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与李永平的城市书写中南洋想象之比较

    杨君宁

    杨君宁，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学系博士生。

    论文摘要：本文以老舍《小坡的生日》和李永平《吉陵春秋》两部小说为主要对象，就其中城市书写的展开，对所涉及的故事结构、少年书写和南洋想象三个面向做了考察，指出了它们共同具有的寓言性质与复杂面貌。进而试图把当代华语文学的文体变迁，尤其是长篇小说的发展变化趋势这一线索纳入。

    关键词：故事结构；少年书写；南洋想象；寓言

    作者：杨君宁，女，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学系博二学生

    一

    如果我们不过分执著于“原乡书写”及与之相关的“原乡”所指称的范畴，一定要是未经现代文明开化的乡野（如鲁迅的未庄和许杰的浙东农村，或沈从文的湘西等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乡土文学“重镇”），也能相对消解所谓“城乡对立”的概念，而诉诸更为广义的城市概念，则老舍笔下的《小坡的生日》所写的新加坡和李永平《吉陵春秋》中所塑造的吉陵镇，便因其在南洋书写上的某些共性与相异之映照，而有了实在的牵系。

    进入现代以来，城市已经成为人们生活和居住的基本单位。真正具有现代感的城市诗则佳作不多，较好的则大多有受外国文学影响的痕迹。中国的城市形态是复合的、混杂的。现代小说家将其生身之地或久居之地的城市写入作品，如北京、上海、台北这样的城市，与老舍、张爱玲、白先勇的名字密不可分。在此意义上，新文学的版图扩张与中国的城市地图割据正可相映成趣。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在论及台港（和其他地区的华文文学）与大陆文学和文化关系时还是很习惯以城市为单位进行勾连，譬如“上海—台北”双城记的对比参照，或者沪港双城记，有时也会三者鼎立综论。这种讨论方式在研究城市彼此关系和文化影响时，固然具有一定的有效性，但久而久之亦成为惯性。如对30年代上海的想象会落入符号化、空泛化的描述，或者是想当然地成为一种东方主义式的奇观描述。而其相对应的“镜像城市”与之的关联也受这种论述的影响，变得模式化。

    如能展开比较文学范畴内的关联和比照研究，必可有新的发现与创见。而在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中所言的区域，当然是以政治、经济、人口等社会因素为主导和变化的动力，但与文史学科中这一近似观念打通之后，未尝不能成为跨学科研究的良好视阈。

    在比较文学和少数文学意义上的台港澳及海外华文文学从文辞语句到情思内涵，其表现形态与内地文学都迥然相异。有学者从地域状况的角度指出，台湾所属的“海洋文明”和“大陆文明”具有差异甚大的气质与源头。台港文学和马华文学的书写，从地域渊源上可视作“南方文学”的共同体，且都与迁徙流离的经验密切相关。它们身为由少数族裔所书写的“小文学”（minor literature），具有与主流文化思想对垒的精神内涵与生存意识，在远离母体文化和母语环境的匮乏中努力克服这种先天不足的境况，可以说是凭借“绝地逢生”的书写实践，发长出更为繁华丰盛的语言景观来。

    由此引发的一个问题是：这种被两相隔离的文学传统，如果脱离开了直接传承的源流关系，是否能通过另外的途径（如共享某些旧文学的阅读资源）而达到殊途同归式的汇合？这也正如未必具有原象—映象影响关系的两位作家，其表现出的相似特征是由于都师法一些共同的名家名著而成。对白先勇和张爱玲而言，将以《红楼梦》为代表的“旧文学”（中国古典说部）资源，作为他们共同阅读并深受其影响的启发性文学典范，起到的作用不可小觑。归根结底，南北之间两种原本底色不同的文学传统，借由更早更古旧的中国文学经典互相连通，并有了交流碰撞。也像50年代赴港的内地南来文人为其时香港文学的发展注入新声。

