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批判与文化冲突

    老舍《离婚》中的存在追问与人生悲感

    李玲

    论文摘要：《离婚》是老舍反思北京市民文化和抒发人生悲感的重要作品。奠定这部小说思想价值根本点的并不是道德批评，而是在张大哥、老李等人人生态度的对照书写中，超越一般道德批评的界限，在存在论层面上探讨人生观问题，批判市民的庸人哲学，叩问本真存在的生命境界，并且抒发了人难以诗意栖居的生命悲感。

    关键词：老舍；《离婚》；日常生活；道德；存在

    作者：李玲，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导、中国老舍研究会副会长

    1933年初版的长篇小说《离婚》，是老舍反思北京市民文化和抒发人生悲感的重要作品。这部小说固然一如既往地延续了老舍创作注重道德批评的思路，这既体现在对恶人小赵仗势欺人的控诉中，也体现在关于老李仗义帮张大哥、丁二爷除暴杀小赵的侠义想象中，还体现在对张大哥某些妨碍公共理性行为的反思中；但是，奠定这部小说思想价值根本点的并不是这种未免老生常谈的道德批评，而是在张大哥、老李等人人生态度的对照书写中，超越一般道德批评的界限，在存在论层面上探讨人生观问题，批判市民的庸人哲学，叩问本真存在的生命境界，并且抒发了人难以诗意栖居的生命悲感。这种存在论层面上的人生价值追问和人生悲感体验，构造了小说的核心情节，形成小说的核心思想和核心情感，展示了老舍这个长于民生关怀、长于民族存亡思考的“市民诗人”的另一面：他亦长于对生命存在进行哲学性的思考。《离婚》中的存在追问，既在思想深度方面与当代卓越的思想家殊途同归，又完全立足于老舍对北京市民人生的深切关怀，熔铸着老舍独特的情感体验。

    一、对张大哥的道德肯定与现实反思

    《离婚》的主人公张大哥是北京市民的典型，其处世态度是作品的反思对象。这种反思固然包含道德反思和现实生存功利思索的内容，但显然，作品对张大哥的道德反思和道德肯定是并存的。尽管杨义曾指出，《离婚》所反思的是“市民社会的凡庸空气和‘好人’哲学”，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第190页。关纪新也点明张大哥“是个十足的‘好心人’，”关纪新：《老舍评传》，重庆出版社，2003年，第180页。但仍有相当的研究成果没有充分注意到作品对张大哥进行道德肯定的倾向。这主要原因是作品对张大哥的道德肯定主要被作者设置成是对张大哥生存状态进行形而上反思的起点，并没有着意进行阐发，而有时作品对张大哥的道德肯定又与现实生存功利反思交织在一起。确实，对张大哥的道德肯定不是《离婚》的核心主旨，但是如果没有充分认识到作品对张大哥人生态度的反思是以相当的道德肯定为前提的，则很容易产生这样的误读：把作品对张大哥人生态度的超道德反思阐释成是道德批评，从而削去作品在存在论层面上思考生命的深刻意蕴，同时也在道德是非问题上造成混淆。本节主要探讨作品对张大哥人生态度的道德反思和道德肯定，以及熔铸在道德肯定中的现实生存功利反思。至于作品在超道德、超功利层面上反思张大哥人生态度的内容，将在下一节讨论。

    作品涉及对张大哥道德批评的，主要是以往研究已经充分注意到的两件事：为庸医托人情使之逃脱应有的法律惩罚；为儿子上学升学请客送礼。这里需要进一步强调的是，作品并没有从受害病人的角度、没有从其他学生可能因之被挤出去的角度来批评这两件事。也就是说作品并没有着意凸显受害者，而是强调从理性原则出发这种行为就是不可取的。这说明，作品着意维护的是必须把公平正义置于人情之上的普世的现代性原则，而不仅仅是为某些人或某类人争利益；作品对人情至上这一前现代生存原则的质问，其心理基础就不是狭隘的怨恨之气，而是隐含作者自觉建构公平合理的现代文化的责任心、使命感。在尼采、舍勒等西哲的阐释中，怨恨是一种负面情感，是现代社会转型中弱者因无能为力而对价值更高者所产生的嫉恨心理。参看舍勒：《道德建构中的怨恨》，《舍勒选集》（上），三联书店，1999年。而《离婚》中，隐含作者对张大哥人情至上法则的批评，则是老舍把自己深切地体认为北京人中的一员而从主体内部出发对北京文化所展开的反思，其价值目标则是超越一己的狭隘利益、建构公平合理的现代社会秩序。二者在文化心理基础和价值追求上都有巨大差别。

    作品固然批评了张大哥将人情置于公理之上而妨碍了社会的合理秩序，但实际上又同时书写了张大哥张大嫂在道德大是大非问题上绝不糊涂的良善品质。作品既肯定张大哥明了是非，又批评了他不敢决然反抗的软弱性格。作品在这里弘扬的是中国传统以直报怨的伦理原则及现代追求公平正义的文化理念，而不是宽恕忍让的基督教精神或守空禁嗔的佛教态度。

    首先，作品声张了张大哥不与恶人小赵同流合污的道德操守，又批评了张大哥不敢直接反抗恶人的软弱性。恶棍小赵以救出张大哥的儿子张天真为要挟，想娶张大哥的女儿张秀真。张大哥张大嫂在选女婿这个问题上表现出把人品看得高于利益的道德立场。虽然无耻之徒小赵“现在是科员，不久便是科长，将来局长所长市长部长也还不敢一定说准没我的份儿！”老舍：《离婚》，《老舍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第297页。但是张大哥夫妇都坚持“我只有那么一个姑娘，不能给个骗子手！”同上，第296页。虽然张大哥想不出任何硬办法对付小赵，只想到给小赵送房产，只知道交待老李“你可别为我们的事动——凶啊！给小赵钱！”同上，第296页。这里，隐含作者借老李的眼光批评了“张大哥至死也是软的”、同上，第296页。“张大哥是地狱中最安分的笑脸鬼”，同上，第323页。批评张大哥只知道敷衍，不知道反抗恶人；但作品对张大哥的这一反思有一个基本前提：肯定了张大哥有着分清基本善恶、不同流合污的道德操守。作品对张大哥不硬气的批评，显然不是一种道德批评，不是站在正义立场上对不正义行为的审判，而是道德认同前提下的“怒其不争”，表达的是隐含作者对张大哥这类市民现实生存状态的深切关怀之情。

    其次，作品书写了张大哥对老李等人的诚挚关怀之心。虽然张大哥完全不能理解老李的诗意人生追求，但他始终从自己的立场出发去关怀老李的生存状态。从请老李吃饭到安排老李接家眷，再到帮老李布置新家，张大哥张大嫂都对老李倾注了最大的善意和热忱。尽管老李未必需要这种安排，但这显然并不能消解张大哥动机的良善性质。作品还强调张大哥这种与人为善的态度，并不仅仅指向老李一人，而是他惯常的处世态度。作品对张大哥好做媒、好请客的批评，都是以肯定他的道德善意为前提的。与契诃夫的《装在套子里的人》比较，我们犹可清晰地看出老舍在批评张大哥保守人生态度上的不同立场。尽管张大哥的好做媒、好请客、好劝人维持婚姻，都有维持庸常生活现状、不开启反抗之路的性质，但是作品并没有把张大哥写成别里科夫式的专制制度的同谋者，对他的不幸也没有取任何幸灾乐祸的态度；而是强调他仅仅是在善恶分明的前提下敷衍恶人、强调他的软弱只是使自己的受害加深而并没有同谋的性质。也就是说，作品在这些事情上对张大哥并没有道德谴责。

