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处，是在寒风中穿梭往来的溜旱冰的孩子。一个穿着黄色羽绒袄的小女孩很是惹眼，让他不时地分神看向她。她跌跌撞撞，很显然溜冰的动作还不熟练。她的身后跟着一位妇女，应该是她的母亲吧，也在跌跌撞撞，亦步亦趋，像是张开翅膀护小鸡的母鸡。
近处，在离老杨不到二十米远的地方，是一溜儿烧烤摊。七个摊位，像家里制作干豇豆似的，一根风干到发黑的豇豆被切成了七截，一字儿排在那里。牛羊肉的焦煳味，孜然的香味，和油烟一起在空中弥漫。这些气味也像是被这冬夜的寒冷给冻住了，固执地笼罩在老杨的四周不愿散去。
风像刀子，像老杨过去使用过的篾刀，一刀一刀地刮他。他本来就是一个干瘦的人，现在觉得自己的身体已经被刮成了一片薄薄的篾片，没有骨头没有力气。那烧烤的香味又诱使他的肚子咕咕地叫，他又冷又饿又累，觉得自己像是一只疲乏而老迈的流浪狗，离死已经不远了。
这里是文化广场的一角。他是听到郝峰说，在这儿见到周伟明了，他才来这儿蹲守的。在此之前，他一直在解放大道那儿的沃尔玛超市门口守株待兔。
郝峰在这座城市工作，是家乡郝局长的儿子。老杨和郝局长在家乡县城的爱民小区做了两年的邻居。郝局长一接到儿子的电话立马就打电话给老杨了，中间几乎没有停顿，还将儿子的电话号码告诉了老杨，便于他了解更详细的情况。老杨接到电话的当天夜里就挪了蹲守的地方，从沃尔玛超市门口，挪到文化广场来了。但到今夜已经是他在文化广场蹲守的第28个夜晚，他还是没发现周伟明的身影。
他曾经有些怀疑是不是郝峰看花了眼认错了人，特意打了电话过去求证。郝峰说：“杨叔，错不了。我每个春节都是回去跟我爸一起过的，周伟明跟我爸住对门，我能不认识他？”
“那是不是他也发现了你，所以不敢来了？”
“他没发现我。我是傍晚开车去那儿买烧烤，从车窗里望到他，我就没敢下车，他怎么能发现我呢？他背着个擦皮鞋的工具箱，在那些烧烤摊前转悠，招揽生意……杨叔，你就守在那儿，盯紧了那几个烧烤摊，总有一天会逮着他的。”
情况倒吻合。之前也是有人看到周伟明在沃尔玛超市门口给人擦皮鞋。可周伟明怎么会给人擦皮鞋呢？他手头现在有这么多钱了，能干这营生？
老杨有些盯不住了。他屁股底下的塑料袋虽然隔住了草地上的湿气，但隔不住寒气，寒气像是一捆荆棘上众多的尖刺，先是扎他的屁股，接着是后背、脖子、脑袋……他的全身没有一处不痛。他知道是自己的风湿老毛病犯了。白天他要洗车，洗车就是个湿气很重的活，一双手总是泡着冷水。晚上又要到这儿来蹲到大半夜。他的身体早就垮了。
十点半的时候，他还是决定回洗车店里去。他已经有经验，过了十点，溜冰的孩子就会陆续回家，烧烤摊的生意也就越来越淡，淡到十一点，也就收摊走人了。人都走了，哪会有擦皮鞋的？
他推着那辆花30块钱买来的破自行车往回走，身子僵得像是个冰坨子。走在他前面的就是那对老鸡护小鸡的母女，她们玩累了要回去。小女孩不到十岁，跟他的孙女佩佩差不多高，最像佩佩的是她身上的那件黄色的羽绒袄，现在近了看，连款式都是一样的。他是大前年给佩佩买了这么一件黄色的羽绒袄，也不知道现在是不是小了，还能不能穿。
那对母女一直在叽叽喳喳地说着话，是当地的话，他半懂不懂，只听得懂“星期六”“溜冰”“摔倒”等几个词。但他还是很认真地听着，跟在她们的屁股后面。小女孩很兴奋，格格格笑了一路，当母亲的帮她提着旱冰鞋，那旱冰鞋也是黄色的，又小巧又漂亮。很可惜，佩佩没有这样的旱冰鞋。佩佩曾经向他要过，那是在佩佩读一年级的时候，但他没舍得。那时他们一家人都在憋了劲地攒钱买房。
