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电报看了有四遍的时候，已上到了机关的四楼，没敲门推开就进。陈才听到门响只是扭头看了看我而没有像有领导进来那样马上站起来让座，我也习惯地往他桌前一站，把电报递给他，并不说话，像他对待我一样沉默。
陈才是参谋，和我是老乡同年兵。
电报是陈才和我俩的未婚妻同时发在一起给我们两人的，她俩从老家相伴来部队，是和我俩结婚的。这是她俩从省城下火车后发的让我两三天后到这个城市的车站去接她俩的电报，因为从省城下火车转乘三天汽车才能到这个边疆小城。
陈才看完电报脸上是阴的，就像初冬的天空有一层阴霾裹着太阳，雾气很浓。他把电报往桌上一丢，把那充满雾气的脸扭向窗外，窗外正是半阴半晴的天气。他就把目光收回来往我晴着的脸上一搁，反差很大。合在一起的电报给我俩的是半阴半睛的天气一般很适合两人各自的心情。
“得考虑住的地方，明天她俩就到。”我说这话的时候，从口袋里掏出烟给自己点上，陈才不会抽烟，我也不让。
陈才却把手伸过来，问我要烟抽，我并不奇怪地给他一支，他点上，很闷地抽了一口，说：“说过，不让她来。”
我说：“已经来了！”我知道陈才的未婚妻前面来信说过要约我的未婚妻一道来部队结婚，他回信不让来。我却没有表示反对，她俩就这样来了。按说，我们没领结婚证，不算未婚妻，可我们农村习惯一定亲就算是未婚妻而不像城里一样兴叫作对象。
“妈的，不让来，偏来。”陈才说。
“明天下午就到。”我说。
“到就到呗，反正我现在不想结婚。”陈才把烟摁灭。
我把烟摁灭。我知道陈才会这么说，陈才是去年六月份从志愿兵转成干部的，一转干就是中尉副连职参谋，成了参谋就给他当兵前定的媳妇去信少了。我和陈才是一起转的志愿兵，我现在依然是扛“红牌牌”的志愿兵。
话是那样说，陈才脸虽然阴着，可还是得解决她俩来部队后住的地方。我俩一起去找领导，领导抽着我给的烟没有说话。我和陈才站着看领导一口一口地抽我的烟，然后一口一口地吐他的烟圈。
吐了十几个实在吐不圆的烟圈后，领导才说：“目前，房子很紧张。”
领导很为难的样子，又吐了一个烟圈比刚才那十几个稍微圆了一点才问了我和陈才各人住的集体宿舍是否有探家出差的。我们如实做了回答，领导才沉思着把烟头摁到烟灰缸里，对陈才说：“是这样，只有把你们宿舍的刘参谋赶到别的宿舍打游击，腾一个房子出来先住。家属院和临时来队家属房是挤不出来的，办公室是不可能住的。”然后领导又转向我，说，“等她俩来了先住在挤出的宿舍里，你们办了结婚手续后再说。”
我点着头给领导又递烟，领导推让了一下又点上吸着，这回吐出来的一个比前面都要圆的烟圈，才说：“不过，话得说清楚，陈才结婚如果随军暂时没房子可以以后解决，家属楼快盖起来了。可张文刚的事就要说一下了，最多让家属住一个月，得回。这是规定，志愿兵嘛。”
我还没结婚哪有家属？我没说什么，抽了一口烟，看着领导吐出的又都是扁的烟圈，我又猛地抽了一口烟。
问题就这样得到解决。我和陈才现在不同，志愿兵不让带家属，陈才已从志愿兵转成干部，我俩的身份就是两种问题的结果。得到这样的结果，我的脸就没那么晴了，但没有陈才的那么阴沉，这时陈才也不那么阴沉了，在得到领导对我俩不同的意见后。
下午收拾房子，陈才说有事，我就叫了几个下午不出车的小车班司机把陈才他们住的那间宿舍收拾干净。当然动员刘参谋搬到别的屋去住。是陈才说的，他们是干部，好说，虽然他只是传达了领导的话。