    小说中有一段老李关于张大哥是小赵同谋的心理感受，属于不完全可靠叙事，并不能作为张大哥的敷衍实际上是助纣为虐的论据。小赵探知老李从乡下接了太太来，就抱着看妇女和看乡下人出丑的恶意心态，逼老李请客。席间，张大哥在不直接反驳小赵的前提下，尽量以自己的人情练达来帮李太太解围；席后，张大哥又告诉李太太说：“那群人专会掏坏，没有正经的，再遇上他们的时候，我告诉您，大妹妹，不管三七二十一，和他们嘴是嘴，眼是眼，一点别饶人，他们管保不闹了；您越怕，他们越得意。”同上，第231页。这里，张大哥表现出了爱憎分明的善恶是非观。当夜老李的心理活动中，关于“张大哥不敢得罪任何人”同上，第233页。的批评是合理的，而关于张大哥差不多是同谋的批评则失之偏颇。老李想，“这场玩笑，第一个得胜的是小赵，第二个是张大哥。看张大哥多么细心圆到，处处替李太太解围，其实处处是替小赵完成这个玩笑。为什么张大哥不直接的拦阻小赵？或是当场鼓动我或太太和小赵，嘴是嘴，眼是眼？张大哥哪敢那么办！他承认小赵的举动是对的，即使不是完全有分寸。他承认李太太是该被人戏弄的，不过别太过火。”同上。把张大哥不当面对抗小赵的行为视作是认同小赵的行为，看不到张大哥不对抗亦未迎合中的不同流合污性质，老李此时显然陷入了非对抗即同谋的二元对立的简单化思维中。隐含作者这里虽然没有直接批评老李的这段未免失之公平的心理活动，但上下文中关于张大哥善意劝慰老李夫妇、明确批评小赵的言行描写，实际上已经与老李的这段心理活动形成一定程度上的对抗，因而老李的这段话在文本中应该视作是不完全可靠叙述。它既深刻地揭示出张大哥虽然善良、明是非但却软弱、没有勇气直接对抗恶势力的特点，同时又表现出老李在倍受压抑的特殊情境下心理未免陷于偏狭、未免有失公正。隐含作者不直接批评老李此时的偏狭，实际上说明，关于张大哥不直接抵抗小赵是否在客观上就有同谋性质，隐含作者的评价态度此时显得有点犹疑；但就作品的总体倾向而言，隐含作者虽不赞成张大哥的妥协软弱，但并不否认张大哥对待老李的道德善意。

    二、反思平庸的市民哲学

    《离婚》的核心主旨，是从守护存在诗意的立场出发反思以张大哥为代表的平庸的市民人生哲学。“诗意”一词，并非简单挪用海德格尔“人诗意地栖居”这一哲学表述，而是摘引自《离婚》中人物老李的一段宣言：“我并不想尝尝恋爱的滋味，我要追求的是点――诗意。家庭，社会，国家，世界，都是脚踏实地的，都没有诗意。大多数的妇女――已婚的未婚的都算在内――是平凡的，或者比男人们更平凡一些；我要――哪怕是看看呢，一个还未被实际给教坏了的女子，情热象一首诗，愉快象一些乐音，贞纯象个天使。我大概是有点疯狂，这点疯狂是，假如我能认识自己，不敢浪漫而愿有个梦想，看社会黑暗而希望马上太平，知道人生的宿命而想象一个永生的乐园，不许自己迷信而愿有些神秘，我的疯狂是这些个不好形容的东西组合成的；你或者以为这全是废话？”老舍：《离婚》，《老舍全集》第2卷，第165页。这里，老李所追求的“诗意”，显然不是一般的文学特性，而是一种存在境界。它与“家庭，社会，国家，世界”乃至于一般的男女关系这些实际事物相对，而与“梦想”、“疯狂”、“神秘”这些超常的心灵体验相关联。提炼出“诗意”一词来表达老李的心灵向往，隐含作者借老李对人生展开思考，显然并不仅仅是在探寻现实公平正义的现代性追求维度上质问不合理秩序、展望更合理的社会秩序，而且还在超越现实的层面上展开生命眺望、守护不应该被现实社会法则所规训的个体灵魂世界。“梦想”、“疯狂”、“神秘”这些形容词，指涉的便是不能被合理或不合理的现实法则所规训的心灵世界。不合理的现实法则自不用说，哪怕是合理的社会秩序、婚姻秩序、国家制度，一旦固定下来，便有可能因其僵化特质而演变成以平均化的常识从外部规约生命，从而抑制住个体生命体验的独特性、遮蔽住存在的诗意。这样，《离婚》中的“诗意”一词，与海德格尔的“诗意地栖居”不仅在形式上巧合，而且在内在精神上也相通了。海德格尔在《……人诗意地栖居……》中说：“人竭力创造丰裕的劳绩，然而人又被赋予此种能力：在此范围中，由此范围出发，超越此范围而仰望神圣。此‘仰望’跨越了天穹与大地‘之间’。这‘之间’是赐给人之栖居的。”海德格尔：《……人诗意地栖居……》，刘小枫主编：《人类困境中的审美精神——哲人、诗人论美文选》，东方出版中心，1994年第1版，第566页。他阐释荷尔德林的诗句“神本是人之尺规”说：“对于受造物之传统观念来说，这样一种奇异的尺规似乎是荒诞不经的；对于常识之廉价的无所不知来说，它又是颇令人不快的。常识的这种无所不知沾沾自喜地以一切思想观念之标准尺规自居。”海德格尔：《……人诗意地栖居……》，刘小枫主编：《人类困境中的审美精神——哲人、诗人论美文选》，第568页。再联系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中对本真存在的阐释，我们应更能充分体会到，他所说的“神圣”、“尺规”绝不是外在于个体生命体验的社会法则、宗教戒律，而恰恰相反，是被各种现成法则所遮蔽住的个体独特的生命体验。“诗意地栖居”昭示的乃是一种使存在者从“常识”和“思想观念”的遮蔽中显现出来、使自我真正在场的本真生命状态。

    《离婚》中，隐含作者借老李追问存在诗意的眼光，反思北京市民文化，首先洞照出了张大哥生活的庸常特质。《离婚》以“常识”概括张大哥的缺乏诗意的精神特质，与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以“常人”概括非本真生存者亦有异曲同工之妙。张大哥以常识为人生指南，规避对存在的个性化思考，规避人对存在方式的新鲜探索，在日常生活的烦忙劳碌中放逐了生命的内在体验性、放逐了心灵世界，其人生观的本质特征是敷衍生命。

    “张大哥一生所要完成的神圣使命：做媒和反对离婚。”老舍：《离婚》，《老舍全集》第2卷，第149页。这个问题的要害，首先在于放逐了婚姻中的爱情体验内涵，其次在于不能理解有个性的生活方式。“张大哥的全身整个儿是显微镜兼天平。……在天平上，麻子与近视眼恰好两相抵销，上等婚姻。”“自然张大哥的天平不能就这么简单。年龄，长像，家道，性格，八字，也都须细细测量过的；终身大事岂可马马虎虎！”同上。张大哥越是热衷于掂量男女双方的条件，就越是遗忘了婚姻中应有的感情契合、个性认同这些开启诗意存在之境的因素。

