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以下简称TPP），我们已经在上两本书中进行了比较彻底的讨论。但是，TPP谈判完成后，在各谈判成员国审批完成之前，我们还是有必要再进行追问和思考：TPP到底意味着什么？
2015年4月6日，刚上任不久的美国国防部部长阿什顿·卡特（Ashton Carter）在亚利桑那州立大学麦凯恩学院演说时，向学生们宣称：“就最广义的再平衡战略而言，通过TPP与再造一艘航母一样重要。”[1]之后没几天，美国总统奥巴马于4月18日，在与意大利总理伦齐联合召开的记者会上又表示，“如果美国无法与其他太平洋国家就贸易协定达成一致，中国将会插足填补真空，制定未来的贸易规则”。[2]后来奥巴马总统又在多个场合，反复强调了这个观点。美国政要的这些观点和看法，既彰显了美国政府对TPP的重视程度，又表明这个TPP并不是像美国所说的那样，仅仅是一个促进国际贸易的协议，而是蕴含着美国人自以为是的标准，打造21世纪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战略构想和战略图谋。
美国曾经评选出影响美国人的88本书，其中一本叫作《穷理查智慧书》。在这本语录式的小册子中，有这么一段话：A man is never so ridiculous by those qualities that are his own as by those that he affects to have。翻译成汉语，大意是“当一个人假装自己拥有某种品质时，行为最滑稽可笑”。同样，当一个国家宣称自己可以主宰世界，并要求其他国家只能照搬指定的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时，其行为也同样显得“滑稽可笑”。因为，也有句古话，叫作“条条大路通罗马”，那也就是说，通向罗马的道路应该不止一条。如果让全世界按照一种模式发展，等于让地球上的花朵只能有一种颜色。而这种颜色的选择，又取决于指定者的兴趣和偏好。联想到美国政要的上述言论，更感到美国打造国际新秩序构想逻辑的荒诞性和滑稽性。
“上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美国成为唯一霸权。这应当说是美国霸权的顶峰，其影响力达到世界的各个角落。当时，除了欧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同美国竞争苏联和东欧共产主义解体之后所出现的巨大国际权力空间，而欧盟和美国同属西方阵营，并不构成真正的竞争关系。可惜的是，美国在成为唯一霸权之后，其权力缺失制约，开始犯重大的战略错误。美国想‘终结历史’，通过把西方式民主自由推广到全世界，从制度上确立美国一霸天下。在这个过程中，美国武力开路，发动海湾战争，在南欧拓展民主空间。‘9·11’恐怖主义事件之后，美国又把战略重点转移到全世界范围的反恐战争。”[3]之后，美国又兴趣盎然地在发展中国家到处搞“颜色革命”，把中东搞成了一个烂摊子，叙利亚、伊拉克、利比亚的无政府状态，既造成“伊斯兰国”势力的崛起，惊得四邻不安、世界失措，又使无数的难民无奈背井离乡前往欧洲避难，[4]形成了困扰欧洲的“难民潮”，让本不平静的欧洲内隙层生。
冷战结束后，美国对亚洲的关注度不断下降，特别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并不看好亚洲的经济发展势头。但是，在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亚洲经济异军突起，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印度也持续保持高速发展态势，东南亚国家也继续保持较好的发展纪录，亚洲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火车头之一。在这个背景之下，美国提出了“重返亚太”的口号，并认真践行之。“重返亚太”政策包括军事和经济两条途径。一是在军事上重返亚太。亚洲尚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军力可以跟美国“叫板”，唯一具备潜在实力的可能是爱好和平的中国。美国军事重返亚洲，针对中国的目的性是不言而喻的，“围堵”中国的姿态也是明摆着的。二是在经济上重返亚太。美国要通过TPP的高标准尤其是一些具体条款（如关于国有企业的条款）等来制衡中国的目的，同样也逃不过明眼人的观察。TPP 号称是“高质量的自贸区协定”，美国所谓的“‘高质量’，是以一系列不同于以往的贸易投资新规则作为支撑的，其实质是尽可能固化和放大美国的竞争优势，最大限度地弱化新兴经济体特别是中国的优势”。[5]“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TPP不能作为一个封闭的内部经济圈。如果TPP协议因为某些国家的政治图谋而封闭，即使达成协议，其获利相对于削弱现有贸易关系造成的损失，也绝对是得不偿失的。”[6]
从表面上看，TPP号称要通过高标准来推动和振兴世界经济。从实质上看，美国通过TPP来遏制中国的发展。无论是从表面还是从实质上看，美国确实不喜欢中国的政党和国家制度，而在无力改变的情况下，只能通过军事和经济两条途径“围堵”中国，来迂回实现自己的战略目的。从更深层次讲，美国人十分担心，如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现有基础上继续保持发展，用不了多久，中国的经济总量将会达到美国的水准，乃至超越美国。如此一来，美国在全世界极力推广的西方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也将随之黯然失色。这是美国在处理当今国际事务，尤其是对华关系的内心“小九九”，也是他们心中的痛。TPP也不例外。
最近，台湾大学政治系朱云汉教授出版了本书，叫作《高思在云：一个知识分子对21世纪的思考》。朱教授在书中认为，目前资本主义在全球陷入困境，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正在走向衰弱，目前被奉为铁律的衡量“进步与落后”的历史坐标正在受到冲击，非西方国家在选择社会制度和价值体系时，将享有近代以来前所未有的更大空间和自由度。朱教授的理论依据有以下几点。一是在过去的30多年的时间里，美国扭曲市场和民主的真谛，力图打造“新自由主义世界秩序”，让美式资本主义纵横全球，让民主与市场成为美式资本主义的俘虏，被扭曲的“民主”与“自由”已经成为“变形民主”“变形自由”“变形市场”，成为世界秩序动荡的总根源，让许多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掉入了恶劣的“变形民主”“变形自由”“变形市场”的泥潭而不能自拔。二是“变形”也日益让美式发展模式成为让少数人得益的工具。在过去的30多年里，美国资本主义的模式已经成了为利益游说、金钱政治、媒体操控、富人主导的游戏规则，美国的民主政治日益成为寡头政治，美国政府无力扭转其衰颓大势。三是美式资本主义将威胁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在“经济自由化”旗帜下推动的资本主义全球扩张，已经对全球的社会、民主、文化和环境安全构成了生存挑战。
同时，该书谈到另外一个现象。中国经过30多年的高速发展，开启了人类历史上最快速的持续经济增长、影响最大的全面工业化、最大规模的减贫运动的先例。这三个“最”，标志着中国的崛起，并成为“非西方崛起”的重要标志，中国有可能带来一种可供世界各国选择的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朱教授还认为，21世纪是国家综合治理能力竞赛的世纪，而中国所拥有的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体制、经济和人口规模庞大的现实、吸取西方国家发展经验和教训的后发优势等，又能确保中国在国家综合治理能力竞赛中保持领先地位。因此，美国舆论的焦点是中国的崛起与国际秩序的关系：中国是否会按照美国规定的路径、既定的规则发展？作者的结论有两个：一是中国是要融入世界，成为“世界的中国”，还是另辟蹊径，让世界成为“中国的世界”？二是中国和美国乃至西方的关系是否已经到了十字路口，进入了充满摩擦、矛盾甚至冲突的时期并引发世界秩序的重组？“西方主流媒体越来越担心崛起的中国会挑战西方建构的国际秩序。他们担心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将挑战西方市场经济制度；中国的政治制度将比西式民主更有吸引力；甚至历史上的‘朝贡体系’也会以某种形式再现，冲击美西方主导下的国际秩序。”[7]朱教授的观察可能是准确的，中国的发展确实令世界瞩目，已经在改变着世界上五分之一人口的命运和生活水准，已经并仍将深刻地影响世界各国和各国人民。但是其观点依然没有摆脱修昔底德思想、零和博弈思维的影响，仍然值得商榷。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时专门指出，“世界繁荣稳定是中国的机遇，中国发展也是世界的机遇”，要“把世界的机遇转变为中国的机遇，把中国的机遇转变为世界的机遇，在中国与世界各国良性互动、互利共赢中开拓前进”，“中国发展绝不以牺牲别国利益为代价，我们绝不做损人利己、以邻为壑的事情，将坚定不移地做和平发展的实践者、共同发展的推动者、多边贸易体制的维护者、全球经济治理的参与者”。[8]2014年3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演讲时，向全世界宣布，“如果世界上只有一种花朵，就算这种花朵再美，那也是单调的。不论是中华文明，还是世界上存在的其他文明，都是人类文明创造的成果”，“各种人类文明在价值上是平等的，都各有千秋，也各有不足。世界上不存在十全十美的文明，也不存在一无是处的文明，文明没有高低、优劣之分”，“世界上有200多个国家和地区，2500多个民族以及多种宗教。如果只有一种生活方式，只有一种语言，只有一种音乐，只有一种服饰，那是不可想象的”。[9]
关于中国崛起与世界的关系，2014年3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德国科尔伯基金会演讲时指出，“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快速发展，中国经济总量已经位居世界第二。面对中国的块头不断长大，有些人开始担心，也有一些人总是戴着有色眼镜看中国，认为中国发展起来了必然是一种‘威胁’，甚至把中国描绘成一个可怕的‘墨菲斯托’，似乎哪一天中国就要摄取世界的灵魂。尽管这种论调像天方夜谭一样，但遗憾的是，一些人对此却乐此不疲。这只能再次证明了一条真理：偏见往往最难消除”，“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不是权宜之计，更不是外交辞令，而是从历史、现实、未来的客观判断中得出的结论，是思想自信和实践自觉的有机统一。和平发展道路对中国有利，对世界有利，我们想不出有任何理由不坚持这条被实践证明是走得通的道路”。[10]
针对美国人对中国未来发展的困惑和担忧，2013年6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同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共同会见记者时专门谈道：“我明确告诉奥巴马总统，中国将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坚定不移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努力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中国梦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梦，与包括美国梦在内的世界各国人民的美好梦想相通。”习近平总书记在此次记者会上专门强调指出，“我和奥巴马总统都认为，面对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和各国同舟共济的客观需求，中美应该也可以走出一条不同于历史上大国冲突对抗的新路。双方同意，共同努力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相互尊重，合作共赢，造福两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国际社会也期待中美关系能够不断改善和发展。中美两国合作好了，就可以做世界稳定的压舱石、世界和平的助推器”。[11]
在2013年10月24日的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专门阐述了“亲诚惠容”的外交理念。他指出，“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坚持睦邻、安邻、富邻，突出体现亲、诚、惠、容的理念”，“要坚持睦邻友好，守望相助；讲平等、重感情；常见面，多走动；多做得人心、暖人心的事，使周边国家对我们更友善、更亲近、更认同、更支持，增强亲和力、感召力、影响力”，并要求“首先我们自己要身体力行，使之成为地区国家遵循和秉持的共同理念和行为准则”。[12]
从一定意义上讲，美国其实并不是一个很聪慧的学生，面对习总书记的谆谆教诲，美国的“榆木脑袋”似乎并不十分开窍，有的听明白了，办了，效果挺好；有的没有听明白，该怎么办还怎么办，结果惹出了许多麻烦，还给中国扣上了“中国威胁论”的帽子；有的则是揣着明白装糊涂，故意在搅局，故意制造麻烦，派个军舰到南海岛礁附近转悠；有的则属刻意挑衅，自己搞个神秘兮兮的团伙，偷偷摸摸地谈判，连协议文本都不让自己本国的国会议员知道，弄得议员们在议会里牢骚满腹、跺脚骂娘，既不利于内部团结，也影响外部观瞻。卡托研究所在《TPP已经蓄势待发》中指出，“美国总统称TPP是一个机会：由美国‘书写规则’，而非中国。不幸的是，这是以对抗性的方式来进行国际商业合作”，“如果TPP成为美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发挥重大影响力的工具，那么其需要扩大成员国数量，而不能局限于目前的12个成员国。自几周前TPP谈判结束以来，亚洲许多国家和地区均表示或重申其加入TPP的意愿。这些国家及地区包括印度尼西亚、韩国、哥伦比亚、泰国、菲律宾和台湾地区。事实上，虽然如此多的国家都渴望加入TPP，而它们并没有见过该协定，而且也没有参与该协定的起草”。
从这个角度看，我们还有很多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要做。春风化雨，说起来容易，做起来不易，任重道远。因此，我们虽然“身在兵位”，但多干些基础性工作，多了解国外庙堂“外脑”们的想法，让决策层开展工作时针对性更强一些，也算为国尽力了。本书是全球战略观察书系的第六部，也是关于TPP的第三部。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原院长陆忠伟教授在为本书写的总序中指出，“TPP协议的签署，致使中国学术界、经济界、舆论界、战略界的眼球顿时聚焦于此‘T'。关于TPP协议与中国经济走向的话题一时充斥媒体，热络哗然，智者见智、仁者见仁，在对TPP的定性、定调上，性恶论有之，性善论亦有之。俗话说，喜怒知度量，利害见精神。立言立论，应该有缘有故；孰是孰非，必须事白情明。此乃做学问、搞研究之基本”。[13]同时，陆忠伟教授也指出，美国牵头推动TPP，“欲借此对外表明的意思即是，没有美国的一体化是低标准，TPP是高标准，亚太通商秩序主导权掌握在美国手里”。[14]
因此，如何“淡化而非强化TPP的政治色彩，降低中美战略抗衡的分贝，避免陷入误区导致战略误判”，“进一步稳定并夯实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发展与各国的‘命运共同体’、‘发展共同体’关系”，[15]已经成为学界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和研究课题。鉴于TPP协议的全部本文内容有待全面披露，对其进行全面研究尚存很大的不确定性。因此，我的工作团队继续从国外学术界、舆论界、战略界，特别是国外重要智库的报告中来感知大概，为学界和决策者们今后的系统性研究、准确决策，努力提供些素材，奠定些基础。
在TPP谈判12个成员国部长级会议通过协议文本后，美国智库在发表的研究报告中，态度和立场似乎有一些新的变化。如果说，之前纠结于中国进不进的困惑之中，讨论吸纳不吸纳中国对美国的利弊问题的话，在通过协议文本后，它们更多地津津乐道于中国是否和如何达到所谓的“高标准”，属于从门槛里面看门槛外面的心理。同时，一些美国智库开始讨论TPP对美国带来的预期收益和政治红利，很明显地展示了美国智库为政府“抬轿子”的造势心态和研究取向，这也是之前少见的。
