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与穆时英小说比较谈

    杨迎平

    杨迎平，南京晓庄学院人文学院教授。

    论文摘要：老舍和穆时英都是都市小说家，他们与所描写的都市有着切肤的情感，他们不像京派作家那样用乡村的纯静优美来反衬都市的腐败、虚伪和堕落；也不像左翼作家那样用阶级分析的眼光，揭示都市尔虞我诈、男盗女娼的现实。但他们仍然发现并描写都市的弊端。老舍用幽默的笔墨揭示并讽刺北京这个乡村都市的封建性，穆时英运用感觉主义的方法表现上海这个现代都市的堕落与变异。

    关键词：老舍；穆时英；都市；比较

    作者：杨迎平，南京晓庄学院人文学院教授

    老舍写北京都市，穆时英写上海都市，他们的共同特征是能够不带偏见地、客观地描写他们所生活的都市，他们不像京派作家那样用乡村的纯净优美来反衬都市的腐败、虚伪和堕落；也不像左翼作家那样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用阶级分析的眼光，揭示都市尔虞我诈、男盗女娼的现实。写北京的老舍与写上海的穆时英都与都市有着切肤的感情，都市是他们的栖息地和精神家园。

    一、老舍的北京情怀：宽容与讽刺

    旗人出身的老舍与北京的关系是血肉相连的。老舍多次谈到北京，“它是在我的血里，我的性格与脾气里有许多地方是这古城所赐给的”，“那里的人、事、风景、味道，和卖酸梅汤、杏儿茶的吆喝的声音，我全熟悉。一闭眼我的北平就完整的，像一张彩色鲜明的图画浮在我的心中”，“我不能把这些搁在一旁而还有一个完整的自己”。转引自樊骏：《老舍的“寻找”》，《中国现代文学论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第622页。“我们对于它能像对于自己分析得那么详细，连那里空气中所含的一点特别味道都能一闭眼还想象的闻到。”（《景物的描写》）

    当京派这些“侨寓”都市的乡土作家用一种反感和仇视的眼光去发现北京的肮脏、卑劣、丑陋，并加以嘲讽的时候，老舍赋予都市北京的却是一种温情，老舍说：“我的温情主义多于积极的斗争，我的幽默冲淡了正义感。”老舍：《老舍生活与创作自述》，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第117页。老舍对北京的感情是复杂的，因为作为一位来自北京社会底层的作家，他不仅看到北京市民的苦难生活，而且亲身经历了那苦难。他后来在《勤俭持家》的文章中回忆说：“那里的住户都是赤贫的劳动人民”，“在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们的小胡同里，夏天佐饭的‘菜’往往是盐拌小葱，冬天是腌白菜帮子，放点辣椒油。还有比我们更苦的，他们经常以酸豆汁度日。它是最便宜的东西，一两个铜板可以买很多。把所能找到的一点粮或菜叶子掺在里面，熬成稀粥，全家分而食之。”

    老舍对造成他诸多痛苦的北京城不是深恶痛绝，而是笑骂。这种生活态度源于他传统的宗法观念，代表的是城市贫民心理：随波逐流，安分守己。他说：“假如没有‘五四’运动，我很可能终身作这样一个人：兢兢业业地办小学，恭恭顺顺地侍奉老母，规规矩矩地结婚生子，如是而已。”同上，第299页。樊骏说：“‘兢兢业业’、‘恭恭顺顺’、‘规规矩矩’这十二个字，多么传神地点染出一个来自社会底层、深知生活的艰难的年轻人既自得又惶恐的精神状态呵！”樊骏：《老舍：一位来自社会底层的作家》，《中国现代文学论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第607页。他对生活没有特别高的要求：“我的理想永远不和目前的事实相距很远，假如使我设想一个地上乐园，大概也和那初民的满地流蜜，河里都是鲜鱼的梦差不多。贫民的空想大概离不开肉馅馒头，我就是如此。”老舍：《老舍生活与创作自述》，第10页。老舍甚至说：“拿我自己来说，自幼儿过惯了缺吃少穿的生活，一向是守着‘命该如此’的看法。”同上，第115页。这“命该如此”的想法似乎有一点悲观，或者说有点宿命，“但对于一个每前进一步都要被人视为非分、都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的人，对于一个经历过和目击过种种挫折、幻灭的人来说，这往往可以成为遇到失败和打击时的自我安慰剂，他得依靠这样的信条支持自己生活下去。这是这个社会底层的处世哲学。无论是进还是退，是追求还是忍受，是现实中的梦想还是梦想中的现实，都不同程度地流露出城市贫民那种安分守己的心理”樊骏：《老舍：一位来自社会底层的作家》，《中国现代文学论集》，第608页。。有了这种心理，他就特别容易满足，对这个城市也就多了一些宽容和温情。