第二天的时间过得特别慢，好不容易到后半下午，也就是她俩发出电报的第三天下午，我给管我们小车班的管理员讲了一声，我用车去接未婚妻，刚好没我出车，尽管管理员犹豫了一下但还是同意了。陈才说他有事让我一个人去，他要写一个材料，是开展“百日安全无事故”的材料。
因为是去接巧玲，心情没说的，车也开得快。我就一人开车去汽车站。
到车站等了一个多小时，从省城发来的大客车才陆续到站，一点不费力就找到了巧玲和陈才的那位红芳，她俩很疲惫地提着行李，一见到我，脸上的表情是从疲惫中掐出来的一惊一呆。
巧玲见到我，只是用她的目光紧紧粘着我的眼睛，我们同样的激情无法表达，我就看了看天。天气尚好，暮春初夏相交的高阳已经西斜，却硬给我们的这个场面挤出一份温柔，在这温柔里更多的是我们在这个地方这个场面里互相拥有的心情品尝尽量沉默的内涵。于是巧玲就品尝出了得到此时此景的一丝甜甜的委屈，她把早已忘却提在手里的行李往地上一放，对我说：“这是啥地方，这么远，还尽是戈壁滩，下火车还坐三天汽车。”
我说：“快了，我们来时三天半。”
红芳在巧玲的埋怨中对我涩涩地一笑，随即又是很兴奋的样子，在我身后左右看。她找陈才。
我说：“别找了，陈才没来。有事。”
红芳失望地提起行李就往车上装，巧玲却说东说西，这也看不惯那也看不惯只是没有说对我看不惯。红芳用目光看了一下巧玲说了声“还好”就只顾装行李。
巧玲很满意我开“洋车”来接她，有些激动，并且有些要和谁竞争的劲头钻进车坐在司机旁边一般是领导坐的位置上，还把身子晃了晃，看到车上有录音机，就扭回头特意给已沮丧地坐在后座上的红芳说：“红芳，你看，这车上还有录音机，我家都没这玩意呢。”
红芳没有兴致，从她的目光里我读出了她此时对巧玲的一丝嫉妒。巧玲并不理会红芳的脸色，尽情地坐在我的身边，刚才的委屈和看不惯再也找不见。
回到单位，有些焦急的红芳四处乱看，高兴劲使她有些慌乱，她看到我们单位大致已成型的家属楼，她的眸子里像着了火一样且把这火一样的光毫不犹豫地往那家属楼上使劲地粘。等她粘得心里舒服极了才把已经变得平淡的目光给我，问我：“那是你们部队盖的？”见我点了点头，又说，“真高，真好，在咱那城里也没这么高。”
第二天一早，我便揣着早准备好的“红塔山”烟去队部开结婚证明，到了队部第一件事就是先给开证明的干事递根烟并点上火，然后小心翼翼的送上我和巧玲的材料，开始还好，当那干事看到巧玲的生日时，眉头皱了皱说，她这年龄好像不够吧。巧玲得再过几个月才到法定结婚年龄，而在我们农村像她这年龄的基本上都有孩子了。我就看着他把烟头吸得跟那个文件头一样红时就说麻烦给帮个忙。那个干事看着手中燃着的“红塔山”三个字很久才把烟头往烟灰缸里不太费劲地一摁却很费劲地说不好办。他说最好去找一下领导让领导点个头，他是干事的却有规定，其实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不就是年龄上差三个月零几天。
我去找领导。领导听完看着我，我就看着他，他看了我很久，才说：“张文刚，你就等一下吧，规定不能破，还是要按规定办。”
我说：“可她是专程来部队结婚的，坐了七天车。”
领导说：“我知道，心情我理解，你别着急，这阵子我太忙，过阵儿开党委会时我给党委讲讲，再定。”
我没话可说。
巧玲和红芳要求自己做饭，吃不惯机关食堂打的饭。我就去买了煤油炉子，陈才在百忙中抽出空和我一同买了米面之类，开起四人小灶。她俩做饭水平不算高，可也能把家乡的饭菜做得味很正，我和陈才吃得也过瘾。陈才这几天转晴，心情颇好。星期天，我们四人去街上转。我就想先开不上证明不领结婚证也好，不然也没法住，目前也很有意思的。
