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龙须沟》、《茶馆》看老舍

    1949年后的创作困境

    凤媛

    凤媛，博士，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讲师。

    论文摘要：在50年代旨在从“消费型”向“生产型”城市转变的“社会主义新北京”，茶馆作为一种城市日常空间的功能被一再压缩和简化，这其中折射出国家权威对民间社会日常生活的侵占和挤压。建国后的老舍在《龙须沟》和《茶馆》中对于“茶馆”场景的重塑，经历了由“被收编”到试图“重回日常”却最终失败的过程，这其中彰显了老舍努力成为“社会主义新人”的政治焦虑和“老北京人”的人格底色的复杂纠结。

    关键词：社会主义新北京；茶馆；老舍；创作困境

    作者：凤媛，女，博士，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讲师

    在老舍的文学世界中，“北京”不仅是他诸多作品借重的文学背景，更已然成为他创作的一种重要的思想资源。1930年代的老舍曾不无深情地诉说过他对“北平”这块“宝地”的由衷热爱：“我的最初的知识与印象都得自北平，它是在我的血里，我的性格与脾气里有许多地方是这古城所赐给的”，“我所爱的北平不是枝枝节节的一些什么，而是整个儿与我的心灵相粘合的一段历史”老舍：《想北平》，《老舍文集》第14卷，第63页。。显然，这种精神上的涵泳和牵连，都来自老舍和这个千年古都的深远渊源，生于斯，长于斯，写于斯，老舍和北京，就如同互相吸引的磁针和磁场，既浑然天成，又默契十足。但到了新中国成立之后，当1949年老舍以一个海外归国的知识分子身份被召唤回他的故乡北京时，这种默契似乎出现了某些裂痕。一方面现代知识分子在进入到当代体制之后的被动转型和创作力的消退，并非个别现象，比如沈从文、曹禺、茅盾等，老舍在50年代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中拿不出过硬的作品，也可以视为这种集体“被转型”的一个案例；但从另一个角度上看，作为一个老北京人的人格底色，也使得他置身“社会主义新北京”的转型更为复杂和艰难。

    一、“新北京”与“老茶馆”

    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同时北平市人民政府宣告成立。1949年3月17日，根据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人民日报》刊发了题为“把消费城市变为生产城市”的社论，定下此后全国范围内城市建设的基调。在此基础上，1949年4月16日，中共北平市委在《关于北平市目前中心工作的决定》中明确指出，“恢复改造与发展生产乃是北平党政军目前的中心任务，其他一切工作都应该围绕这一中心任务来进行，并服从于这一任务”。1950年1月31日，《人民日报》刊发了时任北京市市长聂荣臻的《纪念北京解放一周年》的讲话，提出要“建立强有力的人民民主专政，以便为生产与建设的发展道路扫除障碍，从而造成条件，使北京有可能从消费城市变为生产城市”，即让从前只占人口数量4%的工人阶级迅速扩展为人口基数的1/4之强。这种城市建设的构想，既有当时苏联社会主义发展尤其是莫斯科城市模式的影响，更源于掌握政权之后的中国共产党想尽快建立一个作为样板和典范的“社会主义北京”，提高生产力水平，改善人民生活。进入50年代，中央人民政府开始大规模对首都北京进行改造，即将原来在军阀控制下的、混乱、肮脏、腐旧的旧北京改造成朝气蓬勃的“社会主义新北京”。这种改造既包括物质空间上的改造，比如当时对北京旧城的大规模改造，拆除旧城墙、旧建筑等，建立起能够表征新社会、新气象的新空间；也包括了经济领域的改造，比如1953—1956年掀起的全国范围内的农业、手工业和工商业的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应该说，无论是物质空间的除旧换新，还是经济领域的制度转轨，背后都是一场深刻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改造，都是出于中国共产党代表的人民民主政权希望进一步确立和巩固自身权威的目标。

