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安只差吐血，可他有什么办法，不管怎么说，睡别人的女人还是不能见人的，他从口袋里掏了许久，掏出几块钱递给韦发财才算了事。
韦发财成了刘安的心头刺，可他却没有办法治服他，瞪着眼睛说韦发财根本就不是他爹的种，他爹老实巴交一个农民，怎么能生出他这样的私生子来。韦发财并不计较他是不是他爹的种，说：“这是我娘的事情，与我有什么相干，我娘愿意让她那块田地给别人下种我怎么管得了。”
跟这样的人对决，谁能占得了赢头。刘安对韦发财说：“我记得你父亲是在二十八岁那年放木排下青龙滩被淹死的，你今年也二十八岁了吧。”
韦发财说：“我听说了，你比我大十五岁，怎么说你都要死在我的前面，要是哪一天有人把你从人家房里赶出来，摔死在哪个坡坎下面还不一定呢。俗话说夜路走多了还会碰到鬼。”
刘安只有翻白眼，心里想总有一天老子要把你整治得跪在地上叫爷爷。
界坡年年都一样，收下的粮食半干半稀也只能吃半年，到了来年三月，大多数的人家就揭不开锅了。这个时候刘安只得到公社找领导，请求给一点借销粮度春荒，有时借销粮弄少了，回来的时候分不均匀，常常让大家吵得天翻地覆，特别那个韦发财，还会横着眼睛用手指着他的鼻子骂：“你不多给老子一点粮食，老子就揭你的老底。”
刘安到公社要粮的次数多了，公社领导也烦，公社书记说：“刘安你怎么搞的，年年都这个样，我就不相信你们界坡真的要饿死人了。”
刘安说：“书记你亲自去看看吧，要是我说了假话，你把我的职给撤了。”
公社书记真的就跟着刘安到界坡去了。界坡大队离界坪公社有十几公里，要翻几座大山，又没有公路，一条茅封草长的羊肠小路像一条烂草索在大山里面左缠右绕。平时公社领导很少到界坡去，有什么事情或是要传达什么指示精神，也就派个一般干部走一趟算了。
中午的时候刘安才带着汗流浃背的公社书记来到界坡。这时界坡大队静悄悄的，没有鸡鸣，也没有狗吠，甚至连屋脊上的炊烟都没有。公社书记说：“三月了，怎么没有看见人做阳春，春天不把种抛下去，秋天哪来的收成。”
刘安说：“没饭吃哪做得起农活。”
公社书记说：“不做农活明年就更没有饭吃了。”
刘安说：“今年都过不去，哪还考虑明年。”
公社书记爬了半天山，肚子饿得只有巴掌厚了，这个时候，他最需要的是吃上一碗饭，哪怕是糊呀粥呀都行。刘安说：“书记你这次来是要看看大家的日子怎么过的吧，我带你去看几户人家。”
公社书记有些没好气地说，“看什么看，弄点东西吃就开会，有什么事情在会上说。”
刘安说：“那就到我家里去弄点吃的吧。”
刘安把公社书记带到自已家里，这时刘安的女人正在菜园里种菜，刘安大声叫她回来：“快回来弄点中午饭给书记吃。”
刘安的女人说：“你到公社弄到粮食回来了？”
刘安说：“我哪弄到粮食回来？”
“那我拿什么做饭？”
刘安说：“菜呀叶呀总得弄一口填填肚子吧。”
女人就摘了一把南瓜叶煮了，刘安给书记盛了半碗，自己盛了半碗，书记吃一口，又苦又涩，可刘安却是狼吞虎咽就吃进肚子里去了。
公社书记也只得把菜叶咽进肚子里，说：“把大家叫来开会吧。”
刘安就把挂在禾场前一棵梨树上的半边犁头敲得当当响，过后又大声地叫喊：“都来开会，公社书记来了，专门召开关于借销粮的会议。”
听说公社书记来了，还是召开借销粮的会议，就像是看到了救星一样，一会儿人都来齐了，屋子里坐不下，一些人就站在外面的禾场上。
公社书记这是第一次来界坡，他对界坡的感性认识是这里的确是山高路远，地荒人贫，他想好好地开一个会，把大家的劲鼓起来。当然，他还是要给大家一点粮食的，大队支书家里都揭不开锅了，就更别说一般的社员了。他在刘安耳边嘀咕了几句，刘安就清了清嗓子，说了个开场白，然后带头鼓掌，请公社书记作报告。公社书记干咳了两声，开始讲话，可是，他在上面讲话的时候，下面总是有一个人在说着什么，他的声音小一点，那个人的声音也小一点，他的声音大一点，那个人的声音也大一点，公社书记对刘安看了一眼，刘安知道是要他去制止那个说话的声音。他站了起来，大声地说：“韦发财，平时你总是说要到公社去找书记说理，今天书记来了，你有理就大声说出来，不要在下面嘀咕。”
公社书记瞪了刘安一眼，心想我要你维持会场秩序，你倒好，要人家跟我说理，大声道：“谁呀，有什么理要跟我说？”
这时从人群中站出来一个年轻人，这个年轻人长得牛高马大，脸上却透出一种菜青色，一看就知道是饿肚子饿出来的，公社书记还没有问他要说什么，他自己却开口说话了，他说：“书记你说了那么多话却没有解决我们的实际问题，我们现在要知道的是你给我们多少粮食？”
公社书记一下来气了，心想你是怎么跟我这个公社书记说话的，说：“我为什么要给你们粮食，你们种田的还要国家给粮食养活你们？”