    二

    李永平对于其阅读和书写看法的夫子自道，表明了他对创作来路的取舍抉择。在谈及最新出版的长篇小说《大河尽头》（下卷：《山》）时，李永平说：“这是要提醒读者，达到诗歌中叠句（Refrain）的效果，读起来像是诵经的感觉，达到诗的意象。”李永平说：“在我早年的创作中，为了刻意回避马来西亚式的中文，会坚持使用纯正的中文。我热爱中国文本，初中一年级就看《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我爱看中国书，到现在还是如此。”朱国珍采访整理：《李永平——迈向大河尽头的重生之旅》，《联合文学》2010年12月号，第314期，台湾联合文学出版社。此处引录自网络版：。这些古典名著对于如老舍这样的现代文学作家，自然是列入其阅读书单上的，但对于出生在马来西亚的华文作家李永平来说，还要经历遴选、认祖归宗、吸收中国文学的养分化为己用的途径。“马来西亚式的中文”应是相类于由洋泾浜英语（沪语与英语混杂产物）所产生的沪语中外来词句，或是香港粤英混杂后并不地道的中文表达。对于非大陆地区如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及马华地区的本土书写者而言，我手不能写我口，使其口头语和书面语被迫分离。日常说话使用的杂合语是“自然语言”，而真正“标准化”的中文书写则成了他们需要后天习得（而非与生俱来）的“人工语言”，这是这些作者在创作时首先要克服的难题。

    无论是《吉陵春秋》还是《小坡的生日》，在李永平和老舍各自的作品中都属于较为非“常态”的书写，这在作家整体写作中偏于边缘的位置。李永平提及《吉陵春秋》时说：“虽然我将《大河尽头》的地理位置配置在婆罗洲，但是雨林深处的故事细节、语言与风格、都是我创造、想象出来的，不属于马华文学书写，而是李永平的内心世界；就像《吉陵春秋》也不是写中国，是一个大杂烩，是我过去受过的教育、想法，全部融入进去的作品。”朱国珍采访整理：《李永平——迈向大河尽头的重生之旅》。他也并不认为《吉陵春秋》铸造的语言风格是最好的，无可替代的：“《吉陵春秋》的文字是为了那个题材而创造的，换了另一个题材就要换另一种文字风格，用《吉陵春秋》的文字来写《海东青》，太怪异了。《大河尽头》则是把《雨雪霏霏》的文字再作调整，还不是写出另一种风格，我不能用《吉陵春秋》的文字来写之后的小说嘛，故事发生的背景不同，考虑的文体就不一样，写完了，那样的文字就消失掉了。等我写完这三部曲，再写另一本小说时，作个预告，我想写武侠小说，那个空间一定要设定在中国大陆某个模糊的朝代，到时候，也许《吉陵春秋》的文字又重现江湖了。”伍燕翎、施慧敏访问整理：《浪游者——李永平访谈录》，2008年11月25日于台湾花莲东华大学。此处引录自马来西亚“有人出版”部落格：http：//www.got1mag.com/blogs/got1mag.php/2009/03/23/liyongping。

    《小坡的生日》不同于老舍一贯擅长对城市采取的“梦华录”全景书写方式，例如同时期在伦敦期间所写的《二马》，而《小坡的生日》写于他离开英国滞留新加坡时。长篇小说《二马》中对伦敦风物人情的细致刻画，乃至时而回首与北平城生活体验、景色氛围的对比，是质感十足的风俗画描绘，并进而深化为“反思国民性”的议题。老马先生和儿子一起到伦敦后，依靠开古玩铺维持生计，但因文化差异，生活上仍感诸般不适，于是他便萌生了思乡之念。中西审美观的根本差异是老马恋土怀乡的症结所在，对于中国美学的信心未免又带了几分自我解嘲的色彩。

    在《小坡的生日》中，经由小坡之眼所望见的新加坡，却是一座隐性的、白描的，“看不见的城市”。小坡身为起到“行动元”角色的人物，由其生活和活动范畴带出了城市的图景。“在花园里”——“在家中”——“在学校”——“在动物园”的简单地点转换链条中，人物的语言和行动鲜活可感。小说整体结构上与儿童的思维特征相符，选择了那些在小坡脑海中留下深刻印象的、近于其“兴奋点”的生活场景和片段着重加以记叙，并非严格的线性或时间叙述逻辑。各段单独看，都是可另成章的短小故事，又被统摄于一个共同的主题之下。虽说是明言要写其生日，生日也只是占了其中一个章节，实际要写的却是更广泛的日常生活情态。

