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政道：我给毛主席演示对称

    2001年10月12日，北京秋天里典型的凉爽天气，我从市中心匆匆赶往位于中关村的高等科技中心。高等科技中心位于物理所的四层，采访安排在一间大会议室里，墙上一幅色彩斑斓的画引起了我的注意。仔细观看，原来是一幅精美的双面绣，是根据模拟宇宙大爆炸的实验图片创作的。下面是李政道先生的题诗：“问君家何处，来自混沌初。”

    等了一会儿，李政道先生来了。他穿了一件棕色暗格的毛衣，红色细格子衬衫，灰白的头发，睿智的眼睛，智慧和热情经过多年的积淀达到一种炉火纯青的境界。这位75岁的老人，是一位涵养极深又酷爱艺术的大科学家，他恰到好处地融合了科学家的严谨和艺术家的洒脱。落座之后，我发现他的鞋很特别：那是一双布面棉鞋，轻便、保暖，很传统的式样却是十足的贴心设计，让人联想起“无足，履之适”那句古语。

    牵头CUSPEA 向邓小平建议派出精英留学

    还是在纽约大学读书的时候，我就经常听物理系的博士生提到一个名字：“T.D.Lee”。他就是李政道。那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事，李政道当时在哥伦比亚大学执教，物理系的中国学生大部分都是考CUSPEA（通过中美物理联合考试录取赴美留学的研究生）到美国的，而这个交流项目正是李政道向邓小平建议后得以实施的，这些学生也因此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批留学生。

    作为诺贝尔奖获得者和世界著名的华裔科学家，李政道多年来与中国领导人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并以他独特的影响力为中国科技发展乃至现代化建设作出重要贡献。1974年，他与夫人秦惠莙带着他们18岁的儿子回国探亲访友，在北京，毛泽东主席接见了李政道博士。当时的报道说，他们进行了“极为亲切的谈话”。

    11年之后的1985年，李政道在与邓小平会见之前，写就了长达一万多字的“建议书”，认为“翻两番要靠科学技术”。他当时就预言：未来世界科技领袖将大部分是华人。他说：“本世纪末全世界各个科技领域的领袖是从哪里来的？绝大多数是来自今日各有关的研究院。现在世界上各主要的科技研究院中，可以说前四分之一成绩优秀的研究生基本上就组成了将来的科技中心领导人物。目前这类的研究院以美国为主，而在美国，其中优秀的研究生相当一部分是中国的留学生。”如何吸引这批留学生回国，正是李政道与邓小平探讨的话题。

    1985年7月16日，邓小平接见李政道时，李政道谈了希望国内办好博士后流动站的想法，并提出了一些非常具体的建议。他说：“我们的竞争不光是在经济上，也在科技发展上，不仅需要跟人家拉平，而且要领先。要领先就一定要有一支精锐的、有独立创造性的、能够突破的队伍，今后的博士后人才就是将来的这个队伍。到那时，世界科技领域的局面就会大为改观。”邓小平非常赞成他的意见，说：“谢谢你，考虑了这么多重要的问题，提了这么多好的意见。”后来李政道的建议得到了很好的落实。

    当年盛况：两位年轻的诺贝尔获奖者

    为了准备这次采访，我调阅了自1957年至今有关李政道的大量剪报资料，其中有一份1957年12月22日的香港报纸，报道了当年李政道、杨振宁在诺贝尔奖颁奖典礼时的情景：“这两位中国科学家，这次在斯德哥尔摩的音乐大厅中抢尽了镜头。首先，因为他们是中国人，而这次又是中国科学家第一次荣获诺贝尔奖；其次是他们两人都很年轻（李政道只有30岁，杨振宁也不过35岁），并非白发苍苍。据斯德哥尔摩的消息说，‘他们看来那么年轻，和整个仪式几乎都不相称。’”

    报道说：“他们这两对夫妇，那天在授奖典礼上，受到每一个人的热烈赞贺和欣羡。记者们都争着抢拍他们的镜头。瑞典国王和王后首先对他们鼓掌，那辉煌的大厅中，马上掌声如雷，十分动人。他们坐在第一排，紧靠着瑞典国王和王后。李太太和杨太太，在那音乐大厅里，和一般身材高大的瑞典女宾相形之下，‘看来有点像洋娃娃’。”

    那份报纸上还配了一张图片，是他们两对夫妇的合影，那么年轻而充满朝气的面孔，那么敏锐、智慧、热情的眼睛，可以想见他们是以怎样的锐气打破学术暮气而成为崭新亮点的。

    “不相信上帝是左撇子”的鲍利输了

    当年杨振宁、李政道提出在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的大胆假设的时候，一位非常著名的大科学家鲍利就曾说过：“我不相信上帝是一个惯用左手的左撇子，我准备下极大的赌注，来赌实验将显示出对称的结果。”

    在量子力学和粒子物理中，宇称守恒定律被俗称为左右对称定律，在李政道和杨振宁提出弱相互作用下宇称不守恒之前，它一直被人们奉为金科玉律。按照这一定律，两个可以互为镜像的基本粒子，具有同样的物理性质。在过去，任何物理学上的理论，只要违反了“宇称守恒定律”，就会马上遭到否决。而李政道和杨振宁步入物理学研究领域之际，正是粒子物理发展的一个全新时期，被科学家称为“二次世界大战后物理学最兴奋的年代”。李、杨在研究中对“宇称守恒定律”提出大胆的质疑，即它不适用于弱相互作用。1956年6月，他们完成了题为《对弱相互作用下宇称守恒的质疑》的经典论文。为了用实验证明这一大胆的设想，与李政道同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实验物理学家吴健雄领导了一个实验小组，利用当时最先进的设备进行验证。最后，终于证实了李政道和杨振宁的理论，由此宣告宇称守恒定律这个物理学的基本定律在弱相互作用下予以推翻。

    “不相信上帝是左撇子”的鲍利输了，他很庆幸那个“赌”只是说说而已，“没有形诸文字”，但是这个结果确实给包括他在内的科学界极大的震撼。国际物理学界认为，李、杨两位教授的发现，在现代科学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他们甚至把这个发现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相提并论，认为这个原理的发现将为今后建立新的物理学定律扫清道路，这些定律可能会揭示宇宙的秘密，而物质和空间作为一门科学也将发生根本的改观。所以，1957年的诺贝尔物理奖就给了这两位年轻人。

    堪称“中国物理学之父”的吴大猷先生在回忆李政道时说，大学时代的李政道非常勤奋，天赋很高。“我无论给他什么样的书和题目，他都能很快读完做完，并又来要更多的。我从他做题的步骤和方法上，很快发现他思想敏捷的程度，大大异乎于常人。”正是基于对李政道的天赋与勤奋的赞赏，吴大猷在李政道大学还没有毕业的情况下即推荐他赴美留学深造，后来李政道果然不负众望。吴大猷后来谦逊地说：“李、杨成就卓然，时人常提到二人是我的学生，是我精心培植出来的，尤以李与我的机遇更传为美谈。其实，我们不过适逢相会，只是在彼时彼地恰巧遇上而已。譬如两颗钻石，不管你把它们放在哪里，它们还是钻石。”1986年11月，在李政道花甲之年的“庆生会”上，已是80高龄的吴大猷先生特地赶到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致贺，他并在演讲中说：李政道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学生。

    【对话】

    记者：您在获诺贝尔奖后的演说中，给瑞典的大学生们讲了一个孙悟空的故事，您还记得当时的情景吗？

    李政道：记得。我先把背景讲一下。诺贝尔奖到今年是设立了100周年，它有相当长久的历史。颁奖典礼拿奖的顺序是，物理排在第一位，化学第二位，然后是生物、医学、文学。经济学奖和和平奖是后来加的。1957年12月10日颁奖那天，正是瑞典大学传统上学期结束的日子，学生们到我们宴会的地方来庆祝、唱歌。以往这个时候是由文学奖得主代表所有得奖者来回答问题，但是那天学生们指名要我来讲，因为他们觉得我看上去和他们年纪差不多。那年文学奖的得主是加缪，CAMUS，是法国的一位作家，写得非常好。我就给学生们讲了一个《西游记》里的故事：孙悟空觉得自己神通广大，结果它落在如来佛的手里，他看到五根棍子，但是怎么跳也跳不出去。这正好像我们做科学的人掌握在自然界的手里一样，我们觉得自己对科学的了解广而且深，可相对来说，与科学的真理还相差很远。

    记者：最初您和杨振宁提出宇称不守恒是一个相当大胆的假设，这种创新意识正是我们今天所一再倡导的。44年后，您以当代物理学界大师级人物的身份，如何评价这种创新意识在科研中的意义？

    李政道：创新不光是要胆子大，科学的发展必须要有坚实的根基。宇称守恒定律也是有它的根基的，是前人用实验证明了的。创新两个字包含了两层意思，即好的和新的东西。凡是新的东西都把旧的包在里面，用所有过去的知识都能解释得通，所以创新不光要大胆，还要具备分析的能力，是在此基础上的创新。

