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畅

    刘畅，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

    论文摘要：在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中，“农民进城”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文化现象。本文试图把《骆驼祥子》放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关于“农民进城”的叙事主题下加以审视，探究其城市书写的文化价值，并进一步地比较这部小说与新时期小说在城市叙事上的内在关联及其特点。

    关键词：农民进城；骆驼祥子；新时期小说

    作者：刘畅，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

    在现代文学史上，《骆驼祥子》无疑占据着重要的地位。通过叙述祥子的命运悲剧，老舍揭示了一个城市贫民在特定历史时期由奋斗到堕落的人生轨迹，并在更加深远的意义上凸显出人性的卑微和脆弱。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部小说也向我们展示了中国农民进入城市后遭遇到的生存困境和精神危机，由此呈现出的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那些进入城市的农民将要长期经历的问题”邵宁宁：《〈骆驼祥子〉：一个农民进城的故事》，《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这就使得祥子的故事并不仅仅局限于他的那个时代，而在20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的历史语境下具有普遍性的意义。所以，我们可以把《骆驼祥子》放在“农民进城”的叙事主题下加以审视，进而比较这部小说与新时期小说的城市叙事。

    一

    在晚清以降的现代化语境中，传统农业社会逐渐陷入边缘化的窘境。战乱、天灾、土地兼并与资本主义经济的压迫使农民大规模地逃离乡村，而传统/现代、东方/西方的文化冲突也极大地动摇了乡土中国的文化根基。于是，衰败的乡村和走向城市的农民成为20世纪上半叶农耕文明趋于崩颓的缩影。与此同时，现代都市文明却以不可遏阻的势头急速廓张，为农耕文化传统下的中国社会提供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以其繁荣、摩登的表象和相对充裕的生存机遇吸引着形形色色的移民群落，致使农村人口大规模地向城市迁徙。直至今日，“农民进城”仍然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社会现象。

    在20世纪20—30年代城乡分化加剧的历史时期，“进城”是破产农民借以求生甚至借以翻身的主要途径。美国学者卢汉超就把近代以来上海移民潮的出现简要地概括为“所有来上海的人都抱着一个简单而共同的目标——追求更好的生活”[美]卢汉超：《霓虹灯外：20世纪日常生活中的上海》，段炼、吴敏、子羽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34页。，这不仅是近代上海得以繁荣的重要因素，实质上也成为20世纪上半叶中国农民离开家园而向城市迁徙的首要动机。从总体上看，现代小说并不缺少对这一现象的描述，如《乡心》（潘训）、《南北极》（穆时英）、《山雨》（王统照）、《杨七公公过年》（叶紫）等作品都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农民进城之后的生存处境。然而，无论是《乡心》中阿贵在城市里“忍住了眼泪苦笑”的悲哀，还是《南北极》中棚户贫民们极端窘迫屈辱的生活状态，都仅限于批判城市残酷的生存环境以及这种环境对进城农民的戕害，而缺乏对这一弱势群体内心世界的深入挖掘。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小说关于“农民进城”的叙述比较普遍地着力于表现“城”与“人”的对立，甚至将这种对立简单地归结为绝对化的阶级矛盾，但较少关注农民在面对城市、面对现代文明时的文化认同与精神危机，所以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平面化、简单化的缺失。也正因为如此，《骆驼祥子》对进城农民人性畸变、心灵扭曲的书写才具有更加独特的价值。

    《骆驼祥子》讲述的正是一个破产的青年农民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而在城市里挣扎直至沉沦的故事。在小说中，主人公祥子无疑是一个被理想化的农民形象，在相当程度上承载了作者对传统农耕文明正面价值的肯定和褒扬——这个健康、质朴的年轻人“生长在乡间，失去了父母和几亩薄田，十八岁的时候便跑到城里来”，他善良敦厚、吃苦耐劳，恪守着“礼义廉耻”的传统伦理准则，以致在他的身上全然看不到“胶皮团”（车夫）乃至城市贫民的诸般恶习。同时，这个人物又充溢着淳朴、坚韧的生命力，因而“确乎有点像一棵树，坚壮，沉默，而又有生气”。

