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骆驼祥子》为中心

    邓富华

    邓富华，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研究生。

    论文摘要：老舍的《骆驼祥子》以城市游民为书写对象，继承了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描写底层人民的传统，不仅拓展了文学的表现范围，而且对当代作家的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改革开放以来的城市农民工的书写，正是继承了老舍对城市游民书写的传统。

    关键词：游民；老舍；祥子

    作者：邓富华，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

    “游民”一词最早出现在《礼记·王制》中：“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参相得也。无旷土，无游民，食节事时，民咸安其居，乐事劝功，尊君亲上，然后兴学。”《礼记》，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37—38页。这里的“游民”是指那些流离失所的人。对于产生游民的原因，汉代的鲍宣就曾说：“凡民有七亡：阴阳不和，水旱为灾，一亡也；县官重责，更赋租税，二亡也；贪吏并公，受取不已，三亡也；豪强大姓，蚕食无厌，四亡也；苛吏徭役，失农桑时，五亡也；部落鼓鸣，男女遮列，六亡也；盗贼劫掠，取民财物，七亡也。”（《汉书》卷七十二）又如《新唐书·韩琬传》中说：“夫流亡之人，非爱羁旅，忘桑梓也。敛重役亟，家产已空，邻伍牵连，遂为游人。”（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112《韩琬传》，中华书局，2000年，第3754页。朱元璋则以暴力的方式对待游民：“若有不务耕种，专事末作者，是为游民，则逮捕之。”《明实录·太祖实录》，线装书局，2005年，第1258页。尽管如此，游民在明代却没有绝迹，反而愈演愈烈，何良俊在《四友斋丛说》中就描述了明代的游民状况：“自四五十年来，赋税日增，徭役日重，民命不堪，虽皆迁业。昔日乡官人家不甚多，今去农而为乡官家人者，已十倍于前矣。昔日官府之人有限，今去农而蚕食于官府者，五倍于前矣。昔日逐末之人尚少，今去农而改业工商者，已三倍于前矣。昔日原无游手之人，今去农而游手趁食者，又十之二三矣。大抵以十分百姓言之，已六七分去农。”（明）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13，明万历七年张仲颐刻本。由于政治、经济等各种原因，游民在中国古代社会是个普遍存在。游民通常处在社会的底层世界，生活处境大都是艰难的，正如龚鹏程先生所说：“游民通常是弱势者，因此他们并无固定的身份与收入可以依恃，他们只能在空间上流动，从这儿游行浪迹到那儿，打零工、行乞、流娼，寻找能出售身体或尊严以换取衣食的机会。”龚鹏程：《游的精神文化史论》，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25页。

    本文所讨论的城市游民就是游民群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们主要是从农民和其他阶层中分化出来的流落于或游走于城市的群体。中国很早就有城市和乡村的区隔，但随着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城乡之间的差距也越来越明显。尤其是进入到以“洋务运动”为代表的晚清工业化时期，大量农民从农村来到城市，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民工潮”的开始。柳冬妩：《打工：一个沧桑的词》，杨宏海主编：《打工文学备忘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152页。

    王学泰在《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中说：“描绘宋代汴京风俗的《清明上河图》中有七百七十多个人物，可以归纳到游民或接近游民的人物形象，就有船夫、小商人、小手工业者、和尚、尼姑、道士、走江湖的郎中、看相算命的卖卜先生以及各式各样的摊贩。”王学泰：《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上册，同心出版社，2007年，第180页。可见在宋代，城市游民已经是一个庞大的群体，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社会现象，城市生活的繁荣客观上为游民的谋生提供了较宽阔的途径。而这些城市游民也逐渐进入作家笔下，成为后世小说、戏曲一个重要的描写对象。《游民文化与中国文化》是研究中国游民文化的重要著作，就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的游民而言，王学泰先生认为《三国演义》与《水浒传》比较集中地体现了游民意识。他还概括出游民的性格中有强烈的帮派意识，赤裸裸地宣扬野蛮暴力，垂涎于财货金银；游民的理想人格是侠，道德理想是义与义气。王学泰：《论〈水浒传〉中的主导意识——游民意识》，《文学遗产》1994年第5期。这些概括无疑是有一定道理的，也足见游民群体的一些特征。但是，像《水浒传》中的梁山英雄好汉大都不是普通人，他们有着过人的武艺或者技能，占山为王，打抱不平，可以说作家塑造的还是英雄人物的形象，在这些人物身上还寄托了作家的一些理想，作家关注的并不是真正意义上处在社会底层的游民群体。且认为“游民的理想人格是侠，道德理想是义与义气”，这种概括用于《水浒传》中的那些英雄人物尚可，对于那些普通的贩夫走卒之类则不尽准确。

