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欧盟历次扩大的安全动因
欧盟的前身是欧共体，欧共体成立之初的安全动机就是寻求法德和解，实现西欧的和平与安全。法国在一战后一直想建立英法联盟和借助美国的力量平衡德国的威胁。但那时的英国还没有放弃均势的欧洲政策，而美国也没做好领导欧洲和世界的准备，没有放弃开国元勋的“孤立主义”政策。二战的爆发及其对法国和欧洲造成的伤害使法国先贤们积极谋求与德国的和解。因为法国当时太虚弱，戴高乐曾求助于斯大林，但斯大林没有把法国当成平等的伙伴，他宁愿与德国打交道。法国也努力谋求与美国和英国建立特殊的安全保障关系，但都归于失败。所以，剩下的安全之路，就只有靠自己强大或与德国谋求和解。基辛格认为，法国选择了追随德国霸权的道路。但实际上并不完全是这样，相反，经济相对落后的法国却有可能利用一体化超国家机制在欧盟中谋求对德国和西欧的政治领导地位。1950年5月9日，法国外长罗伯特·舒曼提出一项计划，从进行战争所必需的煤、钢工业入手，建立一个包括法德在内的煤钢共同体。用舒曼的话讲，这种“实际的联合”将“使法、德之间的战争不但不可思议，而且极不可能进行”；“它可以成为一种催化剂，促使因粗暴的分割而长期敌对的国家，相互形成一个更大和更牢固的社区”。其目标就是“为了提高生活水平和促进和平”。[101]
所以，“大欧洲思想的第一步具体动机在于驱除旧威胁和新威胁幽灵的强烈需要”。[102]德国在二战后处于分治和被占的局面，只有经济发展权，要想恢复主权，就必须“洗心革面”“重新做人”，洗刷过去“战争魔鬼”的旧形象。而欧共体的成立恰好使得德国可以在超国家机构中恢复部分主权，获得国际地位。所以，欧盟的成立满足了法德两个大国在二战后的安全与政治需求，从而得到普遍的支持和迅速发展。
欧盟的第一次扩大是1973年，英国、爱尔兰和丹麦加入欧共体。但大家都知道，在此之前英国的两次申请都被法国否决了。为什么法国偏偏在这个时候同意英国加入呢？除了法英两国更换了领导人以外，最主要的原因是政治安全考虑。之前，英国被法国看成是美国打入欧共体的“特洛伊木马”。[103]戴高乐认为，“一旦英国加入欧洲经济体，就可能成为美国打进欧洲的‘特洛伊木马’，把欧洲经济共同体熔化到大西洋共同体中去，从而使欧洲经济共同体听命于美国”。[104]而且，英国加入欧共体会削弱法国在欧共体内的领导地位。而1967年德国总理勃兰特上台之后，在西欧政治合作毫无进展之际，寻求与东方的和解，承认东德和东部边界，这就是史称的“新东方政策”。1969年，苏联直接与西德勃兰特政府进行缔结苏德条约的谈判；由于西德的经济优势，1971年，西德不顾法国的反对，宣布西德马克自由浮动。法国又感到了难以驾驭西德之痛。为了平衡实力不断增长的西德，法国总统蓬皮杜才同意英国、丹麦和爱尔兰加入欧共体。一位戴高乐派议员说过：“德国力量的重要性现在使得法国人认为大不列颠加入共同市场是非常有用的。”基辛格在他的回忆录中也写道：蓬皮杜断言，担心德国东山再起使他改变了戴高乐反对英国加入欧洲一体化的政策。他甚至谈到了要建立巴黎-伦敦轴心以平衡无法控制的德国民族主义。[105]由此可见，安全问题是法国做出让步的关键原因。法国希望以英国的加入来平衡德国实力的增长威胁。
1981年欧盟第二次扩大，对象是希腊；1986年第三次扩大，对象是西班牙和葡萄牙。把这两次扩大放在一起分析，因为这三个国家有许多共同点。它们都经历了短暂的专制统治，都是经济比较落后的南部地中海国家。欧共体通过经济援助和实施“入盟”战略，帮助它们发展经济改革政治。稳住了这三个国家的民主政治，也就维护了欧洲南部的稳定与安全。除了安全利益，欧共体吸纳这三个穷国没有其他好处。通过这两次扩大，在地理上，“共同体进一步向东南和西南方向伸展，南临爱琴海，西抵直布罗陀海峡，直接扼住地中海东西要道，几乎囊括了整个地中海北岸……增强了遏制苏联从南面合围西欧的力量”。[106]因此，欧盟南扩的政治和战略价值在于安全，“稳定南欧政局，增强地中海防务，加强北约南翼阵地”，抑制和抗衡苏联在南欧地中海一带的渗透和扩张。
1995年是欧盟第四次扩大，也是冷战后的第一次扩大，对象是芬兰、瑞典和奥地利三个中立国家。奥地利由于经济上对欧共体市场的严重依赖，希望获得与欧盟成员国平等的决策参与权从而维护自身利益，而冷战后综合安全在国家安全中的地位不断上升，使奥地利对中立政策迅速做出调整并重新选择集体安全，加入欧盟的决定受到绝大多数民众的欢迎。“瑞典模式”带来了高通胀、高赤字、高债务和经济衰退，冷战后瑞典经济增长日益依赖欧共体市场，在政治和商业精英的主导下，瑞典悄然放弃和平中立政策，融入欧盟以寻找经济安全。对芬兰来说，冷战后苏联的崩溃使依赖苏联能源和市场的芬兰货币贬值、经济衰退，而因为俄罗斯的衰落，来自东方的安全威胁减少了，因此芬兰无所顾忌，迅速调整中立政策加入欧盟。[107]显然，这三个中立国家与欧共体在经济已经高度融合，对欧共体市场有高度的依赖。综合安全是它们加入欧盟的主要动因。冷战的结束，东西对峙的终结，加上苏联的解体和俄罗斯的衰落，欧洲安全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对这三国而言，中立已经没有实际的安全意义了。面对全球化时代新的非传统安全或综合安全，欧盟比北约更有保障。加入欧盟仍然是这些国家的首选。而曾经是两大集团对抗分界点的三个中立国的入盟，不仅标志着欧共体或欧盟在与欧洲自由贸易区的竞争中取得了胜利，取得了欧洲一体化的主导地位，而且标志着欧盟越过了冷战势力范围的分界线，为填补苏联崩溃留下的中东欧权力真空做好了准备。2004年的欧盟东扩就是欧盟一体化发展的继续，但安全因素仍然是其主要的动因。
二 推动欧盟东扩的安全动因
荷兰前首相库克（Wim Kok）在2003年3月底呈给欧盟委员会的报告《扩大的欧盟——成就与挑战》中提到，欧盟扩大给我们带来的最大利益是什么？那就是有助于实现整个欧洲的和平与稳定，即获得巨大的安全利益。他讲了三点：①欧盟扩大有助于欧洲大陆的统一，把西欧几代人所拥有的和平、稳定和繁荣区扩大到中东欧，可以通过经济和政治的一体化避免冲突，乃至战争；②追求欧盟成员国身份有助于巩固中东欧国家业已取得的多元化政治和市场经济改革成就，它们的稳定和持续繁荣有益于新老成员国；③随着冷战的结束，欧洲人为的分裂结束了，但在中东欧国家出现的种族、国家集团和少数民族中存在潜在的冲突，欧盟成员国身份的预期已经解决了其中的大部分问题。[108]