    法国哲学家列斐伏尔指出，“一场革命如果没有产生新的空间，那么它就没有释放出全部的潜能；如果只是改变意识形态结构和政治体制，而没有改变生活的话，它也是失败的，真正的社会变革，必定会在日常生活，语言和空间中体现出它具有创造力的影响”Henri Lefebvre，The Production of Space，Oxford：Blackwell Publish，1991，p.54.。在对“社会主义北京”宏伟蓝图的锻造中，茶馆改造可以算得上凸显这种社会主义改造逐一渗透的典型案例。从表面上看，它属于物质空间的范畴，但又脱不了对其私营性质的经济成分的改造，更重要的是茶馆还是老北京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茶馆最早源自唐代，清朝时达至鼎盛。清以降，随着社会秩序的稳定、经济的恢复、人口的激增，社会各阶层尤其是入关之后的八旗子弟们，需要一种大众化的休闲娱乐方式。茶馆较之正式的厅堂馆所方便且费用低廉，发展到高峰时期的茶馆，不仅分工明细，各有专攻，如大茶馆、书茶馆、棋茶馆、野茶馆等，而且好的大茶馆还兼容了饮食、听书、会友等多重功能，既有供大众百姓消闲娱乐的功能，还成为信息交流、调停争端、买卖交易的所在。从某种程度上说，坐茶馆之于老北京人，已经成为一种日常生活的方式。

    这种根植于民间社会、并以消闲娱乐为主要功能的日常生活空间，在50年代的“社会主义新北京”显然有些不合时宜。一方面，社会主义建设蓝图要求构设的是从“消费型”向“生产型”的快速转变、以工人阶级为主导、“劳动光荣”为理念的劳动者的城市，茶馆中的那些整日提笼架鸟、闲云野鹤般的茶客们，明显有碍首都光荣的“劳动者”形象和热火朝天的社会主义建设大潮；同时，自近代社会以来国家权威相对较为松懈，容纳三教九流的茶馆几乎能够充当起国家权力真空的部分替代物，以另种规则调解民间社会的种种纠纷和不平，这显然和新政权要求的国家意志通达社会各阶层的全面意识形态化相违背。因此，对于茶馆的改造，某种程度上正是新政权试图通过对民间社会日常生活的调整和规范，将意识形态贯彻至民间社会的政治举措。

    1950年，中国茶叶公司成立，稍后，中国茶叶公司北京营业处成立，这一举措旨在通过货源控制私营茶商，以壮大国营经济，此前北京茶叶店铺的经营基本上保持“私营为主，津批京销”的模式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北京志·副食品商业志》，北京出版社，2008年，第133页。。至1954年10月，北京市政府逐步完成了包括茶叶、棉布、新药等在内的十四个行业的批发商性质的改造，变私营为国营代批，使之逐步进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中国资本主义的工商业改造（北京卷）》，中央党史出版社，1991年，第573页。，这使得经营茶馆的重要原材料由原来的私人自主变为国家统购统销，这种做法能够有效缓解当时物资紧缺的状况，但也必然给茶馆业的自主经营带来了一定程度的限制。同时，政府还对包括茶馆在内的服务行业的雇员进行清理和整顿，包括经营者需对其所雇用或解雇的员工报公安局备案参见《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制定北京市市民声报户口规则及违反市民声报户口规则暂行罚则的公布令（1949年11月6日）》，北京市档案馆、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北京市重要文献选编（1948.12—1949）》，中国档案出版社，2001年，第756页。，通过组织员工上培训班进行政治学习，肃清反动思想，进一步净化员工队伍参见《中共北京市委关于入城后所办各种类型的短期训练班给中央的综合报告（1949年10月）》，北京市档案馆：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北京市重要文献选编（1948.12—1949）》，第746页。。此外，对于茶馆兼营的评书、鼓书活动的曲目也予以清理，含有封建糟粕的传统曲目都被一一剔除和禁演，代之以反映新社会生活的内容参见《北平市人民政府关于北平市公共娱乐场所管理暂行办法公布令（1949年8月5日）》，北京市档案馆、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北京市重要文献选编（1948.12—1949）》，第624页。。这样，经过改造之后的茶馆基本上归为国营，功能较之以前大大简化，由老百姓们消闲娱乐、信息传播、调停争端的所在逐渐变为早点铺和合作食堂，茶馆作为民间社会日常生活空间的活力逐步减退。