美国外交关系学会在报告《美国国务卿克里专栏：美国在不断变化的世界中的外交政策》中十分坦率地承认，“为了维持美国的繁荣，必须不断开拓和扩大海外市场。这是一道相当简单的数学题。TPP附带有经济成分，但它不仅是一个贸易协定”，“TPP将消除对‘美国制造’产品施加的18000多项国外税种，并帮助美国制造商、农民和小型企业商人在增长迅速的市场中竞争并获胜”，“展望未来，亚太地区将在塑造互联网、金融监管、海上安全、环境以及诸多其他直接关系到美国事务等方面的国际规则道路上拥有极大的发言权。在这个时代，经济和安全问题是重叠的，所以美国不能在一个又一个领域落后于其他国家。通过对这一贸易协定的投票表决，美国国会能够增强美国的使命感，而美国也将继续成为整个亚太地区繁荣和安全的领先力量”。
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在报告《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制定标准和提高门槛》中指出，“TPP的地缘政治意义远远大于其建立全球贸易规则的重要性，甚至大于更开放的市场可能带来的经济机会。在推动TPP谈判的进程中，美国总统奥巴马强调了重新平衡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地缘政治和经济利益的重要意义。通过敲定TPP，美国明确其对亚洲盟友的承诺”，“迄今为止，TPP最重要、最创新的贸易贡献是使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在同一个平台进行竞争。在TPP成员国中，越南、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将首先受益，但TPP也可能为其他新兴经济体包括中国设定一个全球标准”，“奥巴马政府和其他11个TPP国家否认TPP旨在遏制中国。它们表示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可以自由地加入TPP”。
卡内基国际事务伦理委员会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前景及挑战》中认为，TPP协议文本的达成，“有望使全球商业面貌焕然一新”，“该协定不仅与国际贸易有关，还与地缘政治有关。TPP有望成为美国总统奥巴马外交政策的又一大成功”，“也有可能为奥巴马‘转向亚洲’或‘亚洲再平衡’战略增添实质性的内容”，在美政府更迭后，“如果国会中有足够多的成员将TPP视为国家利益和安全的服务者，尤其在中国日益崛起的背景下，那TPP还是会有机会的”，“中国最终加入TPP的前景将是相当不错的。TPP向其他国家开放（包括韩国，尤其是中国），是其能够得到进一步发展的前提条件。对于那些支持TPP的理念而不担心它会将中国排除在外或强迫其他国家在中国与西方二者中做出选择的专家来说，这种所谓的开放架构是很有必要的。就连美国国防部都一直在避免TPP带来一次新的冷战。就某些方面而言，将中国排除在TPP之外不是最理想的状态，因为最佳状态是将贸易作为一种亚太商业改革和高标准的诱惑因素。TPP关于国有企业、政府采购、劳工标准及工会的部分与中国经济尤其相关”，“理想的世界是将中国包括在TPP中，使亚太地区交织在一起，共同迈向繁荣”。
大西洋委员会在采访美国贸易代表弗罗曼后，依据其谈话发表的报告认为，“由奥巴马政府和其他11个环太平洋国家进行的贸易谈判虽然不是非常完美，但是最终会赢得国会议员的支持”，并认为TPP具有“磁场效应”，已经引起了非谈判成员国的兴趣；TPP还是一个“改变游戏规则”的协定，是“皇冠上的宝石”，因为“TPP不仅有助于贸易自由化，也有助于平衡中国经济崛起的影响力”，“有人将TPP形容为奥巴马政府的亚洲‘再平衡’政策的‘经济组件和皇冠上的宝石’，并表示这对美国的国家安全与幸福至关重要”，TPP还被视为“美国决心领导亚太地区的‘证据’……中美关系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TPP有助于重申美国在亚洲的立场，并为中国重新定位提供机会，进而可能为中美更广泛的合作铺平道路”，“TPP不反对中国的加入，如果中国能够并愿意满足TPP设定的标准将非常好，而且TPP将对该地区（包括中国）产生更广泛的影响：推动监管实践，提高透明度，促进互联网的良性循环”。
卡托研究所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华盛顿将中国排除在外并不明智》报告中认为，“美国作为TPP的主要谈判者故意将北京从外交项目中排除”，“将中国从TPP中排除与美国对中美关系采取的政策相一致。两国保持良好的双边贸易关系，但这些不可能掩盖华盛顿对中国意图成为东亚主导力量的怀疑，这种‘抱负’对美国的重要利益构成威胁。虽然美国领导人很少公开承认这一点，但是美国似乎越来越热衷于遏制中国的外交、经济和军事影响力”，“TPP与美国试图遏制中国影响的政策相一致。美国在东亚地区的盟友肯定会以这种方式解释贸易协定……该协议将不仅会带来重要的经济效益，而且会带来长期的安全利益……如果美国和日本通过TPP增加在亚太地区的存在感，这可能会遏制中国在该地区追求扩大影响的举动”。报告在结论中认为，“将TPP作为遏制政策的一种手段是非常不明智的……中国正在成为一个崛起的大国，美国官员需要比以往更加灵活。一个良好的开端就是立即开始谈判，让中国加入TPP，而不是将TPP作为一个敌对的遏制政策”。
美国外交关系学会在《美国、日本与中国的崛起》报告中认为，“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与日俱增。此外，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是美国‘再平衡’战略的重要部分。事实上，日本加入TPP至关重要。在某种意义上，最为显著的是美国对亚洲‘再平衡’的承诺，不仅局限于军事层面，同时也重视安全和经济领域”，“从某种意义上说，TPP的一大亮点是确保美国在亚洲继续发挥巨大作用。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看，TPP实际上维护了美国（包括日本）在该地区的信誉。然而，美国和日本必须适应中国崛起这一现状”。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在《加油欧洲，促成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报告中认为，“TTIP和TPP都与美国在大西洋和太平洋建立联盟有关，其目的是遏制中国。自从美国不能再独当一面以来，它就需要借助盟国来加强其对经济、贸易和军事优势的保护。总之，这两个协定都被视为在制定21世纪贸易规则方面美国与中国的竞争”。
布鲁金斯协会在报告中也认为，TPP虽然是“美国总统奥巴马‘亚洲再平衡’战略的经济中心”，“中国没有参加TPP谈判，但它可能会在未来某天加入”，并认为，“TPP将有助于建立下一代商业规则，或充当更深层次的经济一体化和公平竞争的‘软件’，而亚投行是对美国主导的世界银行（WB）和日本主导的亚洲开发银行（ADB）的补充，堪称贸易与投资的‘硬件’”，“许多太平洋国家都希望且需要和美国及中国保持友好往来，它们不愿在两者之间做出选择。我们应该反思中国创建亚投行的原因，以及美国遭遇这样一个尴尬的外交失败的原因”，并提出“美国必须决定是否从外部对亚投行施加更大的影响力和冲击，或作为成员参与塑造该机构”。该智库在一份题为《21世纪贸易与投资的国际经济架构》的报告中指出，“当前是时候推出一个高标准的、雄心勃勃的面向21世纪的自由贸易协定，它不仅关乎关税和工业产品，也关乎贸易发展道路和贸易规则”，总统[美国总统奥巴马2013年在迈克尔·弗罗曼（Mike Froman）]就任贸易代表仪式上的谈话。——主编注）那时曾对弗罗曼表示，贸易协定的底线是对美国人有利，包括对美国普通工人、企业和经济有利，“中国现在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它进行负责任的改革，加快市场转变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将结束中国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增长，并真正建立起消费者对中国的依赖，让中国的消费者从世界其他国家购买更多的商品，帮助本国经济和全球经济恢复平衡”，“如果美国没有TPP，这对于美国而言完全就是灾难”，“实际上，TPP包含的12个国家并不那么重要。除了美国和日本，其余的国家是无关紧要的。但重要的是TPP成员国之间的互联互通”，“使美国支持符合其他国家贸易利益的规则是不容易的”。美国外交关系学会在《亚洲的经济状况》报告中认为，TPP“这是美国目前最好的途径，因为它是中国最弱的地方。在这一方面，日本和美国保持高度一致。现在，有人要把TPP向国会和公众进行推销，声称美国在包围中国，并将中国排除在外。在这里，我真的由衷地佩服中国人。在过去的两年里，他们对待TPP已经非常成熟。他们说，好的，我们做我们自己的事，叫作RCEP，不管怎样，我们都在做我们自己的事。你可以做你的事。甚至，最近中国人又站出来说他们在未来的某天会加入TPP”。
该智库在分析了欧元区危机后认为，“这一危机削弱了欧盟机构的公信力，使数以百万计的欧洲人对欧洲项目的幻想破灭”，而“中国推出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简称亚投行）是中国实力和影响力日益增强的结果，也是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失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的贸易谈判刻意将中国（亚洲最大的经济体和世界上最大的贸易伙伴）排除在外。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治理结构改革已因美国和欧洲不相称的权力而停滞。毫无疑问，中国已经决定通过其他方式来提高自身影响力。美国政策制定者低估了中国的实力和其他国家愿意与之合作的意愿”。在这份报告中，该智库感叹，“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确实需要改革，但可能已经来不及把中国‘拉拢’回来”。布鲁金斯学会还提出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在《为什么中国应该加入TPP》报告中，作者认为，“一旦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达成，它将对亚太地区贸易和投资模式产生重大影响。供应链将优先进入TPP覆盖的市场，并且生产和制造领域也将进行改革，以与TPP提出的环境、劳工和食品安全标准相适应。中国没有加入TPP，这会使其付出代价。中国需找机会加入TPP”，而“对于中国来说，要想加入TPP，它必须为满足协定要求而进行各项改革”，“中国在TPP中的缺席会令其付出代价”，“中美两国正在进行的双边投资协定（BIT）谈判是关键的一步，这将表明中国有意愿也有能力进行加入TPP所必须进行的改革”，同时“美国和中国也应该考虑是否推动世界贸易组织多边谈判的复兴”。
大西洋委员会的《TPP：美国坐上了驾驶座》报告称，“奥巴马表示，鉴于我们95％的潜在客户与我们隔海相望，我们不能让中国书写全球经济规则，书写规则的应该是我们，在设定高标准保护工人和环境的同时，也应为美国产品开辟新市场”，“该协定的达成与中国有密切的关系。中国与其邻国拥有高额贸易。TPP会使中国的这些邻国处于日本和美国的影响之下，还会影响到诸如越南和马来西亚生产商品的标准，从而影响与中国的贸易。这些国家通常为中国市场提供成品货物，或为中国企业提供半成品。如果TPP成员国提高了货物标准，那将对与中国的贸易产生影响，也就意味着中国将更难获取制造业的货物供应。如果亚太国家更多地与美国开展贸易，如果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进一步开放国内市场，那将削弱中国对亚太国家的影响”，“但中国需要做的是努力赶上TPP中的贸易现实条件，随着TPP不断发展，中国应继续就贸易问题进行磋商，以期最终采用TPP中的规定和规则”，“目前中国加入TPP仍面临很多分歧，该项工作将会耗费很长的时间。”当然，“这也取决于美国政府的意愿，以及日本的变革。中国一旦提高货物生产标准，就可以着手加入谈判。如果中国经济立即去适应TPP的新标准，其效果也会具有颠覆性”。
关于TPP的未来，布鲁金斯学会谈到了自己的看法。在《TPP：开始的结束》报告中，作者认为，“美国的核心战略是制定一套与21世纪经济现实相匹配的国际经济规则，并巩固美国作为太平洋大国的关键地位”，“TPP谈判是一个里程碑式的成就。但我们不应忽视这样一个事实：要想使TPP从书面协定落实为实实在在的举措，我们需要做的还很多”，但是“TPP项目仍然是一个承诺而非现实”，“一旦TPP遭遇国会否决或迟迟未能表决，一切也就都没有意义了。如果TPP不能落地生根，那过去种种努力都将付诸东流”。该智库在另外一篇报告《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是促进全球贸易发展的最佳方法》中认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是备选方案。但是它是这么多年来最好的备选方案并且理应得到国会的支持”，“TPP是一个开放的协定——任何一个亚太国家只要根据TPP的规则提供合理程度的市场开放，它们就可以加入TPP”，“TPP的条款更有利于美国、日本和其他的成员国”，“TPP可能会向设定更强大的贸易规则迈出重要的一步，这将有利于美国和更广泛的亚太地区的发展”。
安全政策中心发布的《TPP：问题重重的协定》认为，“美国、亚洲各国政府以及各式各样的公司一直都在秘密谈判，忽略了透明度和问责制。毫不奇怪，它们做出的安排也只适用于狭隘的利益团体，损害了美国国民的利益。据报道，该协定还就人口自由流动和跨国管理安排做出承诺，完全与主权共和政体和宪法冲突。不幸的是，国会要么接受，要么弃绝。现在看来，弃绝TPP似乎是可取的”。根据美国负责国际经济事务的国家安全顾问卡洛琳·阿特金森的言论，针对部分美国议员提出的要重新谈判TPP文本的要求，大西洋委员会发布了《重新协商TPP？痴心妄想》的报告。该智库援引阿特金森的话说，“重新谈判不会作为一种选择”，因为“由12个国家达成的贸易协定，其中许多非常复杂的问题交织在一起，”她说，“每个问题都与其他问题有关，就市场准入而言，每个国家都在平衡其他国家”，“我们认为TPP的高标准不仅将提高TPP成员国的标准，而且也会提高该地区其他国家的标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将引发一场角逐……TPP也将是美国地缘战略的一个巨大胜利”。
卡托研究所在《TPP达成！现在应该做什么？》报告中写道，“经过六年的谈判，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最终在亚特兰大达成。贸易政策专家都对TPP的成功达成感到兴奋”，但是“即使TPP达成，奥巴马总统仍不能马上签署该贸易协定。根据相关规定，他在正式宣布打算签署TPP的90天之后，才能将此付诸行动。在此期间，政府和国会将会进行频繁的磋商讨论贸易协定细节，TPP的法律文本将在互联网上向公众公布，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咨询委员会将向国会提交有关的贸易评估。与此同时，美国国内也会给有关各方提供充足的机会对TPP的利弊进行辩论”，“长达90天的磋商期过后，奥巴马总统可以将国会的意见反馈给其他TPP伙伴国，即是否需要对TPP进行修改。一旦TPP签署，美国政府最多有60天的时间将TPP的相关条款添加到美国的法律列表中，而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最多有105天的时间做一个相关报告，分析TPP对美国经济的可能影响，国会的贸易委员会将对立法实施进行模拟审议，最终将在国会两院实现TPP立法。众议院将有60天时间对TPP立法进行投票，而参议院将有30天时间对TPP立法进行投票。这些程序要求是贸易促进授权法中规定的。在2016年进行新一届总统大选之前，TPP需要由国会批准，奥巴马总统的时间紧迫。尽管在选举年中，贸易法案不会有所变化，但仍有人担忧TPP会因总统辩论、初选和国会中的复杂情况而被延迟签署”。该智库在另外一篇报告《贸易协定不仅仅包括降低关税》中继续阐述了这种观点，认为“TPP将成为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自由贸易协定。然而，TPP签署还没有完成。接下来，美国以及其他TPP成员国将进行一场激烈的政治辩论。在准备阶段，了解TPP带来的广泛影响是有用的。贸易协定的内容不仅包括降低关税，还包括全球治理方面的广泛实践”，报告指出“奥巴马政府将TPP作为历史上‘最先进’的贸易协定，它将显著推进劳动保障以及环境保护”，“TPP试图通过构造一个平衡的方案来取悦所有不同的利益集团。给予每个人想要的东西，这是很难做到的事情。满足一些人的利益将意味着伤害另一些人的利益”，因此，“就TPP即将进行的公共辩论一定是激烈的”，“预测国会会通过TPP为时过早”。