    晚清韩邦庆的吴语小说《海上花列传》，以平淡而自然的写实手法刻画了上海十里洋场光怪陆离的世相，涉及当时的官场、商界及与之相联系的各个社会方面。小说以赵朴斋、赵二宝兄妹为主要线索，写他们从农村来到上海后，被生活所迫而堕落的故事。其中女主人公赵二宝的形象塑造很值得注意，她本是上海附近乡下的一个姑娘，因为哥哥赵朴斋流落在上海，她跟母亲及女友张秀英就同到上海寻找，哥哥找到了，她却因贪图吃喝玩乐，受到诱骗，沦落为娼。作家在叙述她在上海这个繁华都市的堕落过程时，着重于现实的情势，而不是道德的谴责。她们的所作所为，在作家看来不过是普通人在特定的环境下所作的不同反应，作者描写这样的人物形象，也正是基于对人性的真实观照与反映。可以说，像赵二宝那样流落于都市的妓女也是城市游民的一个典型，从她们身上可以看到一个农村姑娘怎样在城市生活的诱惑下走向堕落，作家的眼光已经关注到社会最底层的人物的命运，作品的写实性也进一步加强。

    周作人曾说：“我们不必记英雄豪杰的事业，才子佳人的幸福，只应记载世间普通男女的悲欢成败。因为英雄豪杰才子佳人，是世上不常见的人。普通男女是大多数，我们也便是其中的一人，所以其事更为普遍，也更为切己。”周作人：《平民文学》，《每周评论》第5号，1919年1月19日。随着新文学运动的兴起，大量的小人物、底层民众出现在文学作品中，城市游民自然也是其中之一，中国文学史中的城市游民形象也随之逐渐生动、饱满与丰富。

    老舍的《骆驼祥子》创作于20世纪30年代，主人公是一个在农村失去土地、无依无靠而来到城市谋生的农民。说到骆驼祥子，大家可能会想到鲁迅笔下的阿Q，但祥子和阿Q应该说还是属于两类不同的人物形象，阿Q是游走在乡村的无业游民，而祥子则是城市游民的一个典型，是当时旧中国被逼无奈到城市谋生的代表。温儒敏说：“在现代文学史上，很少有作家像老舍这样执著地描写‘城与人’的关系，他用众多小说构筑了一个广大的‘市民世界’……这部小说还有更深入的意蕴，那就是对城市文明病与人性关系的思考。这部作品所写的主要是一个来自农村的纯朴的农民与现代城市文明对立所产生的道德堕落与心灵腐蚀的故事。”温儒敏：《论老舍创作的文学史地位》，崔恩卿、高玉琨主编：《走近老舍》，京华出版社，2002年，第95页。确实如此，不仅在古代，就是在现代文学史上，像老舍那样集中展示城市游民人物形象的作品不仅少见而且也罕有达到其思想和艺术的高度。祥子，这个生长在乡下，失去了父母与几亩薄田之后，十八岁就跑到城里的乡下人，在试过了各种卖力气就能吃饭的事之后选择了拉车，他的理想目标是买一辆属于自己的车，做个自由的有尊严的人力车夫。然而经历了各种打击之后，祥子最终选择了堕落，彻底成了游荡在城市的行尸走肉。从一个要强上进的淳朴农民到自甘堕落的祥子，祥子的悲惨命运无不体现出社会环境对人的逼迫，祥子这个城市的游民形象在今天仍然有某些现实意义，新时期以来众多作家笔下的农民工形象就是对这类城市游民的再次关注与书写。

