与欧盟都已经成为稳定的新世界秩序不可缺少的基石。北约组织是针对来自任何地区军事威胁的最佳保障；欧盟则是维持中欧、东欧安定的基本机制。”[384]基辛格的意思很明白，美国领导的北约对付俄罗斯，法、德主导的欧盟安抚中东欧。其暗含的前提是，美国是世界唯一的领导者。
但戴维·卡莱欧赞成北约与欧盟的区域分工，反对二者的功能分工，他认为，“没有一个强大而理智的欧洲，美国将发现它越来越难以维持其内在的平衡。没有一个强大而独立的盟友加朋友，美国可能永远也走不出战略的误区”。如果欧洲与美国各自以最佳的方式发挥其领导作用，“对美国而言，它就意味着去除单极化的心魔”。[385]德国前外长菲舍尔也指出，“对跨大西洋来说，最大的危险就是欧洲弱小。我确信，跨大西洋的伙伴关系的未来取决于欧洲是否强大、完整和具有行动能力。欧洲强大和具有行动能力了，跨大西洋伙伴关系就稳定”。[386]面对新的后冷战世界挑战，美国应该欢迎欧盟发展安全与防务一体化，让欧盟承担更多的世界安全责任。而欧美之间的这种不对称的安全关系，对欧美双方都是一种损害。欧盟不会长期屈居人下，美国也没有能力单独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欧美之间需要平等合作。[387]对此，欧美双方都要经过一个较长时期的战略调整才可能走向新的战略合作。
除了俄罗斯，在欧盟看来，白俄罗斯、南高加索等也是欧洲的潜在不稳定因素。根据有关统计，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生的59起冲突和战争中，原苏联和东欧地区有28起，占总数的37.5 %；非洲20起，占34 %。可见，原苏联、东欧地区和非洲是冷战后爆发冲突的主要地区。[388]冲突带来的移民、难民，以及经济社会动荡都会对欧盟的安全构成威胁。
3.欧盟外部的世界性体系结构性挑战
从世界范围来看，冷战结束之后，两极格局的霸权体系终结，世界秩序的供给和管理者缺失。地区大国的行动自由增加了。以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为标志，世界进入了一个新旧秩序更替的长期而动荡不安的过渡时期。岑皮尔认为，“东西方冲突时代，人们受到超级大国之间随时存在的核冲撞威胁的束缚，而摆脱了这一束缚后，世界又重新发现可以将战争作为政治的手段，就像伊拉克所做的那样”。[389]而美国作为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也获得了战争的行动自由，以“新秩序卫士”的名义在世界范围内收割冷战胜利果实，奉行单边主义，从打伊拉克到打南斯拉夫，再到打阿富汗；先是“邪恶轴心国”，后是“全球恐怖主义”，美国找敌人、找机会，在全世界重新布局。对欧亚大陆，通过北约东扩，牵制德法，遏制俄罗斯；通过“美日同盟”，扼制日本，遏制中国；南联印度，牵制中俄；改造大中东伊斯兰世界。一句话，美国利用自己的超强优势，尤其是军事优势实现建立单极世界和称霸世界的目的。面对欧盟的深化与扩大，美国的心态是极为矛盾的。它需要欧盟壮大来分担世界的责任，但又害怕欧盟会逐渐摆脱美国的羽翼，挑战自己的霸权。美国学者理查德·罗蒂说，“华盛顿最不愿看到的就是有一个充分联合和自信的欧洲来挑战美国的霸权”。[390]罗伯特·卡根说，“欧洲人正走出霍布斯无政府状态世界而进入一个康德的永久和平世界。事实上，是美国帮助欧洲人解决了康德悖论。国家怎样能够获得永久和平而不摧毁人类自由是一个康德无法解决的问题。但对欧洲来说，这个问题被美国解决了。通过从外部提供安全保护，美国使欧洲的超国家政府不必为此做出行动。欧洲人不需要实力来获取和平，也不需要它来维护和平”。[391]冷战时期，欧盟确实是在美国的核保护伞下生活，没有安全顾虑。冷战后，欧洲安全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美国愿意继续为欧盟的“后现代国家”体系提供保护，只要欧盟继续接受美国的霸权领导，但欧盟却勉为其难了。