大西洋委员会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神话与现实》中认为，“到2025年TPP将使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增加0.4％，并为全球经济增加5000多亿美元”，但是“美国国会可能是TPP的最大障碍，一旦奥巴马将协定提交给国会，该立法机构需要90天的时间来决定该协定的命运”，如果美国国会“拒绝TPP可能会彻底破坏美国所谓的‘亚太再平衡’战略，还会影响美国在该地区的信誉，以及美国与亚洲经济的融合”，“拒绝TPP带来的损失比接受TPP带来的益处更大”。同时，报告也指出，“在经济领域，TPP不会扭转长远趋势。亚洲区域内的贸易和投资发展要比跨太平洋的贸易和投资快得多，这是不可能改变的……因为中国是美国的该地区众多盟友和伙伴的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与14个国家相邻，而且永远是该地区国家的邻国。尽管美国与亚欧大陆在白令海峡中相隔12.5英里，美国仍是太平洋国家，而不是亚洲国家”。
关于TPP谈判过程中的生物制药保护期等敏感问题，外交关系学会在《TPP中的药品交易》中指出，“该协定中有关制药和生物技术的规定引起了一些强烈的反应，其好几次使TPP谈判‘脱轨’”，“在TPP谈判中，有关专利保护期限、创新性研究透明度以及实验数据透明度这样的问题已经被证明是非常具有争议性的”，“唯一对此结果满意的团体就是生物制药商”，“一些世界领先的关注人道主义的医疗机构强烈地批评TPP对数据保护的规定。例如，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无国界医生组织（法语缩写，MSF）这样的医学人道主义组织发出它的反对宣言：‘TPP：医学上糟糕的交易’”，“总部设在华盛顿的非营利性组织，倡导低成本药物——认为在生物制品和其他领域，‘TPP规则将扩大医药行业的垄断保护，但这将以牺牲民众可承受的药品费用为代价’”。
在美国总统选举的背景下，TPP正在成为角逐总统职位者的艰难选项，2015年10月15日，卡托研究所在《希拉里经济学》中提出：“如果希拉里·克林顿当选总统，她会提出什么经济政策和对经济产生怎样的影响？”进而指出，“希拉里·克林顿在过去的一周改变了对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所持的观点。担任国务卿时，她曾支持TPP，并在她的书《艰难的抉择》中，称其为‘具有黄金标准的贸易协定’。2015年10月7日，她又讲道，‘我不相信 TPP 会满足我所设置的高标准’——尽管她承认还没有阅读该协定的内容。1996年，她直言不讳地支持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但是多年来，她又打了退堂鼓。因为她的参议院的投票记录和其对贸易协定的言辞不一致。她支持美国和新加坡、智利和澳大利亚、摩洛哥和阿曼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然而她反对中美洲自由贸易协定。她的提议中有一项就是开拓新的市场，这似乎与她反对TPP相矛盾”。胡佛研究所发布的《希拉里听到佩罗的巨大吸气声，改变了对TPP的支持》报告中指出，“值得注意的是希拉里最近刚从支持TPP转向反对它，不幸的是这被认为是达到她目的的手段而不是政策因素”，“希拉里·克林顿说，她现在不能支持TPP，理由是她担心就业和工资、国家安全、汇率操纵和制药公司的具体规定”。
美国的一些行业协会对TPP条款的批评声音始终很高。卡托研究所的《烟草会扼杀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吗？》报告指出，“TPP将通过降低关税、配额和其他贸易壁垒实现贸易自由化……但是一个特别的产品可能会在美国的TPP政治辩论中扮演极为重要的角色——烟草”，“烟草已经被‘分离’出外国投资的标准规则。这肯定会引起国会议员的关注，其中包括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明奇·麦康奈尔（Mitch McConnell），他代表肯塔基烟草生产商”，而“抛开法律问题不谈，现在的问题是政治上的问题。烟草分离是为了平衡公共卫生组织（想要严格的烟草法规）的要求和商业利益（想要保持现有的投资规则）。但是现在国会已经开始衡量政治影响。TPP存在许多有争议的部分，它的成败将不完全取决于烟草问题。尽管如此，贸易协定往往由国会投票，而烟草分离可能会对结果产生重大影响”。该智库在《TPP的政治化》报告中还指出，“在贸易政策世界里，每个人都迫切等待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全部文本的公布，然而相关消息称，这仍然需要一段时间”，“一旦TPP文本公布，TPP的政治化将会非常有趣”，“就TPP的‘进步’性质而言，奥巴马政府说，TPP将就劳动保护条款做到以下几点：就劳工标准建立相关制度，如最低工资、工作时间及职业安全与健康要求。对于最低工资，TPP到底会对各成员国提出什么样的要求？如果它要求所有TPP成员国建立最低工资制度（如设定一个具体标准或者只有一个标准），那么国会的一些共和党人可能会反对”。
经济政策研究所则在《TPP将不利于美国和其他成员国的工人》报告中直言不讳地指出，“TPP是一个代表大公司管理贸易和投资的协议，这将给美国工人工资增加下行压力，并可能会导致贸易赤字和裁员的不断增加”，“TPP中有通过扩展美国版权和专利来保护消费者这样的内容，这将大大提高处方药价格，该条约将数十亿美元的利润转移到大型制药公司而使无数贫穷的消费者失去获得救命药物的权利”。而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在其报告中提出了截然相反的看法，认为TPP是一个混合体，对技术有利，对生命科学不那么有利，“该协定设定的一个高门槛将最大限度地增加全球创新机会。不幸的是，对生命科学行业而言，谈判人员设定的低门槛将不利于生物技术创新，并最终影响病人的健康状况”，“美国法律规定了12年的数据保护期，但不幸的是，TPP将这一期限定为5～8年。虽然我们高兴地看到一些其他国家提高了它们的标准，从而更接近美国的法律，以承认保护知识产权的重要性，但是5～8年的期限是根本不够的。欧洲提供了至少10年的数据保护期，所以这个新的协议使美国落后于欧洲国家”。
中心地带研究所在《奥巴马的太平洋贸易协定引来批评》报告中认为，“TPP将只有利于富裕的企业所有者、企业和某些特殊利益集团。强大的美国劳工联合会-产业工会联合会（AFL-CIO）认为应该拒绝TPP……TPP不会创造就业机会、保护环境并确保安全进口。相反，它似乎是在仿照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中，大型跨国公司受益，而工薪家庭不会从中受益”。报告还认为，“根据TPP协议，在药物制药专利保护期期满以前，竞争对手将不能生产相同的药物……尽管TPP不会影响美国药物的数据保护期，但是我们相信我们的亚太伙伴没有同意类似的数据保护期是目光短浅的表现，将有可能使全球投资放缓，对于痛苦的病人来说，这使获取新的突破性治疗的进程放缓”，“事实上，大型制药公司和全球卫生倡议组织都反对TPP，这表明TPP是非常复杂的自由贸易协定”，“国家应该专注于创建有针对性的贸易协定，避免对已经动荡不堪的医疗卫生市场造成严重伤害”。
经济发展委员会在《TPP：推动更自由的贸易时，想取悦所有人并不容易》报告中，援引美国国会工作人员的话称，“明年4月中旬之前，美国国会不可能对TPP进行投票表决”，“根据TPP协议，美国将在25年内取消对进口汽车征收关税……福特汽车公司（被定性为‘失败者’）颇为不满。它认为这会使其他国家获得不公平的竞争优势”。
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在其报告中认为，“TPP将对太平洋地区的许多经济部门造成重大影响。农业是受影响较大的部门之一，特别是乳制品和糖的市场会受到影响”，“在TPP获得批准后，国外对美国商品的需求将提高农民的收入。此外，该协定旨在支持科学的美国农业动植物卫生检疫标准。美国农业部部长汤姆·维尔萨克（Tom Vilsack）签署了协议，几个美国农业协会也纷纷站出来支持该协定，包括美国农业局（American Farm Bureau）、美国大豆协会（American Soybean Industry）、美国糖业联盟（American Sugar Alliance）、美国谷物理事会（U.S.Grain Council）、北美肉类协会（North American Meat Institute）和西部种植者协会（Western Growers），虽然有些协会持谨慎的乐观态度”，“支持者认为，如果TPP获得批准，它可能会扩大太平洋地区的贸易，并且美国将在太平洋地区培育更强大的经济伙伴关系。然而，一些人仍然有一些犹豫。批评者担心，食品安全检查受到限制，TPP会提高疾病暴发的可能性”。
阿斯彭研究所对TPP如何促进手工业发展很感兴趣。在发表的报告中，该智库认为，“我们正在等待TPP文本正式公开发布，并接受民众审查，到那时，小型妇女所有企业将如何从该协定中获益？其成功因素分为两个可持续发展目标：消除贫困和促进女性经济发展”，“全球贸易不应该强制选择支持小型企业或大型企业。大型企业必须将小型妇女所有企业包括在全球供应链中。这些伙伴关系使企业家和小股东获得新的市场机会，从而减少贫困并促进女性经济发展”，“任何人都不应该忽视手工业。接下来，获益的大型公司必须受到鼓励，并与小型手工业企业进行合作。这是唯一的方法：我们可以在雄心勃勃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上取得进展，到2030年消除贫困，并促进妇女经济发展”。
竞争性企业研究所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涵盖广泛》报告认为，“2015年10月5日，亚太地区12个国家的贸易部部长宣布，他们已经结束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谈判。TPP 将美国、加拿大、墨西哥、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智利、秘鲁、马来西亚、新加坡、越南和文莱拉进一个广泛的贸易协定中。该协定覆盖的经济规模约占世界的40％。……TPP具有一些积极意义，它将消除或降低广泛的工业和农产品关税；采取措施使加拿大和日本开放乳制品市场；允许美国进口更多的糖类；美国将逐步取消对日本汽车征收的关税”，但是“TPP的达成并不容易，甚至在文本最终发布前，反对者们也进行了激烈的攻击，特别是一些参加总统初选的人士，如参议员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他谴责TPP是‘灾难性的’协定，此前共和党内呼声极高的参选者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也公开表示反对TPP。美国参议院金融委员会主席奥林·哈奇（Orrin Hatch）曾推动国会通过‘快速通道’贸易授权法案，但他对当前这个形式的TPP不够满意”。报告注意到，“TPP谈判中最具争议的问题之一是美国在生物或医药产品专利保护方面的立场。美国曾寻求对生物制药设置为期12年的专利保护，但在最终协议中，这一保护期缩减至5年”。
国家政策分析中心在就业、贸易逆差等问题上的观点令人印象深刻。报告《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我们是否准备好迎接挑战？》认为，“由于进口商品会替代国内产品，有些工作会消失。但出口扩大同样会带来许多就业机会。失业是难免的，但不一定只有坏处”，同时在贸易逆差问题上，该智库认为“美国必须要有盈余。这是愚蠢的。我在杂货店买食物，我在当地的加油站加汽油，去找理发师理发。我和他们都有贸易逆差，因为我不卖给他们任何东西。我通过向企业提供服务获利，这平衡了我的赤字。我的贸易平衡是多边的，不是双边的。国家也是同样的道理。美国与其他国家的采购与销售不必一致”。
米塞斯研究所则对TPP提出了另外一种全新的观点。在其发表的《TPP：对自由贸易的最新攻击》报告中，认为“TPP像所有其他与其形式相同的贸易协定一样，旨在服务于参与TPP的政府战略利益，和自由贸易没有关系。毫无疑问，某些拥有政治权力的大型公司将受益于像TPP一样的自由贸易协定。大型公司拥有影响力和资源从而改变和塑造这些协议来支持它们。小型企业和小型企业家只会承受更大的限制”，“TPP是一个国家‘安全’计划，与自由贸易无关”。
美国国际与战略研究中心就TPP对美日关系的影响，发表名为《美国和日本最终驱散贸易阴影》的报告，认为，“TPP与规则制定有关，并且东京和华盛顿在这方面是至关重要的盟友”，“最重要的是TPP带来的动态效应——针对日本老龄化进行更广泛的结构性改革，这将为安倍的雄心和‘安倍经济学’改革增加信心”，“该协定将促进奥巴马政府的‘亚太再平衡战略’……TPP将强调美国和日本作为亚太地区规则制定者这一角色”，“如今，TPP在亚特兰大敲定，这一历史性协定将有助于实现1906年签订的美国-日本安全条约第二条的承诺，该条款要求两盟国“应在国际经济政治方面消除冲突以及……鼓励双方进行经济合作。通过消除两国几十年的贸易摩擦阴影，TPP将使这些条款最终变得有意义”。
国际与战略研究中心还就美韩关系进行了讨论，在其发表的《韩国重新考虑TPP》报告中认为，“朴槿惠声称，韩国想要加入TPP表明韩国对TPP的想法发生转变。TPP曾被视为一个自由贸易协定，现在它被视为发展国家间的战略伙伴关系的纽带，将制定21世纪的全球贸易标准”，“朴槿惠总统在她2013年的贸易政策中为韩国制定了雄心勃勃的计划。在她的领导下，通过追求自由贸易协定，韩国将成为亚洲经济整合的‘关键’”，“鉴于韩国对其他贸易协定的热情，为什么其在加入TPP时如此谨慎？韩国起先不愿加入TPP被一些人视为韩国想要远离美国主导的区域框架，因为它怕惹怒中国。事实上，答案确实是很复杂的。韩国不要求加入TPP，这样做是考虑到韩国几乎与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TPP成员国都达成了自由贸易协定。此外，韩国政策制定者完全依赖经济数据来评估TPP的优点。最终，韩国试图与中国敲定自由贸易协定，因此不得不用有限的能力去寻求其他交易”，“韩国政策制定者没有从加入TPP中看到任何‘地缘政治或无形的经济利益’。韩国试图与中国达成自由贸易协定以延迟加入TPP”。报告认为，“不在早期阶段加入TPP，韩国已经将制定亚洲贸易标准的机会让给了其他国家。作为一个‘规则接受者’而不是‘规则制定者’……不愿在早期加入TPP破坏了韩国的目标——成为‘东亚经济一体化的关键’”。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认为韩国和TPP是必然的合作伙伴。“一旦TPP生效，韩国在所有想加入TPP的国家中处于首位。在很大程度上，韩国已经准备好接受TPP的诸多要求，其中许多要求都是以韩美自由贸易协定（KORUS FTA）的条款为基础”，“几年来，韩国政府一直在审查加入TPP这一事宜，审查时间甚至比2013年7月新加入TPP谈判的日本还要久”。这里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韩国官员们正在遭遇‘谈判疲劳’”，“韩国与日本紧张的政治关系可能是韩国推迟加入TPP的决定性因素”，“韩国考虑加入TPP也使韩国对重新引起敏感政治问题（如韩美自由贸易协定）以及随后的批准过程（特别是关于农业和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程序问题）充满担忧”。报告在结论中认为，“TPP将是韩国贸易政策的一个实质性补充，韩国决定推迟加入TPP会谈的要求是一个战术性失误”，并建议“作为世界上主要的贸易国家，一旦加入TPP的敞口重新开放，韩国应该尽快加入”。
皮尤研究中心对加拿大新政府与美国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其认为，“TPP是一个新的贸易协定，旨在减少美国、加拿大和其他十个亚太国家之间的关税。TPP已经在美国和加拿大赢得公众的支持。在加拿大，60％的自由党支持者说，TPP对加拿大是好事，并且70％的保守党支持者也有同样的看法。然而，在民主党的支持者中，仅有42％的人认为该大型贸易协定对加拿大是一个福音。在美国，49％的人支持该协定。在加拿大，比起那些支持‘保守’的共和党人（43％的支持率），支持‘自由’的民主党人更支持该协定（有51％的人称其对美国来说是一件好事）。加拿大的选举不可能显著影响美国的整体情绪。……尽管自由党的支持者（71％的人对美国持积极态度）不像保守派（84％的支持率）那样支持美国，但这在平衡情感方面是有利的和互惠的。根据2013年的一项调查，81％的美国人对加拿大持积极态度”。