    一、悖论：文明之城与走兽

    20世纪初的中国，列强入侵、社会动荡，内忧外患的社会现实使得老百姓在水深火热之中苦苦挣扎。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在自然灾害频发的广大农村，战乱与天灾使得贫苦民众不得不离开故土，到城市中谋生存。在老舍的《骆驼祥子》中，城市对祥子有着某种魔力：“这里有的看，有的听，到处是光色，到处是声音；自己只要卖力气，这里还有数不清的钱，吃不尽穿不完的万样好东西。在这里，要饭也能要到荤汤腊水的，乡下只有棒子面。”老舍：《骆驼祥子》，《老舍选集》第1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4页。祥子认为城市可以给他一切，在这里可以实现人生的理想：

    虽然那里没有父母亲戚，没有任何财产，可是那到底是他的家，全个的城都是他的家，一到那里他就有办法。同上，第28页。

    想趴下去吻一吻那个灰臭的地，可爱的地，生长洋钱的地！没有父母兄弟，没有本家亲戚，他的唯一的朋友是这座古城。这座城给了他一切，就是在这里饿着也比乡下可爱。同上，第34页。

    老舍多次写到祥子对城市生活的羡慕，在祥子眼中，城市就意味着“洋钱”、“好东西”，乡下只有贫穷和物质的匮乏，而这是祥子所不能忍受的。然而城市并没有给祥子带来好运，这里尔虞我诈、冷漠自私，祥子身上原本淳朴、善良的人性逐渐被消解。于是，祥子也慢慢走向了蜕变：“他吃，他喝，他嫖，他赌，他懒，他狡猾，因为他没了心，他的心被人家摘了去。他只剩下那个高大的肉架子，等着溃烂，预备着到乱死岗去。”同上，第230页。正是城市残酷的现实在一步步吞噬祥子的灵魂。

    老舍发出了这样的感慨：“人把自己从野兽中提拔出，可是到现在人还把自己的同类驱到野兽里去。祥子还在那文化之城，可是变成了走兽。”老舍：《骆驼祥子》，《老舍选集》第1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30页。城市本是现代文明进步的象征，北平这样的“文化之城”竟然还有人“把自己的同类驱到野兽里去”，这究竟是进步还是倒退呢？把人变成走兽的究竟是什么？这些都是发人深省的。老舍虽然在《骆驼祥子》中没有像别的作家那样大肆渲染城市的浮华与都市的种种物欲，但通过他笔下的祥子及其周围的人，我们可以清楚地感知在城市生活中的游民的生存状态和心理状态。城市在表面上有着繁荣、富足，但它却在逐步地吞噬人的灵魂，扭曲人的本性，在把人变成鬼的方面比起落后的农村有过之而无不及。很显然，作家批判的并不是城市，而是城市中那无处不在的弱肉强食、尔虞我诈与自私贪婪，社会秩序的混乱不堪加上道德与文明的失范，城市的文明与进步就是一个绝妙的反讽。

    有研究者认为“老舍是站在城市的视角来写祥子，虽然老舍是在城市社会的底层成长起来的，但是他毕竟没有更多地接触过乡村，没有乡村生活的体验。在塑造‘城市外来者’的时候，所赋予给这些人物形象的性格特征带有城市人色彩。在交代祥子为什么逃离乡村来到城市，作者只言片语带而过，‘生长在乡间，失去了父母与几亩薄田，十八岁的时候便跑到城里来’，看似处理简洁，其实是语焉不详的嫌疑，乡村体验的缺失使老舍先生无法给出太多的叙述。另外，对于祥子抛弃与逃离乡村义无反顾的叙述存在绝对化”苏奎：《土地·车·城市》，《名作欣赏》2008年第2期。。笔者以为这种说法有可以商榷的地方。老舍在另一部小说《牛天赐传》中，就写到牛天赐的奶妈为了出来赚钱，无奈地把自己才两个月的儿子丢在乡下，后来这个孩子夭亡了。当牛天赐与奶妈回到农村时，通过牛天赐的眼光展示了农村的艰难生活：“年画上有张‘农家乐’，跟这个农家乐一点也不同。这里就没的乐……乡下是另一个世界：只有人，没有钱。”老舍：《牛天赐传》，《老舍文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497页。而且从奶妈公公的嘴里可以得知奶妈进城谋生也是被逼无奈：“咱们那几亩冤孽产又潦了，连根柴火也没剩。租的都收得很好，有八成；可是一交了租……哎，不用提了！你那几块子钱，金子似的，金子！可是这不象句话啊，老在外头，算怎么回事呢？哎，我老糊涂了，想不出法子来！”老舍：《牛天赐传》，《老舍文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495页。可见，为了生存，母亲不得不抛下自己才两个月的儿子给别人当奶妈，农民的生活状况是可想而知的：自然灾害的频发加上地主的盘剥，一年的勤劳辛苦也是白费，而这些现象在当时中国的广大农村无疑具有普遍性。我们在这里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祥子在一无所有的情况下也要坚持留在城市：“就是让他去看守北海的白塔去，他也乐意；就是不能下乡！”同上，第87页。所以，如果我们读了老舍《牛天赐传》中对乡村生活困境的精彩描写，就不会再提出类似上述的问题；虽然老舍对农村生活的体验谈不上丰富，但他对当时乡下贫苦生活的反映无疑是深刻的。