    二、《龙须沟》：“被收编”的茶馆

    对于善于描摹老北京人精魂的老舍而言，茶馆是他诸多小说中的重要场景。从《老张的哲学》到《离婚》、《骆驼祥子》，老北京的各色茶馆皆收眼底，既有承载着老北京悠游生活和闲适气度的门脸气派的大茶馆，也有容纳着祥子们这些底层苦力们诉苦诉怨、彼此慰藉的简陋孤寒的小茶馆。可以说，在老舍那里，茶馆不但是一种生活场景，更具有了一种功能性的作用，即塑成北京人精神气质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那么新中国成立后，阔别祖国四年之久的老舍重回北京，面对建设中的“新北京”和亟待被改造的“老茶馆”，身为老北京人的老舍又会作如何的权衡与考量呢？

    1951年1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老舍创作的《我热爱新北京》一文，这也是老舍回国后发表的较为正式的谈自己故乡的杂文回国后老舍虽然一直勤于笔力，发表过包括太平歌词《过新年》、鼓词《别迷信》、《生产就业》，杂文《美国人的苦闷》、《从三藩市到天津》、《习作新曲艺的一些小经验》、《暑中写剧记》等，话剧《方珍珠》、《龙须沟》等，但通过杂文直抒胸臆表达出对自己故乡北京的热爱，这篇算是第一篇。。文章开始，老舍就表明了自己的“北京人的资格”，并描述了北京“过去的”种种“缺欠”，然后笔锋转到现在的北京建设，包括新修的“下水道”、讲究“清洁”、有“灯和水”等这些实实在在的变化：“我爱北京，我更爱今天的北京——她是多么清洁、明亮、美丽！我怎么不感谢毛主席呢？是他，给北京带来了光明和说不尽的好处哇！我只提到下水道和灯水什么的，可是我的感激是无尽的，因为提到的这些不过是新北京建设工作的一部分哪。”老舍：《我热爱新北京》，《人民日报》，1951年1月25日。和其他同样需要面对体制转变的作家（尤其是解放后刚来到北京的作家）不同的是，作为“老北京人”的老舍对“新北京”的认可，是建立在他对北京与生俱来的深切感情基础上的，他盼望着“北京像一个古老美丽的雕花漆盒，落在一个勤勉人的手里，盒子的每一凹处都收拾得干干净净，再没有一点积垢”同上。，因而“新北京”在市政建设上的崭新气象，以及带给老百姓生活上的诸多便利，让这位老北京人从一开始就自然而然地以一种新旧对比的思维框架去进行思考和判断。所以我们可以看到，50年代前期老舍对于新政权众多的热情洋溢的颂歌篇章，溢美之词中闪现的其实仍旧是一个朴实的老北京人的今昔感喟。

    在此前提下，我们再来看老舍在1950年创作的话剧《龙须沟》。以往一些评价认为，这是一出老舍紧跟形势、为人民政府歌功颂德的宣传剧，这多少有些看轻了老舍复杂的创作心理。龙须沟，这条解放前北京城内有名的臭水沟，多年来一直没有得到有力的整理，沟两岸的老百姓们怨声载道。1950年，北京市政府在恢复生产的紧张部署中抽调出财力、人力着手整治全市的下水道系统，作为痼疾的龙须沟就成为此项工作的重中之重。消息传来，一向急公好义的老舍真正“受了感动”，“这是人民政府，所以真给人民服务”老舍：《〈龙须沟〉写作经过》，《老舍剧作全集》，中国戏剧出版社，1982年，第174页。，盘旋在老舍心里的那架新老北京好坏优劣的天平更加倾斜于他期盼中的“新北京”。尽管对“新北京”和“新生活”还不甚熟悉，老舍还是凭借着自己的朴实感受，借助新旧北京的对比结构去呈现“新北京”的新气象和表达对人民政府的感激之情。可见，老舍创作《龙须沟》的出发点，仍旧是他作为一个热爱北京的老北京人对于现实社会诸多新变化的观察和体认，而并非完全只是出于一种“表态式”的政治表达。

