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辽东山区的滚马岭，浓荫密布，万木葱茏，这里那里——其实不知是从哪里——渗出了涓滴的水线，穿出山体，越过峭岩，潜入丛莽，由开始的纤纤一脉最后化为滚滚滔滔、浩浩荡荡的浑河。浑河古称沈水，水北曰阳，沈阳以其在浑河之北而得名。
古籍《荀子》中说，江“始出也，其源可以滥觞”。意思是，长江源头的水量甚小，仅仅能够浮起酒杯来。浑河源头也正是这样。站在竖有“浑河之源”碑石的旁边，我蹲下身子，双手捧起清湛得可以辨形鉴影的泉流，猛劲地喝了几口，觉得清爽、甘甜，还带着丝丝凉意。至于志书上所记载的“浑河以其水势湍激，泥土混流而得名”，乃是下游的情况。难怪古人说：“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啊。当时，即兴吟了两首七绝：
意绪飘岚入莽苍，高山流水翠云廊。
涓涓不弃成江海，始觉源头意味长。
穿林破嶂不栖迟，矢志南奔似有知。物理人情通一体，滔滔沈水是良师。
浑河上游，原是满族以及清王朝的肇基之地。翻开一部清前史，人们会注意到，中国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满族的民族英雄努尔哈赤创建后金的整个历程，不仅同浑河流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可说是结下了不解之缘；而且，它的由小到大，由弱到强，战胜了重重险阻，一路由东向西、由北向南，矢志不移，锐意扩展的进程，恰同浑河从源到流，步步向西、向南，最后奔流入海，一模一样。——这当然是巧合了。
二
满族从古代的肃慎、中世的女真发展而来。努尔哈赤一支起身于建州女真，14世纪中叶，这支人马从牡丹江流域迁到了辽东山区的浑河上游一带定居下来。他的祖父和父亲皆以女真部首领世袭明朝的建州左卫指挥使，他们一贯忠于职守，岁时朝贡，同朝廷保持着良好的依附关系。明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努尔哈赤出生在浑河主要支流苏子河畔的费阿拉（一说赫图阿拉），从小就喜欢读《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受汉文化的影响比较深。他通过采集山货和参与马市贸易，结识当地许多汉人，学得多方面知识，熟悉辽东山川地理、风物人情。
万历十一年（1583年），努尔哈赤的祖父和父亲在一次战役中遭到明军误杀，虽然朝廷和地方长官一再表示歉意，但他始终耿耿于怀，到底还是以报仇为名率众起兵，当时矛头的公开指向，是声讨有关的当事者。四年后，开始在费阿拉筑城池，建宫室，定朝政，陆续统一女真建州五部，征服长白山三部。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努尔哈赤率部由规模十分狭小的费阿拉迁往地势闳阔的赫图阿拉，筑城据守，图谋发展。在并吞异己的同时，对朝廷施行两手策略：明里称臣纳贡，互市通好，暗中积蓄实力，伺机而动。
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努尔哈赤公开称汗，登上九五之尊，宣布成立后金国，建元天命。尔后，在两年多的时间里，集中主要精力整顿内部，同时也不忘记扩充实力、拓展疆土的各项军事目标。天命三年四月，他感到明廷朝政腐败，军事废弛，辽东地区灾荒严重，这正是可以利用的有利时机，于是，以“七大恨”告天，誓师伐明，激发女真人的民族情绪，把群众的不满引向明朝。首战告捷，用计突袭了辽东重镇抚顺城，接着又拿下了清河。这时，腐朽、颟顸的明朝君臣，才上下震惊，莫知所措。经过十个月的酝酿和准备，组织西、南、北、东四路大军，一齐扑向后金都城赫图阿拉，全面进击。当时号称四十七万（实际是十万余人），以壮声威；而后金兵力仅有六万余人。明军的战略部署是兵分四路，分进合击；努尔哈赤则采取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的战略原则，他有一句名言，叫作：“凭你几路来，我只一路去。”结果，在萨尔浒之战中，以少胜多，大获全胜，歼灭明军四五万人，使双方攻守之势互换了位置，军事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此后，努尔哈赤为了进军辽沈，决定把大本营由赫图阿拉西迁一百二十里，建都界凡城，作为向明军发动大规模进攻的前哨阵地。天命五年（1620年）九月，又自界凡城迁往萨尔浒。次年二月，后金发动辽沈之战，连克沈阳、辽阳，攻下城堡七十余座。紧接着，就把都城迁往辽阳，很快就占领了广宁、义州、锦州，挺进辽西。天命十年（1625年）三月，迁都沈阳，奠定了大清（1636年后金改名清）席卷东北，最后挥师入关的坚实基础。
