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郑和与南华

    王开寿

    2015年7月11日，在第十一个中国航海日之际，云南当代文学研究会、楚雄州文艺评论家协会、南华县委宣传部、南华县社科联、南华县文联共同举办“郑和与南华”文学创作座谈会，昆明、楚雄作家齐聚南华，到郑和故里摩崖、鹦鹉山、灵官桥开展采访采风活动。学者积极探索郑和与南华的关系，主张从世界范围和人类文明进程，从海洋文化的角度研究郑和，抓住郑和幼年避难镇南，南华是郑和故里的核心，宣传南华、服务现实，繁荣学术文化，意义重大。

    一、郑和研究

    据《殊域周咨录》记载，郑和下西洋的档案《郑和出使水程》原存兵部。明宪宗成化年间，皇上下诏命兵部查三保旧档案，兵部尚书项忠派官员查了3天都查不到，大批郑和档案失踪，给郑和研究带来很大的困难和限制。郑和下西洋的事迹早已为人所知，但郑和其人的许多情况则直到近代才搞清楚。

    从明永乐三年（1405年）至宣德八年（1433年），中国明朝皇帝派遣郑和先后率领庞大船队7次出使西太平洋、印度洋沿岸国家，经东南亚、印度洋，最远到达红海和非洲东海岸，航海足迹遍及亚、非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史称郑和下西洋。郑和一生7次下西洋，28年漂泊海上，于1433年返航途中逝世，葬于印度西海岸城市古里。

    郑和墓位于南京南郊牛首山麓，是一个衣冠墓。此外还建有碑亭和“南京郑和墓史料陈列馆”。南洋华侨传说，郑和葬在印度尼西亚爪哇三宝垄。郑和以长兄马文铭之长子为嫡，名郑恩来，世袭锦衣千户侯，有两个孙子，叫郑万选、郑廷选，居南京三山街马府。郑和后裔至今已传21代。《郑和家谱》中的“马公墓志铭”，系永乐三年（1405年），资善大夫、礼部尚书兼左春坊大学士李至刚所撰写。铭文从郑和曾祖拜颜始叙其世系，祖父、父亲姓“马”，其父马哈只有子2人，长文铭，次和，另有女4人。在《马氏家乘》等赛氏族谱中频频出现的赛典赤五世孙、被元廷封为滇阳侯的元臣米里金便是郑和之父，其去世时仅39岁，正是明军攻克昆明，挺进当时的昆阳州之际。关于郑和，家谱中说他“本姓马，永乐二年（1404年）正月初一，御书‘郑’字，赐以姓”。家谱还说他“以兄文铭之子立嫡”，说明了郑和作为太监而有后裔的渊源。郑和后裔有两大支系，一个支系的后裔在江苏南京，另一个支系的后裔在云南玉溪市红塔区北城镇的石狗头、大营、东营。还有一个分支在泰国清迈。

    因为史料中缺乏明确的记载，郑和的生卒年一度难以确认。郑鹤声在《郑和年表》中认为，郑和出生于洪武四年（1371年）；又在《郑和下西洋史事新证》一文中，以新发现的史料《非幻庵香火圣像记》有力地论证了郑和于宣德八年（1433年）逝世于古里（今印度南部西海岸之科泽科德），解决了郑和生卒年的问题。这一观点在学界得到了较为广泛的认可。郑和是虔诚的伊斯兰教徒，但又不排斥佛教、妈祖信仰，深受永乐皇帝的信任，办事谨密，有谋略，懂兵法，具有军事指挥才能，有办理外交事务的经验，这些因素使得他成为出使西洋的合适人选。以15世纪之初的技术条件而能横越印度洋，远泛至非洲东岸，郑和宝船究竟为何种规模制度，自然成为人们所关注的议题。按照《明史》的记载，郑和宝船有长44丈，宽18丈，九桅十二帆者，换算成现代计量单位，则大约长138米，宽56米。

    英国前海军军官、海洋历史学家孟席斯（Gavin Menzies），《1421年中国发现世界》之作者，在2002年云南大学举行的“第二届昆明郑和研究国际会议”上，他做了题为《郑和是环球航海第一伟人》的主题报告，提出“郑和先于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澳洲等地”等观点。