有学者认为，除了谋求经济上的共同繁荣，欧洲一体化的主要目的是：建立抗衡美苏的“第三种力量”和通过联合制约成员国之间的潜在冲突，尤其是化解法、德之间的世仇并实现法、德对欧洲的“合作霸权”。[109]欧盟东扩作为欧洲一体化发展的重要内容，也是欧盟实施的一项重大的地区安全政策。实际上它是西欧或核心欧洲抓住冷战结束的有利时机，在欧洲以至欧亚大陆谋求最大安全利益的战略举措。有人归纳为欧盟东扩的“双制衡”原则：对内制约德国，对外制衡美国。[110]其实，欧盟东扩的安全动机不仅在于牵制德国、抗衡美国，而且在于挤压俄罗斯，以及实现欧洲大陆的和平与稳定。
（一）稳定欧盟周边安全
从西欧一体化的形成和发展历史看，安全利益始终是其首要的根本的动力。从解决西欧经济复兴和德国问题，到抵御苏联侵略和避免被美苏交易出卖，再到后冷战多极化时期谋求成为世界格局中的独立一极，其间历经曲折与艰难。从“富歇计划”的失败，到“空椅危机”和“卢森堡妥协”，以及英国入盟的一波三折，等等，西欧始终朝着欧洲统一的目标前进，其中根本原因就是要避免欧洲再现历史上的战争和灾难，实现欧洲的永久和平与安全。如前所述，安全是欧盟东扩的根本动机。因为经济利益可以通过自由贸易或市场一体化等经济手段获得，而不必通过需要巨大投资和援助且充满风险的东扩去实现。正如欧盟前负责对外事务的高级专员布鲁克所言：“（欧盟）东扩首先是一个有关文明大陆的安全和稳定的政治问题。”[111]
欧盟东扩可以将欧盟的安全区延伸到中东欧，通过欧盟的援助和投资，以及欧盟一体化和“共同体”方式解决这些国家间存在的矛盾和纷争，同时又有利于加强欧盟与这些国家间的安全合作。有人认为，“欧盟东扩的主要安全利益是同中东欧联系国在非领土防御问题上的合作，即在将不明确的安全保证扩大到新成员国和改善其社会经济条件的问题上，将中东欧国家包容进旨在解决跨国‘新危险’（有组织犯罪、非法移民和环境危险）问题的合作框架中来”。[112]即通过合作和欧盟的援助解决中东欧国家的非传统安全问题。所以，欧盟的安全功能主要是非军事的政治经济“软安全”功能。欧盟“由于其经济一体化的独特发展和内部的高度稳定，其作为安全中心的功能主要是从‘软安全’的角度体现出来，即从政治、经济和社会的角度作为一个‘安全锚地’，在欧洲安全结构中发挥重要作用”。[113]应该承认，与军事组织北约相比，欧盟的安全与防务水平比较低，它的政治经济优势比较大，“软安全”功能较强。“在稳定中东欧局势方面，欧盟虽不能像北约那样给予该地区国家军事安全保障，但是可以发挥‘民事力量’的优势，通过贸易优惠、各种援助、入盟许诺、入盟谈判和接纳入盟等手段来影响中东欧国家的政策选择，从而使其朝着欧盟希望的方向发展。欧盟委员会认为，‘欧洲和平、稳定和繁荣区的延伸将有助于欧洲各国人民的安全’。”[114]
但笔者认为，欧盟东扩的安全目的，不仅仅在于它稳定中东欧经济、政治和社会的“软安全”，而且在于通过运用欧盟半个多世纪积累成型的一体化安全模式解决欧洲安全问题，即一方面通过一体化稀释国家之间的边界作用，使领土边界纠纷变得更容易解决；通过人员的自由流动和尊重少数民族，以及普遍的人权和司法标准使由于战争分割而造成的少数民族问题也变得不那么突出。通过地区安全来实现国家安全是欧盟安全模式的核心内容。另一方面通过“共同体”的超国家机构和一体化机制和平解决国家之间的冲突和矛盾。超国家机构的建立，是欧盟区别于其他一体化组织的重要特征。欧盟作为一个发展中的新型地区组织，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探索和试验，积累了许多宝贵的成功经验，这些有助于欧洲在一体化的超国家机制下解决传统的民族国家体系引发的冲突和战争问题，实现欧洲大陆的和平。1999年4月德国《经济周刊》刊登的该刊记者同德国前总理科尔的一篇谈话，很能说明这个问题。当记者问到“战争在欧洲是否会进一步升级”时，科尔说：“在我看来，欧盟的扩大是一个战争与和平的问题。当一个国家成为欧盟成员时，国界的意义会大大缩小。德国和法国的关系说明了这一点。德国和波兰的关系同样说明了这一点。从长期看，我认为巴尔干冲突唯一真正的解决办法是各国都成为欧盟成员国。”科尔甚至认为，欧盟应包括东南欧所有国家，也就是说，可以通过参加欧盟来消除民族之间的矛盾和冲突。[115]而英国前首相约翰·梅杰也说过，“如果不能让东欧和中欧的民主国家加入我们共同体，我们将面临重新造成富国和穷国分裂的危险”。[116]
欧盟东扩是西欧为实现欧洲大陆的统一而采取的最重要的对外政策，但却只有在冷战结束的特定历史条件下才能实现。它结束了欧洲东西分裂的历史。只要欧洲存在分裂，欧洲的安全就没有真正的保障。按照欧盟的观点，欧盟扩大是“欧盟一项最成功的政策和一个最有力的对外政策工具，由6个发展到25个成员国，把和平和民主空间延伸到整个欧洲大陆”。欧洲是两次世界大战的发源地，所以欧盟能解决欧洲本身的安全问题就是对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巨大贡献。
（二）通过共同体扩大方式抑制德国
一个“妖魔”德国意味着一个内部不稳定的欧洲，一个需要外部力量平衡的欧洲。戴维·卡莱欧认为，“对德国神秘的潜力的忧虑”是“欧洲联盟的主要理论依据”。[117]欧洲一体化的最初动力就是为了解决“德国问题”，为了在一体化的超国家机构框架下化解德法世仇，防止德国再次成为欧洲安全威胁。而欧盟东扩使统一后的德国又处于欧洲大陆的中心地位，欧盟的重心从西欧移向中欧，德国的地缘战略优势凸显。统一使德国的实力大增。在恢复外交“正常化”的旗帜下，德国逐渐放弃“军事克制文化”，存在追求与其国力相称的权力和国际影响力的趋势。“新德国问题”重新出现在欧洲人面前。[118]
