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清初，曾流传过这样一首“打油诗”：
圣朝特旨试贤良，一队夷齐下首阳。家里安排新雀领，腹中打点旧文章。当年深悔惭周粟，此日翻思吃国粮。非是一朝忽改节，西山蕨薇已精光。
诗中讽刺、挖苦的是，康熙皇帝在大兴文字狱的同时，首次开设博学鸿词科，以吸引那些自负才高，标榜孤忠，或不屑参加科考，隐居山林，又确实有些声望的文人、逸士，前来参加面试，以谋取升斗之禄。当时，确有许多年高德劭的硕学鸿儒，包括有些称病在家、一旁观望的所谓“前朝遗老”，都曾报名应试，最后，康熙皇帝从一百五十多人中遴选出五十人，授予高官厚禄。有幸得中者自是感激涕零，那些落第的人也不再好意思继续以“孤忠”自命了。
读后，心有所感，我便仿效它的旨趣与格调，也随之诌了一首：
圣朝设考选奴才，衮衮诸公入彀来。号舍真堪寒士进，侯门岂为广文开？经纶满腹成何用？蹭蹬终生究可哀。地下若逢吴敬梓，儒林外史出新裁。
所谓“圣朝”，当然指的是清朝。这是康、雍、乾祖孙三代所极力标榜的。
“圣代无隐者，英灵尽来归”。英灵或曰英才，原是无须要待设考才来“入彀”的。野无遗贤，方能显示出治平之世的强大感召力与吸引力。如果英才遍野，要靠设考加以选拔，那么，皇上的“盛德”、“圣明”还怎么体现呢？当然，奴才属于例外。
其实，清朝的主子向来是不承认“天王圣明”之外还会有什么“英才”的。在那些雄鸷、精明的最高封建统治者眼里，作为适应型角色的汉族官员，原本都是一些奴才胚子、一些只供驱使的有声玩具，是无所谓“英”，无所谓“杰”的。他们一向厌恶那些以“贤良方正”自居的臣子，尤其是看不上那些动辄忧心忡忡、感时伤世的腐儒、骚客。因为设若臣下可以为圣为贤，或者人人都那么“忧患”起来，那岂不映衬出君王都是晋惠帝那样的白痴、宋徽宗那样荒淫无道，说明其时正遭逢乱世吗？乾隆皇帝就否定过“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说法，他的意思显然是，如果责任都放在村野匹夫身上，那他这个皇帝岂不形同虚设！所以，“圣朝设考”，物色奴才，当无疑义。
不过，说是“圣朝设考选奴才”，也有一个不易绕过去的障碍。在清朝，投考的举子绝大多数都是汉人。而汉人在清朝是不称为“奴才”的。清朝规定，给皇帝上奏章，如果是满臣，应该自称为“奴才”；如果是汉臣，则要自称为“臣”，若是稍一不慎，或者故意谦卑自抑，以“奴才”自称，就算是“冒称”，那是要问罪的。不是有个汉人官员马人龙，偏要自我贬损，在奏章中以“奴才”自称，结果遭到乾隆皇帝一通臭骂吗？套用鲁迅先生把历史上的时代分作“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的说法，我们也可以说，对于汉人士子来说，清朝就是“想做奴才而不得的时代”。
当然，就广义上讲，满人也好，汉人也好，在清朝主子眼中，一例都是专供驱使的奴仆——明清时期，奴仆就常常被称作“奴才”。他们不要说人格，连起码的人身自由也谈不到。至于那个所谓的“臣”，本来也有奴隶、奴仆之义；而且，这个“臣”的地位也并非就高过“奴才”，实际上，恰恰相反。我们不妨听听鲁迅先生有关“臣”字的解释：
这并非因为是“炎黄之胄”，特地优待，锡以嘉名的，其实是所以别于满人的“奴才”，其地位还下于“奴才”数等。奴隶只能奉行，不许言议：评论固然不可，妄自颂扬也不可，这就是“思不出其位”。……一乱说，便是“越俎代谋”，当然“罪有应得”。倘自以为是“忠而获咎”，那不过是自己的糊涂。