    记者：我查到新华社1974年5月发的一条很短的新闻稿，题目叫“毛主席会见李政道博士”，其中提到毛主席和您“进行了极为亲切的谈话”，您还记得当时你们谈了些什么吗？

    李政道（仔细回忆了一下）：那一天是5月30日，我当时住在北京饭店。早上6点钟，电话铃响，说：毛主席想接见你。我当时还没有起床，于是赶紧穿衣洗漱，一个小时后来到中南海毛主席的书房。毛主席和我握手之后，刚一落座，毛主席就问：“对称为什么重要？对称就是平衡，平衡就是静止。静止不重要，动才是重要的。”我顺手从茶几上拿起一个拍纸簿，把一支铅笔放在上面，向一方倾斜，笔就向下滚动，然后又向另一个方向倾斜，笔又向另一个方向滚动。我这样重复了三次，然后我说：“主席，我刚才运动的过程是对称的，可是没有任何一个时刻是静止的。”我解释说，对称不是简单的平衡，运动中也可能是对称的。毛主席对什么是对称很有兴趣，他说，他一生经历的都是动荡，所以认为动是重要的。他年轻时念科学的时间不多，有关科学的观念大都是从他读过的一套汤普森写的《科学大纲》（“Outline of Science”）中得来的。我们的谈话进行了大约一个小时。

    过了几天，我离开中国回美国，在飞机上，一位服务员给我一包东西，说是毛主席送给我的。我打开一看，是一包书，正是他提到的那套《科学大纲》，四本，英文原版，而且是第一版的，在当时已经找不到这个版本了。现在这套书还在我的书房里保存着。

    记者：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批留学生应该算CUSPEA（通过中美物理联合考试录取赴美留学的研究生）这批人，是您最先提出让中国学子走出国门看世界，今天怎样评价它对中国科学发展的意义？

    李政道：从1979年到1989年，CUSPEA这个项目一共派出了931位，现在有100位左右很有成就的，有些回国定居了，有些经常回来讲学、做研究。最近北大成立生物物理中心，主任汤超就是CUSPEA的。

    记者：您认为科学家的人文情怀对一个人成为真正的大师具有怎样的意义？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如何才能做到文科和理科的均衡发展？

    李政道：我们先不讲“大师”，因为大师这个名称是别人封的，没有精确的标准。我认为每一个人在每一个时候都不能全，要求一个人非常全面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比如一个年轻人是做自然科学的，十七八岁进大学，如果在美国的话，头两年是不分科的，什么课都可以选，后两年才分专业。但是在国内不一样，一进校就分专业，我对此持保留意见。真正创新的都是年轻人，可是你要求一个20岁的年轻人百科全懂，这个要求是不合理的，也做不到。

    至于科学与艺术，它们确实是有相通的地方。今天的科学认为，所有不同的现象都有一些很简单的基础规律，这些基础规律就是把整个自然科学都合起来了。把这些规律稍微改一点，跟过去的现象都合，跟将来的现象不一样，而结果又是对的，那么这就是非常重要的创新。自然的规律是客观存在的，而人对自然规律的了解则是人类创造的。我们对它的了解更深一步，那个创新就更进一步。艺术是创造力与情感的结合，是人类创新的动力。“天地之义物之道”，就是宇宙之道，宇宙的艺术。所以人文与自然有着很密切的关系。

    记者：您31岁获得诺贝尔奖，您认为获奖最重要的因素是什么？是天才、幸运，还是其他？

    李政道：“天才”加了一个“天”字就虚了，当然做这类工作总是要有才能的，还要得到很好的培养，总体上研究的环境要好，并具备很强的分析能力。我得奖之后就告诉自己，不接受采访，因为一个人时间有限。现在年纪大了，考虑到年轻一代的培养和自己身上的责任，才讲的比较多一些。

    记者：您认为本土科学家什么时候能够获得诺贝尔奖？

    李政道：我们来想一下：巴基斯坦有没有诺贝尔奖得主？

    记者：没有吧？

    李政道：有一位，叫萨拉姆，他是在英国受的教育，他的工作也是在英国做的，但获奖的时候还是巴基斯坦籍。我和杨振宁得奖的时候是中国籍，我1962年加入的美国籍。我在中国总是被问到这个问题，而实际上在国外学术界很少有人问某一个研究是在哪儿做的，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高能物理差不多都不是在本土做的，所以“本土”的概念是很狭义的，一个人的研究可能在几个地方走来走去，哪里有合适的设备就在哪里做。诺贝尔奖评奖也从来不问这个工作是在哪里做的，它只标明国籍，而且这个国籍一旦标上是不能更改的。

    记者：那么可不可以这样说，不管在哪里做的工作，只要是华裔科学家得奖，我们都感到同样的光荣？

    李政道：当然。而且，诺贝尔奖不是目的，科学本身才是目的。

    【后记】这篇文章是2001年诺贝尔奖设立100年之际写的，当时北京青年报与图文科普共同策划了“与诺贝尔大师面对面”的系列报道，特约我采访刚好在北京参加活动的李政道。这一系列报道后来结集出版，书名叫《与诺贝尔大师面对面》，李政道是该书的第一篇。之后2006年华南师范大学在编粤教版《高中语文》教材时，将这篇文章收入其中第五册，并沿用至今。2013年北大物理系百年纪念，李政道没有出席。但在纪念文集中，我发现了他写的一篇题为《饮水思源——想念吴大猷老师》的文章，文中提到，2000年3月吴大猷先生去世，女儿吴吟之在父亲的遗物中发现了一封李政道1957年获得诺贝尔奖后写给恩师吴大猷的信。那封信是这样写的：“大猷师尊鉴：科技界通知，杨振宁和我合得1957年物理学诺贝尔奖金。至今以后的感觉很多，一方面当然觉得是一种光荣，可另一方面深深感觉自己的常识有限，希望在将来继续努力。现在的成就大部分是源于在昆明时您的教导，假如在1946年您没有给我这个机会，那就根本不可能有我今天的光荣。”李政道与吴大猷50余年亦师亦友的深厚情谊，堪称物理学史上的一段佳话。

    杨振宁：诺贝尔奖——谛听科学的足音

    1999年11月，中国科学院为庆祝建院50周年，特别邀请了6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来华参加庆典，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都回来了。由于要求采访的媒体比较多，科学院方面决定安排几家媒体（包括中央电视台、新华社等）的记者联合采访。那天，央视的主持人王志收集了大家准备要问的问题，由他统一发问。

    那一年，杨振宁77岁，刚从美国纽约大学石溪分校荣誉退休，回国执教清华大学。他精神矍铄，面带笑容，目光炯炯有神。他思维敏捷、严谨，有着敏锐的洞察力，遇到有记者表述不准确的地方立即纠正。当他回忆起当年在斯德哥尔摩领取诺贝尔奖的经历时，我们也和他一起沉湎于怀旧的情绪之中。他的人文素养相当好，并且能与他的科学素养融会贯通，甚至他的一些科学成就也得益于此，如果套用时下的一句流行语，甚至可以说：他是科学家里的思想家。

    杨振宁不是一个哗众取宠的人，他以公正的科学精神衡量一切，通过独立思考得到自己的结论，而他的结论常常具有相当准确的预见性。有例为证：1988年，杨振宁在接受美国著名电视节目主持人Bill Mayers的采访，在谈到美国大众的科学教育正在走下坡路、普通人和科学家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时，他说了一段非常有预见性的话。他说：“我认为这个差距不可能永远继续扩大，因为总会到要算账的时候，看一下国家贸易逆差。逆差反映了美国不再能跟日本和台湾的产品竞争，可是不会永远这样。这慢慢地会出现经济危机。”果然，20年后，经济危机真的来了，美国产品的竞争力在下降，导致美国的竞争力也在下降。杨振宁说：“我不是一个经济学家，可是我看得懂数据。我们讲的不仅仅是教育问题，而是社会发展趋势。”他在结束这次采访时说：“科学在每一个人的生活中在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这是非常明显的。将来很可能还更加明显。”事实再一次验证了他的预言。

    1999年5月，在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隆重为杨振宁举行的荣休晚宴上，杨振宁深情地回忆起自己旅美后学习、成长、工作的经历。他说：“我是在54年前来到美国的。那是一个阴郁的11月天，我在纽约沿着哈德逊河的一个码头下了船。说准确些，我记得是1954年11月24日。我当时的计划是在美国拿博士学位，然后回到中国去教书，就像我父亲以前做的那样。而事情发展的结果却是：我没有回去，我留下来了。我很感谢美国容我在这一新环境里得以生发与成长，也很感谢三个与我关系密切的学术机构：芝加哥大学、普林斯顿高等学术研究院，以及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我非常幸运：我似乎生逢其时，总是在事业转折之际，走入了合适的单位。回想这些，我发觉命运待我真是非常非常仁厚。”

    杨振宁喜欢引用爱因斯坦的一段话：“创造的源泉在于数学，因此，从某个意义上讲，我认为，纯思维可以掌握现实，像古人所梦想的那样。”他说：“我的物理学界同事们大多对数学采取功利主义的态度，也许因为受我父亲的影响，我较为欣赏数学。我欣赏数学家的价值观，我赞美数学的优美和力量：它有战术上的机巧与灵活，又有战略上的雄才远虑。而且，奇迹的奇迹，它的一些美妙概念竟能支配物理世界的基本结构。”杨振宁的父亲曾经把他在芝加哥大学读书时的老师狄克逊的一本小书《近代代数理论》介绍给杨振宁，他从中学到了后来对他一生产生重要影响的“群论”。“我学到了群论的美妙，和它在物理中应用的深入，对我后来的工作有决定性的影响。这个领域叫作对称原理。”

    杨振宁在石溪分校所带的第一位研究生Bill Sutherland在一篇题为《杨振宁对我的教育》中，回忆了他从师于杨振宁的感受：他们从早到晚地工作，不停地讨论，研究和比较各自的推演结果。“就这样日复一日，从来没有如此努力工作，也从来没有如此感到快活。办公室的气氛非常温馨、安静，连空气里也充满着智力的亢奋。”这句话给我印象深刻。他认为，“很多出色的工作得益于那种讨论的氛围，而且，说真的，那种气氛一直到今天仍是出成果的源泉”。