    张大哥的庸常人生状态，以“做媒和反对离婚”这一“事业”为核心，而涵盖张大哥生活的方方面面。除了因儿子被抓而精神崩溃那一非常时期外，他一直乐滋滋地陶醉于自己的庸常人生世界中，并且努力使得这种庸常人生状态臻于精致圆熟。这体现在张大哥对饮食起居日常生活的细致化追求上，也体现在张大哥对人情关系的细心维护上。张大哥的饮食起居越是精致、越是使人陶醉，便越是放逐了人面对自己存在的独特生命感悟。张大哥的人情关系庞博。在张大哥的花销中，“人情来往又是一大宗，况且张大哥是以出份子赶份子为荣的。他那年办四十整寿的时候，整整进了一千号人情，这是个体面，绝大的体面，可是不照样给人家送礼，怎能到时候有一千号的收入？”同上，第218页。张大哥注重人情关系，有办事方便的功利目的，有被他人认可的虚荣心，却也透着与人为善的诚意，但唯独放逐了人与人之间思想碰撞的灵的维度。总之，日常生活的精致化、人情关系的平面化，与做媒、反对离婚一样，是张大哥悉心维护日常人生平庸状态、锁闭诗意存在生命之路的方式。张大哥，“他的经验是与日用百科全书有同样性质的。哪一界的事情他都知道。哪一部的小官，他都作过。哪一党的职员，他都认识，可是永不关心党里的宗旨与主义。无论社会有什么样的变动，他老有事作；而且一进到个机关里，马上成为最得人的张大哥。”同上，第154页。即便是党派，张大哥也把它们处理成不同的关系群体，而不关心其思想同异。放逐内心、放逐思想，只注重人情关系是张大哥人生观的要害。而敷衍、调和则是其表征。张大哥不新不旧的服饰，也是他平均化生活状态的外在表征。

    隐含作者对张大哥生存状态的评价正类似于海德格尔对“常人”生存方式的看法。“常人以非自立状态与非本真状态的方式而存在。”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合译，三联书店，1987年，第157页。“常人本身有自己去存在的方式。……平均状态是一种常人的生存论性质。常人本质上就是为这种平均状态而存在。”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第156页。张大哥正是在常识世界中忙忙碌碌、自得其乐，遗忘了个体生命存在的独特性、内在体验性，锁住了自我生命通往本真存在的道路。“常识就是文化——皮肤那么厚的文化——的一些小毛孔。文化还不能仗着一两个小毛孔的作用而活着。……他的宇宙就是这个院子，他的生命就是瞎热闹一回，热闹而没有如何意义。不过，他不是个坏人——一个黑暗里的小虫，可是不咬人。”老舍：《离婚》，《老舍全集》第2卷，第164—165页。隐含作者借老李的这段心理活动，既总结了张大哥缺乏诗意的生存状态，也指出了常识不应该是北京文化精神的核心。

    《离婚》还着意点明张大哥敷衍的生存方式，是北京市民相当普遍的一种生存方式。张大哥的儿子张天真被五花大绑捆走了，老李想组织财政所的同事联名具保，没想到所有人都躲得远远的。“张大哥的整个生命消磨在维持人；现在，他自己有事了……设若张天真死了，张大哥为他开吊请客，管保还进一千号人情。这群人们的送礼出份资是人情的最高点，送礼请客便是人道。救救天真？退一步说，安慰安慰张大哥的心？出了他们的人道范围！”老舍：《离婚》，《老舍全集》第2卷，第276页。作品既通过张大哥所遭遇的人情冷暖说明其生存方式的无意义性质，也点明把维持人情关系礼俗化而不注重心灵关怀是北京市民相对普遍的一种生存方式，从而达到了对北京文化的深度反思。《离婚》对以张大哥为代表的北京市民生存方式的反思，既有海德格尔观照非本真生存状态的思想深度，而在具体文化现象的把握上，又具有北京市民日常生活民俗画的独特性。

    其次，作品不仅揭示出张大哥自己沉浸于平均化的庸常人生状态中自得其乐、放逐诗意的特点，而且通过张大哥与老李的思想交锋揭示出这一庸常人生态度对他人本真存在的压抑性质。

    承接老李展望生存诗意的话语，张大哥说：“神秘是顶有趣的，没事儿我还就是爱读个剑侠小说什么的，神秘！《火烧红莲寺》！可是，希望剑侠而不可得，还不如给——假如有富余钱的话——叫花子一毛钱。诗，我也懂一些，《千家诗》，《唐诗三百首》，小时候就读过。可是诗也没叫谁发过财，也没叫我聪明到哪儿去。……哎？我老实不客气的讲，你是不愿意解决问题，不是不能解决。因此，你把实际的问题放在一边，同时在半夜里胡思乱想。”“哼，据我看诗意也是妇女，妇女就是妇女，你还不能用八人大轿到女家去娶诗意。”同上，第166页。这里，张大哥把老李难以言说清楚的、带着点神秘色彩的生命诗意追问，阐释成《火烧红莲寺》一类“顶有趣”的“神秘”刺激，就已经削去了老李原话中所蕴含的思考存在可能性的思想向度；随后，以“解决问题”的思路反驳追求“诗意”的思路，更是以常人沉沦的生存状态平整个性化的生命思考。老李无言以对之，张大哥便热心地帮助他安排解决实际问题的办法。张大哥这种对他人的热忱、善意，让人从人情上难以拒绝，从而赋予其庸常人生哲学一种强制的力量得以平整旁人追问生命诗意、追寻个性化生存的思想萌芽。“张大哥成了一种文化的‘匿名统治’的象征，简直就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标志。”徐德明：《中国现代小说叙事的诗学践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206页。正如海德格尔所言，“平均状态先行描绘出了什么是可能而且容许去冒险尝试的东西，它看守着任何挤上前来的例外。任何优越状态都被不声不响地压住。一切源始的东西都在一夜之间被磨平为早已众所周知的了。……这种为平均状态之烦又揭开了此在的一种本质性的倾向，我们称之为对一切存在可能性的平整。”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第156页。海德格尔批评“平均状态”对“存在可能性的平整”，显然不是在道德探问的层面上进行的。同样，《离婚》批评张大哥热忱地把老李拉入平均化生活方式中，既不是道德批评，也不是对现实秩序的追问，而是在存在论层面上拒绝生活的庸常性质，守护“梦想”、“疯狂”、“神秘”所开启的本真生命之境。

    老舍在《离婚》中通过老李和张大哥人生态度的对照书写，展示了自己对生命存在的深邃思考。他批评市民的庸常生命状态，呼唤诗意人生，守护本真存在。其基于北京市民人生深切理解基础上的生命感悟，正与西方当代哲学家海德格尔的存在探问殊途同归。这从一个角度展示了当代东西方智慧的共通性。

    三、抒发难以诗意栖居的的生命悲感

    《离婚》中，丁二爷除暴杀死恶人小赵的侠义行为并没有带来大团圆的结局，而是使得张大哥等人复归于庸常人生状态中，从而引发了老李关于生命就是敷衍的无尽感慨。隐含作者正是借老李的感叹抒发了人生只是徒劳、终难以诗意栖居的生命悲感。这种悲情抒发，与作品的幽默讽刺语调相交织，造就了《离婚》悲喜交融的美学风格，也展示了隐含作者独特的情感特质。

