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误解的梁实秋

    梁实秋一生创作了大量的脍炙人口的文学作品，独自一人完成了翻译《莎士比亚全集》的浩大工程。然而几十年来，他却一直是以反动文人的面孔出现在鲁迅作品和《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直到80年代后期，大陆才解除出版梁实秋作品的禁令。梁实秋长期被人们所误解，与30年代他与鲁迅等人的两次著名的论争有关。

    第一次是和鲁迅关于文学的阶级性的论争。梁实秋指出鲁迅在翻译中“死译”的毛病，并在《文学有阶级性吗？》一文中称“资产是文明的基础”，“拥护文明，便要拥护资产”，“一个无产者假若他是有出息的，只消辛辛苦苦诚诚实实的工作一生，多少必定可以得到相当的资产。这才是正当的生活斗争的手段。”这本是千真万确的语言，却被扣上了在竭力维护资产制度和资本家利益的帽子。冯乃超撰文骂梁实秋是资本家的走狗。梁实秋在《资本家的走狗》一文中说：“说我是资本家的走狗，是哪一家资本家，还是所有的资本家？还不知道我的主子是谁。”本来是一场文学论争，最后竟成了对人格的攻击，鲁迅骂梁实秋是“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由于鲁迅后来被人为地奉为了“神”，所以他的一句话就为梁实秋定了“成分”——反动文人。解放前夕，他到台湾师范大学教书，他的作品在大陆遭到封杀，留在大陆的子女也受到株连，遭到迫害。

    当时的左翼作家叶灵凤在《现代小说》第三卷第三期发表了以《梁实秋》为题的小说，丑化梁实秋。并在《萌芽》杂志上发表文章说：“梁实秋说他是无产阶级。这真有点使人担心呢！不曾面聆梁教授的人，听我随便述点这位无产阶级的起居罢，我只说一句话，请你们拟想这位人物罢：一部汽车——翠绿的，崭新的，而且里面垫着为我们都不认识的上等的呢绒。这是梁教授每次来学校时坐的（不消说是他的了吧）。你们想这汽车里装的是只什么怪物？——无产阶级，哧哧！”其实这一切都是捏造的，梁实秋自己根本没有汽车，每天都是自己乘车前往学校的。真不明白叶灵凤这么仇视资产阶级的人的余生是怎样在奉行资本主义制度的香港度过的。柏杨先生命名的“酱缸蛆”用在这些人身上，真是再合适不过，正是这些酱缸蛆任劳任怨不停地蠕动、钻搅，使真的变成假的，假的变成真的，好的成了坏的，坏的成了好的。最后真假难辨，好坏不分，整个世界被搅得混沌一片，酱缸蛆就可以左右逢源了。

    第二次论争是在1938年9月，《中央日报》迁到重庆复刊，社长程沧波聘请梁实秋担任《平明》副刊主编。梁实秋在发刊之日写了一篇《编者的话》，文中说道：“现在抗战高于一切，所以有人一下笔就忘不了抗战。我的意见稍有不同。与抗战有关的材料，我们最为欢迎，但是与抗战无关的材料，只要真实流畅，也是好的，不必勉强把抗战截搭上去。”《编者的话》刊出后，引起了轩然大波，《新蜀报》、《国民日报》、《大公报》和《抗战文艺》等报刊，有十余人发表了三十多篇批判所谓文学“与抗战无关”论的文章。可以说，当时的文坛掀起了一场批判和围攻梁实秋的热潮，给梁实秋造成了很大的压力。1939年4月1日，梁实秋辞去了《平明》副刊主编职务，并发表了《梁实秋告辞》一文，说：“我以为我没有说错话”，“四个月的平明摆在这里，其中的文章十分之二是我以为‘也是好’的‘真实流畅’的‘与抗战无关的材料’。”

    50年代以来，《中国现代文学史》等著作都将梁实秋为鼓吹“与抗战无关”论者来加以批判。1953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中有关梁实秋的注释是这样写的：“梁实秋是反革命的国家社会党党员。他在长时期中宣传美国反动资产阶级文艺思想，坚持反革命，咒骂革命文艺。”因为《毛泽东选集》具有极大的权威性，因而它无疑为梁实秋的“反革命”身份下了历史性结论。由此，梁实秋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被完全否定的人物，他的作品成为禁止出版的反动作品。