    以郑和为题材的文学作品层出不穷，学术研究争论不休。郑和下西洋的目的何在？“寻找建文帝说、牵制之说、耀兵异域以示富强说、国际贸易说、郑和自身说法、朱棣自身说法等”是郑和研究中众说纷纭、争论颇多的问题。有学者认为郑和远航是一种攻势战略行动，目的为联合印度洋周边国家组成联合阵线以围堵帖木儿的扩张，并牵制其进攻中国的行动，是明朝采取的间接路线战略行为。对郑和下西洋后中国是否走向闭关之路，有学者认为郑和下西洋是中国传统礼制朝贡关系发展的极致，具有政治性和贸易性的双重特点，乾隆以后中国社会才走向闭关之路。

    二、马哈只墓碑

    马哈只墓碑位于晋宁县昆阳镇月山西坡，今郑和公园内。清咸丰年间回民起义，郑和家族迁往玉溪石狗头村，墓及墓碑渐荒芜。1911年袁嘉谷先生亲到昆阳查访并找到马哈只墓碑。1935年，昆阳县长杨立声重修其墓，并复立马哈只墓碑。1959年初重修；1978年设护栏，并建公园。墓为石砌纪念冢，呈长方形，墓高2米、底长4.5米、宽2.83米。上有墓室长2.44米、宽1.21米、高1米。墓室四壁刻阿拉伯文，在墓正前方立三块墓碑。清咸丰至同治年间，马氏后人参加了以杜文秀为首的回民起义，失败后全家逃匿于玉溪石狗头村，此碑被埋藏。至光绪二十年（1894年）发现后，重竖碑于墓前。1923年袁嘉谷收录碑文于《滇绎》和《卧雪堂文集》并专文介绍，此碑方显于世。1935年重修墓时，碑上加砌半圆石拱顶，内嵌有“故马公墓志铭”六个篆刻大字。墓碑两侧分别立有邑人武良英书《明史·三保太监郑和传》和夏光南《郑和太公墓志铭跋》石碑各一通。碑呈长方形，红砂石质，高1.66米，宽0.94米，砂石龟座，四周刻卷草纹饰。碑阳正文14行，每行28字，共284字。楷书。资善大夫、礼部尚书兼左春坊大学士李至刚撰文。碑文底部自然剥蚀4字，其余清晰完好。碑阴上截右侧刻有明永乐九年（1411年）郑和回乡扫墓题记3行，行数不等，共44字，字迹虽已模糊，但仍可辨认。关于郑和的身世，《明史·郑和传》记载略，仅提到他是“云南人”。由于此碑的发现，证实了郑和确是云南昆阳州（今晋宁县昆阳镇）人，原姓马，回族，是马哈只的次子，明成祖朱棣赐姓郑，为内官监太监。其祖父和父亲都到过沙特阿拉伯伊斯兰教圣地麦加朝圣，故被称为“哈只”，其并非名字，是阿拉伯语的音译，原意为“朝觐者”，伊斯兰教对到过麦加朝觐者的一种荣誉称号。据李士厚《郑氏家谱首序及赛典赤家谱》云：郑和曾祖名“拜颜”，即“伯颜”，是元初云南首任平章政事赛典赤·瞻思丁之孙。郑和为其第六世孙。碑阴题记，是郑和“奉命”回籍扫墓时所刻，时在永乐九年十一月一十二日至闰十二月十三日，在家住了一个半月。这一段碑阴题刻文字极为重要，在过去的史书和地方志中均未记录。此碑足以补充、订正《明史》及其他有关文献记载的缺误，是研究郑和的珍贵文物。1983年，公布为省文物保护单位。碑文如下：

    公字哈只，姓马氏，世为云南昆阳州人。祖拜颜，妣马氏，父哈只，母温氏。公生而魁岸奇伟，风裁凛凛可畏，不肯枉己附人。人有过，辄面斥无隐。性尤好善，遇贫困及鳏寡无依者，恒保护赒给，未尝有倦容。