    《离婚》的大结局是所有人的生存都不得不归于敷衍、瞎混状态的无希望图景。这些人分为四类。

    第一类是，在敷衍、混事中自得其乐的，以张大哥为代表。“儿子到了家。张大哥死而复活，世界还是个最甜蜜的世界，人种还是万物之灵，因为会请客。”老舍：《离婚》，《老舍全集》第2卷，第344页。回到财政所上班后，“张大哥利用机会把爱用石膏的二兄弟荐上，暂时当着夫役，等空气变换了些了再去行医；不过，再行医的话可千万‘少下’——不是不可以下——石膏。此外，张大哥对于新到的一群山南海北的科员们特别的照应：有的不会讲官话，张大哥教。有点不会吃西餐，张大哥带着去练习。有的要娶亲，张大哥吃了蜜。”同上，第358页。隐含作者以嘲讽、夸张的口气，写出了张大哥的庸常人生之乐。与当代新写实小说对庸常人生的温馨理解不同，《离婚》着重揭示的是这种敷衍人生态度的无意义性质。

    第二类是，原先爱折腾的终也无可奈何地归于敷衍、妥协，以财政所诸太太为代表。方敦太太，虽然想阻止丈夫纳妾，可无论如何不想离婚。“哎，说着容易呀；吃谁去？我也想开了，左不是混吧，何必呢？”一向以“个性强”自豪的邱太太，面对丈夫的外遇情况也无奈地说：“我也想开了，大家混吧，不必叫真了，不必。”这些人“混吧”的生存宣言，引发了老李“有一个不离婚的了”、“又一个不离婚的”的感慨。同上，第362页。作品之前一直以嘲讽的态度写这些女性企图与丈夫的男权抗争，在性别文化立场上表现出不能理解女性合理生命需求的价值失误，参看李玲：《老舍小说的性别意识》，《南京大学学报》2005年第6期。此时虽仍没有改变冷嘲中所含的冷漠，但对这些女性不得不混的人生态度表现出了既理解又批评的态度。这是对人不得不妥协的无奈处境的叹息，也是对人不能对抗现实生存条件、坚持固有生存态度的批评。

    第三类是，原本寄寓了老李诗意希望的，也归于敷衍、妥协，以马少奶奶为代表。作品并没有从内视点出发充分展示马少奶奶的内心世界，但是让老李把自己的诗意人生追求在恋爱问题上外化为对形象静美的马少奶奶的恋慕。私奔的马先生回来后，马少奶奶无声无息地与之和解了。这件事，一是打破老李恋爱的机会，二则粉碎了老李的诗意生存态度的幻觉。“‘诗意’？世界上并没有这么个东西，静美，独立，什么也没有了。生命只有妥协，敷衍，和理想完全相反的鬼混。别人还可以，她！她也是这样！”老舍：《离婚》，《老舍全集》第2卷，第366页。

    第四类是，反抗敷衍人生状态、执著追求诗意生存的，最终也不会有出路。这便是老李本人。小说结尾，老李辞职，带着家眷和丁二爷回到乡间。他一要脱离一群敷衍人生的同事、邻居，二要脱离衙门这个“怪物”。作品之前早已通过老李的心理活动多次写到衙门这个怪物和科员这个身份对自在生命的禁锢。“科员与家长是天造地设的一对——什么？看见了衙门，那个黑大门好似一张吐着凉气的大嘴，天天早晨等着吞食那一群小官僚，可是在这怪物肚中被驱逐，不是个有刺激性的事。”同上，第193页。“他不能怨北平把他的生命染成灰色；是这个衙门与衙门中的无聊把他弄成半死不活——连打小赵一个嘴巴，或少请一回客，都不敢，可怜！”同上，第343页。这里对衙门的否定，并不在具体事务上，而是在程式化生活方式对生命的消磨上，因而这种批判便不是在追求现实合理秩序层面上批评财政所的工作作风，而是在超越现实是非层面上对生命自由境界的追寻。然而，乡间风景，不仅在老李准备返回之际在脑海中就是“不十分清楚”的，而且之前关于乡间的描写还因联系着李太太的小脚、孩子的“红裤子绿袄”而显得粗陋寒碜，并没有被赋予乌托邦世界的美好特质。小说最终一句话是张大哥的预言：“可是，老李不久就得跑回来，你们看着吧！他还能忘了北平跟衙门？”同上，第367页。隐含作者尽管并不赞同此中张大哥陶醉于“北平跟衙门”生活的态度，但却并没有否定张大哥关于老李最终不得不不从乡间回到都市的预言，从而表达了隐含作者关于反抗和逃离只是徒劳的生命悲感。

    无论哪一类人，最终都逃脱不了敷衍人生、难以诗意生存的命运。这一大结局，以及围绕这一结局的悲哀感叹，表达了隐含作者强烈的生命悲感。这一种生命悲感，与《骆驼祥子》、《月牙儿》等所表达的关于人的现实生存十分艰辛的感叹不同，它主要是在超现实层面上的、关于生命存在本体的悲怆体验，具有形而上的维度。

    总之，《离婚》在老舍的创作是独具一格的作品。正如徐德明所言：“归纳《离婚》叙事的文本逻辑：它是现代中国历史语境中的普通知识者对生活的体验与认知和构成匿名统治的‘生活哲学’的冲突，及其在冲突中的敷衍、妥协和必然失败的生活轨迹。”徐德明：《中国现代小说叙事的诗学践行》，第207页。而这种“普通知识者对生活的体验与认知”所敞开存在境界，既有对现实公平合理秩序的追问，更有超越现实规则的诗意生命追求；这“匿名统治的‘生活哲学’”则是放逐心灵内在体验、抹平思想锋芒的平庸的混事态度。作家在《离婚》中思考生命存在问题，其创作心态也没有写作《二马》、《猫城记》、《四世同堂》时面临民族存亡这一严峻社会历史问题所带来的心理上的逼仄感，《离婚》的北京文化反思主要不是基于民族存亡这个现实功利目的展开而是在常态的社会生活背景下探索个体的人怎样才能活得更加合理的问题。《离婚》，也不同于《骆驼祥子》、《月牙儿》批评不合理的社会现实、呼唤社会公平正义的思路，而主要是在超越现实的层面上呼唤生命存在的诗意境界。《离婚》中的哲学智慧与海德格尔等西哲息息相通，而又完全源自于作家对现代中国人尤其是北京市民生存状态的独到思考；其荒凉无望的生命体验与幽默诙谐的叙事风格水乳交融，也是现代中国文学经典中的一道独特风景。

    老舍《离婚》中的存在追问与人生悲感

    李玲

    李玲，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导，中国老舍研究会副会长。

    内容提要：奠定老舍《离婚》价值根本点的并不是道德批评，而是在张大哥、老李等人人生态度的对照书写中，超越一般道德批评的界限，在存在论层面上探讨人生观问题，批判市民的庸人哲学，叩问诗意生存境界，并且抒发了逃离和反叛只能归于徒劳的生命悲感。这种存在论层面上的人生价值追问和人生悲感体验，展示了老舍这个长于民生关怀、长于民族存亡思考的“市民诗人”鲜为人知的另一面：他亦长于在超越现实功利的层面上对生命存在进行哲学性的思考。《离婚》中的存在追问，既在思想深度方面与当代卓越的思想家殊途同归，又完全立足于老舍对北京市民人生的深切关怀，熔铸着老舍独特的情感体验。