    普林斯顿高等学术研究院教授、杨振宁的同事弗里曼·戴森认为：“杨（振宁）对数学美的感受，照亮了他所有的工作。它使他的相对最不重要的计算成为袖珍的艺术品，使得他的深入的猜测成为杰作。它使他，正如使爱因斯坦和狄拉克一样，对自然的神秘能够比别人看得更远。”

    晚年的杨振宁回到了阔别多年的清华园，回到父亲曾经工作和生活过的地方，这里有他美好、幸福的童年。杨振宁的父亲杨武之是一位数学家，早年留学芝加哥大学，回国后执教于清华大学。他对儿子的影响，从治学到为人，都影响深远。杨振宁曾在一篇题为《父亲和我》的文章中，回忆起1946年与父亲在昆明的那次告别，让我想起朱自清的《背影》。那是1945年8月28日，父亲只身送他从昆明经印度赴美国留学，在公共汽车站，他们父子“镇定地话别”之后，杨振宁就上了车，“起先还能从车窗往外看见父亲向我招手，几分钟后他即被拥挤的人群挤到远处去了。车中同去美国的同学很多，谈起话来，我的注意力即转移到飞行路线与气候变化等问题上去。等了一个多钟头，车始终没有发动。突然我旁边的一位美国人向我做手势，要我向窗外看：骤然间发现父亲原来还在那里等！他消瘦的身材，穿着长袍，额前头发已显斑白。看见他满面焦虑的样子，我忍了一早晨的热泪，一时迸发，不能自已。”他对父亲的感恩与内疚，也许正是他叶落归根回到清华园的真正原因。

    身着藏蓝色西装，蓝色格子领带，目光炯炯的杨振宁，在谈话开始前，从口袋里掏出一支润唇膏，涂在有些发干的嘴唇上。由于连续在不同的地方演讲，他看上去有些疲惫。但无论从外貌上还是从思维的活跃程度上看，他都要比同龄人年轻得多。

    “那一年，在斯德哥尔摩……”

    1957年的12月10日，对于所有中国人来说，是一个特别的日子。这一天，中国人第一次获得了标志着世界最高科学成就的诺贝尔奖。而对于获奖者杨振宁、李政道来说，则是他们生命中最辉煌的一页。

    回忆起42年前的颁奖典礼，杨振宁的目光伸向远方，昔日的浓墨重彩经过岁月的沉淀已经凝成一幅淡淡的水墨画，洗尽铅华后的回味却日久弥新。心仪神驰的感觉，令人不自觉地也受了他的感染。

    “我和我太太是1957年12月初到斯德哥尔摩的。12月10日那天，先是有一个演习，后来有人说颁奖典礼是在皇宫举行，那是不对的。实际上颁奖典礼是在一个特别的建筑里举行的，得奖的人坐在台上的左边，陪同者坐在右边，皇室坐在台下前排，获奖者家属坐在前排两边。现在的形式已与过去不同。”杨振宁的回忆从颁奖典礼开始，42年过去了，他的记忆依然如此清晰。

    “颁奖时物理奖排在第一个，所以李政道和我最先接受颁奖。得奖的人拿了证书和支票以后，就乘车到一个很大的建筑去参加一个盛大的宴会。”

    问及他是何时得知自己获奖的消息的，杨振宁说：“我是在此前一个多月从一个瑞典记者的口中得知自己可能获奖的消息的。那时我还在普林斯顿，有一位瑞典记者带了摄影师来给我拍照，他说我可能得了诺贝尔奖，但最后的结果还没有下来。过了几天，瑞典果然打电话，说我得了诺贝尔奖。”

    “帮中国人克服了认为自己不如别人的心理”

    “曾经有记者问我，你一生中最大的贡献是什么？我说：就是帮助中国人克服了认为自己不如别人的心理。”这正是他获奖后的心态。

    在1957年获得诺贝尔奖之后，杨振宁收到了当时国内许多科学家包括周培源、钱三强等的贺信。但最令杨振宁感动的是他在巴西遇到的一件事。

    1960年，他携妻子杜致礼和孩子去巴西访问。到达机场的时候，有200多位华侨打着旗子到机场迎接他们。这些华侨都是在当地做生意的人，与杨振宁素昧平生。他说：“这件事使我深深地意识到获得诺贝尔奖，不是我一个人的事，而是一件对于许多中国人都有意义的事。”

    时常有人问：“中国人什么时候能得到诺贝尔奖？”杨振宁说：“中国人已经得到了诺贝尔奖，因为1957年李政道和我获得诺贝尔奖的时候，都是中国籍。”李政道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谈到这个问题，他说：“当时在获奖名单上‘国籍’一项里，就明确注明了我和杨振宁是中国籍。所以在诺贝尔奖颁布9O周年的纪念典礼上，瑞典皇家学院特别邀请中国驻瑞典大使发表演讲，也是这个原因。”

    “1957年物理学界最热门的题目是‘宇称不守恒’，所以大家猜想我们得奖的可能性比较大。但要得奖必须在2月1日之前被提名，我们不能肯定自己是否在这之前获得了提名。瑞典皇家科学院作了一个新的决定，就是在一个诺贝尔奖项颁发后50年，可以把这个奖项提名、评选的经过公布出来。所以到2007年，就会知道我和李政道为何得奖。1956年10月，我和李政道写了一篇理论文章，在那里面提出了五个可以做的实验。吴健雄领导的科研小组率先做出了这些实验，假如没有吴健雄来证实这些猜想是对的话，那么也就没有以后我们那些革命性的发展了。当时就有许多人觉得吴健雄应该得奖，但为什么瑞典皇家科学院没有给她这个奖，这始终是一个谜。”杨教授说。

    诺贝尔的奖励原则：瞄准最高贡献

    诺贝尔奖在科学方面有四个奖项：物理、化学、生物和医药。诺贝尔在遗嘱中说：“此奖是奖给在过去一年里最重要、对人类最有贡献的科学成就。”但后来瑞典皇家学院对这个遗嘱进行了解释，实际上大多数科学成就需要在几年后才能认识其重要性，“宇称不守恒”定理可能是唯一一个在12个月内获奖的成果。

    提到“怎样看待诺贝尔奖”的问题，杨振宁说：“得诺贝尔奖应当说是一个科学家工作被认可的标志，从诺贝尔本人或者瑞典皇家科学院的角度可能是想通过这个奖项达到鼓励、刺激、促进科学发展的目的。总体来讲，诺贝尔奖的设立使全世界更多的人更努力地去追求科学上的新知。

    杨教授说：“我这次回来，听到很多围绕诺贝尔奖的话题。我认为，如果在有限的程度上宣传，可鼓励年轻人，是好的；把它作为目标来追求，过于强调了，也许不好。”

    关于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孰重孰轻的问题，杨振宁认为，基础科学是必要的，但以中国目前的经济情形看，过于昂贵的经费投入也要考虑。1993年，美国众议院砍掉了一项13O亿美元的科研项目，损失了几亿美元，但不砍掉的话，损失会更大。以美国这么发达的国家，都要考虑经费的问题，中国当然也要考虑。

    未来20—50年，本土科学家有望获奖

    目前在中国科学界有一种说法：“中国本土科学家会在20至5O年的时间内问鼎诺贝尔奖。”对于这个时间表，杨振宁表示，应该说这个时间区间还是合理的。他说，中国人走进近代科学是从2O世纪开始的，1949年前博士很少。这50年间训练了很多人才，各个领域都有专家。

    杨振宁在分析中国科学家在科学领域取得的成就时说，华裔科学家在纯粹数学领域最先达到世界先进行列，代表人物是陈省身、华罗庚，其次是以杨、李为代表的理论物理也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第三是生物学，现在世界著名学术刊物上每期都可以看到有很多中国人的名字，中国人的论文出现在《科学》、《自然》这样的大型科学杂志上，被《科学论文索引》引用的也逐渐多起来。

    杨、李在获诺贝尔奖时持中华民国的护照，但工作是在美国所做。其他几位科学家丁肇中、李远哲、朱棣文、崔琦获奖时都已是美国国籍。

    杨振宁说：“在生物学界已经储备了许多华裔科学家的好成果，在十年之内应当会有华裔科学家获得诺贝尔奖。但鉴于中国国内的研究条件还比较落后，一些有关设备还需要，预计推迟到20—50年内有本土生物学家获奖是‘差不多’的。

    李政道在接受采访时，对这个“时间表”不以为然。他认为，科学研究与运动不同，科研要求新，而运动只是把已知的规律运用成熟。所以诺贝尔奖与奥林匹克也是不同的，很难用一个时间表来测定，或者说没有什么时间表可言。

    阻碍本土科学家获奖的三大原因

    杨振宁认为，目前阻碍中国科学家获得国际先进成就的因素主要有三个：一是经费问题，中国的人均科研经费远远少于美国；二是科学传统的问题。科学研究也需要有传统，比如剑桥大学的研究人员注意的问题就与其他科学家不同，这与其教育和科研传统是有很大关系的；三是中国科技界的消息不够灵通。在西方发达国家的科技界之间有很好的联络，彼此互通消息。虽然中国的科学家也使用因特网等手段联系世界，但终究没有那些国家消息灵通。

    杨振宁说，中国政府已经对科研和教育给予了极大的重视，尤其是对年轻科学家的支持更是惊人。中国政府给有些清华大学吸引回国的优秀青年科学家每人提供30万美金的经费创立实验室，这跟美国政府给一个年轻助教提供的初始科研经费基本相当。而中国的人均收入（300到700美金）跟美国的人均收入（30000美金）比起来，中国给一些青年科学家提供的工作条件是优厚的。