    1980年，林非出版了《现代六十家散文札记》一书，对60位现代作家作品的思想内容、艺术风格及其创作道路的发展，作了分析论述。但对两位散文大家梁实秋和周作人却只字未提。1980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代散文》（上下册）中收录了周作人的作品，却没有梁实秋的作品。直到1986年10月13日，当时曾经历此事的柯灵在《文汇报》上发表了《现代散文放谈——借此评议梁实秋“与抗战无关”论》一文，重新对此事加以审视，对当年指责梁实秋鼓吹文学“与抗战无关”提出否定的意见，当年的这场笔墨官司才得到了澄清。柯灵精辟地分析说：“这一席话之所以爆发一场轩然大波，原因不难理解。梁实秋一直是左翼文坛的论敌，虽然到了应该一致对外的抗战时期，看来彼此都没有消除宿怨，说这番话的场合又是国民党的《中央日报》。但如果撇开这些政治、历史和心理因素，完整地理解前面引述的那段文字，却无论怎么推敲，也不能说它有什么原则性的错误，把这段文字中的一句话孤立起来，演绎为‘抗战无关论’或‘要求无关抗战的文学’，要不是只眼看字，不免有曲解的嫌疑。”并说：“抗战期间，一切服从抗战需要是天经地义，但写作只能全部与抗战有关，而不容少许与抗战无关，这样死板的规定和强求，都只能把巨大复杂、生机活泼的文化功能缩小简化为单一的宣传鼓动。”这样的看法，可谓言简意赅，有理有力，令人信服。

    柯灵的文章发表后，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得到了许多文学研究者的支持和赞同。柯灵的文章实际上起到了为梁实秋平反的作用。《毛泽东选集》中有关梁实秋的注释也得以改写。1986年《毛泽东著作选读》出版时，有关梁实秋的注释改为：“梁实秋，北京人，新月社主要成员，先后在复旦大学、北京大学等校任教。曾写过一些文艺评论，长时期致力于文学翻译工作和散文的写作。鲁迅对梁实秋的批评，见《三闲集·新月社批评家的任务》、《二心集·‘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等文。”

    《毛泽东著作选读》有关梁实秋注释的修改，虽然还不是完全彻底，但也表明了政府对梁实秋作了重新评价，具有官方平反的性质。

    随后，大陆出版了梁实秋的《雅舍小品》、《雅舍杂文》、《雅舍谈吃》、《雅舍情书》及《梁实秋文集》等作品，一个真实的梁实秋——优秀的学者、多产的作家、模范的丈夫、浪漫的才子展现在人们面前了。一时洛阳纸贵。

    2004年1月26日于秋缘斋

    说不尽的邵洵美

    邵洵美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很有点名气的诗人、翻译家、出版家和社会活动家。他1906年6月出生于上海著名的“斜桥邵家”，原名邵云龙，他的爷爷邵友濂为清朝一品大员，是大清国最后一任台湾巡抚，母亲是盛宣怀的四女儿盛樨蕙。出生在锦绣堆里的邵洵美，在经过一系列复杂的过继手续后，竟同时成为清末名臣李鸿章和盛宣怀的外孙。邵洵美有千万家产，但是他并不乐于经商办企业，更不屑于做官。1924年2月，邵洵美到达英国，进入剑桥大学选择了英国文学。在剑桥，他结交了许多朋友，其中有徐志摩、谢寿康、刘纪文、郭有礼等。以后在法国画院，他又结识了徐悲鸿、刘海粟、黄济远、江小鹣、常玉、张道藩等。并加入了徐悲鸿、谢寿康等人组织的留学生组织“天狗会”。

    1927年邵洵美回国，奉祖母之命，与他的表姐——盛宣怀的长房孙女盛佩玉完婚。这一连串的亲上加亲，使他富得如同王侯。天生的贾宝玉转世坯子，命中注定的情种。为了表示对美丽的表姐的爱，他用《诗经》里的美辞“佩玉锵锵，洵美且都”为自己改了名。从此，世上多了一个叫邵洵美的诗人。

    纨绔子弟变成了诗人，还是一个很有名的诗人，更是一个花钱如流水的诗人。“睡在天床的白云，/伴着他的并不是他的恋人。/许是快乐的纵容吧！/他们竟也拥抱了紧紧亲吻。/啊！和这朵交合了，/又去和那一朵缠绵的厮混。/在这音韵的色彩里，/便如此吓消灭了他们的灵魂。”

    陈梦家如此评价邵洵美的诗：是柔美的迷人的春三月的天气，艳丽如一个应该赞美的艳丽的女人，只是那缱绻是十分可爱的。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热心译介了英法唯美主义思潮的大量作品，他本人也成为该流派在中国新诗中的实践者。