    关键词：老舍《离婚》诗意存在

    1933年初版的长篇小说《离婚》，是老舍反思北京市民文化和抒发人生悲感的重要作品。一方面，这部小说固然一如既往地延续了老舍创作注重道德批评的思路，这既体现在对恶人小赵仗势欺人的控诉中，也体现在关于老李仗义帮张大哥、丁二爷除暴杀小赵的侠义想象中，还体现在对张大哥某些妨碍公共理性行为的反思中；但是，奠定这部小说思想价值根本点的并不是这种未免老生常谈的道德批评，而是在张大哥、老李等人人生态度的对照书写中，超越一般道德批评的界限，在存在论层面上探讨人生观问题，批判市民的庸人哲学，叩问诗意生存境界，并且抒发了逃离和反叛只能归于徒劳的生命悲感。这种存在论层面上的人生价值追问和人生悲感体验，构造了小说的核心情节，形成小说的核心思想和核心情感，展示了老舍这个长于民生关怀、长于民族存亡思考的“市民诗人”鲜为人知的另一面：他亦长于在超越现实功利的层面上对生命存在进行哲学性的思考。《离婚》中的存在追问，既在思想深度方面与当代卓越的思想家殊途同归，又完全立足于老舍对北京市民人生的深切关怀，熔铸着老舍独特的情感体验。

    一、对张大哥的道德肯定与现实反思

    《离婚》的主人公张大哥是北京市民的典型，其处世态度是作品的反思对象。这种反思固然包含道德批评和现实生存功利思索的内容，但应该注意的是，作品对张大哥的道德批评和道德肯定是并存的。尽管杨义曾指出《离婚》所反思的是“市民社会的凡庸空气和‘好人’哲学”，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第2卷，第190页。关纪新也点明张大哥“是个十足的‘好心人’”关纪新：《老舍评传》，重庆出版社，2003年，第180页。，但仍有相当的研究成果没有充分注意到作品对张大哥进行道德肯定的倾向。这主要是因为对张大哥的道德肯定在作品中被设置成是对张大哥生存状态进行形而上反思的起点，并没有着意在议论抒情中进行阐发，而有时作品对张大哥的道德肯定又与现实生存功利反思交织在一起。确实，对张大哥的道德肯定不是《离婚》的核心主旨，但是如果没有充分认识到作品对张大哥人生态度的反思是以相当的道德肯定为前提的，则很容易产生这样的误读：把作品对张大哥人生态度的超道德反思阐释成是道德批评，从而削去作品在存在论层面上思考生命的深刻意蕴，同时也在道德是非问题上造成混淆。本节主要探讨作品对张大哥人生态度的道德批评和道德肯定，以及熔铸在道德肯定中的现实生存功利反思。至于作品在超道德、超功利层面上反思张大哥人生态度的内容，将在后几节中讨论。

    作品涉及对张大哥道德批评的，主要是以往研究已经充分注意到的两件事：为庸医托人情使之逃脱应有的法律惩罚；为儿子上学、升学请客送礼。关于这两件事，最早的批评见赵少侯的《论老舍的幽默与写实艺术（评〈离婚〉》，发表于1935年9月30日天津《大公报》“文艺”第18期，见曾光灿、吴怀斌编：《老舍研究资料》（下），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需进一步强调的是，作品并没有从受害病人的角度、没有从其他学生可能因之被挤出去的角度来批评这两件事。也就是说作品并没有着意凸显受害者，而是强调从理性原则出发这种行为就是不可取的。这说明，作品着意维护的是必须把公平正义置于人情之上的普世的现代性原则，而不仅仅是为某些人或某类人争利益；作品对人情至上这一前现代生存原则的质问，其心理基础就不是狭隘的怨恨之气，而是其中隐含的作者自觉建构公平合理的现代文化的责任心、使命感。

    作品固然批评了张大哥将人情置于公理之上而妨碍了社会的合理秩序，但又同时书写了张大哥、张大嫂在道德大是大非问题上绝不糊涂的良善品质。作品既肯定张大哥明了是非，又批评了他不敢决然反抗的软弱性格。作品在这里弘扬的是中国传统以直报怨的伦理原则及现代追求公平正义的文化理念，而不是宽恕忍让的基督教精神或守空禁嗔的佛家态度。首先，作品声张了张大哥不与恶人小赵同流合污的道德操守，又批评了张大哥不敢直接反抗恶人的软弱性。恶棍小赵以救出张大哥的儿子张天真为要挟，想娶张大哥的女儿张秀真。张大哥、张大嫂在选女婿这个问题上表现出把人品看得高于利益的道德立场。作者借老李的眼光批评了“张大哥至死也是软的”老舍：《离婚》，《老舍全集》第2卷，第296页。、“张大哥是地狱中最安分的笑脸鬼”同上，第323页。，批评张大哥只知道敷衍、不知道反抗恶人；但作品对张大哥的这一反思有一个基本前提：肯定了张大哥有着分清基本善恶、不同流合污的道德操守。作品对张大哥不硬气的批评，显然不是一种道德批评，不是站在正义立场上对不正义行为的审判，而是道德认同前提下的“怒其不争”，表达的是作者对张大哥这类市民现实生存状态的深切关怀。

    其次，作品书写了张大哥对老李等人的诚挚关怀之心。虽然张大哥完全不能理解老李的诗意人生追求，但他始终从自己的立场出发去关怀老李的生存状态。从请老李吃饭到安排老李接家眷，再到帮老李布置新家，张大哥、张大嫂都对老李倾注了最大的善意和热忱。尽管老李未必需要这种安排，但这显然并不能消解张大哥动机的良善性质。作品还强调张大哥这种与人为善的态度，并不仅仅指向老李一人，而是他惯常的处世态度。作品对张大哥好做媒、好请客的批评，都是以肯定他的道德善意为前提的。

    小说中有一段老李关于张大哥是小赵同谋的心理感受，属于不完全可靠叙事，并不能作为张大哥的敷衍实际上是助纣为虐的论据。小赵探知老李从乡下接了太太来，就抱着看妇女和看乡下人出丑的恶意心态，逼老李请客。席间，张大哥在不直接反驳小赵的前提下，尽量以自己的人情练达来帮李太太解围；席后，张大哥又告诉李太太说：“那群人专会掏坏，没有正经的，再遇上他们的时候，我告诉您，大妹妹，不管三七二十一，和他们嘴是嘴，眼是眼，一点别饶人，他们管保不闹了；您越怕，他们越得意。”老舍：《离婚》，《老舍全集》第2卷，第231页。这里，张大哥表现出了爱憎分明的是非观。当夜老李的心理活动中，关于“张大哥不敢得罪任何人”同上，第233页。的批评是合理的，而关于张大哥差不多是同谋的批评则失之偏颇。老李想，“这场玩笑，第一个得胜的是小赵，第二个是张大哥。看张大哥多么细心圆到，处处替李太太解围，其实处处是替小赵完成这个玩笑。为什么张大哥不直接的拦阻小赵？或是当场鼓动我或太太和小赵，嘴是嘴，眼是眼？张大哥哪敢那么办！他承认小赵的举动是对的，即使不是完全有分寸。他承认李太太是该被人戏弄的，不过别太过火”同上。。把张大哥不当面对抗小赵的行为视作认同小赵的行为，看不到张大哥不对抗亦未迎合中的不同流合污性质，老李此时显然陷入了非对抗即同谋的二元对立的简单化思维中。作者这里虽然没有直接批评老李的这段未免失之公平的心理活动，但上下文中关于张大哥善意劝慰老李夫妇、明确批评小赵的言行描写，实际上已经与老李的这段心理活动形成一定程度上的对抗，因而老李的这段话在文本中应该视作不完全可靠叙述。它既深刻地揭示出张大哥虽然善良、明是非但却软弱、没有勇气直接对抗恶势力的特点，同时又表现出老李在备受压抑的特殊情境下心理未免陷于褊狭，未免有失公正。作者不直接批评老李此时的褊狭，实际上说明，关于张大哥不直接抵抗小赵是否在客观上就有同谋性质，作者的评价态度此时显得有点犹疑；但就作品的总体倾向而言，作者虽不赞成张大哥的妥协软弱，但并不否认张大哥对待老李的道德善意。