那对母女拐进一条巷子，老杨才恍然醒过神来，停下来没再跟着。他应该是走广场北路再拐到建设路回洗车店去，可他竟不知不觉地跟着这对母女到广场东路来了。自己是真的老了，老得犯了迷糊。
其实也不是犯迷糊。仔细想来，他在冬青背后坐了那么久，目光其实一直没离开过这个穿黄袄的小女孩。他好几次疑心那就是自己的孙女。他往日都是等到烧烤摊收摊时才离开文化广场的，今夜情不自禁地跟着这小女孩提前离开了。
他知道，自己是想佩佩了。
佩佩一岁那年断的奶，断了奶后就跟着他。儿子和儿媳出门打工，将佩佩交给他带。他带了佩佩七年，从一岁到八岁，从乡下到县城，佩佩只跟他亲。但就在前年，这种爷孙俩相依为命的日子戛然而止了。
星期六？他掏出手机看日期，确实是星期六！难怪在文化广场玩的孩子比往日多。星期六佩佩应该可以睡得晚点吧？佩佩跟着他时，他是允许她星期六晚上看电视的。他掏出的手机再也装不回裤袋里，犹豫了好久，他还是决定跟佩佩通个电话。
电话是佩佩的外婆接的，这在他拨号的时候就预料到了，但听到那老太婆黯哑的一声“喂”之后，他还是情不自禁地结巴，他说：“她外婆，我，我，我是东升啊，我想跟佩佩说两句话。”
“佩佩睡了。”对方的话嘎嘣脆，很坚决地就断了他的念想。他也长长地“哦”了一声，有些失望。对方第二句话又跟了过来：“我说亲家，人逮着了没？”
老杨张张嘴，一口冷风灌进来，将一个字的回答噎成了两半，他说：“没——没。”
对方便沉默了，老杨也不知道该咋说。
就这么挂断似乎不礼貌，似乎还得说两句。老杨便结结巴巴地说：“我天天晚上在这儿蹲着呢，像郝峰说的，总有一天能逮住他。”
“光蹲着有屁用？拉屎才蹲着呢，找人得靠嘴巴。”这个老女人说话恶毒，对他一直不客气，像是将闺女嫁到他杨家来，是公主下嫁似的。以前不客气，出了那件事后就更不客气了，她教育起他来：“我说亲家呀，孩子们挣俩钱容易吗？你看我闺女，累得瘦成啥样了？”老杨只能说：“是。是。都是我拖累的。”
“找人嘛，要多打听。我说亲家呀，你说起书来，嘴皮子那么溜，打听个人，咋就那么难呢？你去了有仨月了吧？”
“是。是。”老杨有些后悔打这个电话。他早该料到，这个时段佩佩已经睡下了，他干嘛还要打这个电话呢？
他不想听亲家母那近乎训斥的说话，但他又没有胆量掐掉通话。他现在不仅仅是杨家的罪人，也捎带着成了他们李家的罪人了。谁都有权利埋怨他，除了佩佩。
不不！佩佩其实也埋怨他。上个月佩佩偷偷给他打电话，让他回去，说她再也不愿在外婆家待了，说她还想像过去一样到县城里上学。他只能劝佩佩，说你现在到不了县城里上学了，你乖乖地在外婆家待几年，先在乡下的学校念几年……他还没劝完，佩佩哭了，佩佩说：“外婆说，我不能到城里读书，都是你害的。爷爷，你快点将那个骗子逮住呀，逮住了我们就能买房了，外婆也就不会骂你是老不死的。”
那天佩佩在电话里哭，他挂了电话后也忍不住掉下泪来，眼泪滴在宝马车的引擎盖上，又被他自己手中的抹布抹掉，弄得宝马车主在一旁跳着脚嚷：“喂喂喂，大爷，你干嘛呢？你这样给我洗车不吉利你知道吗？我又没逼你洗，哭啥子呢？”他只能硬着头皮赔小心，说：“老板你误会了，这大好的日子，谁舍得哭呢？是洗车液弄到眼睛里了，辣的。”
大好的日子？这话说得将自个儿都给噎住。
佩佩说得没错。佩佩在县城里的房子，是被老杨弄没的。
老杨的老伴死得早，家中没有女老人，带孙女的活就只能由老杨担起来。那时儿子对他孝顺，儿媳待他也不错，夫妻俩在外打工，挣了钱寄回来交给老杨，还是将老杨当家长看待。