    以故乡党靡不称公为长者。娶温氏，有妇德，子男二人：长文铭，次和；女四人。和自幼有才志，事今天子，赐姓郑，为内官监太监。公勤明敏，谦恭谨密，不避劳勋，缙绅咸称誉焉。呜呼！观其子而公之积累于平日，与义方之训可见矣。

    公生于甲申年十二月初九日，卒于洪武壬戌年七月初三日，享年三十九岁。长子文铭，奉柩安厝于宝山乡和代村之原，礼也。

    铭曰：身处乎边陲而服礼义之习，分安乎民庶而存惠泽之施，宜其余庆深长而有子光显于当时也。

    时，永乐三年端阳日，资善大夫礼部尚书兼左春坊大学士李至刚撰。

    碑阴题刻：“马氏第三子太监郑和奉命于永乐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到于祖家坟茔祭扫追荐，至闰十二月十二日吉日乃还记耳。”

    三、郑和与南华

    1986年1月28日，南华县志办经多方努力，在顾家村找回农民挖出的李根源题“郑和故里碑”，石碑立于鹦鹉山公园龙川轩里，高1.75米，宽0.7米。其碑文右竖镌：大中华国四千六百九年十月；正中竖刻：前明开拓南洋各岛之大冒险家三保太监郑和公故里；左落款为：陆军第二师长节制迤西各属文武官吏西防国民军总统官李根源立石。在南华县城西约2公里、龙川江北岸的逯家屯石门山路边石壁上，也有一块“郑和故里碑”摩崖，石刻内容、字迹与鹦鹉山公园所立碑相同。李根源当时在镇南（今南华）立了三块相同的“郑和故里碑”，一块立于镇南州城西门外，另一块则刻在顾家村外茶马古道路边的石崖上，一块立于州城东门外（至今下落不明）。现存两处“郑和故里碑”古迹已被楚雄州人民政府立为楚雄州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中“郑和故里摩崖”被国务院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列入全国文物普查不可移动文物名录。

    1942年编辑的民国《镇南县志·卷之十一·艺文志》收录了邑人郭荫超（郭燮熙之子）文《明三保太监郑和事略考》：“世称和云南昆阳人，而梁启超氏著传则曰楚雄人，李根源氏又定为镇南人，于民国元年树碑城东、西门外，文曰：‘明三保太监郑和故里碑。’然则二者何？居昆阳人耶？抑镇南人耶？以吾考之，则二者皆是也。盖和初本昆阳马姓回，其祖、若父曾朝天方以归，均称哈只（见永乐三年大学士李至刚所撰和父墓志）。然则闻和幼时流落，为镇南郑姓所得，养以为子，遂袭其姓，故名郑和。而李撰之墓志乃曰‘天子赐姓郑’。考之古史，凡天子赐姓，必以国姓，如汉高祖之赐项伯姓刘，唐太宗之赐徐勣姓李，即其明证，绝无赐以他姓之理。意当日和既贵显，不便更正。而李至刚为其本生父作墓志，亦不便言为郑姓养子之事，故以赐姓言讳之也。抑又闻：和幼不知书，及长而阉，则不得其详。”又说：“宜梁任公特著录之，以扬国辉于天壤；至李总长印泉复考定为镇南人，必有明证。当明之初，镇南前、左二所实隶楚雄卫，二君之言非两歧也。”

    楚雄州志办杨春茂在《楚雄方志通讯》发表《郑和幼年流落镇南说》：“据说民国初年，郑和养父后裔郑氏三兄妹，住镇南县西街，长兄郑开寿，曾任寻甸公安局长；次兄郑开甲因入赘改姓飞，次子又还宗改郑，名郑文恒；三妹郑三丫出嫁大理凤仪。”“城西沿滇缅公路旁有一幢明代建筑的灵官殿，也于民国元年根据李根源先生的建议，毁去神像改为‘郑和庙’，匾联一度林立（现已无存，遗址尚在）。”“晋宁郑和纪念馆的徐克明同志寄来《郑和家谱汇编》。‘汇编’中提到有几个留待进一步探讨和考证的问题，其中就提到‘郑和从幼年到靖难以前这段历史资料奇缺，是一段很大的历史空白……’‘由于郑和幼年离家。对父亲的真实姓名早已淡忘，只能凭印象随人称他父亲马哈只’‘碑文上又为何有改字痕迹？’‘哈只卒于洪武十五年（1382年），39岁，这时马和（郑和原名）年方11岁，已经离家。’这些疑问，恰恰是郑和流落镇南的那段历史，其时间与郑和的年岁基本与镇南说相符。”

