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判失败，坂垣又秘密向庙台子火车站运兵，日寇多门师团也企图经过庙台子进攻马占山的部队。获悉敌人这一动向，爸爸火速派人给马占山送去情报，同时发动铁路员工配合马占山部抗日。他们组织一部分火车司机和司炉，连夜将松浦总站新旧机车和各种车皮全部拉往绥化。机车和车皮拉过呼兰桥后，立刻焚毁了木桥，同时把呼兰到海伦的涵洞桥也炸了，切断铁路交通，使马占山得以安全北撤。
事后不久，爸爸以路警为基础建立松花江北岸别动队。大刀会的首领宫长海在哈尔滨保卫战中率先奋勇杀敌，经常带着队伍沿江活动。一天，他们出其不意地将驻守松浦镇的日军一个中队聚歼之后迅速撤退。日军挨惨痛一击后，打算歼灭这股武装力量。他们派了将近一个营的兵力，乘坐运输船“公济轮”从江北进发。爸爸针对这一紧急情况，马上派松浦别动队的同志携带枪支弹药在江北岸向轮船上的敌人不停地射击，打得敌人晕头转向，哇啦哇啦乱叫，鬼子怕中了埋伏，不敢靠岸，不得不夹着尾巴逃了回去。
1932年1月，爸爸的党内职务由呼海铁路“特支”调任为哈尔滨道外区（也叫东区）宣传委员。为了方便地下工作，家也由马家船口搬到松花江南岸道外十六道街。当时中共哈尔滨分道里、道外两个区，东北反日同盟会会长杨靖宇还是道外区区委书记，修鞋工人苏新民是组织委员。道里区（西区）区委书记是姚茂才，金剑啸是宣传委员，西区没有组织委员。
杨靖宇（原名马尚德）化名张贯一。
20世纪30年代初的哈尔滨，爸爸身上那套铁路制服挺唬人的。他常常掩护穿长袍，夹着地图册的“地理教员”杨靖宇出入中东铁路工人住宅区三十六棚和江北的工人区搞宣传发动工作。由于爸爸有稳定的职业，优厚的薪水和较好的社会关系，自然成为地下活动的保护色。他的家既是危险品（送往松花江下游游击队的大批手电筒、胶皮鞋、红旗、文件等）的藏储库又是地下党的印刷机关。
早在1931年4月，满洲省委作出在哈尔滨“出版党报”的决定。8月15日《哈尔滨新报》在道外正阳街路南十六道街口东侧红楼下创刊。这是“九一八”事变前夕，以民办报纸面貌出现，由中共满洲特委领导出版的一家公开报纸。爸爸有时在《哈尔滨新报》副刊《新潮》上发表诗文。1932年2月5日哈尔滨沦陷，《哈尔滨新报》随即停刊。
为了加强抗日救亡运动的宣传，杨靖宇指示爸爸秘密出版“反日总会”会报《民众报》，并派金剑啸与他一起工作。金剑啸曾在上海美专学习，是个多才多艺的年轻人，他负责报头设计和插图等。《民众报》的版面16开，油印，不定期出版。此时，在“九一八”后旋即参加反日同盟会的妈妈，成为爸爸的得力帮手，她用秀丽、工整的蝇头小楷刻蜡版。夜深人静的时候，在密不透光的室内，夫妻二人用一台掘井式油印机兴奋而紧张地翻印党内文件、传单和《民众报》。碰上经费接济不上，他们会自己垫付。为了工作安全他们几次搬家。此间，爸爸结识了一批左翼文化人。
1932年5月，国际联盟派李顿为团长的调查团来哈尔滨调查“满洲问题”，打着“正义”、“公平”的幌子，实际是为帝国主义的侵略缓和国际舆论的。杨靖宇在道外七道街苏新民家里召开区委会，部署搞群众游行示威，反对李顿调查团。爸爸和金剑啸分别在《民众报》上写文章，画漫画揭露“国联”的伪善面目，指明调查团实际是帝国主义的御用工具，号召民众不能寄希望于“国联”，要靠自己的力量才能把日本侵略者赶出家园。妈妈回忆说：
“那天夜里为突击写标语、印传单，罗烽还约来徐乃健、林鸿飞帮忙。标语写好后，便绳以大铁钉和铜钱，由他们三人乘黑夜挂在电线上。徐乃健一边紧张工作，一边低唱《国际歌》。那是我第一次听到《国际歌》，对于一个刚刚学着做秘密工作的人来说确是又新鲜又兴奋……”
