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底下-黄晓洋日记(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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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步回来,岳父又是那句话:“碰见你安伯母没有?”

    我没碰见她。我从明月河去来,都没见她屋子里亮灯。

    “她是不是病了?”岳父又问。

    “我昨天下午还看见李同安,他刚去了银杏坡,没说他妈生病。”

    “人老了,病说来就来。”

    岳父怎么突然这么关心她了?

    这关心是不真实的,他是在试探我。前些天,我无意中听见他带着气恼对芸秋说:

    “晓洋太一根筋了……比如他曾祖母的死,那个日本兵究竟是踩了她一脚还是叫了声奶奶,无非是南京街头的传言,很可能事情要简单得多,日本兵在大雪天里把他曾祖母枪杀了,仅此而已,那之前和之后的故事,多半是某个好事者杜撰出来的,是无根的枝叶,他却揪住不放,仿佛不弄个水落石出,那段历史就成了空白。再比如对安志薇,她有儿子,还有丈夫跟前妻生的女儿,她的生活不需要你去照管,她儿子也不高兴你去照管,但他总是丢不下,觉得自己跟她有很深的、绕不开的关系。你跟她有啥关系呢?说白了,你跟她屁关系也没有!”

    或许岳父说得对,曾祖母就是被日军枪杀的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国老太婆,枪杀了就枪杀了,没有踩她一脚,也没有叫她奶奶。然而,即便这两种情形是杜撰的,人们杜撰它,难道不代表了某种愿望?一个生命的生和死,是对另一个生命的启示,如果我将来写就的历史,只有罗列而没有启示,不就回到《南京第十三》的路数了吗?我这么多年的探索,不就把工夫白费了吗?至于安伯母,别说她跟我大伯的关系(岳父不知道她跟我大伯的那段过去,芸秋没把我父亲的信透露给任何人,尽管我从没这样向她交代过),单凭她跟李教授的关系,也不能说她与我没有关系。

    陪岳父喝下几口酒,岳父说:“你今天没课,吃了饭去看看你安伯母吧。”

    他是知道我的心思才这样说的。但我装着不明白他的真正想法,很顺从地答应了。

    安伯母正在打扫她的窗台。也就是说,她没有病。

    小叶榕叶落遍地,那些落叶青郁郁的,正值壮年。它们是在给春天让位,给新的生命让位。枸皮树爱生“吊颈婆”,黑黑的、如同阳尘那样的虫吊子,牵着丝网,在枝丫间长长短短地悬着,无须风吹,只要阳光射过来的微力,就能让它们飘起来,一荡一荡的,荡到窗台和屋子里来。

    跟大多数女人相比,安伯母更爱整洁,稍有空闲,就打扫院坝和房间。为这事,她常常惹恼李教授。李教授在窗前的老式木桌上伏案半天,连头发上都是落叶和吊颈婆。秋末和冬天还好一点,可以把窗子关上,别的季候,重庆的那种热法,像在空中顺手一抓,就能摘下几粒火球。见李教授头上粘着脏物,且摊手摊脚地眯着眼,张着嘴,无所顾忌地现出稀稀拉拉的龋齿,以为他睡过去了,安伯母便放轻脚步向他靠拢,想把他头上的脏东西吹掉、拈掉、抹掉,结果惹得他大光其火。

    李教授去世后,安伯母可以无所顾忌地要回她的整洁了。

    看到我,安伯母说:“晓洋,把窗框上那片叶子扫下来,玻璃卡住了,我扫几次都扫不动。”

    我不必用扫帚,手一伸就够着了那片叶子。

    安伯母说:“晓洋,把沙发往里面移些,太靠门了,我一不小心就碰着腿。”

    我又去移沙发。

    沙发很沉。看上去就是一个光骨头的铁架子,不知道为什么有这么沉。

    安伯母说:“晓洋,我这菜刀不好使,你拿到石头上去鐾几下。”