    原南华县志办主任、《南华县志》主编李文臻发表在1995年12月《南华县文史资料选辑》第三辑《郑和为什么姓郑》记录郑和曾流落镇南的传说：据南华第一个留日学者刘德榜的侄子刘炳厚（当时约70岁）回忆，在民国初年，郑和养父的后裔居住在镇南城内（现南华县城）西街，有三兄妹：长子叫郑开寿，民国初期曾任寻甸公安局局长；次子郑开甲，入赘南华文笔区（现龙川镇）大罗邑村飞姓，改名飞正昌；第三个是妺妹郑三丫，嫁到凤仪，1984年路经南华探望过亲戚刘恩贤。如果健在，也是80多近90岁的人了。南华县文联李天永、普显宏曾对这一传说进行了实地考证。

    1999年2月15日，楚雄师院教授杨甫旺在《云南日报》发表《郑和幼年流落镇南考》，提出：“郑和是什么原因什么时间流落到镇南的呢？据史料记载，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九月，朱元璋命颍川侯傅友德为征南将军，永昌侯蓝玉、西平侯沐英为副将军，统兵三十万远征云南。12月24日，明军攻克昆明。当时，郑和的祖父及父亲，都是被授参知政事，袭封滇阳侯（即昆阳侯）的元朝地方统治者，理所当然受到明军的攻击。明军进攻昆明，郑和随父外逃。不久，其父病逝，为逃避明军的追捕，郑和离开昆阳西逃，到了镇南。”

    云南省民族研究所研究员李清升在《破译郑和之父马哈只墓碑铭》认为，并非是大学士李至刚写不好墓志铭，而是由于某种原因导致在碑文中不能暴露郑和父亲的名字、真实身份等有关详情。为何“马公”去世之年有年号“洪武”，生却没有年号，那是郑和年龄尚小就离家流落南华，而不知其生父出生年号；而忽略的墓主本人及与其关系较近的“父”的名字却不明言，仅以如外人般尊称的“哈只”来代替，乃是因为郑和有养父而不愿抛弃养育之情而不书。“礼部尚书李至刚”擅自将郑和姓氏改为“事今天子，赐姓郑”。这是明显的造假行为。李至刚在撰写《故马公墓志铭》数月后即从“礼部尚书”降职“礼部郎中”。李清升认为，郑父在铭文中无姓名、无身份，而仅以“一乡里长者”“庶民”等词语代之，就完全可以理解了。“如果连名字、身份都不敢暴露，那么其官位或抗明事迹就更不便张扬了，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在‘铭’部分只有‘德’而无‘绩’了。”

    南华县文联李天永、普显宏在《南华是航海家郑和故里》中认为：“1382年三月，蓝玉、沐英率军经楚雄进攻大理，在镇南掳走了郑和。1383年（洪武十六年），傅友德、蓝玉班师回京，将郑和带到了南京。郑和被掳，在镇南不在昆阳，李根源“郑和故里碑”言之凿凿。镇南当之无愧是航海家‘郑和故里’！按一般常识，姑娘不论出生于何处，出嫁地才是其娘家。镇南就是郑和进京（南京）前的故里。但现在宣传的‘郑和故里’却不在南华，而是在滇池畔的晋宁县昆阳。众多的云南人并不知道李根源在镇南立有三块‘郑和故里碑’，以及郑和四五岁到11岁这段时间，就生活在镇南的这段史实。”康熙《镇南州志》“镇南州志图说”中记载：“万历四十三年，州牧尹为宪详批如议，方鼎建砖城，人民渐集。但城式如船，故中建玉阁高耸如桅以镇之；后建锁水塔以束之。”把一座城池建成船形，并不会是巧合或偶然。州城如船，虽然志书中没有提及此事与郑和有关，但凡读了这些文字的南华人，都会联想到“乘风破浪”的航海家郑和。在郑和故里这个问题上，知道原委的外地人，力挺“镇南为郑和故里”的有李根源、马旷源。马旷源也是腾冲回族，与李根源是老乡，对老学究李根源有所研究。反而是我们南华人说得比较谦虚，把南华写成是郑和的第二故乡、流浪地、收养地，郭荫超则中立：“二者皆是也。”这年头，我们没必要如此谦虚，应该把郑和在镇南的这段历史研究清楚，告白世人，填补郑和11岁以前身世记述不详的历史空白，并把这些情况通过互联网宣传出去。期待通过各方努力，能早日形成一个崭新的旅游景点。