佩佩六岁时，老杨的儿子说，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乡下的教学质量差，得让佩佩去城里上学，暂时在县城买不起房，就租吧，等再攒两年，买房的钱也就有了。
儿子真在县城租了房，就租在爱民小区，在郝局长和周伟明的上一层。老杨每天上下楼梯，都得经过郝局长和周伟明的门口。他这人礼仪周全，为人谦卑，见人一脸笑，遇上了就要问声好，一来二往，就与郝局长和周伟明混熟了。
老杨的任务就是接送佩佩上学放学，照料佩佩的生活。佩佩去学校了，他没事干，就跟小区里的人闲聊，要不，就是陪郝局长和周伟明下象棋，日子过得倒也滋润。
郝局长以前是县卫生局的局长，那会儿退休了，闲着没事，就找人下象棋打发日子。周伟明呢，据说以前做生意赚了很多钱，够他坐吃一辈子的，反正没老婆没孩子，没了拖累也就没了追求，四十岁就收了手不再做生意了，过起了退休人的生活。周伟明常常陪着郝局长下象棋，两个人的棋艺旗鼓相当。但这两个人都不是老杨的对手，老杨如果不谦让，可以饶了一二子也能胜了他俩。
老杨不但棋艺好，还博古通今，这是因为他年轻的时候是说书的。一把琴，一架鼓，往那儿一坐，时说时唱，边弹边敲，几个小时一溜儿顺下来中间不打一个磕绊。改革开放头几年，说书人的生意还很火红，老杨夹把琴背只鼓走村串巷到哪都有饭吃。后来，电视机普及了，人们就不稀罕听鼓书了。老杨的鼓书没了市场，他是农村人，但对农活却生疏，主要是没力气，人太瘦小，干不动活，说不了书他便改行学篾匠，编竹器。
他当篾匠也没干上几年，塑料制品渐渐泛滥，替代了竹器，篾匠的活路也就渐渐没了。终归是农民嘛，还只得种地。但不管干啥，那些说书的鼓词儿他没忘，戏说的历史也没忘。现在不拿那些鼓词儿讨生活了，但往小区里同龄的老人中间一坐，前五百年后五百年，他知道得很玄乎，显得很博学。所以郝局长和周伟明都很尊敬他。郝局长和周伟明都说过，老杨不像个农民，如果硬要说成是个农民的话，就是黄金埋土，是个很有知识的农民。
老杨很愿意听这样的话，这样的话让他很有面子。
他在乡下是活得没面子的。说书那会儿可能还有点面子，但只是昙花一现。之后长久地便是种地，他的地种得总不如人家的好，出去打工也因为力气小没人要。不知从哪一年起，世道和乡风全变了，大家越来越看重钱了，笑贫不笑娼，钱成了面子，他老杨就成了没面子的人。但他到了城里，却成了郝局长和周伟明这么欣赏的人物，他一下子便容光焕发了。他觉得郝局长和周伟明这两个人是真好，简直就是他的知己。
郝局长和周伟明在爱民小区是最有身份的两个人，一个是仕，一个是财，都是大家望尘莫及的。这两个人高看老杨，全小区的人便跟着高看老杨一眼。这让老杨觉得很风光。
老杨在爱民小区住了两年，儿子儿媳在西安打工，挣了钱就往他的卡上打，多少年积攒下来，他的卡上便有了42万。儿子说：“42万，可以买房了，爸你先四处看看房，有中意的就定下来。”老杨很骄傲，儿子要在县城买房了，自己今后就是正儿八经的城里人了。他请郝局长陪他一起看房，又请周伟明陪他一起看房，明里说是仰仗郝局长和周伟明的见识和经验，内里其实也是有显摆的意思，巴不得所有人都知道，他也快要成业主了。
郝局长陪他看了一天房，嫌累，就没再陪他。周伟明索性一开始就不去。周伟明说：“现在的房子，有啥好看的？都快建到周边农民的菜园子里去了，没一个好位置，没啥看头。”
周伟明说得不错。城内早就没房子卖了，现在开盘的楼盘，都在县城的外围，位置偏。儿子的意见是买房要“三近”：离学校近，离医院近，离菜场近。现在开盘的楼盘都不符合这样的要求。
