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看到天空的日子是5月3日。
全城最典型的庆祝方式，是吃火锅。各家火锅店爆满，无论走向哪一家，至少都要等上半个钟头。幸好我们去得早，下午4点钟，岳父就到“辣得跳”占位置去了。平时吃火锅，都慢条斯理的，一片肉一片菜地烫，今天可不行，见外面那么多人等着，就没法慢得起来。什么东西都往锅里倒，有的烫化了，有的还没熟。到重庆这么多年，我适应了麻辣，却依然对这种烫吃的方式很不内行，一条“软皮蛋”才过了血气，就被我送进嘴里，惹得晶晶笑翻了天。
吃完出来，天还很亮，晶晶找同学去了，岳父岳母回家去了，芸秋说我们去游船上喝杯茶。我们都难得有这样的兴致。可走了好长一段江面，游船里都座无虚席，只好打道回府。
在学校门口，我跟芸秋分了手，她继续乘出租车去画室。
街灯已上，街灯夺走了白天，却夺不走人们的好心情。
学校中心花园周边的草坪上，男男女女的学生，铺着油布，坐在上面边吃零食边谈天。是真的谈“天”，天空成为他们说话的主题。我站在灯影里听了一阵。有个男生说，今天凌晨，他听见外面传来唿拉唿拉的声音，以为是园艺工人昨天剔了树枝，趁学生起床前把树枝拖走，结果——是两条大江把雾气扯回去了！他说你们发现没有，今天嘉陵江的水涨了好多，长江我没去看，肯定也涨了，那是雾气化成了水，这水今天早上之前还淹在我们头顶。凡到重庆生活一年以上的人，都会变成两栖动物，半年在水里，半年在陆上。“生活在陆上多好哇，”那个男生说，“当我被那声音吵醒，然后又睡过去，然后再醒来，看见对面窗子上映着一轮金光闪闪的太阳，我差点儿只穿条内裤就跑出去了。”
夸张的话语里隐着实情。说来奇怪，重庆第一次现天的日子，太阳总是出得特别早，它好像懂得“成事在秘”的道理，生怕人们起了床，它在众目睽睽之下就出不来了，而且永远出不来了。太阳很早出来，很晚才落下去，学生在教室上课，在图书馆看书，都想着天空，想着天上的太阳。他们把课桌、黑板、老师的面孔，都当成了天空。现在，坐在星光底下说话，也会时不时地去望天。
天空越望越近，星星触手可及。
他们是在天空里说话……
我没有回家，直接去了银杏坡。
出去吃饭之前，我就去看过安伯母。那时候她刚给猫洗过澡，在打扫卫生，猫坐在沙发上舔毛。这只老猫早就跟我熟了，见我进去，也不躲避。安伯母丢下扫把，拿出自己梳头的牛骨梳子，坐下来，把湿漉漉的猫抱在身上，给它梳理毛发。她并不理我，边给猫梳，边对猫说话。她说：“我家的咪眯是最漂亮的对不对？”猫不回答，把背躬起来，大概是被梳子弄痛了。她说：“我家的咪咪是最聪明的对不对？”猫依然不回答，只呼呼地喘，表明它现在不痛，它很舒坦。她说：“我家的咪咪是最听话的对不对？”这次猫回答了，猫说：“唉。”它真是这样说的，它不叫“喵”，而是说“唉”。
她说：“既然你听话，就要记住妈妈对你说的，你不能死在我后头，要死在我前头，记住了吗？”
猫又不回答了。
她说：“妈妈让你死在前头，不是妈妈怕死，是怕我先死了，就没人养你了，明白吗？”
猫没吱声，似有若无地摇着尾巴。她放下梳子，捉住猫的前腿，将它半提起来，让它望着她。
她的情绪似乎很糟糕，一直没有理我。我多么希望她能跟我们一起去吃火锅，但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如果我把她叫上，岳父多半会离席而去。
