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过《末代皇帝》的观众，会对电影中溥仪告别故宫时的那个长镜头印象深刻，但对于背景中的那个城门，知道的人寥寥无几。那是被拆于1954年的地安门，皇城四门中的一个。
除紫禁城外，老北京本有三道城墙，一是外城墙，二是皇城墙，三是故宫城墙。故宫为皇帝朝见与居住的地方，而皇城则是各部门的办公场所，此外还有一些宫廷作坊。皇城之内，严禁骑马，否则视为欺君之罪。
皇城有四道门，即天安门、东安门、西安门、地安门，可惜除了天安门外，其他都已损毁。
1912年，清王朝已灭亡，袁世凯被推为总统，按原先约定，他应到南京就任，但为了把持权力，他鼓动手下的北洋军队哗变，烧毁了东安门，并以此为借口，长期盘踞北京。西安门则毁于1950年的火灾，而地安门则是为疏通交通，于1954年底拆除。
从1913年起，因妨碍交通，皇城墙逐渐被拆，以后北洋政府财政紧张，便拆皇城墙变卖，到新中国成立时，地安门、西安门只剩大门。
与天安门不同，皇城其他三道门都没有建城台，防御功能有限，但地位显赫，以地安门为例，由此出可直奔德胜门，是皇帝出战、巡游的必经之路，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慈禧便是从地安门逃往西安的。
地安门作为皇城的北大门，建于明代，民间称其为后门，故距此不远有后门桥。它的房脊很讲究，叫“贴锡背”，就是将铅锡合金熔化后，制成10毫米的厚板，再焊接成整体，用来防水，这道工艺又叫“锡拉背”，老北京曾有锡拉胡同，或与此有关（一说过去蜡烛台用锡制，称锡蜡）。
“锡拉背”在我国历史悠久，汉代的马王堆中就出土了类似产品。有趣的是，故宫内使用它的宫殿并不多，御花园中的钦安殿是其中一例，天安门上也有，用的是铅板。其他宫殿不用，这或与建筑体量过于庞大有关，“锡拉背”重，容易塌方。
地安门外的鼓楼地区，自古商业繁华，因古人有“前朝后市”之说，鼓励人们来此经商，此外附近有漕粮渡口，皇城中几个大的采买部门也都在此办公，刺激了经济的发展。
地安门拆除时，曾引发争议，为此所有拆下来的建筑部件都编号整理，暂存在天坛内，准备移建在天坛北门附近，不料后来天坛发生火灾，大部分建材被焚毁，重建工作不了了之，据称，今天坛北门附近仍有当年从地安门上拆下来的料。幸运的是，从今天的景山公园大门中，也可领略地安门的风采，它是后者的仿建品。
今天的地安门已成了地理名词，对于年轻的北京人来说，他们已想象不出这个城市当年的辉煌了，不少学者呼吁重建地安门，这确实值得重视。
老北京的衙门暗招多
北京是明清两代的都城，见证了官场生态的恶劣、吏治的腐败。
贪腐本是世界性的现象，但在古代中国为患尤烈，因为官员工资奇低，在明代，坚持清廉的官员只能饿死，清代雍正力推“养廉银”，但对高官补贴尚可，中下层官员依然很难过上体面的日子。
没有钱，只好想歪招，利用权力为自己创收，到后来，这些名目完全公开化，有节寿礼（一年三节加生日）、程仪（招待过境官员需送钱）、卯规（官员上任后，下属先要给钱，表示庆祝）、别敬（地方官述职，要给中央的同乡、同年、师长钱）、炭敬与冰敬（冬夏给的钱）、部费（地方呈文，需给上级交钱）、放炮（官员离任，提前收税，放入腰包，亏空由后任来补）。凡此种种，已不按腐败论。
为什么明摆着的腐败行为，却能公开进行呢？因为它们处在合法与不合法的中间地带。
以节寿礼而论，既可以看成是行贿，也可以看成是人情世故。至于程仪，可以理解成是下级给上级的路费，鼓励上级经常来考察工作，清政府当然希望高官多去基层，可在行政上没有经费，清代财政都是包干制，一笔钱发下来，工资、雇佣师爷、办公经费等都在里面，不够差旅之用。同理，部费也可以看成是下级给上级提供的办公费。别敬则在熟人圈子中发放，有的没有直接利害关系，以曾国藩为例，他在翰林院时工资很低，别敬是重要收入来源，可当时他手中无权，基本帮不上什么忙。
相对来说，“放炮”有些过分，分“太平炮”和“倒炮”，“太平炮”是官员不离任，但放出离任的风声，先期收上一部分税款。一般来说，“太平炮”和“放炮”都要在原有税额上打折，因为是提前收，必然要与人方便。而“倒炮”则不然，不打折扣，完全按规定税额预征。
“放炮”固然违法，但官员已离任，死无对证，后任想告，也不容易找证据，就算告赢了，经常是不了了之，自己依然要完成指定的税收任务，可怎么才能完成呢？无非是继续放“太平炮”，清代这样一年压一年亏空的衙门并不罕见。
在这个食物链中，送钱的主要是地方官，但送出去的往往不到他勒索的十分之一。他们的办法也很多，如浮收（多收）、勒折（即在银铜货币比价上做手脚，前后用不统一的折算率）、清规（在正税之外，算上损耗、人工等）、签字钱（民间告状，需先交钱）、节礼（逢年节，地方需给钱）。
清代农民负担本不重，一般在10%~15%之间，较明治维新前日本农民30%~40%的负担要小，可落后的管理加上严重的腐败，农民实际负担增加了一倍以上。到清末时，又有赔款、外国商品的冲击等，中国农村走向了贫困化。
雍和宫是雍正的王府吗
今天的雍和宫原本是雍正的王府，后改建成庙宇，这一说法已成常识，人人尽知。其实，此说并不准确，因为很难解释堂堂王府为什么没有花园？且从面积看，为什么比恭王府小这么多？其实，历史上真正的雍王府比今天大很多，如今留下的只是很小的一部分，不足四分之一。
雍和宫在明代叫太保街，是太监们的官房，规模很小，比周围百姓的民房稍高一些（过去房高是身份的标志），灰瓦顶，无特殊之处。1694年，在此始建贝勒府，规模亦不大。1708年，胤禛被封为和硕雍亲王后，向朝廷预支3年王俸（清例亲王年薪1万两，禄米1万斛），开始大建府邸，即雍亲王府。
雍正即位后，将王府的一半改为行宫，赐名“雍和宫”，即东路院，另一半则赐给了喇嘛，即西路院。雍正去世后，这里被改建成庙宇，建筑得到了重新修整。乾隆皇帝大兴土木，增建许多寺庙殿堂，从而使它规模宏伟，巍峨壮观。