    热衷于出版业的邵洵美

    在文坛上，邵洵美享有孟尝君之美誉。为文艺，为朋友，他最肯花钱，甚至卖房子卖地。当时能把实业与文学结合起来的最好办法，就是开书店，办杂志，出新书，这正是邵洵美极乐意全身心投入的事业。回国的第二年，他就开设了一家金屋书店，出版《金屋月刊》。一年后，新月书店亏损太大，想让邵洵美“接盘”。邵洵美一口答应，关了“金屋”，专心致力于新月书店。这时新月的成员有胡适、林语堂、罗隆基、沈从文、潘光旦、全增嘏、叶公超、梁实秋、梁宗岱、曹聚仁、卞之琳等，分别出版《论语》、《诗刊》和《新月》杂志，在30年代的文坛，可称风头独健。    这段时间他先后出版了《时代画报》、《时代漫画》、《时代电影》、《时代文学》、《万象》、《人言》和《十月谈》。他自己创作的作品有《花一般的罪恶》、《一朵朵玫瑰》、《天堂与五月》、《诗二十五首》等。但他的钱袋也逐年空了，邵家的老房子没有了，新建的房子也赔了进去，他只好租房子住。    邵洵美于1938年9月1日借用他的美国情人项美丽的名义，挂起洋商招牌，创办了抗日月刊《自由谭》。为了向国外宣传中国抗日，他还特地请项美丽再以其名义另行出版一份《公正评论》英文月刊，并请她担任编辑。

    1938年5月，毛泽东发表了《论持久战》一文，继而党组织决定将《论持久战》翻译成英文传播到国外去。毛泽东还特地为英译本《论持久战》写了一篇序言，序言是用毛笔写在毛边纸公文笺上的。中共地下党组织将这部译稿的秘密排印任务郑重托付给了邵洵美，邵洵美勇敢地接受了这项危险的任务。

    这部最早的《论持久战》英译本历时两个月印出，共印了500册，他们竟在日本人的眼皮底下全部发行出去。不久，日本特务机关嗅到了一些味道，决定暗杀邵洵美。法租界巡捕房中邵洵美的一个朋友获得消息后，派人前来保护邵洵美。但是，邵洵美办的《自由谭》还是在日寇的横加干涉下，被迫于1939年春停刊。半年中《自由谭》共出版了六期。

    邵洵美和他的美国情人

    项美丽是邵洵美的美国情人，曾以《宋家三姐妹》一书享誉海内外的美国著名女作家埃米莉·哈恩。1935年，埃米莉作为《纽约人》的特约撰稿人来到了中国。她在上海第一次见到邵洵美，就为他生有一张面白鼻高的有着希腊脸型的面庞而惊异，更为他的多才多艺和流利的英语所倾倒。不久，她就深深地爱上了他。两人的香巢构筑在福州路江西路转弯处的都城饭店里。邵洵美还根据她的名字音译，替她取了个“项美丽”的中文名字。他俩的同居完全公开，项美丽经常出入邵家，她与邵洵美的妻子盛佩玉成了朋友，与邵家也和睦相处。盛佩玉重礼教，器量大，非但没有打翻醋坛子，而且跟这位洋女子感情很好。

    项美丽来到上海后，即将所见所闻和寻访搜集得来的材料，每月写成一二篇通讯或特写寄发《纽约人》。与邵洵美同居后，使她得到了更多的好材料。邵洵美经常带她参加各种集会，世界笔会中国分会就是其中的一个。赵景深在他的《笔会的一群》中曾有过如下记载：“……又有一次在梅园，此次邵洵美兴致最好，请了许许多多洋朋友，项美丽女士当然是其中最主要的一位……”笔会是文坛精英荟萃之所，蔡元培、鲁迅、胡适、梅兰芳、郑振铎、叶恭绰、杨杏佛、林语堂、谢寿康、李青崖等都是会员。项美丽得以与中国文坛精英相会，当然文源汩汩不竭了。

    为了帮助项美丽完成《宋家三姐妹》一书的写作，邵洵美陪同项美丽拜访过宋庆龄、宋霭龄和宋美龄。1939年，邵洵美陪着项美丽一起离开上海奔赴香港，去拜访宋霭龄。不久，项美丽的这项工作告一段落，拟赴重庆，而邵洵美由于家中事务繁杂，急需处理，再则他也久思家眷想回上海，于是两人只得在香港话别。相处4年之久的异国情侣就此结束了他们的这段旷世奇缘。

    后来，项美丽与英国军官鲍克瑟少校结婚，定居纽约。1946年初夏，邵洵美在纽约与项美丽重逢。鲍克瑟似真似假地指着项美丽笑对邵洵美道：“邵先生，您这位太太我代为保管了几年，现在应当奉还了。”邵洵美也含笑作答：“我还没有安排好，还得请您再保管下去。”