    同时，呈现出由整治龙须沟是否给沟两岸的老百姓带来幸福生活，则成为老舍在剧中（至少是前面两幕）着意渲染的部分。剧作第一幕，程疯子疯疯癫癫唱出“有一天，沟不臭，水又清，国泰民安享太平”，其实可以看作老舍对于“新北京”的一种期望和愿景，能够让老百姓安稳踏实地过上好日子，仍旧是老舍心中衡量“新北京”或者说“新政权”的重要标准。而且，在前两幕中，政治积极分子的赵大爷和政治上不甚积极的王大妈、丁四、程疯子之间围绕着“新政府”之间的对话、辩驳出现了多次。比如第二幕第一场，程疯子念着被龙须沟淹死的小妞，追问政府能不能修沟，赵大爷说，“咱们的政府是好政府，一定忘不了咱们，一定给咱们修沟”；第三场，丁四向赵大爷埋怨政府还没有来修沟，说：“这个政府是人民的，我倒要看看，给人民办事不办！”赵大爷则立马跟他打赌，当听到工程队已经进驻龙须沟的消息后，赵大爷立即表示说：“你我是人民，政府爱人民，为人民来修沟。”王大妈们对于“新政府”的谨慎态度，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老舍内心对于新政权认知过程中的那些犹疑和顾虑的反映，这些都可以说明老舍在创作中并没有盲目地去歌功颂德，还是以“新北京”和“新政府”是否给老百姓带来好生活为标准。

    当然，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得不看到，老舍作为一个深受中国传统文化浸染的知识分子，在他由认可“新北京”继而认可“新政府”的心理过程中，新政府对他的种种“礼遇”老舍回国后不久，就被选为北京市人民政府委员，后来又被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并历任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全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副主席、北京市文联主席、中朝友好协会副会长、中印友好协会副会长、中苏友好协会副会长等职务，拥有了此前从未有过的社会地位和荣誉。，也让他有了深深的“知遇之恩”，用剧中赵大爷的一句台词，就是“政府爱我们，我们也得爱政府啊”。“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的传统伦理观念，让老舍对于新政府的回馈更为积极，甚至可以“不顾成败而勇往直前”老舍：《〈龙须沟〉写作经过》，《老舍剧作全集》，第174页。。老舍自己说，创作《龙须沟》是他写作经验中的“最大的冒险”，因为《龙须沟》前后历时两个月创作完成后，现实中的治理龙须沟工程尚还在进行中，最后一场“龙须沟的新沟落成，修了马路”，小杂院变得“十分清洁”，尤其是“满院子被阳光照耀着”的情景，充满了一种乌托邦意味。程疯子最后一段唱词“好政府，爱穷人，教咱们干干净净大翻身。修了沟，又修路，好教咱们挺着腰板儿迈大步；迈大步，笑嘻嘻，劳动人民努力又心齐。齐努力，多作工，国泰民安享太平”，则完全是老舍对于“新北京”和“新政府”一腔热忱的美好想象。

    尤其值得注意是，在《龙须沟》中，还出现了“茶馆”的场景。第三幕第一场就发生在解放后龙须沟的一个小茶馆——三元茶馆中，这显然是龙须沟一带规格较低的小茶馆，卖茶也兼卖酒、菜和“低级香烟”。有意味的是，老舍并没有花任何笔墨去呈现这个小茶馆和老百姓在日常生活中的密切关联，而是压缩乃至完全删去茶馆的日常生活世界，借助一个突发性事件，将这个小茶馆变成了一个政治教育的课堂。从茶馆的掌柜开始，这个茶馆课堂就定下了说教的基调：“也就是搁在现而今哪，要是在解放以前，别说下雨，就是淹死、砸死也没人管哪！”当遭了暴雨的老街坊们被转移到茶馆时，警察便开始组织他们齐聚一堂，向有些不理解的老百姓做起了说服工作。作为政策代言人的赵大爷此时又开始发挥说教作用，“修沟出了点毛病，政府又这么关心我们，我活六十多岁了，没有见过”，“政府爱我们，我们也得爱政府”。在赵大爷的劝谕下，程疯子、娘子、丁四嫂等人，都积极地加入到了感念新政府的行列中。比较有意思的是丁四这个人物，作为一个解放前的三轮车夫，在解放之后他面临着比较严重的生计问题——即转行。北京市在1949年就已经出台了对于三轮车夫、洋车夫改行的相关文件参见《中共北京市委关于三轮车夫和洋车夫生活问题的处理意见向刘少奇的请示报告（1949年12月31日）》，北京市档案馆、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北京市重要文献选编（1948.12—1949）》，第918页。，对于丁四而言，这无疑是断了谋生之路，所以他对新政府一直心存芥蒂，这在第二幕第三场他和赵大爷的对话中即可见出。在赵大爷的劝说下，他参加了修沟，但心里还是觉得别扭，对政府的态度会经常反复。但就在这个茶馆中，丁四反复的性格得到了校正和规训，而校正他的对象正是新政府的化身——警察，在警察同志的一句“丁四哥，这一夜可够你受的”抚慰中，正在闹情绪的丁四突然之间有了觉醒：“同志，就凭您亲自把二嘎子背回来，您叫我干吗，我干吗！”并且在接下来的情节发展中，我们再也看不到反复不定的丁四了，他变成了一个“欢欢喜喜”的“新北京”的工人。这种性格上的大转变，只能归结于“社会主义茶馆”的说教气氛。