    少年大志终成大器

    杨振宁中学时读过一些英国人写的科普书籍，其中有一本在当时很有名，叫《神秘的宇宙》。书中讲到了量子力学和相对论，虽然这些都不是当时读中学的杨振宁所能理解的，但这些奥妙的事情引起了他很大的兴趣。因此，他对父母说：“我也要念物理，也要得诺贝尔奖。”这被父母当作是孩子的戏言，却没想到20年以后竟成为了现实。

    杨振宁12岁那年，在清华做教授的父亲杨武之去德国访问，留下母亲在家照顾几个孩子。一天，母亲请来一位朋友给全家拍照，尔后寄给父亲。其中有一张相片是杨振宁独自坐在清华园自家的院子里，父亲在这张相片背后题字：“振宁似有异秉”，他看出儿子似乎有某种特殊的天赋。

    杨振宁说：“父亲的直觉非常正确，我天生就与数学和物理非常接近，在求学生涯中又幸运地读了中国最好的大学，在美国又进入了最好的研究院（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别人说‘十年寒窗’，对我来说却是一年也没有，因为我感觉读数理专业很容易，而且有很大的兴趣。”

    对于目前一些家长把天赋较好的孩子加速培养，求成心切，杨振宁不很赞成。他说，培养科学家并不是从5到10岁开始就进行特殊的训练可以达到的。中国科大20多年前就开始办天才少年班，招收培养11到12岁的天才儿童。他说，如果教育学家对这些毕业出来的孩子做一个系统的调查，现在他们有的已经30多岁，当作一项科学实验来做，是会有很有意义的发现的。但他猜想，调查的结果可能会发现这些天才儿童长大成人后，发展得并不像想象的那么成功。

    杨振宁到新加坡的时候，一天，一位朋友带着他12岁的孩子来找他，这个孩子已经念完高中，他想送他到美国去读大学。杨说：“你的孩子已经比别人领先了那么多年，为什么还要着急？你如果让他在跟自己年纪差不多的孩子的队伍里成长，他将来可以发展成为一个心理状态健全的成人，到那时你再去研究他应当在学术上有什么成就也不迟。”

    他介绍给这位父亲一本书，是一位美国数学家写的，《我曾经是天才》。这位数学家曾在哈佛大学少年班里学习（当时可能是11或12岁进大学）,18岁得博士。他毕业若干年后，对当年哈佛少年班的孩子如今的情况做了一个调查，他在自己的书中对曾经给自己很大压力的父亲流露出极端的怨恨和愤怒。到了六七十岁他已是举世闻名的数学家时，他的举止依然十分幼稚。

    杨振宁说，我一直对有聪明孩子的父母说，“你的孩子已经比别人领先了那么多年，还着什么急呢？让他在同龄人中长到成年，在他的身心发展健全之后，再自己去选择成为什么样的科学家。”他对现代教育有很多独到的见解，对年轻父母的劝告也非常中肯，值得深思。（与丁逸旻合作）

    【后记】2013年10月19日上午，我去北京大学参加“物理百年”纪念庆典，800多位上世纪50年代的校友，600多位60年代的校友及不同年代的毕业生、教师及在校学生共3000多人出席庆典，盛况空前。作为西南联大的毕业生，杨振宁也出席庆典并致辞。距1999年采访他之后已经14年过去了，他此时已经91岁高龄，身体依然健朗，思维清晰。他深情回忆起在西南联大读书的6年时光。他说：“西南联大的岁月奠定了后来我所有物理工作最重要的基础。现在物理楼前的6个雕像中，有5位是我的老师，包括周培源、饶毓泰、叶企孙、吴大猷、王竹溪，而第六位黄昆是我在西南联大研究院的同班同学。黄昆与我和张守濂因为在西南联大曾经同住一间屋子，又因为我们常常高谈阔论，所以被称为‘三剑客’。”在此之前的2010年，适逢杨振宁88岁之际，他在夫人翁帆的帮助下将此前20多年间所写的文章结集出版，取名《曙光集》。“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但是杨振宁与唐朝诗人李商隐的感觉不一样，他看到的是曙光，他不是从个人岁月的角度，而是从中华民族历史长河的高度来俯瞰当下，他在前言中说：“鲁迅、王国维和陈寅恪的时代是中华民族史上的一个长夜。我和联大同学们就成长于此似无止尽的长夜中。幸运地，中华民族终于走完了这个长夜，看见了曙光。我今年85岁，看不到天大亮了。翁帆答应替我看到，会验证冯友兰在《西南联大纪念碑碑文》中的一段话：‘我国家以世界之古国，居东亚之天府，本应绍汉唐之遗烈，作并世之先进。将来建国完成，必于世界历史，居独特之地位。盖并世列强，虽新而不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惟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斯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者也。”以科学家之博大胸襟，又兼备如此深厚的人文情怀，这也是杨振宁最令人敬佩的地方。

    丁肇中：寻找反物质的科学家

    诺贝尔奖获得者、美国华裔科学家丁肇中，1999年11月参加在北京举行的中国科学院院庆50周年学术报告会时发表精彩演讲。他说，中美等国科学家共同研制的宇宙探测器“阿尔法磁谱仪”（AMS）将于2003年再次被送入太空，进行寻找宇宙反物质和暗物质的实验。

    研制阿尔法磁谱仪 苦寻“暗物质”

    丁肇中说，自从物理学家狄拉克30年代提出反物质理论以来，科学家们一直想解决这样一个问题：“由反物质组成的宇宙在什么地方？”如果宇宙起源于大爆炸，根据粒子物理理论，大爆炸之初产生的物质和反物质的数量应该是一样的。可是人们在自然界中尚未找到反物质。而阿尔法磁谱仪正是为了寻找宇宙中的反物质——以丁肇中为首的科学家们，希望从遥远的、理论上可能存在的“反恒星”及“反银河系”找到反物质。

    1998年6月2日，重达3.5吨的“阿尔法磁谱仪”在美国肯尼迪航天中心由“发现号”航天飞机送入太空。它在太空中进行了10天实验，但没有观测到任何反物质。

    这个太空探测器观测到了原初宇宙线粒子，包括质子及各种原子核，也看到了反质子。但观测到反质子并不等于观察到了反物质。反质子可能是通常宇宙线粒子碰撞产生的次级粒子。

    实验物理学家丁肇中认为，磁谱仪的关键部件是一块由中国科学院高能所和电工所等单位研制的永磁磁铁，它在实验中性能良好。在2003年5月3日升空的阿尔法磁谱仪上将安装由英国牛津大学制作的超导磁铁，磁性将比永磁铁大10倍。这块磁铁预计在明年底可以完工。

    探测器由磁铁、线路、铁、铝、硅和电子器件组装而成，是一个8吨重的庞然大物，看上去就像一个带波纹的大集水桶。它将被航天飞机送上太空，这是人类最宏伟、最复杂的太空试验之一。据透露，航天飞机将把这个探测器送到由美国等国研制的阿尔法空间站，运行3至5年。

    阿尔法磁谱仪肩负着寻找宇宙暗物质的使命。丁教授说，暗物质是宇宙的主体，占到宇宙总重量的90%以上，但目前还观测不到。

    他说，从过去50年加速器的发展史来看，每次做加速器的实验都投入了大量的经费，但实验的发现往往同原定的目标根本不同。根据这个经验，这次耗资巨大的寻找宇宙反物质和暗物质的实验，很可能也会发现同预定目标全然不同的东西。“但重要的是这是第一个发射到太空中的磁谱仪，它将探索一个全新的领域。”如果实验成功，它将是NASA在解开宇宙构成之谜方面迈出一大步。

    “不迷信专家” 得出惊人结果

    丁肇中是1976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他1936年1月27日生于美国密歇根州安阿伯城，祖籍中国山东日照。早年在中国上学，1949年随其父去台湾，青年时代去美国进密歇根大学读书，先后获理学硕士和哲学博士学位。1978年获荣誉理学博士学位。

    1963年，丁肇中由福特基金资助到日内瓦的欧洲核研究中心工作，次年担任哥伦比亚大学物理讲师。33岁时，他就担任了马萨诸塞理工学院物理系的教授，并很快成为美国物理协会粒子和场研究项目的顾问，任《核物理通报》副主编。1965年5月14日，《参考消息》报道了“中国旅美科学家发现‘双逆粒子’”的消息，文中对当时年仅29岁的丁教授作了简要介绍。这篇报道让丁肇中在国内的亲人惊喜地了解到多年不见的丁肇中的下落——因为他们一家自1949年去台湾后就与在大陆的亲人失去了联络。“当时文章介绍了我和我父亲，所以我姑姑知道我还活着。后来，我们就跟国内的亲戚联系上了。”

    丁肇中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与美国加州斯坦福大学教授里希特几乎同时发现新的基本粒子——J粒子（这种粒子的寿命等于其他任何粒子的1000倍），即第四种夸克的束缚态，因而同获1976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成为继杨振宁、李政道之后第三位获得诺贝尔奖的华裔科学家。

    丁肇中经常应邀来中国访问并进行学术交流，受聘为中国科技大学名誉教授。1977年秋，他亲自向邓小平建议中国派遣物理学家参加他在德国汉堡进行的MARK—J实验。第二年1月，10位中国物理学家到汉堡，参加了MARK—J实验的国际合作。此后先后有一百多名中国物理学家和研究生到他领导的实验组工作和学习。在他的领导和帮助下，中国科学家在L3探测器的设计、制造和数据分析中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国际高能物理实验中占有一席之地。