“一次敌伪警宪到我住的院子来搜查，闻讯后，我立即装作行将分娩的孕妇躺在床上呻吟，床边围着屏风。敌来时果然信以为真，摇摇头挥手而去。这样藏在床下的一柳条包宣传品得以安然无恙。”
5月9日，臭名昭著的李顿调查团刚下火车，便被愤怒的群众围堵在火车站。反日同盟会会员和爱国青年到中央大街李顿调查团下榻的马迭尔旅馆门前，散发《民众报》，呼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伪满洲国”等口号。一时间，群情激愤，怒不可遏，斗争十分激烈。
8月上旬淫雨连绵，松花江的水位不断上涨。8日凌晨，江水冲毁年久失修的堤坝。道里道外一片汪洋。听妈妈讲，发水的当夜爸爸去海伦没回来。那时他们住道外十七道街，妈妈和祖父母随着慌乱的人群逃往南岗，在铁路同寅帮助下暂住铁路公寓。那时也没经验，以为把门窗关严就没问题，什么也来不及拿，妈妈抱条小狗，老太太拿着座钟。临出门时还能行走，后来水越来越大，半路就必须坐小船了。大水落下后妈妈天天在公寓晾晒书籍，她说多亏了头几天老太爷把一箱衣服寄存在朋友家。
水灾期间，打乱了党组织内部机构，杨靖宇、杨一辰、罗烽、姜椿芳等都到南岗马家沟、河西岸极乐寺一带难民区组织发动群众，向日伪当局提出“要饭吃，要衣穿，要房住”。他们在难民区与灾民同甘共苦呆了一个来月，反饥饿斗争取得一定成绩，同时发展了一批党团员和反日同盟会会员。
为了救济难民，一些进步的画家、艺术家被发动起来，举办了“维纳斯助赈画展”。画展在石头道街的宴宾楼展出。展出的作品有白涛、冯咏秋、王关石、商誉民的素描、国画、油画等，甚至萧红的两幅小小的粉笔画也被送去展卖。除此之外，大部分是金剑啸多年自藏的作品。一些文化人纷纷写文章造声势，萧军应邀写了《一勺之水》，方未艾写了《助赈画展观后记》。赈灾画展的收入虽然微薄，很难解决难民们的饥渴，但它却点燃了广大知识分子的爱国之心。
大水过后，满洲省委决定撤销哈尔滨区委，建立市临时委员会，杨一辰为书记，隶属满洲省委。杨靖宇赴磐石游击队。此前，爸爸调任呼海铁路全线（呼兰、绥化、海伦）及七个分支的巡视员。
杨一辰外号山东杨，他曾在刘少奇同志的直接领导下搞“工运”。
20世纪80年代初，分别近半个世纪的老战友相见。感情波澜翻涌，爸爸作《二六二医院探视一辰》：
1933年秋，杨一辰同志接受新任务离哈前夕，我们密约一小酒馆话别，寡酒一杯，语重情长，相期共勉，天各一方。盖四十有七年，重逢京华，时为1980年仲夏。
云载清风血染霞，
松滨蹊柳掩人家。
酒旗脉脉泼虚幌，
一杯辛辣各天涯。
相期壮志镌刀剑，
奇遇京门俱脱牙。
漫论半纪兴衰事，
洪荒已绽四季花。
1933年春，中共满洲党组织提拔地方干部，爸爸升为省委候补委员，是年夏，负责领导北满的文艺运动。当年活动在文化圈的罗烽、金剑啸、姜椿芳、舒群四个共产党员，他们年龄相仿，都是二十岁左右的青年。其中罗烽入党时间最早，他也像个老大哥，姜椿芳负责共青团工作，舒群属于第三国际情报站。虽然他们不属于同一组织机构，但是他们都能主动配合积极做好发动团结党外进步力量的工作。罗烽和金剑啸很快将白朗、萧军、萧红、金人、林珏、梁山丁等作家团结在党的周围，形成一支进步的文艺队伍。
爸爸等人经常活动的地点，一是道里新城大街南端的“牵牛坊”。这是一幢俄式平房，因房主冯咏秋每到春天在房前屋后栽种许多五颜六色的牵牛花而得名。1933年春的《五日画报》刊登过一条消息，并配一张照片：《牵牛坊全景》“中立者为傻牛冯咏秋，该坊之成立系冯君纠合一般文士每日工余齐集牛坊研究文学之处，闻不日将有作品问世”。冯咏秋在当时属于“左倾名士派”，思想进步，多才多艺，为人憨厚，人称“傻牛”。他早年就读北京大学，毕业于天津南开大学，毕业后曾做过京报记者。