    城市让祥子看到了改变贫苦命运的契机，对新生活的憧憬成为他城市“历险”的原点。于是，面对城市的祥子一直渴望着通过自己的劳动来创造美好的未来——他想要拥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洋车，相信“有自己的力气与洋车，睁开眼就可以有饭吃”；他想要“到乡下娶个年轻力壮，吃得苦，能洗能作的姑娘”，成家生子，体体面面地过日子；他甚至冀望“照这样下去，干上两年，至多两年，他就又可以买辆车，一辆，两辆……他也可以开车厂子了”。透过他的理想，我们不难发现此时的祥子依然是一个未被城市同化的农民，正如研究者所强调的：“即使穿着白布裤褂站在同行中，他也彻里彻外的是个农民，甚至他的那种职业理想——有一辆自己的车，也是从小农的心理出发的：车是像属于自己的土地一样唯一靠得住的东西”赵园：《老舍——北京市民社会的表现者与批判者》，见舒乙编：《说不尽的老舍——中国当代老舍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55页。。他的命运则向人们展示了一个进城农民逐渐被城市改造的生存境遇，由此揭示出的是作者在传统文明的立场上对都市现代性的批判。

    从某种意义上说，和虎妞的结合使祥子开启了自己被城市改造的命运。这个车厂厂主的女儿和车夫的妻子，是一个具有悲剧性内涵的城市中下层女性形象，也在很大程度上象征了城市文明拜金、放纵的病态——她既是一个极端功利化的金钱动物，甚至将婚姻也当作一场投机；这个人物又体现出城市文明的非理性，因而她把祥子看成自己的猎物以在他的身上找到“失去了的青春”。虎妞的存在直至死亡不仅让祥子的人格和身体同时受到极大的戕害，而且无情地击碎了他的生活理想——车子与家庭。小福子的死进一步地湮灭了祥子的生活信念，使他意识到“一领席，埋在乱死岗子，这就是努力一世的下场头”。而这也映射了祥子式的进城农民无法摆脱的宿命，他们向往城市，却又在进入城市之后发现了自己与之无法相容的隔膜。所以，在小说里，作者描述了这样一个细节：攒下了一笔钱的祥子思忖着像其他人一样把积蓄存进银行，但根深蒂固的小农意识使他相信“现钱在手里到底比在小折子上强，强的多！折子上的钱只是几个字”，由此呈现出来的正是两种生活方式的对立。于是，在这种隔阂下，进城农民所面对的往往是城市对其生活信念乃至存在价值的排斥甚至否定，从而在精神上和生活上都陷入到“在”但“不属于”城市的边缘化处境，这也就使得他们的挣扎和奋斗因为难以获取认同而显得徒劳无奈，理想的幻灭随之造成了祥子们从苦闷到自甘堕落的精神滑坡。

    从这个角度来看，祥子的悲剧并不仅仅在于揭示社会状况的恶化以及人性的脆弱，更为重要的是指涉了现代与传统、城市与乡土之间的深层矛盾。正如研究者所说，“相比较（农耕文化）而言，都市文化一直是他者，悲伤的乡愁使都市他者化，常常，它被建构和表述为匮乏、糜烂、退化、失禁的汇集地”葛红兵：《价值多元时代的批评》，《社会科学》2006年第7期。，20世纪中国文学在很大程度上侧重于表达对城市的负性体验，把城市书写为一个物欲横流、浮华拜金的罪恶渊薮，这实质上也映射出中国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普遍性焦虑。一方面，近代以来城市文明的膨胀确实带来了诸多社会问题，过度商业化、物质化的社会现实催化了人们对于城市的负面情绪，由此导致的是对“城市文明病”的揭露成为一个比较普遍的倾向，如老舍就在《骆驼祥子》里写道：“人把自己从野兽中提拔出，可是到现在人还把自己的同类驱逐到野兽里去。祥子还在那文化之城，可是变成了走兽。”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说，《骆驼祥子》力图展现出来的是城市堕落、腐败的现实图景，以及生活于其中的人们无可逃避的生存危机。另一方面，在以乡土中国为参照系的文化视阈内，“城市”实质上是现代工业文明的隐喻及表征，从价值观念、伦理范式、生活方式等多个层面形成了对农耕文化传统的消解。于是，对于农耕文化传统下的现代作家而言，“城市”先验地指涉了现代化所孳生的道德原罪和精神危机，进城农民的悲剧命运因而呈现出更加丰富的文化意涵。正因为如此，祥子式的“农民进城”故事力图“由车夫的内心状态观察地狱是什么样子”老舍：《老舍全集》第16卷，第204页。，通过叙写农民进城后的异化、沉沦，向读者展示了现代文明的道德缺位和人性迷失，对于反思20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的城市化进程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二