手头恰好就有个实例：清代名臣纪昀是乾隆帝的宠臣，曾经受命主编《四库全书》，可说是旷代殊荣。但他终究不脱文人习气，不善于收敛锋芒，有时还忘乎所以，结果有一次冲了乾隆爷的“肺管子”，乾隆登时勃然大怒，骂道：“朕以汝文学尚优，故使领四库书，实不过以倡优蓄之，汝何敢妄谈国事？”倡优，不过是奴才的代称。
至于那类名副其实的奴才，就更是等而下之了。有一本书上讲，一天，雍正帝在宫廷里看戏，看得高兴了就破例要对扮演主角的小太监赏赐一番，把他叫到身边来夸赞几句，并要赏赐御膳。也是这个小奴才受宠若惊，竟然得意忘形，不知深浅，忽然向皇帝问了一句：“现在的常州刺史是谁呀？”估计可能是他所扮演的角色也是什么“常州刺史”一类人物，所以才连类而及，顺便这么问了一句。这一下乱子可就出来了。登时，雍正帝勃然大怒，破口大骂道：“你是个什么东西？一个优伶贱辈，怎么竟敢动问国家的名器！”
这可把小太监吓傻了，心里纳闷儿：啊？我怎么动了国家的名器？什么是“名器”呀？名器，犹如人们常说的大器，泛指朝廷的命官、国家的栋梁。在皇帝的眼里，你们这些奴才胚子，只能干奴才的勾当，怎么可以“越俎代庖”，过问这类政治大事？如果哪个人竟然忘记了固有的身份，所言非当，遭来不测之灾，那是咎由自取，势所必然。果然，当下雍正帝便传旨：着即杖毙。结果，这个小太监当场就死在乱棒之下。
二
“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一个“赚”字，把封建统治者通过推行科举制，牢笼士子，网罗人才，诱使其终世沉迷，难于自拔，刻画得淋漓尽致。“以饵取鱼，鱼可杀；以禄取人，人可竭。”科举制度就是以爵禄为诱饵，把读书、应试、做官三者紧密联结起来，使之成为封建士子进入官场的阶梯，捞取功名利禄的唯一门径。
若说唐太宗当日的设想，确实也是想要选拔英才。因为他若想创不世之功，谋惊天伟业，如果不能罗致大批英才，则只能是一番空想。“济时端赖出群材”，这是千古不易的真理。而且，作为一种拔擢人才的制度，科举制从唐代开始，把过去的拘于门第改变为自由竞争，不再需要长官察举、中央九品中正评定，大开仕进之门，无分寒门、阀阅，凡读书士子都有参加官府考试，从而被选拔做官的机会，这总是一种历史的进步。
只是，科举选士制度，无异于层层递减的多级宝塔，无数人攀登，最终能够爬到顶尖的却寥寥无几。许多人青灯黄卷，蹭蹬终生，熬得头白齿豁，老眼昏花，也未能博得一第。临到僵卧床头，奄奄一息，还放不下那份拳拳之念、眷眷之心。而那些有幸得中的读书种子，一当登上庙堂之高，便会以全副身心效忠王室，之死靡它。这真是一笔大有赚头的买卖。因此，当太宗皇帝李世民看到黑压压的人头攒动，乖乖地涌进号舍应试的时候，不禁喜形于色，毫不掩饰地说：“天下英雄尽入我彀中矣。”“彀”者，圈套也。封建统治者可以从中收“一石三鸟”之效，因此说它是“长策”：一是网罗了人才，能够凭借这些读书士子治国安邦；二是有望获得“圣代无隐者”的盛名；三是把那些在外面有可能犯上作乱的不稳定分子吸引到朝廷周围，化蒺藜为手杖。
对于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清朝征服者来说，这个问题尤其尖锐。他们清醒地认识到，坐天下和取天下不同，八旗兵、绿营兵的铁骑终究踏平不了民族矛盾和思想方面的歧异。解决人心的向背，归根结底，要靠文明的伟力，要靠广泛吸收知识分子。他们自知在这方面存在着致命弱点：作为征服者，人口少，智力资源匮乏，文化落后；而被征服者是个大民族，拥有庞大的人才资源、悠久的文化传统和高度发达的文化实力。因此，从一开始就把主要精力放在两件事上：不遗余力地处置“夷夏之大防”——采取行之有效的民族政策；千方百计使广大汉族知识分子俯首就范，心悦诚服地为新主子效力。