老杨转悠了两天，还是没有达到儿子“三近”要求的房子，他便有些急，去找郝局长和周伟明讨主意。郝局长和周伟明在小区花坛边下象棋，一张折叠象棋桌，两把折叠靠背椅，阳光暖暖地照着，棋子叩在棋盘上“啪啪”地响，四五个老头在旁边围着，很热闹。
老杨凑过去讨好地冲两位点头打招呼，说：“你们见识长，帮我想想辙，哪儿有那种‘三近’的房子。”周伟明虎着脸冲他摆手：“别吵别吵！”郝局长则抿一口茶，呵呵地笑：“再有三步，他就死毬了。”老杨只得观棋，观了一阵子，他说：“死不了。”
“真死不了？”周伟明来了精神，递过一支烟来，“你有救着？支一招呗。”郝局长立即指着老杨，警告：“哎，你要支招我就跟你翻脸，这一局我们下了赌注的，一瓶茅台。”
一瓶茅台？这就不能胡乱说话了。老杨闭了嘴。周伟明不干了，指着边上一个老头说：“他刚才给你支了两招呢，我说啥了？杨叔给我支一招就不行？”郝局长说：“行。”他看定老杨，说：“一瓶茅台就要到手了，你要是将我的酒弄没了，你得赔。”老杨堆起一脸笑：“我赔不起。我不说话了。”郝局长便得意地看着周伟明，说：“怎么着？请吧，你请不动他了。”
周伟明跳起来：“你这是耍赖！”他对老杨说：“杨叔，你给我支招，大胆地支！不就一瓶酒吗，我出！我不蒸馒头争口气！你刚才说啥来着，要‘三近’的房子？你让我赢了他，我给你‘三近’的房子！”
郝局长撇着嘴角：“癞蛤蟆打哈欠，好大的口气。你哪来‘三近’的房子？你以为你是房产商？”
周伟明脸都涨红了，说：“我没‘三近’的房子？”他抬手往楼上一指，“我这房子算不算‘三近’？杨叔，你给我支招，让我赢了他，这套房送给你，一套房子对于我来说算个啥？我拿来送人眼睛都不带眨巴的，哪像有些人为了一瓶酒就在这儿巴巴地较劲。”
这话有些带刺，郝局长哪听过这种带刺的话，脸当下便沉了下来，问：“你在老子面前显摆你有钱是吧？老子还不玩了！”他一句话说完，将桌子掀了，人站起来气呼呼地走了。
这一来弄得大家脸上都有些挂不住，观棋的老头都尴尬地退到一旁，然后讪讪地离开了。周伟明一个人站在花坛边发了一会儿呆，然后将自己的茶杯狠狠地摔了，那“砰”地一声响像在小区里引爆了一颗手榴弹。
老杨很难为情，到晚上还在犹豫，要不要去找郝局长道个歉，郝局长发那脾气，表面是冲着周伟明，其实内里，还不是自己引起的？他还没打定主意呢，周伟明上门了。周伟明黑着一张脸，进门就问：“杨叔，我家的房子你要不要？棋没下完，房子当然就不能送你，但我周伟明一口唾沫一个钉，说要给你好处就给你好处，我知道你只有42万，你要是要，我那房子就42万卖给你。”老杨只料他是在说气话，就说：“别当真，郝局长的脾气你是知道的，当官的嘛，当然……”“当什么官？早退休了，还耍哪门子威风？”周伟明仍是火冒三丈，说：“我还就当真了。他说我显摆有钱，我还真显摆了。我告诉你，我那房子，以前有人看过，出55万我没卖，我现在就42万卖给你！损失个十来万对于我来说，算个毬！”
周伟明说第二遍时，老杨便意识到这不仅仅是气话，他问：“你真舍得将房子卖了？”
“有什么舍不得？我告诉你，我在上海还有一套房子呢，我早就想离开这小县城，去上海住了。原来舍不得走，是觉得跟小区里的人混熟了，每天跟他姓郝的下下象棋也自得其乐，哪知道他一个退了休的破局长，还掀老子的桌子。”
老杨说：“郝局长就那脾气，过了这阵子，到明天又好了，又找你下棋呢。”
“他找老子下，老子还不尿他了！老子去上海去！我是说真的，我那房子你到底要不要？不要我就通知以前来看过房的人。”
老杨赶紧说：“要。要。”他吞吞吐吐地问：“真42万？”
