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我以前来过几次，每次都是匆匆忙忙，对北京的情况不太熟悉，这次，我想要待的时间长了，有可能还要长期混下去，对北京应该有所了解了。先去了几个地方，因为听不懂公共汽车上售票员报的站名，经常不是坐车坐过了站，就是提心吊胆的提前下了车，这样败坏了几次胃口之后，我决心不再出去，待在学校里写点东西。一提到写东西，我就想起我写的那几篇玩意，语言无病呻吟，虚构经不起推敲，文字描述粗劣不堪，一写到人际关系就像个外行似的有气无力，然后还把它呈在别人面前，叫他们指指点点，害得我夜里睡不着觉，尽琢磨人际关系到底有多深奥了，到天亮时实在睡不着就起身打开灯，房子里柔和起来，根本找不到人与人之间争斗的影子，我才不知疲倦的如同荷花绽开，心里平静下来，神志清醒起来，不会像以前那样暴躁地走来走去，撕扯自己的头发恨不得连根儿拔掉。我悠悠然在桌前坐下，又开始写起东西。写东西就这样的烦人又丢弃不下，有时没有一点意义有时又有一点情趣，在我们这个学校里，比如你写得比别人出色时，就有不少女孩主动来找你，她们来和你套近乎，如果你长相还说得过去的话，她们会耗上几个小时的时间和你谈论关于艺术与生活有某种联系的另一个方面，在这个方面你可以坐在大庭广众之下观察这转瞬即逝的景象，冥思苦想一番，或者做些诸如婚外恋之类的梦想，跟跟时代潮流什么的。待到学习结束了，也就扼杀了一些最美好的冲动，梦想也随着岁月的流逝，那种短暂的被称为情感的东西就冷却了，梦想成为了怨恨，生活恢复原来面目。但为了那份又痛又甜的回忆，每个人都在做着这方面的努力。当然我在这一方面有自知之明，不但东西写不好，长得也很吓人。所以我一直只有努力写作了，长相是没有办法努力的，只有怪自己的爸妈，别无他法。
我最先认识的是一个叫米的女人，我把她说成女人而不说成女孩，是因为她与女孩这两个字无关了，她已经在不经意间，经历了三任丈夫。米也就变得一点都不像米了，倒像一个土豆。我说她像土豆，主要是她长得太胖了，与玲珑纯净的那种能够食用的米没法比（其实我也很胖，有个女同学说我像一头猪，并且像一头白猪，我当时对她说了句谢谢，还说如今猪在西方国家都是宠物，尤其是白猪）。
米是一个耐不住寂寞的人，整天到处乱窜，没有她不认识的人，所以我认识她纯属必然。我不认识都不行。她只要看到周围有一个陌生人，晚上准得失眠。
是米主动找的我。后来我才得知，她在这一方面能够做到不耻下问，她能将一个陌生人的一切（包括私生活），打听得一清二楚，并且还要强加上她自己的一些臆想，这是她的特长。
她第一次见我，就告诉我，别人第一次认识她，都会猜想她以前可能是电影演员，问我怎么不这样问她。我随口说，我不这样问，主要是不想和他们一样，我想说的是你现在就像个电影演员，何必说以前呢，以前的电影拍得多没劲，尽是些拖泥带水的铺垫，快到关键的地方了，镜头却快得像导演的老婆在受人非礼似的，一晃就过去了，那像现在的电影电视剧，男女一见面，先找个地方上完床后才问姓名。
米对我的回答和分析很满意，她夸我有艺术感觉，今后会成为可造之才。她对我许诺，以后一旦有机会，要把我写的东西介绍给影视界的大腕，让我一夜成名。
我要在北京生存，需要一夜成名的机会。
但米不可能给我提供这样的机会，不是我小看她，像她这样自我感觉良好、自夸其说的女人，一般不会弄成什么事的。就凭她说的一口山西味的北京话里，那股叫人忍受不了的老陈醋味，不把影视界的大腕们逼得想跳楼，那才叫怪呢。
所以我对米的话不抱什么希望。