但是，这里也明显地存在着一个难于处置的矛盾，或者说是哲学上的悖论：一方面是治理天下需要大批具有远见卓识、大有作为的英才；而另一方面，又必须严加防范那些才识过人的知识分子的“异动”，否则，江山就会不稳，社稷就会摇动。最佳的方案就是把那些“英才”统统炮制成百依百顺、俯首贴耳的“奴才”。
在牢笼士子，网罗人才方面，清朝统治者是后来居上，棋高一着的。他们从过往的历史经验和现实的特殊环境中悟解到，仅仅吸引读书士子科考应试，以收买手段控制其人生道路，使其终身陷入爵禄圈套之中还不够；还必须深入到精神层面，驯化其心灵，扼杀其个性，斫戕其智能，以求彻底消解其反抗民族压迫的意志，死心塌地地做效忠于大清帝国的有声玩偶。有鉴于此，所以，著名学者钱穆先生下个定语：“若说（科举）考试制度是一种愚民政策，清代是当之无愧的。”
清初的重要谋士、汉员大臣范文程曾向主子奉献过一句掏心窝子的话：“治天下在得民心，士为秀民，士心得，则民心得矣。”从“驯心”的角度看，他正是一个理想的制成品，这番话可视为“夫子自道”，现身说法。回过头来，这个“理想的制成品”，又按照主子的意图，在针对其他“秀民”的“驯心”工程中，为虎作伥。
松山战役中，明朝大将洪承畴兵败被俘，起初，骂詈连声，惟求速死。皇太极派遣范文程前去劝降。洪本进士出身，虽久在兵戎，读书不废。范大学士便围绕着出处进退之类话题，同他出经入史，谈古论今。经过一番艰苦的心灵软化，洪承畴的情绪渐渐缓和下来，谈话间，忽见梁上积尘飘落在袍袖上，便随手拂拭两下。机敏的范文程注意到这一细节，马上报告皇太极说：“皇上请放心，洪承畴不会死的。连身上的衣服都那样爱惜，何况身躯呢！”果然，很快他就降服了。
借助这类“理想的制成品”的筹谋策划，满族统治者从内外两界加强了思想文化方面的钳制。他们通过用八股文取士，把应试者的思想纳入符合封建统治规范的轨道，完全局限在四书五经和朱熹集注的范围之内；把知识、思想、信仰范畴的喧哗与骚动控制在固有的格式、现成的语义之中。应试者只能鹦鹉学舌般的编纂经书，不能联系社会实际，更不准发挥自己的见解，渐渐地成为不再有任何新知灼见和非分想望的“思想植物人”。所以有“秦坑儒不过四百，而八股坑人极于天下后世”之说。
与控制内心相配合，还要严酷整治外部社会环境。本来，晚明时期一度出现过相当自由的思想空间，书院制度盛极一时，聚社结党，授徒讲学，刊刻文集，十分活跃，思想信仰与日常生活交融互渗，世俗情欲同心灵本体彼此沟通。而清朝立国之后，便把这一切都视为潜在的威胁，全部加以封禁。
在这里，清初统治者扮演着君主兼教主的双重角色，把皇权对于“真理”的垄断，治统对于道统的兼并结合起来；同时强化文字狱之类的高压、恐怖手段，全面实现了对于异端思想的严密控制，从而彻底取缔了知识阶层所依托的逃避体制控制和思想压榨的相对独立的精神空间，导致了读书士子靠诠释学理以取得社会指导权力的彻底消解。应该说，这一着是非常高明，也是十分毒辣的。
三
说到清王朝对付士子的“驯心”手段，令人记起农村的“熬鹰”…场景。