根据苏珊·斯特兰奇的权力结构理论，安全结构处于核心地位，谁在安全上受制于人，谁就会在政治、经济等方面失去权力和自主性。在冷战时期，西欧对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的军事安全依赖，决定了欧美关系中美主欧从的格局。但冷战结束之后，苏联解体了，欧盟不再面临来自俄罗斯的军事安全威胁。欧盟对美国的安全依赖程度大为减轻。欧盟安全环境改善，以及全球化浪潮下的政治、经济、社会、环境等新的非传统安全凸显，面对新的综合安全威胁，欧盟更多的要依靠自己的力量。而欧盟几十年以来形成的安全机制和模式也更适合于应对新的综合安全挑战。
在这种新的安全形势下，欧盟，尤其是德、法等大国，有着悠久的大国历史传统，面对世界秩序的重构不可能置身事外。它们必然会要求摆脱美国单极霸权的控制，去除寄人篱下的耻辱，恢复昔日大国的光荣，与美国分享世界政治的领导权。这是它们共同的梦想。它们自己的力量不够，就借助欧盟的扩大和深化，力求在多极化发展的世界谋求成为一极。但问题不在欧洲，而在美国。美国如果愿意与德、法等分享世界领导权，那么德、法等大国就会在欧盟的超国家性质发展上止步不前，使欧盟停留在国家联盟的政府间主义水平上，甚至为了国家利益而使欧盟发展出现某种程度的倒退，但用和平的方式解决冲突和争端的理念不会变。这对美欧是较好的结局。如果美国坚持单极霸权，置欧洲大国的诉求于不顾，那么，法德轴心就会力推欧盟的扩大以实现欧洲统一的“泛欧洲”之梦，加强欧盟的安全与防务建设，真正实现欧盟的安全与外交的一体化，最终使欧盟能成为与美国平起平坐的一极。但这又意味着欧盟成员国主权的让渡力度加大，推动安全、外交、防务与司法的超国家建设，意味着欧盟朝着联邦制国家的方向发展，逐渐演变成一个新的“超级大国”。如此一来，欧盟又陷入了世界范围内的民族国家体系的安全困境之中了。欧盟内部是“后现代国家体系”，而欧盟本身又必须置身于世界性的民族国家体系中求生存。欧盟最终是演变成一个近5亿人口的超级大国，还是会在体系的结构性力量压力下而分崩离析，取决于欧盟内外两种力量的作用和斗争。
（二）欧盟“吸收能力”的挑战
“吸收能力”，欧盟强调，它是一个功能概念，而不是一个地理概念，它是指欧盟扩大吸收新成员的同时，能否继续有效地运转。它涉及欧盟的行动和决策能力，包括制度内的公平、平衡，尊重预算的限制和实施共同的政策等方面。[392]但实际上，它涉及多方面的含义，一方面，它存在欧盟所说的功能性含义，主要指欧盟有没有能力在吸收了众多的成员国之后还能正常有效地运转；另一方面，吸收能力不仅取决于欧盟自身，也取决于吸收对象的性质和数量，因此它含有地理上的意义。同族同种同文明国家的加入，就像找到失散多年的兄弟一样，对欧盟管理上有一定的挑战，但不大，却有利于增强欧盟的总体实力和竞争力。但不同民族和文明国家的加入，就如爱慕男子经济条件的女子嫁入豪门一样，家庭的人口增加了，但只是增加了一个贪图享受而又工于心计的消费者而已，欧盟的实力有所增加但竞争力却可能下降。欧盟否定“吸收能力”的地理上的含义，道理很简单，就是怕土耳其等非基督教文明国家的猜疑，怕这些国家丧失加入欧盟的信心和耐心。欧盟希望这些国家向自己靠拢，但又害怕吸纳这些不同文明的国家会稀释欧盟。所以，欧盟不断发出要以“特惠关系”来代替“欧盟成员国身份”的声音，想以“吸收能力”为借口体面地将不愿吸纳的国家排除在外，而又不落人以欧盟为“基督教俱乐部”之口实。