“真42万！不瞒你说，这个小区里的人，我还就只瞧得上杨叔您。便宜一点给你，算感情。外人要，低于55万我不会给。明天咱俩一手交钱一手交房，去房产局办手续。”周伟明说完出了门，可着嗓门嚷：“老子愿意少要十来万，我还真要显摆一下我有钱，十万块钱对于我来说算个毛？”他这话是嚷给楼下的郝局长听的。
老杨兴奋得一个晚上没睡好，爱民小区地段好，正是符合儿子要求的“三近”房子，主要是42万这个价钱太便宜了。要知道，他看过的那些楼盘，都是毛坯房，没有低于60万的，买来了还得装修，又得花钱。周伟明的房子才住了五年，一切都是现成的，42万就钻头进，多划得来！老杨高兴，赶紧给儿子打电话，儿子将信将疑，问：“这里面有没有诈？哪有这么白捡的便宜？”老杨笑得合不拢嘴：“有什么诈？我和周伟明的交情不是一天两天，人家是冲着我的面子呢，你现在知道你爸的面子也值点钱吧。”
第二天房子并没买成，周伟明一口咬定要现金交易，但老杨去银行一下子取不出这么多钱来，银行的工作人员说，大笔取款要预约。
老杨就预约。他丝毫没想一下，周伟明为什么非得拿这么多现金。他喜孜孜地不想这些，只一味地高兴。
第三天老杨取了款，42万，装在儿子不用了送给他的那只黑皮包里，满满一包。他搂着那只包像佩佩小时候他抱佩佩似的，抱着钱去了周伟明家。周伟明将钱倒在茶几上，哗啦啦摊开来一茶几，拿过自己的包来，一边往包里装一边数数。数完了，取出钥匙往茶几上一扔：“房子是你的了。家具我也全送给你，我什么都不带走。谁叫我跟你投缘呢。”
这样的惊喜一下子将老杨砸晕了，一屋的家具电器就这样白白地送给他了？这又得多少钱啊？这周伟明太仗义！他握着周伟明的手，一个劲地晃：“小周，你让我咋说呢？”
“啥也不用说。走，去房产局，得索地，咱过户办手续。”
两个人去了房产局，周伟明一直背着那包钱，他说办完手续他就去上海了。两个人到的时候时间不对，正是中午，工作人员休息，还没上班。两个人到了办证大厅，办证大厅的窗口上搁着“暂停服务”的牌子，周伟明急起来，他说他去上海的火车票是中午一点半的，等工作人员来上班就误了他的车。他急得在大厅里团团转，转着转着一拍脑门，说：“我怎么忘了小王了？小王是这儿的头啊，让他特事特办，叫个工作人员来将我们的事办了。”他说着话就往电梯里去，快进电梯门时还回过头来对老杨说：“杨叔，你在这儿候着，我让小王喊个人下来给我们办手续。”
老杨是看着周伟明走进电梯门的，电梯门就在大厅里。但周伟明这一走进去就再也没出来，好像那电梯门后面藏着一条巨型蟒蛇，将周伟明连人带包一口给吞了，连骨头都没吐出一根来。老杨以为，那电梯就是上下楼的唯一通道，事后很久他才弄明白，房产局那幢大楼除了电梯还有一条消防通道，就是步行楼梯，那楼梯口，在大厅的外面，他待在大厅里，根本看不到。
广场东路很冷清，没多少车，也没多少行人，也不知是天太晚，还是太冷的缘故。偶有一两个行人从老杨的身边经过，缩着脖子拢着袖子，嘴里呼出的白气像烟雾。老杨记起来，白天洗车的时候，听车载电台里播过，今天的最低气温是零下五度。大约这时候，就是那温度吧。
那通电话，老杨接听了起码有20分钟。这是很讽刺的事情。电话本来是他主动拨打过去的，结果，他变成了被动的接听者，佩佩的外婆一直在呱啦呱啦地说，他只能被动地听，没有机会插话。似乎，他也没有权利插话。
亲家母从年轻的时候就瞧不起他。他俩本来是住在相邻的两个村子里，彼此都知道底细。她是那种地道的农妇，只佩服那些会种地有力气的男人，再不就是佩服那些在外挣了大把大把钱的男人，对于他，她觉得他“就是一只鸡屁股，人锅前是该割了丢掉的”。这是她的原话。
