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州东临博斯腾湖，盛产芦苇、棉花，与当时我所在的营口市，在经济上有很多联系。访问中，承东道主相告，二百多年前，著名民族英雄渥巴锡率领蒙古族土尔扈特部，历尽千辛万苦，从伏尔加河地区东归祖国，他们的后代，就住在这一带。这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当即到他们聚居的焉耆北部草原与和硕、和静等地转了一圈，“考其山川，按其图记”，又找到了乾隆帝亲撰的《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和《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两篇碑文。回来后，以《南疆写意》为题，写了一篇颂扬土尔扈特部爱国主义精神的散文。
除了歌剧《苍原》，前些年还看过一部表现同一题材的电影《东归英雄传》，基本上都是优秀之作。但我以为，作为艺术作品，它们只能抓住其中最亮的几个闪光点来做文章；而要全面了解这一页历史，想对渥巴锡这位蒙古族的伟大的民族英雄有比较系统的认识，还须借助史学，做深入一步的研究。历史，是我们观照现实、认识人生的一种重要凭借。对于历史的反思，永远是走向未来的人们的自觉追求。特别是，作为具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和拥有五十六个民族成员的民族大家庭，更应该充分重视中华民族的史学研究和历史教育，使之在教化、认知、审美诸方面，为我们尤其是青少年，提供最为厚重、最为丰富的精神食粮。
广义地说，文学艺术也是一种历史，是一个民族的精神追寻史。但文学和史学毕竟是两股道上跑的车。假如用“水”来比况，一者为“玉树琼田三万顷，着我扁舟一叶”；一者为“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一个要用意象营造情感的空间，探求艺术的弹性“空筐”；一个是把激情隐在冷峻的后面，要述往事思来者，找出因果、规律。二者应该而且可能相互拥吻，却无法彼此代替。因之，我觉得，无论是从弘扬爱国主义精神，还是从研究历史题材创作哪个角度来说，钩沉、追索一点以历史为题材的文艺作品的“本事”，都是必不可少的。
土尔扈特部是清代厄鲁特蒙古四部之一，元代重臣翁罕的后裔。17世纪30年代，该部首领因与准噶尔部首领意见不合，遂率其所部西迁至伏尔加河下游，自己组成独立游牧部落。但是，他们仍然同祖国保持着较为密切的联系，经常参加厄鲁特各部的共同行动，并多次向清朝政府上表进贡。从顺治三年（1646年）起，历经康、雍、乾几代，互相往来不绝。1712年康熙帝派出使团前去探望他们，途经西伯利亚，两年之后到达了土尔扈特部。1756年该部遣使进京，历时三载，向乾隆帝呈献了贡品、方物，表现出他们对祖国的一片至诚。这个期间，沙俄却不断加紧对其控制，力图隔断他们与故国的联系。沙皇先后发动对瑞典、土耳其的战争，都强迫娴于骑术的土尔扈特人为其前锋，结果，死伤惨重，“归来者十之一二”。可怕的灭族之灾，使部落内的有识之士忧心如焚，亟思救亡图存之计。尤其难以容忍的，是沙俄实施宗教压迫，强制他们由信喇嘛教改信东正教。在充满灾难的时日，他们对故国的怀念之情，与日俱增。
有关土尔扈特部东归故国的史实记载及评论，除乾隆帝的两篇碑文外，以当代学者马大正先生的《渥巴锡论》较为详细。原来，渥巴锡是一位非常有作为的青年英雄。1761年，父王敦罗布喇什病逝，渥巴锡继承了汗位，是年十九岁。十年后率部东归，开创了震惊中外的伟业。可惜英年早逝，只活了三十三岁。
据史料记载，至迟在1767年年初，渥巴锡就已经开始酝酿东归的大胆计划。在1771年1月5日举事之前，他不仅战胜了内奸的多次告密，还运用巧妙的手法，麻痹住沙俄当局，顺利地进行着各项准备工作。在组织东归故国的整个进程中，他表现了杰出的智慧、魄力和领导才能。起义之初，实行乘敌不备，先发制人的策略，速战速决地袭击俄驻军兵营和全歼增援的部队，然后把近十七万人的庞大队伍组成三路大军，声威赫赫地向东方进发；又安排舍楞等两名勇将率领精锐部队为开路先锋，经过十几天的急行军，摧毁了沿途的敌军要塞，掩护整个东归队伍以最快速度穿越冰封雪压的乌拉尔河，迅速地挺进哈萨克草原，把尾追的俄军远远地抛在后面。