    项美丽自1946年底与邵洵美分别以后的50年间，一直在从事写作，在长达70年的写作生涯中，一共创作出版了80多部书，其中有小说、传记、儿童读物等。她始终没有忘记邵洵美，还曾写过一本名叫《我的中国丈夫》的书，翔实地描写了她与邵洵美的那段情缘。

    邵洵美的宽容

    知道邵洵美这个人的人，大部分得益于看鲁迅的书，在《准风月谈》中，有一篇《登龙术拾遗》，就是专门讽刺邵洵美的，文中说“术曰：要登文坛，须阔太太。 遗产必需，官司莫怕。穷小子想爬上文坛去，有时虽然会侥幸，终究是很费力气的；做些随笔或茶话之类，或者也能够捞几文钱，但究竟随人俯仰。最好是有富岳家，有阔太太，用陪嫁钱，作文学资本，笑骂随他笑骂，恶作我自印之。‘作品’一出，头衔自来，赘婿虽能被妇家所轻，但一登文坛，即身价十倍，太太也就高兴，不至于自打麻将，连眼梢也一动不动了，这就是‘交相为用’。但其为文人也，又必须是唯美派……”“书中自有黄金屋早成古话，现在是‘金中自有文学家’当令了。”在文末注释曰：这是对邵洵美等人的讽刺。邵洵美娶清末大买办官僚、百万富豪盛宣怀之孙女为妻，曾出资自办书店和编印刊物。

    鲁迅的《且介亭杂文》一书1937年7月由上海三闲书屋出版,《序言》中说：“近几年来，所谓‘杂文’的产生，比先前多，也比先前更受着攻击。例如自称‘诗人’邵洵美，前‘第三种人’施蛰存和杜衡即苏汶，还不到一知半解程度的大学生林希隽之流，就都和杂文有切骨之仇，给了种种罪状的。然而没有效，作者多起来，读者也多起来了。”

    鲁迅在《准风月谈》后记里说：“邵洵美先生是所谓‘诗人’，又是有名的巨富‘盛宫保’的孙婿，将污秽泼在‘这般东西’的头上，原也十分平常的。但我以为作文人究竟和‘大出丧’有些不同，即使雇得一大群帮闲，开锣喝道，过后仍是一条空街，还不及‘大出丧’ 的虽在数十年后，有时还有几个市侩传颂。穷极，文是不能工的，可是金银又并非文章的根苗，它最好还是买长江沿岸的田地。然而富家儿总不免常常误解，以为钱可使鬼，就也可以通文。使鬼，大概是确的，也许还可以通神，但通文却不成，诗人邵洵美先生本身的诗便是证据。我那两篇中的有一段，便是说明官可捐，文人不可捐，有裙带官儿，却没有裙带文人的。”

    鲁迅之所以攻击他，表面上应是两个原因，一是他娶了贵族小姐，而且用妻财办书店，做诗人，提倡唯美。而实际上，这实在是有些冤枉，邵洵美娶的是他的表姐，不能说是攀高枝、吃软饭。且又是一个很有才华的诗人，与作家、出版家章克标一起创办时代图书公司，是30年代中国出版界规模最大的出版机构之一，为中国文化的发展作了很大贡献，即使是用了妻财，振兴文化事业，也是应该给予褒扬而不应该给予嘲讽和贬斥。    究其根本，还是因为邵洵美提倡诗歌唯美，是个唯美派，与鲁迅先生提倡的关注现实的文学思想相悖，再加上新月派与鲁迅先生的宿怨，才会有这样的事发生。文学本来就有很多流派，你坚持现实主义，我热衷浪漫主义，各有各的思想和方法，由读者去品评最好。

    面对鲁迅的攻击，邵洵美显得非常大度，他没有去和鲁迅应战，去打一场无聊的笔墨官司，只是私下里嘟囔：“他说我有钱，有钱也不是罪过；他老说我的诗不行，又不具体指出在什么地方不行。”在《诗二十五首·自序》中，邵洵美写道：“我写新诗已有15年以上的历史，自信是十二分的认真；15年来虽然因为干着吉诃德先生式的工作，以致不能一心一意去侍奉诗神，可是龛前的供奉却从没有分秒的间断，这是我最诚恳最骄傲的自由。”读过该序的人不难发现，作者对当时诗坛客观、精到的评述以及留法归来对唯美主义思潮的引介，绝非一般“捐客”所能企及。

