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能汉

    一

    这几天，我在找一个信息，就是郑和幼年客居镇南事。依稀记得，社会主义新时期考证和研究南华与“郑和故里”关系者，是南华县志办老主任李文臻老师。只是看到许多的考证或者研究文章，都以楚雄州志办老领导杨春茂的文章为据。

    好在这次寻找还真有结果了。线索从《楚雄方志通讯》（1984年第3期，目录处标明“1984年3月15日创刊”，“季刊，本期出版时间1984年9月25日”）开始，该刊26页有署名“南华县志办供稿”的消息《南华县发现民国〈镇南县志〉稿本》，文中说“去年，有的同志提到‘梅花老人’郭燮熙曾撰修过民国《镇南县志》，但一直未寻访到。今年九月初，南华县志办的夏大昌、地名办袁益龄两同志访问了曾在民国时期担任过县教育科长的高正岳先生，并亲自到沙桥区田心乡高家村找到了年已73岁的蔡长祜先生（蔡先生曾在民国时期任县教育科科员），向他讲明来意，蔡先生欣然把他保存了四十年的民国《镇南县志》稿本献出”。这条消息还说“……稿本所缺部分，还需继续查找；现在部分已请省图书馆复印两套，分别由州县志办保存。为表彰蔡长祜先生珍藏并献出《镇南县志》的精神，县人民政府发给人民币壹佰元，以资奖励”。需要说明的是，这一事件在《南华县党群志》（送审稿）中也有记载，可以肯定是准确的消息。只是事隔30余年，消息中说及的夏大昌、袁益龄、蔡长祜早已作古。但最早收录郭燮熙父子《明三保太监郑和故里》诗文的，就是这部民国《镇南县志》稿本，只是很多人记住了民国《镇南县志》稿本，却不大清楚其稿之发掘罢了。当然，后来有县史志办主编的南华县旧方志合辑《镇南州志》（德宏民族出版社，1996年12月第1版）、楚雄州政协编纂的《楚雄彝族自治州旧方志全书·南华卷》（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7月第1版）都收载了民国《镇南县志》稿本，从中可以读到有关“郑和故里”的文章。其实，民国《镇南县志》稿本收载的“郑和故里”诗文有两件，一件是郭燮熙的诗作《明三保太监郑和故里碑》，另一件是郭燮熙之子郭荫超的文章《明三保太监郑和事略考》。《明三保太监郑和事略考》也由《南华县志》（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收录，易于查考。

    本欲查询《楚雄方志通讯》，以考证是否刊出过“郑和故里”的消息及文稿，惜难觅《楚雄方志通讯》以查阅。好在有曾经的同事杨昊升先生整理了《〈楚州今古〉（1983—2005）目录总汇》，该稿虽然未曾发表，却有很高的参考价值。《〈楚州今古〉（1983—2005）目录总汇》明确标明是“《楚州今古》（1983—2005）（原名《楚雄方志通讯》）第一期至第八十三期目录总汇”，也赫然标示“《楚雄方志通讯》（第一至二十期），1983年（四期为油印本，无存书）”。但自1984年第一期起的各期刊目录，都在稿中全部录入。只是查遍1984—1986年各期目录，都无“郑和故里”的信息。查寻其他文献得知，《昆明文史资料选辑》（第八辑）中有《郑和故里新说》（见《昆明文史资料选辑》第八辑，昆明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1986年刊印，第289～290页），作者是“李太来李文臻”，文首还有“编者按：本文对郑和故里（包括姓氏），提出了与历来观点不同材料与看法，特号刊出，供研究”。文章不长，全文照录如下：

    郑和生地故里原在昆阳。但据今年南华县志办公室编撰的《南华县概况》文物胜迹篇中，却写着：“郑和故里摩崖，位于城西逯家屯，是李根源先生民国元年立石、刻文：前明开拓南洋各岛之大冒险家三保太监郑和公故里。县城东西门各有一碑，其文同上。”

    经过“文革”动乱，如今立西门的石碑已不知去向，逯家屯的石刻也因附近采石放炮，炸得残破不全。现仍可辨识者为“三保太监郑和公故里”正题大字九字，上侧仅见一“月”字略小，下署名可见者为“节制迤西各属国民军总统官李根源立石”，而“节”字前尚有一“长”字，显系李根源职衔。

    据民国《镇南县志》郑和故里考一文所载：梁启超曾考证郑和曾居楚雄，明初镇南属楚雄，梁、李所指其实一致。

    昆阳马哈只碑的发现是1894年，梁启超的考证在马碑发现前，李根源的考证在马碑发现之后。昆阳、镇南均有郑和故里碑，何处是郑和故里，当时没有立论。据说，民国初年的云南省政府曾谈过，昆阳与镇南，哪个县把郑和故里证实，可减免粮赋。镇南县因无人理料其事，致使本县的这项文物胜迹又埋没七八十年。