冷战时期，德国处于分裂状态，位于东西方对峙的前沿，面对超级大国苏联和它领导的强大集团，本身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冷战后，苏联解体，东欧集团瓦解，力量大大削弱，使本来因统一而变得强大的德国在欧洲的分量更加重了。两极格局终结之后，世界朝多极格局发展。欧盟属于多极世界的一极，其作用越来越明显，而德国又在欧盟中占主导地位，“不管在北约内部还是外部，德国都将是欧洲舞台上的主角”。德国在世界舞台上也逐渐有了更广阔的活动空间。德国在统一之前的40多年中，一直奉行“自我约束”的准则，坚持“多做事，少出头，甘当法国配角”的原则。[119]而冷战结束之后，统一的德国想要在世界上谋求更大的权力，开始调整对外政策。1992年5月，科尔在访问美国期间发表讲话说：“我们德国人今天作为统一和主权国家在欧洲和全世界担负着越来越大的责任。”德国外交家金克尔在自由民主党的一次讨论外交问题的会议上说得更直截了当：“德国有权要求超出欧洲的范围，在全球从政治和经济上维护自己的利益和履行自己的责任。”[120]
德国不光有言论，也有行动。1993年，在没有与其他大国商量的情况下，德国率先承认与其有密切历史联系的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等南斯拉夫联盟解体国家。这在冷战时期是不可想象的事。1994年7月12日，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就联邦国防军在北约辖区以外派兵的问题做出裁决，德国参与海外军事行动逐渐升级。德国积极参与北约在巴尔干的军事和维和行动，1994年以后，驻扎在该地区的联邦国防军约有10万之众。政治上，对欧盟的财政支持也没以前的慷慨大方，越来越维护德国的国家利益。德国统一以后，就积极争取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在海湾战争期间，捐款100亿美元支援盟军；1991年底在南斯拉夫内战问题上，开始采取强硬立场，迫使欧共体对德国妥协；在伊拉克战争中德国敢于公开和美国唱反调，争当政治大国的意识非常强烈。科索沃危机爆发时，德国不加掩饰地说：“我们必须看到，德国的作用已经发生了变化，现在我们不能推卸责任。”[121]1999年3月24日，当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发动对南联盟科索沃的空中打击时，施罗德政府开始举兵国外，除了一支8500人的“维和”部队外，还派轰炸机参加对南联盟的空袭，随后又在南联盟拥有了德国占领区，德国将军也首次成为包括美、英、法在内的派驻科索沃“维和”部队的司令。1997年上台的施罗德继承了前任的欧盟政策，“核心是强化德国对欧盟的领导权”。[122]
2006年8月25日，新一届德国政府在没有告知波兰政府的情况下在波兰海域进行军演，遭到波兰的强烈抗议。德国的民族主义抬头、国家意识增强对欧盟是福是祸，人们还在观察。在法国及其他国家，“德国梦魇”并没有完全消除。在欧盟东扩过程中，德国作为欧洲第一、世界第四的经济强国，利用其经济和地理的优势，积极向中东欧地区扩展，运用经济手段进行“马克外交”，在24个向东欧提供援助的发达工业国家中，德国提供的捐款居首位占20%，对这些国家宏观经济的帮助极大，贸易和投资的比重占55%。[123]大概用了3年的时间，德国就取代了俄罗斯在中东欧国家中的经济地位和影响力。德国主动提供援助有安全方面的考虑，因为东欧保持稳定对处于中欧的德国来说是十分重要的，但德国扩张影响力的意图也十分明显；而德国的扩张对欧洲其他国家又造成一定的威胁。德意志民族是一个古老而优秀的民族，然而又是一个“好战”的民族，在20世纪发动的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造成了深重的灾难。对欧洲而言，德国的分裂一直被认为是维护欧洲和平稳定的重要前提。而德国统一后，实力和地位的直线上升及其采取的扩张性政策必然会引起其他国家的疑惧。它们决心把德国牢牢地拴在欧共体内，避免德国独享冷战胜利果实的不利局面。法国等其他欧盟国家为了牵制德国，就必须顺应时代要求，通过欧盟扩大而不是德国扩张来包容中东欧国家，满足它们融入欧洲的战略需求，同时达到通过欧盟的深化和扩大来抑制德国，使它继续留在欧盟内做一个合格放心的成员，即建设“欧盟的德国”，而不是“德国的欧盟”。而把一大批中东欧原德国受害国纳入欧盟，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牵制德国。
当然，有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惨痛教训，而实际上欧洲一体化又能给德国带来巨大利益，德国政府及其政治精英也愿意继续留在欧盟内。德国前总理科尔就曾坦言，“只有在德国上空盖一个共同的欧洲大屋顶，才能消除这种恐惧感”。[124]德意志民族将国家的统一和成为欧洲第一强国并主宰欧洲的渴望融合在一起。因此，欧盟东扩，对法国等其他国家而言，就是为了进一步牵制大国；而对德国而言，则营造了一个消除疑惧的“大屋顶”，一个控制中东欧的合法工具。
（三）制衡美国的单极霸权
欧盟东扩是世界格局由两极向多极转化过程中的历史产物。其中美国因素是最重要的因素。没有美国对苏联的和平演变，就没有冷战的结束和欧盟东扩之机；而欧盟推动东扩，既是欧洲一体化发展之必然，也有谋求制衡美国单极霸权的目的。美国既是欧盟东扩的推动力，也是欧盟东扩的主要目标之一。
首先，冷战结束后美欧关系的调整促进了欧洲一体化的发展，东扩则是其一项重大的地区战略。冷战时期，欧共体为了对付共同的敌人，只有听从美的指挥和调遣，无力也不敢改变美主欧从的局面。冷战结束之后，国际形势发生根本的变化，两极中的一极不复存在了，欧盟的安全困境大为改善，对美的安全依赖没有过去那么严重。欧盟越来越把注意力放在安全以外的经济、政治等其他利益之上，而随着欧盟自身实力的增长和自主性的增强，欧美之间原来存在的矛盾分歧也会随之凸显。美国自建国以来，就一直以“上帝的选民”和“天定命运”为荣，统治世界是其既定的战略目标。冷战的结束，并没有改变美国的冷战思维，相反，其认为苏联的垮台为其实现统治世界、建立美国领导的单极世界秩序提供了历史机遇。于是，美国在亚太强化美日同盟，修改防卫合作指针，部署重兵，以建立美国主导的亚太秩序；在西方则强化北约功能，提出北约新概念，把北约从一个区域内集体防御性的组织变成一个对外攻击性的组织。北约东扩的意义深远，不仅可以防范和遏制俄罗斯东山再起，而且可以继续维持作为冷战产物的北约的存在，维持了北约的存在就等于维持了美国在欧洲安全的主导地位，维持了美国在欧洲的领导地位就维护了美国在欧洲的战略利益，最终有利于建立美国领导的单极的世界。