但米又特别热心，不久就来找我，说是有个姓文的导演看上了我的一篇小说，要和我谈一次。并且她说那个导演导过不少大片，在国际上都有影响。我一听这个导演的名字，对这个享有世界声誉的文导一点都不知道。米说我老土，平时不看电影，当然不知道文导的大名了。我承认我孤陋寡闻看电影电视很少，可能真不知道影视界有这么一个大腕。
每个人都摆脱不了名与利的诱惑。我有时在表面上装得很超脱，但一有名利机会，我心里也会痒痒的，心想着不妨去看看，说不定米这样的人就能办成大事呢。
我跟着米在海淀区绕了好半天，才在一个深藏在胡同里的公寓楼，找到了文导的住处。这时已经到了吃午饭的时候，我对米说，等会再敲门吧，免得人家难堪。米说没关系的，文导没有一点大导演的架子，很随和热情的。
我们敲开门，一个气宇非凡的中年男人打开了门。米介绍这就是文导。我打量了一下文导，怎么着也没法把他和导演之类的人联系在一起，因为在我有限的知识范围里，导演都是扎小辫留大胡子的艺术家派头，我还从小道消息得知，凡是不扎小辫留大胡子的，已经不被承认是艺术家了。这个文导就不像个艺术家。
文导果然不同于我心目中的艺术家，他不但没有一点艺术家的清高，而且比平常人更平常，他很认真地邀请米和我共进午餐。
我扫了一眼他家里的摆设，他家里的摆设却很艺术。我心想在这样艺术的家里吃饭，一般是不好意思吃饱饭的，虚荣心促使我说了句我们已经吃过了饭的话。
米看了我一眼。她的这一眼里有许多内容。我才不想多做解释呢，管她怎么去想。
倒是文导却很热情地说，到他家来，怎么能吃过饭来呢？为了证明他的热情好客，文导还埋怨米说，下次不能吃过饭了再来，到他家怎么能不吃一顿饭呢！
这次的谈话主题主要成了到客人家是吃过饭去，还是不吃饭去，文导对这个问题兴致很高，根本不提我小说的事，我也不好打断他的话题，只好在心里恨我自己，不该说这个谎话，导致错过了一次机会。通过这次见面，我对我的小说改编电影的事一下子上心了，我想我得认真对待这件事了，对米也得改变看法了。
还没有等到米来埋怨我，我就先承认了错误。并且表示过几天再去文导那里，下次去时我保证不再说谎。米见我态度诚恳，没有怪我。
下次又带我去文导家时，我和米的肚子饿得直叫，也坚持着没有吃饭。文导见是我们，还是那么热情，一开口便问我们吃过饭没有。我抢先回答：没有！
文导看了我一眼，热心地说：还没吃饭？！
我很老实地点了点头。
文导说：没吃饭，你们看，从这个胡同出去，往左拐弯，顺着马路边往前走，有家老饭店，饭菜不错，经济又实惠，你们先去吃饭吧。
每当我要用心做一点什么事的时候，总是无法在这一行为可能带来的结果与回避这一行为所可能带来的结果之间，找出二者的差异。我就感到周围的事物都已经失去了平衡，没有了支点，也不可能支撑得住了。
后来，米再来找我，只要一提到改编我的小说这件事，我就烦了。米倒很热心，不断地给我提供信息，说我的小说文导真看上了。我一点兴趣都没有。有次，米竟说到文导提出要买我的小说改编权，问给我一万块钱卖不卖？
我的心动了一下，在一万块钱这个数目的刺激下，我当即表态：卖。当然卖了。
我的心被一万块钱吊着，并且把这个喜讯告诉了我能告诉的所有人，甚至告诉给那个打扫卫生的校工，他对我一直很尊敬的（他在男女厕所里写打油诗的水平，比我们这些学员高出了一个层次），他听了果然很高兴，忙问我能在电影里演个什么角色，弄得我没法回答。那一阵子，我没有少请大家吃饭，如果不是有人在背后说我这人心眼太小，嫌我没有把全学校的人都请上去吃，我还会请下去的。假如不是那个校工话没说对，我会连他也请的，反正我的小说要卖那么多的钱了。
我的心情难得那么好，也不坐在宿舍里看书写东西了，那么费心干吗呀，就常出去走走，不愿坐车去远处，不是怕听不懂售票员的话，坐车还会坐过站或者提前下车，主要是没有目的去哪里。