    二、蜕变：迷失的生命

    祥子，这个城市的游民，一心想靠自己的努力去改变生活，但当他“勤苦卖力的时候，他没得到过公道”同上，第211页。。祥子虽然羡慕城市生活，对城市生活充满了向往，甚至把城市当成了家与朋友，但这个家和朋友却抛弃了他，他不能够在城市实现他的理想与愿望。祥子的蜕变也是逐渐恶化的，他也有过坚持，但无情的现实使他的理想一次次落空，周围的人与环境把他一步步逼到绝境，为了生存，他不要尊严，不讲廉耻，变成了“个还有口气的死鬼”同上，第241页。。

    老舍在《论创作》中说：“看生命、领略生命，解释生命，你的作品才有生命。”老舍：《论创作》，曾广灿、吴怀斌编：《老舍研究资料》（上），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第350页。可见，老舍对自己作品创作的重点在于对人的生命的关怀，他笔下的祥子是有血有肉的人物，在《我怎样写〈骆驼祥子〉》中他谈道：“一个车夫也应当和别人一样的有那些吃喝而外的问题。他也必定有志愿，有性欲，有家庭和儿女。对这些问题，他怎样解决呢？他是否能解决呢？这样一来，我所听来的简单的故事便马上变成了一个社会那么大。”老舍：《我怎样写〈骆驼祥子〉》，曾广灿、吴怀斌编：《老舍研究资料》（上），第521页。骆驼祥子这个人物形象之所以经典，是因为这个人物是“活”的，作家注意到了人性的复杂和性格的多面性，在塑造这个人物形象时，作家把一个城市游民在当时特定环境下的性格蜕变的心路历程给我们清楚地展示出来。

    祥子本是一个淳朴的农民，他有同情心：当刘四爷说把骆驼卖给汤锅能多赚钱时，他听到以后都会难过，认为把三只活活的牲口卖给汤锅去挨刀，有点缺德，他和骆驼都是逃出来的，就都该活着。祥子本性善良、勤劳，“在新的环境里还能保持着旧的习惯。假若他去当了兵，他决不会一穿上那套虎皮，马上就不傻装傻的去欺侮人。在车厂子里，他不闲着，把汗一落下去，他就找点事儿作……他们看出来他一点没有卖好讨俏的意思，他是那么真诚自然”老舍：《骆驼祥子》，《老舍选集》第1卷，第38页。。他任劳任怨，在杨宅拉上了包月，杨先生有两位太太，“南腔北调的生了不知有多少孩子”，祥子在这里忙得晕头转向有时连饭与顾不上吃，还要“自己掏腰包买了几个烧饼”同上，第47页。。他虽然爱钱如命，但是为了能多挣钱，不得不忍受这一切。但祥子在自己的尊严遭到别人的侮辱时，会毫不犹豫地反抗，他也有强烈的自尊心。比如当祥子看了杨太太一眼，太太以为祥子向她讨钱，就说：“拿去，别拿眼紧扫搭着我！”祥子一把抓起那张毛票，摔在太太的胖脸上，辞职不干了，就像高妈所说“你有你的臭钱，我泥人也有个土性儿”同上，第70页。。

