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1月，爸爸的党内关系由呼海路“特支”调往哈尔滨道外区（也叫东区）任区委宣传委员，直接领导人老张即杨靖宇同志。他的家也由江北的马家船口搬到哈尔滨道外区。此后，徐亦脱离铁路支部，另任党的其他工作。调离后的两三年间彼此很少来往，这是党的纪律。
徐乃健失踪约半月后，省委秘书长老马即冯仲云同志告诉罗烽：徐乃健同一女同志刘樱花假扮夫妻住在红砖街88号满洲省委接头机关，二人同时被捕。刘樱花即1933年被捕的省党委书记王达理的妻子宋兰韵。王达理入狱后，曾以土匪嫌疑罪判刑一年，此时复被杨坡指供，受刑不过供出刘樱花、徐乃健。徐乃健当时任省委会计。据内线消息说徐乃健、刘樱花在日本领事馆刑讯数次，均坚不招认。刘樱花刑后流产，徐乃健曾用眼镜片割脉自杀未遂。冯仲云很有把握地估计徐乃健完全可以熬过去。同时指示罗烽不必动，但要设法将上述情况通知原支部书记胡起和支委张永福，万一情况有变被捕，应坚不承认为共产党员。张永福在松浦警务段当办事员，通知他不难。唯胡起当时在石人城车站任副站长，爸爸通过铁路电话约他在哈见面。
爸爸再次清理家中书籍、函件、照片等。书架上摆起《古文辞类纂》、《古诗源》等线装书和山水画册等，以防搜查，使敌人无证据可寻。此后他身上经常带几十元钱，以备事态突变时逃避之用，并嘱咐妈妈，倘若遇到不幸，一定不能泄露任何机密。
大约5月下旬冯仲云再次来爸爸家时，他已剃去长发准备离哈他往，冯仲云要把他们的小女孩送到爸爸家寄养。爸爸因自己也处于惶惶不安中，不得不婉言拒绝。同时爸爸告诉冯仲云为防不测，他们正设法把三郎（萧军）、悄吟（萧红）夫妻送离东北。
6月18日，爸爸由哈尔滨三棵树车站乘客车过江到松蒲镇车务段上班。还没开始办公，日本领事馆便衣警特即跟踪进入办公室，声称他因反满抗日立即拘捕。敌人不容申辩，马上要带他走。爸爸要求整理公事，交代日籍顾问，被允许。他在整理公事时悄悄告诉办事员老陈，设法给在《国际协报》上班的妻子白朗打个电话，好让她有所准备。
爸爸在该铁路服务五年，他不但工作认真业务能力强，而且与上下同寅的关系也好，他刚刚被晋升为车务段分段长。公事交代完，敌人给他带手铐时，车务段日籍顾问安达向警特表示抗议，说他是个好职员并保证他是个好人。但警特不予理睬。在等候北来的客车时，敌人把他带到警务段段长的办公室里对他突然袭击说：徐乃健已经把你供出来了，赶快招认，免得到日本领事馆受苦。敌人这一审问竟让他及早得知了被捕的原因，使他如何对付敌人心里有了准备，开始还担心是萧军、萧红未能安全脱逃而牵连了他。在解往松浦站时，爸爸故意把手铐暴露在外面，暗示给松浦站电报室里正在打电报的共产党员范用存，好让他尽早把他被捕的消息传给呼海铁路的其他共产党员，如机车厂的工人老梁、车童高希霖、电报生林鸿飞和车队长李荣弟等。当时这些同志虽然都不在一个支部，但这个警号对他们是有帮助的。爸爸在三棵树车站下车等候日本领事馆的汽车时，发现日籍顾问安达同车追来，仍然力保他，但终被警特所拒。
关于拘捕后的细节，爸爸在1957年9月12日写给中国作家协会党总支和中央宣传部机关党委的材料中说，18日当天被关押在日本领事馆地下室第七监号，号内原有日籍犯人四名，朝鲜籍犯人一名。19日早犯人集体到洗脸室洗脸时，路过其他监号听到徐乃健小声叫他的名字。徐乃健坐在地板上，侧倚着木栅栏，带着歉意悄悄地说了一句：“对不起你！”爸爸深恐被看守发现增加麻烦，一闪而过，什么话也没说。在同一天的上午，他被提去过第一堂。审讯内容是姓名、年龄、籍贯、家庭状况、简历和有哪些朋友。关于“朋友”，爸爸回答说第一二届铁路传习所有许多朋友。在具体列举时，选的都是与党与反日同盟会无关的人，多半是他领导的足球队和篮球队队员。但其中包括传习所一期同学，车务段段长齐永延，也包括徐乃健。之所以不回避与徐乃健的朋友关系是争取主动，这样可以在政治问题上迷惑敌人。在这中间敌人把中东铁路姓窦的工人拉出来严刑拷问，该同志坚不承认。窦被带下后，敌人叫爸爸承认，爸爸否认。敌人叫他回去考虑并在笔录上打了指印。