全球发展中心就TPP对发展中国家的意义进行了研究，在《TPP最终达成：对发展中国家意味着什么？》报告中指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不是这些大型贸易协定的成员国，一旦WTO这个多边体系变得无足轻重，这些国家也就无法保护它们自身的贸易”，“TPP中还有一个独立的发展章节。总结中指出，将建立一个发展委员会，但仅规定：该委员会将定期会晤，就某些特定领域（经济发展、妇女儿童、科学、技术及创新等）展开自愿协同合作。TPP中还有合作和能力建设章节，同时又提出设立一个委员会。或许是我过于愤世嫉俗，但这听起来就像是官僚作风，说的很多，但不会采取任何实际行动”。
新美国安全中心认为，TPP是美国的盟国向美国索取利益的渠道和途径。在《美国的盟友想要从美国得到更多》报告中，该智库认为，“在过去的几年中，美国的盟友获得‘重置’和‘再平衡’，但它们真正需要的是‘再保证’。在奥巴马执政时期，我们几乎每天都可以看到美国盟友提出的需要更高的关注、更大的援助和支出、更强的军事存在和更多的资金以及更深的外交接触的要求。但在这样一个时代，当我们面临伊朗核协议、东山再起的俄罗斯和具有‘侵略性’的中国时，美国官员正在努力找出他们还能做什么，如果有的话，什么可以充分满足我们在中东、欧洲和其他亚洲伙伴的要求。这些压力产生的具体根源各不相同，但是总的驱动力是相同的。美国的同盟国担心其邻国正在改变的安全和政治局势。它们质疑签订了几十年的安全协议和在不同时代为应对不同挑战而成立的国际机构的可靠性。它们已经注意到美国在国际事务上越来越谨慎”，“尽管很多人认为美国已衰落，但是除了美国，没有哪个国家承受着来自世界各个角落的期望。反思在奥巴马执政期间我们与外国官员进行的数百次会谈，我们想不出一个对美国要求较少的国家。它们都希望我们给予更多的时间，更多的注意和更多的资金。几乎没有国家对中国、俄罗斯和伊朗提更多要求，而我们需要保持这种方式”。
加拿大智库对待TPP的态度和研究路径较之美国智库，要平实、务实得多。在发表的研究报告中，它们虽然关心TPP协议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但是它们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北美地区以及与自己密切相关的领域，如汽车、生物制药、乳制品等行业，以及就业问题，以期在TPP范围内做到趋利避害，实现利益最大化。2015年10月23日，加拿大亚太地区基金会在发布的报告中指出，“虽然许多人认为TPP会对消费者和经济发展产生积极影响，但是根据最近的全国性调查，民众似乎对就业增长和就业保障问题存在担忧。尽管TPP获得的支持率高于反对率，但是民众对TPP的不确定性依然存在担忧。广泛来说，最新的调查显示，35％的加拿大人支持加入TPP，而21％的人反对。TPP经过马拉松式谈判后于2015年10月5日在亚特兰大达成。剩余的1083名成年人在10月9日的调查中没有发表任何看法。安格斯·里德学院高级副总裁柯尔（Shachi Kurl）指出：“几乎一半的加拿大人仍然说他们不够了解TPP”。
亚太基金会是加拿大智库中对TPP持全面肯定态度的为数不多的智库之一。该智库认为，“TPP降低了关税并且为12个国家制定统一标准……它将深化加拿大在亚太地区的贸易关系”，“这个协定不仅将会增强我们与美国的贸易关系，也会使加拿大进入更成熟的市场以及亚太地区动态的、发展的市场……TPP使加拿大参与到这些市场中，并且与我们友好的竞争对手在同一水平上展开公平竞争，这些对手包括澳大利亚、新西兰和美国”，“加拿大参与到规则制定中并且在这些新兴领域的实践将确保我们参与到塑造全球贸易未来特征的进程中”。
加拿大绝大多数智库对TPP持褒贬不一的态度，且在具体问题上“贬”的程度要更为严厉一些。加拿大人民评议会在TPP谈判结束的当日，即发表政治部主任的文章《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中有什么？》。在报告中，作者问：“TPP中有什么？我们为什么要担心？”对药品专利，作者担心，“跨国制药公司更长时间的专利垄断将推迟更便宜的同类仿制药的引入”；对汽车零部件，作者担心，“如果放宽原产地规则要求，这将意味着日本可以向北美出口更多的车辆，而只有很少的零部件由加拿大制造……这可能影响加拿大25000名汽车工人的工作”；对乳制品，作者指出，“根据TPP，加拿大将有限制地开放其所严格控制的乳制品及家禽市场，农民正在放弃对其目前受到高度保护市场的‘限制准入’，这将花费15年的时间、43亿美元来补偿乳制品、鸡和鸡蛋的农民”；关于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ISDS），作者认为，“ISDS 规定允许公司起诉政府，（在加拿大的外国）公司已经使用ISDS挑战政府超过600次。鉴于气候措施容易受到这些挑战的影响，加拿大人民评议会呼吁将ISDS排除在任何气候协议之外”。
加拿大人民评议会对哈珀政府在选举期间可能就TPP谈判让步表示了深深的担忧。在《在联邦选举期间哈珀准备就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谈判做出巨大让步》报告中，作者认为，“加拿大正准备对更多的美国牛奶开放边境，而在美国，加拿大奶农没有获得互惠准入”，“保守党领袖哈珀无意中透露，在TPP的最终谈判上，加拿大将不得不就汽车行业做出让步”，“就药品而言，美国正在寻求更强、更长、更容易获得的专利垄断，以及药品监管数据垄断，以防止市场上营销更便宜的同类仿制药”，“加拿大邮政可能也会受到TPP的危害。在TPP中，国有企业会受到严重限制和约束，迫使其放弃公共服务职责，成为纯粹的利益驱动机构”，“哈珀政府再次迫使加拿大加入仅使1％的人受益的贸易谈判中。就像加拿大-欧盟全面经济贸易协定一样，TPP将迫使加拿大改变其药物政策、版权政策、环境和公共卫生规则，而所有这些都没有经过标准的议会程序”。该智库在随后发表的《下届政府必须反对TPP》中认为，“今天，12个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缔约国结束谈判，达成TPP。TPP的细节可能于联邦选举之后公布。加拿大人民评议会质疑TPP的合法性，因为其谈判过程一直保密，没有任何民主投入”。同时，TPP“将裁掉数以千计的汽车工人，把成千上万的奶农置于危险中，而给予外国企业更多的权利来决定加拿大政策如何制定”，“我们强烈建议下届政府拒绝TPP”。
国际治理创新中心在《TPP应该对加拿大有利》报告中认为，TPP“对加拿大应该有积极的影响，这个协定应该在加拿大得到充分的执行和实现”，因为“TPP应该有利于加拿大公司拓展价值链以及集合它们的客户”，“为加拿大公司开辟新的市场”，“将使加拿大公司从亚洲进口组件和设备更容易”。同时，报告还列举了多项不利因素，“从防守的角度来看，TPP是加拿大不能通过的一项协定。否则，加拿大企业会发现自己在与大多数TPP国家（包括美国）的竞争中处于劣势”。报告建议政府“假设加拿大充分利用TPP，它将是一个能够使加拿大企业在国内外变得更有竞争力的协定”。公共政策研究所在《加拿大TPP辩论中缺失的一些内容》报告中，开门见山提出了一个很有杀伤力的问题：为什么“很多证明TPP意义的事实都受到人们的非议，包括‘12个跨太平洋国家’‘8亿人’‘覆盖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36％和全球贸易的25％’等。摆出这些事实的意义是什么？成员国的政府不告诉我们TPP生效后会发生什么”，“TPP对加拿大的繁荣将产生何种影响？……自由贸易能够促进国家繁荣这样的说法并不牢靠”，“毫无疑问，TPP将使加拿大深度参与‘全球化’，但不要指望TPP会对出口、就业和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产生积极影响……考虑到深刻的历史事实，加拿大加入TPP可能带来的影响是经济增长放缓和不平等的扩大”。
加拿大智库C.D.贺维研究所在2015年10月8日发布的报告中，针对加拿大国内反对TPP的声音，指出，“我很失望地听到权威人士和政治候选人声称，因为我们出口的85％包含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和其他贸易双边协议中，我们真的不需要成为TPP的一部分。这显示出一些人对国际贸易规则的误解”。作者以汽车行业为例指出，“如果加拿大被排除在TPP之外，加拿大制造的汽车仍然可以免税进入美国市场，只要每辆车零部件含量达到北美区域内生产的零部件的62.5％。但加拿大制造的汽车将与墨西哥汽车竞争，墨西哥汽车不受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约束，在TPP中，每辆车零部件含量只要达到TPP区域内生产的零部件的45％，就有资格享受免税进入美国市场的待遇。这意味着墨西哥汽车制造商剩余55％的零部件可以从TPP国家以外的低成本国家如巴西或中国获得，并享受免税进入美国市场的待遇。这将给墨西哥制造的汽车提供了超越加拿大汽车的巨大成本优势，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要求包含62.5％以上北美零部件的车辆才有资格享受免税待遇。因此，很难理解为什么加拿大工会Unifor及其领导声称反对TPP”，因此“加拿大放弃TPP这些有利的优惠待遇将对加拿大公司及其员工产生负面影响，其中包括汽车行业”。加拿大亚太地区基金会借用加拿大福特汽车公司首席执行官的话说，“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不利于汽车行业”，“在TPP中，消除日本造汽车进入加拿大的关税……加拿大的一些较小的零部件制造商的高管私下里公开反对TPP，并表示作为北美主要汽车制造商的供应商，他们不能与低工资国家（如越南和马来西亚）的公司竞争。他们的恐惧是，日本公司将购买更多的、在这些国家制造的汽车零部件，在日本组装成汽车，然后将这些车辆免税出口到加拿大”。
国际治理创新中心在《历史上最大的贸易区？TPP谈判的五大问题》报告中提出了涉及加拿大经济现实的问题，“TPP会使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消失吗？”“加拿大的汽车行业将会发生什么？”“会有更多的外国乳制品从国外进口吗？”“药品价格上涨吗？”弗雷泽河研究所在报告《美国制造业更灵活、高效且在国际上具有更强的竞争能力》中认为，“最近签署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可以为制造业带来额外的机会”，“北美制造业下降并不是不可避免的，而且使制造业获得增长是可能的。虽然有人担心未来的TPP可能会威胁这些收益，但事实的真相是，美国制造业将变得更灵活和高效，并能够更好地参与国际竞争。从近期的‘海归’趋势可以看出美国制造业的实力是显而易见的，企业将制造业生产又重新迁回美国”。最后，报告得出结论，“当其他国家利用TPP带来的机会扩大制造业的市场时，缺乏竞争力将使加拿大制造业处于不利地位”。
公共政策研究所在《TPP：关乎医疗药物的秘密协定》报告中认为：TPP将“可能会抬高处方药的价格，使越来越多的加拿大人负担不起拯救生命的药物”，“TPP会削弱政府批量采购药物的能力，从而阻碍政府与大型制药公司就更合适的药物价格进行谈判。通过TPP，制药公司打算保护其荒谬的利润”，“为什么哈珀政府同意迫使资金短缺的加拿大人支付品牌药物？或许是因为通过像美国药品研究和制造商协会（PhRMA）这样的组织，制药公司已经花费超过1.1亿美元的资金游说美国国会支持TPP”。报告援引无国界医生（MSF）等组织的声明，呼吁将专利保护的规定从TPP中删除，因为“就药品准入而言，无国界医生组织称TPP为‘有史以来最有害的贸易协定’”。报告在结论中认为“制定公共政策应该考虑加拿大人的健康：任何协定，如果让我们无法实现这样的政策，那么我们就不应该签署这样的协定”。
加拿大人民评议会对生物制药保护期十分敏感，其发表的报告题目十分尖锐：《TPP：利润先于病人》。作者认为，“你会听到很多关于TPP对于‘自由贸易’的重要性的言论。事实是，这是一个来管理成员国之间贸易和投资关系的协定，代表每个国家最具影响力的商业游说团体的利益。毫无疑问，从对主要的悬而未决的问题的谈判可以看出，TPP与自由贸易无关”，“这些协定以公司利润为主，而以牺牲病人健康、监管独立性以及健全的公共卫生政策为代价。在TPP中，最大的输家是发展中国家的病人和供应商”，“TPP允许制药公司延长药品专利垄断期，使廉价仿制药或仿生物药品远离市场。这也意味着TPP会增加药物成本，对加拿大来说，这成为其实施国家药品计划（药物补助计划）的障碍”，“在TPP中，生物制剂可以为制药公司带来巨大利益。到2016年，生物制剂将占全球药品支出总量的17％左右，涉及资金达到2000亿～2100亿美元，高于2011年的1570亿美元。2013年在大型制药公司的销售中，生物制剂约占22％，到2023年将可能上升至32％”，“对加拿大人来说，TPP是另一个毒丸式贸易协议……‘贸易规则’会阻止旨在提高公民幸福和健康水平的公共卫生立法，这可能就是这些协议以秘密的方式进行谈判的主要原因之一。对于加拿大人来说，TPP是一个糟糕的协定，它会给加拿大带来危害”。因此，加拿大人民评议会在《特鲁多必须拒绝在 CETA和TPP中延长药物专利保护期的规定》报告中认为，“跨国制药企业是高利润的企业，它们正在寻求在所谓的‘自由贸易’协定，如加拿大-欧盟全面经贸协定（CETA）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中，延长专利保护期，从而扩大其利润”，“截至2012年，美国11个全球最大制药公司在10年内盈利7110亿美元。制药公司发现，凭借专利法和科学数据保护法授予的长期市场垄断权，其可以获得巨额利润。品牌制药公司继续游说加拿大贸易谈判代表进一步延长专利保护期”，并向加拿大新任总理建议拒绝TPP中关于药物保护期延长的规定和条款。
国际治理创新中心发表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签订之后，加拿大要向农民支付43亿美元》报告认为，“加拿大正在加入环太平洋地区全面贸易协议，这将打开加拿大在亚洲市场的巨大窗口，但也暴露出国外对国内经济的更多竞争，特别是在乳制品和汽车行业中”，“从一开始，加拿大的策略便是更多地保护原有的市场而不是开拓新的市场。结果是，对于加拿大而言，其很难保持现在通过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在美国和墨西哥市场享有的利益，自身反而陷入更多的外国竞争中”，“据政府官员说，农民遭受的收入损失将得到补偿。渥太华承诺用43亿美元来补偿农民15年中因为TPP和早期加拿大与欧盟贸易协定而受到的损失”，因为“一旦各种方案都成熟，加拿大将开放严格保护的乳制品、家禽和鸡蛋市场，并允许相对少量的免税商品的进口，同时保持一个较高的关税壁垒来保护国内的供应管理制度。在乳制品方面，加拿大将开放其免税进口市场的3.25％，产品主要来自美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报告援引联邦贸易部门前副首席经济学家Dan Ciuriak的预测，认为“加入TPP的好处可能真的会小于加拿大不加入TPP的损失”。
当然，在乳制品问题上，加拿大的智库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加拿大亚太基金会在《TPP给乳制品贸易带来的好处》报告中认为，“TPP是乳制品供应管理发生深远变化的征兆。它将导致定价调整，以解决加拿大盈余的脱脂牛奶面临的长期问题。它也可以改进乳制品出口的机制并为乳制品制造业营造积极的投资环境。花费一些成本并进行一些艰难的调整是必要的，这将阻止更多灾难性变化的发生。随着多余脱脂牛奶的不断增加，我们将没有能力通过增加出口来消化进口及国内脱脂盈余，这将导致现行贸易保护体系的崩溃”。
加拿大亚太基金会在《关于TPP每个加拿大人都应知道的十件事》中写道，在TPP完成谈判后，我们才发现，“中国和印度没有被邀请参与到这一‘聚会’中……中国和印度是世界上未来的两个经济大国，它们都缺席这一新的亚太贸易集团”，“TPP的完成确保了加拿大和其他11个成员国的产品可以优先进入彼此的市场，需要注意的是，中国已经成为124个全球经济体最大的贸易伙伴，简单地说，中国将继续成为巩固该地区经济关系的驱动力”，“在过去的十年，亚太经合组织（APEC）的21个成员一直在推动亚太自由贸易区（FTAPP）的发展，这将促进该区域自由开放的贸易和投资。亚太经合委员会的研究表明，这样的协定将促使签署成员在2025年获得2万亿美元的收入，是TPP所获得收入的8倍。现在它正与TPP并肩前行，其面临的真正问题是：TPP这一更加雄心勃勃的协定是否会包括中国和印度？中国领导的RCEP如何将ASEAN的10个成员国和6个自由贸易伙伴（澳大利亚、中国、印度、日本、韩国和新西兰）引进这一蓝图？”“当我们需要监控TPP对经济的影响时，值得我们关注的是该协定将如何促进地缘政治的演变……这使第一和第二大的贸易伙伴相互竞争，并且我们应该尽一切力量来阻止这种情况发生”。