    但是，老舍对北京不是一味的宽容和温情，他也有讽刺。英伦的生活经历，异域文化的洗礼使老舍对种族和民族性问题很敏锐。他从传统文化的层面，看到了民族的劣根性，也看到了北京的惰性。老舍在《二马》中说：“民族要是老了，人人生下来就是‘出窝儿老’。出窝老是生下来便眼花耳聋痰喘咳嗽的！一国里要有这么四万万出窝老，这个老国便越来越老，直老得爬也爬不动，便一声不出的呜呼哀哉了！”“出窝儿老”说明了北京的“老”，老舍曾多次称北京为“老北京”，这个“老”字显现出来的就是封闭、愚昧、僵化，与穆时英的上海的开放、现代、时尚形成鲜明的对照。

    二、穆时英的上海情怀：认同与批判

    穆时英对上海的情怀，似乎与老舍有些相似，是血肉相连，所以有认同与宽容。

    穆时英是都市的产物，他能在繁华的都市发现别人没有发现的主题，“城市的吸引力和排斥力为文学提供了深刻的主题和观点；在文学中，城市与其说是一个地点，不如说是一种隐喻”[英]马·布雷德伯里等：《现代主义》，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77页。。这中间不仅有“憎恨，沉痛和艰苦在到处徘徊着”，同时有“最灿烂和最幽暗的东西来”，并用“最大胆的体裁”[法]倍尔拿·法意：《世界大战后的法国文学》，《现代》，1932年1月4日。来表现都市的华丽。虽然城市的快速发展与繁荣并不是常态而是畸形的，并且因畸形的发展带有畸形的色彩，但这个发展与繁荣毕竟是现代的，正如张爱玲所说：“现代的东西纵有千般不是，它到底是我们的，与我们亲。”转引自胡兰成：《今生今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穆时英就是带着这种亲切感来书写的。

    穆时英给我们展示的都市是风驰电掣的速度与五光十色的色彩，爵士乐的节奏实际上就是上海都市的节奏：“世界是在爵士的轴子上回旋着的‘卡通’的地球，那么轻快，那么疯狂地；没有了地心吸力，一切都建筑在空中。”“五点到六点，全上海几十万辆的汽车从东部往西部冲锋。可是办公处的旋转门像了风车，饭店的旋转门便像了水晶柱子。人在街头站住了，交通灯的红光潮在身上泛溢着，汽车从鼻子前擦过去。水晶柱子似的旋转门一停，人马上就鱼似的游进去。”（《夜总会里的五个人》）快节奏的都市生活产生快节奏的恋爱，这快节奏的恋爱大多数是在快节奏的狐步舞和华尔兹中进行的：