    二、呼唤诗意存在的生命境界

    《离婚》的核心主旨，是从守护存在诗意的立场出发反思以张大哥为代表的平庸的市民人生哲学。“诗意”一词，并非简单挪用海德格尔“人诗意地栖居”这一哲学表述，而是摘引自《离婚》中人物老李的一段宣言：“我并不想尝尝恋爱的滋味，我要追求的是点——诗意。家庭，社会，国家，世界，都是脚踏实地的，都没有诗意。大多数的妇女——已婚的未婚的都算在内——是平凡的，或者比男人们更平凡一些；我要——哪怕是看看呢，一个还未被实际给教坏了的女子，情热像一首诗，愉快像一些乐音，贞纯像个天使。我大概是有点疯狂，这点疯狂是，假如我能认识自己，不敢浪漫而愿有个梦想，看社会黑暗而希望马上太平，知道人生的宿命而想象一个永生的乐园，不许自己迷信而愿有些神秘，我的疯狂是这些个不好形容的东西组合成的；你或者以为这全是废话？”老舍：《离婚》，《老舍全集》第2卷，第165页。这里，老李所追求的“诗意”，显然不是一种文学特性，而是一种存在境界。它与“家庭，社会，国家，世界”乃至于一般的男女关系这些实际事物相对，而与“梦想”、“疯狂”、“神秘”这些超常的心灵体验相关联。提炼出“诗意”一词来表达老李的心灵向往，作者借老李对人生展开思考，显然并不仅仅是在探寻现实公平正义的现代性追求维度上质问不合理秩序、展望更合理的社会秩序，而且还在超越现实的层面上展开生命眺望、守护不应该被现实社会法则所规训的个体灵魂世界。“梦想”、“疯狂”、“神秘”这些形容词，指涉的便是不能被合理或不合理的现实法则所规训的心灵世界。不合理的现实法则自不用说，哪怕是合理的社会秩序、婚姻秩序、国家制度，一旦固定下来，便有可能因其僵化特质而演变成平均化的常识从外部规约生命，从而抑制住个体生命体验的独特性、遮蔽住存在的诗意。老李所向往的“还未被实际给教坏了的女子”，所提示的也是一种不入俗套的生命境界。

    这样，《离婚》中的“诗意”一词，与海德格尔的“诗意地栖居”不仅在形式上巧合，而且在内在精神上也相通了。海德格尔“诗意地栖居”的哲学表述，昭示的正是一种使存在者从“常识”和“思想观念”的遮蔽中显现出来、使自我真正在场的本真生命状态。海德格尔哲学中所阐释的“诗意地栖居”、“本真存在”的内涵，与老舍《离婚》中的“诗意”及“梦想”、“疯狂”、“神秘”等表述，都指向一种难以用概念描述因而也就是不能为理性所规范的个体独一无二的、富有内在体验性的生命境界。这并不意味着老李“没有自己可以认同的人生哲学”，而是他所认同的人生哲学超乎本质界定，具有灵动性。

    此外，老李质疑“家庭，社会，国家，世界”观念，却隐约说明作者及叙述者完全认同这种质问。这说明，老舍固然确实在《四世同堂》、《大地龙蛇》、《国家之上》等作品中明确表达了“国家至上”的信念，但他的精神中还有注重个体生命价值、疏离民族国家等集体理念的一面；老舍固然在《骆驼祥子》中批判了社会的无序状况、呼唤公平合理的社会秩序，但他的思想中还有反思常规秩序压抑个体生命存在诗意的一面。老李质疑模式化生存方式的思想根基是现代个性主义。这说明老舍固然在《黑白李》等作品中表现了珍视传统牺牲精神的思想，但他也绝非就与五四个性主义思想无缘。这些都提示我们，在概括老舍整体思想特点时，要充分注意其丰富性、多层次性，避免以偏概全。

    三、反思平庸的市民人生哲学

    《离婚》中，隐含作者借老李追问存在诗意的眼光，反思北京市民文化，首先洞照出了张大哥生活的庸常特质。张大哥以常识为人生指南，规避对存在的个性化思考，规避人对存在方式的新鲜探索，在日常生活的繁忙劳碌中放逐了生命的内在体验性、放逐了心灵世界，其人生观的根本特征是敷衍生命。他不仅敷衍他人，也敷衍自己，尽管这种敷衍在多数时候并不导向道德上的恶，甚至还因其真诚而透着主观动机上的善，但却锁住了生命通往诗意存在的路径。

    “张大哥一生所要完成的神圣使命：做媒和反对离婚。”老舍：《离婚》，《老舍全集》第2卷，第149页。这个问题的要害，首先在于放逐了婚姻中的爱情体验内涵，其次在于不能理解有个性的生活方式。“张大哥的全身整个儿是显微镜兼天平……在天平上，麻子与近视眼恰好两相抵销，上等婚姻。”“自然张大哥的天平不能就这么简单。年龄，长相，家道，性格，八字，也都须细细测量过的；终身大事岂可马马虎虎！”同上，第149页。张大哥越是热衷于掂量男女双方的条件，就越是遗忘了婚姻中应有的感情契合、个性认同这些开启诗意存在之境的因素。

    张大哥的庸常人生状态，以“做媒和反对离婚”这一“事业”为核心，而涵盖张大哥生活的方方面面。除了因儿子被抓而精神崩溃那一非常时期外，他一直乐滋滋地陶醉于自己的庸常人生世界中，并且努力使这种庸常人生状态臻于精致圆熟。这体现在张大哥对饮食起居等日常生活的细致化追求上，也体现在张大哥对人情关系的细心维护上。张大哥的饮食起居越是精致、越是使人陶醉，便越是放逐了人面对自己存在的独特生命感悟。作品写他的服饰不趋新不守旧，并非是在进化论的立场上批评他保守，而是站在守望个性化生存的立场上批评他不敢新也不敢旧、只愿在半新不旧中随着社会潮流的演变与时俱进。张大哥注重人情关系，有个人融入群体中逃避自由、寻找归宿的心理需求，有办事方便的功利目的，也还透着与人为善的诚意，但唯独放逐了人与人之间思想碰撞的灵的维度。

    《离婚》以“常识”、“合着社会”、“日用百科全书”来概括张大哥缺乏诗意的精神特质，与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以“常人”概括非本真生存者亦有异曲同工之妙。可以说，作者对张大哥生存状态的评价正类似于海德格尔对“常人”生存方式的看法。“常人以非自立状态与非本真状态的方式而存在。”[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第157页。“常人本身有自己去存在的方式……平均状态是一种常人的生存论性质。常人本质上就是为这种平均状态而存在。”同上，第156页。张大哥正是在常识世界中忙忙碌碌、自得其乐，遗忘了个体生命存在的独特性、内在体验性，锁住了自我生命通往本真存在的道路。因而，“他的生命就是瞎热闹一回，热闹而没有任何意义”老舍：《离婚》，《老舍全集》第2卷，第164—165页。。