加拿大咨议局在《在不断变化的全球化世界，加拿大需要什么来获得成功》报告中指出，“全球化显然是当今占主导的国际商业模式”，“是什么推动了全球化的进程？第一，多边行动和区域行动已经减少了国际贸易和投资的障碍。第二，如今的企业有更强大的能力分别将商品和服务纳入全球价值链中，并且将最终的贸易、商品和服务投入其中。第三，更高效的全球通信和运输网促进世界各地业务的发展”，“如果加拿大想要充分地受益于全球化，那么国际和国内政策都需要进行改革”，因为“中国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例子。它很快就会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并且比起其他国家，它以更快的速度发展着，尽管最近放缓了发展速度。然而，加拿大可能已经错过与中国加强贸易的机会窗口。通常我们在亚洲，特别是在中国的贸易份额，已经在过去十年下降了一半”。
全球知名智库中，英国智库在看待外部世界时，总是比别国的智库多了一双眼睛：看自己时，既重商业利益，又关注人文因素；看盟友时，似乎多了一些玄妙的东西；在看盟友之外的世界时，其研究的出发点和立足点似乎又回到了自身和盟友的利益上。这种印象，在英国智库看TPP问题时，同样十分明显。
英国智库国际环境与发展研究所在《投资协定及公民力量：经验中的教训》中，虽然对TPP协议文本的保密十分不满，但其并没有公开指责和批评，而是在报告中意味深长地写道，“鉴于投资法可能对政策带来的深远影响，这种低水平的公众监督为民主治理和问责带来了真正的挑战……在全球其他地区，尤其是较为富裕的国家，民间团体和公民组织正越来越多地审议这些协定谈判，介入投资者与国家间的仲裁，推动民间运动并促进公众辩论。公民越来越多的参与可帮助政府重新思考国际投资法中的重要领域，并加强其合法性”，“TPP的投资章节引起了特别关注，各国根据各自的政治制度谈判投资协定，为民主问责提供主要空间”。作者以马来西亚为例，指出“面对民间团体的支持，马来西亚签署TPP的决定表明了实现与政治敏感问题有关的政策转变的艰难。研究可在促进经验分享和公民辩论中发挥重要作用。敏感政治选择及复杂技术问题的结合需要有公开、包容的辩论”。
海外发展研究所对TPP可能对发展中国家造成的影响十分关注。在报告《本周达成的TPP贸易协定将如何影响发展中国家》中，作者认为“考虑到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模式和TPP成员国是不同的，TPP中的关税削减条款将不会影响到发展中国家。但从长远来看，TPP可能是对最不发达国家的挑战。例如，越南市场对美国产品的准入将发生变化，而一些发展中国家将随之受到这种变化的影响，包括肯尼亚、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它们可能会决定加入TPP。这将产生连锁效应，可以避免竞争力的下降，其他受影响的国家也希望加入TPP，尽管它们还没有正式宣布，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菲律宾、老挝等国家都已经表示有兴趣加入TPP。但这些国家也对TPP有所担忧，因为该贸易协定的条款主要由发达国家制定，贫穷国家可能会感到本国是被迫加入的，没有机会来讨论和制定贸易协定中的规则，这可能会对它们产生不利影响：由于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的设置，一个贫穷国家将不得不花费稀缺资源与一家公司在外国法院进行诉讼”，由此带来的挑战是“TPP的设计没有将发展中国家的需求考虑在内，这可能会架空符合发展中国家利益的WTO谈判”，“而在世界贸易体系中，TPP意味着新的一系列贸易扭曲现象将会产生。最不发达的国家需要在WTO谈判中变得更为大胆。与此同时，像中国、印度和巴西这样的发展中大国应该展现出更大的领导力，并与发达国家一道，做好准备向更贫穷的国家开放经济”。
英国智库开放欧洲从TPP文本联想到了TTIP，认为TPP的文本内容将使未来的TTIP面临诸多困境和挑战。在报告《TTIP：向前一步，退后两步？》中，作者认为“由于众多的延误和双方棘手的政治环境，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的进展一直是缓慢而痛苦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使TTIP复杂化了。TPP谈判已接近尾声，它已经明确排除开放国家和地方层面采购市场的可能”。作者还注意到美国总统大选这个背景因素，“即将到来的美国总统选举使整个事情变得更加复杂。潜在候选人如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声称特别反对TPP，但尚未对TTIP表态。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对TPP同样持反对态度”。在结论中，作者认为“TTIP仍然是欧盟应予以推进的政策。一份协议越快达成越好，但进一步被推迟的阴影已经笼罩”。
英国智库西维塔斯在其报告中所体现的英国文化色彩十分具有典型性。在《英国如何在欧盟之外完成其工作？》报告中，作者既担心“由于瑞士既非TPP成员国又非TTIP成员国，因此其外交官需要寻求其他可行的方式来影响世界贸易规则”，又担心TPP文本中的‘监管霸权’问题，同时又认为“管理标准化对于世界上所有的出口商都有好处，无论是否加入TTIP”，“TPP与TTIP相似。英国是TPP的重要成员国，其出口商将有动力去生产商品，并满足所有签署国的监管标准。如果英国已经成为TTIP的一员，其出口就会符合美国的规则，所以也应该接近TPP的规则”。
英国查塔姆研究所在《亚太安全不仅仅关乎中国和美国的利益》报告中认为，“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地缘政治竞争将成为亚太地区安全风险的重要变量，这一预言已成为当前的现实情况……中美两国不应进行冷战式的部署，否则，这不仅会造成对印度、日本和印度尼西亚日益增强的影响力和区域复杂性的误解，而且会增加区域冲突的可能性并减少未来进行重要区域合作的可能”，同时报告还认为，“虽然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其经济增速比大多数主要经济体的经济增速快，但中国的经济增长已经放缓……美国、日本和其他十个TPP成员国的经济增长可能会减少对中国的贸易依赖”，“亚洲的人口是我们在考虑亚太安全风险时需要超越中美关系加以审视的另一个原因，中国面临老龄化社会的挑战，而印度等国人口有着年轻人较多的优势，将在未来几十年获得人口红利。东南亚国家的人口也有此类优势，菲律宾和印尼等国的人口快速增长，中产阶级日益扩大”。
2015年10月7日，英国查塔姆研究所在《对西方世界来说，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不再停滞》报告中谈到了“意大利面”[16]的问题。作者认为，“太平洋贸易协定签署之后就会有一场激烈的国会战役，但该贸易协定的通过将是一个重要的信号，表明西方的领导将继续发挥效力”，“经济效益只是TPP将带来的其中一部分好处。TPP还可能会有重大的地缘政治影响，TPP不是亚洲地区国家唯一的贸易协定选择，如中国一直支持达成由东盟十国发起且邀请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10+6'）共同参加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但12个TPP成员国——美国、澳大利亚、文莱、加拿大、智利、日本、马来西亚、墨西哥、新西兰、秘鲁、新加坡和越南，在哪些标准和规则最有利于为本国人民带来最大福祉的问题上，发出了明确信号，TPP将使成员国提高透明度，进行良好的反腐实践，建立更为自由和开放的市场”，“TPP现在树立了标杆。如果TPP取得一定成效，其他国家可能会希望加入其中，其中最重要的国家是印度、中国和韩国。但它们的加入需要时间，并且它们需要向TPP成员国证明自己。未来希望加入TPP的国家将不得不做出非常艰难的政治抉择”，“尽管某些人发表了针对中国的种种言论，但TPP并不为了将中国排除在外。有些人希望在未来某一天中国能够加入其中”，“批准该协定对确保当前有利于西方的规则和标准的长期存续非常关键，为了表明西方世界可以继续有所作为，推动TPP获得通过是至关重要的”。该智库在随后一周发布的报告《亚太超越美中叙事》中，再次阐明了类似观点，认为“随着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谈判宣布成功达成，许多人认为美国这样做旨在应对中国崛起。正如去年一个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告诉我，我们现在不得不关注中国。中国的发展速度非常快。因此，中国将对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地位造成威胁……现在亚洲的权力平衡围绕美中两极展开”，“美国拥有最大的国防预算，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现役部队”，“亚太区域大国将中国视为重要的贸易合作伙伴，而且，它们非常依赖中国（虽然TPP可能会削弱中国的影响力）”。
该智库在《TPP和中国：这一集团外的巨人》报告中认为，TPP“这一协定将推动亚洲经济一体化，但这也将加剧美国和中国之间的竞争。这是因为TPP关乎贸易壁垒削减，也关乎亚洲的政治和经济领导地位”，但是“中国牵头创建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简称亚投行），而西方国家争先恐后地加入该银行。亚投行的成功创建表明北京的影响力日益增加，而且其塑造亚洲的投资游戏规则的能力也在不断增强”，“从这个意义上讲，TPP得以敲定是华盛顿和东京的外交胜利：它们不仅创建了有实力的经济集团，这个集团能够制衡中国在亚洲的领导地位，而且，这一协定也会制定新的贸易规则，其影响力将远远超出亚洲范围。作为华盛顿的‘转向亚洲’的支柱，它是美国在亚太地区具有持久影响力的有力证明”，对“潜在经济损失的恐惧促使韩国表达了对加入TPP的兴趣”，“即使是中国，对于TPP也不敢小觑。TPP谈判结束后，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中方对符合世界贸易组织规则、有助于促进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制度建设均持开放态度”，“在TPP谈判的这些年，北京并不是无所事事。它注意到被排除在TPP和TTIP等区域贸易协定之外可能带来的损失，也在追求自己在亚洲的贸易结构……中国外交部部长表示希望RCEP谈判于今年年底结束，因为这将有助于减轻TPP对中国经济的一些负面影响。中国还强调其‘一带一路’倡议。该计划将在亚洲拥有比TPP更直接的影响。在TPP生效之前，它会推动亚洲地区和欧亚大陆的经济往来”，“TPP也表明，中国和美国之间还存在更深层次的竞争：定义21世纪的参与规则。这仍然是一个开放的、有争议的问题”。
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对TPP在中国掀起的微澜也比较感兴趣。在报告中，作者引用美国总统奥巴马的话说，“当超过95％的潜在客户生活在我们的边界之外时，我们不能让像中国这样的国家书写全球经济规则，我们应该自己书写这些规则，为美国产品打开新市场，同时为保护工人和环境制定高标准”，并认为“奥巴马的声明就是：再次确定该协定的目标是保证美国在该区域的优势以及遏制中国”，“中国可能会面临‘如果没有加入TPP，将会发展缓慢’的局面。其他人认为该协定是一种不祥的预示，这只是结束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开端。有人认为，该协定可能会进一步加速远离中国工厂这一转变。有人甚至引用了美国电视剧《权力游戏》中的一句经典台词作为警告：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冬天来了’”。报告还援引有关人士的话说，“TPP对中国施加压力实际上是一件好事，有可能推动中国政府改善人权纪录和执政透明度。一个帖子说道：‘想想看，世界贸易组织促使中国做出了什么改变。’新加坡国际战略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钟威廉（William Choong）指出，该协定将促使中国不得不推进改革。钟威廉说：‘为了加入TPP，中国将不得不作出一些痛苦的决定以在一些地区准备或开始实施改革，这都是TPP所要求的’”。
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在另外一份报告中，批评了美国在TPP设计和推进过程中的自以为是。作者指出，“TPP最早是由文莱、智利、新西兰和新加坡四国在2006年发起的，最初它们只是将其作为一个小的试验。事实上，TPP还可以作为支持华盛顿大肆宣扬的‘重返’或‘平衡’亚太地区的工具，华盛顿方面于2011年大张旗鼓地宣布了‘重返亚洲’或‘再平衡’亚太地区的战略。从这一方面来看TPP可以发挥积极作用，但是如果将TPP和美国在亚太地区实施的外交政策和军事维度放在一起审视时，‘再平衡’战略并没有给人带来多少信心”，在美国“即使TPP得到批准，其他两个元素——外交和军事——看起来却并没有那么稳固”，“中国认为TPP（所谓的21世纪自由贸易协定，包括知识产权保护等领域）旨在充当排除中国的工具。中国还将TPP和美国‘再平衡’政策视为美国‘围堵’中国的尝试。因此，中国已经在寻求创建自己的平行机构，以削弱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主导地位”，“美国不应对其在亚洲的伙伴过于掉以轻心……美国不应过于乐观……美国拒绝加入亚投行，而美国的盟友则纷纷加入亚投行”，“对于许多亚洲人来说，他们将美国的‘再平衡’战略和中国的‘亚洲新安全观’看作中美两国在亚太地区就双边关系做出的调解，所谓的中美两国集团（G2）即将建立，并以牺牲亚洲小国为代价。对G2的担忧不会消失”。
澳大利亚作为西方盟国小伙伴，抑或是因其独特的地缘政治因素，澳大利亚智库对待TPP的态度显然要比美国、加拿大和英国轻松许多，在国际事务中长于口无禁忌地议论和发表看法。在对待TPP的问题上，澳大利亚智库既关注自身利益，又关注周边国家的感受；既对自身超然的地位感到满意，又对在TPP中不能保护自己的特殊利益而不满。
2015年10月9日，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发表的《TPP不是遏制战略》指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是遏制中国的战略吗？……《纽约时报》没有使用遏制这个词，但认为该协定是‘美国在与中国的比赛中赢得的一场胜利’”，“美国官员曾一再表示，他们为中国最终加入TPP敞开大门。总统本人于12月也声明自己的观点：‘顺便说一下，现在有一些言论，说美国通过利用TPP试图遏制中国或使中国处于不利地位。我们其实不是。我们所要做的是确保在该地区有一个合理的位置供我们操作，这不是一场竞赛。我们希望的是，中国可以不以TPP正式成员的身份来与我们合作，而是采用一些最佳实践行动，以确保操作的公平性’”，“为什么《纽约时报》和强大的美国产业工会联合会接受遏制论？奥巴马政府为此事至少应承担部分责任。自2015年年初以来，奥巴马政府越来越多地利用大家对中国主导亚太经济的恐惧和强化安全秩序为由头，引起国内政治观众的关注，特别是国会的关注”，“国防部部长阿什·卡特宣称，‘从最广泛的意义来谈我们的平衡，通过TPP对我而言和建造另一艘航空母舰一样重要’，显然，政府官员使问题复杂化”，“这种修辞手法在中国甚至澳大利亚都不会起到很好的效果，但是美国政府似乎相信在国会会起到一定效果。尽管国会议员已经逐渐认识到美国与东亚地区建立更强大的商业关系对美国利益的影响，但是他们本能地理解了航空母舰的影响。虽然他们可能没有意识到与更广阔的地区建立贸易关系会超过与中国建立贸易关系所带来的利益，但是对中国经济的恐惧是美国选举的一个共同主题。在这一阶段，随着国会是否批准TPP协议成为一个公开的问题，奥巴马政府一直试图使国会理解TPP”，“建议奥巴马政府回到早期的TPP构想中，这可以吸引其他国家采用更高的标准。至于TPP不是关于遏制的协定，奥巴马政府应该注意在谈论TPP时采取恰当方式”。