    邵洵美的晚年生活

    解放后，邵洵美把自己的出版社及印刷厂全部上缴政府，靠翻译外国作品养家，曾翻译了马克·吐温的《汤姆莎亚侦探案》等作品。夏衍了解了他的窘况，关照北京有关出版部门，邀请邵洵美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稿酬每月200元先预付。于是邵洵美又翻译了雪莱的《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泰戈尔的《家庭生活与世界》等。

    解放初期，中外邮路不畅，邵洵美恋旧情思念项美丽，托相熟英国人捎信，但却不知对方是安全部门监控的国际间谍，邵洵美因此被捕入狱，但始终没定罪名。

    邵洵美哮喘病日益加重，他深感出狱的希望渺茫，便郑重其事地对狱友贾植芳先生说：“贾兄，你比我年轻，身体又好，总有一天会出去的。我有两件事，你一定要写一篇文章，替我说几句话，那我就死而瞑目了。第一件是1933年英国作家萧伯纳来上海访问，我作为世界笔会的中国秘书，负责接待工作，萧伯纳不吃荤。所以，以世界笔会中国分会的名义，在‘功德林’摆了一桌素菜，用了46块银元，由我自己出钱付出。参加宴会的有蔡元培、宋庆龄、鲁迅、杨杏佛，还有我和林语堂。但当时上海的大小报纸的新闻报道中，都没有我的名字，这使我一直耿耿于怀。希望你能在文章中为我声明一下，以纠正记载上的失误。还有一件，我的文章，是写得不好，但实实在在是我写的，鲁迅先生在文章中说我是‘捐班’，是在花钱雇人代写的，这真是天大的误会。我敬佩鲁迅先生，但对他轻信流言又感到遗憾！这点也拜托你代为说明一下……”（《狱里狱外》贾植芳著）这是一位贫病交加的老者在生命尽头的夙愿，看起来好似在为自己挽回一些无关紧要的荣誉，其实它是一大批被忽略又被误解过的知识分子对不公命运的抗争。

    1962年，在遭受了3年多的监狱生活后，邵洵美出狱。1968年5月，他在孤独贫病中离世。

    邵洵美年轻时风流倜傥，食客云集，享有孟尝君之美誉。30年代有一幅名画《文艺茶话图》，几乎包括了文艺界所有的知名人士，而坐在主人位上的是邵洵美。他把亿万家产全部用于出版业，对中国的出版业和文学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是一般人，包括嫉妒他、讽刺他的人所做不到的。

    2003年12月12日于《泰山周刊》编辑部

    偶遇林琴南

    早就知道中国有个不懂外文的翻译家林琴南，一生著作颇丰。但一直没有读到他的作品，淘得了一册《畏庐小品》，才让我走近了林琴南。

    林琴南，福建闽县（今福州）人，原名群玉、秉辉，后改名林纾，号畏庐、冷红生，晚称蠡叟、践卓翁、六桥柳翁、春觉斋主人，琴南是他的字。他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文学家、翻译家。著有《畏庐文集》、《畏庐诗存》、《技击余闻》、《畏庐漫录》、《铁笛亭琐记》和《林琴南笔记》等书。

    《畏庐小品》是1982年北京出版社推出的《现代学人小品文丛》中的一部，这套丛书中还有冯友兰、顾颉刚等人的小品。《畏庐小品》一书收录了林琴南的随笔、游记、序跋、笔记等作品。

    林琴南不懂外文又是怎么翻译的外国作品的呢？1887年春，林琴南的夫人去世，他悲痛欲绝。家人让他到朋友家里散心，在朋友家他结识了从法国留学归来的王寿昌。王寿昌为了让林琴南从丧妻之痛中解脱出来，就给他讲小仲马的《茶花女》的故事，一时兴起，两人商定合作翻译这部小说，把小说介绍给更多的中国读者。王寿昌拿着原著口译，林琴南用笔记录，林琴南并不是机械地记录，而是用文言文将原著的诙谐风趣及传神之笔，都表现得一览无余，实际上是林琴南的再创作。《巴黎茶花女遗事》一书出版，引起了轰动，对当时的文坛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以后，林琴南又与魏易、王庆骥、王庆通、陈家麟等人合作，翻译了英、法、美、比、俄、挪威、瑞士、希腊、日本和西班牙等十几个国家的几十名作家的作品180余部，其中世界文学名著有40多部。有斯托夫人的《黑奴吁天录》(《汤姆叔叔的小屋》)、兰姆的《吟边燕语》(《莎士比亚戏剧故事》)、狄更斯的《块肉余生录》(《大卫·科波菲尔》)、《孝女耐儿传》(《老古玩店》)、《贼史》(《雾都孤儿》)，以及司各德的《撒克逊劫后英雄略》(《艾凡赫》)等。