不仅如此，美国为建立自己的单极霸权体系秩序，还采取一系列的单边主义行动打破现有的国际体系。首先，挑战国际秩序，借反恐之机退出1972年美苏《反导条约》，拒绝批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禁止杀伤人员地雷公约》，对《禁止生物武器公约》和《化学武器公约》持消极态度，为自己加快部署国家和战区导弹防御体系铺路，使国际安全体系濒于崩溃。其次，严重冲击国际集体决策体制，美国绕过联合国动武，发动如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使联合国权威式微，使国际政治秩序和传统权威机制陷入困境和失效。美国片面谋求自己的绝对安全和军事优势，严重破坏了世界战略力量平衡，从根本上损害了欧洲的安全利益，与欧盟主张通过世界多极化以实现世界力量结构平衡与稳定的战略相悖。欧美矛盾是全方位、多方面的。双方矛盾的焦点是单边与多边、单极与多极之争，矛盾的实质是控制与反控制的较量。诚然，美欧矛盾是西方联盟的内部矛盾，双方在一些根本问题上合作与协调仍是主要的，但现在欧美关系同冷战时期和冷战结束初期相比，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实质性变化。欧盟对美国的离心倾向越来越大，大西洋联盟裂痕不断加深。美欧关系正进入一个关键的过渡时期，这就是：欧盟从美国的小伙伴逐渐向独立一极的角色过渡；在联盟中由美主欧从关系向平等伙伴关系过渡；美欧由实质性盟友关系向象征性盟友以至朋友关系过渡。欧盟面对美国的霸权压力，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为了争取与美国平起平坐共同主宰世界，只有以实际行动致力于扩大和深化其一体化进程，加快走向独立一极的步伐。[125]欧盟深化一体化的发展，一方面，在深度上通过制度和机制的改革提高欧盟的整体决策和行为能力，在吸取科索沃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的教训的基础上逐渐形成共同的外交和安全政策；另一方面，在广度上，抓住中东欧改革之机，实现欧盟东扩和欧洲的统一，既可壮大实力，又可占据历来兵家必争的欧亚大陆的战略腹地，对于抗拒美国单极霸权行为有着重要而深远的战略意义。所以，美国的单边主义霸权行为也是推动欧盟东扩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其次，美国积极推动北约东扩也助推了欧盟东扩。一个强大而统一的欧洲对美国的单极世界秩序是一种挑战，美国当然不希望欧盟东扩。但北约东扩美国打的旗帜是防范俄罗斯和为了中东欧的和平与稳定，这与欧盟东扩打的旗帜是一样的。美国没有理由反对欧盟东扩。而且北约是以美国为主导、以西欧为主体的军事组织，与以西欧为主体的欧盟政治经济组织，在根本利益上应该是一致的，功能互为补充。在美国看来，北约为欧洲提供安全保障，欧盟为欧洲提供政治尤其是经济发展的保障。欧盟委员会就认为：“欧洲和平、稳定和繁荣区的延伸将有助于欧洲各国人民的安全。”[126]并且北约和欧盟一同东扩有利于从军事、政治、经济多个方面填补中东欧的战略安全真空，共同挤压和防范俄罗斯。所以美国即使心里不愿意，表面上也只能支持欧盟东扩。但与此同时，美国坚决反对欧盟发展独立的安全防务力量，认为这没必要，是一种重复建设，浪费资源，也是对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的挑战，不利于跨大西洋联盟的团结。因此，欧盟与北约又存在竞争。1993年以前，俄罗斯在中东欧的势力还没有完全退出，为避免俄中断退出进程，美闭口不谈北约东扩。到1996年，俄的影响已几乎完全退出，美国抓住机会，在1996年12月的里斯本北约首脑会议上正式提出北约东扩，次年确定首批加入北约的中东欧国家候选国名单。1997年7月，在马德里首脑会议上最终确定波兰、匈牙利和捷克为首批加入国家。这样，北约与欧盟开始了双东扩。这对同样在欧洲谋求安全与防务地位的欧盟来说无疑是一种竞争。因此，进入1997年后，欧盟自己也加快了东扩步伐。[127]欧盟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与中东欧国家建立经济联系，1991年后与它们签订联系国协定，通过“法尔计划”和24国援助计划帮助这些国家实现社会转型。1993年哥本哈根首脑会议提出了入盟标准，1994年埃森首脑会议提出“入盟前战略”，加速这些国家的入盟步伐，1998年初开始启动与候选国的入盟谈判。可以说，是北约东扩推动了欧盟的东扩。欧盟先提出东扩，但北约却捷足先登。欧盟对北约东扩的美国意图心知肚明。而美国只容忍一个不挑战北约欧洲安全主导地位的欧盟东扩。只要欧盟不发展军事防务一体化，欧盟东扩与北约东扩就相得益彰，功能上相补充，反之，就是挑战美国和北约，破坏大西洋联盟。但事实上，欧盟发展防务一体化似乎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这是欧盟建设“欧洲人的欧洲”必然的选择，也是美国在伊拉克战争以来的单极独霸行为给欧洲人的教训和启发。