三
在努尔哈赤几十年的战斗生涯中，当军事进攻取得节节胜利、不断向前推进之时，为了适应战争的需要，曾多次建都、迁都，一步步靠近军事斗争前线。有人也可能产生疑问：迁都、建都之事十分复杂，他何以那么轻而易举地实施呢？这里有两个关节点：一个是打仗要求“指挥靠前”，司令部需要不断地前移，否则，在从前通讯极不发达的情况下，容易贻误军机；同时，还有安全方面的考虑，临时都城应该既靠近前线，又易守难攻，而且交通便利；这是讲需要。二是频繁迁都，完全有可能。因为那时的少数民族政权，大本营也好，根据地也好，都城也好，都是至为简陋的，并没有多少建筑，不过是一些营帐，搬运起来比较容易。当然，即使这样，由于人们存在一种“安土重迁”的保守思想，由于下属一班人贪图眼前安逸，满足既得利益，留恋家园，胸无大志，因此，要实现及时搬迁，以适应形势需要，就要求统帅必须具有一往直前，锐意进取，不恤一时劳苦以成百世盛业的远见卓识。
事实上也是，努尔哈赤的每一次迁都，都遇到了这种由短视与惰性所形成的强大阻力。其中最激烈的有三次。
一次是从定居16年之久的赫图阿拉迁都界凡。诸贝勒、大臣缺乏战略眼光和远大抱负，以劳师久战，人疲马乏为由，共同向天命汗努尔哈赤请求班师整顿，“息马浓荫之下”，“且使士卒还家，缮治兵仗”。努尔哈赤力排众议，晓谕大家：
现今正值六月盛夏，行兵已经二十日矣。若是还都赫图阿拉，需要两到三天才能到达，军士由都城返回各路屯寨又得三到四天。炎热之时，这么折腾起来，兵马怎么能够壮健？如果按照我的安排，在界凡城安营扎寨，牧马于此，人员也得以休养生息，到八月间就又可以兴师矣。
在他的坚持下，到底还是没有返回旧都，而是就地筑城，安顿人马。实践证明，这一决策是完全正确的。当年七月，就攻下了铁岭，八月收取了叶赫部，一切均如所愿。
另一次争议，是由仅居住半年的萨尔浒迁都辽阳。当初修建萨尔浒城，的确耗费了很多人力物力，本来也想多住一个时期。但是，形势发展之快为始料所未及。努尔哈赤感到，此间山路险阻，继续住下去很不利于向外扩展；而辽阳作为大明的辽东首府，人口众多，货财丰富，补给充足，交通便利，军事地位极为重要。无奈，那些贝勒、大臣已习惯于攻下一座城池，抢掠完毕，就弃城回归，因此，很不愿意移居新地。努尔哈赤严厉批驳了他们贪图暂时安逸、留恋眼前富贵、不思进取的想法。靠着他的无可动摇的绝对权威，半是说服劝解，半是强制执行，总算勉强统一了意志，统一了行动，最后，迁都辽阳，新建城隍，取名东京。
四年后再由辽阳迁往沈阳，同样经历了一场激烈的争议。诸贝勒、大臣认为，东京城宫室新建，迁往新地必将再次大兴土木，只恐劳役过重，民不堪命，因而竭力加以劝阻。努尔哈赤考虑的却是后金的长远发展大计和长治久安之策。他感到辽阳离海口较近，深恐敌军从海上进袭；而沈阳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又靠近抚顺、铁岭、开原等女真故地，既有利于巩固后方，突出满族共同体的核心地位，又可以在西征大明，北伐蒙古，东略朝鲜中发挥其地域、经济、资源方面的优势。
由于沈阳地处辽河平原的中心地带，沃野千里，资源丰足，而且水有浑河之利，陆扼关外要冲，交通极为便利，切实成为辽沈地区乃至整个东北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的中枢。建都沈阳之后，后金王朝迅速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为接下来的进军关内、统一全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古今中外，一切民族和国家，经济、文化的发展往往都借助于地缘与地理优势，军事、政治更不必说。而军事、政治上的胜负成败，又突出地表现在定都、迁都的措置上。这一重大问题的妥善处理，需要最高决策人具备战略的眼光、卓绝的识见。努尔哈赤以父、祖十三副遗甲揭竿而起，最后发展到数十百万大军，战胜攻取，靠的就是这种政治上的远见和坚忍不拔、之死靡它的奋进精神。他像浑河那样，认准了一个方向，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崎岖险阻，都要一往无前地流向前方。这对于一个身临战阵，指挥百万雄师的领导者来说，无疑是一种极为可贵的素质。