    由此看来，整部《龙须沟》是存在着一种内在的断裂感的。如果说，从最初写作的出发点来说，老舍还是基于一个“老北京人”看到“新北京”的感动，油然而生对于“新政府”的感谢的话，那么到了戏的最后一幕，“社会主义茶馆”的场景以及最后充满乌托邦意味的政治想象，则标志了老舍开始主动摒弃掉作为一个老北京人的眼光和趣味，尤其是舍去茶馆的日常生活功能，让其成为一个充满着政治劝谕意味的“社会主义茶馆”，已经呈现出他对于新政权主动迎合的姿态。1951年年底，北京市人民政府公开表彰话剧《龙须沟》，授予老舍“人民艺术家”的称号，这显然是新政权对于老舍一种新的身份命名，它在相当程度上规约了此后老舍力图脱胎换骨、争当社会主义新人的心路历程。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作为“老北京人”的老舍就此销声匿迹，它只是作为一种潜隐的人格蛰伏在老舍的心灵深处，等待着合适时机破土而出。

    三、《茶馆》：难回日常

    《龙须沟》之后，老舍连续创作了反映“三反”运动的《生日》（1952）、反映“五反”运动的《春华秋实》（1953）、反映青年工人生活的《青年突击队》（1955）和反映“肃反”运动的《西望长安》（1956）等多部话剧。“政治热情激动了创作热情”老舍：《生活，学习，工作》，《老舍文集》第14卷，第328页。，老舍就如同一个勤恳的劳模，在新社会的洪流中不断地追赶着时代，配合着政治。相比较其他作家，老舍算得上新中国成立后的高产作家，但问题是，他显然并不满意这些作品。

    很多论者都提到老舍创作《茶馆》前经历的那场反思，其中既有当时“双百”方针时期文艺界短暂的“小阳春”气候的鼓励，更有老舍以一个作家的艺术直觉对于1949年后创作的痛苦反思，包括1956—1957年间由对《西望长安》的讽刺不够而写下的《什么是幽默》、《谈讽刺》、《论悲剧》等文章，这可以说标志了老舍作为一个作家主体意识的觉醒，他开始思索着如何突破目前的艺术困境。我们应该还记得30年代，当老舍经历了《猫城记》、《大明湖》的双双失败之后，他决定下一部作品“求救于北平”老舍：《我怎样写〈离婚〉》，《老舍文集》第15卷，第191页。，于是才有了《离婚》的成功，可见，北京是他艺术灵感的直接来源。时隔二十年后，面对自身的创作困境，老舍再次转向了北京，在他新中国成立后能够数得上的精品中，《茶馆》和《正红旗下》都无一例外借助了老舍既有的北京资源，而在这一过程中，他作为一个老北京人的潜在人格也在渐渐复苏。