第一是对欧盟协调能力的挑战。
从政治学的角度讲，“成员国的扩大需要一个更为强大的内核——具有类似于国家的功能和一套决策及行政体系”。欧盟扩大之后，在结构上形成了一个层次分明的环形圈，第一环是以法、德为核心的欧元区，第二环是欧盟老成员国，第三环是中东欧的新成员国，第四环是欧盟的入盟谈判国以及候选国，最外一环是欧盟联系国。由内至外，不同层次的国家在欧盟的利得和对欧盟的向心力也是依次递减的。不同的利益圈对欧盟的期望不同，反过来，欧盟对不同的利益圈的影响力也不同。欧盟的扩大加大了欧盟结构上的非对称性。“在国际政治中，不平等几乎是政治生活的全部内容。”[393]从欧盟的地区政策和农业政策中的团结资金和发展基金的分配的争斗中可以看出，成员国之间，成员国与欧盟之间的矛盾始终是欧盟工作的一个难点。难怪卡莱欧讲，“扩大的过程毫无疑问将改变欧盟本身。随着它的成分变得越来越复杂，它要么会分崩离析，要么会变得更具帝国特征”。[394]
这样欧盟就陷入了传统的联邦主义与邦联主义，或国家主义与超国家主义的争斗之中。如果成员国不让渡更多的主权，建立联邦性质的国家，欧盟就不能对广大的疆域实施有效的控制，特别是核心西欧不能对外围实施有效的治理。欧盟的能力会受到“欧盟公民”的质疑。而如果要建立联邦性质的国家，把成员国的主权汇集到欧盟层面，把人们的忠诚从成员国转移到欧盟，那么就会遭到英国等邦联主义者的反对，遭到珍视主权和独立的中东欧国家的反对，欧盟又可能陷入更大的生存危机。从当前情况来看，欧盟的超国家一体化有了新的发展，比如，欧盟宪法草案的出台就是最好的证明。但欧盟的权力是主权国家让渡的，在世界性的民族国家体系框架里，成员国受到欧盟外主权国家的引诱和干扰，成员国不会轻易地放弃主权，英、法、德等大国也不可能轻易放弃自己行动的独立性和自由。这就是欧盟宪法草案遭成员国否决的原因。2007年3月19日，匈牙利总统就提出要修改欧盟宪法草案。而英国的《经济学家》周刊则刊登了“欧盟发展遭遇路线之争”的文章。所谓的存在主义与工具主义之争，其实就是超国家主义与国家主义，或联邦主义与邦联主义之争。[395]因此，建设以合法权力为基础的行政能力还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即便成员国让渡了主权，欧盟决策在成员国内的实施也会是一个有选择、打折扣的“过滤”过程。欧盟政策对不同成员的国家利益含义是不同的。为此，欧盟也许需要强大的监督系统。
而随着欧盟的扩大，成员国数量的增加，在内存在以德、法、英为首的三个利益集团的实力消长，在外有俄罗斯因素和美国因素，或大西洋联盟与独联体的影响和干扰，在欧盟“谁将威胁谁，谁将反对谁，谁将从其他国家的行为获益或受损，这些问题所包含的不确定性，随着国家数量的增加而加剧”。正因为如此，法国最初两次否决英国入盟，担心英国是美国打入欧共体的“奸细”；而伊拉克战争爆发之际，波兰等国又违背法德意愿，支持美国对伊动武，法国又怀疑波兰是美国打入欧盟的“特洛伊木马”。中东欧国家，特别是波罗的海三国和波兰等，由于与苏联不愉快的历史经历，也可能阻碍或抵制欧盟进一步发展与俄罗斯的战略伙伴关系。肯尼思·华尔兹用“联盟的灵活性”来描述这种成员国增加所带来的不确定性。一个国家所追求的盟友也许更青睐另一个追求者，也意味着一国当前的盟友有可能背叛它。这不仅意味着德、法、英三国的追随者会更改追随对象，也意味着欧盟成员国会退出欧盟追随美、俄。每一个国家都是依据国家利益原则进行选择行为的。所以，“联盟的团结，就像政党的党纪一样，要借助于娴熟而谨慎的管理”。[396]这对欧盟的协调管理能力是一个严峻的挑战。