她的女儿相上了老杨的儿子，两个孩子谈恋爱时，她跳起脚来反对。她站在她家的田埂上骂女儿：“哪家你不好找，你要找杨东升家的儿子？杨东升算个嘛人？就是一只鸡屁股，入锅前是该割了丢掉的，免得坏了人胃口。一个农村人，不好好种地，也种不好地，整天价的就只知道拉二胡，下象棋，说书，这像个正经农村人吗？拉二胡能当饭吃？下象棋能当饭吃？说书说来了钱吗？你看他家的地种成啥样子？你再看看，他出外打过工挣过钱吗？这么混了一辈子也好意思？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有这样的爹，儿子能好到哪儿去？”
那时老杨正在地里锄麦草，他家的地和她家的田只隔着一道高土坝，一个在坝上，一个在坝下。土坝上长满了密不透风的芭茅，像一扇绿得恣肆的屏风，隔开了田里和地里的两个人，你望不见我我望不见你。但声音是通透的，那女人的话字字清晰，传到他的耳里，臊得他满脸通红，气得他恨不得跳起来骂娘。但他被人瞧不起惯了，也没有了骂人的底气。再说，为了儿子的终身大事，他只能忍着。
她一直瞧不上他，后来两个人终究还是成了亲家，她还是瞧不上他。现在，他将儿子和儿媳攒了多少年的钱弄没了，她就更瞧不上他了。她在电话里聒噪了二十分钟，虽然一口一个亲家，可说的全是训斥他的话。她批评他不该闷着头蹲守，找人嘛就要多打听。可去年呢，去年她却骂他：“就你嘴欠，就你有一张能说会道的嘴。逮人嘛，悄悄地去，你干嘛要咋呼？”
反正嘛，正说反说，全由她说，过错永远是他老杨的。
去年，比这时节早些，仿佛是刚入秋，郝局长不知从哪儿得到消息，说有人在武汉看到周伟明了。他便给老杨打电话。那时候老杨已经不在爱民小区住了，儿子早就将租来的房子给退了，老杨回了乡下的老家。郝局长在电话里说：“我跟你一起去，我们一定能逮得住他。”
郝局长很热心。事情发生的时候，是郝局长带着老杨去报警的，这之后，郝局长几乎动用了一切可以动用的力量来寻找周伟明的下落。他这种热心的背后其实是一种愤怒和一种自责。
愤怒是因为周伟明的做法降低了他在小区里的威望。过去，他和周伟民是爱民小区最有地位的两个人，两个人秤不离砣，常常在一起，现在一个成了骗子，另一个地位便受到影响。大家像是猛然醒悟过来，这年头其实是不用对人仰视的，周伟明原来表现得那么财大气粗，其实都是装的，周伟明其实是个骗子。郝局长表现得那么高高在上，说不定也是假象呢，说不定他是个大贪官什么的呢，指不定什么时候他也得逃跑或者被警察抓起来呢……人们的这种议论他其实没听到，他是从人们看他的目光中感知到的。小区里的人们看他的眼神再没有以前那么恭敬，甚至还有人当着他的面喊他老郝，不再喊他郝局长了，这一切的变化都让他恼火。
自责是因为他觉得老杨的受骗他真的有责任。依他和周伟明、老杨之间的关系，周伟明要卖房子给老杨，他怎么着也得介入其中，最起码，周伟明和老杨去办房产证过户时，他要跟去。他如果跟去了，周伟明想要溜走就没这么简单。但那天他发了脾气掀了棋桌，和周伟明赌上气了，就没好意思介入这件事。说白了，他是着了周伟明的道，周伟明是故意激他发脾气的，好不让他介人卖房的事，而他傻里吧叽地就中了计。这让他自责的同时更恼火了一回，所以发誓要将周伟明逮住，大约只有逮住了周伟明，小区里的人们才会知道他的能耐和手段，又能回到过去的岁月去。
他和老杨去了武汉的古田三路，是有人看到周伟明在这儿的一家超市买香烟的，他分析周伟明是租住在这家超市的附近。他和老杨先去了当地派出所，请派出所帮着调查，但派出所查来查去，古田三路没有这么一个租客。租客要租房都要复印身份证备案的，周伟明的身份证没出现过。