    《茶馆》幕启，就是一派老北京茶馆的盎然气氛：

    “这里卖茶，也卖简单的点心与菜饭。玩鸟的人们，每天在蹓够了画眉、黄鸟等之后，要到这里歇歇腿，喝喝茶，并使鸟儿表演歌唱。商议事情的，说媒拉纤的，也到这里来。那年月，时常有打群架的，但是总会有朋友出头给双方调解；三五十口子打手，经调人东说西说，便都喝碗茶，吃碗烂肉面（大茶馆特殊的食品，价钱便宜，作起来快当），就可以化干戈为玉帛了。总之，这是当日非常重要的地方，有事无事都可以来坐半天。”

    “在这里，可以听到最荒唐的新闻，如某处的大蜘蛛怎么成了精，受到雷击。奇怪的意见也在这里可以听到，象把海边上都修上大墙，就足以挡住洋兵上岸。这里还可以听到某京戏演员新近创造了什么腔儿，和煎熬鸦片烟的最好的方法。这里也可以看到某人新得到的奇珍——一个出土的玉扇坠儿，或三彩的鼻烟壶。这真是个重要的地方，简直可以算作文化交流的所在。”

    1957年创作《茶馆》时，北京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已经基本完成1956年1月15日，北京市工、农、商、学、兵等各界群众20多万人，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热烈庆祝社会主义改造胜利的联欢大会，标志了北京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初步完成。，包括茶馆在内的众多私营性质的小饭庄、连家铺等，或者被撤销、或者被合并改建为国营茶庄和合作食堂，茶馆数量在逐步减少，功能也日趋单一。老舍显然是抱着一种相当惋惜的态度去追忆大茶馆当年的盛况的，起笔便说“这种大茶馆现在已经不见了。在几十年前，每城都起码有一处”。那么，为何会有这种“思古之幽情”呢？因为当年的大茶馆是一个“重要的地方”，里面有歇腿喝茶、提笼架鸟、无事闲聊的，也有保媒拉纤、商议事情和调解纠纷的。可以看到，老舍笔下的大茶馆融汇了日常生活的多种功能依据衣俊卿先生对于“日常生活”的界定，参见衣俊卿：《现代化与日常生活批判》，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4—16页。，包括日常消费活动（如喝茶吃饭）、日常交往活动（如闲聊饶舌）和日常观念活动（如“文化交流”）等。相对于“政治、经济、技术操作、经营管理、公共事务等大规模的非日常生活领域”衣俊卿：《现代化与日常生活批判》，第14—16页。，茶馆所承载的这种日常生活，虽然有着重复性、凝固性，但它是一种“自在的类本质对象化领域”[匈牙利]阿格妮丝·赫勒：《日常生活》，衣俊卿译，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7页。，是具有自然性和自在性的个体行为，在一般情况下不太容易受到外界和公众事件影响；同时，日常生活主体之间由于重复性而生成的一种熟稔关系，也使得这些日常行为变得亲近和舒适，让人心生愉悦，“充满安全感”衣俊卿：《现代化与日常生活批判》，第20页。。更重要的是，日常生活是“以传统习俗、经验、常识等经验主义因素为基本图式，以生存本能、血缘关系、天然情感等自然因素为立根基础”同上，第257页。的，而这些因素都和文化元素相契合。因此，茶馆更是一个凝结了传统文化自在形式的场所。

    这些特质，对于50年代以来一直处在政治神经高度紧绷状态的老舍来说，无疑是一种精神蛊惑。因为匮乏，所以追念，我们也因此能在《茶馆》的第一幕中看到一个以一种惋惜、甚至是留恋笔调复现的老北京的茶馆景象。那些茶客们或闲聊，或游戏，或买卖交易，或交流信息，言行举止间都透出了一种老北京特有的情致和兴味。比如松二爷、常四爷刚进茶馆后，待茶沏好，他们“向邻近的茶座让了让”，又互相让茶“您喝这个”，精通生意经的王利发更是左右逢源的“礼仪大全”赵园：《北京：城与人》，第147页。，让人心生亲切之感，这些都是出生在首善之区的老北京人讲究礼节的典型表现；在面对着周遭愈来愈多的洋玩意儿的时候，常四爷感慨说：“我老觉乎着咱们的大缎子、川绸，更体面！”——这既是文化守成主义者的表白，也是老北京人讲究礼仪和“体面”的重要证据。及至松二爷和常四爷被吴、宋两位暗探抓走，松二爷还惦记着他的小黄鸟儿，嘱咐王掌柜“看着点我们的鸟笼子”，老北京人生活艺术化的闲逸情调已经毫末毕现。茶馆作为氤氲着老北京人这些礼仪风度的所在，已经成为形塑北京人精神气质的一个重要部分，不可化出，透过这幕栩栩如生的老《茶馆》，我们也看到作为老北京人的老舍的复苏。