东路院面积比西路院略小，1900年，八国联军侵占北京，日本人接管此地，盗走不少文物，为销毁罪证，将东路院基本烧毁。雍和宫原本是有花园的，花园面积比东路与西路加起来还大不少，里面设有大戏楼，即“大块文章”台。
雍和宫中不仅有大花园，还有不少小花园，据金梁编著的《雍和宫志略》中记载，内有花园名为香红雨，俗名海棠院。
关于雍和宫，传得最神乎其神的是“粘杆处”，传说是特务机关，正式名称叫尚虞备用处，在雍正还是皇子时便已创立，至乾隆时渐废除。表面上看，“粘杆处”只负责粘蝉捉蜻蜓、钓鱼等，名义上属内务府，但都是雍正旧人，雍正当年在北新桥附近居住时，府邸内院树木高大，盛夏初秋蝉鸣不断，搅扰休息，因此成立了这么一个服务组织。其实类似组织历史上一直就有，用大臣、党羽子弟充当侍卫等。
在争夺储位的斗争中，“粘杆处”可能起到了一定作用，故雍正后来在紫禁城又设立了“粘杆处”分部。“粘杆处”的头目是“粘杆侍卫”，传说为武林高手。
雍和宫的花园到民国时充为公用，曾作为传艺所。到新中国成立前夕，已是杂草丛生，一片荒凉。新中国成立后，它一度成为劳动教养收容所，后来建了机关的宿舍楼。好在西路得到了较好的保护，将原有损毁的殿堂修缮完整后重新开放，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雍和宫。
老北京的“高考”文化
科举制度是古代中国的一大发明，延续千年，老北京作为明清两代首都，承担着“贡试”的任务，许多学者戏称它是古代的“高考”。毫无疑问，老北京是传统考试文化的集大成者，但相关记载、遗迹较少，今人已不太了解。
古代科举最初也是一年一次，但交通不发达，外地考生奔波太辛苦，只能在京都赁屋而居，成本高不说，还滋生腐败。因留京举子不愿再回原籍“乡试”，只好就近托门路、办假户口，或直接投靠权贵，以获得推荐。
科举本是社会下层通往上层的通道，如通道本身出现问题，将影响制度的稳定性，故后来科举变成三年一次，“乡试”在秋天举行，“贡试”在春天举行，一般是农历二月九日、十二日、十五日三场，每场三天，共九天。
老北京“贡试”在贡院举办，贡院始建于明，当时刚迁都，财力困难，故用木板和苇席搭建，名曰“号棚”，共9000多个考位，外用三道荆棘包围，并建6个了望塔。由于防火能力差，发生两次火灾，最严重的一次烧死90多名考生。张居正时改成砖木结构，以后又有修缮。
“贡试”是国家大事，承担着为国选材的任务，故形成了一套复杂的仪式，每年皇帝要亲自接见考生，考生还要参加国家祭奠。但考生来自各地，出身不一，进退失措在所难免，在参加祭奠时，他们经常会挨骂、挨打，严重的还可能丧失考试资格。
外地考生云集京城，自然也会带来商机，明代会馆多在贡院附近，形成了一个商圈，比如附近的顶银胡同，都是当铺，专做考生生意，再比如鲤鱼胡同，取“鲤鱼跃龙门”之意，多是会馆，而驴蹄子胡同则以旅店为主，因为贵族才骑马，考生身份只适合骑驴。
清代不允许汉人居内城，会馆一律迁到南城，催生了琉璃厂等地的繁荣，比如墨汁便是为了方便考生而发明出来的。
科举文化的消亡始于清末，八国联军入北京时，贡院遭到严重破坏，因附近曾击毙克林德公使，此处又归德军管理，故每日拆房，将建筑材料变卖，留守的奕劻曾派员交涉，却无人理睬。经此一劫，十室损其九，因无屋可用，当年的科举不得不移到河南举行。
1905年，科举被废，从此乡绅阶层再无权威，社会组织力大大下降，乡村社会转由富翁、豪民控制，由此引发深层动荡。
北京贡院由于退出了历史舞台，加上内乱不休，基本荒废。1937年，日军占领北京，将贡院改成“日本神社”，并就近扒开城墙，以利交通，称为“启明门”，寓意中日亲善。抗战胜利后，改名为建国门，此时贡院内的传统建筑已基本被毁坏。
新中国成立后，海军机关曾在贡院办公，今贡院仅留地名。通州原也有贡院，负责乡试，在华北地区，规模仅次于北京，后毁于八国联军战火，于今仅剩北围墙残段。
老北京高考怎么走后门
科举制度在中国有1300多年的历史，在一定的历史阶段中产生过积极作用，但到了清代，已逐步僵化，不仅考试内容严重脱离现实，而且出现制度性腐败。
清以马上得天下，在关外以尚武为国粹，为不沾染文弱之气，故禁止普通旗人学习汉语，因此文化程度普遍不高。到清中期，一是统治者认识到不能马上治天下的道理，转而推崇汉学。二是与汉人长期交往，旗人也受到较大影响，汉语日趋普及。于是，到乾隆时期，政府开始推行“满科举”，希望从中选拔旗籍的管理精英，预防汉官擅权。
满科举初期只考翻译，到后来渐渐与汉科举并轨。但参加满科举的童生要先考马步箭，合格者才能参加科举，这也是为了弘扬祖上尚武精神之意。
为保持旗人官员比例，清代满科举录取比例明显超过汉科举，而旗人总人数较少，故满科举录取比例比汉人高数十倍，而各宗室更是走捷径，子弟连小试都不参加，直接一考过关。满科举没有汉科举糊卷匿名制度，所以权贵很容易上下其手，甚至公开作弊。
皇家虽然知道这些问题，但考虑到整体文化水平有差距，贵胄后代的家教尚有保证，至少比普通旗人子弟素质要高，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清中期时，八旗贫困现象已非常普及，一是康熙立下“皇朝盛世，永不加赋”的规矩，政府收入基本持平，故支出亦不增加，相沿百年，在通胀的影响下，货币购买力大大下降。二是人口增加，八旗子弟又不能经营商业，否则取消旗籍，甚至离开京城到外地谋生都要事先批准，这就逼着他们只能坐吃山空。
穷旗人无可奈何，只好虚报妻子亡故，然后假装续弦，其实仍娶元配。按规定，婚丧可各赏10两白银，颇能救一时之急。只是这样的伎俩渐次普及，到同治时，政府已无力承担，便彻底废除此项赏银。
没有钱，法律又不允许旗人卖地卖房，穷旗人就假装招佃招租，渐次转让出产业。到后来，甚至卖儿卖女，而这是当时法律所不允许的，可见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在这样的情况下，许多旗人的教育失去保证，这就给少数官僚以垄断权力的机会。到清末时，许多八旗官员不仅能力差，而且毫无忠诚度，以武昌起义为例，在旗的高官们都想着自己的利益，无人肯承担责任。