不出去的时候，红芳爱去家属楼那看看，巧玲不愿去，就和我在房子里说话。管理员照顾我尽量让我少出车，陪着未婚妻。红芳心情也特好，陈才对她比她刚来时好多了。
过了两个星期，天气很好，太阳很纯正。我又去问过两次开结婚证明的事，领导总是说太忙还没有开党委会。我心里不悦，可也没有办法。巧玲每次在我问回来后就很沮丧，还有一次伤心地哭过。她说这次来主要是结婚的却这样难，我劝她。她却说：“在咱村，已没有像我这么大还没结婚的姑娘了，别人都说闲话了。”我说：“红芳还比你大一岁多。”
巧玲说：“人家是要吃商品粮的，村里人就不说。”
“人就是那么贱。”我说。我更明白人的地位对于周围人们议论话题的不同。
“你是说我？”巧玲伤心地说：“我是农民。”她认为我在说她。
“谁说你了，”我说，“我也是农民出身，我是说那些爱说闲话的人。”
巧玲信我，不然她怎么跑这么远专程为了和我结婚。
红芳和陈才正经吵了一架。陈才脸涨得通红，像那次喝了酒一样可没那次红得自然、和谐。巧玲把我叫去劝架时他们已经休战。红芳趴在床上身子一抽一抽地伤心，连她的头发也一丝丝地联系着有条不紊地抽动着伤心。陈才站在地上抽烟，他的烟抽得很有节奏感，他原来不抽烟。
我问为什么？没人搭理我，我就想这样吵一架也好，我也就这样说了，陈才用眼睛瞪了瞪我，我发现陈才鼓起的眼球里尽是缩小变形了的我。我就说你怎么了？陈才不理我，我就说陈才我看你这样不舒服，一点都不！
巧玲劝着红芳，越劝，红芳越伤心。他们无非是为结婚的事。我没有别的话可说。陈才也不用再为我离奇的话而用眼球装我，那样装我的确不耐看。
我再去找领导问我开结婚证明的事，领导说他在党委会上提了，可大家都说按规定办。
我预料的也是这样。于是我看着领导只顾抽烟，领导愣了愣，发现我不像前几次，就问我：“你是不是病了？”我随口就说：“你是不是病了。”
领导放声大笑，我恍然如梦初醒。领导不计较我的恍惚就出于好意地对我说了很多，他说这次结不了婚下次可以请上结婚假，到时我给你多批些假，还不是一样，还说你那一位可以在这多玩几天。不一定就得一个月满就走，我说了算。毕了，还说：“小张，你要想得通，部队就是这样，讲个纪律。”
我说：“我知道。”
管他妈的陈才怎样用眼睛装我，把我装得再丑，我也想得通。
领导说：“知道就好。”
我说：“就是她这么远来了，坐了七天车，比我们来时少半天。”
领导说：“来了就多培养一下感情也好，结了婚就晚了，你们农村人婚姻上悲剧太多。”
领导也是农村出身，并且前年和他那个随军五年的农村老婆终于离了婚。
领导还说：“你还年轻，婚姻很折磨人。”
陈才是不是这样想？
领导又说：“闲时，带你那位到我房子去玩，吃顿饭，你嫂子做拉面水平不错。”
领导今年又结了婚，这次是和本地人。
我说：“谢谢！”
这次去问领导我迷迷糊糊，可还能把事情的结果说清楚。巧玲听我说还是没门，就不吱声，愣坐了一阵，却说：“我白来了！”
我一下子清醒得很现实，就说：“你咋这么说？”
巧玲说：“来已经二十多天了，事办不成，月底我得回了，快割麦了。”
我说：“急啥？来了，就多玩一阵，割麦缺你劳力，你家照样收粮食。过年时我回去，可以请上婚假。”
巧玲叹了口气，说：“命苦，只有这样。我还是得回，我爹身体不如以前好了。我只是给红芳陪了个伴。”她很沮丧了一阵，却又一下释然了，又说，“其实红芳还不是一样，你可不要像陈才待红芳那样待我。”
我说：“怎么会！”
巧玲说：“其实什么时候结婚都行。”
日子过得沉闷。