第二是吸收对象的选择或认同问题上的挑战。
按照欧盟（欧共体）成立之初的宗旨，原则上所有欧洲国家都可以申请加入欧盟，但必须取得成员国的一致同意方能被接纳。[397]欧盟官方和欧洲政治家也反复重申欧盟是一个政治共同体，而不是一个宗教共同体。“欧洲认同，它不单单是欧洲各民族性的总和，而更是一种政治行动认同，不太是一种存在、种族或语言认同——欧洲认同不排外，它可以与地区认同、区域认同和民族认同等其他层面的认同相提并论。欧洲认同是以‘后国家主义’的角度看问题的产物。”[398]换句话说，只要认同欧盟的价值观——自由、民主、法制，以及超国家一体化与多边主义制度，同时又是欧洲国家，就可以申请加入欧盟。
但欧美的文化界，包括普通百姓，大多数还是认为，欧盟虽是一个政治经济共同体，但要真正实现欧洲的统一，欧盟必须建设一个文化或精神共同体。法国著名学者朱利安·班达就断言，“欧洲唯有接受一套道德价值体系才能建成”。[399]新功能主义者哈斯也承认，一体化的政治进程，“如果得不到深层次的意识形态或哲学信念的支持，基于实用主义考虑的利益，如期望获得经济收益，可能只是‘短暂的利益’。建立在实用主义利益基础上并以此为出发点的政治进程必定是脆弱的，容易出现反复”。[400]客观地讲，政治与经济都是一种权利的考量和算计，对各方都有利，共同体才能维持；利益分配大不均，共同体摇摇欲坠；对各方都无利，共同体必然会崩塌。因此，只有建构一个文化和道德的共同体，才能从根本上维系欧盟的长久存在，经受住政治与经济风险的考验。所以，德国思想家哈贝马斯指出，“要把欧洲统一所带来的经济优势作为继续扩大欧盟的理由，就不能离开大大超越经济范畴的文化凝聚力”。[401]法国思想家埃德加·莫兰也呼吁：“我们希望的是政治家们更多地关心欧洲命运共同体。但必须树立一个新的欧洲精神，让欧洲的共同命运成为共识。”[402]在历史上，尽管有边界、语言和国家的分割，在长达几个世纪的时间里这一“文化欧洲”是存在的。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以古希腊罗马和文艺复兴为源泉的基督教文明和以法国为主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维谢格莱德集团和波罗的海国家，以及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和马耳他加入欧盟，联盟的范围就将与西方文明的范围重合。这也是这些国家在加入欧盟时会得到优先考虑的原因。[403]
因此，文明冲突论始作俑者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认为，“文化共同体正在取代冷战阵营，文明间的断层线正在成为全球政治冲突的中心界线”。因此，欧盟东扩的最终边界“结束于基督教的范围、终止于伊斯兰教和东正教的范围开始的地方”。西欧的首要任务是“重新把中欧各国人民吸收到他们本应属于的我们的文化和经济共同体中来”。[404]也许正是因为文化共同体比政治与经济共同体更重要的缘故，土耳其入盟谈判才姗姗来迟，东正教的欧洲国家入盟申请和呼声还没有得到欧盟官方任何回应。希腊作为西方文明的发祥地，虽是东正教国家，但民族历史和文化还是与西方文明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是个例外。