此刻，银杏树和寄生树遮没了星光，屋子里也没亮灯，这幢独院漆黑一团。
安伯母可能是被李同安或李小楠接走了。
要不是我在院外的马路上站了一会儿，就会像晶晶说的那样，把身边的事情错过。
站那么一会儿，我的眼睛适应了光线，才看清院坝里坐着一个人。
其实我首先看见的不是人，而是伏在人身上的白。白，成为了黑暗的阴影。
“安伯母！”我叫了一声，走过去。
“安伯母，你吃过晚饭了吗？”
“早吃过了。”
“小楠和同安……”
“小楠来接我去她那里，我有事情，就没去。”
“什么事，我来做……”
“我的事就是等你。”
她把放在身边的一张圆凳推到我面前。
安伯母等我，是要告诉我一些事情。
——她终于要告诉我一些家长里短之外的事情了！
她说，1939年的重庆人，也是在5月3日这天第一次看到天空。
但首先发现这天会看到天空的，不是重庆人，也不是中国人，而是日本人。
日军电文说：
“四川晴空万里……”
发这封电报的时候，5月3日的天空还在夜色中，但据日军预测，5月3日白天，四川重庆不仅有很好的太阳，气温也只有摄氏24度，是一个温暖而柔软的白昼。
重庆人既能看到天空，又不被溽暑折磨，重庆人有福了。
可日军电文还有一句：“对空袭重庆来说是绝好的天气。”
在武汉的W基地，日军通宵作业，检修飞机，不放过任何一个螺丝钉。
他们要轰炸的目标，是重庆这片土地上外国使馆之外的所有。
“法律依据”早已完备，去年（1938年）12月2日，裕仁天皇就在御前会议上批准了可直接从空中攻击平民。敌国平民——特别是首都平民——的士气和爱国热情，同样是一支强大的敌人，因而是必须打击的军事目标。敌国平民应该像洛伦兹实验中的那条狗，卧地屈服，把咽喉露出来，可他们没有，他们受了本国政府的蛊惑，也被李本森“反洛理论”提醒，纷纷从日人占领区逃亡。这就给外界造成一种印象：日本不是去“亲善”他们，而是去侵犯他们。这种印象对大日本帝国相当不利。
上午8时，W基地连接跑道的导引线上，排着40架中型攻击机，挂满炸弹的机身贴近地面，用结实的支柱支撑着，机体披着绿色迷彩，机械师在作最后检查。9时，36架轰炸机陆续起飞。从武汉到重庆，水路1370公里，航程780公里，去时需四小时，返回三小时。天气这么好，气流这么平稳，驾驶员戴着风镜，心手相合，感觉不是飞机在飞，而是自己在飞。11点半，飞机越过三峡上空，俯视雄伟的巫山与褐色的扬子江，机组人员心潮澎湃，有人吟诵起某军官所作的《维新之歌》：“汨罗江波涌，巫山乱云飞。乱世吾辈立，血潮涌义愤。维新展春潮，良友结正义。胸藏百万兵，樱花散长空！”
然后，机组人员吃午饭。
有红烧肉、咸烧鱼、红酸莓、煎鸡蛋，饭里配有芝麻盐。
吃过饭，从暖水瓶里倒出热咖啡。
吃得喝得都很满意。
重庆人也很满意。这么好的阳光啊！对雾都重庆而言，阳光是神的光芒，“当一个婴儿早晨醒来呀呀喊叫和咯咯大笑时，从他的眼神中，可以看见某种比海洋更深、更宽、更加永恒的东西，因为婴儿在他的摇篮中看见了阳光”。不管说这话的人生在哪朝哪代，也不管他是哪国人氏，他所说的，一定就是重庆的阳光！现在，雾气消散了，神圣的光芒出现了，应该好好享受今年的第一个好天气，大人们在屋里做午饭，房顶升起浅淡的炊烟，他们想赶紧把午饭吃过了，好坐到太阳坝里去喝茶；孩子们则三五成群，在阳光下画一块地盘，跳房子，打珠子，踢毽子……
谁也想不到，这时候的好天气，对他们来说就是坏天气。
12点40分，全市拉响空袭警报。