    《离婚》不仅仅把张大哥当作一个独特的人物来塑造，还着意强调张大哥与北京市民文化的关系，强调其放逐个性的平均化生活态度具有普遍性，从而达到对北京市民文化的深刻反思。从质的方面说，张大哥自觉追求常识性，他本身就是“‘复数’的象征”魏韶华：《论〈离婚〉的现代性》，《兰州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就是北京市民与科员的代表。从量的方面说，财政所诸同事以及李太太都有这样的特征：只注重礼节人情而不关注他人的真正之需。“这群人们的送礼出份资是人情的最高点，送礼请客便是人道。救救天真？退一步说，安慰安慰张大哥的心？出了他们的人道范围！”老舍：《离婚》，《老舍全集》第2卷，第276页。他们把张大哥敷衍生命的人生态度推到了极端。极端的情境使得他们的请客送礼少了一份张大哥惯有的热忱，多了一份冷漠。然而张大哥渡过难关后又理解了他们曾经的冷漠。这既表现了张大哥的温厚性格，也展示了张大哥之热忱与他们之冷漠在遵循常识、敷衍生命上的本质共通性。这样，作品既通过张大哥所遭遇的人情冷暖强调其生存方式的无意义性质，也把这种敷衍生命、不能真正切合人之所需的生存方式普泛化而达到对北京市民生存状态的普遍反思。

    其次，作品不仅揭示出张大哥自己沉浸于平均化的庸常人生状态中自得其乐、放逐诗意的特点，而且通过张大哥与老李的思想交锋揭示出这一庸常人生态度对他人诗意存在的压抑性质。

    承接老李展望生存诗意的话语，张大哥说：“神秘是顶有趣的，没事儿我还就是爱读个剑侠小说什么的，神秘！《火烧红莲寺》！可是，希望剑侠而不可得，还不如给——假如有富余钱的话——叫花子一毛钱。诗，我也懂一些，《千家诗》，《唐诗三百首》，小时候就读过。可是诗也没叫谁发过财，也没叫我聪明到哪儿去……哎？我老实不客气的讲，你是不愿意解决问题，不是不能解决。因此，你把实际的问题放在一边，同时在半夜里胡思乱想。”这里，张大哥把老李难以言说清楚的、带着点神秘色彩的生命诗意追问，阐释成《火烧红莲寺》一类“顶有趣”的“神秘”刺激，就已经削去了老李原话中所蕴涵的思考存在可能性的思想向度；随后，以“解决问题”的思路反驳追求“诗意”的思路，更是以常人沉沦的生存状态平整个性化的生命思考。老李无言以对，张大哥便热心地帮助他筹划解决实际问题的办法。张大哥这种对他人的热忱、善意，让人从人情上难以拒绝，从而赋予其庸常人生哲学一种强制的力量得以平整旁人追问生命诗意、追寻个性化生存的思想萌芽。正如徐德明所言：“张大哥成了一种文化的‘匿名统治’的象征”。徐德明：《中国现代小说叙事的诗学践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206页。《离婚》批评张大哥庸常人生哲学压抑了老李不愿入俗套的诗意追求，亦如海德格尔对平均状态的批评：“平均状态先行描绘出了什么是可能而且容许去冒险尝试的东西，它看守着任何挤上前来的例外。任何优越状态都被不声不响地压住。一切源始的东西都在一夜之间被磨平为早已众所周知的了。”[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第156页。海德格尔批评“平均状态”对“存在可能性的平整”，显然不是在道德探问的层面上进行的。同样，《离婚》批评张大哥热忱地把老李拉入平均化生活方式中，既不是道德批评，也不是对现实秩序合理性的追问，而是在存在论层面上拒绝生活的庸常性质，守护“梦想”、“疯狂”、“神秘”所开启的诗意生命之境。

    老舍在《离婚》中通过老李和张大哥人生态度的对照书写，展示了自己对生命存在的深邃思考。其基于北京市民人生深切反思基础上的生命感悟，正与西方当代哲学家海德格尔的存在探问殊途同归。这从一个角度体现了当代东西方智慧的共通性。而在具体文化现象的把握上，《离婚》对市民灰色人生的书写，又独具北京市民日常生活民俗画的特征。相比较而言，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着重从好奇、闲谈、两可这些日常言谈方式中洞照出常人沉沦的生存状态，从而体现出当代西方哲学对语言与存在关系的敏感；而《离婚》则着重从做媒、反对离婚、请客、送礼这些北京日常生活习俗中展开反思，这充分体现了老舍关注文化习俗的思想倾向。

    四、人生徒劳的悲感与无望的救赎

    《离婚》故事的主线是老李的诗意追求与张大哥庸常人生哲学的对峙关系。《离婚》的副线则是小赵作恶欺人及丁二爷除暴杀小赵。副线上丁二爷成功杀死小赵的侠义行为，并没有带来主线上的大团圆结局，而是使得张大哥等人复归于庸常人生状态。然而，如果只是张大哥及财政所诸同事复归旧辙，那只能说明儿子被捕这一非常事件并没有成为张大哥顿悟的契机。这固然令人遗憾，但尚不至于导向作品整体上的悲观基调。《离婚》的大结局是所有人的生存包括老李都无法逃脱敷衍、瞎混的生存方式。这一无望图景，含蓄表达了作者关于人生只是徒劳的生命悲感。这种悲情抒发，与作品的幽默讽刺语调相交织，造就了《离婚》悲喜交融的美学风格。

    《离婚》悲剧意味最浓的是，写出老李自身的存在被封闭住了通向诗意境界的出路。老李的诗意生存追求曾经具体落实为三个方面：一是不送礼不赴宴，拒绝人情敷衍，只以最切合他人之需的方式助人；二是虽生活在无爱的婚姻中，却一厢情愿地把爱情追求投注在形象静美的邻家弃妇马少奶奶身上；三是心中存着“不十分清楚而确是美的乡间风景”。老舍：《离婚》，《老舍全集》第2卷，第366页。然而，老李的爱情幻想从一开始便具有虚幻性质。他与马少奶奶之间从来没有过真正有深度的精神交流。私奔的马先生回来后，马少奶奶无声无息地与之和解了。这粉碎了老李在爱情问题上关于诗意生存的希望。“‘诗意’？世界上并没有这么个东西，静美，独立，什么也没有了。生命只有妥协，敷衍，和理想完全相反的鬼混。别人还可以，她！她也是这样！”老舍：《离婚》，《老舍全集》第2卷，第366页。乡间风景，不仅在老李准备返回之际在脑海中就是“不十分清楚”的，而且之前关于乡间的描写还因联系着李太太的小脚、孩子的“红裤子绿袄”而显得粗陋寒碜，始终就没有被赋予乌托邦世界的美好特质。《离婚》在进行北京文化反思的时候，并没有如沈从文《边城》那样把与都市相对立的乡村理想化。小说最终一句话是张大哥的预言：“可是，老李不久就得跑回来，你们看着吧！他还能忘了北平跟衙门？”同上，第367页。说明作者尽管完全不赞同此中张大哥陶醉于“北平跟衙门”的生活态度，但并没有否定张大哥关于老李最终不得不从乡间回到灰色都市的预言，从而写出追求诗意存在者终难脱“无地彷徨”的命运，表达了隐含作者关于反抗和逃离只是徒劳的生命悲感。老李之“无地彷徨”，显然不是由于他的软弱。李长之1934年在题为《离婚》的评论中说：“书呆子虽然和非书呆子不同，但有相同者，便是怯懦，对生活的要求并不强烈，对理想的目标并不彻底和执着，因而，他的归宿，也不会在生活于灰色的生活中的人物以外。”其中以“对生活的要求并不强烈，对理想的目标并不彻底和执着”来概括老李的特点并不准确，尽管作者在这篇评论中同时还贡献了其他许多有见地的看法，诸如《离婚》的知识分子立场、幽默特点等。此后，把老李无法逃离灰色人生的原因归为老李自身的思路似乎曾为研究界的共识。但这并不符合文本实际。尽管老李确实如他自己所反思的那样，也有妥协的时候，如听张大哥的安排去接太太来北京，如答应小赵的请客要求等，但他并不仅仅是一个没有行动性的思想者。最终，是马少奶奶而不是老李自己泯灭了他离婚的可能性，而且，老李也确实把逃离衙门的思想付诸行动了。老李“无地彷徨”，是因为缺少诗意栖居之地，而不是他的人生哲学不够明确或意志不够坚韧。“无地彷徨”是他难以挣脱的命运，而不是他的过失。作者设想这一结局，目的大概是感同身受地抒发人生没有出路的生命悲感，而不是批评老李这一类诗意追寻者的不足之处。