“牵牛坊”的一房客名叫黄田，外号“黄牛”，是香坊区警察署署长。此人喜欢文学，同情共产党，一直站在革命一边。他经常为地下党提供敌人内部情况，帮助和掩护一些左翼文人逃脱敌人的追捕。20世纪30年代中期，萧军在上海出版《八月的乡村》，黄田也曾汇款资助。他的妻子袁时洁也是个爱国青年。这样，“牵牛坊”自然成为左翼文化人聚会和地下党秘密接头的最佳场所。
1933年的一天，中共满洲省委秘书长冯仲云徒步五六百里回到哈尔滨（他半年前去汤原县组织抗日武装）。他蓬头垢面，破棉袍露着棉花，如同“叫花子”，他不敢直接回家。突然他想到罗烽秘密接头处“牵牛坊”，便装成乞丐，借向妻子讨饭之机，悄悄通知妻子天黑去“牵牛坊”会面。届时妻子送去衣服，“牵牛坊”主人黄田陪他洗澡、理发、换装，然后护送他们坐电车回家。经常来这里的有文人墨客，也有地下党及左翼文学青年。大家聚在一起吹、拉、弹、唱、赋诗、作画，俨然一个文艺沙龙，地下党就利用这一有利条件接头和传播新思想。
爸爸他们另一处活动地点是“一毛钱饭馆”，这个饭馆是1932年冬，党派金伯阳同志出面联络冯咏秋、刘昨非、裴馨园、王关石、白涛、黄田等六位左翼文化人集资开的。饭馆取名“一毛钱”，意为大众化，菜价多为一毛钱。店面匾额出自冯君之手，墙壁悬挂艺术家们自己的作品，显得整洁、雅致。饭馆里只雇一名厨师和一名司账，“跑堂”则由文化人自己轮流充任。这别开生面的举动引起老百姓的兴趣，有人在报纸上作为“本市趣闻”撰文评论说“一毛钱饭馆，饭菜便宜，招待热情。招待员手大，会笑不会说话”。一时间名声鹊起，轰动哈尔滨文化界和学生界。饭馆一开业先在中国四道街路北租一间门市房，后来生意做大，搬到路南两间门市。饭馆开业便被地下党作为秘密联络点。1933年1月，赵尚志从巴彦游击队回哈尔滨向满洲省委汇报工作，一时找不到组织关系。焦急中他在报纸上看到党内同志金伯阳约某人到“一毛钱饭馆”会晤的启事，便按启事上的时间前去向金行讨，以便接头。
1933年夏天，爸爸和金剑啸通过萧军的朋友陈华的关系，在伪满心脏——新京（即长春）《大同报》（陈华系该报文艺编辑）上创办文艺副刊《夜哨》。《夜哨》为周刊，每期发表的稿子都是罗烽和金剑啸等人在哈尔滨选定后寄去。在报刊上夺取宣传阵地是他们梦寐以求的愿望。《大同报》是伪满政府的机关报，发行量大，影响广泛。《夜哨》的刊名是萧红起的，金剑啸画的刊头，意思是在漫漫黑夜中，有我们的哨兵在警惕、监视着敌人，保卫祖国。
创刊号上，爸爸用“洛虹”笔名发表独幕讽刺剧《两个阵营的对峙》，以疯人院为背景，描写一群精神病患者，暴露反动阶级的丑恶形象。文中借铁路员工之口愤怒地喊出：“起来，全世界的奴隶，起来，全世界的罪人！”爸爸还发表小说和诗歌等。短篇小说《口供》以有限的篇幅，揭露甘心充当日伪统治者的爪牙，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伪警察的罪行。诗歌《从黑暗中鉴别你的路吧！》和《说什么胜似天堂》，揭露了日伪罪恶统治的本质，唤醒人民起来斗争。“凭自己的力量，凭大家伙的力量，一定能把地狱变成天堂！”这些犹如号角、灯塔的诗篇，指引人民起来反抗。妈妈此间发表了《叛逆的儿子》等中篇小说。
《夜哨》从第6期开始连载李文光（署名“星”）小说《路》，文章内容是讴歌抗日游击战士的。新闻机关察觉后要追究，编辑陈华去向不明，副刊不寿而终。《夜哨》从8月6日创刊到12月24日终刊，共出版21期。主要作者有罗烽（洛虹）、金剑啸（巴来）、萧军（田倪）、萧红（田娣）、白朗（刘莉）、舒群（黑人）、梁山丁（山丁）、陈华（权）、文光（星）等。《夜哨》在群众中造成很大的影响。