    1979年，丁肇中率领高能物理实验小组在德国汉堡的一次正负电子对撞机上找到了胶子，再次在物理学界引起轰动。

    鉴于丁肇中教授在国际物理学界的突出贡献和对中国科学事业的鼎力支持，中科院于1994年将他选为首批外籍院士，后获得1996年度中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

    “对科学的兴趣，要从少年时代培养”

    丁肇中教授说，中国青少年应该注意培养对科学的兴趣。他希望中国青少年不要仅仅满足于考试中取得好分数，因为这只不过是在重复别人研究的成果。他说，科学往往是多数服从少数，重要的是想别人所未曾想的，做别人所未曾做的。他认为，要成为一位杰出的科学家，最重要的是对科学有兴趣，并认定它是你一生中最重要的东西。

    位于日内瓦西部的欧洲核子研究中心，是欧洲最大的高能物理研究机构，目前有26个成员国和9000名研究人员。丁肇中教授主持中心粒子物理研究室L3实验室的工作。目前有近40位中国科学家在该实验室工作，研究“宇宙开始时最基本的东西是什么”等问题。

    丁肇中给来参加报告会的青年科研工作者们讲了他所经历的“测量电子半径”、“发现新粒子家族”和“发现胶子”的实验，并告诉青年科学家：“要实现你的目标，最重要的是要有好奇心，要对自己所做的事情充满信心，不能因为别人的反对，就轻易放弃。”

    【后记】2014年9月18日，78岁的丁肇中在欧洲核子研究中心位于日内瓦的实验室中进行了网络直播：漂浮在地表上空400公里处的离子探测器对410亿个宇宙射线粒子进行了分析，使我们能够进一步探究暗物质——占宇宙组成27%的神秘不可见物质。他说：“分析数据不仅比以前多出一半，而且还进一步探究了宇宙射线中粒子的来源。”得出这一结论距离2011年5月19日阿尔法磁谱仪被“奋进号”航天飞机送抵国际空间站，已经过去了3年多。为了这个目标，丁肇中已经奋斗了20年。这台耗资20亿美元的仪器，历时16年反复试验，终于让全球500多位科学家如释重负。

    吴文俊：从“零”开始 蹉跎到辉煌

    2001年4月，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所。满头银发，一脸睿智，82岁的中国著名数学家吴文俊笑吟吟地走来。朴素的中山装，戴了多年的金边眼镜，无论怎样辨认也看不出他头上八项科学大奖的光环。

    不久前，他刚刚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参加完颁奖典礼，紧接着飞往德国参加世界数学大会程序委员会的筹备会议，2002年他将出任在北京举行的这届数学界盛会的主席。3月9日从德国回来，他在北京稍做停留，又飞往安徽合肥中国科技大学出席一个高级研讨班，顺道重访当年“下放”的乡村苏家埠故地重游……这是一位82岁高龄的老人的行程吗？难以置信。这让人不禁想起了他说的“活力是创造的根本”，难怪他至今依然活跃在科研的第一线。

    数学大师吴文俊从事数学研究已经长达半个多世纪了，在国际数学界享有盛誉。他是中国最具国际影响的数学家之一，其产生重大影响的主要成就是：在拓扑学领域作出了奠基性贡献，其天才成就曾奇迹般地大大缩短了中国近代数学与国际上的差距；在机器证明数学定理领域作出先驱性工作。

    在他长达50多年的学术生涯中，数学，已经深深地融入他的生命之中，成为一种“浓得化不开”的“数学情结”：看历史，他想到数学；看围棋，“规律简单但变化无穷”也让他联想到数学；甚至“文革”中通读“毛选”，军事上的用兵之道还是让他想到数学。“我一生打的败仗比胜仗多，关键是要从败仗中吸取教训，分析失败的原因，是目标超出了自己的能力，抑或掌握的知识不够，还是走错了路，是否还有别的途径。思考一下，从头再来。”他以一位科学家的达观心态，面对成败、荣辱和得失，平和豁达，处变不惊。

    最难忘：数学考试的“零分”经历

    现在喜欢数学的孩子大多周末“泡”在“奥校”，家长们诚惶诚恐生怕孩子一个闪失被淘汰下来，耽误了成就一个科学家的美梦。可是谁能想到，今天的数学大师当年也曾有过数学课考“零分”的纪录：吴文俊提及往事，不无得意地说：正是这个“零分”，成了一个特殊的契机，把他引入了数学之门，从此一发而不可收。

    那是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刚上初中的吴文俊跟随家人到乡下逃难，局势平稳后回到学校，几何课已经讲到“圆”了。结果，一次考试他得了“零分”，十分沮丧。放假期间，学校组织补课，那位补课的数学老师讲得非常好，激起了吴文俊对数学的兴趣，假期之后他的数学成绩突飞猛进，很快就上升到第一名的位置，从此他开始迷上了数学。

    1940年，他大学毕业后到上海租界的一所中学教书，次年日军侵入上海租界，吴文俊一度失业半年。为生计所迫，吴文俊再上讲台，繁重的教务工作，令他有5年半的时间没搞数学研究。“再有半年，我的数学可能就完全荒废掉了。”回忆起这段往事，吴文俊感慨地说。恰巧在这个时候，经朋友介绍，他结识了从美国回来的数学家陈省身教授，这是他人生道路上最重要的一个转折点。

    一生中影响最大的人：陈省身

    1946年春，在北平清华大学任教的数学家陈省身教授来到上海，组建中央研究院数学研究所。当时吴文俊在上海临时大学做郑太朴教授的助手。当年8月，他第一次见到陈省身教授，之后很快被吸收到数学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开始了拓扑学的研究。“他扭转了我的研究方向，指导我怎么样做研究，这些方法令我终生受益。”在采访过程中，陈省身先生的助手还打来电话，商讨学术事宜。问及陈老高寿，吴文俊说，接近90岁了，还在做研究工作。

    1947年春天，吴文俊随陈省身到北平清华大学，同年考取中法交换生赴法国留学。1949年在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获法国国家科学博士学位。1950年，他发表了后被称为“吴公式”的学术成果，这为他此后在国际数学界的发展奠定了第一块基石。

    1951年8月，吴文俊回到中国，在北京大学数学系任教。1952年10月，他转到中科院数学所任研究员。一位数学界的权威人士曾经风趣地说：“拓扑学在50年代前后‘闹’过5次地震，其中4次是外国人‘闹’的，一次是中国人‘闹’的。这个中国人就是吴文俊。”他把当时世界范围内基本上陷于困境的拓扑学研究继续推进。由于吴文俊在代数拓扑领域中关于示性类和示嵌类研究的出色成果，1956年，37岁的吴文俊与华罗庚、钱学森一起获得新中国建立以来首届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奖金1万元人民币。第二年他就成了中国科学院最年轻的学部委员（院士）。

    陈省身先生对吴文俊的评价是：“他是一位杰出的数学家，他的工作表现出丰富的想象力及独创性，他从事数学教研工作，数十年如一日，贡献卓著。”

    最“逍遥”的时期：“文革”中远离数学的“休耕期”

    2001年3月，吴文俊以82岁高龄再回安徽六安县苏家埠——当年他参加“四清”的地方。35年后故地重游，吴文俊感慨良多。1965年冬天，他与工作队的其他成员住在这个荒僻的小镇上，寂寥的日子吴文俊就靠读小说打发。他从镇上买了许多本小说回来，“那些小说虽然没什么名气，但写得不错，我看完之后大家纷纷来看”。

    从安徽回到北京后，“文革”风暴很快席卷而来。吴文俊的数学研究被迫中断了。不过，一向喜欢读“杂书”的吴文俊，那一段时间倒是读了大量的历史、科学等各类书籍。“那时科学院的图书馆不准借数学书，我就借历史书、科学书来看。那是一段相对放松的时期，虽然数学研究上肯定是受损失了，但我个人的思想很解放，当时号称‘逍遥派’嘛，那个时期就相当于土地的一个休耕期。‘文革’一结束，立即重整旗鼓。”

    1974年，吴文俊开始研究中国数学史，从中国古代传统数学瑰宝中寻找养料，为中国数学发展开辟了崭新的方向。他把中国传统数学的思想概括为机械化思想，指出它是贯穿中国古代数学的精髓。他发现，中国的传统数学是从问题出发，以解决问题为主。而为了解决问题，往往引导到解方程；为了解方程，又必须一步一步地计算。用现在的方式来讲，就是要有一个算法。根据这个算法，就能编成程序，告诉计算机来做。这是中国数学的特色，跟西方现在的方式完全不一样。这是让中国人感到很自豪的事。

    学术生涯的第二个高峰：数学机械化

    吴文俊在学术研究的道路上喜欢不断探求新的未知的东西，“文革”后，吴文俊另起炉灶，重新学习很多新的东西。当时计算机刚刚问世，他看准未来发展的方向，一头扎进计算机里，而此时他已届花甲之年。

    当时中国计算机的数量还很少，吴文俊所在的中科院数学研究所也只有一台从罗马尼亚进口的计算机，由于机少人多，吴文俊有时就趁下班后来上机。所里的人感慨地说，尽管吴先生年事已高，但就上机所花的时间而言，系统研究所里没有人能比得上他。1976年，吴文俊毅然放弃已成就卓著的拓扑学研究，开始向他学术生涯的第二个高峰——数学机械化冲击。第二年，吴文俊关于平面几何定理的机械化证明首次获得成功，从此，完全由中国人开拓的一条数学道路铺展在世人面前。