在欧洲安全格局上，欧盟东扩有利于制衡美国主导的北约东扩。欧盟东扩与北约东扩意在争夺欧洲安全主导权。欧盟和北约都是在冷战时期产生的西欧一体化组织，但它们的性质与功能不同。欧盟主要是一个政治经济组织，由西欧的大国法、德主导；而北约是由美国主导的军事组织。北约是冷战的直接产物，也是冷战的最主要的标志，而欧盟只是冷战的副产品。北约与华约对峙，是以领土安全为主的标准的军事组织，而欧盟则是一个在北约的保护伞下发展起来的以“软安全”为主的经济政治组织。冷战结束后，北约由军事性组织向军事和政治组织转型，功能由防御性变为进攻性，由抵御华约变为控制欧洲，变为美国全球霸权的一个工具。而与此同时，欧盟也逐渐发展自身的安全与防务特性，把西欧联盟纳入欧盟框架，建立欧洲快速反应部队和设立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等。尽管二者都处在转型之中，但二者之间存在竞争却是不争的事实。布热津斯基认为，“欧亚大陆是竞争的大舞台，又是争夺的主要对象，因为它包括世界上大多数政治上最自信、最充满活力的国家，还包括世界上三个经济上最先进地区中的两个：西欧和远东。全面主宰欧亚大陆，就等于在全球获得了霸权地位”。[128]美国的单极霸权与欧盟的多极化战略存在根本的冲突。
最后，欧盟东扩有助于增强欧盟的综合实力以制衡美国。“欧盟东扩将不仅吸收中东欧的资源，而且减少了欧洲安全隐患，为欧盟提供了加强自身政治经济力量的机会，加重与美国抗衡的砝码。”[129]通过2004年的东扩，欧洲联盟作为多极化世界的重要一极，综合实力大增，变得越来越自信。当今世界政治的主要矛盾就是单极与多极的斗争。欧美虽然有共同的文明和价值观，但同源不同流，分歧随着欧盟的发展和冷战后国际环境的变化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伊拉克战争是一个分水岭，欧盟从“暗反”到“明反”，走上了谋求与美国平等伙伴关系的道路，用时髦的话说，就是走上了解构单极化的道路。欧盟撇开美国与东盟召开欧亚会议，谋求与亚洲国家的对话和协商，共同构筑亚欧大陆的和平和发展秩序；对俄罗斯和中国的态度也与美国大相径庭，主张通过和平的方法解决分歧，尊重多样性；在中东和加勒比地区，对伊朗、对古巴都主张通过经济和外交的手段解决冲突。总之，与美国建立在高科技军事技术之上的“暴力和平”和单极化安全观不同，欧盟寻求的是非暴力的多极化合作安全。[130]所以，布热津斯基说：“一个军事上崛起的欧洲有可能成为美国的一个可怕对手。它最终会对美国的霸主地位形成挑战。一个在军事上自力更生的欧洲，一支像美国那样的全球政治经济力量，将会使美国面临痛苦的选择：要么完全从欧洲撤出来，要么完全与其共同承担世界范围的决策责任。”[131]因此，欧美分歧与欧盟力量的发展壮大和自主性的提高，有利于世界多极化的发展，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安全。
因此，欧盟东扩和北约东扩在挤压俄罗斯上有共同的利益，但二者存在潜在的对抗性矛盾，即控制与反控制的矛盾。从欧盟发展安全与防务一体化、建设欧洲快速反应部队的事实来看，欧美在欧洲大陆的安全问题上，目前是合作大于竞争，将来必定是竞争大于合作，最终可能将美国霸权逐出欧洲。不过，我们也应该认识到，欧盟反对美国的单极霸权，是想谋求欧美共同主宰世界。同时也要看到欧盟也并非铁板一块，在伊拉克战争中反映出离心倾向的所谓“新欧洲”就是明证。而且，这些国家的亲美政策具有多米诺骨牌效应。2007年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都争相与美国发展军事关系，建立美军事基地以防俄。尤其是西欧大国在2005年底至2006年的政权交接，新生代的领导人的亲美思想比较重，即大西洋主义派的政治家上台会促使欧美接近。我们不能夸大伊拉克战争对大西洋关系的负面影响。[132]欧盟也可能放弃谋求多极化的道路，而选择追随美国霸权的政策。因此，从长远看，欧盟东扩和欧盟的壮大也有不利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一面，其发展动向值得关注。
（四）挤压、防范俄罗斯
对欧盟来说，传统安全威胁，在内担心德国的法西斯主义死灰复燃，在外担心俄罗斯的帝国扩张主义传统。巴尔干存在安全问题，但没有大国的介入，巴尔干就不可能威胁到欧盟的整体安全。“俄罗斯对欧洲构成威胁的原因是，俄罗斯正在发生的一切都反复无常，不可预料；这使俄罗斯成为欧洲安全中最难以估计的变量。”[133]其实，西方对俄罗斯从来就缺乏信任。温斯顿·丘吉尔曾说过：“我无法向你预言俄国的行动。它是一个无法捉摸的谜中之谜。但是也许有一个谜底。这个谜底就是俄国的国家利益。”[134]
在欧洲人眼里，俄罗斯文明是拜占庭文明和东方文明的融合，是一种独特的欧亚文明，而不是欧洲文明。[135]俄罗斯有帝国扩张主义的历史传统，而且是一个衰弱的核大国和能源大国，解体后的发展方向不明，政治民主倒退。[136]西方国家甚至担心俄罗斯共产主义的复活。[137]因此俄罗斯是异类，有太多的不确定性，始终是欧盟安全的大隐患。普京上台伊始就明确了俄罗斯要做强国的战略目标，维护俄罗斯的独立性和国家利益。在2000年7月8日的国情咨文中他提出，“俄罗斯唯一现实的选择是选择做强国，做强大而自信的国家”。[138]这就彻底改变了叶利钦时期向西方一边倒的外交政策。2006年12月1日，北约峰会召开之际，以俄罗斯为主导的独联体也同时召开峰会，大有较劲和对着干的气势，从而也迫使亲西方、想加入北约的乌克兰、格鲁吉亚等国家领导人在两个会议之间做出选择。这些国家对俄有离心力，但又不能没有俄罗斯的廉价石油和天然气。所以，最终为了利益还是放弃北约峰会而参加了独联体峰会。这些都给欧盟造成难以言明的压力和使其产生难以琢磨的印象。
为防患于未然，欧盟通过东扩抢占俄罗斯传统的势力范围，并将西欧的安全防线推进到了俄罗斯的边界，为预防俄罗斯重新崛起对大西洋沿岸构成威胁，构建了广阔的战略纵深和缓冲地带。另外，欧盟东扩将欧安组织边缘化。欧安组织是一个泛欧洲安全合作与对话机构，是一个论坛性质的组织，在冷战时期还是发挥了积极作用的。随着欧盟东扩，欧盟变成了一个泛欧洲组织，替代了欧安组织的大部分功能，从而将欧安组织边缘化了。这对倡导欧安组织并欲在其中发挥主导作用的俄罗斯来说也是一种打击。