村中有绰号“二混”者，平素不务正业，种地地荒，经商蚀本，唯一的拿手好戏是抓鹰、驯鹰，长年靠着这把身手混碗饭吃。深秋一到，地面铺上了厚重的霜华，树叶也全都脱落了，这时候，他便背起一张架子网，到坦平的山坳间，拣一块树木稀少的林间空地，把架子网支起来，围成四面带窟窿眼的绳墙，正中间插上一根矮木桩，上边拴上一只毛色鲜亮的大公鸡。当苍鹰在半空掠过时，远远地就能看见它的猎物，经过往复盘旋、侦察，最后下定狠心，扑腾着翅膀自空而下，向公鸡扑去，却又难以叼走。结果，翅膀挂到了网眼上，滑子一动，整个网就“刷拉”一声全部罩了下来，把苍鹰实实地扣住。
苍鹰的脾性非常暴躁，任你怎样拴缚，也要乱闯乱撞，弄得头破血出，还常常一两天绝食、拒饮。待到苍鹰饿得没有多少力气了，“二混混”便开始施展他的驯化功夫。先喂它香喷喷的“热食”，主要是活鸡活兔，任它吃饱喝足，满足其贪馋无度的欲望，使它觉得比在自由状态下吃得更好。这样一连喂上几天，鹰的体重显著增长，此后就开始折腾…它了。
第一步，像填鸭那样，掰开老鹰的嘴，往里面生塞硬填。但填鸭用的是玉米面、高粱面，而填鹰用的是线麻或苘麻做成的小手指头般大小的“麻花”，填进去不能消化，结果是越填越瘦。每次填三四个，两个钟头后再扯出来，上边沾满了带血痕的黄色油脂。一连填上几次，再喂它一点用水浸过的兔肉等解饿而不产生脂肪的食物。然后，再往里硬填“麻花”，再一个个扯出，直到见不到丝毫油脂为止。这时候的苍鹰已经瘦得皮包着骨头。
然后开始第二步——“熬神”。连续几个昼夜，不让老鹰闭眼睡觉，两个人换班守着，发现它闭眼了就立刻弄醒。就这样，饥不得食，困不能睡，再猛鸷的雄鹰最后也都“精神崩溃”了，变得驯顺无比，服服帖帖地听人摆布，而且，飞出去之后，能够听从主人调遣，及时返回。这是“驯心”取得成功的主要标志。
驯鹰第三步，叫“抓生”。找来一只活兔或者活鸡，把它的一条腿折断（勉强能跑，但跑不快），放在老鹰面前，让它去捕捉，抓住了就任它饱餐一顿，以示鼓励。然后，再把它拴在架上，狠狠地饿上几天，只给一些水浸过的兔肉，暂可充饥却得不到餍足。这样，它就会时刻想念着前日捕食鸡、兔后的美餐享受，盼望着早日出击，以博一饱。到这种程度，“熬鹰”的任务算是全部完成，只等着上市向玩鹰带犬的富绅或者猎户出售了。
看来，人也真是够残酷、可怕的。在一只苍鹰身上，竟然使出这么多狠毒的心计，而要驯服一条猛虎呢，还不知要施展何等毒辣手段，使出什么样的浑身解数，更不要说对付“万物之灵”的人，对付“人中之英”——知识分子了。其实，只要仔细地剖析一番清朝统治者对付封建士子（换句话说，就是炮制奴才）的不二法门，就会发现，其手段与驯虎、熬鹰极其相似。招法千变万化，但万法归一，都是在“驯心”二字上做文章，都是“大棒加胡萝卜”，屠杀、高压与利诱、笼络相结合。
清朝皇帝对于广大知识分子（主要是汉族士人），有一套高明的策略，最基本的手段就是设饵垂钩，通过开科取士，使广大读书士子堕入功名利禄的圈套。规定先要取得秀才资格，然后，再参加三年一次的乡试（又叫秋闱），考中了的成为举人。这是科举考试中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许多人就是卡在这个关口上，蹭蹬终生，不得出人头地。取得举人资格后，再进京赶考，参加三年一次的会试（亦称春闱）。九天时间，共考三场，命中率达不到十分之一。通过会试，有望取得进士的称号。这样，才有做官资格。一个人从考中秀才到考取进士，没有几十年工夫是过不来的。因此，百岁老人、九十几岁才考中举人、进士的，并非特例。乾隆时代，有个老书生谢启祚，屡试不第，直到九十九岁才侥幸中举。他写了一首自嘲诗，以老处女自喻，抒写考中举人之后百感交集的心情：