“满八旗”的制度设计，本是为了照顾八旗子弟，可这项倾斜政策，反而伤害了他们。由于竞争压力小，使他们外无视野内无胸襟，最终被历史大潮所淘汰。古往今来，既得利益集团的结局大体如此。
值得一提的是，旗人未必都是满族，既有蒙八旗、汉八旗，此外八旗中还有俄罗斯人，他们来中国做生意，后入了旗籍。
明清皇帝上朝说北京话吗
北京方言历史悠久，影响巨大，普通话即“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但北京话是怎么形成的？它又是如何影响到全国的？明清皇帝上朝时说北京话吗？
其实，真正北京话的历史并不长，只有400年左右。中国国土广阔，各地均有方言，为交流、行政、管理等需要，四千年前夏代便产生了“雅言”。不同时代的“雅言”均不一样，特别是晋代、宋代两次衣冠南渡，变化尤多，但原则上都以中原伊洛地区方言为标准，比如金代的北京人，就以洛阳读书音为正音。
恢复古人的“雅言”，今人恐怕一句都听不懂。在日语、朝鲜语中，我们会发现不少读音与汉语近似，从中略可体会不同时代“雅言”的痕迹。
元代北京成了首都，但官方场合所用仍是中原口音，只是与本地方言有所结合，形成了大都话。朱元璋灭元后，各地移民大量入京，大都话渐式微，由于河北移入人口较多，故北京民间方言以河北口音为主，而官方则使用“雅言”，即河南官话。到朱棣迁都北京，江淮官话等也对北京方言产生了一定影响。
据富察玄海先生所述，清入关后，前期和中期上朝均用满洲话，汉臣必须学习满语，但民间则出现了旗下话、土话、官话三者杂糅的趋势，北京话正是这三者结合的产物。北京话音调高，即受东北话影响。清代北京话分文读、白读两种，文读是旧的标准音，读书人多用，但到了清后期，基本失传，只剩下了白读。
清中期，随着对汉臣的倚重，且为提高办公效率，清宫上朝一律改用北京话，满语仍是国语，但不再充当官话。1728年，雍正设“正音书馆”，在全国推行北京话，规定读书人听不懂北京话就不能参加科举考试，甚至童生不得考秀才。虽然推广力度甚大，但各地敷衍推诿，到嘉庆时，“正音书馆”纷纷关闭，几无孑遗。
缺乏统一的语言标准，给沟通带来了巨大麻烦，比如晚清名臣曾国藩是湘乡人，可湘乡话却是全国最难懂的方言之一。再比如康有为被召见时，光绪皇帝怎么也听不懂他说的南海方言。为避免难堪，清末两宫太后召见地方官员时，不得不破坏历来的规矩，允许召见时带一名随从，充当“翻译”，而此前清代的召见，除军机大臣，一般只能是君臣二人，室内不得有闲杂人等。
1902年，张之洞、张百熙上疏提倡全国使用统一语言。1909年清政府资政院开会，议员江谦正式提出把“官话”正名为“国语”。民国时，教育界提出以北京音为国语标准音，但未获批准。新中国成立后，1955年全国文字改革会议最终确定了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话的地位。
崇祯究竟死在哪儿
崇祯皇帝自缢于景山，遗址至今犹存，且有石碑为证，许多人以为这是常识，但事实上，这个说法是错误的。
1644年，李自成兵临城下，一场突发的瘟疫严重削弱了守城明军的战斗力，据史料记载，20万大军能登城的不过6000，且多为羸弱之卒。明北京内城墙约12公里，外城墙约14公里，就算皇城不布防，每名士兵平均也要守50米左右，绝无坚持的可能。
3月18日夜，农民军攻破外城，崇祯带十几名太监逃离皇宫，到齐化门，守军不认识他，以为有诈，将其射回，转安定门，没想到门闩沉重，太监们无法抬起，正是这根沉重的门闩，彻底改变了明朝历史。
19日，农民军入城，遍搜皇宫无果，直到22日才在煤山（即景山）发现一具尸体，左手写“天子”二字，经太监辨认，系崇祯无疑。然而，对此说法，史家一直有争议，比如黄云眉先生认为崇祯自缢于北海公园，俞平伯先生则认为崇祯死于管园人的小屋。
“巍巍万岁山，密密接烟树，中有望帝魂，悲啼不知处。”这是清人哀悼崇祯的诗作，其中透露了两点疑问，首先，北海公园琼岛上也有一座“万岁山”，第二，自缢遗址，当时的人已经“不知处”。
至于“找到”自缢遗址，并“指出”究竟是哪棵树，甚至绘声绘色地称这棵树为“罪槐”，这是清政府为笼络人心干的事。清军以“为崇祯报仇”的名义入关，当然要做做样子，但并没有勒石立碑。
1931年，故宫博物院始立“明思宗殉国处”碑，沈尹默先生题写碑文，正值抗战前夜，故将“明”左半边故意写成“目”，以示对“日”不屑。此碑“文革”时被砸成两段，拉到原北京少年宫当井盖，北京少年宫即原景山寿皇殿，也有说法崇祯自缢于此。2003年，此碑回到原地。
从档案照片上看，1931年时“罪槐”恐已非原树，此时距崇祯自杀已280多年，而照片上的槐树胸径不过一尺，生长得也过于缓慢了。上世纪60年代中期，“罪槐”枯死，1971年伐去，1981年，栽了一棵小树，1996年，为渲染气氛，公园找了一棵树龄150年的歪脖老树，移栽于此，原本是建国门一带的道边树，就此冒名成了“罪槐”。
1944年，甲申三百年祭，此处又立一碑，傅增湘撰文。傅是著名的教育家、藏书家，北洋政府时出任教育总长，在他的维护下，蔡元培当年得以施展“兼容并包”的教学理念，蔡元培辞职后，他也辞职了。1938年，傅参加日本人操纵的东亚文化协议会，并任会长等职，为时人所指。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周恩来派陈毅持亲笔函，专程拜访。陈毅未到，傅已抱憾长逝。傅增湘撰文的石碑曾于1955年被移走，后又在原地复立。
总之，“崇祯自缢处”不过是个象征，以表达后人对历史的一份敬畏而已，如果信以为真，未免贻笑大方。
死者覆面源于崇祯吗
逝者以白布覆面，这是全国各地都有的丧葬习俗，有说法认为它来自老北京。据说，明崇祯皇帝上吊前，特意嘱咐太监以布覆其尸体的面部，因为他丢了江山，无颜见列祖列宗。