    由于林琴南不懂外文，无法选择作品翻译，他所翻译的作品很多是没有文学价值的流行小说。译著中也出现过一些失误，比如托尔斯泰的作品，他的合作者陈家麟不懂俄文，是根据英译本翻译出版，没有署托尔斯泰的名字。还有一些作品与作者存在张冠李戴的错误。林琴南说：“鄙人不解西文，但能笔述，既有讹错，均出不知。”

    林琴南的翻译小说无异于开启了一扇通向世界的窗户，让晚清的中国人从这里瞥见了西方的文化与人生。林琴南翻译的小说滋养了新文学的一代人，很多现代作家对西方文学的兴趣，就是从读林琴南翻译的小说开始的。周作人在《关于鲁迅》里介绍鲁迅所受晚清文化维新的影响时说，在南京求学时，鲁迅就注意林琴南的译书，在《巴黎茶花女遗事》出版后，也都陆续收罗。至于周作人自己，在《我学国文经验》里说：“严几道的天演论，林琴南的茶花女，梁任公的十五小豪杰，可以说是三派的代表。我那时的国文时间实际上便都用在看这些东西上面，而三者之中尤其是以林译（林琴南翻译的）小说最喜看，从茶花女起，至黑太子南征录止，这其间所出的小说几乎没有一册不买来读过。”韩迪原在《近代翻译史话》说：“当时确实有不少人因读林译小说，才接触到西洋文学。”韩迪原对林琴南还有一个很中肯的评语，她说：“因为那时国人对整个西洋文明毫无认识，必得用东方已有的事物，去‘附会’西方的观念，像林琴南翻译所用的方式，才能达到早期沟通东西文化的任务。”林琴南“还打破旧中国小说的章回体，使中国的文学形成向前迈一大步。”

    1982年，商务印书馆为纪念创馆85周年，重刊林氏译作10种，可见林琴南翻译作品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商务印书馆还出版了《林纾的翻译》论文集，收录了国人对林译的研究。在国外，林琴南的译作亦受到重视，英国人威利以翻译东亚文学驰名，他在《论翻译》一文中专门提到林琴南的贡献，他认为林琴南翻译迭更司的作品更优于原著。1964年，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的遗产》一书中有一整段的篇幅是评述林琴南翻译的小说的历史地位的。

    胡适曾说：“古文不曾做过长篇小说，林纾居然用古文译了一百多种长篇小说。古文里很少有滑稽的风味，林纾居然用古文译了欧文与迭更司的作品。古文不长于写情，林纾居然用古文译了《巴黎茶花女遗事》与《迦茵小传》等书。古文的应用自司马迁以来，从没有这种大的成绩。”

    2004年2月12日夜于秋缘斋

    林语堂与胡适

    林语堂有个座右铭：“文章可幽默，做事须认真。”

    林语堂提倡幽默，他主编的《论语》、《人间世》杂志都能体现出他的办刊风格。有一次某大学举行毕业典礼，邀请林语堂出席，他听着一些头面人物长篇大论的发言有些不耐烦了，好不容易轮到他演讲了，他劈头就说：“讲演要像女人的裙子，越短越好！”大家先是一愣，接着哄堂大笑，然后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1919年林语堂带着新婚的妻子到美国留学。林语堂是穷牧师的儿子，家里无法提供帮助，林语堂又是半公费生，在美国生活相当拮据，岳父看不起他，在结婚前，林语堂已表示，以后决不会向他们伸手。偏偏这时妻子患病需要手术，他只好向妻子的二哥求救，渡过了难关。正当林语堂在哈佛大学专心求学时，他的半公费奖学金突然被停了，这等于要了林语堂的命，即使想回国，也没有路费。走投无路时，他想起了一位并不太熟悉的朋友——胡适，胡适是北京大学教授，林语堂曾经和胡适约定，等毕业回国后到北大任教，当时胡适已是名教授，对林语堂非常赏识，但没有过多的交往。林语堂在万般无奈中给胡适拍电报，请他代向北大校方申请预支1000美元。林语堂此举无疑是有病乱投医，自己也没抱多大的希望，过了不久，钱竟然寄来了。后来，林语堂得到哈佛大学硕士学位后，转入德国莱比锡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又向北大借了1000美元。

    林语堂学成回国，如约到北大任教，去向校长蒋梦麟归还2000美元的借款时，蒋校长莫名其妙，因为财务方面并无这项支出。过了几天蒋校长告诉林语堂说：“那是胡适之个人的钱。”林语堂深为感动。