    数十年间，吴文俊不仅建立了“吴公式”“吴示性类”“吴示嵌类””吴方法”“吴中心”，更形成了“吴学派”。近代数学史上第一次由中国人开创的这一新领域，吸引了各国的众多数学家前来学习，因为“手工计算上千项的证明要几天工夫，用计算机1秒钟就可以完成”。像吴文俊这样在数学的不同分支作出如此重要的工作在国际数学界也极为少见。

    诺贝尔奖没有设数学奖，人们通常把“菲尔兹奖”誉为数学中的诺贝尔奖。吴文俊的工作被5位菲尔兹奖获得者引用，有3位的获奖工作还使用了吴文俊的方法。一直到最近两年，仍有菲尔兹奖得主在引用吴文俊的经典结果。

    吴文俊还特别重视数学机械化的应用，在他的影响下，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成立了数学机械化研究中心，对“吴方法”和“吴消元法”进行大量的后续性研究工作。在这个中心，吴文俊的成就正被应用于若干高科技领域，得到一系列国际领先的成果，包括曲面造型、机器人机构的位置分析、智能计算机辅助设计、信息传输中的图像压缩等。在吴文俊的带领和影响下，这个中心已经形成了一支高水平的数学机械化研究队伍，在国际上被称为“吴学派”。

    面对接踵而来的荣誉，吴文俊谦逊地说：“我们是踩在许多老师、朋友、整个社会的肩膀上才上升了一段，我回报他们的方式就是：让别人踩在我的肩膀上再上去一截。我希望我们的数学研究事业能够一棒一棒地传下去，使我国在新世纪成为一个数学世界领先的国家。”

    这次评选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时，国家科技奖励委员会对吴文俊所做的评价是：吴教授在50多年的研究中，始终站在数学领域的前沿，做出了原创性的研究成果。

    海内外科学家最近预言中国数学家今后若干年可望拿到诺贝尔奖级的国际学术大奖。对此，他淡然一笑说：“不能为得奖而工作，得奖是因为工作做得好。”

    最欣赏的一句名言：简单，但非常美妙

    早听说吴先生酷爱围棋，且是业余高手，问及，吴先生笑着澄清：“只是喜欢看棋，实际下得很糟糕。因为下围棋耗时太多，没那么多时间。我喜欢看电视上的高手下棋、讲棋。围棋的规则非常简单，相当于数学的假设非常简单，但结果变化无穷，非常美妙。”

    吴先生还说：“看围棋比赛，培养了我的全局观念和战略眼光，别看围棋中的小小棋子，每子下到哪儿都至关重要，所谓‘一着下错满盘皆输’。我们搞研究也是这样，要有发展眼光、战略眼光和全局观念，才能出大成果。”

    吴先生还有一个非常独特的长寿秘诀：“能坐着就不站着，能躺着就不坐着，轻松平淡。”他说，这是丘吉尔的一句话，其要义是要让生活尽量轻松平淡，不要为无谓的烦恼干扰。他时常告诫年轻人，要把心思放在工作上，不要胡思乱想。性格开朗、为人豁达的吴文俊，过着简朴、平淡、自得其乐的生活，一次次的大奖、几百万的奖金，都不能改变他的一颗淡泊自守的“平常心”，这正是吴文俊永葆创新活力的秘诀。

    吴先生说他非常喜欢看历史书、历史剧，但他马上申明：只对真正的历史感兴趣，不喜欢“戏说”。“历史上的得失，对后人有借鉴作用。从过去，可以预想到未来。”他最喜欢的一段历史，是春秋战国，“现在这个世界、这个时代，很像战国时代，是一个多极世界”。

    在他五居室的家里，最重头的陈设是他的藏书。中外文的数学资料占了绝大部分，其余多是历史类书籍，《简明宋史》《红楼梦新探》《拿破仑传》《世界军事史》等，只要和历史有关的书，他都喜欢。

    目前吴文俊正在积极筹备2002年在北京举行的世界数学大会，他巧妙地将其与“申奥”相比：“我们国家在数学方面的实力上升到某种程度，才有资格举办这样的盛会，像奥林匹克运动会一样。而通过举办这个大会，能使我们的数学研究借此再上升一步。”

    一个多小时的采访，因为吴先生与陈省身先生另有要事相商而匆匆结束，望着他离去的背影，感受着大师的风范，一种深深的敬意油然而生。

    【后记】20世纪80年代在北师大上大学期间，就曾听数学系的学生说起吴文俊的大名，崇拜之情溢于言表。吴文俊的确是中国数学界的一个传奇：他1956年获得首届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44年之后的2001年，他以81岁高龄获得首届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两个“首届”、两个“最高”，相隔44年，这是怎样辉煌的学术生涯！谨以此文向他致敬。

    路甬祥：算算我们的家底有多厚？

    1999年3月份中科院做出的《1999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引起最高决策层的高度重视。

    《报告》首次展示出中国发展所面临的严重问题。国土面积的60%是山地或丘陵；70%每年受季风气候影响；55%不适宜人类生活和生产；35%经年遭受土壤侵蚀和沙漠化；33%是干旱或荒漠地区。水资源人均占有量仅为世界人均占有量的1/4，是世界上13个贫水国家之一。

    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中国的人类活动强度具有明显的破坏性，高出世界平均水平3至3.5倍；平均每人每年搬动土石方数量是世界平均值的1.4倍。

    从隋代至今的1500年间，中国人口从约4600万增加到十几亿，每年平均灾害的次数也从0.6增至3.9，增加6.5倍。

    中国在农林牧矿等12大类行业的发展成本均高于世界平均数，这意味着本来用1美元可办成的事，在中国要花1.25美元。

    报告的结论是：中国可持续发展必须有序地通过3个基本台阶，实现三大基本目标，才能真正进入到可持续发展的门槛：2030年，实现人口规模的零增长；2040年，实现能源资源的零增长；2050年，实现生态环境退化的零增长。

    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说，这个报告是迄今为止我国最系统的、数据最全面的报告。报告特别强调了国民素质的重要性，把国民素质与自然条件、科技能力等一并列为中国可持续发展的12大挑战。国民素质主要包括健康素质、文化教育素质和科学教育素质，后者主要指现代科学教育跟现代科学精神、现代科学方法的传统。我们获得的世界级的专利、对世界科学方面所作的贡献，这方面我们差的还比较远。

    路甬祥指出，我们的经济综合实力已到了世界第七位左右，但科技竞争力却在十三四位以外，人均产值在七十几位以外。从世界的大形势来看，评价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经济实力当然是基础，但最可信的是科技创新能力，自主的科技创新是当务之急。他在这份报告的序言中指出：“21世纪，中国将不可避免地遭遇到环境与发展的巨大挑战。根据世界发展进程，当国家和地区的人均GDP处于500美元至3000美元的发展阶段时，往往对应着人口、资源、环境等瓶颈约束最为严重的时期，也往往是经济容易失调、社会容易失序、心理容易失衡、社会伦理需要调整重建的关键时期。”

    《报告》为高层决策者提供科学背景

    *必须迈上三个台阶才能发展

    *资源、环境、生态是发展的重要自然因素

    记者：路院长，本月18日您在“1999中国青年科技论坛”总论坛上作主题演讲时提到的“中国面临十二大挑战”，近来在社会上引起极大关注，人们都十分关心21世纪中国发展中不容回避的严峻挑战和制约。其实在今年3月份“两会”期间，中科院作出的“1999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展示出中国发展面临的极为严重的问题，就引起最高决策层的高度重视。中科院是怎样作出这份算中国“家底儿”的报告呢？

    路甬祥：中国科学院从1997年下半年开始，为了加强作为国家科技知识库、人才库、思想库的功能，决定每年在人大、政协召开以前，向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提出战略研究报告。

    今年春天出版、提出了两份报告，一份还是《科学前沿报告》，另一份就是《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因为中国人口多，人均资源相对短缺，经济发展速度又非常之快，所以可持续发展战略和科教兴国战略一样，被中央确定为一个长远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而且中国未来的发展恐怕很重要的自然因素就是资源、生态环境方面的因素。所以我们想，要走可持续发展之路，首先对于我们现在的资源、环境、生态的现状有一个客观、系统的了解，对几十年的演变过程有一个基础的了解。

    所以由科学院的政策局组织了一批专家成立了“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研究组”，他们都有工作积累，其中有许多是资源、环境、生态方面的专家，在这个基础上又做了一年左右的归纳的工作。

    记者：其他国家和地区有没有过这类的报告？

    路甬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其他国家过去都有过以可持续发展为主题的类似的报告。

    中国有我们自己的数据、自己的国情特点、自己的发展阶段，所以这次我们吸收参考了世界各国过去已有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的体系、方法，根据我们自己的研究心得和积累，作了一个报告。

    报告出来后，多数专家认为水平与国际上类似报告是可比的，而且是我们国家迄今为止最系统的、数据最全面的报告。

    中科院还在准备一份报告叫《高技术发展报告》，包括高科技前沿、高科技产业化等内容，这大体上要到明年才能推出。

    记者：这份报告除了客观地表明问题、现状，有没有具体的建议？

    路甬祥：在这个报告中，我们主要强调科学性、系统性、客观性。这不像项目的立项报告，是战略研究报告，是为高层决策者提供科学背景、知识背景的一个客观的报告，所以没有提出具体的建议说需要怎么做、应该怎么做，不对他们的决策造成任何压力，但是为决策者提供一个背景。