北京是首善之区，礼仪最为正规，全国各地取法都城，也属正常，但此说有两个疑点：首先，崇祯自杀前，身边只剩老太监王承恩一人相随，王同时上吊自杀，以布覆面之嘱怎么传给后人？其次，据史籍记载，崇祯是以发覆面，并非覆布。
考察此俗来源，可根据考古发现来研判。事实是，早在西周时期的贵族墓葬中便已发现覆面，多用玉，由于好玉难得，故生活用玉不小心碰伤或摔碎后，往往改造成覆面的材料。这一习惯不仅中原有，西域、内蒙古、契丹都有，可见流行之广。
覆玉为什么变成覆布了呢？因为覆玉并不是直接放在脸上，而是先覆布，再在布上放玉，而普通人无玉，就只能覆盖一层布了。覆布易腐烂，故出土时多见覆玉，少见覆布。
既然覆布之俗已有2000多年，那么它是何时产生的呢？传说有二：
一说是源自吴王夫差，他在战胜越国后，不听伍子胥苦谏，放松警惕，后来甚至逼迫伍子胥自杀，伍死前说要把眼睛悬挂在城门上，亲眼看到吴国的灭亡。后来越王勾践卧薪尝胆，一举灭掉了吴国，夫差死前嘱咐尸体覆面，因为无颜见伍子胥。
二说是源自春秋时的齐桓公，他晚年不思进取，不顾管仲、鲍叔牙的劝谏，亲近易牙、竖刁等奸臣，结果被他们窃取权柄，关押在宫内，活活饿死，奸臣们秘不发丧，以追杀齐桓公的亲信和子女，尸体在宫中放了多日，身上的蛆虫甚至爬到了宫门之外。齐桓公临终时托付宫女，以绫罗覆面，以示无颜见管仲、鲍叔牙。
两种说法大同小异，虽表达了美好的愿望，但显然是后人穿凿附会，不值一驳。
那么，人死后为什么要覆面呢？学界至今也没形成统一的意见，主要有三种说法：首先，人死后面目狰狞，既然丧礼规模盛大，则覆其面既尊重逝者，也尊重来宾；第二，古代医学不发达，认为停止呼吸是死亡的标志，但有的人休克很久，气若游丝，却又能苏醒过来，为鉴定逝者确实死掉了，一般会以绸布或纸覆其面，等候半日，如果有轻微起伏，表示这个人并没死；第三，古人并不把死亡看成结束，而是另一种生命的开始，即进入阴界，阴界畏阳光，故覆面以遮挡，让死者更舒适。第三种说法有考古发现佐证，新时期时代，部分先民已经用打碎的大陶罐为逝者覆面了。
由上可知，覆面之俗与崇祯无关。
老北京的衙门不好混
“阎王好见，小鬼难缠”，这是过去老北京人对各官府机构的准确评价。从理论上说，古代官员非世袭，多是平民出身，通过科举考试才当上官员，却为何不愿给老百姓办事呢？
因为科举考试严重脱离实际，比的是谁能背死书，官员们满腹经纶，却无办事能力，只会讲大道理、争道德制高点，靠价值观来断事，具体操作全赖小吏。在老北京，各级政府少不了书吏，他们熟悉法律规章，却没有正式身份。
当好书吏并不容易，先要拜老书吏为师，并在其帮衬下进机关，第一年叫“事务”，只能打杂，没任何收入，连午饭都得自己准备。第二年叫“写字”，官方给午餐费。第三年叫“贴写”，依然抄抄写写。两三年后，可升为“注销”，负责来往文档。以后升为“说堂”，可与长官接触，再升为“值宿”，在领导下班时独当一面。再往上是“办稿”，替领导写稿。稿写多了，就成了“看稿”，最终为“经承”，是书吏的头目。
书吏升迁艰难，其间备尝人情冷暖，可清廷却规定，“经承”最多任职5年。清廷担心，老吏业务过于烂熟，将操纵官员，可如此刻薄，不仅执行不下去，还会产生副作用。
事实上，各衙门都是应付了事，“经承”一到5年，便让其更名改姓，糊弄上级，因为官员们确实已离不开这些老吏，上级对下属的小动作了然于心，但想到自己部门也要靠老吏，故视而不见。
清廷用老吏，却又防老吏，且在制度上克扣老吏。清代各部门经费中，虽有“饭银”支出，但远远不够书吏们养家糊口之需。为维持团队稳定，“经承”只能自掏腰包，可这么大的亏空，总不能自己出，这就逼着老吏们贪污腐败，到后期，成为公开的“陋规”。甚至连发给曾国藩的军饷，也需向相关部门缴纳“陋规”，否则就拖欠不给，连皇帝都无可奈何。
吏治败坏如此，为何不加整肃呢？首先，到清末时，问题已积重难返，牵一发而动全身，改革成本太大，所谓“官帮官，吏帮吏”，动一个老吏，各部门老吏或请托，或找门路，甚至集体罢工，部门工作立刻瘫痪；第二，老吏虽是蠹虫，却是封建皇权所需要的，皇帝希望官员无能，这样才不会对自己造成威胁，而老吏虽能干，却名不正言不顺，名誉又差，且多有贪污腐败的案底，故更容易操纵。
“治官不治吏”，结果清末屡次整肃官场，皆流于形式，“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的局面始终未能打破，对老吏来说，他们手握大权，却得不到尊重，升迁无望，连正式工资都没有，自然也就不会廉洁奉公，更不会为百姓办事了，老北京对衙门评价颇低，不是没来由的。
老北京曾经鸣炮报时
“晨钟暮鼓”，老北京报时都依靠它，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前，还有另外一种报时法，即每到中午在德胜门、宣武门鸣炮，俗称“宣武午炮”。
炮在古代战争中作用巨大，明末为对抗清军进攻，大量进口“红衣大炮”。一说红衣为红夷之讹，因当时红头发的荷兰人在亚洲影响甚大，明朝常到荷兰东印度公司采买火炮，另一说是这些巨炮上盖以红布，故名之。两说皆有道理，明朝因台湾问题与荷兰交恶，贸易往来极少，基本没从他们手中买过炮，大多数炮是在澳门从葡萄牙人手中买来的，多是英国造。
“红衣大炮”一度改变了战争格局，造就了袁崇焕的威名，但由于制度腐败，大量明朝军队降清，清军也掌握了制炮技术，并成为其鹰扬天下的法宝。
1653年，明亡后第九年，为加强京城防备，济尔哈朗提议，顺治皇帝批准，在北海公园琼岛和内城九门上各设信炮五门，并立五根旗杆，遇到紧急情况，白天挂旗，晚上挂灯，并立刻鸣放信炮，以提醒警戒。当然，炮不能乱放，需持金牌传令才行，各门信炮需同时鸣放。