在创办《夜哨》副刊之前，爸爸和金剑啸还组织起一个半公开的抗日文艺团体“星星剧团”。
爸爸负责剧团的事务性工作，金剑啸任导演兼舞美设计。主要演员有萧军、白朗、舒群、萧红、刘毓竹、徐志等人。他们排演了三个短剧：美国进步作家辛克莱的《居住二楼的人》（又名《小偷》）。萧军扮演一个受律师诬陷而被迫当了小偷的杰姆，白朗饰演律师太太，刘毓竹演律师。第二个剧是女作家白薇的独幕剧《娘姨》（女佣人），萧红扮演一个生病的老妇，舒群演一个家庭主妇的丈夫。第三个剧是白涛的《一代不如一代》（一名《工程师之子》），由二中学生徐志担任主角。经过三个月的排练，正准备在道里民众教育馆公演时，馆长要求他们配合日本承认满洲国的“九一五”纪念日演出，被剧团严词拒绝，馆主以不借给场地相威胁，结果没能如期公演。后来又联系在巴拉斯电影院演出，二中学生徐志突然被捕，一星期后假释出狱，后来失踪。坏消息接踵而至，日本著名特工头子土肥原专程来哈尔滨对新闻、出版等宣传领域进行整治和严格检查，罗烽等人决定停止剧团活动。
在此之前的1933年春季，哈尔滨《国际协报》公开招聘女记者，这在当时可是破天荒的事情。妈妈在爸爸的怂恿和鼓励下，考取了这份工作。上班后编辑长王研石看她沉默、腼腆，做记者不合适，改让她编辑《家庭》、《妇女》、《儿童》、《杂俎》四个周刊。秋天接替林郎编辑副刊《国际公园》，四个周刊仍然由她负责。未几，王研石悄悄离哈，王星泯任编辑长。
《国际协报》是哈尔滨的地方报纸。主笔张复生是老同盟会会员，思想偏左。《夜哨》停刊后，爸爸又积极开辟另外的宣传阵地。他让妈妈向报馆提议办一个大型周刊，编辑长允准。
妈妈将《家庭》和《妇女》合并，创刊《文艺》。它的撰稿人几乎是《夜哨》的原班人马，为了不引起敌人注意经常改换笔名。爸爸当时的笔名有洛虹、彭勃、罗迅、克宁、kn等，妈妈的笔名有刘莉、弋白、莉、杜徽等。给副刊投稿一般没有稿酬，好在多数人都有职业。金人和林珏是学生，没有家室之累。只有萧军、萧红没有固定的生活来源，经妈妈与报馆商量，以特约记者的名义每月付给二萧每人20块钱，这在当时是笔不小的收入，那时两三块钱可以买一袋最好的砂子面，当时妈妈的月薪仅60块。
这次办副刊吸取《夜哨》的经验，选择文章的思想不能太红，不能太露骨，有时也不得不运用鱼目混珠的办法麻痹敌人。比如，妈妈曾在《国际公园》上连载秋鸿的长篇章回体小说《北地胭脂》，内容是描写才子佳人的。
《文艺》副刊第一期以“文艺的使命”为出刊的前记，署名编者弋白，实际是爸爸代替妈妈写的。文中说：
“文学是不能规定目的的，因为有目的的文学，常是失却了文学的价值，但文学学者他不能只埋首在书斋里构思，设想。起码应当推开窗户，睁开他的睡眼，和现实亲切一下。那样，可以明了人类在广大的宇宙怎样地生存着，更可以听见弱者的低吟是怎样在垃圾堆上和阴沟里打滚呢！”
杨靖宇同志很重视文艺宣传工作，爸爸他们办两个副刊时虽然他已去磐石搞武装抗日斗争了，但是偶尔回哈尔滨看到《文艺》副刊还是给予充分的肯定和极高的评价。省委巡视员傅天飞每次都带些副刊到游击区去。
正当爸爸、妈妈等人开展的反满抗日活动红红火火，蒸蒸日上的时候，敌人经过几年军事侵略站稳脚跟后，开始有计划地破坏共产党及反满抗日组织，加紧在政治思想方面的攻势。1934年4月，中共满洲团委遭到破坏并牵连部分党的组织，日本宪兵到处捕人。形势的恶化危及到了党领导下的左翼文艺活动。
萧军、萧红的出走是地下党经过长时间考虑后决定的。二萧离开哈尔滨之前，已经非常惹人注目。因为他们是党外人士，有些情况不便说，但爸爸和金剑啸着实为这两个进步青年的安全担心。通过筹划，二萧于6月12日进关投奔年初已去青岛的舒群。走前，罗烽、白朗、金剑啸、金人、侯小古买了一瓶酒，一包花生米，在金剑啸“天马广告社”的画室为他俩饯行。大家在一起共事多时，这次分别在感情上是难舍难分的。送别的人和被送的人，心里都很难过。要走的人不知将漂向何方，留下的人也不知何时被捕。在白色恐怖下，一个革命者随时都有被捕和牺牲的危险。