沉闷的日子里也发生了不沉闷的事：陈才和红芳在一起住过了。就是巧玲告诉我红芳那天直到早上才回住处的晚上，陈才带着红芳去住了招待所，没有证明因为陈才是军官地方都信就住在一起了。这些是巧玲告诉我的，巧玲就是红芳告诉她的，在那次红芳和陈才吵架后。吵架后，红芳一连几天都不吃饭只是闷头睡觉，巧玲劝时还吃一点饭可还是不起床，可陈才劝时红芳理都不理。
我想既然已经这样了，就劝陈才领了结婚证结婚算了，人家红芳也是专程来部队结婚的。
在陈才的办公室，我给陈才递上一根烟，陈才抽得很熟练，不断地吸着。
我就说了我的想法。陈才不语。
我又说：“事情到了这种地步，你还犹豫啥？”
陈才摁灭烟头，说：“本来要和她好好说明白一点，我并不是要和她断，可她却这样。”
我说：“你俩原来感情基础好，又是自己恋的，你没那意思，还要说明白个啥？结婚了，红芳一随军，她也吃商品粮，还有啥？”说这话的时候，我有些涩。陈才又点上一根烟，说：“我就是想和她说明白这个，我不想让她随军来部队，我看到农村人随军后那些家属找个临时工干时说那声‘上班’的别扭劲，难受！”
我无语，陈才的心思我摸不准，现在的他不是以前的他了。
我就说：“不管怎样，还是把事办了好，都不容易。”说这话的时候我想到了巧玲，还有连证明都开不上的我。
陈才说：“话说不明白，我不办。她还逼着我来了这一手，我对她……那天我闷，就喝了酒，她就乘机和我住了。”
谁是谁非，我不想弄清楚，我弄清楚这干什么。我只是劝陈才先把事办了。
后来巧玲告诉我，红芳的确是想了办法和陈才住在一起的，当然陈才也是愿意的。红芳和陈才吵架是那个事后红芳要陈才快点领结婚证结婚，陈才又推托，红芳就扑过去打了陈才一个巴掌，陈才的脸红得不对劲儿，红芳还骂了陈才一句“狼心狗肺”。
我想红芳也只能骂这么一句。陈才挨一个巴掌也是对的，原来红芳还不是为了陈才挨了她爹的一个巴掌。
我就想起领导给我讲的婚姻培养问题，我和巧玲却从来没想过俩人之间需要再培养，但彼此心里都觉得很牢靠。陈才是个志愿兵的时候，就没有想过培养。陈才曾说过婚姻也要有感觉才行，我不知道是什么样的感觉。我对巧玲说：“红芳这样做，不好。”
巧玲把嘴一撇：“你懂啥？人家为了随军，当城里人，还管好不好？”
巧玲这么一说，我就内疚，巧玲跟上我也真是的，不但没有像红芳一样的随军机会当不成城里人，就现在到部队来结婚连结婚证都领不上。
巧玲见我不语又掏烟，就说：“你别在意，我不羡慕红芳，她现在活得并不见得就很滋润。”
我知道巧玲是指精神上的。
红芳终于不再闷头睡觉，起来了，可总是阴着脸，见了陈才一句话也不说，只是射向陈才的眼光里是准备吃人的狼才具有的渴望目光。陈才也不说话，只是狠劲地抽烟。
红芳开始到处转，好几天没有去看那座家属楼了，大多时间硬拉上巧玲到街上去看，听巧玲说红芳还买了一把刀子。边城的少数民族小刀到处都有出售的。
我担心红芳胡来，忙去开导她别胡来，
有话慢慢说。红芳满脸是泪，我劝红芳想开些，别做糊涂事。我从红芳的目光里看到我的开导全是徒劳可还是开导，她和陈才相比，她总有女人的不幸。
她哭着告诉我：她已经有了。
这使我很吃惊，当这个遥远的问题一下出现在我面前虽然与我无关时，我的心还是颤抖了一下随即是永久的空白，我的心里什么都没有连我自己都没有，我该有些什么呢？我不知道！
问题的严重是因为对一个农村姑娘来说没结婚就有了孩子是一件很不幸的事，在我想这个问题的严重时也庆幸地想过这可能是红芳太伤心把事情想得严重了些，臆想了一个令我胆战的事实。
巧玲劝她别胡说，这事可是胡说不成的。
红芳说：“我没胡说，这月……事情没来！”