    原来，郑和曾在如今的南华县安身，南华县是他的第二故乡。郑和故里考一文写道：“沐英大军入滇，元梁王兵败，郑和年幼，与家人失散，随败兵往滇西逃跑，到了镇南为郑氏（回族）所收养，遂改姓郑，郑和秀美，被沐英选中，送京给事于燕王邸内，后随燕王出藩北平，日侍左右，因参与策划推翻建文有功，受成祖宠任，擢为宦者长。”这段文字说清了南华是郑和的第二故乡，还说明了郑和姓“郑”的由来。“天子赐姓郑”之说其实早已存疑，明帝姓朱，何由赐姓郑呢。

    郑和养父居住在镇南城内西街，他的后裔，郑立恒、郑三丫还在世。郑三丫嫁到凤仪县，一九八四年还到南华探亲。

    李太来、李文臻的考证似乎很细致，而时为楚雄州志办的杨春茂是否如二位一般深入南华考证，抑或间接得其资料、信息而撰成《郑和幼年流落镇南考》，我无法查证，只是在《云南文史丛刊》（第7辑，云南省文史研究馆1987年编印）查到杨春茂的《郑和幼年流落镇南考》一文，恰好杨春茂的《郑和幼年流落镇南考》是大家引证而公认的“最早讲述镇南是郑和故里”的依据。《云南文史丛刊》（第7辑）、《楚雄方志通讯》、《昆明文史资料选辑》（第八辑）都是内部印发的资料性期刊，而《昆明文史资料选辑》（第八辑）是1986年印发的，比《云南文史丛刊》（第7辑）的1987年印发早1年。由此说来，最早提出“南华是郑和故里”并先考证、发表文章者，当以《郑和故里新说》最早，并非人们引证的《郑和幼年流落镇南考》，何况《郑和故里新说》作者之一的李文臻是南华县志办原主任，应该是在杨春茂之先接触民国《镇南县志》稿本者，只是《昆明文史资料选辑》（第八辑）为昆明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印的，或许在楚雄州的传播没有《云南文史丛刊》（第7辑）广泛吧。

    二

    关于南华“郑和故里碑”，矗立在逯家屯不远处的石门山，估计上了年纪的附近或者路过者，大致都见到过原先的模样。我看到时，毕竟年幼，有印象，只觉得那摩崖比较大，字也很大很大。大约是20世纪60年代后期或者70年代初，我还是学龄前儿童，随奶奶到灵官桥亲戚家，去时或者回来时，都要从那摩崖下通过。站在摩崖下，仰头张望，摩崖上刻着的字，巨大无比。后来读书识字了，依稀记得除了直书楷体的“前明开拓南洋各岛之大冒险家三保太监郑和公故里”大字并比其字小许多的落款外，一侧还有横书隶体的“革命先锋”四个大字。

    及至年长而读完中学，外出求学后分工回县工作，很少接触诸如摩崖、石刻之类物，却也感受和经历了改革开放的经济飞速发展时期。随着个体经济的发展，无论城镇和乡村，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作为农村经济发展，除了耕田种地养鸡养猪外，各村建房和城镇建设有了砂石的巨大需要量，也促进了砂石开采的兴旺。只是得知盛世修志，而且也于1986年后陆续参与行业修志的一些事，才听过县志办老师讲述南华的古迹和文物，从中也知道南华还有“郑和故里碑”。参加行业修志相关会议，也听过县志办老主任李文臻老师讲“革命先锋”钱泰丰的故事、郑和故里摩崖的故事。1996年到县史志办工作，因系外行入职，只好个人努力向书本学习，一有空就遍览志办存书，而且觉得“郑和故里”这一问题比较新颖，于是就成为我的关注对象。随之做资料卡片，摘录有关“南华是郑和第二故乡”资料。其中就在《昆明文史资料选辑》（第八辑）读过署名“李太来、李文臻”的《郑和故里新说》一文，后来也在《云南文史丛刊》（第7辑）上读过署名“杨春茂”的《郑和幼年流落镇南考》一文。《昆明文史资料选辑》（第八辑）是县史志办存书，在县史志办资料室应该还能找到。《云南文史丛刊》（第7辑）后来在地摊上觅得一册，为私藏书刊。而两文最可能为《楚雄方志通讯》刊载，却在《〈楚州今古〉（1983～2005）目录总汇》没有查到相关信息，是杨文疏漏，抑或真的没有在《楚雄方志通讯》上刊载，如今无法证实。

    后来，我一直关注“南华是郑和第二故乡”的资料和信息，只是觉得这一历史事实始终缺乏令人信服而且也为史学界认可的史料可资证明。于是，虽有欲为家乡的“南华是郑和第二故乡”做点研究的想法，却始终没有动笔，感觉心中底气不足。