距第一次审讯四五天后的一个早晨，再次被提审。在取调室旁一间小屋里，他意外地遇见妻子白朗。他用力握着妻子的手，相对无言。而敌人却在一旁唠叨不休，什么“说几句话吧，五分钟快到了”，什么“傅君，现在能承认大日本立即恢复你的自由”。夫妻二人仍旧一言不发。时间到了，他被带进取调室。审讯开始敌人就开门见山地对他说：
“你的好朋友徐乃健是共产党，他是个聪明人，已经承认了。他也供出了你，你要学聪明人，马上承认吧。”
爸爸回答说：“徐乃健是我的同学，也是好朋友，但我不知他是什么共产党。哈尔滨大水后，1932年秋天我们路局由松浦迁来哈尔滨。我仍在松浦镇办公，早去晚归公事很忙，与徐乃健两年多不见了。这两年多他做了些什么事，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承认是共产党我也不知道，与我不相干。我不了解共产党究竟是做什么的，在铁路上我是好职员。若不信，可以调查。”
敌人说：“我们早已调查过了，你和徐乃健一伙人干了很多反满抗日的勾当。徐乃健都说了，你也说吧。说了罪轻，很快就得到自由；不说免不了吃苦（指着室内刑具威胁着），归终还要你招认……”
爸爸回答说：“我不能随便胡说。你们要好好调查，不能诬赖好人！”
这句话激怒了敌人，一边拍桌子一边拿起桌上的木履狠狠地砸他的头，并大叫道：“你就是共产党，什么诬赖好人！”
爸爸理直气壮地质问说：“你们无根无据就逼我承认是共产党，法律是不允许的。”
敌人说：“徐乃健就是证据！”敌人翻来覆去就是要他承认。
爸爸最后无奈地说：“假如你们非逼我承认不可，就请随便写几条，我来画押好了。”
敌人感到受了侮辱，拿起木履又要打，但是立刻又放下，笑嘻嘻地说：“以前你们的张作霖才这样做。大日本帝国的法律是依犯人自己的供词论罪的。你不懂，你的常识太少。”接着厉色问：“常识不多，可是你会宣传抗日反满。你家里的油印机已被搜查出来了，这不算证据吗？”说完拿起爸爸的右手，仔细查看中指的厚茧，得意地说：“承认吧，傅君，证据多的是。”
一听敌人说搜出油印机，他心中反而更踏实，知道敌人并不掌握什么真凭实据。事实上，家中的拌子房里确曾藏有一台日本掘井式的油印机。知道这件事的除省委领导和他的家人外，还有徐乃健、林鸿飞二人（原因是1932年春，有一次为了赶印大批传单和标语曾约他二人夜间来帮忙，平日里都是妻子和父亲帮助）。但是，1932年秋天松花江决堤时，它被大水冲跑了。因此，他泰然而坚决地否认有油印机，但他承认刻过蜡板，而且很好。那全是铁路公事，不信可以调查。
午后，敌人继续审讯，态度很随便，问话前后矛盾。敌人说：
“傅君，我们知道皇军来到满洲以后你是个好职员，可是在‘九一八’以前确是共产党啊。‘九一八’以前大日本管不着，过去的事也不想追查。只是你要承认，才能得到我们的信任。承认了，就能很快把你释放的。”
爸爸看穿敌人的圈套，绝不上当。于是，敌人狰狞的面目露出来了。把他牵到为灌凉水特制的木凳子旁边，用绳子把他的胸部、膝部及两脚绑在木凳子上，然后，把院心洋井的凉水灌进约二十磅容量的扁嘴大铁壶里，再用大铁壶往爸爸嘴里灌，并大声叫喊：
“说，快说！你是共产党，不说灌死你！”边灌边用胶皮线抽打他的肋部。灌了两壶，他的头和肺几乎爆裂开来，但脑子是清醒的。敌人除了声嘶力竭地叫骂，丝毫没有击中要害的内容。他推测徐乃健的口供一定是简单而含糊的。关于呼海铁路特别支部自1929年成立到1932年春的几桩重大事件，如：发展的十余名新党员；呼海铁路党的外围组织“知行储蓄合作社”及手抄本的《知行月报》；1931年冬“特支”援助马占山部队北撤，截阻日军追击而发动铁路员工抢机车，拉车皮过呼兰大桥，然后焚毁该桥；1932年春，领导由路警组成的别动队配合宫部义勇军袭击松浦的日本驻军等。可以肯定徐乃健均未供出。否则，敌人绝不会抛开这些有力的材料不加追问。