    尽管生命没有出路的悲感是老舍创作尤其是30年代小说惯有的基调孙洁曾指出：“对人生虚妄感的开掘是山东时期老舍创作的第三大主题。”见孙洁：《世纪彷徨：老舍论》，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3年，第33页。，但《离婚》却有其独特的思想向度。《骆驼祥子》、《月牙儿》中浓重的悲感，主要来自于对底层人现实生存之艰辛的理解，体现了老舍的民生关怀意识和社会控诉心态，包含着对合理社会秩序的呼唤。《老字号》、《断魂枪》抒写的则是个人与社会历史发展方向相错位而产生的生命无力感及坚守态度，体现了老舍创作的这一精神：珍视宏大历史潮流之外的个体生命体验。《离婚》中的生命悲感，与人的现实生存之艰辛无关，亦与历史发展方向无关，而是在超越现实生存功利的层面上，在与具体社会历史阶段无关的层面上，思考个体本真生命追求与模式化生存方式之间的对峙关系。这种形而上层面上而非现实层面上的生命悲感，仅仅从老舍的穷人出身或满族在现代史上的悲剧命运中寻找根据显然不够。关于穷人出身与老舍创作的关系，于昊燕的著作《童年经验方程式——贫穷与文学叙述之老舍个案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有细致的研究；关于满族身份与老舍创作的关系，关纪新的论文《老舍创作个性中的满族因素》（《社会科学战线》1984年第4期）和著作《老舍评传》有深入的阐释。它源于更为深层的关于生命本体存在的感悟，因其超越现实功利和超越历史具体条件而在人生哲学和文化心理两方面都更具本源性质。想象人物由追求诗意生存而走向“无地彷徨”，老舍由此亦显示出与海德格尔的同中之异。海德格尔既细致辨析了本真存在与非本真存在的差异，又强调本真存在并不在非本真存在之外，从而敞开了一条在大地上寻找诗意的道路。而《离婚》尽管写到儿女确实给老李带来生命欣喜，写到雨后的北海确实让老李感受到诗意盎然，但作品并没有赋予它们以照亮老李灰色人生、点燃老李生命诗意的力量。老李仍然在整体上觉得家庭生活、科员人生如牢狱般难以忍受。侧重于抒写主要人物“无地彷徨”的生命悲感，老舍《离婚》中悲郁的情感倾向显然更接近鲁迅的散文诗集《野草》。

    似乎写出老李之“无地彷徨”，隐含作者还觉得没有抒发尽关于人生徒劳的悲感。作品的结局部分还写了就连原先被隐含作者认定为爱瞎折腾的财政所诸太太也无法逃脱敷衍、妥协的悲剧命运，再次强化其生命悲感。作品之前一直以嘲讽的态度写这些女性企图与丈夫的男权抗争，在性别文化立场上表现出不能理解女性合理生命需求的价值失误，李玲：《老舍小说的性别意识》，《南京大学学报》2005年第6期。此时作品仍没有改变冷嘲中所含的漠然态度，没有改变对女性人生缺少理解的男性中心立场，但值得注意的是，女性人物放弃抗争的做法并没有使作品中出现男权复归的欣喜，而是产生了连不善的生命意志也终归于徒劳的感慨，作品由此进一步强化了人生如陷天罗地网、谁也不可能摆脱敷衍妥协命运的生命悲感。

    《离婚》结尾中所弥漫的人生的一切努力终归于徒劳的悲感，是一种无可救赎的生命观感。尽管老舍是一个受洗的基督徒，但在这个作品中隐含作者并没有提供任何救赎悲凉生命的力量。该小说叙述态度中所呈现出的有“技巧与控制”老舍：《我怎样写〈离婚〉》，原载1935年12月16日《宇宙风》第7期，引自曾光灿、吴怀斌编：《老舍研究资料》（上），第471页。的幽默戏谑，便是隐含作者悟出人生之虚无时的苦中作乐。《离婚》中的幽默，显然有两个相交织的层次。一个是内容方面的，作品写出了“人类的喜怒哀乐种种情绪及求生求安乐的各种行为，常常是处处矛盾而幽默的”赵少侯：《论老舍的幽默与写实艺术（评〈离婚〉》，曾光灿、吴怀斌编：《老舍研究资料》（下），第644页。。在这一层面上，幽默便是荒诞之意。另一个方面，则是在写作态度与叙事语调上，《离婚》自觉追求叙述语言的喜剧风格。这后一层面的幽默之于老舍，恰如品茗之于周作人，并不能形成根本性的救赎。“老舍的幽默，终于因无法承受（化解）他对社会、对文化、对人生的重重悲观而反为悲观所化解。”孙洁：《世纪彷徨：老舍论》，第51页。但悲喜交融确实造就了《离婚》美学风格上的繁复多姿，也表现了老舍直面虚无只能苦中作乐的悲凉与无奈。

    五、小结

    老舍“始终没离却的，便是以一个知识分子的立场来看社会上的一切”长之：《离婚》，原载1934年1月《文学季刊》创刊号，引自曾光灿、吴怀斌编：《老舍研究资料》（下），第625页。，因而，“北京之于老舍是乡土又是‘异乡’”。赵园：《北京：城与人》，第11页。《离婚》的独特性在于，“它是现代中国历史语境中的普通知识者对生活的体验与认知和构成匿名统治的‘生活哲学’的冲突，及其在冲突中的敷衍、妥协和必然失败的生活轨迹”徐德明：《中国现代小说叙事的诗学践行》，第207页。。而这种“普通知识者对生活的体验与认知”所敞开的存在境界，既有对现实公平合理秩序的呼唤，更有对超越现实规则的诗意生命境界的向往；这“匿名统治的‘生活哲学’”则是放逐心灵内在体验、抹平思想锋芒的平庸的混事态度。作家在《离婚》中思考生命存在问题，其创作心态并没有写作《二马》、《猫城记》、《四世同堂》时面临民族存亡这一严峻社会历史问题所带来的心理上的逼仄感，《离婚》的北京文化反思主要不是基于民族存亡这个现实功利目的展开，而是在常态的社会生活背景下探索个体的人怎样才能活得更加合理的问题。《离婚》，也不同于《骆驼祥子》、《月牙儿》批评不合理的社会现实、呼唤社会公平正义的思路，而主要是在超越现实的层面上呼唤生命存在的诗意境界。《离婚》中的哲学智慧与海德格尔等西哲息息相通，而又完全源自于作家对现代中国人尤其是北京市民生存状态的独到思考；其荒凉无望的生命体验与幽默诙谐的叙事风格水乳交融，也是现代中国文学经典中的一道独特风景。《离婚》的风格化语言和北京风俗画特征使之成为京味儿文学的代表作，《离婚》的文化反思特征与形而上思想追求又和京派文学与现实生活保持审美距离的态度遥相呼应。这正从一个角度证明了老舍创作“集‘京派’与‘京味’于一身”刘勇：《“京派”文学的文化底蕴》，《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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