这样，欧盟在选择候选国时所面临的困难比欧盟自身的改革和深化还大。入盟先后在欧盟是一个政治标准的考量，但在候选国眼里，则是一个亲疏远近的差异性待遇。这很可能使有些国家出现入盟前与入盟后对欧盟态度判若两人的现象，滥用成员国身份权力否决欧盟任何重大的决策来发泄怨气。因此，欧盟不可不谨慎行事，这也许正是欧盟加快第二批候选国入盟谈判步伐的缘故，意在消除后者的被冷落感。但要做到完全的平等和公平又是非常困难的，更何况，候选国各国的国情和条件也不一样。吸纳对象的选择本身构成了欧盟协调管理能力的一部分。
欧盟一体化本身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欧盟共同政策实施的领域和程度，二是包含到欧盟中去的国家数量的增加。[405]但是，“区域认同度同区域面积的大小成反比。区域认同度恰恰是区域一体化实现的地缘文化因素”。[406]显然，欧盟的进一步扩大会因为成员国的增加及其认同和利益差异的增大而变得更加困难。“事实上，欧盟成员国和申请国双方存在着根深蒂固的经济、文化、宗教差异，需要有一个较长时间的协调和磨合过程。因此，无论欧盟想实现‘大欧洲’梦想也好，还是候选国极力想成为‘欧洲大家庭’中名副其实的一员也好，它们的期望与现实目前至少是有一定距离的。”[407]
接纳新成员要取得老成员国的“一致同意”，也使得欧盟扩大变得更加困难。历史因素、边界纠纷，以及宗教、种族等问题都会成为干扰因素。土耳其入盟难，不仅有政治、经济因素，也有宗教因素，更有希腊和塞浦路斯因素。这两个国家完全可以利用“一致同意”原则中存在的“否决权”否决与自己有历史积怨和边界纠纷的土耳其入盟。反过来，土耳其要入盟就不仅要处好与欧盟的关系，也要处好与某些成员国的关系，成本和难度加大。所以，欧盟在选择候选国对象时面临非常大的困难。当初，吸纳塞浦路斯，就是希望在欧盟的制度框架下解决希、土、塞三边关系问题，但并没有如愿。
第三是对欧盟决策能力的挑战。
欧盟东扩之后，成员国数量增至27个，[408]“30国欧盟”也指日可待。随着成员国数量的大幅增加，欧盟的多样性以及来自中东欧新成员国的特殊的历史和政治工作文化，对欧盟的决策能力会带来新的挑战。
首先是中东欧国家会利用欧盟担心中东欧重新落入俄罗斯势力范围的心理谋求欧盟更多的让步和利益，考虑国家的利益多于欧盟的整体利益。“联盟是由某些方面具有共同利益，而非在所有方面都拥有共同利益的国家构成。”新成员国由于与美国的特殊关系，而可能更倾向于“大西洋主义”，或者在德、法、英三国之间纵横渔利。而且，由于这些新成员国都是些小国家，在与欧盟和其他大国的谈判和交换中的“议题联系能力”差，即可用的资源和手段有限，很可能成为欧盟内的“二等公民”。为了泄愤或为了引起欧盟及其大国的注意，也可能做出非常之举。所有这一切都不利于欧盟形成共同的政策。
其次是欧盟的工作文化对新成员国是一个挑战。欧盟长期以来形成的政府间文化和系统游戏规则，对新成员国来说是一种严重的挑战。欧盟有“俱乐部的集市”或“集市的俱乐部”之称。据统计，欧盟绝大多数政策不是在桌面上谈判形成的，而是在非正式场合私下妥协的结果。而中东欧国家的民族性格，以及长期在中央集权统治下所形成的官僚文化，一时很难适应欧盟的这种独特系统文化。“改变欧盟已经习惯的运作方式固然不易，使新的东欧申请者适应这种运作方式同样不易。”[409]所以，至少在短期内，双方需要磨合，不同的工作文化会影响欧盟的决策效率。而27个国家就有23种工作语言，这不仅需要大量的翻译人员，而且也会影响欧盟的工作效率。以基欧汉的国际制度功能理论论，国际制度或机制的最主要的功能是为行为者提供信息和预期，减少交易成本。但是，“即使在行为者相互之间存在共同利益的情况下，世界政治中的信息和沟通的障碍也可能阻碍合作的实现，并导致纷争涌现”。[410]显然，欧盟扩大之后，欧盟的政府间文化及工作语言会影响欧盟的决策和运作效率。