    当然这还只是作为日常生活世界的茶馆的一个方面，在第一幕的舞台说明中，我们还看到了“莫谈国事”的纸条，这既是当时社会现实的写照，也不妨理解为是老舍的有意为之，将茶馆所代表的日常生活形态和国家大政区隔开来。所以在第一幕中，才会有黄胖子这样的人物，调解纠纷，平息争端，而且他有自己的原则：“官厅儿管不了的事情，我管！官厅儿能管的事呀，我不便多嘴！”这就暗示出茶馆不仅能给人精神愉悦和文化追忆，它还是民间社会具有内在稳定性和游戏规则的场域，能够达至国家权力无法渗透的边边角角，黄胖子解决了一只家鸽的纠纷就是明证。作为老北京人的老舍，对于茶馆这种自成一体的规则当然了然于胸，但作为一个已经在50年代波谲云诡的政治风云中历练了几年的体制中人，他更知道这种游离于体制之外的自成一体的危险。所以，似乎是为了要平衡第一幕中茶馆的“放肆”状态，老舍在其后的两幕中明显收起了笔触。

    第二幕启，老茶馆的悠游气氛和老北京的精气神儿已经不见了踪迹，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改良后的茶馆，老茶馆的格局发生了变化，老茶馆所承载的那些日常生活形态也不见了踪影。第二幕一开始，我们就听到茶馆的老伙计李三的抱怨：“改良！改良！越改越凉，冰凉！”这句台词虽然广受称道，认为体现了老舍写活老百姓语言的功力，但如果细究起来，这种对于当时政局动荡更迭和政治改革的颇有见地的抱怨（包括紧随其后李三对于皇帝退位、袁世凯做皇上等一系列政治事件的评价），会出自一个处于社会最底层的茶馆的老伙计之口，已经泄露出老舍急于将政治讯息透过人物之口表达出来的用心。接下来的情节发展中，我们看到的是在短短一段时间中，难民的央告、乱兵的砸抢、巡警和侦探的敲诈轮番上阵，对茶馆的日常生活世界进行侵扰。对于此点，老舍曾给过这样的解释，这些无关紧要的人物“也许只说了三五句话”，“可是又都能帮助反映时代”老舍：《答复有关〈茶馆〉的几个问题》，《老舍剧作全集》，第593页。。人物转换和矛盾凸显的节奏之快，确实能够烘托出整个军阀混战时期兵荒马乱的气氛，但这种将矛盾压缩、集中化地处理，也使得茶馆失去了日常生活世界的应有节奏，一个巨大的政治黑洞吸尽了它本该呈现的个人化的生活情态，呈现出的是压在市井小民身上的重重苦难。

    到了第三幕，茶馆俨然成为一个群魔乱舞的政治闹剧的舞台。先是小丁宝和王利发的对话，侧面揭示出国民党四处敛财、没收“逆产”的行径，然后是小刘麻子依靠宪兵司令部沈处长的势力要成立倒卖妇女的“花花联合公司”，接下来则是三皇道要登基当皇上，国民党特务镇压罢课的学生和老师等。这些颇具戏剧化的情节，显然旨在强调40年代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统治的荒谬与腐败。如此似乎还嫌不够，老舍还直接借用剧中人物（周秀花和大傻杨的数来宝）之口，说出“想要活命得上西山”、“好八路，得人心”这般带有明显意识形态色彩的台词。这样直白的台词，几乎让《茶馆》再次沦为歌颂新政权的活报剧，而掌柜的王利发在剧终的上吊自尽情节的设计，则让试图寻找艺术突破的《茶馆》最终陷入“颂歌”文本的境地。依照老舍在剧作开始时的人物设计，王利发在生意场上摸爬滚打多年，非常精明、世故，是一个善于变通的茶馆老板，即便遭遇了茶馆即将被霸占的变故，在没有选择任何“变通”的情形下直接选择了自杀这种过激行为，似乎也显得过于突然，和王利发一向的处世原则颇有差距。老舍的这种处理无非是想借王利发被逼上绝路来控诉旧社会的黑暗，但这种突发性、极端性的事件，实际上只能是再次破坏了茶馆本身的日常生活法则，让老舍心心念念的“茶馆”难回“日常”。