我转悠的时候想去理个发，马上就有钱了，得像个有钱的样子。我的头发不太好，怎么理也理不出个好发型，但我为此从不苦恼，头发长得再好，发型做得再好，都是给别人看的，自己又看不着，生那份苦恼不值（人家葛优头顶上都秃了，女人们看了他演的片子，还都夸葛优在中国最男性呢）。
一想到理发，我想起前一阵子，有一个男同学洗完澡出去转悠，走到一个发廊前，发廊里的女孩叫住他，要他进去洗头。男同学莫明其妙地摸着自己还没有干的头发说他刚洗过澡，还洗什么头？
发廊里的女孩笑嘻嘻地说，我是叫你进去洗那个头。说着用手指了指男同学，又说了句：是下面的那个头。
男同学吓得跑了。
我们学校所在的这条街道，比较偏僻，还不足二百米长，最多的就属发廊了，至少有二十几个。我原来还弄不明白，在这么冷清的地方，开这么多发廊，谁天天去理发呀，现在才知道，这些发廊还干着“洗头”的勾当，怪不得呢，她们看起来那么有钱，打扮得花枝招展的。
我要理发，才不去那些发廊呢。我听说在公路边上，有摆理发摊子的，便宜，又不会出现其他事。
我注意起公路边上，确实有几个摆理发摊子的，我挑选了一个坐了下来。摊主是一个看上去很有几分韵致的妇女，大约有个三十来岁。她对我的光临显得很兴奋，那份手忙脚乱的热情叫我心想，不就多理一个头，能挣两块钱么，至于吗？两块钱就高兴成这个样子，我一下子有一万块钱要到手了，也没有到这种地步呵！
围上白布，理发推子在我头上已经剪了几下，她才记起问我要理什么发型？
我现在要理什么发型，还能来得及吗？她那几推子，已经叫我没有选择的余地了。我也不注重这些，就说，你随便理吧。
她没想到我这么好说话，激动地说，你这个人真好！
她对别人的夸奖只值两块钱？！
我没吭气，任凭她慢慢地理着。她理发可真慢，我心想着像她这种速度，一天能理几个头？
这不是我要操的心。反正我心情也好，闲着也是闲着，坐在路边上，趁理发的时间倒也能看看风景。我说的风景是可以看到许多来来往往的美女从我面前走过（我很敬重的一个干妹妹有天去爬山看风景时，因为脚扭伤过，我刚好不愿爬山，就说陪她在山下看别人爬吧，她说那就坐在山下看美女吧，美女也是风景。但那天她很勇敢，和大家一起爬到山顶了，所以我也没有看成美女。她的话却提醒了我）。我坐在路边上看风景，何乐而不为呢！
我只顾着看风景，头发几乎要理光了，我提醒那个理发的女人，她才罢手，说了句：今天这头理得真过瘾。
看这话说得。
我给她钱时，她却说她理发不要钱的。
我以为碰上了做好事的，说了句，你是学雷锋呀！心里却疑惑每年三月份是学雷锋的日子，已经过去好长时间了，她咋还这么傻呢？
她笑着说，我才不学谁呢，我只是手痒痒，想理理发，我以前是开发廊的。
这点我能理解，像我们写点东西的人，嘴里说着不写了，却又放不下，手经常痒痒。我深表同情地问她：你怎么现在不开发廊了？
她对我说，你如果答应每天来理一次发，我就告诉你。
每天？这怎么行。我的头发本来就少，每天理一次发，要不了几天下来，她理得实在找不到头发了，还不把我的头皮揭下来，在里面找头发根？
不行！
她和我磨开了：那就三天理一次吧？
三天也不行！哪有这样理发的。我的头又不是猪头，毛越少越好呢。我最后和她达成协议，每周理一次好了。
我的头像个皮球似的，被她每周玩一次。一个个星期梦境般晃晃悠悠就过去了。我所得到的，只是听了一些她很平常的经历，这些经历听得我昏昏欲睡，她为了挽留住我，并且引起我的听趣，不断夸我这人年轻，她问我今年大概有四十出头了吧？我咬着牙告诉她，我今年四十八了，她连说真看不出来，看我的长相不像那么老。
有她这样夸我的吗？我今年才三十三岁？
后来我才得知，她原来开了很长时间发廊，后来嫁了个有钱的老公，老公什么都依她，包括钱可以随便花，就是不准她再去理发（可能是现在的发廊开办了“洗头”的业务，她老公怕她也去给别人洗头）。