最后是欧盟的决策原则和程序会影响欧盟的决策效率。为了迎接2004年的东扩，欧盟的尼斯会议做了准备，为了避免欧盟扩大后陷入瘫痪而扩大了欧盟的多数表决范围，不仅第一根支柱实现多数表决，第二和第三根支柱也大量引进多数表决。2000年12月，欧盟首脑会议在法国尼斯城召开，其核心议题是机构改革。经过艰苦谈判和磋商，与会各国达成一致意见并签订《尼斯条约》，其主要的贡献有三。第一，就欧盟委员会与欧洲议会等机构改革达成一致。但是分配原则有利于大国，比如欧洲议会按人口分配名额，德国99名，法国、英国、意大利各78名，西班牙和波兰各54名，罗马尼亚35名，其他国家的名额都在30以下。第二，扩大“特定多数表决制”适用范围。各成员国同意将在29个领域放弃一致通过表决制，并将部长理事会的特定多数原则的表决范围扩大到环境、交通及欧盟委员会主席决定等问题和领域。第三，“强化合作”。只要有8个成员国同意，就可以在某一领域开展“强化合作”，即先行推进某些一体化措施。很明显，欧盟的特定多数表决程序和方法还是过于复杂，而且有大国借东扩之机瓜分权力之嫌。而“强化合作”的多速欧洲方式也存在风险，多速欧洲意味着欧盟的结构层次化，意味着有些国家存在被边缘化的危险。而欧盟为了解决民主赤字问题，寻求合法性，不仅扩大欧洲议会的权力，而且要求所有重要的欧盟政策都要经过成员国议会或全民公投表决。这也为民族主义政治提供了机会。所有这些原则与程序都会延缓或阻碍欧盟的政策形成和落实。更重要的是《尼斯条约》只是解决了欧盟扩大到27国时的机构设置和运行机制，并没有为更进一步的扩大做准备。往后的扩大不仅要各成员国通过，而且扩大之前要评估欧盟的吸纳能力和机构运行效率。[411]
（三）安全目的与手段相悖
如前所述，欧盟的对外政策是分层次的，对中东欧和巴尔干东南欧国家通过一体化方式把它们纳入欧盟组织框架，对独联体和南地中海国家则试图采取多重的结构性框架，即通过逐步的经济一体化，次区域性多边政治对话，以及强化安全合作来维持和实现欧盟周边的和平与稳定。客观地讲，在全球化的时代，综合安全的相互依赖加强了，欧盟所采取的一系列新自由制度主义的安全政策总体上是符合时代潮流的。经济的相互依赖和国际制度有助于和平。尽管依赖的程度对双方是不对等的，但对于这些中小国家来说，政治经济实力雄厚的欧盟始终是施舍者，而问题在于受惠者收益的差别和期望会不会导致新的不稳定因素。另外，国际机制有提供信息和预期的功能，有助于冲突双方的对话与和解。但如果所有的机制都是欧盟主导或一手炮制的，那么所有的其他的参与者就会或多或少地怀有戒心，参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就会大打折扣。但是，如罗伯特·基欧汉所说，“如果没有国际合作，那么我们人类的前景真的将是不幸的。合作并非总是有利的；但是没有合作，我们就无法愉快地生活、工作”。[412]从南地中海国家对参与欧盟主导的“地中海倡议”持保留态度可见一斑。区域合作还是主流和大势。
而最严重的是欧盟所抱持的“民主和平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413]无论是东扩，还是与周边国家发展经济关系，欧盟都把民主、自由、人权、法制与经济援助挂钩。对于认同欧盟政治文明、要求入盟的国家来说，这没有问题。但对那些不愿意或不可能入盟的国家来说，特别是对北非国家和原苏联加盟共和国来说，民主、人权、法制就意味着社会政治秩序的重建，也意味着统治阶级和既得利益集团的特权的丧失。鱼和熊掌不可兼得，舍鱼而取熊掌者也。正如英国欧盟专家查尔斯·格兰特说的，“胡萝卜做经济奖励并不能诱使摩尔多瓦改革经济，埃及拥抱民主”。[414]这些国家的当权者也许会应付国民要求参与欧盟的倡议，加强和欧盟的安全合作，但政治上的民主改革则不可能真正落实。欧盟所要求的民主政治模式，对这些国家来说就意味着内战和分裂。与其让民主人权破坏这些国家的稳定，不如尊重它们自己的发展道路，求同存异，谋求平等合作。民主是世界发展的大势，成熟的民主社会国家之间确实少有战争；但民主应该也必须是一个渐进的演进过程。把政治标准与发展经贸关系捆绑起来，这是欧盟进一步发展与周边国家政治安全关系的最大阻碍。