    四、结语

    可以看到，不论是《龙须沟》直接呈现出的“社会主义茶馆”，还是《茶馆》将其由一个日常生活空间变成时代政治讯息的展示场，以至于两部作品都呈现出一种内在的紧张，很大程度上都是出于老舍的一种身份焦虑，即作为“老北京人”的老舍和试图成为“社会主义新人”两种身份之间的龃龉与冲撞。一方面，“老北京人”是老舍的人格底色，是老舍“生于斯、长于斯、写于斯”的人生经历涵泳养成的，是和老舍的精神气质、性格秉性密不可分的，更是塑成老舍业已成型的艺术趣味和艺术世界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受到新政府的“礼遇”进入体制内后，成为一个“社会主义新人”的焦虑，又一直纠结于老舍的内心。发表于1951年10月1日《人民日报》上的《新社会就是一所大学校》一文中，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老舍这种“搞通思想”、希望尽快脱胎换骨的焦虑感：“要搞通思想，非参加政治活动不可；光靠书本是容易发生偏差的……我向来是个文文雅雅的人。不错，我恨恶霸与坏人；可是，假若不是在控诉大会上，我怎肯狂呼‘打！打！’呢？人民的愤怒，激动了我，我变成了大家中的一个。他们的仇恨，也是我的仇恨；我不能，不该‘袖手旁观’。群众的力量，义愤，感染了我，教我不再文雅，羞涩。说真的，文雅值几个钱一斤呢？恨仇敌，爱国家，才是有价值的、崇高的感情！书生的本色变为人民的本色才是好样的书生！”发表在1952年5月21日《人民日报》上的《毛主席给我新的文艺生命》一文中，老舍进一步表态说：在学习了《讲话》之后，“不会教‘老作家’的包袱挡住我的进步”，这样“才能得到文艺的新生命”。在1953年反思创作《春华秋实》的过程中，老舍更直白地表达出对自己没有跟上时代的担心，唯恐被别人说“这个‘老’作家不行啊，不懂政策！”老舍：《我怎么写的〈春华秋实〉剧本》，《老舍剧作全集》，第315页。这些都一再表明老舍对于摆脱“旧我”、成为“新人”的心存焦虑。在新中国成立后异常复杂、瞬息万变的政治气候中，置身体制内的老舍始终保持着一种谨慎态度，刻意去彰显自己作为一个“社会主义新人”、做政策的传声筒的一面，但“老北京人”的精神印记却时常会浮现出来，尤其是在自己的艺术实践遭遇困境，外界环境一度宽松的时段，“旧我”与“新人”之间的纠葛就会愈加频繁。

    茶馆作为一种老北京重要的日常生活空间，承载和涵养了老北京的精神气质和文化，所以作为老北京人的老舍才会对茶馆情有独钟，但同时，成长于民间社会的茶馆所具有的内在规则，又常常游离于主流政治之外自成一体，这就使得老舍笔下的“茶馆”场景格外复杂。陷入苦闷中的老舍既常常留恋茶馆中那些闲云野鹤、讲究礼仪和气度的老北京人，又对茶馆的自成一体有所担心，所以常常对笔下的茶馆加以“社会主义式”的改造，删去不符合主流规范的部分，凸显“时代特色”。这种削足适履的做法，势必会导致文本的内在断裂和紧张，这也使得老舍陷入到愈加的痛苦中。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老北京人”的人格底色和成为“社会主义新人”的政治要求的复杂纠结，一直贯穿了1949年后老舍的精神历程，是老舍饱受煎熬的重要原因，但另一方面，这种内在心灵的搏斗，也使得他的创作拥有了异常丰富的意义层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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