郝局长不死心，他当过官，知道许多事并没按规矩来。并不是公安局要求租房子的人备案人家就备案，有些租房子的不愿备案，房东也不愿意备案，不备案就可以少交税。人家没备案警察就不知道。他决定自己找。他的手机里有周伟明的照片，他和老杨一起，拿着手机挨个儿问人。他们问到一个炒货店里时，一个在那儿买瓜子的大妈看了手机上的照片，说：“这有些像租住在我家的那人。他就在隔壁吃饭呢，我带你们去看看。”正说着话，隔壁小吃店里传来盘子掉落地上的声音，一个人从小吃店里冲出来，两个人探出头来望时，正是周伟明。
两个人出门追，追进一条巷子就不见人了，慌忙地打110，警察赶过来，也没找到人，周伟明再也没回房东家，消失了。
就是那次武汉的经历，让老杨吸取了教训，他不敢再打草惊蛇。他要埋伏起来，埋伏在暗处，在周伟明毫无防备的情况下突然冲出来，一把揪住他。
重新走回文化广场时，广场上溜冰的孩子已寥寥无几，广场角落里的烧烤摊也只剩下五个，有四个摊子前有零星的孩子在买烧烤，都是溜完冰的孩子，喘着热气嘻嘻哈哈地说笑，全然没有冷的感觉。
老杨拐上广场北路，看到了一个烧烤摊的摊主。是6号摊，一个比他儿子小得多的小伙子，他已经认得熟熟的。小伙子正推着烧烤架往前走。烧烤架的四只脚上安了轮子，烤炉已熄了火，架子上架着折叠桌和塑料椅，轮子在地面滚动，震动得架子上的折叠桌和塑料椅嗡嗡地响，仿佛行进的不是一只黑乎乎瘦小小的烧烤架，而是一列隆隆作响的火车。
老杨跟在烧烤架后面，听着那隆隆的声响，还在琢磨亲家母责怪他的那些话，亲家母怨他没向人打听，也许这种责怪不是全无道理。他蹲守了28个夜晚，不但没看到周伟明，连一个擦皮鞋的都没见到。这中间就有蹊跷，是该问问人。当然不能像在武汉那样直白地问人，最起码，也该拐个弯问问。
他紧走了几步，走到跟6号摊主并行了，他看了看那个摊主，摊主也看了看他，他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问，便先笑笑打个招呼，他说：“这么早收摊了？”小伙子也冲他笑笑，说：“天太冷，扛不住。”
“是有些冷。”老杨应了这一句就没话说。亲家母说得对，他说起书来嘴皮子很溜，但说正经事就不行了，在现实生活中他是一个很自卑的人，话很少。小伙子也没再说话，街灯惨淡地照着，将他俩的影子拉长了又缩短。这气氛有些怪异，还是小伙子先开口了，问他：“大爷，你是不是有什么事要向我打听？”
老杨吓了一跳，问：“你咋看出来的？”
小伙子笑笑，说：“我注意到你有好些晚上了，在我们背后那丛冬青后面躲着，一坐就是大半夜。你好像是在监视什么人。”
小伙子早就发现他了？那么，周伟明是不是也发现了他，所以不敢再来了？这样的猜想让老杨有些害怕，事情到这地步，他就不能不问了。他问：“小伙子，我问你，你们烧烤摊那儿晚上咋没见擦皮鞋的？”
小伙子上上下下打量他，尔后笑起来：“大爷就是为了找个人擦皮鞋？不会吧。”
老杨说：“我问正经的。”
小伙子说：“那我也正经地回答你吧。大爷，你要找擦皮鞋的，来的不是时间。晚上来文化广场玩的都是孩子，孩子们穿的都是球鞋，擦皮鞋的来了也揽不到生意呀。”
老杨一下子愣住了，他这一刻才突然发现自己很没用处。他蹲守了28夜，天天晚上瞪着一双死鱼眼睛看着那些溜旱冰的孩子和七个烧烤摊，怎么就没观察出这么一个规律呢？那些孩子都是穿球鞋的，不是穿皮鞋的。没有穿皮鞋的，擦皮鞋的来揽什么生意？
可郝峰怎么说在烧烤摊前看到周伟明在擦皮鞋呢？