巧玲看我的目光是证实了这事是在红芳说了那一句话后。我在巧玲的目光里感觉到了脸上的热度，女人的事第一次钻进我的耳朵里。
巧玲的目光在我的脸上一闪就流走了，她看出了我此时在这种新知识面前的困惑，我就支吾了几句连自己也听不清要说什么想说什么为什么要说的话退出房间。
我去找陈才。
依旧是陈才看了我一眼不理我的样子，不同的是他办公室里充塞的烟雾一下罩住了我。
我把事情给陈才说了。陈才不信。我知道他不会相信。但他毕竟心里有过鬼，还是心虚地对我说假如真是那样，就只好到医院去解决了。
“你倒方便，”我说，“趁现在快点办事吧。”
陈才恶狠狠地说：“我就不办！”
我说：“没有时间了。”
陈才用一种目光看了看我，这种目光使我真想骂自己一句什么。
和陈才就这样沉默着。在他抽完一根烟的时候，他站起身，用目光给我说：走！
红芳一见我们进来，一下用目光捕捉住了陈才，陈才也看着红芳，目不斜视。
他们在相互用目光证实一个事实并且在搜寻所需要的话语。
巧玲已经憎恶陈才，一见陈才就离开需要安慰的红芳，独自走出门去。
大概红芳从陈才的目光里读出她需要得到的目的，在陈才的目光里还是令她绝望的结论。我们谁也不会想到这时红芳的眼睛已经变形。
红芳是怪叫了一声从床上扑下来直射向陈才的。我正被她的叫声统治着思维在思考她的叫声有什么深刻含义时，红芳已将手中颤抖着亮光的刀子迅速地接近陈才的肉体。
巧玲也被红芳的那声怪叫唤回了屋。
我们包括陈才，还有红芳在惊慌之后明白将要发生的事是严重的必须采取措施时，红芳手中的刀子在陈才本能地抬臂去挡的手背上咬开了一道口子，刀子已用另一种清脆的响声告诉我们四人它已落在地上静静地躺下了。
陈才的背上有红色的东西在初夏的夜晚里被电灯光衬托出绝对纯种的颜色。
我后悔刚才开导红芳时怎么没有要回她买的那把刀子，让这把刀子把事情弄到了这种地步。我看着沮丧地躺在地上的刀子看着陈才手背上像大张着的嘴一样的伤口，不知说什么好。
陈才并没有别人想的那样发怒或者惊慌，他只是把全部的精力集中到目光里去接触红芳又变成另一种形状的瞳仁。
红芳最终在陈才的目光里以失败告终，她把自己狠劲往床上一甩，随即用拳头捶自己的肚子。巧玲条件反射地扑上去抱住接近疯狂的红芳。
接下来的是红芳挣脱巧玲的胳膊，从床上弹起，她弹起时证明她的大脑是清醒的在她弹起差点头撞在墙上时还用手护了一下头并且推了那墙一下。做完这些动作后她从牙缝里才挤出这么四个字：“我——要一告——你！！！”
陈才一点都不觉得奇怪，好像这是他教给红芳这样说的似的，只是很赞赏的做出仔细听着这句话是否是他想象的那样恰到好处。
在他觉得各方面还符合他所要求的那样时，他才收回送出已久有些干涩的目光，掏出烟很轻松地点上一支，让无忧无恼的一股青烟在屋子里痛快地上升没有一点扭曲的迹象，然后再散开在每个人的头顶上都投下烟的影子。
我不知这场面该怎样结束才最合适，于是我看那烟在飘散时缓慢的依恋，心头也就不再为眼前的事做出苦恼的思考。
陈才抽完一支烟，把烟头往窗外一扔，看着那烟头划的弧线消失后，像办完一件大事一样轻松地向已栽在床上的红芳走去。
陈才说：“明天领结婚证！”他走近床边一直没有去擦手上还在流着的血。
我便释然，这是最好的结局，对于这样的场面。
红芳说要到医院去掉肚里多余的东西，陈才不知怎么就开上了证明，在他和红芳还没领结婚证的时候。因为红芳说不急着领结婚证陈才就没有催。并且陈才还对我说如果我要开领结婚证的证明他可以开上，他说并不难，开始他只是不愿帮我。巧玲说不用了，现在办只有几天了还有什么意思，她该回去了，快夏收了，她爹今年身体不如以前了。