    蔚蓝的黄昏笼罩着全场……当中那片光滑的地板上，飘动的裙子，飘动的袍角，精致的鞋跟，鞋跟，鞋跟，鞋跟，鞋跟……

    舞着：华尔兹的旋律绕着他们的腿，他们的脚站在华尔兹的旋律上飘飘地，飘飘地。

    儿子凑在母亲的耳朵旁说：“有许多话是一定要跳着华尔兹才能说的，你是顶好的华尔兹的舞侣——可是，蓉珠，我爱你呢！”（《上海的狐步舞》）

    还是这个儿子，几分钟以后同电影明星殷芙蓉跳舞，并对她悄悄地说：“有许多话是一定要跳着华尔兹才能说的，你是顶好的华尔兹舞侣——可是，芙蓉，我爱你呢！”

    刚才还在“儿子的怀里低低地笑”的母亲，几分钟后却在珠宝掮客的怀里低低地笑。

    《五月》里的蔡佩佩在五月这个多情时节，半个月同时有了三个情人，而且都发展到很亲密的关系，这个五月还没过完，她已经倒在第四个男人的怀抱里。

    在《被当作消遣品的男子》里，那恋爱的速度连主人公自己都吃惊：“用了这速度，是已经可以绕着地球三圈了。如果这高速度的恋爱失掉了它的速度，就是失掉了它的刺激性。”他从恋爱的快节奏看到恋爱时间的短暂，变换的频繁，情感的虚假，“爱”在这里用滥了，用得完全失去了“爱”的真谛。名为爱情，实为游戏；名曰情人，实是消遣品。

    穆时英同时描写了一个色彩斑斓、五光十色的都市，穆时英像一位画家，而且是一个毫不吝啬的画家，各种颜色被洒在一起，挤在一起，重叠在一起，达到堆砌的程度。

    如《夜总会里的五个人》里的都市夜景，霓虹灯闪烁，变幻莫测：

    “大晚夜报！”卖报的孩子张着蓝嘴，嘴里有蓝的牙齿和蓝的舌尖儿。他对面的那只蓝霓虹灯的高跟儿鞋尖正冲着他的嘴。

    “大晚夜报！”忽然他又有了红唇，从嘴里伸出红舌尖儿来，对面的那只大酒瓶里倒出葡萄酒来了。

    红的街，绿的街，紫的街，……强烈的色调化装着的都市啊，霓虹灯跳跃着——五色的光潮，变化着的光潮，没有色的光潮——泛着光潮的天空，天空中有了酒，有了烟，有了高跟儿鞋，也有了钟……

    身处都市上海的穆时英，与老舍一样并没有沉迷其中，他虽然与上海都市有着千丝万缕的情感，但他却清醒地认识到：“上海，造在地狱上面的天堂”。穆时英：《上海狐步舞》，《南北极》，九州图书出版社，1995年。当老舍揭示老北京“出窝儿老”国民惰性的时候，穆时英揭示的是上海都市的空虚与堕落。进入穆时英的小说，就是走进上海的不夜城，他能透过灯红酒绿看到魃魅魍魉，他一方面表现“强烈的色调化装着的都市”，一方面又在这“五色的光潮”里看到：“街有着无数都市的风魔的眼：舞场的色情的眼，百货公司的饕餮的蝇眼，‘啤酒园’的乐天的醉眼，美容室的欺诈的俗眼，旅邸的亲昵的荡眼，教堂的伪善的活眼，电影院的奸猾的三角眼，饭店的朦胧的睡眼……都市的街成了堕落的街，污秽的街。”（《PIERROT》）穆时英用新感觉主义的手法，用强烈对比的色彩，骚动不安的音乐，疯狂淫乱的舞步，表现都市的堕落和变异。

    鲜艳的色彩是都市淫乱生活的装饰，人们在美丽的色彩背后，干着丑恶的勾当。美与丑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就像红与绿、黑与白，鲜艳与黯淡的对照一样。都市社会和都市人，都用鲜亮美丽的色彩包裹着黑暗的社会和黑色的心。