    这份报告涉及的科学家恐怕有几十位吧，直接参加的二十几位。

    记者：报告中提到的2030年、2040年、2050年必须实现“三个零增长”才能可持续发展，这三个年限是怎么测算出来的？

    路甬祥：其中2030年人口实现零增长的时限比较准确，根据现在的一个家庭一个子女的政策，人口统计学家可以测算出来我们国家人口达到顶峰的时间大体是2030年，或稍稍往后一点，数量上限大概16亿，底线大概15.6亿。

    至于2040年实现能源的零增长，这个测算也是有一定的根据的。主要是参照发达国家过去走过的历史轨迹，比如日本，我印象中他们从1970年以后，基本上进入了一个能源零增长的阶段，1970年到1997年期间，国民产值成倍地增长，但是能源并没有过分增加。通过技术水平的提高，通过产业结构的调整，将耗能的产业转移出去，自己不做了。所以科学家根据国际上的产业结构发展轨迹跟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轨迹来算出来，中国大体上到2040年左右应该做到能源的零增长。

    然后到2050年做到生态环境方面的零增长。我想如果能源做到零增长了，国民经济增长，那离环境的零增长的时间应该不太远了。

    新国家安全概念

    *除了防御，还包括信息、资源、环境的安全

    *扫除文盲还是我们的任务

    记：您在1999中国青年科技论坛上作主题演讲十二大挑战时，为什么把国民素质与自然条件、科技能力等一并列入呢？

    路：因为我觉得国民素质好坏主要看几个方面的因素，一个是健康素质，可以用一个指标来看，就是人均寿命，如像我国人均寿命已到69岁左右，已经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另一个方面就是文化教育素质，我们现在说要扫除中青年、青少年文盲的任务还没有完全实现，9年义务教育更有比较大的距离。这一部分我们不能有过高的估计。

    第三个素质就是科学教育的素质，这方面中国相对来说传统比较短，我指的是现代科学教育跟现代科学精神、现代科学方法的传统。因为中国的古代文明非常灿烂辉煌，但最近三五百年或最近四五百年，主要是明末清初开始文明落后于世界，而现代科学的传入是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开始的，大体上100年左右的时间。这当中又有许多战乱，许多外族入侵，许多干扰的过程。我们获得的世界级的专利、在中国土地上产生的诺贝尔奖、对世界科学方面所作的贡献，这些方面我看我们差得还比较远。

    记者：但我们国家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持续高速增长，让人们对我国的整体国力持相当乐观的看法。

    路甬祥：综合国力国际上有评价嘛，认为我们的经济综合实力已经到了世界的第七位左右，但科技的竞争力一般还是排在十三四位以外，当然各种指标、评价都各不相同了。我觉得从当前世界的大形势来看，评价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经济实力当然是基础，但是最可信的是科技创新能力，是一个国家自主的科技创新能力，这是很重要的。

    经济实力也不能光因为总量上去了就沾沾自喜，我们的人均经济实力并不是很强，人均的国民生产值还是排在很后的，在七十几位以外或者更往后，所以我们没有任何自满的理由。

    综合国力还包括我们的国防能力、防御能力。过去讲防御能力主要取决于军事，我的看法呢，现在世界上国家安全的概念已经发生了改变，应该是包括信息安全、资源环境安全、经济安全跟国防安全在内的一个有层次的完整的概念，不是光能够抵御外族的军事入侵。现在不采取军事入侵的方式，可以从网络、信息角度来撷取你的国家机密、扰乱你的国家的稳定。同时还有经济安全问题，像东南亚金融危机，并没有一兵一卒进入，但是这些国家多年的经济增长毁于一旦，这已经给了我们很深刻的教育了。当然与此同时我们的国防力量很重要。现在世界总的趋势是和平与发展，但世界并不太平，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还有新的发展，所以国家不能没有防御。

    这个战略研究报告，摆的都是事实，我们现在不光是山多，而且由于长期自然地貌的变化引起气候的变化以及人类活动的过于频繁造成的荒漠化，所以可耕地的比例非常低，只有七分之一的耕地要养活世界22%的人口，而且我们人口那么稠密，人类的活动要比其他地区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更加来得大。因为人类活动的特征往往是经济越发展，工业化程度越高，活动的规模越大，对生态环境的压力、负面影响越大，尤其是在发展初期的时候。所以从自然环境来看，从中国的社会发展阶段来看，我们处在一个生态与环境都比较脆弱，比较需要特别加以注意的阶段。

    自主的科技创新是当务之急

    *中国光靠引进只能引进二流技术

    *原始发明与应用创新都很差

    记者：在中国这样的现状下，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什么？

    路甬祥：我认为要说现在的最大问题，真正的还是加快实施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战略。人口问题的调整相对来说是最困难的，人口增长的惯性要控制住，周期很长。比如60年代已开始控制人口了，一直要控制到70年以后到2030年，人口才过顶点，要恢复到8亿多人口据说要到2060年、2070年，要恢复到4亿人口也许要到下世纪末左右，这个控制、调整人口的周期基本就是一个世纪。

    从改革开放以后，由于我们的对外开放，了解了世界，同时引进国外资本、先进的科技尤其是生产工艺方面的科技，先进的管理知识，科技总体上应该说是大大缩短了跟世界的差距。

    现在的问题是，我国要走过温饱、走过小康，要向中等发达国家前进，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光靠引进不行，必须要有自主创新能力。因为引进技术往往是二流技术，往往是世界产业分工的调整，发达国家就是要把一些附加值比较低的、技术相对比较老的、劳动力比较密集的产业转给我们。

    但要向中等发达国家目标前进的话，就是在世界市场范围内、全球经济范围内有我们的地位。发达国家即使没有政治偏见，也不可能把最先进技术转给你然后让你和他竞争，这可能吗？所以我们必须要建立自主创新的能力，而我国现在的科技现状呢，恰恰是自主创新能力比较差。这里面包括几个层次：一个是原始性的发现、发明比较少，或者很少；第二，独创性的技术、应用创新，系统集成型的创新也不多。举例来说，比尔·盖茨的WINDOWS，它并不是原始性的创造、发现，而是一个创造性的应用，是瞄准微机要进入家庭了，就需要不经过什么训练，很随意地能够实现机器与人交互，开发出一个WINDOWS界面，就成功了，创造了这么大的一个市场，形成了世界第一的企业。像这类的世界级的知识创造应用，没有在我们国家出现。

    日本为什么经过多年经济繁荣以后衰退了呢？主要就是因为它的独创性的技术也落后于欧美。所以我们想中央提出知识创新工程报告的时候，就是基于对东南亚一些国家和亚洲一些国家出现的金融危机，进行了分析研究提出的。这些出现危机的国家原来都是挺好的，什么四小龙、四小虎，为什么突然出现问题了呢？我们分析认为，浅层次的原因是它的金融机构不合理，中等层次的原因是它的产业结构比较陈旧，深层次的原因是其自主创新能力很差，结果一旦产品过剩，一旦世界上产业结构向更高的层次转移的时候，它就没办法了。

    所以我认为中国必须要发展我们的科技创新，坚持“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最根本最重要，这是现代社会文明发展的必由之路。

    记者：“科技创新工程”具体是怎样进行的？

    路甬祥：科技创新工程基本上按预期的在进行。我们这次创新工程实践主要还是在队伍和基础建设方面要下比较大的功夫，比如机构重组，人员分流。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加强了创新科技的重点领域、重要方面和创新的战略目标，正在加强这方面的工作。

    碰到的困难主要还是在国际上优秀人才的引进方面，看来没有像预期的那样顺利，可能我们提供的条件、针对性的工作力度还不够。

    比尔·盖茨1999年3月份到深圳提出“维纳斯计划”，瞄准中国家电推出数字家电，全球经济嘛，当然是无可非议了，数字家电我们院内也有，如我们的软件中心有个研究发展机构，他们就提出“女娲计划”，要女娲补天，我们也有同样高质量、有竞争能力的软件可以使中国家电数字化。我日前去看，已经开发出许多机顶盒，有多种功能，价钱也很便宜，准备开展竞争。

    当然我们的创新工程不是要闭关自守，而是要更加开放，但我一直主张开放要多方位开放，不仅向美国，向欧洲、日本和我们周边的国家广泛地开放，因为是全球经济嘛。

    ■高科技产业化的动力是市场牵引力

    *中科院作前瞻性、基础性和战略性的创新

    *创新体系是科技领域的革命

    记者：关于“高科技产业化”有什么新的动作？

    路甬祥：高科技产业化是我们党和政府当前科研体制改革的重点，江泽民同志讲，当前的竞争主要是知识创新与高科技产业。李岚清同志也讲，我们要更多地在技术创新和技术转化为产业化方面做工作。

    我们一头要抓原始创新，抓知识的创造性应用，着重在前瞻性、基础性和战略性方面为国家能够在经济上可持续发展作出贡献。另一方面我们要加大科技转化的力度，具体的做法，一个是把科学院定位在要为经济与社会发展和攀登科技高峰做具有前瞻性、基础性和战略性的创新工作的位置上，这就不同于大学，大学我们认为可以更多地做一些自由的基础研究，跟高技术产业结合，这些跟教育结合可能更经济一点。中科院作为国家研究机构就更需要做一些需要长期坚持的需要组织综合力量攻关的事情。我们在定位上就要树立为经济建设和可持续发展、长远发展服务的强烈的观念，在体制上我们要完成适合高技术创新和高技术产业化这样的新的体制。高技术创新可以在企业做，也可以在国家研究机构做，但产业化一定要在企业机制里实现。在研究机构可能就做到产品就完了，没有产业化的动力，没有市场的牵引力。