    我又去鐾菜刀。银杏树的根部,就卧着几块细砂石。

    李同安昨天才来看过母亲,但母亲没让他移沙发,也没让他磨菜刀……

    把几样事都做好了,安伯母没什么可吩咐的了,我才说:“安伯母,今天早上你起得晚,我还以为你身体不好了。”

    “我好得很,”安伯母说,“我在忙着收拾你李伯伯留下的书。”

    随后,她示意我弯下腰,再凑近我的耳朵说:“你可不能告诉同安,我把书打成包,都放在一”

    她指了指沙发底下。

    难怪沙发推起来有那么沉。

    几波几折的岁月之后,当年南京城里那个著名的藏书家,余下的书只剩沙发底下的那一点沉了。

    我说:“同安他……”

    “他想把书卖给万书记。”

    我一听就知道她指的是哪个万书记。那人是江北某集团公司纪委书记,名叫万民,是逃难者的后代,祖籍哈尔滨,爷爷是日军731部队抓去的“马路大”。1945年8月,日军工兵将距哈尔滨20多公里处的一百五十多座建筑,即臭名昭著的“死亡工业城”,夷为了平地。这是他们打的最后一仗,以前是毁灭敌人,现在是毁灭证据。炸光建筑,日军撤退,最后撤退的千余员工集体宣誓:“一、忘掉这里曾经发生的一切,终生绝口不提;二、同僚之间,从此老死不相往来;三、今后不许担任任何公职。”炸楼之前,“马路大”被悉数烧死,带着细菌病毒的动物却全部放了出去。动物只认识人,不认识敌人,它们怀着对人的满腔仇恨,昼夜奔袭,见人就咬,周边22个县感染鼠疫,数万人为此丧生。因此,当年的哈尔滨逃难者,抗战胜利后很多都不敢回到故乡,被迫留在了重庆。

    万民是个藏书家。两年前重庆举办藏书家评比,他排名第一,晚报和晨报都报道过他的事迹。他所在的那家公司,效率好,收入高,自己又身为上层领导,但他那个家却稀里糊涂,冰箱、洗衣机和电视机,都是十多年前买的,而且至今没装空调,幸好是在江边,靠了风的帮忙,不至于被热死。他把钱都用来买书,还有装书的屋子:一间地下室,虽阴暗,却宽敞。

    要想够得上藏书家称号,不仅书多,还要书好,最好的自然是孤本、绝本,但孤本、绝本比天才还稀有,便退而求其次,搜罗故去的名人留下的藏书。如果书上有名人的圈点和批注,更好,而李教授就特别喜欢这样。自从《山城周刊》发表了那篇《大家是怎样炼成的》,李教授再次变成名人了。

    但李教授的书怎么能卖给万民呢?

    万民这个藏书家跟李教授不一样,他把书放进柜子就再也不拿出来:自己不读,也绝不外借。一般说来,嗜书而不读书的人,即使不愿外借,也希望别人参观,但万民不,连参观也不允许。只在夜深人静时分,他才打开两扇铁门,一个人走进地下室去,随即把铁门关上。铁门碰撞出的响声在夜晚的洞窟里回荡。里面有盏可以摇动的射灯,他把柜门一扇一扇地打开,然后退后五步,握住射灯的摇柄,慢慢扫过去,又慢慢扫回来。如果是周末,他可以在里面待个通夜。

    他嗜书就像某些人嗜女人,嗜女人的男人,大多不准备把女人读懂,只是占有女人。他对书也是。他不希望与别人分享,哪怕只是站在他房间里看一眼。那次举办藏书评比活动,他之所以参加,之所以让评估团进他的书库,是因为得了前三名分别有三万、两万、一万的奖金,他需要钱,有了钱就可以占有更多的书——他心目中的女人。

    李教授的书怎么能卖给他呢!

    我问安伯母:“同安知不知道他姨公的事情?”

    安伯母说:“知道。他说姨公是不愿把书卖给汉奸,万书记又不是汉奸。”

    接着,安伯母很突兀地冒出一句:“唉,人活一辈子,就是互相伤害。”

    这句话让我无端地去猜想她和我大伯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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