不幸的是，欧盟至今还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或认识到了又不愿放弃用欧盟民主模式改造其他国家的理念和雄心。但这样做的结果将适得其反，根本达不到预期的目标，有时甚至还会渐行渐远。欧盟与俄罗斯的关系、欧盟与伊朗的关系等，都是这种情况。这是欧盟对外关系发展的悖论。而欧盟居高临下的态度，“按我说的做，而不是照我做的做”，[415]对那些渴望尊重和追求平等的候选国以及新成员国来说，都是不可接受的。
三 欧盟的安全形势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完全可以得出结论：欧盟的内部安全形势总体上会朝好的方向发展；但欧盟东扩，成员国数量大幅增加，邻近世界的“破碎地带”，又受到世界政治体系结构性的挑战，欧盟外部安全环境也存在一些变数。由于美国、欧盟和俄罗斯都过于强大，欧盟一体化或扩大难以真正建立包容俄罗斯的泛欧洲体系，而没有美国的欧洲也会陷入失去平衡的局面。所以，卡莱欧为欧洲的未来设计了一个“泛欧洲的三极体系”：欧盟还是维持它的西欧特点，稳定西欧和其周边邻国是其根本；北约保持大西洋联盟的安全功能，通过北约的和平伙伴关系或欧安组织把俄罗斯纳入泛欧洲体系之中。[416]这样，美国、欧盟和俄罗斯各得其所，就能维持欧洲大陆的和平与稳定。卡莱欧显然有维护美国在欧洲霸权地位的一面；但这也是当前相当一段时间内欧洲安全格局的现实和定数。目前，欧盟东扩没有吸纳俄罗斯的打算，甚至独联体国家也没有考虑在内。未来15年内，欧盟扩大的对象是东南欧国家，包括土耳其。但在欧盟门外，在欧洲大家庭之内存在一群以俄罗斯为首的“弃儿”，在欧洲存在欧盟和独联体两个独立的地区组织，欧盟的安全前景似乎是黯淡的。
欧盟东扩的最终边界问题是欧盟安全面临的最大考验。实际上，欧盟在东扩的过程中，就通过“合作与伙伴关系”安抚这些“弃儿”，但现实是这些政策措施很难满足它们想加入欧盟、获得成员国身份的要求。俄罗斯是大国，为了自己的行动自由和独立性，一时入盟的要求还不强烈，只要欧盟能给予其经济上的好处就行。但对乌克兰、格鲁吉亚、亚美尼亚等想摆脱俄罗斯控制的欧洲国家来说，加入欧盟是它们的首要目标。欧盟仅仅用开放市场、经济援助等经济手段笼络周边国家，能满足它们的要求吗？而为什么亚洲特性居多的土耳其能入盟呢？对此，欧盟的解释是苍白的，难以服人。[417]只要欧盟的门外有不满和抱怨者，欧盟的外部安全环境就不能乐观。它们之间在安全方面的合作也不可能是同心协力的。这些国家必然会从自己的利益出发计算得失并采取行动，欧盟的安全利益只有在不悖于它们国家的安全时才能得到支持。而欧盟何时能把外人和自己人真正地通过欧盟的组织框架包容起来呢？