行年九十九，出嫁弗胜羞。照镜花生面，光梳雪满头。自知真处女，人号老风流。寄语青春女，休夸早好逑！
由于官职得来艰难，这些封建官吏便视之如命，唯恐失去。结果，许多人只好“十分精神，三分办事，七分奉上”，唯恐稍有疏怠，前功尽弃。正如清代著名思想家龚自珍所尖锐指出的：虽有耆寿之德，老成之典型，亦足以为新进之楷模，但往往因阅历已深，顾虑重重，畏葸惧事，以致尸位素餐，玩忽职守，整天懒懒散散混日子，更不肯自动请求去官，直到老死为止。而那些埋没下层，无缘得进的英才奇士，却不能直接取而代之，照例要循官阶、按资格，一步一步地往上蹭。这就是当时有用之才奇缺的根本原因。
对于读书士子，清代统治者施行的另外还有几种策略：
——不时发出严厉制裁的信号，大兴文字狱，毫不留情地惩治、打击那些心存异念的桀骜不驯者；
——寓监视、牢笼于纂述，组织大批学者纂修《四库全书》，编撰《明史》，把他们集中到皇帝眼皮底下，免得一些人化外逍遥，聚徒结社，摇唇鼓舌，散布消极影响；
——整合思想，提倡程朱理学，推行八股制艺，扼杀读书人的个性，禁锢性灵，加重道德约束力。
有件小事，颇堪耐人寻味。一天，顺治帝向弘文院大学士陈名夏发问：中国历代帝王以谁为最好？陈名夏按照通常的评价标准，答说是唐太宗。顺治帝一个劲儿地摇头，说，不对，明太祖才是最好的。这使陈名夏大感意外，但稍加思索也就懂得了，朱元璋通过严刑峻法包括可怕的文字狱，建立了牢固的大明一统政治，实现了对于读书士子有效的思想钳制。这是清朝统治者所拳拳服膺的。
其实，朱元璋也是“药方长贩古时丹”，真正拥有这项专利权的，是战国时期思想家韩非。此人智算超群，以专门为帝王提供对付“游士”的权术见长。他有一句十分警策的话，为历代统治者所心仪：驯服那种凶鸷的乌鸦，要把它翅膀的下翎折断，这样，它就必须依恃人的饲养而得食，自然就驯顺了。他还率先提出严惩隐逸之士，认为古时的许由、务光、伯夷、叔齐之流，都是一些不听命令、不供驱使的“不令之民”，很难对付，赏之、誉之，不为所动，处罚、诋毁，也不感到畏惧。这四种通行手段在他们面前全都失效。怎么办？干脆杀掉！后世不少君主都曾接受过韩非的衣钵，明太祖与清初帝王乃其尤者。
清代开始于顺治一朝的文字狱，延续到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步步升级，愈演愈烈。只要发现思想、言论上有越轨的，不管有意无意，或重或轻，立即处以重罪，立斩、绞杀、寸磔，甚至祸延九族，已死的还要开棺戮尸。乾隆帝在位期间，共兴文字狱七十余起。许多读书士子因为片言只字，遭致身死族灭。一时，阴风飒飒，杀气森森，朝野上下到处充满了血腥味。“避席畏闻文字狱”，确是最典型的概括。
了解这些事实，是十分紧要的。鲁迅先生就曾说过，倘有有心人将有关史料加以收集成书，则不但可以使我们看见统治者那策略的博大恶辣，手段的惊心动魄，还可以因此明白，我们曾经“怎样受异族主子的驯扰，以及遗留至今的奴性的由来”。
四
为了看清那些儒生是如何跳进清朝主子设下的“坑陷天下聪明才力之士”的陷阱，并进而适应那种牢笼式的文化环境，一步步地失去自我，养成奴性，不妨接触一下清代小说《儒林外史》中的一些人物：
老童生周进已经六十多岁了，一辈子苦读诗书，最后考到胡子花白，却连个秀才也不曾做得。为了找个活路，只好充当私塾先生。这天，正逢举人王惠来到学堂避雨，那副威风凛凛、目空一切的派头，吓得周老头大气都不敢出，只是一个劲地打躬作揖，自称“晚生”，逢迎凑趣。待到举人老爷用过丰盛的晚餐，大快朵颐之后，他才默默地用一碟老菜叶、一壶热水下了晚饭。次日起床，还得昏头昏脑地扫那满地的鸡骨头、鱼刺、瓜子壳。