我觉得巧玲说得很对。
红芳是陈才和巧玲一起陪着到医院做的手术。回来后红芳脸色很苍白，如果不是眼睛和嘴还有鼻子在她脸上长着些别的颜色。简直可以说她的脸和一张空白的纸没什么两样。在她脸上却可以看出一丝轻松来，很自如，也很叫人不想看。
陈才买了很多补品。
巧玲对我说医院那种事真可怕，她没有说到底可怕到了什么程度。
红芳在床上躺了三天，陈才陪了三天。红芳手中捏着领结婚证的证明，当然也有她来时的村上开的和巧玲的只是名字不一样的女方证明，她仔细地端详了三天这些纸片，泪水不时模糊着视线。
这天，红芳恢复得差不多了，她就起了床。陈才的语言像夏季吹来的风一样舒坦地往红芳耳朵里装的时候，红芳却说：“不急。”
陈才说：“先领了，手续都全。”
红芳说：“不急！”
陈才说：“今年把事办了，明年就可办随军手续，就来部队。”
红芳说：“不急！”她拉着陈才的手一连说了三个“不急”，听得陈才脸上有些慌乱。
红芳这才说：“来时间长了，我也该回了，快割麦子了。”
陈才便不语，给红芳披了件衣服，红芳就把那证明折好小心地往衣服口袋里装好。
一直觉得尴尬的巧玲走到窗前往外看，这回却说：“现在不办就不办了，红芳身子也弱。等过年时你们俩再办，那时陈才和文刚一起请假回家办，我的年龄也就超了，什么事都顺心，现在办也没几天了。”
我欲言，又止。巧玲，我为什么要和陈才一起回家结婚呢，我在心里问。
巧玲说完就看窗外，根本不管我心里说了什么。这回她还发现了奇迹，叫我们快来看看：“怪了，怪了！”
我们三个全到窗口看啥怪了，没用巧玲给我们说，我们都看到了那座米黄色的家属楼不见了，取代那个位置的是一座白色的但和原来米黄色一样形体的家属楼，那白色的墙壁在六月初夏的阳光下闪着一种白色的气体，那气体弥漫了我们四人的眼眶。
“我当是啥，这我早就看到了，那天就看到了。”红芳说完这句话的时候，抓过陈才那只被她刺伤的手，抚摸着手背上的伤口上已结起一层粉红色的薄茄。
“白了！？”巧玲说。
“是白了。”我说，不是幻觉，这阵子只是没有注意那楼的颜色已被塞外的强紫外线辐射成白色。我想为什么当时不直接刷成白色而要刷成米黄色又让太阳舔成白色呢？米黄色的确好看可就成了白色，自得没有一点杂念。
“是晒的！”陈才肯定地说。
我们三人都没有注意到那楼经过怎样的痛苦而变成了白色，只有红芳时刻注意着那楼的变化，所以她觉得很自然。
在我们都不觉得又很觉得之间，巧玲和红芳来部队已一个月零四天了。在巧玲比红芳发现那米黄色楼体已变成白色要晚的这天，我觉得有些事情都很自然，像那墙一样自然。
也就在这天，红芳提出要回去。当她说出“该回去了”这几个字时，她说得比我们看到那楼体颜色的变化还要自然些，好像是随便说说却很坚定，像那墙一样很自然的由米黄色变成白色，尽管陈才说再住几天，也没有改变了红芳的想法。
走时，我没有给管理员说，就开出小车送巧玲和红芳去车站。
陈才买了好多路上吃的东西，起码够五个人一路吃的。
这天领导交给一个说是很急的材料叫陈才写，陈才没有写，却去送红芳她们。
这回，巧玲一定要红芳坐在我的旁边也就是领导坐的位置。
红芳就坐了，并且要我打开车上的录音机，我就打开了，马上就让一曲《心太软》填充了车内的空隙。
临开动车时，红芳偏过头透过车窗，用目光隔着蒙了一层尘垢的车窗玻璃在那白色的家属楼上粘了一粘就收回了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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