墨尔本应用经济和社会研究学院对TPP持乐观态度，认为TPP将促进服务业增长，并且为澳大利亚创造更好的工作机会。在发表的报告中，作者认为“TPP创建了一个规则方面的公共平台并且将有助于深化该地区的一体化，创造工作机会，以及带动经济繁荣”，“与亚洲进行服务贸易带来的价值可能会超过1600亿美元并且截止到2030年为澳大利亚人创造超过100万个工作岗位”，但是“澳大利亚企业需要以发展中的富有经验的市场洞察力进行投资，以及拥有操纵全球供应链、管理跨国文化和虚拟团队的技能”。该智库在《贸易协定将明确“交通规则”》报告中认为，“由于TPP在地理和发展水平方面拥有广泛的成员，以及有着广泛而深刻的监管标准，这一‘新一代’的21世纪协定不同于现有的所有协定，它的监管包含一些以前没有提出的规定”，“即使一个国家没有批准TPP，多数国家也有望批准该协定并在两到三年内在相关国家付诸实施”。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发展政策中心在《烟草分离凸显TPP的风险》中认为，“贸易部部长安德鲁·罗伯（Andrew Robb）已经默认了美国要求澳大利亚接受的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的做法非常危险，因为“这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机制，跨国公司会挑战国内法院之外的公共政策”，“最近，关于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的争论主要集中在烟草行业。澳大利亚和乌拉圭都与烟草巨头菲利普·莫里斯公司发生纠纷。菲利普·莫里斯公司正在挑战每个国家为保护公共健康而采取的包装措施。虽然澳大利亚的案件仍处于早期的‘管辖权’阶段，但有报道称，政府已经花了5000万美元的诉讼费”。该智库在《TPP已经达成而我们的担忧一直是正确的》报告中继续强调这种观点，“澳大利亚在TPP谈判中已经放弃对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ISDS）的反对。大型企业利用ISDS以挑战政府的措施，如澳大利亚的烟草平装立法”，“政府还吹捧TPP的‘程序保障’，这些都旨在改进投资仲裁制度，该制度已经从根本上暴露出其缺陷”，“如果外国投资者真的‘需要’ISDS来提供额外的保护（如政府所说），那么其为什么不以其国内企业严格遵守规则当作获得特权的条件呢？”2015年10月6日，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以尖刻的标题发表了一篇报告《TPP：不值得冒险》。作者在报告中指出，“TPP将不需要改变澳大利亚国内的知识产权制度？答案是不完全是……事实上，它改变了”，“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ISDS）。此机制允许外国公司因为某些歧视行为向政府发起诉讼”，“如果有一个完全排除烟草的理由，那么也就会有一个完全排除其他行业的理由”，因此“TPP不值得冒险”。
除了对烟草行业表达不满外，澳大利亚智库对TPP协议中的医药条款同样持有强烈的异议。澳大利亚经济发展委员会在《图灵制药公司和TPP：知识产权、公共卫生和获得基本药物》报告中写道，“2015年9月，马丁·施克莱里决定提高这个拥有62年历史的药物——达拉匹林的价格，从每片13.5美元提高到每片750美元，这一决定引发了广泛的争议。该药物对治疗和预防疟疾及在感染艾滋病毒的个人治疗中尤为有用。达拉匹林被列入世界卫生组织基本药物的名单”，“面临众多批评时，马丁·施克莱里决定降低达拉匹林的价格”。报告指出，“达拉匹林的争议和政治辩论进一步提出有关TPP构想的问题。这场争议凸显了在知识产权、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和药品监督管理下扩展药物公司权利的危险”，“迎合大型药物公司所提出的惊人的建议将更难保证民众能轻易获得治疗癌症和其他疾病的药物”，“药品药物公司将利用投资者的权利来挑战公共卫生措施。这种担忧不仅仅是理论上的”，“制药公司可能会在医疗方面反对监管程序……必须防止在任何贸易协定中出现药品垄断和价格欺诈等情况，也应采取有力措施应对知识产权的滥用。关于图灵制药公司以及达拉匹林的争议是一个重要的警告。我们必须在这个覆盖环太平洋地区的贸易谈判中保护消费者的权益、竞争政策和公共卫生”。
国际事务澳大利亚研究所在《TPP与澳大利亚-美国自由贸易协定：我们吸取教训了吗？》报告中认为，“秘密进行自由贸易协定（FTAs）谈判通常被认为是一种正常现象，以防将某个国家的谈判妥协公之于众”，“要想明白澳大利亚为何应默许谈判的保密性，我们必须回想是否从上次与美国缔结的自由贸易协定中吸取了足够的教训，即2005年澳大利亚-美国自由贸易协定（AUSFTA）”，“美国农业部最近的数据表明，TPP可能为澳大利亚的农产品贸易带来零增长。AUSFTA谈判带来的这些消极结果为澳大利亚为何继续对TPP持谨慎态度提供了有力证据。据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阿姆斯特朗介绍，AUSFTA并没有提供更多的美国市场准入机会，实际上使两国贸易开始下滑。作为回应，澳大利亚放宽其检疫和食品安全标准，并取代其曾在国际上宣扬的知识产权法，以使这些领域与美国的规定更加匹配。澳大利亚人民必须学会使用他们自己的民主保障权利”。该智库在后来的一篇报告中，再次强化了这个观点，“澳美自由贸易协定（AUSFTA）在2005年生效……该协议远远超越了关税自由化。因为在澳大利亚外资审查机制中，来自美国的投资会享受优惠待遇”，“澳美自由贸易协定生效十年之后……澳大利亚和美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贸易下降了”，“现有的多边化重叠将是TPP协议的一个明显性质，但如果在TPP的保护伞下仅仅是通过双边协议增加系统的复杂性，那它无助于解决该地区经济治理面临的问题”，“TPP中的双边市场准入时间表也使新成员加入更难。这将增加必要的政治、经济和贸易的治理政策，从而阻止了更大的收益”，“澳美自由贸易协定的经济影响为当下提供了借鉴和警示”。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更在《TPP在扼杀而不是在维持》的报告中犀利地写道：“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已被敲定。现在还在等待立法机构的批准。这将为那些热爱政治阴谋的人提供各种各样的乐趣。但对于那些热爱经济的人来说，这项协定难以消化。目前意识到的第一点是，像所有的协定一样，TPP完全是在炒作”，“也许增加知识产权保护会带来更多的全球创新”，但“过多的知识产权保护会导致更少的创新，这会使公司将注意力从创造转向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
国际事务澳大利亚研究所在《TPP：目标还是胜利？》报告中强调，在TPP协议中“澳大利亚真正的收益将来自服务贸易”，“TPP的意义在于其所创建的框架可更快地促进服务行业的增长”，“TPP已经产生更广泛的影响。中国希望加入TPP，美国认为中国的服务行业仍没有做好迎接外国竞争的准备。但亚太经合组织（APEC）已经开始认真考虑一个更广泛的TPP版本——将覆盖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21个亚太经合组织成员。目前，保护澳大利亚在亚洲的利益持续增加的平台已经搭建完成”。
瑞士的智库在看待TPP时，确实是做到了保持“中立”的态度。在其智库发表的报告中，几乎看不到TPP对其本身影响的言论，其关注点都在一些看似毫不相关的领域和国家上。这可能也体现了该国的传统和文化。同时，在瑞士智库中，根据我们能查阅到的资料，也只有瑞士世界经济论坛发布了关于TPP的研究报告。
该智库在《重建WTO在多层次全球贸易体系中的中心地位》的报告中认为，“新的大型区域贸易协定，包括美国与其他11个环太平洋国家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与欧盟的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以及服务贸易协定等多边贸易协定的谈判正在进行中。现在，世界贸易治理体系有三大支柱：第一大支柱是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第二大支柱是区域贸易协定和双边投资协定网；第三大支柱是发展中国家的单边改革”。该智库在《WTO的未来是什么？》报告中还认为，“自2008年以来，世界贸易组织（WTO）陷入系统性危机”，“如果一个机构不能够不断更新其规则，那么它注定将被忽略。世界贸易组织的生存危机进一步加剧”，“TPP和TTIP复杂的贸易谈判中会出现很多妥协，包括法规。因此，美国和欧盟在全球贸易体系中的领导地位并不会恢复。直到我们清楚大型贸易协定，尤其是TPP和TTIP将如何形成，我们才会知道世界贸易组织的未来”。
该智库认为，TPP也能为非洲国家做些事情。在《非洲如何释放贸易潜力》报告中，作者认为，“美国与非洲地区合作伙伴之间的关系需要升级为一个更加全面的伙伴关系”，“在当今的全球经济中，非洲需要提高其贸易竞争力”，“美国正在推进下一代自由贸易协定——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这将提高亚太地区和大西洋地区的教育水平，也将在非洲发挥积极的溢出效应。例如，TPP将有助于打击非法贩卖野生动物行为，包括来自非洲的非法象牙贸易。TPP中其他领域的条款，包括劳工权益等，可以帮助非洲和全球以更高的标准进行贸易活动”，“美国参与非洲事务已有几十年的历史。美国并不是该区域的一个殖民力量，而是非洲地区的合作伙伴。美国与非洲的伙伴关系不仅体现在合作提取资源，也体现在合作促进经济增长上。我们有机会也有义务使美国和非洲的合作更上一层楼”。
世界经济论坛对媒体宣传的TPP的“神效”提出了一些保留意见。在《世界贸易已达到全球化峰值？》的报告中，该智库认为，“两次世界大战和政策失误表明，对日益增长的国际经济一体化的预测并不总是正确的。事故依然会发生”，TPP是“有史以来最大的贸易协定……除了经济相关性，TPP常被说成是奥巴马政府亚洲‘再平衡’战略的主要组成部分。TPP有明确的地缘政治目标，向贸易伙伴保证美国准备参与太平洋区域事务，它不会将中国经济崛起视为中国在经济上不可避免地在该地区占主导的标志”，“总需求疲软可以解释过去几年贸易增长的缓慢。宣布全球化已经达到峰值为时过早”。世界经济论坛对TPP的实质也持有一定的保留态度。在《自由贸易有多自由？》报告中，作者认为“TPP并非是关于‘自由’贸易的协定”，因为12个谈判成员国从各自利益出发，坚持保护自己的产业，而这些行业又是“这些国家重要的投票群体”。报告还认为，“知识产权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对研究创新的促进作用也是微弱的”，“受利益驱使，国际企业吹嘘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对保护知识产权来说是必要的，知识产权领域缺乏法制和可信的法院。但这种说法是无稽之谈”，“在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下，制造商不会被勒令关闭，也不会被强制赔偿它们所造成的公共损害，而政府需要补偿这些造成公共损害的公司”，“美国推出的国际协定关注的是生产管理，而非自由贸易”。
该智库在《我们如何协调国际投资法律？》报告中，还认为“鉴于存在成千上万种的国际投资协定，国际投资法律制度已经被描述为‘复杂的并且混乱的’，‘高度分散的’以及‘重叠的和不连贯的’”，“这些主要的协定包括三个由主要经济体（即美国、中国和欧盟）达成的协定：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 （欧盟和美国），美国-中国双边投资协定（US-China BIT），以及欧盟-中国双边投资协定（EU-China BIT）。这些协定中还包括两大环太平洋贸易协定：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其包含12个亚太经合组织（APEC）的成员，该协定覆盖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40％；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其覆盖16个国家，包括十个东盟（ASEAN）成员，并且贸易往来约占世界贸易总量的30％”，在这些国际经济协定中，“实质性义务、公正公平待遇以及征收和监管透明度是值得注意的三个方面”，“目前五个最主要协定的谈判已经完成——TTIP、TPP、RCEP、美中双边投资协定以及欧中双边投资协定，这将为全球投资份额提供重要的保护。基于最近的协定的实践，一个包含五个协定的国际投资法律制度将不会被视为‘不连贯的’”。
在该智库《关于 TPP，我们需要知道的四件事》中，作者认为“从一开始，TPP就被定位为‘面向下一代的雄心勃勃的全面协定’，它将扩展传统商品和服务贸易的范围”，“中国不是TPP成员国。不出所料，美国贸易代表迈克尔·弗罗曼在新闻发布会上的第一个问题是将对亚太地区自由贸易的未来展望和TPP达成的消息传达给中国。TPP是一个动态协定，一直关注着非成员国，尤其是中国。TPP是美国‘重返亚洲’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TPP尝试解决主要贸易争端中的新兴问题，但没有从多边层面解决这些问题。TPP中涉及国有企业问题的章节发出了一个明确信号，即处理这些未来争端的尝试是针对中国的。此外，TPP中有单独的协议来处理获得不公平竞争优势的汇率操纵问题，这是为了维护美国汽车工业在接触日本市场时的利益，这样的协议条款也可能是针对中国而设置的”，“TPP下一步的目标将是欢迎新成员。在中国有可能成为成员之前，韩国和台湾地区等可能会先行加入TPP。它们的加入将提供一些依据，以评估中国作为规则遵守者，而非规则制定者加入TPP的潜力”，“TPP的达成将成为全球贸易发展的强心剂。在缺乏重大多边进程的背景下，达成像TPP这样的区域贸易协定可能会成为未来促进全球贸易发展的常规方法”。
世界经济论坛认为TPP协议的达成，是美国和日本的胜利，是中国和欧洲的失败。但是这种失败，可以促使中国和欧洲走得更近，甚至可以迫使美国改变想法。在其《TPP的失败者下一步将会做什么？》报告中，作者认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的赢家是显而易见的：美国总统奥巴马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也可以说是美国和日本的经济。奥巴马为美国‘重返亚洲’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可以放心地卸任了，而安倍也终于可以宣称其‘安倍经济学的第三支箭’没有落空”，“TPP的输家也很明显：中国和欧洲。中国不仅被排除在外，而且是被故意排除在外”，“欧洲花了几年的时间与美国谈判另一个主要的贸易协定——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考虑到美国总统奥巴马对TTIP的兴趣在TPP取得胜利后可能略有减弱，TTIP可能需要做出更多调整以在奥巴马卸任之前得以敲定。而且，美国政府对于TPP的许多谈判标准可能不被欧洲接受”，“在面对像TPP这样的大型经济协定时，中国和欧洲应该怎么做？在WTO的框架下开展多边进程亦已不可行”，“中国和欧洲可能最终互相看了一眼，发现一些之前没有注意到的共性……美国和中国似乎已经失去了谈判双边投资协定（习近平的美国之行并没有提到这一点）的契机，欧洲可以在与中国的谈判中成为一个领先者，如果美国愿意的话，它可以追随”。
世界经济论坛智库还对TPP背景下的网络安全进行了研究。在其《网络治理的未来是什么？》报告中，作者指出，“世界如何应对网络攻击的威胁，将决定子孙后代从数字时代获益的程度”，“确保数据的保护和完整性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随着全球价值链的快速发展，我们的经济越来越依赖跨政治边界数据的自由流动”，“在全球数据生态系统中促进‘开放’，从而使数据在国家、部门和组织间实现自由流动。这些原则体现在刚刚结束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中”，“未来中国将像其他国家一样，依赖开放的、自由的、动态的、安全的互联网”，“美国也需要适应。它必须接受事实。它不再是唯一的全球网络大国，其自身的行为必须符合全球公认的规范”，因为“互联网已经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基础设施。但这仅仅是开始，很快它将成为所有其他基础设施的‘基础设施’”。