这个日夜想望着爬上科举高梯而不得的可怜虫，终于有一天来到了省城，走进贡院门口，看到了做梦都想进去的考生答卷的号舍。一时百感交集，满怀凄楚，长叹一声，便一头撞在号板上，直僵僵不省人事。被人灌醒了以后，又连续猛撞号板，满地打滚，直哭得口里吐出鲜血来。倒是几个商人动了恻隐之心，答应出钱替他捐一个监生资格，以便可以同秀才一起临场赴试。他一听，竟然不顾廉耻地爬到地上磕了几个响头，说：“若得如此，便是重生父母，我周进变驴变马也要报效！”
还有一个范进，从二十岁考到五十四岁才侥幸取得资格，又跑到省城去考举人，回转来，家里已是两三天没有揭锅了。正当他抱着一只母鸡在街上叫卖时，一个邻居飞奔而来，告诉他“已经高中了”。起初他还不敢相信，待至回到家中见报帖已经升挂起来，一时悲喜交加，空虚脆弱的神经再也经受不住这突如其来的狂潮起落，竟至达到精神崩溃的地步：
自己把两手拍了一下，笑了一声道：“噫！好了！我中了！”说着，往后一交跌倒，牙关咬紧，不省人事。老太太慌了，慌将几口开水灌了过来。他爬将起来，又拍着手大笑道：“噫！好！我中了！”笑着，不由分说就往门外飞跑，把报录人和邻居都吓了一跳。走出大门不多路，一脚踹在塘里，挣起来，头发都跌散了，两手黄泥，淋淋漓漓一身的水，众人拉他不住，拍手笑着，一直走到集上去了。众人大眼望小眼，一齐道：“原来新贵人欢喜疯了。”
吴敬梓笔下的两个儒生佯狂失据、洋相百出的丑态，在实际生活中也是屡见不鲜的。清代顺德县有个名叫梁九图的秀才，乡试之后，觉得自己的卷子答得十分出色，心中有些洋洋自得。发榜的前一天，他把梯子架在贡院的墙上，准备到时候登高看榜。
旧例：乡试填榜习惯从第六名填起，填完后座主退下休息，最后再回过头来补填前五名。梁九图看到座主已经退下，以为是全部填写完了，便赶忙登梯去看，却没有发现自己的名字，再看一遍，还是没有，不禁意冷心灰，嗒然若丧。又加上长时间跨梯登高，有些头昏眼晕。这时，突然听到下面有人唱名：“第一名，梁九图！”心中转悲作喜，竟然手舞足蹈起来，完全忘记了自己是架在半空中，结果掉在了墙下。家人赶忙过去搀扶，已经摔成了残废。
蒲松龄在《聊斋志异·王子安》中，写了类似情景。东昌名士王子安“困于场屋”，入闱后，“期望甚切，近放榜时，痛饮大醉”，眼前浮现出考中举人、进士以及殿试翰林的种种幻象，遭到了妻子、儿女的嘲笑。聊斋先生生动形象地揭露了封建士子在名缰利索羁绊下，灵魂所遭受的腐蚀和扭曲，控诉了科举制度对于人性的摧残。最后还通过“异史氏曰”，更加淋漓尽致地刻画出这种科场的悲剧：
秀才入闱，有七似焉：初入时，白足提篮，似丐。唱名时，官呵隶骂，似囚。其归号舍也，孔孔伸头，房房露脚，似秋末之冷蜂。其出场也，神情惝恍，天地异色，似出笼之病鸟。迨望报也，草木皆惊，梦想亦幻。时作一得志想，则顷刻而楼阁俱成；作一失意想，则瞬息而骸骨已朽。此际行坐难安，则似被絷之猱。忽然而飞骑传人，报条无我，此时神情猝变，嗒然若死，则似饵毒之蝇，弄之亦不觉也。初失志，心灰意败，大骂司衡无目，笔墨无灵，势必举案头物而尽炬之，炬之不已，而碎踏之；踏之不已，而投之浊流。从此披发入山，面向石壁，再有以且夫尝谓之文进我者，定当操戈逐之。无何，日渐远，气渐平，技又渐痒；遂似破卵之鸠，只得衔木营巢，从新另抱矣。
如此情况，当局者痛哭欲死，而自旁观者视之，其可笑孰甚焉。