但欧盟不会过分激怒俄罗斯，否则就没有欧洲大陆的和平与安全。欧盟仍然会在欧安组织内保持与俄罗斯的安全合作。从长远看，欧盟最终会获取欧洲大陆的安全主导权，也会积极寻求与俄罗斯的安全合作。与北约东扩相比，欧盟东扩没有北约东扩那样的攻击性。因此，俄罗斯对北约东扩和欧盟东扩采取不同的政策。[139]从全球多极化的眼光看，欧俄在反对美国单极霸权上有共同的立场和利益。欧盟对俄的基本政策是，通过发展经济政治合作密切俄欧关系，希望俄罗斯不要倒退到民族主义和专制主义时代，而是朝着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方向前进。这符合欧盟的安全利益。俄罗斯已经非正式地提出了加入欧盟的要求，并要借建立“一个共同的欧洲家园”，建立共同的“统一的经济空间”等措施，化解欧盟东扩的负面影响。[140]
总之，欧盟东扩是欧盟对整个欧洲乃至欧亚大陆实施的一项具有深远地缘政治意义的对外战略，不仅获得三重安全收益，而且通过实施“新邻居政策”，从摩洛哥、突尼斯到叙利亚、约旦，再到外高加索的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最后到乌克兰、摩尔多瓦，在欧盟周边构筑一个广阔的“朋友圈”作为安全缓冲地带。西欧的大西洋沿岸国家至少具有两道安全网——中东欧战略纵深和周边“朋友圈”。而且，通过东扩，欧盟从西欧扩张到中东欧，基本上已经占领了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门户，其疆域延伸到了欧亚大陆的纵深地，触摸到亚欧非大陆结合部的敏感神经，欧盟的综合实力和对外影响得到了极大的增强。美国在欧亚大陆大棋盘上的首要任务就是防止任何潜在的大国挑战自己的霸权，而欧盟的扩大和实力的增强就意味着它最有可能挑战美国的霸权地位。从长远来看，美欧关系将会逐渐调整并形成正常平等的双边关系。因此，尽管东扩的代价和困难很大，欧盟还是迎难而上。尤其对于西欧大国法、德来说，它们有着深厚的地缘政治思想，都明白中东欧在整个世界政治舞台上的战略地位，能通过和平方式实现历史上想通过战争占领中东欧的梦想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欧盟东扩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法德轴心的意愿和决心，尽管它们的出发点有所不同——法国想通过一体化的发展抑制德国，而德国则想通过一体化来实现欧洲统一和德国的领导，并以此平衡美国。但不管怎样，“从某种意义上说，欧盟和北约东扩是欧洲的未来和平投资”。[141]东扩无疑会给现有的国际利益格局和地缘政治生态带来深远的冲击和影响。可以推断，随着欧盟东扩的发展，现有的国际关系体系和地区组织，以及行为规则都有可能对欧盟的发展和所持的理念做出调适和反应，特别是美国和俄罗斯等大国都密切关注欧盟东扩动向，并随时寻找应对之策，从俄罗斯的对外政策的不断调整和美国主导的北约东扩及其用意深远的“新欧洲”战略可以窥其一斑。
三 中东欧加入欧盟的安全动因
（一）历史记忆与传统安全
中东欧地区是两次世界大战的火药桶，是冷战时期美苏对峙的前哨阵地，也是斯皮克曼所称的大陆边缘地带，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历来是大国争夺的对象。而在国际政治的无政府秩序中，为了生存发展，小国弱国必须依附大国或加入联盟才能保平安。所谓的“中立”，要看中立国的地缘战略地位如何，大国间是不存在真正的中立国的。冷战后，华约和苏联解体，北约和欧盟就成了这些国家依附的对象。所以有学者说，“中东欧国家在国际关系中受地缘政治的限制较大。小国与大国或大国集团结盟这个欧洲政治史上的传统依然存在，变化了的只是结盟的对象”。[142]
中东欧国家历史上是大国争夺的对象，先是东罗马帝国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后有奥匈帝国和沙俄帝国。二战时德国法西斯和苏联对该地区进行了势力范围的瓜分，也留下深深的伤痛和余悸。1939年9月，苏德双方正式划定了在东欧的势力范围。德国通过“慕尼黑阴谋”侵占捷克的苏台德地区，进而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全境，为进攻波兰、罗马尼亚等做好了准备。苏联兼并了波兰的东部地区即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西部。1940年6月至1940年12月，苏联为了自身的安全，从控制波罗的海三国到强行兼并，强占罗马尼亚的比萨拉比亚和北布科维纳。匈牙利在德国的支持下，通过所谓的“维也纳仲裁”，于1940年8月30日攫取了罗马尼亚的特兰西瓦尼亚。这样不仅在中东欧留下了伤疤，也为这些国间的矛盾埋下了历史的祸根。从一定意义上讲，巴尔干“火药桶”是大国争霸导致的恶果。[143]
由于历史的原因，中东欧地区民族、种族、领土、宗教等矛盾错综复杂，这些问题在两极争霸时代曾一度被认为已经或趋于消失。然而，冷战的结束使潘多拉魔盒骤然打开，现在这些问题又重新回到了人们的视野中，而且显然已成为国际政治版图上的最大焦点之一。1992年的波黑战争是领土、宗教和种族矛盾激化的结果，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是民族冲突的表现。大克罗地亚主义、大塞尔维亚主义和大阿尔巴尼亚主义在这里交锋争斗，伊斯兰教、基督教和东正教在这里交会竞争。作为几大文明的结合部，东南欧始终存在爆发战争和冲突的可能性。[144]而冷战的结束和全球霸权制约的缺失激起了该地区大国追求地区霸权或国家利益的野心，从而引爆了地区的战争和冲突。而且这些国家背后都有大国的支持，比如，克罗地亚有美国、德国的支持，塞尔维亚有俄罗斯，阿尔巴尼亚有土耳其的支持。这样就加剧和恶化了该地区的安全形势。所以，为了摆脱“安全真空”和“无主之地”的局面，中东欧国家根据历史教训和宗教、文化渊源，环顾四周，仇恨俄罗斯，恐惧德国，回归欧洲的现实选择就是加入北约和欧盟。[145]