一刻钟后，拉响紧急警报，并在市中区标高370米的枇杷山升起红灯笼。
下江人大多是听过警报的，但重庆本地人没昕过。那声音真好听！灯笼他们虽然见过，却没见过那么大的灯笼。他们不把灯笼叫灯笼，叫球，看见大灯笼升起来，只听遍街呼喊：
“呃——快出来看啦，挂球了！挂球了！”
在他们兴奋的呼喊声中，日机越过涪陵。
红灯笼由一盏（预警）换成两盏（敌机接近），又迅速换成三盏（敌机已侵入上空）。
警报声也响得越发急促。
天空中，飞机烟烟雨雨的。
市民对球不感兴趣了，都跑上楼顶看飞机。许多人没有看到过飞机，飞机真好看！太阳照在机身上，吐出或长或短的银色光芒。人们左手搭凉棚，右手戳指头，一架一架地数，老是数不清，数了这架，又忘了那架，真是怄死人。为究竟是多少架，双方争执起来，互骂对方是猪脑壳，是龟儿子。
市中心的中央公园里，这天有不少游客。能看见天了，当然要出来玩。公园里有只老孔雀，毛发纷乱，叫声粗莽，还叼人，因此大家叫它“蛮子”；它似乎很喜欢这名字，一叫蛮子，它就开屏。这天，蛮子从上午9点钟——即日机起飞时间，一分不差的——开始叫，叫声与往日不同，像是在感喟：“哟喝！哟喝！”叫几声停下来，撩一撩片毛不存、疙疙瘩瘩的棕色脖子，再叫，把喉咙都叫哑了。游客被逗得直乐，大人小孩都笑得合不拢嘴。后来，蛮子的叫声越来越嘶哑，越来越慌乱，且连成一片：“哟喝哟喝哟喝……哟哟哟……喝喝喝……”
日机就在它这样的叫声里，哗哗啦啦犁开780公里的气浪，把浪头堆涌到重庆上空。防空火炮拉下炮衣，向日机发射，然而它们打出的黑烟，却在机翼下方飘荡（这与“独臂大盗”有关，他事先透露了我高射炮的射程，敌机便飞到射程之上）；从白市驿机场起飞的中国老一代战斗机，也很快被敌人击退。当蛮子慌乱狂叫的时候，天上只剩下在机头涂着血红圆盘的日本飞机了。
游客们丢开蛮子，也跟那些跑上楼顶的人一样，把头抬起来，看飞机，数飞机。
飞机上的人，不能清楚地看到好奇的观众，但他们清楚地看到了漂浮在两江上的半岛城市。
它像一片树叶，静静地漂浮着。
千千万万年地漂浮着。
多美呀！
他们闭了一下眼睛，然后，打开炸弹舱，将投弹杆轻轻一推……
安伯母说，那年的5月3日，中央公园里的那只孔雀，蛮子，比人最先看到飞机“拉屎”。飞机拉出的屎，把太阳的光芒劈开，发出“日——”的哨音，欢快地从云空坠落。下坠的速度越来越快，接近地面时，声音变了，不再是“日——”，而是像筛着一筐破铁。人们终于跟蛮子一起听到它，看到它，但还没来得及反应的时候，它就钻入地下，炸开了花。它不知道坠落意味着它的死亡。
强风从地下刮来，把人的耳光打得啪啪直响。黑烟在风里奔蹿。
蛮子怎么不叫了？因为没有蛮子了。
只有蛮子飘飞的羽毛。
一片羽毛向不远处的孙中山像飞去，像是呼救，但塑像轰然倒塌。
半分钟前，这里是人间，茶在喝，牌在打，金钱板在敲，川戏在唱，而现在，这里变成了阎罗殿。
墙垛上，屋梁上，电线上，将断未断的树枝上，到处挂着碎肉和肚肠，巾巾吊吊的。
那棵树上是什么？是一条女人的腿。腿上套着黑丝袜。重庆的女人，春、夏、秋三季，都爱穿黑丝袜。那是高贵的颜色，也是性感的颜色。树上那条套着黑丝袜的腿，小巧的脚上穿着鞋子，是半高跟，红色的。腿的断裂处，咕嘟嘟地冒血，血很稠，在黑丝袜上缓缓地、吃力地爬行，想重新找到一个栖身之所。北边的断墙上，有个印子，仔细一看，是个人印，肩部很宽，看来是个男人的印子，他是被气流扔到墙上的；再看仔细些，在人印的旁边，是一条狗印，那个男人大概是牵着他的狗出门的。