吴、蒲两位文学大师笔下的这些可怜的举子，之所以会造成这种可悲的处境，说来和圈中的驯虎、架上的笼鹰有些相似。司马迁说过：“猛虎在深山，百兽震恐；及在槛井之中，摇尾而求食，积威约之渐也。”“约”字为文中之眼。正由于它们的威严受到制约，日渐积累，才造成这种心态的变化。无论是志行高骞的封建士子，还是咆哮长林的山中大王、搏击苍空的鹰隼，在长时期的圈养过程中，自由被剥夺了，天性被戕残了，心态被扭曲了，一句话，经历艰苦的“驯心”磨炼，最后，都习惯于这种虽生犹死的屈辱生涯，服服帖帖地跟着主子的指挥棒转。
所不同的是，猛虎入槛、苍鹰上鞴，都是自身无奈，迫不得已，是由多舛的命运把它们抛入悲惨境地的；而周进、范进、王子安者流，则是为了显亲扬名、立德立功而自投罗网，心甘情愿地觅饵吞钩。因而，其可鄙、可怜、可悲，自是更进一层。当然，在“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同时，我们也应该来个刨根问底：这悲惨的结局究竟是怎么造成的？“孰实为之？孰令致之？”
五
知识者理应是思想者。专业知识、技能之外，还应具备社会批判精神和心灵的自由度。而我国封建社会中的士人，更多的却是奉行儒学传统的修齐治平、立功名世，因而，他们多是专制制度下炮制出来的精神侏儒。
在两千多年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士是一个特殊的阶层。作为民族的灵魂与神经，道义的承担者，文化的传承者，他们肩负着阐释世界、指导人生、推动社会进步的庄严使命。可是，封建社会却没有先天地为他们提供应有的地位和实际政治权力。若要获取一定的权势来推行自己的主张，就必须解褐入仕，并取得君王的信任和倚重；而这种获得，必须以丧失思想独立性、消除心灵自由度为其惨重的代价。即是说，他们参与社会国家管理的过程，实际上就是驯服于封建统治权力的过程，最后，必然形成普泛的依附性，而完全失去自我，“民族的灵魂与神经”更无从谈起。这是一个“二律背反”式的难于破解的悖论。
如果有谁觉得，这样只能用划一的思维模式来思考问题，以钦定的话语方式“代圣贤立言”，未免太扭曲了自己，丧失了独立人格，想让脑袋长在自己的头上，甚至再“清高”一下，像李太白那样，摆一摆谱儿：“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那就必然也像那个狂放的诗仙那样，砸了饭碗，而且，可能比诗仙的下场更惨——丢掉“吃饭的家伙”。
唐代诗人柳宗元有句云：“欲采花不自由”。已故著名学者陈寅恪，作为自由知识分子的代表，反其意而用之，改作“不采花即自由”，显示他的另一种人生选择，另一种生存状态。然而，谈何容易，即便自愿“不采花”，自由恐怕也是难于得到的。
较之其他任何朝代，清代的政治、思想专制，要严酷得多，惨烈得多。有清一代二百余年，盛世自不必说，即使朝政糜烂的晚期，也没有发生过一起满汉官员叛乱的事件，所谓“只有叛民，而无叛官”。即此，足以看出清朝统治者“治术”的高明。这样的专制社会越持久，专制体制越完备，专制君主越“圣明”，那些降志辱身的封建士子的人格，就越是萎缩，越是龉龊。难怪有人说，专制制度是孕育奴才的最佳土壤。明乎此，就可以理解：在封建社会中，何以无数智能之士，一经跻身仕宦，便都“磨损胸中万古刀”，泯灭个性，模糊是非，甚至奴性十足了。