    十多年来，收集和查阅过郑自海、郑宽涛编著的《咸阳世家宗谱：郑和家世研究资料汇编》（晨光出版社，2005年8月第1版）、中国航海史研究会编的《郑和史迹文物选》（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年6月第1版）、中国航海史研究会编的《郑和研究资料选编》（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年6月第1版）、李士厚著的《郑和家谱考释》（云南崇文印书馆，中华民国二十六年三月增订再版）、郑鹤声编《郑和遗事汇编》（中华书局，民国三十七年一月初版）等书籍资料，却始终没有查到有关“镇南（或者南华）是郑和故里”的记载。

    基于这样的原因，我始终努力地寻找“镇南（或者南华）是郑和故里”的各类史料或者依据。可惜，除了矗立在南华县内的李根源立“郑和故里碑”和郭燮熙、郭荫超的诗文外，再无其他可资史迹作为依据。

    十多年来，读过李文臻、杨春茂、马旷源、马志坚、杨甫旺等学者记述和论述“镇南（或者南华）是郑和故里”的文章，感觉除了前面所言李根源立“郑和故里碑”和郭燮熙、郭荫超的诗文外，再无新据。所能读到的信息也不过是推想、设想、评说中的讨论而已。直至读过李天永、普显宏著《南华是航海家郑和故里》的檄文后，更是感觉自己的视野和想象实在太差了。只是文中把“州城如船”说成是受郑和下西洋所乘之宝船的启发而筑城如船，则令我更加不敢苟同。当然，读《南华是航海家郑和故里》可知，李天永、普显宏在著《南华是航海家郑和故里》中，花过很大功夫，遍查各种有关郑和的史料，开展过深入细致的田野调查工作，这是难能可贵的。只是社会主义新方志编修之始，南华县方志前辈李文臻等学者就开展过调查，而且也有文章发表。从他们的调查看，似乎也没有突破前人的思路和线索。

    历史研究是一门很深的学问，我非攻史之人，所学所做也只是跟着前人的思路做些辅助性的努力。至于文学创作，甚至文化散文创作又另当别论。大学者胡适先生提出“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如果把“南华是航海家郑和故里”作为一个大胆假设的话，这小心求证倒是很难的，因为史料极少，虽然李根源那样有着极高名望的大学问家做了那样的开创性工作，留给后人的却始终还是疑案。郭荫超虽然在《明三保太监郑和事略考》中提及梁启超有考证，但遍查梁著，所能见者也就《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原载《新民丛报》1904年第3卷第21号，署名“中国之新民”）一文，文中提到“郑和，云南人，世所称三保太监者也”。并未讲明郑和故里是云南的哪个具体地方。“南华是航海家郑和故里”依旧是一个历史疑案，从目前的史料和各种信息看，都无法得出定论。

    三

    家乡南华的许多文史研究者对于“南华是郑和故里”这一课题做过很多考证，也写过许多文章。我虽然读得不多，却也对大致的轮廓有个了解。其实，犹如把“南华是航海家郑和故里”作为史学问题去考证，不如作为文学素材去创作，通过文学的手法丰富南华家乡的郑和文化，使之为地方文化和经济发展服务。文学源于生活却又高于生活，通过合理想象，把握这一段扑朔迷离的历史，在地方文学创作上多下功夫。

    前几年读过梁衡先生的《假如毛泽东去骑马》，给我许多启示，也更坚定了我对“南华是郑和故里”的认识思路和发展郑和文化的一些看法。鉴于史料和事件的特殊性，不如把立足点放在弘扬郑和精神，建立和发展南华的郑和文化，从文学角度和发展旅游规划上着手，以“南华是郑和第二故乡”为噱头，通过文学创作、文化研讨和文化旅游发展为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

    地方发展离不开文化的发展。就拿民国镇南县来说吧，翻开民国《镇南县志》稿本，走入乡间名胜古迹和景点，都能读到和看到，甚至听到许多街谈巷议的历史名人踪迹，如赵藩为沙桥南泉寺题写楹联，李根源在镇南立“郑和故里碑”，还有留存在民国《镇南县志》稿本中的诗作。除了古驿道东西向横穿镇南外，更有梅花老人郭燮熙、革命先锋钱泰丰、滇域名人张祖荫等一大批在全滇享有盛名的“民国老人”，是他们与李根源、赵藩的文情盛事，得以让一大批文化名流借古驿道之缘而有感情，留足镇南而有刻石诗作流传后世，也得以留下诸多咏物游览佳作。

    文兴则人兴，人兴更推文兴。只要大家都做有心人，团结家乡的文化力量，借助全省甚至全国文化名流的力量，共同携手建设郑和文化，发展郑和文化，把郑和幼年流落镇南的史事或传说发展成为地方文化的重要名片，就可以让这一段历史疑案在地方发展中发挥出巨大的能量。

    （作者系楚雄州地方志办公室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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