统计显示，冷战结束之初的1992年，中东欧国家“认为自己的邻居对本国的和平与安全是一种威胁”的比例都较高：克罗地亚是62%，斯洛伐克46%，罗马尼亚67%，匈牙利64%，波兰63%，保加利亚61%，斯洛文尼亚60%。（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分别是20%和11%，但它们不是欧盟东扩的对象，也不是典型意义上的中东欧国家。）可见，历经战乱的历史记忆在这里也成了一个安全因素。[146]复杂的宗教、种族、边界矛盾使得中东欧国家对传统的领土安全和主权安全极为关心和忧虑。而1993年欧盟制定了“哥本哈根入盟标准”，1994年埃森首脑会议又通过了“中东欧国家准备加入欧盟战略”，1998年春欧盟开始同候选国进行入盟谈判。因此1998年的调查显示，“认为自己的邻居对本国的和平与安全是一种威胁”的人口比例大幅下降：克罗地亚是31%，斯洛伐克30%，罗马尼亚27%，匈牙利23%，波兰20%，保加利亚13%，斯洛文尼亚11%。[147]显然，“欧盟成员国身份”发挥了“稳定器”的作用。中东欧国家回归欧洲吃了“定心丸”，看到了安全的依靠和希望，所以不再担心来自邻国的威胁。历史证明，欧盟一体化的安全模式可以化解国家间的冲突、实现和平。北约和欧盟是最重要的西欧一体化组织，是中东欧国家“回归欧洲”寻求安全依靠的必然选择。加入北约也有安全稳定的作用，但加入欧盟比加入北约困难，因为欧盟具有超国家性质，要让渡部分主权，而且加入的条件和程序复杂。所以中欧国家先加入北约，后加入欧盟。但正如前面所说，与北约相比，欧盟仍然是这些国家寻求综合安全的首选。
当然，在国际上也存在一些小国或弱国采取“骑墙政策”，在大国间游走，从中渔利。比如，冷战初期的埃及利用自己在阿拉伯和中东的特殊战略地位，在苏联和美国之间搞平衡，两头叫价获利；而今的韩国也在美、日、中之间搞平衡，左右逢源谋发展。但是，这不仅需要该国政治家的政治智慧和技巧，也取决于该国的地缘战略价值大小，而且有些因素不利于这种策略的运用。第一，时间因素。大国一旦识破了阴谋，就可能会权衡利弊，重新调整政策，甚至严厉制裁小国。第二，环境因素。邻国或周边国家都采取“依附政策”，要做海中一孤岛，风险增大，民众难以跟进。第三，地理因素。处于大国之间还是远离大国，空间距离是影响小国对外政策选择的重要因素。第四，历史传统。像中东欧国家有很重的从众和投机心理。历史上，“东欧各国既有反抗列强鱼肉的一面，又有企图利用大国，甚至有意投靠的一面”。[148]所以，冷战结束后中东欧就出现了一边倒的“回归欧洲”战略。
（二）综合安全的需要
从国际形势来看，中东欧国家不再是美苏争夺的牺牲品，不再是防苏的“天然屏障、隔离地带”。然而，这些国家刚刚从冷战的樊篱中解放出来，正处于急剧的社会转型和制度变迁中，其地位、归属尚无定论。冷战结束后，应该说，来自东边的军事威胁已不复存在，但又出现了一些新的不安全因素。北约作为军事组织是解决外来领土威胁的，而冷战的结束以及俄罗斯的衰弱却使这种威胁变得几乎不太可能。相反，在反恐、反跨国犯罪，以及预防和解决地区冲突等安全问题方面，欧盟是最佳的依靠和选择。它不仅可以通过欧盟的援助和投资来巩固中东欧国家社会改制的成果，使它们沿着政治多元化和经济私有化的“西化”的道路继续前进，而且可以通过欧盟的一体化安全模式和平解决中东欧国家之间长期存在的种族、宗教矛盾和边界冲突。冷战后，“中东欧国家认为，对国家安全最大的挑战是这些国家能否实现平稳的政治和经济过渡。这直接关系到本国甚至周边国家的稳定（经济难民问题）”。[149]欧盟作为具有巨大“软权力”的政治经济组织，恰好能提供中东欧国家之所需。但除了经济政治方面的诉求外，这些国家还有更深层次的战略诉求，那就是以“非传统安全”为主的综合安全。调查显示，中东欧国家认为对国家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的各种因素中（以1998年为例）：少数民族和种族问题是29%，移民与宗教问题为26%，其次是俄罗斯24%，邻国23%，德国和美国各21%。[150]显然，非传统安全议题已经取代传统安全议题而处于优先考虑的地位。
有人讲，中东欧国家加入北约的目的是安全，加入欧盟的目的是政治经济。但中东欧加入欧盟的根本动机是综合安全——进入欧盟就进入了欧洲的“安全区”，根本无需再加入北约。新的综合安全观更符合冷战后的安全环境，也更有说服力。从一定意义上讲，加入北约是中东欧国家的缓兵之计，也有回报美国“和平演变”华约社会主义集团和支持现有民主政权的成分，甚至也有讨好美国、希冀未来经济政治利益的成分。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东欧国家相继发生剧变，经济上实行私有化和市场化，政治上实行西方式民主，饱受战争苦难和冷战阴霾笼罩的中东欧人民，迫切需要和平，在和平的环境里发展经济，提高生活水平。如果中东欧国家能达到欧盟入盟的各项标准，成为欧盟成员国，在欧盟的框架下发展经济，推动民主化进程，积极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既可以解决自身国际地位问题，又可以发展社会政治与经济，有效地维护中东欧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因此，欧盟是中东欧国家的真正的“梦想家园”。
（三）对俄罗斯和德国的疑惧
虽然俄罗斯经济尚不景气，政治态势尚不明朗，俄罗斯的走向还不确定，但它依然拥有威力巨大的核武器，有幅员辽阔的疆域和丰富的自然资源，有强烈的民族主义精神和高昂的国民士气，并试图重振俄罗斯昔日的大国雄风。所以，“一些苏联原来的卫星国对它们强大邻居的长期目标怀有戒心。它们警告说，即使叶利钦统治下的俄罗斯变得友善和乐于合作了，沙皇时代传承下来的扩张主义倾向仍可能使共产主义在俄罗斯复活”。[151]民调显示，到1999年，62%的波兰人仍然对俄罗斯怀有恐惧感。在捷克和斯洛伐克，1992年以来，对俄罗斯的恐惧实际上增加了。而罗马尼亚和克罗地亚则由于与俄罗斯是传统的敌人，对俄恐惧更深。且自普京担任总统以来，俄罗斯重振大国地位的战略目标不仅没有改变，反而更加积极地追求。因此，在中东欧的政治家和民众眼中，俄罗斯仍然是欧洲的最大的潜在威胁。[152]欧洲统计调查显示，冷战结束之初的1992年至1998年，中东欧候选国“认为俄罗斯对本国的和平与安全是一种威胁”的人口比例都较高，以1996年为例：克罗地亚是71%，斯洛伐克51%，罗马尼亚55%，匈牙利30%，波兰71%，保加利亚61%。[153]