韦发财说：“我们种田由得我们种吗，今天要插三三寸，明天田地又要深挖五尺，后天又要打索插顺风禾，老后天又不让做活了，说是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大白天都坐下来开会唱歌跳忠字舞。田里能有好收成？”韦发财以为是平时跟刘安打嘴巴仗，说起来就口无遮拦了，他说：“现在还不如过去，过去没饭吃可以出去讨，穷人家没粮地主家有粮啊。现在大家都穷，讨都没地方讨了。”
公社书记听他这样说，脸都青了，大声道：“你这是什么话，你叫什么名字？”
刘安一旁说：“他叫韦发财。”
公社书记听说他叫这样的名字，更加来气：“听这个名就知道你不是个好东西。为发财，你敢不敢把刚才说的话再说一遍。”
韦发财那张菜青色的脸有些发绿，他没有再说，他这时仿佛突然知觉了，跟他说话的不是刘安，而是公社书记，乱说不得的。这时刘安却说话了：“韦发财，你平时不是很了不得的吗，跟老子吵架的时候天不怕地不怕，什么都敢说，今天终于把脑壳缩到肚子里去了呀。”
韦发财菜青色的脸一下涨得通红，大声叫喊起来：“我是赤贫，半辈子讨米，身上到处是旧社会留下的伤疤，我怕哪个？我说了，现在还不如过去，过去讨米还有地方，现在讨米连地方都没有了。上面再不弄点粮食下来，要饿死人了。”韦发财越说声音越大，有些话就说得更加的出格了。
公社书记大声道：“韦发财，你就不怕被打成现行反革命？”
韦发财脸上做出一种怪样：“我这样的赤贫也能做反革命。去坐牢倒好，有饭吃，不会饿着。”
刘安一旁只是笑，也不制止。这天开过会天快黑了，公社书记一直铁青着脸，也不肯在界坡住下，连夜回公社去了。
第二天中午的时候，从村口那条茅封草长的小路上来了三个人，其中的一个人大伙认识，是公社的治安委员，另外两个人却不认得，三个人都穿的公安制服，腰上都别着手枪。山里人没有见过世面，对那些穿制服腰间别手枪的人除了敬佩，就是害怕，何况一下来了三个穿制服别手枪的人，他们不知道这些人到界坡来做什么，都远远地躲着，却又好奇地盯着他们。这三个人没有去刘安家，而是去了大队民兵营长那里。这让人们有点想不明白，平时上面不论来什么人，都是要先到刘安那里去的。
一会儿，大队民兵营长便带着那三个人往村子旁边的山脚走去，山脚下面只住着三户人家，人们猜想他们往山脚去做什么呢？这个时候，只见那三个公安人员突然冲进韦发财的家里，一会儿，韦发财就被五花大绑地推了出来，人们还听见韦发财跟他们大声地争辩：“你们是不是弄错人了，捆我做什么，我不是地主分子，也不是富农分子，我是赤贫，解放前讨了十年米的。”
一个公安干警狠狠地踢了他一脚，吼道：“为什么要抓你你不知道？你是现行反革命。”
这时人们才想起韦发财昨天跟公社书记吵架的事。公社书记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没有想到韦发财真的就成现行反革命了。
韦发财那次被带走之后三年才回来。韦发财回来之后的日子仍然不好过，公社隔三差五要召开批判斗争大会，韦发财是现行，比那些七老八十快进土坑的地主分子富农分子要惹眼得多，民兵们总要拿他当靶子，多少次被吊得屎尿从裤头流出来。那时生产大队也时不时要召开批判斗争大会，韦发财实在受不了了，跪在刘安的面前哀求道：“刘支书，我叫你爷爷呀，再不要吊我了，再要吊我我只怕就要死了。怎么说好死不如赖活呀。”韦发财把衣服解开让刘安看，这时刘安才看见他的身上全是被棕索捆起来的血痕，一道一道，像鲤鱼鳞。
刘安说：“你那张臭嘴，还说不说？”
韦发财的脑壳鸡啄米一样：“再也不敢乱说了。”
过后，韦发财还真的管住了他的那张嘴。刘安在界坡大队召开批判斗争大会的时候，也就走走样子，把现行和分子的脖子上挂块牌子就算了，不吊半边猪，也不跪瓷瓦片。公社有时召开批判斗争大会，把通知送到刘安手中，刘安也有意不通知韦发财，公社追查下来，刘安说：“韦发财在马头山种苞谷去了，通知也来不及了。”
很多年之后，上面突然来了政策，地富反坏右分子头上的帽子都要摘下来。开始的时候，界坡大队的三个富农分子到公社开了会，回来的时候一脸的喜气，他们说他们现在不是富农分子了，他们现在跟大家一样是劳动人民了。过后，界坡大队的两个地主分子也到公社开了会，回来的时候也是一脸的喜气，他们说他们头上的帽子也被摘掉了。
韦发财是最后通知到公社去的，不过他回来的时候还是比较高兴的，可是，高兴过后，他突然就哭了起来。
刘安说：“帽子摘了，从现在起你就是劳动人民了，还哭什么。”
韦发财说：“我已经四十多岁了，一切都完了啊。”
刘安心想，你现在终于醒悟过来了啊，说：“四十多岁，还来得及，现在政策好，把田种好，修栋房子，再讨个老婆。当然，漂亮女人肯定看不上你，瞎眼塌鼻的女人还是找得到的，只要能睡觉就行。”
韦发财一声怪叫：“刘安你把老子害苦了，那次你不设下陷阱，我不会当着公社书记说出那样的话来。”
刘安脸上做出一种怪样，说：“不吃点苦头，你哪知道天高地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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