这些古炮体现了当时造炮的最高技术，重约800公斤，安放在木制的炮车上，进退自如，并可左右调整方向，和现代炮车设计非常近似，与电视剧中的笨重之物，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以后清代长期和平，武备松弛，造炮技术一落千丈，到清末时，水平甚至不如明末，故城楼上的古炮一直没被淘汰。1924年，溥仪离开故宫，北京钟鼓楼不再报时，为服务市民，每到中午，便在宣武门城楼上鸣炮报时。
为什么选择在宣武门？因民谚称：“崇文、宣武各西东，左亡明，右亡清。”明代最后一位君主是崇祯，而清代最后一位君主是宣统，分别是崇文门、宣武门的第一个字，所以民间将宣武门看成是清朝灭亡之门。
没想到，宣武门首次鸣炮便发生了意外，震塌了周边的民房，只好减少炮的数量，为避免声音变小，北城听不到，便在德胜门同时鸣放。由于鸣炮报时始于宣武门，加上当时宣武人口更密集，故人们习惯上仍称为“宣武午炮”。
然而，“宣武午炮”用的真是古炮吗？一直以来，颇有争议，因古炮已陈设数百年，太危险，操作也比较复杂。因此，今人多认为是当时北洋军阀调了两门退役的克虏伯野战炮当“午炮”，只是当时古炮仍在城楼上，留有照片，遂让后人产生误解。
1927年，为方便交通，宣武门、朝阳门城楼被拆，城上文物、建筑材料都被变卖，以弥补政府官员的欠薪，但保留了部分瓮城。
到上世纪30年代，因放炮报时花销太大，被迫停止。1933年，宣武门瓮城亦被拆除。
老北京为何会馆多
在老北京文化中，会馆文化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老北京俗语称：官员出入正阳门（官府多集中正阳门外），士子出入宣武门（文人会馆集中在宣外），商人出入崇文门（这里是税关，商人多居住在附近）。
据不完全统计，历史上仅宣南一带就有数百家会馆，在这些会馆中，上演过热血沸腾的“公车上书”，鲁迅先生完成了《狂人日记》，在京剧发展史上，会馆也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正是有了这些会馆，各地优秀文化得以在这片土地生根发芽，让北京文化更加多元、更加丰富。会馆多，是老北京独有的一景。
北京会馆的兴旺，始于明代，清代达到极盛，原因有三：
首先，明清农业高速发展，农村出现了大量剩余劳动力，可以离开土地，从事商业。据估计，明代粮食平均亩产245斤，较宋代多80斤；清代粮食平均亩产达310斤，较明代又提高了65斤。明代耕地面积为9亿亩，清代为13.8亿亩。明清农业高速增长与引进美洲作物有关，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
第二，政府鼓励商业，明张居正执政后，大力推行一条鞭法，农民纳税不能再缴纳农产品，必须到市场上折合成银铜，这个举措带有鲜明的前现代的特征，鼓励农民与市场主动结合，促进了货币的崛起，为商业发展提供了条件。
第三，观念转型，中国历代重农抑商，但明代主流学者大多对商人抱同情态度，因为这些学者、官员多来自南方，地稀人稠，人民不得不经商，王阳明、李贽、黄宗羲等都曾在著作中为商人抱不平。清入关前，依靠商人贩运中原军火、铜铁料、盐等，明政府三令五申，却始终无法禁绝，入关后清廷对商人抱有好感，管理措施相对宽松。
明清商业发展迅速，这为会馆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明成祖迁都后，北京成了科举的中央考场，大量学子来京，生活无着，刺激了会馆迅速繁荣。
商人们在京建设会馆，为乡党提供住宿条件，一方面是出于乡里情谊，另一方面也是政治投资，如果学子科举成功，成为官员，所带来的回报巨大。在封建社会，皇权缺乏足够的能力，无法对乡村社会直接治理，因此也非常注意利用同乡的认同感，将其转化为管理工具，明知会馆可能滋生腐败，依然变相鼓励它的发展。
以芜湖商会为例，1905年成立时，会长是李鸿章的侄子李仲杰，有二品衔，其他负责人汤善福、翟寿芳都是四品，官商一体，明目张胆。
传统会馆多是同乡捐建而成，除特别贫寒的举子外，落榜者不得久住，需回乡复习，除了大考之年外，平时非常宁静。会馆的管理完全依赖乡土观念、血缘关系，宗法色彩浓厚，但一般情况下，会馆馆长由选举产生，任期三年。
清代皇帝会养生
明清皇帝都以故宫为家，在这里生活与办公，有趣的是，清朝皇帝寿命更长，平均达53岁，而明朝皇帝只有42岁。康、乾在中国历史上都是数得着的长寿皇帝，令人好奇：难道清朝皇帝的基因更有优势？
首先要澄清一个概念，在抗生素发明前，人类平均寿命一般在40岁左右，因为婴儿死亡率高、出生风险高。中国历史上共产生了335个皇帝，虽然有被暗杀、夺权的风险，但整体保健水平较高、日常风险低，可他们的平均寿命只有41岁。
古人平均寿命和现代人无法相提并论，考虑到这个因素，清代皇帝应属长寿，究其原因，不外有四。
首先，清朝皇帝生活比较规律，明代皇帝经常不早朝，而清代皇帝则兢兢业业，有时凌晨4点便起床，因朝会经常安排在五六点，坚持早起早睡，契合“养生之道，常欲小劳”。
第二，注意饮食清淡，明代御膳以鲁菜、清真菜为尊，康熙却感觉油腻，他特别推崇淮扬菜，主张淡而有味，清代御厨有关外烧烤，但食后必饮酸汤，据记载，清朝皇帝每日只吃两顿正餐，除皇太极、雍正可能死于心脑血管疾病外，其他人体重大多偏瘦。
第三，喜爱体育锻炼，清代以弓马得江山，非常重视骑射，特别是盛期的几位皇帝，经常打猎、骑马。不仅如此，还通过摔跤、武术来锻炼身体。清代摔跤分两种，一是宫里跤，一是宫外跤，前者不许用绊子，练习者不容易受伤，对臂力、腰腹肌肉锻炼更充分。康熙一生射杀153只老虎，当然，其中绝大多数并非是自己的功劳，而是由手下人先将老虎打个半死，他再最后负责一击，但作为一国之君，做到这一点也不容易。
第四，生活节制，虽然妻妾成群，但清代家法甚严，故像同治这样荒唐的皇帝比较少，明代有好几个皇帝因生活不检点死于意外事故，清代就少得多。与历代相比，清代皇子课业最重，不少皇帝满腹经纶，有较高的修养，有助于延年益寿。