    穆时英用对比的色彩，来表现一种矛盾的情绪，一个相对抗的现实，是丑与美、穷与富、恶与善、明与暗、苦与乐的相对抗、相混杂的世界。著名的印象派画家梵高在介绍自己的《夜咖啡店》时说了这样一段话：“在这幅画上，有六七种不同的红色，从血红直到玫瑰红，来和浅绿到深绿进行对比……画面上到处是各种不同的红色和绿色的斗争和对比。我探索以红绿色来表现人类的强烈情感……那是一种没有一点现实观点的色彩，可是这种色彩暗示着一种狂纵的情欲……我设法表现咖啡馆是使人败坏，使人发疯，使人犯罪的地方。我是用对比的方法来表现对下等咖啡馆的强烈恐惧的。”穆时英在《夜总会里的五个人》中运用了黑与白的强烈对比，表现现代都市是在黑白共存、黑白颠倒、黑白混乱、黑白变幻中形成的病态状态。

    穆时英对都市的感情是复杂的，既厌恶它，又离不开它。在繁华、喧闹的都市，他同样感到寂寞。穆时英在《公墓·自序》中说：“每一个人，除非他是毫无感觉的人，在心的深底里都蕴藏着一种寂寞感，一种没法排除的寂寞感。每个人，都是部分的，或是全部的不能被人家了解的，而是精神地隔绝了的。每一个人都能感觉到这些。生活的苦味越是尝得多，感觉越是灵敏的人，那种寂寞就越加深深地钻到骨髓里。”穆时英对上海都市的深入了解，加深了他的失望与寂寞。但他又注定是都市的产物，不到生命的终结，他不会离开都市。

    三、乡村都市与现代都市

    对待都市，老舍和穆时英虽然都有着血肉相连的情感，但是老舍的都市描写与穆时英的都市描写却是截然不同的。我以为，老舍表现的北京是一个乡村都市，穆时英表现的都市是一个现代都市；乡村都市保存的是传统文化，现代都市引进的是外来文化。北京和上海这两个完全不同的城市，养育出来的作家也完全不同。

    对古老的北京城，老舍是运用中国传统的笔法来抒写，他展现的是乡村的都市，而不是现代的都市。是封闭的“城”，而不是开放的“市”。赵园说：“比较之下，老舍与北京的关系是更古典的。”赵园：《北京：城与人》，第7页。北京和上海虽然都是“城市”，但如果我们把“城市”这个并列词组拆开来看，由“城”字我们想到的是“城墙”，由“市”字我们想到的是“市场”，北京便是“城”，上海就是“市”了。“城”和“市”在这里代表的就不仅仅是地域环境，它们分别代表不同的文化。由“城墙”我们联想到的是古都的贵族气，以及它的庄严、肃穆和辉煌，“北京文化即使在胡同里，也见出雍容的气度”。同上，第22页。郁达夫认为不论哪个城市都比不上北京的“典丽堂皇，幽闲清妙”郁达夫：《北平的四季》，《宇宙风》第20期，1936年7月1日。。对这样“堂皇”、“清妙”的城市，人们是努力地保存和爱护，对北京城的爱护，就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维护；由“市场”我们联想到的是交流，是开放，是商业性，上海是向世界敞开的一扇门，中国从这里走向世界，走向现代。

    北京城是皇城，北京人把北京的城墙看得特别重要，北京的城墙是需要维护的，所以以梁思成为代表的一批文人反对拆城墙，就是为了维护中国传统的古城文化。萧乾在《北京城杂忆》中说：“如今晚儿，刨去前门搂子和德胜门搂子，九城全拆光啦。提起北京，谁还用这个‘城’字儿！我单单用这个字眼儿，是透着我顽固？还是想当个遗老？您要是这么想可就全拧啦。咱们就先打这个‘城’字儿说起吧。‘市’当然更冠冕堂皇喽，可在我心眼儿里，那是个行政划分，表示上头还有中央和省哪。一听‘市’字，我就想到什么局呀处呀的。可是‘城’使我想到的是天桥呀地坛呀，东安市场里的人山人海呀，大糖葫芦小金鱼儿什么的。所以还是用‘城’字儿更对我的心思。”萧乾：《北京城杂忆》，三联书店，1999年，第1页。这就是老北京人对北京城的感情。相反，上海人没有谁去注意上海的城墙，因为近代说到上海第一印象就是一个开放的现代的市场，人们在这里想到的不是怎样封闭自己，而是怎样走向世界。北京人怎样看上海，赵园说：“当初北京及其他古旧城市的看上海，想必如同旧贵族的看暴发户，旧世家的看新富新贵，鄙夷而又艳羡的吧。上海的珠光宝气在这种眼光中越发明耀得刺眼，‘极地’认识中不免含有了若干夸张。”赵园：《北京：城与人》，第202页。