    林语堂提倡幽默，但做事是相当认真的，原则问题决不妥协，即使是得罪朋友也会义无反顾。1932年12月17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在上海成立，主席宋庆龄，副主席蔡元培，总干事杨杏佛，宣传主任林语堂。同盟的宗旨是支援为争取结社、言论、出版、集会自由等民主权利而进行的斗争……同盟首先关切的是援助那些拥塞在监狱中的政治犯。身为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北平分会主席的胡适却在《独立评论》第三十八号上发表题为《民权的保障》一文，反对“同盟”的会章中“释放政治犯”的要求，同时，他又在上海的报刊《字林西报》登出谈话，表示“民权保障同盟不应当提出不加区别地释放一切政治犯，免于法律制裁的要求”。

    宋庆龄看了文章很生气，电告胡适，应表明态度，遵守会章。蔡元培也给胡适拍电报，劝他不要改变初衷，然而胡适拒绝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执委会马上召开会议，决定开除胡适的会籍，林语堂坚定地投了赞成票，在友谊与原则面前，他选择了后者。

    林语堂也并未因此而得罪胡适。多年以后，有人造谣说林语堂发明中文打字机发了大财时，胡适站出来为他辩护，说明了林语堂为了研制打字机已经倾家荡产的真相，也显示出了胡适的大度。

    20世纪70年代，林语堂回台湾地区定居后，在胡适墓前向世人公布了他与胡适的友谊，泪流满面地讲述了胡适在他求学时期，慷慨解囊借给他两千美元的故事，在场人无不动容，林语堂与胡适是真正的君子之交，是一般俗人所无法做到的。

    2006年9月7日于秋缘斋

    林语堂与叶灵凤

    1995年，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衔着烟斗的林语堂》一书中，收录了郁达夫、曹聚仁、王映霞、章克标、林海音以及林语堂的女儿林太乙等人回忆林语堂的纪怀散文40多篇。作者与传主亲自过从或同时代、或有师承关系，故文章都写得隽永轻灵，并保持了亲切、真实、直观的特色，内容侧重于传主的品性、情谊及爱好，从而兼具美文和史料双重价值。

    集中收有叶灵凤的一篇《小谈林语堂》，内容风格与整书相悖，全文只有五六百字，却全是讨伐文字。文章开头说：“我看过一些好书，也看过一些坏书，但是有一本书始终引不起我一看的兴趣，那就是林语堂的《生活的艺术》。”《生活的艺术》是一本什么书呢？让叶灵凤这么反感。《生活的艺术》是林语堂1936年举家迁居美国后写的，书中谈关于人类的观念、人情、悠闲的重要、家庭之乐、生活的享受以及思想的艺术，自序中说：“本书是一种私人的供状，供认我自己的思想和生活所得的经验，我不想发表客观意见，也不想创立不朽真理，我实在瞧不起自许的客观哲学，我只想表现我个人的观点。”林语堂以幽默的笔调深入浅出地抒写中国人生观，全书洋溢着他别出心裁的思想。出版后被美国每月读书会选为特别推荐书。《纽约时报》书评副刊发表评论说：“林语堂把许多历史悠久的哲学思想滤清，他根据个人独特的创见，用机智、明快、流利动人的文笔写出一部有骨子、有思想的著作，作者在书中讨论到许多问题，见解卓越，学识渊博，对中西思想有深刻的理解。”还有一位书评家说：“读完这本书之后，令我想跑到唐人街遇见一个中国人便向他深鞠躬。”《生活的艺术》一书被译成18国文字，销数30年不衰，在美国出版发行40版以上。一本书无论销量多大，也不会人人爱读，读者有不同的口味、嗜好，叶灵凤对该书不感兴趣也是很正常的。

    叶灵凤在文章中说：“林语堂是靠了《论语》起家的”，“这个刊物能够办的很有点生气，实在应该归功于陶亢德，根本不关林语堂的事，《论语》的编务和事务，全是由他一手包办，弄得井井有条，林语堂不过坐享其成。”