持续了40分钟的爆炸声停歇之后，仿佛又过去了数十年，都没有声音，也看不到活物。
后来声音起来了，活物也出现了。那个走过来的中年男人，屁股上的肉一层一层地翻出来，像他的屁股上挂着好几串干萝卜卷。那个坐在地上的老太婆，半边脸皮撕开了，她哭叫着，把悬在下巴上晃悠着的脸皮捧起来，往烂糟糟的脸上贴。那个半人高的孩子，头发烧得精光，脸膛黢黑，已分不出是男是女，他（她）大惑不解地瞪着自己的右肩，然后去周边寻找，他（她）的右臂不见了……那些跑上楼顶数飞机的，即使楼房没塌，即使没被炸伤，也没力气下楼了，他们要在原地坐很长时间，确认自己是活着的，才四肢着地，慢慢地朝楼下爬，爬到自己的家里去。
有人的家还在，有人的家没有了——他们的家成了吐着黑烟的废墟。
分明知道没有家了，还是朝家的方向去；那里曾经是他们的家，一家人挤在并不宽敞的“捆绑房子”里，又苦又甜地过着日子。现在却成了废墟。于是他们就在废墟里寻找，看能不能找到一只碗、一双筷子、一件衣物，让自己在呛喉刺鼻的硫磺味和焦糊味中，分辨出家的气味。
夫子池德智小学旁边的那家人，可没工夫去废墟里找什么，他们在急急忙忙地筹措棺材，装家里的死人。他们要一次性找七口棺材，装七个死人。
孩子们饿了，要吃的。
家都没有了，哪里去找吃的？
—个卖盐茶蛋的老太婆，把蛋发给他们。
孩子的父母说：“婆婆，我们没钱。”
婆婆说：“吃吧，吃吧。”
婆婆是重庆本地人。从她手里接过盐茶蛋的，是下江人。
就是从这天开始，重庆人和下江人才变成了同一种人。
（听安伯母说到这件事，我想起我初到重庆时，在菜园坝火车站也见到了一个卖盐茶蛋的老太婆，当时我心里一热，不知道为什么，现在我知道了。这种遥远的感应，使我心惊肉跳。）
5月3日那天夜里，大片区域停电，还出现了月全食。
重庆在黑漆漆地忙碌着……
千余公里水路之外的武汉W基地，日军也在忙碌。
他们跟5月2日一样，通宵作业，检修飞机。
因为，5月3日过后是5月4日。
这又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阳光把山山水水照得发亮，昨天炸毁的房舍、庙宇、车辆和山体，零零碎碎摊在地上，同样发出亮光。家里有死人的，抓紧出殡。以往死了人，至少要在堂屋停放三天，发财人家要停七天，甚至有把寿材用上好的川漆漆封了，停上七七四十九天的，家属请来和尚，斯斯文文地做完全套法事，还请来戏班子，唱上若干台大戏，并让各路亲友轮番吊唁之后，才体体面面地送他们上坡。祖祖辈辈的墓地都在北岸的山上，埋进土里，把周围打扫干净，就地取材地采下白石，立块墓碑，碑前栽棵小小的松柏，让人感觉到，死亡不是悲伤的事情，而是十分精致的事情。
——这天的死者可不行，他们是凶死。凶死的人不能在家里停放，那会给生者带来晦气，死者都不愿给亲人带来晦气，而且，尽管他们没有呼吸了，却也知道伤心，要是他们看到不仅自己死了，还连家都没有了，在奔赴黄泉的路上，就会一直伤心，一直流泪，把眼睛哭瞎。何况，世上的事情，有了一次，就不愁二次，谁也料不到日机还会不会来、什么时候来，死者的尸首已经不全，活着的人不愿看到他们再次破碎，更害怕万一自己也死了，就没有人为先死的亲人出殡了。
在这样的时候，悲伤也必须变得短促。
不能在家里停放，却也不能去祖上的墓地，因为桥断了脊梁，船只成了顺水漂流的木屑，过不了江，去不了北岸。于是只好新辟墓地，沿江掩埋，让死者用白骨去倾听他们熟悉的江声。