    这种体制和机制的变化或者说探索，我们要认识规律，同时也要做多种渠道、多样化的探索。我认为不止一种模式，可能会有多种模式。所以现在总的原则是促进产业化，但是允许试点单位有不同的探索，有的采取与企业联办创新中心，比如我们与海尔、春兰等联办的创新中心；有的高技术研究机构，就部分地转制成为企业，保留核心队伍，作前瞻性、基础性、战略性的研究，大部分人转出去成为企业或并入企业，如软件所它有个核心，又有个企业集团，计算机就与联想沟通起来。

    科学院下属有120多个所下一步要随着中央部分研究所转制，一些研究机构转制成为企业，转制成中介机构，或者转制成按企业机制运行的研究开发单位。

    我们的创新体系，不仅是知识创新，也是体制创新，既有机制的更新，又有文化的创新，也有管理的创新，是综合的。这也是种探索，是科技领域的革命。（与谭璐合作）

    【后记】1999年5月，采访时任中科院院长路甬祥的新闻由头是《1999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出炉。一般来说，这类与科学研究相关的学术报告因过于专业容易让读者敬而远之。但这篇报道选择了从社会民生的角度切入，以《算算我们的家底有多厚》为总标题，听路甬祥详细解读这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就平易得多。报道在《北京青年报》整版刊出后，在一次北京新闻界的座谈会上，有一位报社总编提到这篇报道，认为这个标题很出彩，从贴近读者的角度，把一篇科学报道做活了。

    袁隆平：这个名字值千亿

    袁隆平是个神话。“袁隆平”品牌被评估为1000亿元人民币。

    1976至1987年间，袁隆平让中国多长出1000亿公斤的水稻，而他正在研究的“超级稻”将能够让中国每年多养活几亿人口。

    袁隆平获得国际“拯救饥饿奖”，他的杂交水稻也将向全球推广，解决21世纪人类吃饱肚子这件头等大事。

    年近70的袁隆平，脸上已经深深地布满了皱纹，那是一种农民式的沧桑感和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的复杂组合。在他的办公室里，常年放着3样东西：草帽、毛巾和西装。因为他每天都要下田查看试验田，戴上草帽、毛巾就走；而作为中国工程院院士、水稻专家，他又要经常接待各方人士，所以，穿上西装，他又回到知识分子身份。

    袁隆平，是一个神话。他使中国水稻的亩产从1950年的140公斤提高到1998年的450公斤，而他最近的研究项目“超级杂交稻”又将使水稻亩产提高到800公斤以上，这意味着如果中国适合种植杂交水稻的水田都种上“超级稻”，每年至少可增产几千亿斤，多养活几亿人口。

    听说袁隆平的股票2000年有可能上市，问及，袁隆平说：“我不希望将来‘袁隆平’品牌上市，让股民大叫‘袁隆平’涨了，‘袁隆平’跌了，我不能用金钱装饰自己。”

    采访中，袁隆平不停地在掐指计算：每亩增产多少斤、可以多养活多少人；在全国推广多少亩、可以解决温饱……那份以天下为己任的科学家的责任感给人印象深刻。采访结束时，回头再望一眼这张因经年累月、风吹日晒而布满沟沟壑壑的脸，一种深深的敬意从心底油然而生，因为那上面写着的，是对科学的献身精神，是为人类造福的一片苦心。人们端起碗的时候，不一定会想到他，而他端起碗的时候，常常会想到中国，乃至世界。

    总理基金给超级水稻拨款1000万元

    记者：您研究的超级杂交水稻课题，计划在两年内将使水稻亩产从450公斤达到800公斤，被誉为“第二次绿色革命”，请您具体谈一下这项成果对于有12亿人口的中国的现实意义？

    袁隆平：目前超级稻研究计划取得重大进展，按计划，明年就将取得成功，它已受到上至国家领导人、下至普通百姓的重视。我国目前有4.6亿亩水稻，其中有一半是杂交水稻。水稻的平均亩产为810斤，杂交水稻则达到900斤。超级杂交水稻是1998年开始在全国大面积试种的，全国共有22个百亩片，其中6个片的平均亩产超过700公斤，包括有两片还超过900公斤。只要连续两年有两个片亩产超过800公斤就意味着超级稻计划获得成功。

    我们即使按每亩增产300斤算，两亿亩就能增产600亿斤水稻，它相当于一个产粮大省全年粮食总产量，湖南去年粮食总产量就是550亿斤。这600亿斤水稻能养活大约8000万人口。其实从1973年我研制的第一代杂交水稻问世至今，中国人口增长的速度未超过粮食增产的速度，所以只要依靠农业科技的进步，中国这个人口大国是能养活自己的。

    记者：超级稻的研究进展到什么程度？总理基金为此拨款的1000万元是否已全部到位？

    袁隆平：朱总理从总理基金中拨的1000万元已全部到位。这笔资金不是给我袁隆平一个人的，而是给我们超级稻攻关小组的，除了我们的国家杂交水稻研究中心，还有辽宁农科院、江苏农科院、广东农科院和四川农业大学杂交水稻研究中心，我们东南西北中5家单位由我牵头协作攻关。

    目前超级稻研究可以说是进入最后攻关阶段了。在新世纪我有两个心愿要实现：一个是研究成功超级稻，一个是将杂交水稻推向世界。我们遇到的困难首先是在技术上如何更现代化，目前我们的研究已进入分子水平，但这方面的基础较差，目前我们正在联合美国康奈尔大学、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合作建立了分子育种研究室，进行分子育种研究；同时我们也需要更先进的设备和人才。其次，各农业部门和农业推广部门应大力协作，做好杂交水稻的推广工作，将更多的种子、更好的技术送到每位农民手中。

    中国完全能解决自己的吃饭问题

    记者：中国完全能解决自己的吃饭问题，你的依据是什么？

    袁隆平：我对中国的粮食前景非常乐观，因为从理论上讲，照射到地面的阳光5%可以被利用，而目前的利用率只有1.2%，即使中国全部种上超级稻，其利用率也不会超过2%，只要人类注意生态平衡，利用科技手段，如果达到利用3%的阳光，那中国养活更多的人口也没有问题。

    记者：有些人认为杂交稻的米质不好，因此影响到推广，现在中国人不仅要吃饱，还要吃好，杂交稻的米质有哪些改进？

    袁隆平：在杂交稻的研究上我首先是求产量的提高，而目前已开始侧重米质的提高，“新香A”和“金优207”等系列高产组合目前都达到优质米标准，味香、口感好。但目前是市场经济时代，中国已从讲究吃饱到讲究吃好，因此除了产量，我们的种子必须在各方面都更优良，比如米质和口感都上去了，市场自然会帮我们来推广杂交水稻。

    东方魔稻将拯救世界性的饥饿问题

    记者：有人认为杂交水稻的发明应让你成为中国第一富翁，你怎么看？

    袁隆平：在中国知识产权的确不能受到严格的保护，但我的杂交水稻成果不是我一个人的知识产权，没有国家和当地政府的资助，没有我的众多助手，杂交水稻是不可能在那个年代问世的。杂交水稻要走向世界，目前技术、人才、品牌都有了，缺的还是渠道和资金。

    记者：听说美国的不少公司对你的研究很感兴趣，希望合资推广杂交水稻，为何至今未有进展？

    袁隆平：1997年，我与美国一家公司草签了一份合同，对方实力雄厚，出资上千万美元，我则技术入股成立合资公司，但在进一步的谈判中，我发现这家公司的目标是中国的种子市场，而我则希望利用对方的资金使杂交水稻走向世界，这样的合作项目怎么谈得下去呢？

    我们有技术，有人才，有品牌，说到底就是缺少渠道

    记者：那目前国内外技术培训进展如何？效益多大？

    袁隆平：目前我们有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国际水稻培训班，至今已有十多期，每期少的七八人，多的达到二十多人。杂交水稻目前在越南、印度、孟加拉国、缅甸等得到大面积推广，在越南栽种300万亩，平均亩产增长了30%以上，明年可达500万至600万亩，印度目前有100万亩。我们的合作单位——美国水稻公司目前也在美国销售出200万美元的杂交水稻种子。

    记者：对新世纪中国面临的农业革命，您怎么看？

    袁隆平：我非常乐观，我认为中国农业最关键的问题是要做到水旱无忧，要做到水旱无忧，一是必须把水利建设搞好，二是粮食品种的改良，把这两个问题解决了，肥料等问题都好办，农业的根本问题就解决了。

    记者：目前全国杂交水稻面积超过两亿亩，您认为继续推广的潜力还有多大？

    袁隆平：从技术上说，适合种杂交水稻的水田占我国稻田总面积70%以上，如果这些水田都种上杂交水稻，那就可以达到3.2亿亩，每亩能增产100斤，那就至少可增产1000亿斤，养活1.2亿人口。如果都种上超级稻，那增产的就是几千亿斤，养活的就是几亿人口。（与张翼飞合作）

    【后记】2000年12月11日，“隆平高科”在深交所上市，成为中国第一支以科学家名字命名的股票，袁隆平本人持有250万股。2014年10月，当听说袁隆平获诺贝尔和平奖提名时，第一反应是为什么是和平奖？继而一想，他的超级稻对人类粮食安全的贡献，已经超越了科学的界限。他几十年如一日持续攻关将杂交水稻的亩产纪录从800斤，“大跃进”到2000斤。据不完全统计，他创造的稻谷年增产可以养活7000多万人口，为中国乃至世界解决吃饭问题作出了重大贡献。而袁隆平对获提名的反应是：并不知道此事，没那个奢望。如此淡定，却成就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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