    北京城是被乡村文化包围的城，上海市是被外来文化影响的市。郁达夫说北京“具城市之外形，而又富有乡村的景象之田园都市”郁达夫：《住所的话》，《文学》1935年第5期。。他说北京的冬天最能显示“北方生活的伟大幽闲”，春夏是“只见树木不见屋顶的绿色的都市”，郁达夫：《北平的四季》。真是绘出了中国传统都市形态的真正内涵。陈平原说：“北平的四合院里，有真树，有假山，大缸里还养着金鱼和小荷，整个把大自然搬回了家。”陈平原：《文学的北京：春夏秋冬》，《北大文学讲堂》，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赵园也说：“田园式的城市是乡村的延伸，是乡村集镇的扩大。城市即使与乡村生活结构功能不同，也同属于乡土中国，有文化同一……北京甚至可能比之乡土更像乡土，在‘精神故乡’的意义上。”赵园：《北京：城与人》，第5页。老舍表现的就是这样一个乡土的、古老的都市，穆时英表现的是一个现代的、年轻的都市。古都有它的庄严和成熟，并且有深邃的文化内涵，但也有它的落后和腐败；上海都市有它的浅薄、世俗和狂歌醉舞，但也有它的摩登、时尚和现代气息。正如鲁迅说的：“上海虽烦扰，但也别有生气。”鲁迅：《鲁迅全集》第12卷，第172页。

    鲁迅所说的“别有生气”，其实就是上海的“现代性”。穆时英及其同仁是最早认识上海的都市现代性的。他们表现了上海都市的“别有生气”的“现代性”，这里包括现代生活和现代意识。什么是现代生活，施蛰存刊发在《现代》的《又关于本刊的诗》是对现代生活最好的阐释：“所谓现代生活，这里面包括各式各样的独特的形态：汇集着大船舶的港湾，轰响着噪音的工场，深入地下的矿坑，奏着Jazz乐的舞场，摩天楼的百货店，飞机的空中战，广大的竞马场……甚至连自然景物也和前代的不同了，这种生活所给予我们的诗人的感情，难道会与上代诗人从他们的生活中所得到的感情相同吗？”

    现代意识其实就是先锋性，先锋性的基本条件是开放，开放便要引进世界文化、世界文学。穆时英对外国文学的模仿与借鉴，这便是蒙太奇、意识流、感觉主义和心理分析，这种方式既适合于他自己的心态，又是适合于都市描写的现代主义手法。

    穆时英是在看到城市的罪恶的同时，看到都市的现代性的，他对城市的态度是客观的、中肯的、不带任何偏见的。穆时英不仅在《南北极》里表现了都市上海贫富的两极分化，表现了上海都市的堕落；即使是那些对都市文明不无沉醉的作品，如《上海的狐步舞》、《街景》、《夜总会里的五个人》等，也同样是天堂和地狱的共存。都市的罪恶没有被现代色彩所掩盖，现代色彩也没有因为都市的罪恶而暗淡。穆时英小说的意义就在于，他不仅用道德的眼光审视都市，而且用文化的目光审视都市，从而发现都市的活力和现代性。