老杨好半天只会翻眼睛说不出话来。小伙子便说：“大爷，我也不问你为什么要找一个擦皮鞋的，你这么大年纪这么冷的天每个晚上都蹲在那儿，一定是大事。放心吧，我不会跟外人说。但我必须告诉你，你要找擦皮鞋的，就得来早些。傍晚五点来钟，是我们烧烤摊生意的高峰期，那会儿来买烧烤的都是刚下班的大人，他们有些人会坐下来吃烧烤，这时擦皮鞋的才会有生意。那时候通常有三四个擦皮鞋的背着工具箱在那儿转悠。转到六点就都走了，六点以后就没擦皮鞋的生意了。”
天啊！居然是这样！老杨怔得站住了。他28个夜晚是白挨了冻了。他每天在洗车店要等到6点钟下班，从洗车店到文化广场骑自行车要半小时，等他到了文化广场，擦皮鞋的早走了。难怪，他一直找不到周伟明，连一个擦皮鞋的都没见到。不是郝峰提供的信息出了问题，是自己没长脑子，始终当着马后炮。
等到老杨醒过神来，想向小伙子再多打听些时，小伙子推着烧烤架早走远了。他懊恼得扇了自己一个耳光，骂自己，真是一个老糊涂，白遭了28夜的罪了。但扇这一耳光时，他满心都是欢愉的，他终于知道问题出在哪了。知道了就好了，就有希望了。所以这一夜回去时，他骑自行车比哪一次都快，回到北新街时，他的脸上甚至还带着笑。
北新街是这个地级市最为边远的一条街，也是最新建的一条街。越过这条街，往北，就是田野和乡村了。街名虽说叫北新街，但正经叫它这名字的人很少，大家都习惯叫它“洗车街”。这一条街全是洗车店，一家挨一家，共88家。城内不准洗车，为什么有这规矩老杨不知道，只知道城管是这么管着的，要洗车，就得上“洗车街”来，所以，全城的车就全开这条街来洗了，白天里，车水马龙，满街淌水，很是热闹。
老杨打工的店是88号，是这条街的最后一家洗车店，但那是从东往西数。如果从西往东数呢，这家店就是第一家店了，它位于北新街的西出口，连接着建设路的北梢。从建设路开过来的车子，首先就得经过88号，所以这家店生意才那么好，他才每天都要忙到傍晚6点才下班。
他在路口跨下自行车，推着车子匆匆地往店里走。店门口的水迹已经结了冰，尤其是墙根边的冰结得厉害，他一脚踩上去，滑得差点摔倒。好在有自行车撑了一把，他稳了稳身形站住。这丝毫没影响他的情绪，他弯下腰来一把掀起了店里的卷闸门，卷闸门的铁皮哗啦啦地响，他弓身一头钻进去，便大叫大嚷：“小朱！小朱！”
小朱是这家店的店主，也是他的老板，胖嘟嘟的一个人，30多岁了还没对象，开这家店就为了多挣钱早点娶上媳妇，每天跟着老杨一起洗车，晚上就住在店里。
店内和外面差不多冷，里面没有任何的取暖设施。两张行军床白天是收起来的，晚上才铺开。小朱躺在东边那张行军床上，连头带脚都裹在被子里，连头发都没露出一根来，听到老杨叫，不悦了，在被子里嗡嗡地说：“嚎个鬼呀大爷！我刚睡着。跟你说过多少回了，回来开门时轻点，你现在倒好，还嚎上了。”
老杨一点也不气恼，甚至还笑了，他温声软语地说：“小朱，我跟你商量个事，从明天起，我想早点下班。”
“这不行。傍晚的生意太重要了。”小朱一口就回绝了。
“小朱，你听我说，我真得早点……”
他的话还没说完，小朱将脑袋从被子里探出来。灯光刺得他睁不开眼，他皱着眉挤着眼，更显出一脸的肉来，他说：“大爷，我也将话挑明了，你要是想早点下班，那你索性就别干了，我另请人吧。”说了这一句，他又将脑袋缩回被子里去，咕哝了一句：“我是给茵子姐面子，才留的你。你老手老脚，慢腾腾的，耽误我多少生意？现在还跟我谈这条件？”
老杨傻站在那儿，后面的话说不出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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