安排二萧走后不及一周，爸爸于6月18日以共产党嫌疑犯的罪名被日本驻哈尔滨领事馆特高系逮捕。在被关押的十个月里，他受尽敌人的严刑拷打，宁死不承认。由于敌人找不到证据，加上家庭和铁路同寅的营救，爸爸于1935年4月20日无罪释放。在他被捕期间，妈妈坚持出刊《文艺》到年底。20世纪40年代出版的《十年来的小说界——满洲新文学大系小说上卷导言》评论说：
“短篇小说有田娣（悄吟）的《破落之街》、《患难中》、《镀金的学说》，彭勃（洛虹）的《丰年》、《疤痕》，塞田的《军官之宿》、《诞》，田倪（三郎）的《一个雨天》、《期待》，山丁的《黄昏的庄上》、《北极圈》、《银子的故事》、《无从考据的消息》、《山沟》，代生的《初雪》、《寒冷的塞外》，弋白（刘莉）的《悚栗的光圈》、《四年间》、《逃亡日记》……”
“在这些短篇中，描写上以彭勃的《丰年》与田倪的《一个雨天》最为深刻有力。《丰年》是写丰收的饥馑，《一个雨天》叙述一个青年的没落……”
“写作上最勤快的是弋白，她的《悚栗的光圈》比《夜哨》上的《叛逆的儿子》，无论在结构与技巧上都有相当的进步。”
“中篇小说有彭勃的《星散之群》，这篇小说的企图是很大的，彭勃是诗人，他要以诗情描写地下室的群像，那文章起始是重而有力的……他的小说正在刻画两个对峙人物性格的高潮处，突然中断了，这是田倪、田娣离开哈尔滨不久以后的事。”
“……康德元年（1934年）年尾，《文艺》在无声中停止了它的呼吸。北满文艺由于人的星散，终于一蹶不振了。”
其实，《文艺》并非在无声中停止了它的呼吸。20世纪90年代初，哈尔滨文联主席刘树生同志曾寄来一张他珍藏多年的1935年1月15日的哈尔滨《国际协报》副刊。那上面刊载了妈妈写于这年1月9日的《文艺》终刊词，题为“结束了‘文艺’周刊”，署名刘莉。她在文中说：
“1934年1月18日，周刊‘文艺’悄悄地来到了人间，它经过了重重磨难，苦斗着，挣扎着，颠簸着，得以维持将近一年，延续了47期。现在，它好像松花江之秋又悄悄地离开了人间！”
“现在，为了本社变更出版计划的关系，一切副刊均行停刊，因之‘文艺’亦随之灭亡！抚今追昔，感慨系之——即如为本刊执笔诸作家，率毕星散：田倪君与田娣女士中途相携出国；彭勃君又浪迹天涯，莫期行止；巴来君不幸失业，吃饭问题没法解决，已无心创作；唯有山丁君自始至终，努力撰稿……至于我呢，不过是军中小卒，虽然也时或随众摇旗呐喊，又是幼稚不堪，难入大雅之堂！徒负编辑职责，自知一无建树。但‘文艺’本身究竟如何？评论者自不乏人，如今也无需我言之喋喋。就是这样结束了吧！现在谨向执笔诸作家致谢，并向爱护‘文艺’的广大读者诸君表示‘毫无贡献’的歉意。”
“同时，我捎带声明一下，我并没有离开本社，仍然继续服务，不过现在我仅仅是一个撰稿者，不负其他责任。当然，我们以后还是可以常在报纸上见面的。”
20世纪90年代，中共哈尔滨党史办的王式斌说：东北革命文学兴起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广泛地进行文艺宣传，建立文艺阵地，创办画会和剧团。从1933年春到1934年这段时间，是东北抗日革命文学兴旺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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