印度智库对在TPP谈判中的缺席表示不满，但中国的缺席，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平衡了印度的抱怨声音，南亚分析集团的报告很有代表性。在其《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中国的回应及印度的选择》中认为，“就经济而言，TPP成员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40％以上，美国越来越把该地区视为一个最终的出口地，并在该协定规定的劳工标准、环境法、知识产权、法治和全面的市场准入以及最重要的零关税等条款之下，进一步促进该地区贸易便利化。有趣的是，印度和中国都不是该协定的成员国”，“无论北京做出多么积极的声明，外界依然普遍认为，TPP是美国‘重返亚洲’战略的一部分，意在遏制中国”，“事实上，中国建立的上海自由贸易区（SFTZ）和‘一带一路’倡议的初衷就是为应对美国的TPP”，“很明显，TPP自问世后给中国带来了无数个不眠之夜”，“现在，就印度而言，它既不在‘一带一路’阵营中，也不在TPP中。然而，印度也曾试图以‘印度制造’、‘启动印度’以及其他一些较小的项目发起属于自己的‘全球化’，这些小项目将会把沿海地区与印度内陆通过铁路、公路网及智慧城市连接起来。短期来看，这是一个很巧妙的想法，包括中国和日本在内的国家都有兴趣在印度投资。然而，长期来看，当TPP成为现实，当自由贸易和市场新规则统治称雄，我们对此可能并不会加以肯定。如今，中国与东盟（ASEAN）的贸易额达4000亿美元，与P12中的许多国家都曾签署自由贸易协定，中国在亚洲其他国家、非洲及美洲地区拥有相当高的地位。尽管印度也在谈判属于自己的自由贸易协定，但与中国相比，印度的贸易额少得可怜”，“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印度缓慢的经济改革步伐，以及其他诸如政府采购、农业、关税和其他贸易壁垒、知识产权等问题”，“印度不需要夹杂在由美国和中国建立的2.0版本的全球化中，印度有必要利用一切有利因素，无论是在欧洲还是亚太地区，印度应在供应链中充当一名幕后国”。
政策研究中心的报告《当印度缺席》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命题和假设，充满了对自己的反思和自嘲。作者认为，“贸易一直与地缘政治有关。贸易也定义了国家的本质”，“TPP 将产生巨大的影响。印度冒着将自身置于危险中的风险忽视了TPP”。“印度一直对TPP洋洋自得。各种数据分析认为，TPP对印度贸易的影响将相对较小”，“美国的霸权和有效性不仅是其原始力量的基础，而且是其创造持久的机构的能力。创建机构需要长远的眼光、能力、力量和一些规范的基础”，“机构为利益服务。但机构做得更多：它们制定游戏规则，甚至是合法性的规则。中国正在采取试探性的步骤用制度化的方式思考问题。在面对中国崛起的挑战时，美国很快就创造了新的机构，这将赋予其更大的能力来制定规则。TPP只是其中的一步棋。从纯粹的现实政治角度来看，这是一种双赢：如果美国能够成功地制定规则，中国必须适应这些规则，这是双赢的格局。如果中国不准备适应这些规则，制定许多有利于自己的经济规则也是一个好主意。但是对于成功的机构而言，它们必须更具有灵活性。你必须专注于长期的框架和规则，而不是对每一项交易讨价还价。印度的贸易方式都只关注细节，所以它通常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我们必须仔细考虑我们的发展需求，但是我们也需要清楚这些需求中所体现的全球战略。但是如果我们缺席正在世界各地发生的结构体系变革，我们就不能发出有效的声音或建立有效的联盟”，“当印度位于全球大国和全球资本主义的十字路口时，我们必须考虑TPP对印度意味着什么。印度将自己描述为一个‘领导力量’。但是由于其‘内向’的表现，我们希望它不会成为一个‘误导的力量’”。
印度全球关系委员会发布的《中国怎么看待TPP？》比较有意思。在报告中作者认为，在TPP问题上，“北京虽然对这个贸易协定持观望的态度，但对TPP成为一个遏制中国的、更大的美国战略仍然存在严重的担忧”，“在回应新宣布的协定时，中国商务部发言人讲道：‘中国会按照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和有利于促进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原则对TPP保持开放的心态。’这位发言人补充道：‘TPP是为数不多的几个重要的亚太地区贸易协定，中国希望该协定有助于推动其他区域贸易协定的达成’”。该报告援引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报告说，“估计中国将会因为没有加入TPP损失约470亿美元，其经济增长也会比预期约低0.3％。虽然这对中国不是一个致命的打击，但是不受欢迎的新闻使中国的经济增长有放缓的趋势”。该智库在《从商品及服务税到TPP》报告中还认为，“亚洲地区的外部一体化因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和其他双边协定的谈判，正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很多人一致认为，一体化带来的好处是显著的。事实上，这些区域协定可能会为旨在恢复经济增长的更广泛的区域和全球贸易措施带来多米诺骨牌效应”，“印度如何才能成为这些协定的合作伙伴，并以包容的方式保持其增长的领导能力？”“最重要的是要使印度的国内经济更完整，使其能够持续吸引并吸收与外部一体化相关的国外投资。这将有助于印度提高生产率并建立更具包容性的增长模式”，“印度如果想成为正在进行的外部一体化进程中的全面合作伙伴，就必须统一国家和中央的商品及服务税”，“印度和中国都没有参与TPP谈判，但它们都参与RCEP谈判。RCEP是16个亚太国家之间整合、互补的焦点，比TPP的全球出口份额更高，国内生产总值几乎占全球的30％”，“现在，印度迫切需要减少国家间各种不同的差异，更好地整合国内经济，吸引更均匀和更持续的外商直接投资并在全国促进更均匀的就业和经济增长。一个更好的一体化的国内经济发展也有助于增加印度日益增长的社会基础设施的效益”。
印度全球关系委员会在2015年10月22日发布的《TPP真的会分割亚洲吗？》报告中认为，“无论TPP的未来如何，RCEP都会继续向前推进。事实上，它可能会被证明是一个更好的协定，使亚洲国家为该地区旨在推动经济持续增长的共同议程而共同努力，即使没有美国在场”。报告认为“贸易协定总是会产生输家和赢家”，“现在，美国的立法者正着眼于探讨TPP可能带来的好处和危害”，“TPP被奥巴马政府视为确保美国与亚洲战略联系的关键要素。在TPP框架下，美国能够保证参与世界上人口最多、经济充满活力的地区事务的可持续性。然而，我们有理由担心，该贸易协定可能会导致该地区的紧张局势加剧，而不仅仅是华盛顿和北京之间的矛盾激化。这反过来又会使美国在该地区的战略复杂化，而不是得到加强”，“所有的贸易协定都会反映政府之间的安全和经济利益，TPP也不例外”，“TPP并不是亚洲正在讨论的唯一多边贸易协定。事实上，如果更大的区域稳定和经济一体化是目标所在的话，那么还有其他的框架存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不仅包括东盟十国，还包括中国、日本、韩国、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印度全球关系委员会在报告《TPP：权衡和势在必行》中认为，“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制造商。展望未来，中国正在调整经济，并增加消费和进口的份额。同样，印度的国内市场和人口统计数据也是重要的因素。因此，要获得真正的成功，这样的优惠贸易协定必须开放给那些愿意满足标准的国家”，“印度迫切需要进行改革，以整合国内经济。现实是，虽然日本、韩国以及中国正在步入老龄化社会，但是印度有一半以上人口的年龄在25岁以下。印度所需进行的国内改革包括完善基础设施、降低财政赤字、扩大金融市场及完善国家治理。到目前为止，新兴的贸易协定给各国提供了达成政治共识和执行政策所必需的过渡时期。印度有时间来设计所需要的步骤，这将需要政府和企业采取大胆举措”。该智库在《建立在印度-美国交点上》中继续阐述说，“莫迪于2015年9月访美表明，在商业、科技和气候变化这些领域，印度与美国的伙伴关系日益增强。尽管仍然存在差距，例如，印度不是TPP的成员以及努力赢得联合国安理会（UNSC）席位的提议被搁置，但是印度现在是时候去巩固双边交点了，并且印度可以通过简化其贸易政策和关税结构来启动该进程”，“TPP和TTIP两者结合起来最终将覆盖全球贸易的68％，这将使像印度这样的国家更难参与到这些贸易中。因此，如果印度想要从这些新的贸易协定中获益，那么它必须尽早采取措施简化其贸易政策和关税结构，并且像TPP和TTIP一样，以全球价值链观念为基础”。
印度全球关系委员会对TPP协议中关于药品保护期的条款异常关注。在《TPP对印度制药企业有影响吗？》报告中，作者指出“在许多贸易协定中，知识产权（IPR）是关键所在。知识产权对制药业有着重要影响”，“欧盟和印度的谈判被期望于2015年重启，但是基于欧洲药品管理局对药品监管的建议，欧盟对700种生物制药实行禁令，紧接着印度取消了预计的首席谈判代表会议”，“对于印度加入TPP，人们也有同样的担忧。公共利益团体说，印度可能会牺牲消费者的利益来进一步提高药品价格并且赋予跨国企业大量的权力。在像印度这样的国家，大多数人自己支付医疗费用并且保险公司不支付医疗费用，于是这样的问题被提出——如果贸易协定的存在导致基本药物变得更为昂贵，那么接下来将会发生什么；如果从扩大市场准入中获得的收益大于加入TPP付出的代价，那么接下来将会发生什么”，“截至目前，印度没有签署TPP协议并且不能被强迫接受TPP中那些所谓的TRIPS-plus规定。但是对TRIPS-plus规定的担忧也影响到印度对TPP成员国的出口。这可能会延缓生物制药进入全球市场。最近关于TPP的报道表明，TPP中知识产权的规定对品牌制药商没有做出严格要求。从目前的协议可知，品牌生物制药的数据保护期从12年缩减至5～8年。这要好于印度生物制药企业担心的最坏情况”，但是“活动人士警告说，TPP中的知识产权标准可能会渗入到RCEP谈判中”，因此“为了从世界上不断变化的贸易体系中获益，印度必须开始进行战略性的思考和行动”。
作为圈外人，以色列的智库依然对TPP充满了兴趣。雷乌特研究所在《TPP和TTIP的风险》报告中警告，“在全球和国家层面上，贸易议程必须与贫困做斗争，而不仅仅针对经济增长。世界正在逐步繁荣起来，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在被边缘化的国家中每个人都将受益”。该智库在《中国与TPP》报告中，援引位于新英格兰的美国公谊服务委员会项目主任约瑟夫·格尔森的话说，“TPP的达成不仅受企业利益推动，还受到地缘政治因素的推动”，“TPP作为一个地缘政治‘长城’，旨在将中国边缘化。短期的零和思维使北京被排除在TPP谈判之外，这将加剧中美竞争性互赖关系的动态竞争，包括军事和经济领域的竞争。美国希望TPP可以深化整合亚太盟国的经济、社会、军事和政治系统及资源，将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盟国纳入美国的轨道。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中国渴望超越一个世纪以来的屈辱和不平等条约，中国领导人明白，TPP是一个野心勃勃的倡议，他们将采取对抗措施，增强自身竞争实力”，“从维基解密可以看到，‘美国国家安全局截获了欧盟和法国外交官的相关情报，这些外交官强烈批评美国的贸易政策，并称TPP是与中国相对抗’”。该智库公开质疑TPP中的道德问题。在报告中，作者认为“必须叫停TPP，不仅因为它对就业造成不良影响，还因为它书写的是支持大企业的规则，使它们逃避那些涉及公共利益的管控。方济各明白这一点，奥巴马也必须知道这一点。可惜的是，教皇并没有就贸易问题从某种意义上去说服美国的决策者，现在提出TPP中存在的道德问题也还不是很晚”。
以色列雷乌特研究所在报告中，还对TPP协议中的农业问题进行了研究。在其《TPP的农业和供应管理》中，作者认为，“分析贸易谈判中的农业问题有点像扮演盲人摸船的虚张声势”，“TPP谈判中已完成的提供农业市场准入机会的章节也引起激烈的争议”。报告指出，“为什么美国参议员希望乳制品的出口再次引发价格崩溃，并拿更多纳税人的钱来补贴农民？为什么参议员希望可以从新西兰乳制品垄断商（恒天然）那里进口大量的MPC来进一步压低液态奶价格？一个简单的答案是，取消加拿大乳制品供应管理将有利于美国乳制品加工业，加拿大取消乳制品进口配额是美国乳制品加工业支持TPP的前提。此外，糖加工工业要求取消糖类供应计划。更复杂的答案存在于美国的两个隐性贸易目标中：（1）继续以低于生产成本的价格出口农产品（出口倾销），而削弱其他TPP成员国出口倾销的能力；（2）虽然消除了政府对农业和其他工业部门的干预，但政府仍继续直接或间接向美国跨国公司进行大量的补贴。向谁补贴以及国有企业（如农业销售局使用供应管理）的作用是值得充分辩论的问题。但是在TPP中，所有旨在增加市场准入的农业政策都不太可能产生有利于农民、牧场主或农村社区的交易”。
该智库还对医药问题感兴趣。报告《美国制药公司游说团体将会破坏TPP吗？》认为“除了美国，没有其他国家规定长达12年的数据排他期。这是因为12年的期限太长”，“要求规定长达12年的数据排他期的背后力量是美国参议员奥林·哈奇（Orrin Hatch）。作为参议院财政委员会的主席，哈奇在美国贸易议程的设置上有很大权力，他一贯使用杠杆来在贸易协定中提出强有力的知识产权条款”，“奥巴马政府在这个问题上花费了相当大的谈判资金。比起努力争取一个神秘的监管机制来促进一部分美国工业的发展，美国谈判者应该花精力说服加拿大改革其乳制品的供应管理程序或努力打开国外市场，这才是像TPP这样的自由贸易协定应该包含的内容”。
新加坡智库在研究TPP过程中，把注意力集中在新规则与老规矩之间的差异上。南亚研究所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印度面临的新挑战》中认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谈判的结束对于印度有重大影响，印度将不得不预想TPP对于那些牵涉印度的区域贸易谈判的影响，如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TPP谈判的结束，也对印度在该地区建立更深入、更有意义的联盟的意愿构成一种挑战”，TPP“是一项全面的贸易协定，是美国一直以来在世界贸易组织（WTO）中推行的深度贸易自由化，但并未取得成功”，“TPP会由于APEC成员的加入成为一个规模更大的贸易协定，这也就意味着 TPP 更接近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的概念”，“印度需要认真研究TPP，预测它对RCEP谈判的影响。TPP也很可能成为衡量其他国家如印度进入APEC时对贸易自由化承诺的标尺。总之，印度在贸易政策中被迫采用‘TPP式规则’的压力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加”，“TPP还将印度暴露在一系列显著的外交挑战中……会促使印度在外交及贸易政策中寻求更为紧密的联盟”。
拉惹勒南国际研究院在《TPP：东盟的胜利，WTO 的失利？》报告中认为，“TPP对东盟地区的影响会因国家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主要是其于这样一个事实：东盟十国中只有四国加入TPP。然而，文莱、马来西亚、新加坡和越南——东盟中的TPP成员国——有望成为‘赢家’，因为它们获得更多其他的市场准入，尤其是美国和日本这样利润丰厚的市场”，“TPP将可能塑造东盟中TPP成员国的政策，以满足交易条件”，“此外，TPP为中小企业提供了更多机会”，“TPP使全球贸易治理复杂化。随着贸易集团日渐增多，不久的将来我们将见证一个更加错综复杂的世界贸易体系。一些商业团体怀疑世贸组织能否进一步促进自由贸易，因为该组织庞大的会员数目使得它很难达成协议。虽然‘巴厘一揽子协定’于2013年达成，但该谈判几乎崩溃。随着TPP的达成，世贸组织面临着修改其议程的压力，2015年12月，世贸组织第十届部长级会议将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召开。内罗毕会议议程应包括提出解决边界障碍的方法，提高贸易便利化规则的透明度，并采取良好的国际标准和做法。这样做可以帮助世贸组织保持相关性。这个负担现在已经落到世贸组织的肩上。国际贸易体系的未来前景将取决于内罗毕谈判。目前，每个人都必须玩一场等待的游戏”。该智库在随后的《TPP和WTO：双赢还是零和？》中，再次阐述了类似观点，“TPP的敲定已经使人们对WTO的未来产生不同的预测”，“TPP和其他自由贸易协定不仅为解决这样的问题提供更稳定的体制机制，而且可以加强WTO开放的、公平的以及非歧视的多边贸易体系。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也表示，TPP和WTO的关系应该被认为是平行互补的而不是竞争的”。报告还援引一些反对人士的话说，“TPP由美国操纵，以实现它的地缘政治目标，并且TPP也表明WTO的功能失调和无关宏旨”，“对于亚洲发展中国家而言，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是更好的选择，因为它包括像中国和印度这样主要的亚洲经济体”。报告还指出，“中国被视为TPP中最大的输家之一，它谨慎地回应该协定，有时也会表现得积极些。中国商务部部长高虎城说，包括TPP在内的亚太区域贸易协定有助于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区域一体化以及促进全球经济增长”。同时，“尽管TPP可能与WTO脱节，但在WTO的多边主义承诺下，TPP的敲定表明贸易合作的机构设置也开始多样化”。