    在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的历史语境中，《骆驼祥子》关注的是城市边缘人的生存状态，讲述了一个进城农民“转变”、“如何转变”以及“为何转变”的故事，在相当程度上丰富了中国文学对于现代城市文明的体认。在此之后，中国文学的城市叙事长期以来都未能跳出将城市“妖魔化”的窠臼，尤其是在面对“农民进城”这一母题时，“城市”与“农民”之间依然存在着难以消解的张力。

    上世纪80年代之前，当代文学对“城市”的书写始终受制于主流意识形态。因此，在《我们夫妇之间》、《霓虹灯下的哨兵》等作品里，“城市”被描写成一个充满诱惑及腐蚀、亟待革命者加以拯救的存在，所谓的城市书写实质上就是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揭露和拷问。进入新时期之后，在经济体制转型和全球化的背景下，伴随现代城市文明的复苏和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城乡差距在某种程度上被进一步地拉大，致使农村人口再度大规模地涌向城市。于是，“农民进城”现象及其所激发的社会问题重新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对进城农民及其生存境遇的展示逐渐成为这一时期中国文学的重要主题。

    新时期小说借助于书写农民进城前后的生活处境和精神轨迹，在总体上呈现出社会转型时期作家对于当代城市生活的复杂观感。在改革开放初期，面对城市的新生及其社会转型，“城市”的意象实质上被描述成现代文明优越性的象征，由此带来的是农民群体对“城里人”身份的向往，“城市”随之发散出召唤当代农民改变自身命运的现代性魅惑。铁凝的《哦，香雪》虽然没有提及“农民进城”的问题，但作者通过描述一个农村女孩面对城市时（这在小说里被具象化为一个文具盒）既渴慕又卑怯的情绪，展示了封闭、落后的乡土社会对现代文明的憧憬，而这也道出了当代语境下农民对于城市的普遍心态。正是出于这种心态，路遥的《人生》讲述了一个农村青年力图成为“城里人”的奋斗史，透过高加林的人生起落反映了“农民进城”现象背后更加复杂的社会意义——出走或留守的矛盾成为高加林们在现实与情感上的两难抉择，而这种抉择是“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种要求难以实现所构成的冲突”卜树春：《抒写城乡融合的独特感受——路遥小说作品的精神特征》，雷达编：《路遥研究资料》，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年，第282页。，由此凸显出的是新时期农民在城乡对立下进退失据的内在矛盾。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打工潮的越演越烈，“农民进城”的问题得到了进一步的凸显，尤其是在进入21世纪之后，农民工的生存状态成为新世纪小说的主要聚焦点之一。据学者统计，从2001年第5期至2003年第10期，《收获》、《十月》、《当代》、《中山》等重要文学期刊上发表的“农民进城”题材小说就达到了275篇徐德明：《“乡下人进城”的文学叙述》，《文学评论》2005年第1期。。纵观这一阶段的小说创作，作家们关于城市的书写仍然延续了20—30年代中国文学的价值立场。一如《骆驼祥子》对城市文明的“妖魔化”，新时期小说同样从负面感知出发来书写当代城市生活，在总体上把“城市”建构为一个否定性的文化意象。