因此，中东欧必须在俄罗斯重新崛起之前融入西方的势力范围，寻求安全保障，欧盟有责任和义务给这个“安全真空”提供一个组织归属和保障。波罗的海三国加入欧盟的根本动机直接来自对俄罗斯的恐惧。“因为它们的地缘政治位置和与俄罗斯的历史联系，提高国家安全就是它们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标”，必须“避免处于俄罗斯与欧洲之间的‘灰色地带’的厄运”。加入北约意味着有了“硬安全”保障，但同时会被俄罗斯视为威胁，从而陷入“安全困境”的尴尬境地。而“加入欧盟意味着能避免这种安全困境的逻辑，而又能从俄罗斯的控制中摆脱出来”。因为欧盟在俄罗斯人眼里不是一个军事组织。[154]而欧盟处理波罗的海三国的要求也非常谨慎。1990年3月11日，立陶宛首先宣布恢复独立，欧盟（欧共体）大约过了一年多的时间才给予官方的承认，而且是在1991年8月叶利钦承认波罗的海三国主权之后。欧盟的谨慎是必要的，但对于俄罗斯来说是多余的，因为在俄罗斯人看来，对他们的安全威胁是北约，而不是欧盟。
对德国的恐惧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如前所述，“德国问题”是欧盟安全的一个核心因素。德国由于是两次世界大战的发动者和谋求霸权的大国而成为欧洲的重要的安全因素。1992年后，波兰对德国的恐惧感有了较大的下降。德国与波兰的边界问题得到解决有助于减缓波兰人的不安。尽管如此，波兰仍然是仅次于南斯拉夫的第二个害怕德国的国家，到1999年，还有高达42%的波兰人对德国不放心。在捷克、斯洛伐克，也有相当多的人感到德国是一种威胁。欧洲统计调查显示，冷战结束之初的1992年，中东欧候选国“认为德国对本国的和平与安全是一种威胁”的人口比例，以与德国接壤的国家为最高，其中波兰70%，捷克44%，斯洛伐克32%。距离德国越远威胁感就越小，保加利亚只有2%～3%的人认为德国是安全威胁。[155]
而且德国在文化上的渗透也让中东欧国家不安。由于德国与中东欧国家之间在文化和社会价值观方面存在许多历史渊源，德国文化出版界的一些人士利用中东欧国家政治经济转轨之际，大肆收购东欧国家的报社和其他文化传播媒体。例如，德国巴伐利亚地方报《帕绍新闻报》花1亿马克买下了波兰8家报社。由于在中东欧业务的发展，该报的营业额从1988年的8800万马克增加到1994年的7.5亿马克，由一家小的地方企业变成了一个业务门类齐全的跨国集团公司。在波兰，德国出版厂家发行杂志总量达5000万份。在捷克，以德国为主的外商掌握了该国一半以上的报纸，其中波希米亚地区的报纸全部被德国人接管。在匈牙利，新闻媒介80%的资本为德国所掌握，其中德国的施普林格出版社兼并了匈牙利19家省报中的7家。德国这种文化上的渗透已经引起了中东欧国家的严重不安。中东欧国家既要避免再度落入俄罗斯之手，也必须摆脱德国的无形控制。担心被大国重新主宰的历史悲剧重演，中东欧国家必须寻找可靠的安全依靠。正如亨利·基辛格所说，“基于避免冲突对峙，必须十分谨慎不在东欧与中欧等多次欧洲冲突的起源地，留出战略和观念上的无主之地”。[156]所以，欧盟东扩是欧盟与中东欧国家安全战略双向选择的结果。
中东欧国家有四种选择。第一，继续接受苏联的继承国俄罗斯的保护，成为俄罗斯势力范围的一部分，这样可以继续获得廉价的石油、天然气等能源，代价是继续接受俄罗斯的政治控制。但惨痛的历史经历使得中东欧国家不愿意走回头路。它们不愿意接受俄罗斯的高压统治，而俄罗斯也无力支撑苏联留下来的庞大的势力范围。第二，加入北约，依附美国。这样可以解决它们面临的传统安全问题。中东欧国家也是这样做的，但正如前面所说的，北约满足不了它们的综合安全要求，特别是经济安全、环境安全和社会安全要求。美国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对中东欧十多个国家提供经济技术支持。所以，加入北约对中东欧国家是远远不够的。第三，依附德国。德国是欧洲经济大国，可以是，实际上也是，东欧国家的主要投资者。但是，这不仅会引起法国、英国等西欧大国的疑惧——担心德国重新谋求欧洲或中东欧的霸权，而且德国也担心和力求避免这种不利局面的出现。欧盟需要德国，德国也需要欧盟。如果德国的实力能够透过欧盟一体化机制的管道发挥影响力，不仅可以消除法、英等大国的疑惧，而且中东欧国家也可以从欧盟获得更多的经济支持。更何况，德国留在这些国家的历史阴影并没有完全消除。第四，加入欧盟。如前所述，这是最佳的选择。与其依附一个国家，不如加入一个地区国际组织。加入欧盟可以获得依附任何一个国家的好处，而且欧盟有60多年的成功经验，可以赋予新成员国想要的综合安全。最有诱惑力的是，加入欧盟可以提高国家的国际地位，可以在欧盟框架下维护国家主权，透过欧盟发挥国际影响。这是一般小国、弱国所期望而难以做到的。
有效地保持中东欧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才能巩固冷战的胜利成果。人们常常重视欧盟东扩的经济动力，“与欧盟东扩的经济动力相比较，安全利益似乎显得不那么重要”，但是，国家安全是最基本的国家利益，只有在安全有保障的情况下，国家才会考虑去争取和实现包括经济利益在内的其他利益。在后冷战时代，中东欧国家保持了相对安全的环境，但这并不说明中东欧国家在申请加入欧盟时就根本不考虑国家安全利益或者让国家安全利益退居次要地位。实际上，和平时期，安全利益是一种消极被动的利益，国家总是小心翼翼，甚至经常加以掩饰和伪装地追求。[157]而全球化时代非传统安全议题的凸显，使得综合安全成为各国以及国际组织的共同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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