精瘦的黄牛，默默地拉着装了棺材的架子车（没有棺材，就用篾席或草席包裹），吱嘎吱嘎地往荒草连天的江滩上走。找不到黄牛的，就靠人拉。连架子车也找不到的，就肩扛手抬。
到了目的地，随便挖个坑，把和着乱草的黄土锨进去，盖住算数。
这时候，死亡再不是精致的事情，而是十分潦草的事情了。
哭是免不了的，但哭声很稀，一抽一抽的，也见不到多少眼泪。
中午时分，该埋的都埋下了，城市又干净了，活着的人们必不可少的生活，又启动了。
那些死里逃生的孩子，从学校出来，在明亮的阳光里滚着铁环回家。
这一天，1939年5月4日，也是纪念五四运动二十周年的日子。纪念活动安排了一周，中央大学和重庆大学还联合拟定了节目单，从5月1日开始，分别是音乐晚会、科学晚会、诗歌朗诵会、青年运动总检讨会、足球比赛、美术展览及文艺晚会。前两夜，高高的窗槛上都挤满了人，因为所有活动都是开放的，节目单也在沙坝坪主要街区张贴，不仅外校大学生可以去听、去看，中学生也可以去。我大伯组织演奏的《民主进行曲》、《孔子纪念歌》、《满江红》，郭沫若先生、李本森教授等人的演讲，把两个夜晚连成一片，学生回到寝室，好些人连眼皮都没碰一下，就准备进入第三夜。第三夜的诗歌朗诵会，既有学校师生，也邀请了中华剧艺社和中国电影制片厂的著名编剧、导演和演员参加。
然而，这一夜他们却是在黑漆漆地忙碌着……
现在天亮了，他们要把漫长的黑夜吐出来，拿着小旗帜，浩浩荡荡走上街头，发表演说，呼喊口号，抗议日军暴行。
可日军看不到他们游行，也听不到他们呼喊。
看到了听到了又怎样呢，飞机已经检修过了，检修了就得让它起飞，不然为什么检修？
这天下午，日机再次从W基地出发。这次是27架，分三批抵达重庆。
再没有谁去数了。警报拉响，就朝防空洞跑。
防空洞分成三个等级：上层官员防空洞，里面可打牌、唱戏、跳舞；地方保甲防空洞，条件差些，且需私人拿钱买证；下层百姓防空洞，洞内有水，放了石头当座位，中间留条过道走人。一部分人进去了，多数人进不了，重庆人口近百万，防空洞只能容纳20多万。没能进防空洞的，匍匐在街道路口，尽管不去数飞机，但头上顶个锅盖或搭床棉絮，还是把眼睛溜出来，偷偷地朝天上望。
人们发现，飞机似乎比昨天更沉，声音也比昨天更闷。
这大概只是错觉，昨天扔了166枚炸弹，今天只带了，78枚来。
其中48枚是燃烧弹。
日军感觉到，昨天虽然摧毁了重庆最繁华的七条街道，但战绩还说不上突出，重庆不是遍街的捆绑房子吗，好好利用，将事半功倍，于是就主要带了燃烧弹来。
当炸弹和燃烧弹尖利的哨音响起时，警察奔跑着，朝满街乱蹿的人群喊叫：
“趴倒！趴倒！”
可是趴倒有什么用？日军的燃烧弹里填充了固体燃烧剂，可持续燃烧15分钟，断氧也不熄灭，温度高达三千度，几公里外，也能感受到它锐利的热力，二十公分厚的混泥土，它也能烧穿。
在街上趴倒，跟站着是一样的。都是被烧焦。
整个重庆，弥漫着焚化肉体的臭味儿。
好不容易看到了天空，可白天的天空除了烟子，啥也看不到。
到了晚上，却漫天赤红：月亮是红的，星星是红的，江里的倒影，全是火苗。’
重庆本就是座山城，现在变成了一座火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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