历代宫廷都重养生，但明代皇帝偏信黄老之术，不能自拔，甚至整日服石炼丹，导致中毒而死。清朝皇帝虽然也很迷信，但相对理性，坚持“诸教为我所用”的实用原则。基本以服用动植物补药为主，重视温补。
有趣的是，清代皇帝寿命虽长，公主的平均寿命却很短，只有21.8岁。清代为江山社稷考虑，经常采取政治联姻的手段，仅远嫁到蒙古的公主就超过了30位。清代皇家教育也是重男轻女，公主们基本没有什么体育锻炼的基础，嫁到环境不熟悉的异域，自然会影响寿命。此外古代妇女生育是一大难关，死亡率颇高。即使是没被远嫁的公主，因身份特殊，她们的婚姻也往往不幸福，又无法倾诉，往往在忧郁与隐忍中，匆匆走完生命历程。
香山为何多黄栌
每年11月初到月中，是观赏香山红叶的最佳时期，众所周知，香山红叶以黄栌树为主，但黄栌在中国的原产地是西北和南方，非本地树种，是谁把它们“搬”到了香山呢？为什么要如此集中地种植呢？
香山开发，始于金代，以后历代皆有扩建，但在乾隆之前，并无香山红叶一说。直到乾隆十年（1745），这里定名为静宜园，情况才发生了改变。
乾隆喜欢爬山，曾165次登上香山，甚至更远也更高的盘山（今属天津市），他也爬过32次。乾隆喜欢香山，传说是因为它山顶似香炉，很像江西庐山的“香炉峰”，香山之名亦由此来，但这个说法并无实证。还有一种说法称，山上杏花颇多，开放时香气四溢，故称香山。
这些说法，未免望文生义，中国从南到北，叫香山的地方不下几十处，这或者仅仅是一种惯用称呼。但后一说法却透露出一个信息：香山的杏花曾比红叶更有名。事实上，在乾隆时，香山主要的树种是槐树、榆树、枫树、银杏，黄栌并不多，这里的枫树是所谓“元宝枫”，当地人俗称它为槭树，叶呈五角，秋天也会变红，它外貌近于“五角枫”，但比较矮。
其实，乾隆喜欢爬山，不是为了锻炼身体，而是用它来弘扬尚武精神。八旗马上得天下，到乾隆时，八旗子弟游手好闲，战斗力已有较大下降，对此乾隆非常警惕。他倡导“国语骑射”，并立了“下马必亡碑”。为征服大金川的反叛，乾隆在香山脚下仿建了碉楼，供特种部队练兵。以后金川之役已胜，碉楼却并没废弃，而是又添造了许多，继续训练，可见乾隆对武备的重视。
香山的黄栌，固然是为了娱乐玩赏，但更重要的是，红叶为关外常见之物，在宽甸、本溪等八旗先人的聚居地，都有大片的红叶林区，在香山广植红叶类植物，有追念先人、不忘根本之意。望红叶而思前人创业艰难，这不失为砥砺士气的妙法。只是关外的红叶多为枫树，关内种植者不太熟悉其习性，因此改种黄栌。黄栌可制漆，果实、根等能入药，不易生病，树形也漂亮。更重要的是，它耐旱畏湿，特别适合在山地种植。
乾隆朝以后200年，香山的黄栌树越种越多，已接近10万株。风景更加雄壮震撼，但物种过于单一，也带来了一些问题，比如病虫害等，对景区构成威胁。
其实，不仅是北京香山多黄栌，在山西、山东、河北等八旗驻地附近，也曾大量种植黄栌，可见，黄栌不仅仅是观赏树，还有着更丰富的精神内涵。
“老北京”怎样管物价
物价升降，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在商品经济尚不发达的时代，一旦价格波动，为患深远，那么，“老北京”的物价是如何管理的呢？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历代统治者对物价问题都高度重视。以明代为例，商家所有商品价格需每月上报，粮、盐、马匹等重要商品的价格均需皇帝批准，绝不能私自作价。北京地处天子脚下，设有东南西北中五城兵马司，每三日校勘各商家，一是检查度量衡是否准确，二是执行价格监督，对乱涨价的，“杖八十”，乱降价也不行，扰乱市场秩序，要“笞四十”。
到清代，物价管理更严，乾隆时价格监管的商品多达2620多种，连瓦工工资、木匠工资都有规定。如此大包大揽，优点是确实平抑了物价，康熙以后一百多年，正常年份的粮食价格上涨还不到1倍，堪称奇迹。但缺点是抑商过度，影响了经济进步。
在农业社会中，粮食价格最为敏感，也最难管理，为什么古人却能百年只有微涨呢？因政府设有“常平仓”，丰年高价收购，歉年低价售出，不仅打击了投机行为，且防止了谷贱伤农。“常平仓”在战国时已出现，隋唐充分发展，明清则相当成熟。
但“常平仓”也有弊端，它是一笔巨大的流动资金，很容易被挪用，皇家自己就经常挪用“常平仓”的粮秣，加上各级官员层层扒皮，“常平仓”亏空甚多。为弥补制度漏洞，只好增派官吏，互相牵制，但时间一长，互相牵制的官吏间很可能媾和，结果编制增加了，行政效率却降低了，亏空依然故我，只好再增加新的制约部门，于是冗员越来越多。
到清末年，统治者也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两度准备精简机构：第一次是“戊戌变法”，百日即告失败；第二次是所谓“新政”，结果百官集体辞职，皇家完全被架空，急得慈禧要跳中南海。随着皇家管理能力下降，到清代末期，物价已失控制，但有趣的是，与后来相比，这一阶段物价波动并不太大。因为当时各行业均有较成熟的行会组织，商家们通过自组织、自律等方式，不仅平抑了物价，还营造了良好的市场秩序。
管好物价，才能创造稳定的局面，但为此牺牲市场公平却会得不偿失，与其人为平抑，不如更多依靠市场力量，当市场健康时，物价自然会趋于平稳。
老北京皇家养大象
大象，陆地上最庞大的哺乳动物，喜温暖，非北方所产，但有趣的是，它与老北京城却曾结缘700年。
皇家饲养大象，宋代已有，因其罕见，且身躯庞大，可彰显天朝“万物皆备于我”的气势，故得到特别重视。在北宋都城汴梁，经常会有皇家大象炫耀性的游街活动，小贩们趁机跟在后面兜售大象玩具，作为旅游纪念品。
元代北京成了都城，始有大象，但待遇不高，需干力气活，比如忽必烈在景山搞绿化，就派大象驮树种。元代皇家仪仗队由6头大象打头阵，此外皇帝还经常会乘大象拉的车（即玉辂车）。元代大象养在积水潭边，因大象好水，需经常洗澡，当时的积水潭比今天大得多。