    身处古都北京，老舍对中国传统的文化有着深入骨髓的感情。1922年10月，老舍在天津南开中学的一次集会上表示：“为破坏、铲除旧的恶习、积弊、与像大烟瘾那样有毒的文化，我们须预备牺牲……同时，因为创造新的社会与文化，我们必须准备牺牲。”但对待中国的传统文化，对待这样的北京，老舍不是满怀仇恨的揭露和批判，而是“只知道一半恨一半笑的去看世界”，“要笑骂，而又不赶尽杀绝”。老舍：《老舍生活与创作自述》，第5页。

    老舍在这里采取的方式是“幽默”，老舍说他“在解放与自由的声浪中，在严重而混乱的场面中，找到了笑料，看出了缝子”（《我怎样写〈赵子曰〉》）。用老舍的话说，幽默作为一种“心态”，与讽刺比起来，“较为温厚”，“表现着心怀宽大”，“讽刺……必须毒辣不留情，幽默则宽泛一些，也就宽厚一些，它可以讽刺，也可以不讽刺，一高兴还可以什么也不为而只求和大家笑一场”。老舍是“失了讽刺，而得到幽默”老舍：《谈幽默》，《老舍论创作》，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第72页。。《二马》的故事发生在伦敦，但主人公马氏父子仍然是北京味十足的中国人，表现的是中国封建的土壤里长出来的“出窝儿老”的民族劣根性。之后的《赵子曰》、《猫城记》、《牛天赐传》、《选民》等作品，都继续表现世俗生活和市民心理，继续思考国民性问题，揭示出封建意识形态特别是宗法伦理道德观念对市民群众心灵的侵蚀。

    都市作家老舍在这里所揭露和表现的也正是中国早期乡土小说所揭露和表现的内容。在早期乡土作家许钦文、王鲁彦、彭家煌、许杰的作品中，其主题就是揭示中国愚昧落后的国民惰性和批判传统残酷野蛮的民间习俗，都市作家老舍与乡土作家们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当老舍用传统的眼光审视北京都市的时候，穆时英用一种全新的方式表现着上海都市。司马长风在《中国新文学史》中说：“‘普罗文学’和‘大众文学’全不是穆时英的真志趣，他所向慕的是烂熟的都市文明，是《白金女体的塑像》，是《圣处女的感情》，是‘笼罩着薄雾的秋巷’，是爵士乐和狐步舞，是用彩色和旋律交织成的美。在文学上他追求‘意识流’的迷幻手法，‘新感觉派’的陆离意境。因此，在文学史上，他和他的作品值得记载，以及不可省略的价值，端在他是新感觉派的代表；并且是都市文学的先驱作家，在这一点上他可与保罗·毛兰，路易士以及日本作家横光利一、崛口大学相比。”他“突破了习惯眼光与文学模式。即使模仿以至抄袭都有其合理性——在引进一种美感形式如此艰难的中国。它的浮华，它的不伦不类，它与主流文学的不协调，在另一种眼光的审视中，也许正适应了文学发展的某种需要。然而当这种需要尚未明确化的时候，它又只能被看做洋场阔少厌食了西餐大菜时的呕吐，看做文字游戏，看做空虚、无聊、堕落。以至在几十年后文学以突发的热情重又注视城市，手忙脚乱地向异域搜索城市表现艺术时，它也只能经由文物发掘而被新一代的作家们认识……只是在与当代作家的比较中，他们才更像是都会动物，十足‘都会风’的城市人。”赵园：《北京：城与人》，第198页。赵园说：“这令人想起京味作为一种风格现象，决定的正是写的态度及方式。”同上。穆时英笔下的都市之所以与别人不同，也正是这写的态度及方式的不同。

    老舍的乡村都市和穆时英的现代都市都将都市的原生态呈现在我们面前：一个是传统的都市文化，一个是与世界接轨的现代文化；老舍展现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敛与敦厚，穆时英展现的是中国现代文化的开放与新潮。但是都有局限，都有弊端。中国都市的将来，应该是超越局限，克服弊端，从而创建更加和谐、更加生动、更加现代，同时更加具有中国传统美德的风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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