    在全球化和经济体制转型的背景下，信仰危机、道德失范、贫富分化等现实问题得到进一步的凸显，城市也因此在很大程度上被想象成人文精神匮乏、物质欲望泛滥的道德荒漠。而进入城市的农民不仅要面对丛林法则的拣选和压迫，更要面对“城市”加诸“乡村”的文化优越感，以及“城里人”对“乡下人”的排斥。因此，在90年代以来的小说创作中，“城市”总是一个充满物质诱惑但又格外冷漠、残酷的所在，农民进城之后面对的也总是无力把握自己命运的生存悲剧。尤凤伟的《泥鳅》叙述了农民国瑞因生活艰难而走进城市，并经历了从搬家工到男妓直至诈骗案替罪羊的人生转变。小说以国瑞被枪毙为结局，而这个人物的毁灭无疑映射出当代都市极端残酷虚伪的生存伦理，使人们看到了城市外来者卑微得如同“泥鳅”一般的生活本相。《北京候鸟》（荆永鸣）、《民工》（孙慧芬）等作品则聚焦于农民工在物质和精神上都无可凭依的困境，通过描写这个群体苦苦挣扎的现实生态，着重揭示了城市边缘人被排斥、被歧视的心灵创伤，由此展现出来的是一个冷漠、压抑的都市社会。吴玄的《发廊》讲述的是农村女性的沉沦，小说的意蕴不仅在于呈现了城市外来者迫于生计而道德沦落的生存处境，更在于揭露了这种处境下被扭曲了的、畸形的价值观——人们竟然认同女主人公出卖身体的行为，甚至将其作为效仿的对象，以致“村人再也没有理由重男轻女，反而是不重生男重生女了”。在这看似荒诞的因果关系之下，作者向人们展示了整个社会的迷失，也在很大程度上接续了《骆驼祥子》对于现代城市文明的针砭。

    与之相似，贾平凹的《高兴》立足于新世纪农民工的生存状况，展现了这个群体被城市诱惑而又被遗弃的悲剧。对比《骆驼祥子》，《高兴》同样塑造了一个对“城市”抱有梦想的外来农民，并将其置于城市/乡土的隔膜下来书写农民进城——寻梦——受挫——梦碎的酸涩和悲苦。尽管这个以拾垃圾为生的主人公总是被“城里人”当作垃圾一般冷落、排斥，但对城市的认同让刘高兴仍然锲而不舍地朝着“城里人”的目标奋斗，以至于当他经历了“卖肾”事件之后，不无自得地想道：“一只肾已经成了城里人身体的一部分，这足以证明我应该是城里人了。”在这种强烈的认同感下，“城市”映照了当代农民在逐渐边缘化的现实处境下渴望被社会接受的心态，但其结果往往是被侮辱被损害的生存悲剧。因此，有研究者在比较《高兴》和《骆驼祥子》时指出“祥子与高兴的命运悲剧在于城乡夹缝中的生存现实和势不两立的两套价值体系导致的生存残酷性和无奈性”焦仕刚、杨雪团：《身体的亲密无间与思想的貌合神离》，《名作欣赏》2011年第3期。，而这正是20世纪以来“农民进城”现象所无法摆脱的文化宿命。

    三

    从整体上看，反思性、批判性构成了20世纪以来中国文学在城市叙事上的基本维度。从《骆驼祥子》到新世纪的底层文学、农民工文学，作家们力图通过描述进城农民这一外来群体在城市生活中的现实境遇，揭示社会环境的异化和人性的异化。所以，无论是左翼文化传统下的阶级批判和人道主义批判，还是基于传统文化视阈的现代性反思，都把“城市”看作一个反人性、非人道的异端，“农民进城”故事随之具有难以言喻的悲剧意味和现实意义。由此综观《骆驼祥子》与新时期小说的城市书写，我们不难发现其中存在着某些值得深思的问题。