    云南当代文学研究会黄懿陆认为，从李根源在南华留下的“郑和故里碑”和有关郑和寄养南华的传说，参照史料分析，郑和寄养在南华被一郑姓人家收养而改郑姓，使用郑和之姓名，而非马和或马三保。李根源在南华留下的“郑和故里碑”和有关郑和流落南华的传说属实，不是虚拟的故事。

    云南历史悠久，民族众多。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各族人民创造了光辉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留存在地面和地下的古代文物、近现代文物和少数民族文物丰富多彩。这些文物具有多元一体的民族文化特色，成为中华民族文化遗产宝库中别具一格的珍品。科学研究是博物馆一切活动的基础。文物是人类社会活动中具有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的遗迹、遗物。各类文物不仅是反映人类各个社会历史阶段的实物见证，而且还凝结着每一个国家及其民族先民们的劳动智慧和传统精神。文物被视为文明的标志，民族的象征。史籍载云南元代以前就有“蜀身毒道”（今称南方丝绸之路）和云南通往越南的“步头路”“安南道”等古代国际交通线路，以及滇藏间的“茶马道”、滇桂间的“邕州道”和滇黔间的“通京道”等古驿道。元、明、清时期，云南交通比前期得到了较大的改善。云南现存的驿道、驿站、烽火台、桥梁及碑刻等遗迹有80余处。元代云南城镇多土城，明代云南各府州县所等有不少砖石砌筑的城，清代续修。古城因拥有众多的古建筑和传统民居而称。云南现存古建筑中多为元明清时期的遗存，现有各级文物保护单位576处。宋代赵明诚等人的金石书籍中就收录了云南的铜洗和益州太守碑等文物。元代郭松年的《大理行记》，明代陈文等纂修的云南志书，明末徐霞客的《滇游日记》都提到摩崖造俅和碑刻等文物。至清乾隆中期以后，滇碑名传海内，录考释者凡数十余家。明碑中的晋宁《马哈只碑》、呈贡《沐公神道碑》和施甸《恤忠祠记碑》等具有较高史料价值。清碑中除记载军国大事外，还有相当数量记载地震、瘟疫、造林护林、保护水源、乡规民约及戏剧演出活动等内容的碑刻，如镇南《乾隆封山碑》。这些对研究云南民族历史、语言、文字、天文等方面均有重要价值。云南有着丰厚的少数民族文物，被史学家称之为“社会发展的活化石”“一部活的社会发展史”。文物的保护和利用，在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推进社会主义精神、物质文明建设过程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星牵沧海云帆耸，浪系天涯纽带长。”隶属于历史学的学科有年代学、编纂学、家谱学、古文字学、计量历史学、考古学、社会学和新闻学等。历史，是客观存在的事实，真相只有一个。文学属社会意识形态之艺术的范畴，是人类心灵的历史，以语言文字为工具形象化地反映客观现实，包括戏剧、诗歌、小说、散文等，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多杜撰，但有一定的历史依据。对郑和的研究，涉及诸多学科和领域，涌现许多不同的学术观点，见仁见智，学术交流中允许个人提出自己的见解和想法，允许分歧和争论的存在。牵强附会、以个人的思维定式武断地解释，甚至曲解他人观点，会导致超出学术交流范围的言行等现象。三分的合理，应该得到七分的尊重。这是文化人群应该给予的环境。我们研究郑和，应该坚持和大力提倡这种学风和态度。

    （作者为南华县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南华县作家协会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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