    祥子还对自己的未来生活充满了希望：“假若他有了自己的车，生活舒服了一些，而且愿意娶亲的话，他必定到乡下娶个年轻力壮，吃得苦，能洗能作的姑娘。”老舍：《骆驼祥子》，《老舍选集》第1卷，第56页。他坚持不往“白房子”跑，他觉得“必须规规矩矩，才能对得起将来的老婆，因为一旦要娶，就必要娶个一清二白的姑娘”同上。。但对于虎妞对他的勾引，在性欲的驱使下他又失去了某种抗拒，但事后又觉得她很可恶，把“他由乡间带来的那点清凉劲儿毁尽了”同上，第57页。。后来到曹宅拉车，曹宅的工钱并不比别处多，但在祥子眼里，曹家的人不拿仆人当猫狗，他“去收拾院子，浇花，都不等他们吩咐他”同上，第63页。。“虽然有在大学堂教书的先生，也有在衙门里当好差事的，字当然认识不少了，可是没遇到一个讲理的。就是先生讲点理，太太小姐们也很难伺候。只有曹先生既认识字，又讲理……所以曹先生必是孔圣人了。”同上。曹先生应该说在祥子心目中有着崇高的地位，在曹家这个祥和安定的环境里，祥子暂时安稳了下来，心情也变得愉快，“拉着曹先生出去，曹先生的服装是那么淡雅，人是那么活泼大方，他自己是那么干净利落，魁梧雄壮，他就跑得分外高兴，好像只有他才配拉着曹先生似的。在家里呢，处处又是那么清洁，永远是那么安静，使他觉得舒服安定”同上，第64页。。但好景不长，随着虎妞的难产而死，卖掉了车子，小福子的自杀，给祥子带来了沉重的打击，他仿佛看透了这个城市的一切。这时，“祥子真明白了：刘四，杨太太，孙侦探——并不能因为他的咒骂就得了恶报；他自己，也不能因为要强就得了好处……攒钱，买车，都给别人预备着来抢，何苦呢？何不得乐且乐呢？”同上，第226页。“对什么事他也不想用力，因为以前卖过力气而并没有分毫的好处……他的命可以毁在自己手里，再也不为任何人牺牲什么。”老舍：《骆驼祥子》，《老舍选集》第1卷，第233页。他所有的希望都破灭，再也没有了求上进的动力与愿望。

    祥子在某种意义上说确是一个个人主义者，但他的悲惨的遭遇与结局，并不是用个人主义就可以全部解释的。对于祥子这样一个只能凭借体力吃饭的乡下人，在城市里除了卖力气之外别无长处，在当时的旧中国，就注定了他们将处在社会的最底层，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各种盘剥和压迫。其结果，即使做事认真、卖力气，也并不能得到好处，得到应有的回报。祥子最终与那些车夫“接轨”了，学会了抢座、抽烟、喝酒、嫖妓。像车夫这个群体，“他们整个的是在地狱里，比鬼多了一口活气，而没有鬼那样清闲自在；鬼没有他们这么多的吃累”同上，第79页。。在城市这个庞大的环境中，处于底层社会的人有很多，但他们并没有联合起来：“汽车夫对洋车夫的态度，正有点象祥子的对那些老弱残兵；同是在地狱里，可是层次不同。他们想不到大家须立在一块儿，而是各走各的路，个人的希望与努力蒙住了各个人的眼，每个人都觉得赤手空拳可以成家立业，在黑暗中各自去摸索个人的路。祥子不想别人，不管别人，他只想着自己的钱与将来的成功。”同上。即使有些人意识到“干苦活儿的打算独自一个人混好，比登天还难”，但他们对于怎样突破这种个人主义却没有明确的方向，在这样的情况下转而就去否定自己的善心善举，对道德与文明产生了怀疑：

    “你想独自混好？”老人评断着祥子的话：“谁不是那么想呢？可是谁又混好了呢？当初，我的身子骨儿好，心眼好，一直混到如今了，我落到现在的样儿！身子好？铁打的人也逃不出去咱们这个天罗地网。心眼好？有什么用呢！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并没有这么八宗事！我当年轻的时候，真叫作热心肠儿，拿别人的事当自己的作。有用没有？没有！我还救过人命呢，跳河的，上吊的，我都救过，有报应没有？没有！告诉你，我不定哪天就冻死，我算是明白了，干苦活儿的打算独自一个人混好，比登天还难。一个人能有什么蹦儿？看见过蚂蚱吧？独自一个儿也蹦得怪远的，可是教个小孩子逮住，用线儿拴上，连飞也飞不起来。赶到成了群，打成阵，哼，一阵就把整顷的庄稼吃净，谁也没法儿治它们！你说是不是？我的心眼倒好呢，连个小孙子都守不住。他病了，我没钱给他买好药，眼看着他死在我的怀里！甭说了，什么也甭说了！”老舍：《骆驼祥子》，《老舍选集》第1卷，第226页。