看来她是闲得实在无聊，在找乐子玩呢！我还以为占了便宜，理着不要钱的发，看到了世间最美好的风景呢（看来我的那位干妹妹是逗着我玩的，坐在那里看女人不但看不到风景，而且人家都还以为我是个窥视狂呢，这一阵子我看的所有女人都用另外一种目光瞪我呢）。
我干了些什么，连我自己都说不明白。想着该干些正事了，便去找米，问一下那篇小说改编权的事，主要的是惦记着那一万块钱。
米看了我一眼，说：你现在还记起来这事？
我说：不是一直等着文导哪面的话吗？
文导让你等了吗？
不是你说的吗？说文导看上了我的小说，要给我一万块钱的改编费。
我是说过，可你却给别人说，像文导这样的人，别说一万，就是给你十万，你也不卖给他改编权。
我急了：我说过这话吗？
你说没说，自己心里有数。
这不是玩人吗，我什么时候说过种害自己的话呢。这个理现在可以不去讲，关键是不能失去那一万块钱。一万块钱对我来说，可不是个小数目。
我自己直接去找了文导演。
文导还是那么热情。一开口就问我想通了，这么久了才来找他，他以为我不会来呢。
我说，其实一开始我就想通了的，只是等着你这面的话才拖了这么长时间。
文导说，我这面好说，你只要交上一万块钱，我马上让你在戏里演个土匪乙，这次的戏，土匪乙还能说上话的，虽然只有一个字……
这是哪跟哪呀？我打断了文导的话，我问的是我的小说改编权的事。
文导不解地说道：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别跟我玩这些游戏，我可没有时间陪你玩！
到底是谁陪谁玩呢？我就说了米曾给我说的改编权的事。
文导一听，来了劲了，一直追问我和米是什么关系，肯定知道她的下落，他说正好现在找不到米了，上次米在他导的戏里死缠硬磨要演个三等妓女的角色，演完了钱还没付就找不到人了，这下总算找到了一个可以代付钱的人了。
他抓住我不放，非要我付了米演妓女的露脸费一万块钱。
我使出吃奶的劲，才挣脱了他，狼狈不堪的逃跑了。
我气呼呼地回去找米。米却怎么也找不到，问了几个人，都说米已经退学了，听说和那个演嫖客的男人私奔了，算是“从良”。结不结婚，谁也说不准，反正米又不在乎。
米还曾经说过和我是朋友呢，朋友到底是什么呢？有时想寻求别人的支持，我就想到了“朋友”这两个字，最好的朋友是患难之交（至少我经历过），他们要么彻底击败你，要么超越他们自身。悲哀与幸运有时是很难分得清的，然而，每当你要在一个非常有利的方面要一显身手时，给你使绊子的除过你的同事外，就极可能是你的朋友了，因为他最了解你的弱点。
当然我和米还没有达到朋友的份上，但她用甜言蜜语引诱我为一万块钱改编费所冒的傻气，足以挫败我的锐气。
那一阵子我过得没滋没味。我什么事都没有干成，课也不想上，就别提看书写东西了。我唉声叹气，整天待在宿舍里生闲气，看到破旧的桌椅，我的心像深受了旧社会的创伤，见了谁都想诉说一番，可没有人愿听我的痛苦，我气得只有想起二十年前还没成年时有人曾经欺负过我，这个仇一直没有报。现在想起来，我真想去那个欺负过我的人生活的城市跟他寻仇。但想起几年前有人告诉我，那个人已经死于一场车祸，入土多年，恐怕现在连骨头都找不到了。于是我就更加沉闷，我的记忆里不断浮现出以前屈辱的事情，这些事情又没有办法得以解决，我一直在无所事事的陪别人玩着，到头来，我真不清楚都陪着谁玩呢，我的日子在无休止的时光里越过越没劲。我想在后来的这些日子里该干些什么呢？比如我也尝试着，叫别人陪我玩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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