但沙俄当局并不就此罢休，急令奥伦堡总督和军团指挥出兵截击，并派出骑兵团穷追不舍，加上恶劣的自然条件，致使东归部队损失惨重，人口锐减。特别是奥琴峡谷之战，更为严峻与惊险。这个东进路上必经的险要山口，其时已被悍猛无比的哥萨克人控制。机智勇敢的渥巴锡临机制变，毅然决定派遣一支精锐的部队，绕道迂回到山谷的后面，与正面进袭的大部队相配合，前后夹击哥萨克守敌，获得了全歼的战果。
当东归队伍进入姆莫塔湖地带，又陷入了哈萨克小帐与中帐的五万联军的重围，切断了前往准噶尔的通路。渥巴锡采取灵活机动的方针，派出使者进行谈判，同意送还一千名俘虏，从而争得了三天的缓冲时间，迅速调整、部署兵力，在第三天深夜，渥巴锡亲率主力部队，奇袭哈萨克联军，成功地突出重围，向巴尔喀什湖继续挺进。1771年7月8日，前锋部队在伊犁河流域的察林河畔与前来迎接的清军相遇，接着，清军总督伊昌阿会见了刚刚抵达的渥巴锡与舍楞，以及土尔扈特部的主力军和大队家属。至此，土尔扈特胜利完成了重返祖国的东归壮举。
在歌剧《苍原》的四个主要人物中，渥巴锡而外，舍楞也实有其人。其先世未随部落西迁，世袭准噶尔属台吉。其间，舍楞参与过一次地方起事，失败后又施计诱杀了清军的一个副都统，为逃避罪刑，西奔到土尔扈特部。东归途中，舍楞始终是渥巴锡的得力助手，二人之间并未产生过龃龉。歌剧中侧重描写了东归途中内部意见分歧、少数坏人阻挠造成的重重矛盾，和“情感与理智的搏杀，生命、爱情与自由、尊严的血泪交织”（见歌剧《苍原》的解说词）。实际上，当时最严重的威胁，不在内患而在外侮，因为民族的生死存亡已成为压倒一切的首要课题。至于随着形势的变化，潜在的矛盾开始逐渐显现，那已经是东归之后的事情了。
根据清廷安排，伊犁会见二十天之后，渥巴锡一行即起程前往承德。九月初，在木兰围场觐见了乾隆皇帝，几天后又陪驾到了避暑山庄。全部王公贵胄都受到了优厚的赏赐，部众也都得到了应有的赈济与抚恤，体现了清政府的收抚政策。尔后，即颁发官印，安排六个核心成员分任各地的盟长，彻底改变了统一立汗的体制。这是清政府为防止其独立，所采取的“众建以分其势”，“指地安置，间隔而住”的重大策略。这样处理的结果，也使个别成员酝酿中的争权夺位的矛盾，消解在萌芽状态。
我以为，《苍原》的情节设置，自是构建错位结构，推动剧情发展，展示主人公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的需要；但是，由于过分地突出了内部矛盾，特别是在尖锐复杂的民族矛盾与敌我斗争面前，在整部存亡处于千钧一发的非常时刻，把渥巴锡描绘成迟疑退避，一筹莫展，进而轻率地采取易汗让位的举措，势必产生削弱其完整形象的负面效应。应该说，这是十分成功的整部剧作中的一个败笔。
这里探讨的，不是历史题材能不能加工处理的问题，这是毫无疑问的，而是如何加工处理得更合理、更真实。如所周知，艺术的真实，非即历史上的真实。写历史须实有其事，而创作则可以缀合、重组，在尊重基本史实的前提下，只要能表现真实历史的内涵，不必每一件都尽合卯榫。为了更好地认识和更深入地探寻历史的规律，也不妨变换视角和调整视点。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没有完全拘泥于历史事实，但也并非凭空架构，而是对历史题材有选择地加以取舍，通过艺术构思进行了成功的再创造。就此，鲁迅先生指出：“据正史则难于抒写，杂虚词复易滋混淆”。应该承认，《三国演义》的作者正是面临着这种两难的境地。但是，罗贯中毕竟是出手不凡的大手笔，他比较妥善地解决了这个难题。
同样，《苍原》的编导者在这方面也是颇见功力，获得了很大成功的。显然，较之罗贯中，《苍原》的编导者艺术活动天地更大一些。三国人物故事久已流传，为人们所熟知，这就使创作构思受到某种预定的制约，即不能完全无视原有的人物、主线和重要情节。而土尔扈特部东归的经过，史料记载有限，世人知之甚少，这样，剧作家便有了更多的创造余地，尽可自如纵笔，而无须更多地顾忌。这原是有利条件，但也是一个容易掉进去的陷阱，弄得不好，就可能离开史实过远。这也是应该加以警惕的。
（199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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