明代故宫门口用两头大象看门，按规定，还应有虎豹，但实际上很少用。明代大象多是南亚各国进贡而来，养在宣武门内，主要负责在南北郊祭时驮祭器、驾车等。此外就是在朝贺时，站在两边，等官员们全过去了，鼻子一搭，仿佛关门。一次日常规模的朝贺，需用6头大象。
由于宣武门一带无水塘，大象只能出宣武门到城壕中洗澡，日久天长，成了景观，所经过的街道也被称作“象来街”。到清代，洗象成了每年6月“天贶节”的固定仪式。洗象的工具很复杂，比如有推象进退的“叉”，有专门的竹刷。为了看洗象，这一天宣武门外酒楼临水座位的价格，甚至要“千钱”。
乾隆时，南亚“进贡”大象达17次，共50多头。清规：大象每日待遇是老米3斗、稻草160斤。但大象太多，朝廷负担不起，只好下令以后贡象，均交云南、广东官府代养。清光绪时，一头大象早朝时突然野性发作，带车逃逸，还冲入民宅踩死了人，到晚上才被捕获，从此清廷銮驾再不用大象。
颐和园养大象，则在庚子事变后，传说八国联军入京，慈禧仓皇出逃，临时找了一辆民夫的骡车，驾车人叫武寿峰，武沿途照料甚殷。回京后，恩赏为象官，象房设在颐和园北宫门往北一里多地，原是养御马的安河圈。
武寿峰喂养一对缅甸进贡来的大象，但麻烦的是，公象一齿折断，母象则性喜吸水喷人。为应付慈禧观赏，武寿峰便在象房中掏洞放入老鼠，母象害怕，就用脚封住洞口，自始至终不敢移动半步，自然无暇去吸水喷人了。此外，他还给公象做了金牙箍，接好断牙，对慈禧则称：“左牙镶金，右牙镶银。太后福寿无量，天下四时皆春。”令慈禧大悦，赏了他50两银子。当然，这只是民间传说，因为大象并不怕老鼠，此外，清代赏赐多是象征性的，一次给50两银子的情况很少，不会为一句吉言就如此破费。
缅甸大象病死后，西太后按大臣礼节举行了葬礼，停灵九天，并给杉木棺材，葬于玉泉山西边象鼻子沟。清后期积弱，皇家无力照顾，随着大象老病而死，象房也就渐渐凋落了。
军队与北京地名
北京地名中，许多带有军队色彩，比如“校场口”、“蓝旗营”、“北营房”等。提到军队与北京地名的关系，就不能不说八旗军。
清定都北京后，八旗主力驻扎在城内外，称为“禁旅八旗”。除正阳门外，八个城门都有旗兵驻防。清朝统治者认为最大威胁来自北方，因此德胜门和安定门是防守的重中之重，皇帝亲自指挥正黄、镶黄两旗驻防。清朝在京城的北部郊外也部署了相当的兵力，正因为如此，北京北面以“旗”、“营”为名的地名特别多，而其他三个方向类似的地名就比较少。
清初八旗驻防分布是：镶黄旗居安定门内，正白旗居东直门内，镶白旗居朝阳门内，正蓝旗居崇文门内，正黄旗居德胜门内，正红旗居西直门内，镶红旗居阜成门内，镶蓝旗居宣武门内。简单来说，就是两黄旗守北，两白旗守东，两红旗守西，两蓝旗守南。
康熙年间开始，八旗逐渐移居城外，因为当时在西郊营造圆明园，便从北京城内抽调八旗官兵前往保护安全。圆明园落成后，几朝皇帝每年都要在圆明园住上几个月，并设朝理政，圆明园事实上已成紫禁城之外的另一座皇宫。为了护卫圆明园的安全，于雍正二年（1724年）设立八旗护军营，规划为：镶黄旗驻圆明园后树村西，正白旗驻树村东，镶白旗驻长春园东北，正黄旗驻萧家河村北，正红旗驻北安河桥西北，镶红旗驻玉泉山东北，正蓝旗驻海淀东，镶蓝旗驻颐和园南蓝靛厂。八旗兵驻扎城外，在地名中可以反映出来，比如“厢红旗”、“蓝旗营”等。
乾隆十四年（1749年），清在香山成立了“健锐云梯营”，是一种为攻城而单独训练的特种兵，以后这里也出现了正白旗、镶白旗等地名。
值得一提的是，今天的西三旗、西二旗、东三旗、东二旗等地名与八旗制度无关，它们是明代的地名，明代军队中“旗”是最基础的单位，每“旗”10人，5个“旗”上有“总旗”。这些地名都是明代牧马的军队驻地。
今天的北京地图上，会找到北营房、南营房、东营房之类的地名，这里都是驻守城门的八旗兵的营房。北京宣武门外有一条胡同叫校场口，历史上这一带曾经是八旗兵练兵、习武的地方，西城区还有“校场胡同”，过去北京各类“校场”非常多，今东安市场原来就是“校场”，因长期废弃不用，后来被小商小贩占据。
有趣的是，德胜门外西北，是清军正黄旗旗营所在地，这是当时八旗最精锐的部队，被认为是太平之地，所以此地被人们称为太平营。
明代天坛已“开放”
1918年1月1日，天坛公园正式对外开放，这是众所周知的常识，但这是它成为人们游玩之所的开始吗？其实，从明代起，许多人已经开始拿它当公园了。
据明代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记载：“京师唯天坛游人最盛。”每年端午节，这些“游人”在此地举办骑马射柳比赛，不少太监也参与其中。
堂堂皇家祭天之所，怎敢如此践踏？因为，天坛内有神乐署，大祭时负责配乐，平时授徒，相当于皇家音乐学院，就在天坛内办公，为增加收入，他们先在坛内开茶棚，渐次把天坛当公园，坐收门票。
明朝初期实行天地合祭，天坛活动不断，如此沿袭了多年，到明嘉靖年间，明世宗“大礼议”，改为四郊分祀，又建了地坛、日坛、月坛，天坛的地位相对下降，祭祀活动也不那么频繁了，后来明世宗在宫内几乎被宫女勒死，搬到西苑居住，长年不参加祭祀，天坛大祀只派官员替代，管理日渐粗疏。
明亡清兴，天坛制度依旧，只要有钱，照样可以进进出出，连《顺天府志》都记载道：“挈酒游高粱或天坛，坛中有决射者，盖射柳遗意。”当时文坛领袖王士祯还写诗记载了自己在天坛品茶的感受。可见大家习以为常，没觉得有什么不对。
祭坛本是圣洁之地，为何管理如此模糊？因为它是皇帝的财产，和老百姓没什么关系，所以没人爱惜它。
作为农耕国家，敬天法祖本是了不得的大事情，在意识深处，大家也觉得它和自己的生活息息相关，换言之，天坛属于公共财产，应该保护好它，可围上墙，大家平时看都不能看，那么，谁还会觉得那里面也有自己的一份呢？
当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城时，部分北京人哄抢皇家财物，甚至主动帮助侵略者，他们平时看上去温和、谦恭，谁也没想到，他们内心的不满已压抑到如此程度。