而且，奴才的代价很低，只要甘心付出不值多少钱的尊严，肯于交出自由思考的权利，便可以飞黄腾达，获得一切。奴才的门槛儿也不高，任何人都可以迈过去。没有头脑、没有才干不要紧，重要的是“听话”。要善于迎合，学会服从，能够揣摩主子意旨，“终日不违如愚”。对于任何独裁者、专制者，这都是最舒服、最惬意的。他们可以从百依百顺的下属身上，获得一种胜利感、安全感、荣誉感。
史载，康熙皇帝素以骑术专精自诩，一次出郊巡游，坐骑受到惊吓，突然尥起了蹶子，奔突腾跃不止，到底将他掀了下来，使他在众人面前丢了面子，心里觉得特别窝囊。随从大臣高士奇见此情状，立刻偷偷地跑到污水坑旁，滚上一身臭泥，然后，踉踉跄跄，走到康熙面前。皇帝被这副狼狈相逗笑了。高士奇随即跪奏道：“臣拙于骑技，刚一跨上马鞍就掉了下来，正巧跌落在臭泥坑里。适才听说皇上的马受惊了，臣未及更衣，便赶忙过来请安。”一副奴才丑态，令人作呕。可是，康熙皇帝听了，却龙颜大悦，哈哈大笑说：“你们这些南方人（高为浙江人）啊，竟然懦怯到这种地步，连匹烈马也摆布不了！你看，我这匹马该有多么厉害呀，尥了半天蹶子，也没能把我怎么样。”从此，便对高士奇宠信有加，经常同他一起研习书画，竟至形影不离。
原来，奴才如同主子肚里的蛔虫，主子心里有什么想法，即使是十分隐秘的，他们也都能琢磨得一清二楚；关键时刻，能够不失时机、恰到好处、天衣无缝地先意承旨，谄媚逢迎。史料上记载，高士奇为了讨好康熙皇帝，争得信任，特别注意笼络那些宫廷内侍，经常向他们详细询问：皇帝近日在读哪些书？都关注一些什么事情？然后就回去预先做好准备，以备答问。对于这种“遥体圣衷”、媚上取宠的卑劣行径，他不以为耻，反而引为荣耀，洋洋自得，就是说，优越感已经压倒了耻辱感，表现出典型的“奴才心态”。
当然，也还有一些坚贞之士是不肯俯首就范的。黄宗羲、顾炎武等大学者把人格独立看得至高无上，重于功名利禄，甚至重于生命，立志终身不仕，潜心著述，粹然成为一代宗师。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猛烈鞭挞封建君主专制，断言“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明确指出，专制王朝的法律是帝王一家之法，非天下之法；法乃天下之公器，应该以天下之法取代一家之法。这比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在《法意》中论述近代资产阶级民主与法制，大约提前一个世纪。
康熙年间，陕西有个李二曲，抱定“宁愿孤立无助，不可苟同流俗；宁愿饥寒是甘，不可向人求怜”的志概，称病在家，不去应试博学鸿词，官吏一再催逼，他便以拔刀自裁相威胁，只好作罢。后来，干脆把自己反锁屋中，“凿壁以通饮食”，不与任何人见面，朝廷也拿他没有办法。山西的傅青主不肯赴京应试，官员们让役夫抬着他的卧床前往，到了京师，拒不进城，硬被塞进轿子抬着入朝，他仍是不肯出来叩见皇上，被人强行拉出，一跤跌倒，权作伏地谢恩，最后只好放回。接下来，还有蒲松龄、郑板桥、曹雪芹等文坛巨擘，有的根本就不买这个账，不咬这个钩；有的进到圈子里来，晃了一圈，打个照面，又“溜之乎也”。
但遗憾的是，在茫茫史影中，这种灿若星辰的坚贞之士，终属凤毛麟角。而更多的则是庸才、驽才，甚至是寡廉鲜耻的奴才。这是社会制度与艰难时势使然，不必苛责于前人的。
（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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