在全球智库热烈讨论TPP带来的冲击和未来发展趋势时，俄罗斯众多的智库却一反常态，鲜有地保持了低调和冷漠。或许它们正在关注比TPP更为重要的事情，如乌克兰问题、克里米亚问题、打击ISIS问题，等等。但在为数不多的智库报告中，俄罗斯智库的态度却是最为鲜明的。俄罗斯国际事务理事会以锐利的标题《TPP将分裂亚太？》发表了报告。作者认为“从经济体制的角度看，我们生活在一个分化的世界：世界贸易组织正在被侵蚀；亚太经合组织正在变形。我相信，TPP将成为亚太经合组织的一个直接威胁。重要的是，在政治上，亚太经合组织汇聚了包括俄罗斯和中国在内的所有主要大国。总体而言，TPP的达成对俄罗斯和中国更像是一个挑战，而不是一个机会”，“当TPP开始运作后，韩国可能会受到严重影响。如果韩国处于不利境况中，那与TPP国家没有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的俄罗斯和中国的处境又将如何呢？因此，韩国和俄罗斯应该联合起来，不能让TPP成为贸易保护集团”。
该智库在《TPP 与“一带一路”：谁真正有益？》报告中，火气看起来依然很大。作者认为，TPP是“破坏性的西方贸易模式”，而“一带一路”合作倡议则在概念上“与概念上的TPP不一样，北京已经沿着丝绸之路开始建立有形基础设施，每个基础设施项目都会刺激并创造新的经济机会”。“西方的自由贸易模式一直保密；与之相对的是，‘一带一路’促进高速公路、港口、仓库、发电厂、酒店以及光纤连接网快速发展，并将海洋一流港口和偏远大陆地区设施连接起来”，“无论TPP如何自命不凡，至少它反映了破坏性的西方贸易模式。亚洲现在是时候凭借久经考验的丝绸之路来保护文化及国家主权了”。
除了打口水仗之外，俄罗斯智库还真敢动真格。在土耳其G20峰会上，它们还想就TPP跟美国说道说道。俄罗斯国际事务理事会发表的报告指出，“我们担忧的是TPP将对世界贸易组织（WTO）有不利影响。我们相信美国提议并达成TPP是以不透明的方式，它没有告知其他重要的经济力量中心（俄罗斯和中国）。事实上，在安全领域，美国也采取了相同的方法”，“美国在实现计划过程中的做法与声明自相矛盾，采用了封闭和不透明的方式。这是一个双重标准。我们将寻求了解TPP的主题和全部细节。我相信并期望TPP成为即将召开的二十国集团峰会上的议题之一”，“2014年11月，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TPP中缺少俄罗斯和中国将是没有意义的。在第70届联合国大会上，普京讲话称，许多国家选择了创建专属的经济联合体，排除经济联合体之外的国家，这将造成贸易体系和全球经济空间的极度不平衡”。
作为发展中国家，孟加拉国智库对TPP也比较关心，其核心议题是服装出口将面临越南的挤压。孟加拉政策对话中心在报告中认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签订后，包括美国在内的12个国家将会推出一个新的免税营销系统协议，一些国家的服装出口业务出现了不良迹象，可能会严重影响孟加拉国的成衣市场”，“随着TPP协议的签订，越南将有权向美国出口成衣等产品，而且没有任何负担。另外，孟加拉国将不得不在出口服装时支付15％的关税和税收。因此，孟加拉国可能失去与越南竞争的能力”。该智库在另外一份报告中认为，“孟加拉国的服装生产成本要比其他国家高出许多”，“孟加拉国为何要担心TPP的实行？这个方程式非常简单。在美国市场中，越南是仅次于中国的第二大服装出口国。如果TPP开始生效，越南的服装将会零关税进入美国市场。在此过程中，孟加拉国将完全丧失竞争力”，“如何应对与越南的不平衡竞争已经成为Tofael Ahmed先生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越南将享受美国带来的零关税优惠，而孟加拉国仍将背负16.5％的关税，为应对TPP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孟加拉国政府将成立中央机构，以便进行适当的谈判。商务部会设立一个部门，并为其配备精通原产地规则制度、反倾销、优惠流失及劳工标准等领域的专业人才”。该智库还发表报告说，“孟加拉国最有可能受到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的不利影响，特别是在出口创汇方面”，“越南在投资和环境事务方面优于孟加拉国，越南的全球竞争力指数也更高，因此它可能会挤占孟加拉国的份额”。怎样减少TPP对孟加拉的影响，其智库也给出了一些建议方案。政策对话研究中心认为，“TPP生效后，孟加拉国可以通过积极参与自由贸易协定和区域贸易协定来减少损失。孟加拉国已参与50多个自由贸易协定，它可以有效地利用这些平台从贸易中获益”。至于是否加入TPP谈判，该智库认为“尽管TPP向感兴趣的国家敞开怀抱，但孟加拉国必须了解TPP的文本细节和本国加入TPP后的潜在影响”，“TPP对孟加拉国贸易转移的影响大小仍不确定，能够缓解多少TPP带来的贸易冲击取决于孟加拉国在国内和全球所做的准备工作”。
韩国智库对于TPP可谓是“心情复杂”。峨山政策研究院发表的《49％的美国人和多达89％的越南人支持TPP》，有些王顾左右而言他的感觉。报告说，“TPP在国际上也获得广泛的支持：接受调查的49％的美国人都支持TPP，高达89％的越南人支持TPP”，“一般来说，个体越年轻、受教育程度越高，越倾向于认为贸易和TPP有益于自己的国家”。在该智库的另外一份报告中，作者援引美国高官的话说，“TPP并非全面封锁中国，相反的是，如果中国有兴趣加入TPP，以及如果其能够达到标准，我们会很欢迎它的加入”，并引用这位官员的话说，“如果韩国政府有加入TPP的意愿，我们将欢迎与韩国的谈判”，“如果朝鲜继续保持这种状态，美国和我们的合作伙伴将继续采取措施来保护自己，这意味着我们将采取额外的防御措施以应对朝鲜所带来的威胁，这些不是针对中国的措施，但中国可能更希望我们不采取这些措施”。2015年10月16日，在韩国总统朴槿惠与奥巴马总统举行双边峰会后，该智库的报告认为“韩美两国领导人讨论了更为广泛的问题，包括各区域与中国和日本的关系，韩国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以及所谓的‘新边疆’与合作事项（即全球卫生、网络安全和空间合作）”。
作为非洲最重要的国家之一，南非智库对TPP问题的关注角度比较特别。南非国际事务研究所在《迈向2.0: WTO能够在21世纪恢复其在全球贸易格局中的中心地位吗？》中认为，“WTO的基础——尤其是其‘皇冠上最珍贵的宝石’——争端解决机制——就越趋于崩溃。为什么？因为一个不能够实现现代化并不断更新规则的机构将被绕过。在诞生的第20个年头，WTO面临日益加剧的生存危机”，“美国转向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这些‘大型区域’贸易谈判代表着开拓新规则的尝试，并试图恢复美国在全球贸易体系中的首要地位。这种高风险的扑克游戏有不可预知的后果。最重要的是，没有人能预测最终大型区域协定是否会成功。虽然TPP的结论似乎就在眼前，但是它的最终落实还是要受制于复杂的政治循环，尤其是2016年美国大选。TTIP的未来更不确定，因为谈判力量更为松散，欧盟对于监管的偏好也不同于美国”。自由市场基金会则认为“经济增长需要更大的经济自由”，因为“经济自由度更高的国家更容易快速发展，也更繁荣。经济自由的基础是个人选择、自愿交换、自由竞争和私有财产安全”，“没有这些，很难想象南非将如何成长并变得更加繁荣”，“TPP国家承诺维护基本经济自由以及个人和公民自由，表示愿意改变它们的经济政策。我们应该为此叫好。南非政府必须认识到，它需要改革南非经济并制定政策，提高经济增长水平和减少贫困人口”。
在本书编辑过程中，令主编感到意外的是，处于动荡之中的阿富汗，其智库依然关注外部世界的变化。阿富汗亚洲基金会在报告《TPP 和RCEP：对于ASEAN是福是祸？》中仔细比对了TPP和RCEP对东南亚国家的利弊影响，“TPP由美国主导，而RCEP由中国牵头。许多人都很关注中国和美国将如何利用自由贸易协定来造福自身，并将彼此排除在各自的区域经济安排之外。同时，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以下简称东盟）及其成员国在亚太地区的未来贸易安排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东盟为经济合作和一体化所做的努力已经到了关键阶段，它不但关注TPP和RCEP对其成员国的福利效应，也关注它们对于东盟作为一个经济共同体的影响”，“六个东盟成员国缺席TPP谈判，这将对东盟内部的经济一体化造成可能的威胁”，“由于东盟不可能以一个经济共同体的身份在当前TPP谈判中发挥重大影响，所以它将大部分精力集中于RCEP谈判”，“对于TPP，东盟应发声指出，未来的TPP谈判需要采取更具包容性的做法。东盟的十个成员国均加入谈判将有助于缩小东盟成员国之间的发展差距。为了提升在RCEP谈判中的议价能力，东盟的首要任务是完善自身的制度结构，以统一成员国之间的利益和行为。此外，东盟应该充当两个区域倡议的积极协调者，推动TPP和RCEP的共存，并为亚太地区更大规模的贸易框架铺平道路”。
土耳其智库国际战略研究机构在《地缘经济竞争：来自新前线的全球困扰》报告中认为，“美国对军事的依赖越来越少而开始越来越依赖经济手段以获取利益，这并不一定是一个好消息。这一趋势可能会破坏关键的管理机构和其在未来应对全球挑战的能力”，“目前地缘经济环境的威胁不仅破坏了未来全球贸易和投资协定的繁荣发展，还破坏了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体系。TPP和TTIP一方面主要是试图平衡政治关系进而减轻地缘政治和安全困境的影响，另一方面是要建立一个足够大的市场从而能够在全球经济中继续设定规则。值得注意的是，TPP和TTIP谈判不包括金砖国家，虽然金砖国家的经济目前正在遭受一些挫折，但是由于这些国家之间迅速变化的国际秩序和不断扩大的合作，金砖国家正在快速成为一个有组织的政治团体。许多观察家认为这样一个政治联盟应该更好地融入当前的国际框架中去”，“中国和很多新兴经济体开始建立能够替代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机构。这些国家开始开辟新的路径来寻找经济上的合作。多年来，它们一直都表示自己对于西方国家在全球金融机构中占主导地位很无奈，并且最近它们也开始反击”，“新兴经济体开始脱离这一体系，并且试图创建新的规则秩序。隐藏在其背后的驱动力更多的是地缘政治而不是地缘经济”。
丹麦智库丹麦国际问题研究所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下一步是什么？》报告中写道，“经过五年多的艰难谈判，12个亚太国家的贸易部部长们于2015年10月5日在亚特兰大结束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的谈判。大张旗鼓的公告使许多人相信该协定将很快生效。然而，在这之前，大家还有很多事情需要去做，而且也不能保证它一定会生效”，“TPP成功获得批准之后，最后一步就是协议的落实。这可以说是整个过程中最关键的一步。从历史角度看，由于实施方式不合适，影响很小甚至毫无影响的贸易和其他协议的例子随处可见。虽然有争议的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允许公司起诉政府，但是不能保证它被全面执行。总之，我们只需要等待和观望，而等待的时间会持续两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已经有迹象表明，TPP的最初目标可能已被破坏。发展中国家如越南、马来西亚、墨西哥、秘鲁以及其他一些国家似乎在许多敏感的改革领域拥有较长过渡期。如果TPP被批准并得以实施，毫无疑问这将对成员国和非成员国造成重大的影响。……但前提是它已经生效。不幸的是，这种情况发生的可能性仍然是不确定的。只有时间会告诉我们答案”。
法国智库国际信息和前瞻性研究中心则建议欧盟在TPP达成之后不应急于结束TTIP谈判。报告指出，“尽管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在美国的主导下结束，欧盟也不应该急于不惜一切代价地结束正在进行的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的谈判”，“美国一直认为它正在为21世纪的贸易协定制定一个‘黄金准则’，但是最近几个月可以看到，日本牛肉进口关税、美国汽车关税及加拿大乳制品关税配额方面一直存在政治障碍。这些问题都不是新问题。TPP的政治维度是试图遏制中国的商业发展，这既不是创新也不是模范”，“欧盟应该从TPP的结论中得到怎样的教训？TPP降低了美国在当前TTIP谈判中潜在的负面影响。这使华盛顿在谈判中拥有更大的议价能力”，“在面对TPP带来的政治冲击时，欧盟不应急于结束TTIP，而是应明确该协定对自身及贸易政策战略的意义”。
2015年11月12日，非洲国家加纳的智库民主发展中心发表了一份名为《特朗普关于TPP有利于中国的言论是对的》的报告。在这份报告中，作者异想天开地提出了一个想法，即中国虽不加入TPP，但仍可以享受TPP的好处。作者的这个观点来源于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的言论，可能比较荒谬，但是也值得一看。“TPP和其他自由贸易协定允许签约国进行免关税的贸易流通，但我们生活在一个复杂的世界中，一个国家的原材料随着供应链穿过另一个国家，并在最终进入零售市场之前到达第三个国家。为了应对这个问题，TPP 中添加了‘原产地规则’章节来确定混合商品是否会获得免税资格。这样的规则对于越南、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来说特别重要，因为它们从中国进口大量生产原料”，“所以中国在不需要提高贸易标准或符合任何TPP规则的情况下，仍能够以更低的成本为TPP国家生产数以百万计的汽车零部件和纺织品，并且不用承受大量关税的负担。众议院议员丹·基尔迪反对TPP，称这将有损美国制造业尤其是美国汽车工业的竞争力。特朗普的咆哮当然可能会被误认为是无知的。但在这种情况下，他是对的：中国可以利用TPP中薄弱的规定，让本国的产品通过‘后门’进入美国和其他国家。2015年的前9个月，美国与中国的贸易赤字约为2730亿美元。TPP达成后，尽管美国的贸易伙伴有所增加，但美国与中国的贸易赤字可能仍不会有明显改变”。
信笔至此，已是鸡鸣三更、困意渐浓，手脚在寒夜中愈加冰凉。今日是笔者的生日，此序初成，也算是自己给自己的一份生日礼物，兴奋之余特意鸣谢如下：感谢景峰同志等组成的工作团队以强烈的事业心和高度的责任感，在最短的时间内收集了最新的材料，并完成了所有前期翻译和初步译校工作。感谢本书系的顾问陆忠伟先生、编委会主任丁奎淞和各位编委们，正是这些前辈、领导和朋友们的厚爱和期望，才使我们在艰难中坚持走到了今天，完成了本丛书在2015年度出版六卷的计划。感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当代世界出版分社的祝得彬社长和仇扬、王小艳编辑，在他们的鼓励和支持下，该书才得以在短时间内面世，也正是他们严谨的工作作风，才保证了本书系的国家级水平，在此谨向他们高质量的专业水准和孜孜敬业精神致敬。老师和朋友们的关心，是最美好、珍贵的生日礼物，自当时刻铭记在心，继续发奋努力，始终奋笔疾书，永远不敢懈怠。正如陆忠伟教授在本丛书总序中所勉励的：“好消息何时来，二月杏花、八月桂；实功夫何处下，三更灯火、五更鸡。”[17]此书是2015年度的最后一本，谨以此向陆教授和所有朋友们拜个早年，并期待大家对本丛书多提批评改进意见，尚祈见告，俾资改进，不胜为盼。
中国社会科学院全球战略智库研究员
王灵桂
2015年12月5日寅时 于香山麓听雨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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