那么，加强管理会不会解决这个问题呢？
其实雍正皇帝知道天坛成了公园后，曾经震怒，严加惩治，在他的努力下，短期内确实起到明显效果，可他死后不久，天坛再度沦为游乐场，到嘉庆时，神乐署内店铺林立，皇帝不得不再次下诏，要求清理。
加大管理力度，皇帝就要面面俱到，也就没时间去考虑国计民生的大问题了，即已油尽灯枯，也难免人亡政息，清代关于天坛的管理制度非常严格，条文历历在目，表面上看，权力很强大，对于违反者的惩治也很严，可就这点小事，居然管不好。
1918年，天坛正式开放为公园，但相关制度并未落实，加上战争等因素，使它反而遭受了前所未有的破坏，直到新中国成立，局面才发生根本改观。
老北京的路没人修
道路是一个城市的血脉，所有城市，莫不以修路为要务，可让人奇怪的是，作为明清两代首都的北京城，道路条件却长期得不到改善，堪称惨不忍睹。
古代中国非常重视城市道路的规划，以唐代长安为例，主干道均宽达100多米，但受生产力水平限制，只能是土路，那时连长安城的城墙都基本是土坯，只有城门的外表才用砖砌。如此宽的土路，一旦下雨，则行人举步维艰，故唐代有规定，如赶上雨天，大臣可以不上朝，不是大家想偷懒，实在是路太难走。
宋代煤炭应用逐渐普及，燃料成本大大下降，烧砖已相对便宜，但普通人依然难以承担，穷人经常沿城墙建房，以省下一面墙的材料费，但给城市安全带来很大隐患，在这样的背景下，城市道路自然难有改观。
老北京的道路最早也以土路为主，初期规划很完整，即大街宽24步，小街宽12步，清代一步为五尺，故大街的宽度在40米左右，较唐代距离大大减少。在大街两边设有明沟，以通污水等。道路基本用黄土铺垫，因为它比较干，吸水性强，可应对普通降雨，而北京较少大雨，如此设计，堪称实用。可为什么到后来会惨不忍睹呢？
首先，京城多风，而黄土很轻，动辄漫天黄土，污染极大，令人难以忍受。
第二，路两边本有明沟直通护城河，可常年无人疏通，导致淤死，加之护城河水源不足，清末时已到处是垃圾岛。污水无法排出，只能沿街泼洒，更要命的是穷人家没有厕所，干脆在路边明沟中解决，长年累月，淤积成堆，臭不可闻。
第三，由于土路颠簸，为了图舒适，贵族与商家多用重型马车，往往要五六匹骡子才能拉动，对道路破坏极大，许多路面上的车辙经年不去。
第四，黄土是建筑材料，此外可以用来做煤球辅料，—些贫困人家直接上街挖土，完全不顾行人利益。
几方面都在破坏，情况自然越来越差。清末民初，老北京逐步引入了西洋式马路，每个路口设警察，防止人们丢弃污物、破坏道路，并阻拦重型马车，但西洋马路成本极高，政府投入能力不足，只修了很少的几条路。
按当时国际惯例，许多有识之士也提出了“以路养路”的举措，即征收路捐、马车税、车辆通过费等，可王公大臣们率先反对，普通市民也不认同，大家一片喧哗，结果民意战胜了理性，只能不了了之。
于是，人人都知道现代公路好，但人人都只想搭便车，不想付出，结果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北京城真正像样的路也没几条，而当年修出的几条新路，也因无钱养护，负载过大，成了旧路。其实，即使是在古代中国经济、文化领先的一些时代，我们城市公共基础设施也往往落后于其他文明，其中原因，值得深思。
老北京皇家的“冬运会”
北京的冬天，寒风彻骨，留下了“猫冬”的说法，意思是要少运动、多保养。其实，这是特指在平日劳动时，寒冷会导致热量消耗增大，所以要“猫”。而闲暇时，则不仅不应该“猫”，反而应增加运动，故老北京冬季运动精彩纷呈。
北京冬天是按“九”来计数的，过去普通人家没挂历，只能“画梅花”，就是在墙上贴张纸，上面有九个格子，每个格子有一朵九瓣梅花，过一天用颜色填上一瓣，晴天填红色，阴天填黑色，下雪不填色。81瓣全填完了，冬天也就过去了，这叫《九九消寒图》。到清代，嫌太麻烦，改成九个字：“庭前垂柳珍重待春风（繁体为風）”，每个字都是九画，过一天描一笔，据说这还是乾隆发明的。
有了土日历，人们就可以安排自己的活动了。按老规矩，每到三九，冰嬉就开始了。冰嬉又叫冰戏，宋代就有，清代极盛，乾隆还将其定为“国技”。因努尔哈赤举兵时，专门组建了一支冰上部队，入关后，御林军的健锐营有一支编制为1600人的“冰鞋营”。为保证其战斗力，皇帝每年都要亲自校阅八旗溜冰。
校阅项目分走冰鞋、抢等、抢球、转龙射球、打滑挞等十几种，此外还要请民间艺人在冰上舞龙、舞狮子、跑旱船等。
走冰鞋即花样滑冰，穿传统满式冰鞋，将两个底部有铁片的长木板捆在脚上，一边滑冰，一边做各种各样的动作，包括托举、哪吒探海、朝天蹬、果老骑驴等。
抢等是速度滑冰，一声礼炮，众人争先，先到者有赏。
抢球则是将皮球远远踢出去，看谁先抢到，参与者需穿特制的冰鞋，这种冰鞋下有铁齿，便于急刹车。
打滑挞是从冰山上往下滑，看谁动作潇洒。
转龙射球和走冰鞋很相似，但要边走边射箭，需过两个旗门，门上有球，一为“天球”，一为“地球”，每个旗门可射三箭，必须中一，否则挨罚。
与今天不同，清代八旗都是终身军人，他们的孩子也入军籍，因此阅兵时不仅大人上阵，小孩也要参加表演，以示明日军备一片光明。此时皇帝也会乘坐专门的“冰辇”，由冰鞋营牵引，绕场巡视。传统“冰辇”很重，行动慢，为此，奥地利皇帝还赠送给光绪皇帝一乘西式“冰辇”，造型很像马车，只需八人牵引。
老北京冬天，富裕人家常模仿“冰辇”制作所谓冰床，可乘3—5人，一边观景，一边饮酒作乐。冬季太冷，牵引的绳子勒手，易冻伤，所以要用骆驼毛做，柔软且保暖。
至于普通的老北京人，最经常的运动还是滑冰和抢冰球，后者尤其普及，但一般不扔球，而是一人将碎冰踢远，众人争抢，由于挤在一起，往往一摔倒一片，用老北京话说，这叫“抢冰球，看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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