    第一章起始写到小坡名字的来由，是就地取材，根据父亲店铺的位置变迁而定的。“哥哥是父亲在大坡开国货店时生的，所以叫作大坡。小坡自己呢，是父亲的铺子移到小坡后生的；他这个名字，虽没有哥哥的那个那么大方好听，可是一样的有来历，不发生什么疑问。”老舍：《小坡的生日》，《老舍小说全集》第2卷，长江文艺出版社，第263页。这里以人带事，虽然看不到详细新加坡街景的描绘，主人公本身的来源就具有地域性，是和新加坡无法分离的一种存在。命名在中国小说的传统中是具有隐喻象征的关键环节，为了不使这显得刻意和过分沉重，老舍紧随其后又宕开一笔，继续追问下去：“可是，生妹妹的时候，国货店仍然是开在小坡，为什么她不也叫小坡？或是小小坡？或是二小坡等等？而偏偏的叫作仙坡呢？”同上。归结起来一句话就是“生在大坡叫大坡，生在小坡叫小坡，没有仙坡为何要叫仙坡？”这成为一种有趣无理的联想。

    虽然是基于新加坡的地名而起名（仙坡是例外），兄妹三人的名字也仍是符合中国习惯的同辈顺位排布命名法，从这个意义上说，又有本土文化对异域文化的吸收和化解，以某种具有调侃戏谑色彩的方式创造了文化混杂性。

    老舍的外视角下所展示出新加坡的扁平感，显得整个城市几乎没有真正的质感温度，却也因此意外地保持了观察的距离和可供反思的空间。便如在第二章陈述“种族问题”，章的名称已开宗明义。倘若以今日的时新理论分析，是民族身份认同的讨论，在此却以小儿杂语的形式出之，显得朴素天真，作者的用心寓于看似戏言的荒谬结论之中。人种肤色的转换当然不是瞬息可以为之的，但其差异并非绝对不可逾越的壁垒。只因世俗偏见的有意区隔，才造成了各种疏离与误解。

    王润华在其关于老舍《小坡的生日》的论文中写道：“今天的新加坡人，看了小说中花园的结构，一定会深深的佩服老舍的远见。在1930年，他心目中居然就有花园城市的蓝图，实在不简单……所以现在新加坡被称为花园城市，完全实现了人民的愿望，而这个理想，三十多年以前，老舍就看到了。”王润华：《老舍在〈小坡的生日〉中对今日新加坡的预言》，《老舍小说新论》，学林出版社，1995年，第40页。

    实际情况究竟如何？老舍自己在关于这本小说的创作谈中所言，因没有钱到马来西亚内地详作考察，所以只买了到新加坡的船票，并在当地的华侨学校边教中文边从事对南洋的写作。再因时间和条件所限，他无法完成原计划中宏大的南洋华侨史书写，最终写成了这个“最小最小的南洋”。大历史的叙述在逐渐瓦解，具有寓言和预言性质的书写因其内涵的深广存在得更为长久，意义也更为显著。

    三

    《吉陵春秋》中的吉陵镇是“山在虚无缥缈间”的城镇（刘绍铭语），显得更加扑朔迷离。与童话化的花园城市新加坡比起来，吉陵镇像是可以超越时空的小镇。严格来说它非城非乡，其镇的名称虽有实景书写，但更像是一个镇的模型，仿制中国、马来西亚的小乡镇而造出来的。余光中甚至出惊人之语，认为这部小说的实际情境就是在中国内地。大陆：“在空间上，《吉陵春秋》也似乎有意暖昧其词。就地理、气候、社会背景、人物对话等项而言，很难断言这小镇是在江南或是华北。对话里面虽有‘您’、‘挺’等字眼，交通工具虽然也有骡车，但是从第四页的‘正赶着南货大批北销，红椒行情，一日三涨’等语看来，却又似乎在讲江南。李永平生于东马的沙劳越，二十岁来台湾读台大外文系，毕业后留系担任助教，以迄留美，回国后一直在高雄中山大学教书。他对中国大陆的村镇，并无切身的体验，所以也不便经营乡土的写实。朱炎说吉陵镇是华南，台湾、南洋一二地的综合体，我大致上可以接受。但是书中从来不见马来人和椰树，而人物的对话也和台语无关，所以就从虚构的立场说来，这本小说只宜发生在中国大陆。”

    如细究《吉陵春秋》一书的故事主线：长笙遭辱自尽和刘老实手刃仇人的情节更为惊心动魄，但这个杀仇人的结局始终不是明确交代的。其闪躲腾挪的叙事方式虚实相生，在其世情小说的脉络之外又平添了一种侦探推理的意味。此书中有些情节和其内部各个短篇之间，始终都存在矛盾、含混，无法严丝合缝对上榫头。如果说，林徽因同样取材市井民情的名篇《九十九度中》是采取近伍尔芙小说（知名短章如《墙上的斑点》等）意识流的写法，令作者意识自由流动，如随拍的摄影机顺时记录下所见的情景人事，写出了“人生如一根合抱不来的木料”的困境。在共时的某一当下将若干荒谬、突兀、理路相悖的境况并置其中，产生了令人印象深刻且震撼的艺术效果；那么《吉陵春秋》在作为短篇集的结构安排上，则是方枘圆凿的中国式玲珑棋局，如同孔明锁和九连环一样的玩具设置。