欧盟独特的安全模式适应了冷战后全球化时代的安全环境的要求，也是二战后西欧融合的成功经验的继续，欧盟东扩反映了这种模式的扩张和自信。但这种模式除了要面对体系结构性的挑战，还要面对欧盟“吸收能力”的挑战。2006年10月，欧盟已经出现了“扩大疲劳症”，大多数人不支持欧盟继续扩大，成员国政府多数也呈现厌倦感。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入盟后，最多是马其顿挤入欧盟，之后的扩大就只有用其他“邻居政策”替代了。[418]但是，欧盟官方并没有正式放弃对东南欧巴尔干国家和土耳其的入盟承诺，他们明白“欧盟成员国身份”对候选国的“稳定器”作用，不过，兑现承诺可能是另一回事。从战略看，欧盟一定会克服“扩大疲劳症”，至少会完成对这些国家的入盟议程。至于乌克兰等独联体国家是否能如愿入盟，将取决于欧盟与俄罗斯的双边关系的发展和博弈，而不取决于这些国家的入盟愿望和其他条件是否成熟。但至少10～15年内欧盟不可能考虑乌克兰、格鲁吉亚等独联体国家的入盟问题，当前只想用“伙伴与合作”机制，以及“新邻居政策”框架加强与这些国家的关系。[419]北约在东扩中迷失了方向，欧盟又何尝不是？[420]欧盟不可能无限扩大，但是边界在哪呢？对此，欧盟至今没有定论。这就很容易引起困惑和不安。因此，东扩问题，不仅是对象或地理空间的问题，也是政治认同或欧盟最终定位的问题。这本身就是一个重大理论和安全问题。
冷战结束，解除了来自苏联的军事威胁，总体安全环境得到根本的改善。而欧盟利用东扩不仅壮大了自身的实力，而且占据了欧亚大陆心脏地带的门户，对俄罗斯处于攻势。所以，欧盟的外部安全面临的挑战虽多，但总体形势还是好的。
历史证明，法德轴心是欧洲一体化的火车头和发动机，是欧盟的支柱，也是欧洲安全的基石。只要法德轴心紧密合作，欧盟一体化的前景就是乐观的。正如阿登纳所说，“在战后世界形势的发展中，一个欧洲国家的经济单靠自己的力量是不可能永葆青春健康的……没有一个欧洲国家——不管是哪一国，即使是重新统一后的德国也一样，是能单独在世界经济和世界政治中起作用的，因为单独一个国家在这方面力量过于单薄”。[421]在今天这样一个多极化的世界格局里，欧洲只有作为一个整体才具有世界竞争力，才能在世界政治经济舞台上发挥领导作用。对于法、德来说，没有任何选择比推动欧盟一体化更符合自身的利益。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欧盟不会在困难面前退缩，而会在曲折中继续前进。欧盟的未来安全形势会变得越来越好。
欧盟东扩的成功意味着欧洲一体化朝纵深度发展，对于在全球化竞争中寻求合作的东亚来说极具参考价值。但东亚与欧盟有所不同。第一，法德合作是欧盟一体化成功的关键，而东亚大国的合作意愿和决心还存在较大差距，尤其是日本对东亚一体化发展的诚意不够，总想排斥他国，一国独大。第二，共同的利益和外在的压力较小。冷战时欧盟意在对付苏联，冷战后制衡德国和威慑俄罗斯。东亚似乎在这方面没有共识，没有共同的竞争对手，共同利益模糊。个别国家还抱持冷战思维，没有顺应全球化时代综合安全实践要求。第三，欧盟有共同的文化渊源，共同的宗教和历史，而东亚虽然一再强调共同的儒家文化，但自从日本脱亚入欧之后一直摇摆不定，而且日本作为一个经济大国，在历史上与邻国有过战争，又缺乏责任感，所以东亚共同体构建的最大障碍是日本的国际定位不清、责任不明。第四，和欧盟一样，地区一体化最大的外在因素是美国，欧盟作为一个整体与美国合作竞争，而东亚则是各个国家从自己的国家利益出发发展与美国的双边关系，从而抑制了东亚一体化发展。有鉴于此，东亚可以从欧盟身上学什么呢？第一，从容易入手的经济合作开始，逐步进入政治与安全领域的合作；第二，化解历史恩怨，关键是侵略者要承担历史责任，有诚意，就像西德或今天的德国那样彻底根除法西斯主义；第三，地区各国领导人要有历史责任感，而且要教育人民和争取人民的支持，从战略高度重视地区合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积极推动一体化合作的进程。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