    就这样，当自己的命运遭受不公时，他们开始怀疑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传统伦理，开始走向堕落，甚至走向反面。正如老马所说：“拉车的壮实小伙子要是有个一两天不到街口上来，你去找吧，不是拉上包月，准在白房子爬着呢。”同上，第227页。生存压力加上极度的心理落差使他们不再相信靠自己踏实勤劳就能致富，就能体面地生活，从而选择了与城市中人对抗、甚至报复的心态，他们与城市的距离因此又在一步步拉大。比如祥子“原先他以为拉车是拉着条人命，一不小心便有摔死人的危险。现在，他故意的耍坏；摔死谁也没多大关系，人都该死！”同上，第231页。可以说，祥子的悲剧既是个人的悲剧也是时代的悲剧。

    三、农民工：现代城市游民

    随着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农民进城打工，“社会历史的变化再次为文学表现来自于乡村的农民工形象提供了丰富的源泉”逢增玉、苏奎：《现当代文学视野中的“农民工”形象及叙事》。。但随着城市化进程中各种社会矛盾与问题的凸现，“描写和展现在城乡对立的二元社会结构挤压下农民的离乡进城、城市遭遇和弃城返乡——农民在城乡之间跋涉转换的人生际遇和轨迹成为当下文学的重要现象，甚至逐渐形成了一个以农民工为描写对象的小说潮流。民工形象的蕴涵显得更加丰富复杂”逢增玉、苏奎：《现当代文学视野中的“农民工”形象及叙事》。。像孙惠芬的《民工》，尤凤伟的《泥鳅》，陈应松的《太平狗》，残雪的《民工团》，贾平凹的《高兴》等，对农民工在城市的命运和生存现状进行了多方面深入的书写与思考。

    祥子的时代，是土地的丧失、阶级的压迫、乡村的凋敝等原因促使其不得不离开农村，到城市谋生。新时期，大批农民背井离乡涌入城市，其动机与祥子的时代大不相同，但城乡差距的加大，城市物质的或者精神的财富无疑对他们有着强大的吸引力。《高兴》的主人公刘高兴本是一个渴望改变自己命运的青年农民，他听说清风镇第一个去西安的韩大宝发了财，就与五富到西安投靠韩大宝拾垃圾，希望在此挣钱、娶妻生子，在城里安家落户。“然而最终结局却与骆驼祥子相同，刘高兴无论多么优雅地拥抱城市，希望城市人群接纳自己，最终还是被当做城市的另类被排斥，最后背着同伴的尸体回到乡村，经历一个比祥子还残酷的人格和尊严被否定的城市之旅，结局同样悲惨，这与祥子的被城市侮辱而沦落具有同样的悲剧意义。”焦仕刚、杨雪团：《命运悲剧中的文化宿命》，《枣庄学院学报》2010年第4期。《高兴》反映的正是进城农民工一段辛酸而血泪的生活历程，他们虽然有良好的愿望，但结果并不能“高兴”起来。很明显，贾平凹的《高兴》在一定意义上承继了老舍《骆驼祥子》的书写主题。

    四、结语

    陈思和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名篇十五讲》中说：“《骆驼祥子》是以一个人的生活经历为描述对象的小说。中国传统小说很少是写一个人的，如《红楼梦》写了一大群人，《水浒》一写就是一百零八将。”陈思和：《中国现当代文学名篇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97—298页。可以说，老舍的《骆驼祥子》在中国小说史上是有着重要地位的，它不仅突破了传统小说的描写对象，而且触及到了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就是农民在走向城市、融入城市的过程中所遇到的诸多问题与困难。有关城市游民的集中书写在古代文学作品中并不多见，而且作家的笔墨也主要不是放在这些个体身上，他们很难成为作品的主人公。老舍的创作，特别是小说《骆驼祥子》，不仅拓展了新文学的表现领域，而且在老舍笔下，城市游民的形象变得更加丰满动人，并进而对当代作家的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改革开放以来的城市农民工的书写在某种意义上正是继承了老舍对城市游民书写的传统，成为新时期甚至新世纪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主题。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