    其一，虽然《骆驼祥子》和新时期小说都描述了农民进城后将要面临的苦难，并生发出对城市以及现代文明的质疑和批判，但二者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审视弱势群体的生存状态，其视点有着极大的差异。从一定意义上说，祥子的苦难并不等同于新时期小说中进城农民的生存困境，前者所指向的是现代/传统的二元对立下农民个体被异化、“被城市化”的命运。换言之，祥子的人生悲剧就是由于城市把他改造成了一个“城里人”，使之在价值观念的倾覆下陷入心灵的崩塌，由此展开的是对现代城市文明将人变成鬼的控诉。与祥子的遭际不同，刘高兴们的悲剧则在于他们希望获得城市的认同，想要做一个“城里人”却被梦寐以求的城市无情地拒斥在外，从而突出了社会转型时期城乡二元对立的文化隔膜。所以，《骆驼祥子》与新时期小说实质上表达出对城市文明的不同观照视野——前者突出的是“地狱”般的城市如何致人堕落，在很大程度上指涉了现代性批判的社会政治向度；后者则“由于它所表现的对象往往在宏观社会经济变迁的背景下往返于城乡两域，其思想和行为展示着异质性文化价值的冲撞”邵明：《何处是归程——“新乡土小说”论》，《晋阳学刊》2006年第3期。，因而更加注重书写时代变革中农民群体被边缘化的生存体验。

    其二，从《骆驼祥子》到新时期小说，对进城农民精神困境的展示都凸显出其内在的文化依赖心理。审视祥子的命运悲剧，一个至关重要的成因是主人公对城市文明的依赖，从而导致他深陷在城市“地狱”里无法自拔。所以，有研究者指出，祥子形象的特殊意义之一在于“他讨厌乡村而喜欢城市。即使在受到虎妞‘假怀孕’恐吓而手足无措之际，祥子想的还是绝对不回乡下，宁可看守北海公园的白塔也不回农村当农民，不管受到多少城市的磨难，‘忘本’的祥子选择的都是拒绝回农村”逢增玉、苏奎：《现当代文学视野中的“农民工”形象及其叙事》，《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究其原因，一方面，伴随着农耕文明的失落，乡土已经成为留驻在记忆与想象里的精神家园，而现实情形却是“故乡”的湮没使得进入城市的农民常常处在“回不去”的尴尬境地；另一方面，城市意味着较之传统社会更充裕、优越的物质生活和独特的现代性体验，由此造就了现代文明无法抗拒的魅惑，致使现代人既不能又不愿离开城市。从这个意义上说，“城市”总是被表述为一个充满诱惑的文化磁场，所以它“虽是恶之花，却有着不可抵挡的诱惑力。人们对‘城市’可能会心生厌倦也会心灰意冷，却又宿命般地依赖于它”龚金平：《开放视野下多维对话关系的构建》，光明日报出版社，2007年，第130页。。正因为如此，祥子宁愿毁灭也要留在城市的人生选择体现出更加丰富的文化意蕴，也在很大程度上具有普遍的意义。

    新时期小说中的农民工群体也常常陷入同样的状况——城市的诱惑让他们无法再接受凋敝的乡土家园，对城市文明的依赖性又使得这些饱受创伤的外来者不得不重复着自己困苦的命运。在《发廊》的结尾，女主人公方圆带着创伤回到家乡，但此时的故乡已经是一个陌生的、无法适应的所在，所以“一个月后，她去了广州，还是开发廊”。而荆永鸣则用“候鸟”的意象象征了这个群体在城市和乡村之间无家可归的生活状态，他在《北京候鸟》里写道：“即使吃苦受罪，哪怕是满城流浪，他们也不想再回到乡下去。对许多外地人而言，城市是一块磁铁，城市是一张大网，把他们吸住了，网住了。”由此，农民工群体面对的是游走在城市与乡土之间却无处容身的边缘化处境，这也就使得他们总是无法逃避被城市吞噬的宿命，从而在更大的范围内呈现出农民工问题的复杂性。

    在20世纪以来社会转型的历史语境下，农民与城市的关系始终是一个难以把握而又不能不重视的关键性问题，其复杂程度远远超越了社会学和政治学的范畴。所以，从《骆驼祥子》到新时期小说，中国文学一直在尝试建构关于现代城市文明的文化图景，并透过农民与城市的对立向人们展示了变革中的社会及其深层矛盾。正因为这样，以文学的视角来审视“农民进城”的现象，对于全面理解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具有更加积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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