    在整体昏暗低沉的底色之外，《好一片春雨》中小儿女嬉戏相昵的天真感情，是书中令人为之眼亮的暖色着墨；而《日头雨》罗小乐杀狗的一幕，是给人以强烈感官刺激的血腥场景，少年残忍天性的延伸和发展被集中表现在这一富有张力的短章之中。或许《吉陵春秋》和《小坡的生日》这两部貌似迥异的小说，其内核可以相通的部分是：城与人的纠葛和情感皆绞缠一处，与其说其间是纯粹对城市的关注描写，莫若说是一个古老城国的人民在其外洋放逐的遭遇中，所保留的儿童天真与少年血气所延续的希望和可能。

    《小坡的生日》与《吉陵春秋》在虚设想象以陈辞陈情的层次上，亦能从中国现代文学传统里找到与其近似的创作品类。沈从文《阿丽思中国游记》、废名《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都是这类具童话与小说杂合特征的作品，惟其政治讽喻与现实针对性更强，更指向当时的社会状况和政局变化。老舍则将视角移置邻邦的东南亚。中国的知识分子与小说家选择这种俏皮轻巧的文体，乃至近于建立了某一种单独的书写类型。

    从体量上看，《小坡的生日》被视为长篇有些名不副实。如果不受短篇集和中篇的名称之限，则《小坡的生日》与《吉陵春秋》的篇章构成都是攒花串珠式的。因为传统意义上以情节繁复、逻辑线条清晰、人物形象突出等特征见长的长篇写法似乎渐渐式微，取而代之的则是以片段、场景、心理感受为主的，情节和叙事都弱化的表达形式。如乔伊斯《都柏林人》的写法，白先勇《台北人》的写法。关于这种文体的变化，台湾文学评论家唐诺在为丰玮小说《九月里的三十年》所作序言中，对现代小说看法的一段话以为佐证：“大概两年前，当时我自己才刚要写完《世间的名字》这本书，有回和小说家骆以军聊到，我们两人都同意，现代小说中的人物已实质都是无业之人了，不是小说家不给他笔下的人物某个身份某个职业，而是小说故事总是以某种下班后的方式发生（不管实际场景是在家、在办公室、在大街上、在夜店里或随便哪里），也就是说，人每天八小时十小时认真或被迫认真做着的事，这部分的成果、经历、视野，以及最重要的，看事情想事情的方法，完全隔绝于（小说所揭示的）人的基本生命处境之外，好像人回到生命现场和回到生命之初是同一件事，都得是赤裸裸的、重新来过的乃至于一切从零开始的。其结果之一便是小说人物的实质趋同，小说的杂语特质消失，小说中不再有各种不同看待事物方式、不同思维途径的有趣交锋（如书中胡琴所说的，她就是喜欢同一事物的不同定义，不同说法、解释和期待），小说一路向着抒情言志倾斜，小说于是愈来愈像散文甚至是诗。”唐诺：《与时间有关·与眼睛有关》，丰玮：《九月里的三十年》，印刻文学生活杂志出版有限公司，2011年，第5页。这一代中文书写者写出这类并非出于传统叙述讲故事手法而又卷帙浩繁的小说，其目的恐怕在于希求以竭力建构的知识结构和可能的新世界，来自我教养和教养读者，以弥补先天经验和教养的缺失。

    新加坡对于老舍、马来西亚对于李永平，一是过客之地一掠而过，无暇对此做更详尽的开掘；一是虽生身于此地，但其实缺乏足够的文化认同。于是无论是乐观的寄托愿景，抑或是心怀谴责之意逐一检点其衰朽，都抱有爱恨交织的复杂情怀。突破文学史的以地域时间为限的外在框架，更注重考察作品文本肌质及其内在理路的话，则每一部作品都是一段人生经验的界碑与存在物。毋庸置疑，其中不仅表达了作者在文学上的追求与野心，亦寄寓了写作者当时的个人情志。其实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两地真正的风物历史并不重要，在记忆与遗忘之间，真实与虚构之间所存留的花园城和吉陵镇，是对永恒失落南洋的挽歌，亦是文化漂泊者对文化中国的追寻和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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