    关于创办《论语》杂志，据章克标回忆，林语堂、章克标等人在邵洵美家闲谈时，商量要出版一个刊物，章克标提议刊物名叫《论语》，并公推林语堂负责编辑，由邵洵美的时代书店出版发行。《论语》半月刊出版后受到了好评，销路出乎意料的好，创刊号重印了几次，一下子轰动了读书界。鲁迅、周作人、刘半农、潘光旦等人都是热心的撰稿人。后来林语堂一个人忙不过来，便请了陶亢德来帮忙。陶亢德原来在邹韬奋的《生活》周刊当编辑，是个很有编辑经验的人，《生活》周刊被迫停刊后，林语堂便把他请到《论语》来，成了林语堂的得力助手。后来，林语堂办《人间世》、《宇宙风》，陶亢德一直当助手。章克标和林语堂是同时代人，林语堂编的《论语》半月刊是章克标题写的刊名，《论语》由邵洵美的时代书店出版发行，章克标是时代书店的经理，因此章克标的回忆是可信的。

    叶灵凤说：“林语堂的英文已经不很高明，中文简直更差。”林语堂的英文水平是否高明应由英国人、美国人或精通英文的人来批评，一般的人是没有资格去评价的。早在1929年开明书店就出版了林语堂主编的一套初级中学用的三册《开明英文读本》教材，畅销全国，之后又出版了《开明英文文法》、《英文文学读本》、《开明英语讲义》等，1935年，他用英文创作的《吾国吾民》（又名《中国人》）在美国出版后盛销畅行，居然在这一年的美国畅销书名单上独占鳌头。他用英文创作的长篇小说《京华烟云》1939年在美国出版，被推荐为诺贝尔文学奖的预选作品。他的《中国印度的智慧》被列为美国大学用书。在晚年编写出版了《当代汉英辞典》。一个能用英文创作的人，一个编写《当代汉英辞典》的人，一个曾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教授过英语的人，却被诬为英文不很高明，岂不是荒唐可笑吗？

    叶灵凤在文章的结尾笔锋一转，给林语堂定了阶级成份，他说：“林语堂现在台湾唱他的反共老调子，这是重抱琵琶，不消一嘘。”在当年这一句话就把林语堂定了性——反动派。其实林语堂只是早年在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任过一段时间秘书，从政生涯极短。当时正是国共合作时期，郭沫若等人也在武汉国民政府任职。林语堂1936年迁居美国便不再过问政治，只是潜心写作。1966年6月回台湾后发表声明：“我不依门户，我不结群结党，我照我的想法去做。”事实证明他回台湾后没有介入政治圈子，而是专心致志地编写《当代汉英辞典》。叶灵凤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是否患了“失忆症”呢？1931年4月28日，左翼联盟发出了开除叶灵凤的通告：“叶灵凤，半年多以来完全放弃了联盟的工作，等于脱离了联盟，组织部多次的寻找他，他却躲避不见，但他从未有过表示，无论口头的或书面的。最近据同志们的报告，他竟已屈服于反动势力，向国民党写‘悔过书’，并且实际的为国民党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奔跑，道地的做走狗……”

    其实在林语堂创办《论语》、《人间世》时，就遭到了个别文人的攻击，后来他享誉世界文坛后，更受到了一些文人包括郭沫若在内的围剿，我查阅了大量的有关林语堂的资料，包括林语堂的次女林太乙写的《林语堂传》也没有发现林语堂与叶灵凤有过任何的过节，甚至没有提到过叶灵凤。叶灵凤对林语堂这种穷追猛打，置之死地的动机令人费解。叶灵凤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活跃于中国文坛。1938年迁居香港，一直到1975年去世。叶灵凤不但是作家，画家，还是著名的藏书家。淘书、藏书、品书成了他一生的主要事业。他写的作家轶事，文坛掌故，用简洁的笔触，娓娓道来，如数家珍，深受读者和藏书家的喜爱，《小谈林语堂》一文真是有损他的形象。

    1933年，叶灵凤将自制的藏书票寄给日本人太田临一郎时在信中说：“中华关于藏书票趣味，尚在幼稚时代，小生的一帧当为第一张也。”而实际上早在1914年我国的藏书票先驱者关祖章就已制作和使用具有中国风格的藏书票了。由此可见叶灵凤作文的随意性和治学的不严谨。叶灵凤创作的小说以表现性欲、性爱为主要内容，鲁迅说他是“才子＋流氓”，鲁迅还说叶灵凤所画的人物都有一双斜视眼——“色情的眼睛”，称叶灵凤是“流氓画家”，很不公正。令人不解的是叶灵凤却用同样的方式去评价林语堂。

    对于一切的冷嘲热讽林语堂很看得开，他在1936年去美国前写过这样一首诗：文人自古好相轻，

    井蛙蝌蚪互品评。

    断槛缺甃称割据，

    跳梁没水誉奇能。

    规规若失语东海，

    适适然惊闻北溟。

    有识悠然付一笑，

    蚊雷终究是虫声。2004年10月1日国庆节于秋缘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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