第二次审讯熬过去了，没有画押。因灌水过多发际渗血，肚子剧痛，十余日不能起床，也不敢吃饭，每天以酱汤泡面包度命。熬是熬过来了，但是他却落下终身后遗症，每当睡熟后四肢就不自觉地抽搐、挥舞，有时手脚或头部被碰伤甚至从床上摔下来。年岁越大越厉害，无奈他在睡觉前用软垫铺在四周保护。
数日后，全监放风。监号与监号衔接绕网球场散步晒太阳时，爸爸看见头缠纱布的胡起。因相距较远，爸爸乃假装肚子疼稍停等胡走近时，乘机说明互守原约坚决不供之意。并知彼此被捕均系徐乃健所供，还有“九一八”后增补的军委张永福也同时被捕，但未送日本领事馆。
约于入狱二十多天后，同号朝鲜籍青年朴某将取保释放。爸爸在刑讯后朴曾服侍、照顾他，轮到爸爸倒便桶，擦地板都是朴某替做。他不爱讲话，有时偷偷地掉泪。这次他愿意给罗家里捎个信。爸爸也想把审讯情况告诉妈妈，使她心里有底。信纸是从《新旧约》全书上撕下的白边，用小扫帚棍儿蘸擦鞭伤剩下的一点碘酒而写成的。信中说：
“……徐乃健咬我是什么共产党，这都怪我没眼力，交下这样朋友。他们用刑逼供我，但我至死也不能招认。我的身体尚好，请勿为念……”这样的内容即便落到敌人那里对他也有利无害。信是装在妈妈送进来的小仁丹管里，上敷仁丹。信带走后不及一周，与妈妈在高等系办公室会见。她带来一盒糖果，一条小手帕和一管跟装信同样的仁丹。经敌人检查后，糖果被扣留，仁丹和手帕儿给他。手帕上绣有“珍重”二字，一切都在会意中了。
从第二次审讯到10月初引渡伪警察厅，爸爸没有再被提审也没有照相，凡承认是政治犯的都要照相。由日本领事馆引渡伪警厅，爸爸与胡起、徐乃健、杨安仁等同在一辆大卡车上。车停伪警厅门前移交花名册时，爸爸看见祖父和妈妈在石阶上远远张望。原来是家里得到青柳的通知说他于今天引渡伪警厅后即会被释放，父亲和妻子是来接他回家的。点名毕，车子把他们载到伪警厅留置场（拘留所）。开始与盗窃案、民事案等犯人杂居一处。后因强盗案犯人炸狱未遂，伪警厅重修留置场，于11月间转押道里监狱，住在临时腾出的印刷厂厂房里。穿着夏季服装在不生火的水泥地上生活将近月余，满身生了疥疮。后又转回新修坚固的留置场，与省委交通姜学文、哈尔滨电业局职员王景侠住一个监号。这时胡起、张观等也关在这个牢狱里。
在留置场爸爸与看守山东人刘、冯二人相处得很好，特别是年轻些的冯对所谓政治犯很同情。有一次爸爸求冯把他在留置场的情况设法告诉《国际协报》的妈妈。后来冯把这个差事转给了刘，大约从1935年初刘即和家里接上头。这时候起，爸爸才知道家里一直托亲求友设法营救，并说很快就能出狱。
自到留置场一直没有过过堂，也没照相，只是在入监收押前量了身高和记下特征。约于2月间伪满公布《临时惩治叛徒法》，伪方将该文法送到狱中传阅，“临时惩治法”强调判刑要证据。
1935年4月初，留置场再度降低犯人伙食标准。姜学文领导发起全监改善伙食的斗争，向伪方提出要求，伪方允为考虑。与此同时，伪警厅开始传政治犯复供。胡起因被捕撞车之事坚持原供而被打。与胡起同一监号的中东铁路某机务段段长、政治嫌疑犯胡××复供后释放。4月20日，爸爸被提到伪警厅刑事科未曾复供，经马警佐宣布无罪释放，即日恢复自由。按照小林警佐的要求写了保证书，大意是：我因行为不慎误交共产党徐乃健为友，致遭嫌疑。今后奉公守法，为满洲国服务。并画了押。回监号取衣物时，姜学文秘密告诉他假如出去找不到组织关系时，可到道里石头道街地方检察厅找王推事的太太接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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