四
提到努尔哈赤的迁都、建都，使人联想起那位“一世之雄”的西楚霸王项羽。宋代文学家苏洵有过评论，说项羽“有取天下之才，而无取天下之虑”，当年如果他能引军趋秦，及锋而用，即可以据咸阳，制天下；可是，最后他却留恋故土，挥师而东，定都彭城。所持理由十分幼稚可笑：“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谁知之者！”完全不像出自一位叱咤风云的盖世雄杰之口。
据《资治通鉴》记载，刘邦开始定都洛阳，齐人娄敬劝他迁都长安。他一时拿不定主意，组织群臣讨论。群臣中当地人占多数，大家争着言说洛阳优势，唯独张良大讲关中在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重要地位，指出洛阳四面受敌，“非用武之国”。刘邦甚以为是，即日决定迁都长安。宋代学者胡致堂盛赞此举：“高帝起兵八年，岁无宁居，至是天下平定，当亦少思安逸之时也。而敏于用言，不自遑暇如此。其成帝业，宜哉！”（在这方面，努尔哈赤何其相似乃尔！）
清代诗人王昙写过一首评说项羽的七律，可谓恰中肯萦：
秦人天下楚人弓，枉把头颅赠马童。天意何曾袒刘季，大王失计恋江东。早摧函谷称西帝，何必鸿门杀沛公。徒纵咸阳三月火，让他娄敬说关中。
诗的开头，用了两个典故：“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楚人遗（丢失）弓，楚人得之。”这句诗的大意是，在群雄逐鹿中，西楚霸王项羽为了夺取天下，首当其冲。次句说，项羽最后以失败而告终（他在乌江自刎时，答应把头颅送给同乡吕马童）。下面六句，分析他的失败缘由。第三句，针对项羽死前说的“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劈头断喝，说天意并没有袒护刘邦。第四句紧接上，说项王的失策在于他留恋江东，决计要回故乡，以致坐失良机。第五、六句进一步展开说，如果能够早日攻破函谷关，进军长安，登上帝座，又何必等到后来刘邦成了气候，才想到设下鸿门宴去杀他呢！最后两句说，这一切都没有做到，项羽只是徒劳无功地纵火烧了咸阳的阿房宫，人家刘邦倒是听了谋士娄敬的进言，最后建都关中，终成大业。
唐代诗人李商隐也有一首咏史诗，是把刘项二人拉到一起来加以论…说的：
乘胜应须宅八荒，男儿安在恋池隍！君王自起新丰日，项羽何曾在故乡。
诗中一正一反，对比鲜明。有以“八荒为宅”的鸿图远志的刘邦，在建立了统一全国大业之后，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另建和家乡一样的新丰；而眷恋“池隍”的项羽，到头来兵败身亡，又何尝能在故里称王称霸，矜夸富贵呢！
对于努尔哈赤来说，这一千八百年前的往事，富有直接的教益。
同样，今天我们认真研究一番比努尔哈赤迁都稍后的闯王李自成的失败教训，也是很有意味的。李自成领导的农民军，没有注意建设巩固的根据地，始终是流动作战，随得随失，重蹈历史上“流寇主义”的覆辙，结果如一首民谣所说：“朱家面，李家磨，蒸了一锅大馍馍，双手送与赵大哥（指清朝）。”终于一败而不可收拾，被入关的清军摘取了胜利果实。
确立明确的军事战略目标，矢志不移，一往直前，在这方面，努尔哈赤与李自成十分相似。但是，他比李自成棋高一招的是在挥师猛进的同时，时刻不忘建立巩固的后方，像爱护眼珠一样，牢牢地守护着他的“源头”。浑河流域始终是他据以战胜攻取的大本营。这个战略思想，终清之世，得到了继承与发展。
努尔哈赤的祖陵在其龙兴故地，今为新宾满族自治县永陵镇，紧靠着故都赫图阿拉和浩浩荡荡的浑河。而他自己及其继承者皇太极，死后也都埋骨浑河岸边，俗称“东陵”、“北陵”，附近还有他们亲手擘画的殿宇巍峨的皇宫。它们都坐落在沈阳。
（19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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