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院是我国封建社会后期兴起的一种特殊形式的教育机构。它始于唐末五代，盛于宋、元、明，一直延续到清末民初，有一千余年历史。全国历代创建的大小书院七千余所，为发展古代教育事业和繁荣学术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古代书院由社会名流或当地开明士绅共同捐资营建，一般有学田养护，有些则靠官府资助。其教学形式、办学规模、课业层次不尽相同，但都以教育为基本职能，以培养学员参加科举为基本目标。较高层次的书院多由知名学者授课讲学，也是当地文人学士研讨学术的场所。
早年的毛泽东很重视书院的形式，把它作为自己创设的新型学习组织的典范提出来。《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指出，从研究的形式来讲，“书院比学校实在优胜得多”，“一来师生的感情盛笃；二来没有教授管理，但为精神往来，自由研究；三来是课程简而研讨周，可以优游暇豫，玩索有得”。“书院和学校各有利弊，自修大学乃取其利，去其弊”，“就是取古代书院的形式，纳入现代学校的内容，而为适合人性，便利研究的一种特别的组织”。
学者钱穆认为，“中国传统教育制度最好的莫过于书院制度。私人讲学，培养通才，这是我们传统中最值得保存的先例”。可见，“以人为本”、“培养通才”是书院的重要目标。
史志记载，辽宁建立书院始于辽代，当时因地僻人稀，很不景气；直到明代中期才有所发展。明正统二年（1437年）蒲河开始设千户所，隶属沈阳中卫，成为驻扎军队、屯积军粮和武器的重要军事营垒。嘉靖十三年（1534年），御史常时平在此建蒲阳书院，为蒲河两岸学子读书和名师讲学提供了条件。此前四十——弘治七年（1494年），巡按御史樊祉就在辽阳建立了辽左习武书院。到了清代，辽沈地区出现了名噪一时的“盛京三大书院”，即铁岭的银冈书院、沈阳的萃升书院、辽阳的襄平书院。
其中在辽沈地区建立最早、影响最大、保存也最完整的，是铁岭的银冈书院。它始建于顺治十五年（1658年），主其事者为进士出身的流放官员郝浴。这是东北地区现今唯一保存下来的古代书院。康熙年间，奉天府尹屠沂曾遍游全国各大著名书院，对银冈书院十分推重。他在《重修银冈书院碑记》中写道：“维天下之书院多矣，惟嵩阳、白鹿、岳麓、石鼓以大称。岂高阁周建、长廊四起云尔哉！盖大其人，故大其书院也。”他认为，建立银冈书院的郝浴，“学探理窟，才蔚国华，岳岳怀方，不移不屈，政绩昭然”。正是为此，兹铁岭书院，“即与嵩阳、白鹿、岳麓、石鼓四大书院而五焉”。到了近代，它又有新的闪光——年时代的周恩来，曾在此间就读。
而萃升书院则层次为最高。它始建于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当时称沈阳书院，至乾隆二十年（1755年）改为萃升书院，位于方城小南门里。据北塔石碑记载，清代著名才子王尔烈、对《红楼梦》的刊刻与流传作出重大贡献的程伟元等，均曾受聘在萃升书院讲学。资料记载，张震（承德人，道光乙未举人）、缪德禧（承德人，嘉庆庚辰进士）、刘文麟（辽阳人，道光戊戍进士）、刘梦瑚（金州人，道光己酉优贡）、周僖（海城人，咸丰己未恩科举人）、曾培祺（辽阳人，同治辛未进士，国史馆纂修）、陆鸿遵（广宁人，咸丰辛亥举人）、尹果（承德人，同治戊辰进士，内阁中书）、李维世（锦县人，光绪甲午恩科进士），曾先后任过萃升书院的山长。
光绪年间，书院被沙俄侵略军据为马棚和军营，遭到严重毁坏。1928年，张学良主政东北，拨专款在萃升书院原址重修校舍，置办了新的教学设备、图书，并亲自担任书院院长。为了重振萃升书院声名，聘请了一批国内著名学者、大师任教，委任知名人士于省吾为院监主持院务，一时轰动海内，使沉寂多年的萃升书院再度传出朗朗书声。
襄平书院创建于清道光年间，由辽阳州创设，光绪十年（1884年）扩建新的校舍，二十六年停办，次年更名为襄平学堂。
辽南地区也有两所著名的书院：一是南金书院，始建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设在金州的孔庙里，授课以儒学为主，八股文是考试的主要内容。从这里走出了很多名流，王永江就是其中之一。光绪十四年，十七岁的王永江在南金书院的县试中名列榜首，民国时期曾任奉天省省长。二是复州的横山书院。原是复州防守尉将军的府邸，1844年改为书院。聘请知名学者担任主讲，这里先后出了一名翰林、两名进士、十名举人。此外，海城有他山书院，凤城有启凤书院，新宾有启运书院，锦州有凌川书院，兴城有柳城书院。
全省书院共有二十多所，对于辽宁文化教育的发展，分别起到了很大作用。其直接效应是培养了大批各种层次的人才，尤其是在文化教育事业相对来说不够发达的地区，这些书院的作用更加突出。书院制度介于官学和民办私塾之间，在当时代表着一种相对进步的比较开放的办学形式。加之，它超越了私塾的限制，可以较多地吸收社会资金，相对集中地吸引社会名流，并以自由讲学为主导，因而，这种办学形式、授课方式，对于探索教育机制的改革途径，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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